高三历史中国近现代史经典讲稿（版）

第一讲 导 言

一、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特征

近代，只是一个时间范畴，并不是社会发展史上的历史科学名词。在世界史中，从欧美国家来说，近代时期是指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标志着西欧各国近代史开端的，是这些国家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如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英国近代史的开端。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法国近代史的开端等等。但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这样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延续了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在1840年进入近代的时候，不是由于中国社会历史内部自然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熟到了要求取代旧的封建的生产关系，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而是由于外来的侵略战争——鸦片战争，引起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才把中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近代社会。所以，对中国来说，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是中国社会开始步出中世纪，开始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近代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历史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1840年到1949年，一百一十年，所不同的只是以1919年为界，分为新、旧民主革命时期，所以中国近代史的断限，应到1949年止，1840年到1919年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前期。 1．性质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几乎成为共识。

“半殖民地”这一概念首先是列宁提出来的，1915年《社会主义与战争》，首次提出中国为半殖民地国家；1916年以后又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进一步阐述：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不仅有殖民地占有国、有殖民地，还有各种附属国，其中包括“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的半殖民地国家，如中国等。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 “半封建”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851），分析德国1848年革命前的状况，是“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专制的压迫”。后来，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1912年）中将这一概念用于分析中国社会：中国是“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特征：“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同时在农民身边已有一个资产阶级成长起来并在向上发展”。

在经典作家那里，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是作为两个独立概念来使用的。将两半联系起来并用来概括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本世纪20—30年代。

中国共产党中，较早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是蔡和森，1922年9月，《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提出：“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

1926年，《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及德英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

1929年2月，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中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完整的概念：“六次大会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关系和数年来农民宝贵经验，指出农民运动的路线，其主要精神是争取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农村中反地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巩固无产阶级在农民革命斗争中的领导。”

1934年1月，张闻天在《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分析了中国的土地关系，得出结论：中国社会的经济性质是“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经济”，“这种经济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与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关系，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动力”。1934年6月，史学家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明确断定：鸦片战后，中国社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36年12月，毛泽东开始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此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特点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从而使这一概念得以确立。

80年代至90年代初，学术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进行过热烈讨论。讨论中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半殖民地半封建是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其内涵是什么？两半是“同步共生”还是时间上有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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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的趋向怎样？

比较重要的是李时岳《论洋务运动》（1981.3.12《人民日报》）、《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1）等文，提出半殖民地半封建不是统一的整体，它们内涵不同：半殖民地是就国家地位而言，半封建是就社会形态而言，另一半是资本主义。

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不是同时进行的，半殖民地化开始于1840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为半殖民地化的确定时间；半封建化开始于19世纪60—70年代资本主义产生，形成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君主制度。

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不是一个趋向而是两个趋向：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从一个独立国家变成半殖民地的国家，这是向下沉沦的过程；由于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从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化，是向上发展的过程。

这些观点提出的意义：①在思想方法上，由一点论进到两点论，扭转了历史研究领域中长期存在的简单化和绝对化倾向，是一进步。

②在历史观方面，观察历史发展，已将视线从单纯的阶段斗争移注于社会经济发展，即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放在主要位置上。

李的观点并没有完全被学术界所接受，但认识毕竟又向前进了一步。应如何理解半殖半封建社会？

（一）两半具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内涵。半殖民地涉及的是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问题，近代中国，就国家地位而言，既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又没有完全（至少在形式上）丧失独立，故称半殖民地半独立；就社会形态而言，虽然发生了资本主义，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只是在形式上），但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仍然保持着，故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

（二）两半在表述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时，又是一个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整体。①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同时又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使中国成了“半封建”社会。②帝国主义为了自己的侵略利益，保持和支持中国的封建主义，扼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半封建”；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的封建主义的存在又成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基础和支柱，所以近代中国是“半封建”基础上的半殖民地。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在向下沉沦和向上发展两种发展趋向

我们同意李时岳的观点：近代中国存在向下沉沦和向上发展两种趋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从独立国家变成半殖民地，并向殖民地演化，这表现为向下沉沦的趋向；另一方面，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封建经济结构解体，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表现为向上发展的趋向，在这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近代中国人民为追求自由民主独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2．特征

是一过渡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中间状态。其含义包括两点：①1840年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发生，中国已不是典型的封建社会。②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阻绕，中国资本主义始终难以成熟并健康发展，没有成为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近代社会是一特殊的畸形的过渡社会。 第一，近代中国是强迫型过渡

世界各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存在两种比较典型类型的过渡模式：社会内部因素自然演化的自发型过渡，在外部力量的促动下被迫进行的强迫型过渡。后者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被迫中断自己的历史发展进程，移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使原有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发生变化。较之自发型过渡，这种外力强加的过渡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这种外力是以枪炮与战争开路的，是以本国人民遭受侵略和凌辱为代价的。

第二，近代中国是未完成型过渡

日本是强迫型过渡，但通过自身的改革，成功地摆脱了西方列强强加给它的不平等条约，迅速地成为工业国家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中国虽差不多与日本国同时起步（洋务运动），但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始终未能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政治体制变革滞后，自己丧失了多次大好机遇，未能完成这一过渡。 第三，近代中国社会结构长期处于新与旧并存的多重矛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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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经济上：小农经济、传统手工业、旧式商业与资近代工业、金融及商业并存，同时还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成为近代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因素（1894年，外国资本在中国全部资本中占60.7%、1920年占70.4%；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传统农业占主导地位，1920年，近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仅为4.9%，农业占95.1%）。

政治上：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体制是控制中国的强有力因素。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是民主形式下封建专制的复合政治结构，1928年后，是军阀专制，蒋介石国民党一党专制。帝国主义在华政治势力是“看不见的手”，通过不平等条约等特权左右中国政府，成为中国政治结构中不可分离的因素。 文化上：以儒家伦理观和价值观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依旧存在并长期占统治地位，而代表新兴资产阶级意识的新变化也逐渐兴起，表现为各种新思潮及近代文化教育的出现。在输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中，既包括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也包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思想与文化。

总之，近代中国的社会运动表现为双重演化趋势：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与中国封建主义相勾结，不断地加深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与此同时，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并发展。另一方面，中国进步社会力量经过一次次民族战争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阻止了中国社会更进一步殖民地化的势头。其中既有历史的沉沦，又有历史的进步。

近代最有影响的宣传家，也是戊戌维新的领导者之一梁启超说：“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过渡时代，则如鲲鹏图南，九万里而一息，江汉赴海，百千折以朝宗，大风泱泱，前途堂堂，生气郁苍，雄心 皇，其现在之势力圈，矢贯七札，气吞万牛，谁能御之？其将来之目的地，黄金世界，荼锦生涯，谁能限之？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美哉过渡时代乎？（《过渡时代论》1901.6） 梁启超看到了中国近代比封建社会向前迈进的一步，这是一个孕育着新时代的生机与希望的时代。过去，讲中国近代史，常常产生偏颇，好像中国近代只是一部受欺凌屈辱的历史，有人称之为“耻史”，当然，受侵略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这个阶段，旧的封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始被打破，新的因素成长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新因素，中国社会才向前跨进了一部。总的来说就是：近代中国是这样一个过渡时代。

二、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分期问题 1．史学界有关讨论和代表观点

此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教学工作中的一个具有全局性的问题：关系到如何理解和概括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客观规律，如何评价中国近代社会各阶段的作用等问题，一句话：如何确立近代史体系。 西方史学，英国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以冲突时期（1834—1860），屈服时期（1861—1894），征服时期（1894—1911）为线索，其标准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发展。

1954年《历史研究》第1期，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主张以阶段斗争为标准，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中心来确定近代史的分期和基本线索，它认为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封建社会的历史任务，就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不完成这一任务，就谈不上发展资本主义，在旧民主革命时期，农民比资产阶级有更高的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只有农民的斗争，才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

这一表述，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面临的主要任务，突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主要推动力量，曾为史学界广泛接受。

缺陷：失之笼统，难以具体体现现近代社会特点，突出政治斗争，其中又突出人民反抗，一部历史被写成了人民反抗的历史，难以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作出全面概括。

1980年，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1）：阶级斗争还应密切联系社会经济的变动，即资本主义发展趋向来进行考察，中国近代经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四个阶梯。（逐级上升，具有内在联系），针锋相对指出：三次高潮说突出农民运动、贬低了资本主义政治运动，五四前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推动力量是洋务派、资本主义改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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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和革命派，在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目的只能是建立资本主义社会。

李观点的提出，注意到生产力标准问题，为我们从新的角度把握近代中国线索打开了思路。

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3），提出以民族运动作为主要线索的观点，指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近代民族运动是一种“兼具民族独立和社会革新双重要求的混合型运动”。近代民族运动以1900年为并分成两个阶段，前期的民族运动以农民为主要社会基础，后期则以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领导力量。

此观点反映了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特点：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运动。每一条概括都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历史。

2．新角度——近代化

近代化，在英文里就是现代化，现代化研究已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现代化含义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各有自身特点，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模式”。 “近代化”，指中国近代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发展变迁的历程，也即“转型”。中国的近代化是在西方侵略者的侵略下被迫展开的，是与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紧密结合的，是在中西文化的冲撞和冲突中展开的，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从空间看，包括经济技术、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三个层次，从时间序列看经过三个阶段：

①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鸦片战时，林、魏及太平天国的洪仁玕，都提出了学习西方的问题，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这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阶段，是在机器技术方面向西方学习。

②戊戌——辛亥革命，一批批思想家不仅提出“以商立国”，而且还进一步提出政治上向西方学习，提出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的主张，并通过政治运动谋求政治改革，这一时期是近代化的深入，在制度方面学习西方。

③辛亥失败——五四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一部分知识分子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提出人格独立，精神解放，重新塑造国民人格，批判封建的道德思想文化，提出了建立新时代的新文化的问题，这是近代化的深入，思想心理层次。

中国近代化是沿着技术——制度——文化的路向层层深入的。当然，中国近代化充满了艰难、曲折和失败，但正是在这一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近代社会终于摆脱了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处于巨大的社会转型之中。所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如何脱离传统社会，如何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近代化（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也是我们把握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基本线索。

需要分清的是：近代化不等于西化。这是二个不同的概念，近代化是以我为主体的社会变迁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历程；而西化则是以西方为本体的机械照搬，是一种静止的状态。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近代化的思想来源，则是西方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学习西方，又是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国近代，洋务、戊戌、辛亥、五四都不同程度地提出学习西方问题，但我们也将看到，他们既学习了西方，又融和进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因素，中国的近代化又是在自身历史文化土壤上的近代化，具有自身的特点和独特道路。

第二讲 两次鸦片战争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开始 第一节 商品与鸦片——中西冲突的开始

鸦片战争是英国统治阶级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战争虽然爆发在中英两个国家之间，但英国实际上是代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向东方古老的中华封建帝国开战。英国背后是一群虎视眈眈的西方殖民者，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遭遇，代表着亚洲国家的共同命运，所以这一次战争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亚洲各国历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那么，战争爆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应如何来分析这一问题？任何战争都与产生它的政治制度或政治斗争分不开。战争，就是通过暴力继续执行交战国的统治阶级在战前就已经执行的那一个政策。也就是说，发动战争的统治者在战争中奉行的政治路线和所执行的政策，就是它平常奉行的政治路线和所奉行政策的继续。鸦片战争是殖民主义者侵略政策和英国殖民者鸦片政策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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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续和发展的结果。

一．西方殖民者东来和英国的鸦片政策

早在鸦片战争前三百多年开始，西欧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葡萄牙（1514）、西班牙（1575）、荷兰（1601）、英国（1637），先后来到中国，他们是海盗与商人一身而二任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海盗式的掠夺者。葡萄牙于1557年以“借地晾晒”为借口租借了澳门；荷兰于十七世纪初期两度强占彭湖岛，还占据了台湾，直到1661年收回；英国在1637年第一次来中国时，因为请求在澳门与中国贸易没有得到允许，就带着兵船闯进了广州的省河，击毁了虎门炮台，击沉了三艘兵船。1792年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就提出了开放通商口岸，建立商馆，将舟山群岛划一岛屿给英国等无理要求。

从十八世纪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战争前夜，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与古老的中华帝国进行较量时期。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从十八世纪初开始，英国对华贸易已占中外贸易的首位。十八世纪初，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需要进一步扩大市场，那么，当时英国对华贸易的主要政策是什么呢？这就是以鸦片这种毒品打开中国大门的政策。

为什么英国要向中国推销鸦片？直接原因就在中国处于中英贸易的有利地位，1781到1790年，十年中，中国输出到英国的商品，仅茶一项就达九千六百万元，而同期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棉布、毛织品、棉纱等，只有一千六百万元（六分之一）。对西方国家来说，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国家，广大农村对外国工业品没有什么需要，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入有着顽强的抵抗力，因此英国不能用工业品来换取中国的传统商品，必须用白银来购买。许多他们认为廉价的工业品，在中国找不到销路，因此，他们开始大力推销鸦片。

向中国推销鸦片是英国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1773年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1797年，又取得了鸦片制造的垄断权，英国用强制或垫款的方法，在印度推广种植鸦片，由政府官员在加尔各答市场标价拍卖，交走私商人贩往中国。这样，通过推销毒品，换取的是它们所需要的中国茶丝的购买资金。从十八世纪后半期到1840年，鸦片在中国的销售量直线上升，最初每年二百箱，1790年突破四千箱，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平均每年四千箱以上，价值

四、五百万元，二十年代以后，销量恶性膨胀，到鸦片战前，达三万五千余箱，价值两千万元。英国商人从鸦片贸易中获取的是巨额利润，据估计，这种贸易在鸦片战前的半个世纪中，为数为五亿元，其中三亿元是利润。更重要的，是通过鸦片输入，解决了他们长期无法解决的贸易平衡问题。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鸦片走私已超过中国丝茶出口价值的总和，中国白银外流。中国白银外流，至晚从1817年开始，1833年一年的白银出口，就将近一千万两。

对英国本国工业资本家来说，通过“三角贸易”扩大了市场，鸦片贸易是东印度公司进行的，与英国政府有有密切关系

英国强迫印度生产鸦片，换取白银，借以扩大英国工业品在印度的销路。印度用种植鸦片的收入购买英国纺织品，英国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茶丝，运销英国和世界各地，形成三角贸易：

英国一箭双雕，把自己的纺织品在印度推销，又从中国取得了茶丝，1814—1835年，英输到印度的棉纺织品，从不到 一百万码 增到 五千一百万码 ，1793—19世纪30年代英国购进中国的茶叶，从 一千六百万磅 增到 三千万磅 以上，1833年英国的茶叶税收高达三百三十万镑。 鸦片走私对中国人民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

总之，从双方政策可以看到，战前，古老的中国正面临着有三百年殖民经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中国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形势，单纯采取闭关政策进行抵抗。1833年，东印度公司专利权取消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力量增长，他们除了推销鸦片外，还希望扩大市场，他们恼火的是：市场对他们是关闭的。1830年，驻广州的英国商人呈递下院的请愿中说：对华贸易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贸易，现在该把对华贸易置于“一个永恒的、体面的基础之上”，“马嘎尔尼出使中国的失败也许能有力地提醒贵院，任何高尚的外交手腕，在中国都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希望进一步通过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可见，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是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也是英国资本主义扩张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与禁烟政策

1、闭关政策：一种观点认为闭关政策虽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却有自卫作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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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五四运动》：闭关政策起了民族自卫作用，因为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有权规定在对外贸易上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这一政策是当时中国方面所可能采取的必要的自卫措施。汪敬虞《论清代前期的禁海闭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2）：它有防止外国侵略的一面，在当时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它的必要性，不应一概斥之为愚昧无知和妄自尊大。

上述观点立足于它是独立国家对早期殖民者侵略行为的一种回应，肯定了它的正义性，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上场来看的，但忽略了这一政策产生的基础和影响，我们应从历史的发展中认识这一问题，从具体内容和环境出发，看看它底有没有起自卫作用： （1）内容：

A．海禁：清初，因东南沿海郑成功等领导的反清斗争，清于1656年实行“海禁”，沿海人民不许航海贸易，不准下海捕鱼，不准耕种濒海田地，还有“迁海令”：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1684郑氏败亡，清廷开放海禁，1685年开放广州（粤海关）、漳州（闽海关）、宁波（浙海关）、云台山（连云港、江海关）四口进行贸易，1757年乾隆又封闭三关，只开放粤海关一口贸易。

清政府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出于一种防范猜忌心理。正如马克思所说：“推动这个新的王朝（清）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B．防范外国人

清政府曾多次颁布条例、章程，对来华贸易的外商进行限制，1831年公布的《防范外夷规条》、《防范夷人章程》，对外国人的商人活动，居贸期限、场所、行动范围、华夷交往都作了规定。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每年阴历

九、十月份必须回国；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行商为之，特别建造的“夷馆”里，其生活、行为由行商负责照管，外商不得任意外出闲逛，不许民人出入夷馆，外商置买货物必须外出者，须有行商或通判（翻译）亲自伴随。

这些内容，具有保护外商安全和监督其行为的双重用意，保障国家安全和保护外侨安全，是一个主权国家应有的职责，但如此过分的办法，则反映了清政府的专制和无知，缺乏有效的管理的手段，它的核心是维护天朝体制。（把外国人一律视为“蛮夷”）

当然，章程中也有一些正当内容：如夷船到中国后，不入口纳税、走私漏税的，立即予以驱逐，禁止偷运枪炮到商馆，夷船停泊的地方，派兵丁加强巡查等„„

C．限制对外贸易：一是体制上的，在广州设立公行制度，公行是经清政府登记认可，由专营对外贸易的行商组成的垄断性组织（承包），有包办一切进出口贸易的独占权，同时向清政府承担义务，担保外商缴纳税饷，负责约束外人在广州的起居行动，充当清政府与外商间一切交涉的中国人，通称“十三行”。但不固定，1720年成立公行时，有16家，最少时4家，最多时26家，只18

13、1837年是13家，公行制度是一种官商垄断外贸的制度，其作用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有政治的。

D．商业和文化的限制政策：粮食（包括豆类）、铁、硫璜、硝是严禁出口的，丝和丝织品、茶叶、大黄的出口是有限制的，即必须通过行商卖给外国人。如果直接出洋贩运，就是“通夷”，商人治罪，茶叶入官。限制中国商人制造海船，只能双桅，载重不得超过五百石，舵、水人不得超过28名，不许租给他人或租用他人之船，严禁在外国打造船只，带回中国，禁止华商到南洋贸易，禁止中国史书出洋，禁止中国人教授外人汉文，否则即视为“奸民”、“汉奸”，严肃治罪。

从上述内容来看，闭关政策本质上与独立国家通过对外贸易的管制以保护本国经济的政策是不同的，它不仅限于对外贸易，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带有与世隔绝和盲目排外倾向的封建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产生的基础：

自然经济是它的经济基础，在自然经济下，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田赋（盐税）、工商税收只占极少部分，所以使统治者感到对外贸易可有可无。1793年，乾隆皇帝给英王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反映了这种自然经济下产生的封闭心态。

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天朝上国”观点，是这一政策的思想基础，在封建社会中，中国与邻国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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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往，是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外人是“夷狄蛮貊”，使者来到中国，是“输诚向化”，“万方来朝”，在这种心态下，不仅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野心视而不见，而且在对外打交道时也斤斤计较于“礼仪”问题，把“通商”作为一种施于“蛮夷”的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1834年，英国派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第一监督，负责通商事务的两广总督卢坤，末究诘其来华目的，却震怒以“平行款式”递交文件，1838年，英驻华商务监督义律递交文书，封面上无“禀”字，两广总督邓廷桢即“原封掷还”。

（2）从后果看，闭关政策并没有起到抵制侵略的作用，但对内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①阻碍了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使中国真正落伍。

中国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国内外市场，需要原始积累，清的闭关，把中国封闭在自给自足的圈子里，控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原始积累不可能，中外科学文化交流更不可能，把外国的东西一律视为“奇巧之物”，不屑一顾。 ②助长了妄尊自大、盲目排外的心理，拉大了与世界的距离。

以中国最为自豪的农业为例，到1840年，千年的耕作方式基本没有变化，全国人均粮食仅 200公斤 左右。而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部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

纺织业，中国手工纺织，纺纱女日产五六两，高的不过十两。美国，1825年每个工人看管200个纱绽，日产1000绞棉纱。

1825年，英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1840年全世界的铁路总里程达9000公里，而中国这时却还不知铁路为何物。 2．禁烟政策

道光年间，烟毒泛滥，白银外溢，清统治集团提出各种对策。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一派人主张弛禁，对鸦片妥协；一派人主张严禁，彻底消灭烟毒”。此后，人们都沿此说法，把清统治者分成弛禁派和严禁派。

近年来，有人撰文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质疑：他们根据清官档案进行分析，讨论有29份奏折，（1838年）认为当时在禁烟问题的讨论中，认为鸦片造成银价之昂贵，基本上都同意严禁鸦片，只是在如何更有效地禁绝鸦片的政策措施及打击重点方面有分歧，并不是禁烟与“反禁烟”的争议，也没有形成严禁弛禁二个政治派别。当时有的主张禁贩烟者，有的主张禁烟船入口，有的主张严海口之禁，有的主张严惩官吏中的吸烟人犯。1836年，许乃济则提出允许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允许内地人民种植的方案，这是一弛禁方案。除两广总督邓廷桢有赞同意向外，没有得到其他响应者。（所以没形成派）

道光皇帝是主张禁烟的，1821年（道光元年），处分了夹带鸦片的广东洋商，道光二年严谕广东及各省督抚查禁银两出口及鸦片进口，1824（道四年）严令两广总督妥议严禁外商以货易银及进口鸦片的章程。十八年（1838）发布“著步军统领衙门及各直省督抚严惩贩烟吸烟人犯”，决心进行综合治理。

此后，除西藏外，全国掀起了查缴烟土、烟具的高潮，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广东收缴鸦片烟土、烟膏83.5万两；除广东以外的各省区内，查获了鸦片烟土八十多万两，处理了一批烟贩和吸烟犯。 屡禁不止的原因：

①鸦片是通过走私进行，在鸦片战争前夕的这场禁烟斗争中，主要矛头是针对贩烟、吸烟，事实上，当时走私进来的鸦片就达8.1万箱，每箱一百至一百二十斤，收缴的只是一个零头。

②统治机器贪污腐朽。京官中有十之

一、二，地方官中中有十之

二、三，县衙门中有十之八九吸鸦片，军队官兵也吸鸦片，广东水师不仅吸鸦片，而且还受贿，缉私船成了走私船，不从根本上改变统治机器，鸦片难以禁绝。

马克思：“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仃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第二节 鸦片战争时期的“和”、“战”之争 一．关于林则徐和琦善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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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在影片《鸦片战争》最后：琦善也被罢免，他对林则徐说：你将被后世称颂，我将背一世骂名。„„这实际也正是对二人的基本评价：林则徐坚决禁烟和抵抗，受到称颂，被誉为民族英雄，琦善因打击林，主张妥协，在主持广东中英谈判期间，不事战守，背卖国罪名。

实际上，史学界很早就有人为琦善做翻案文章了。30年代， 蒋廷黻 先生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琦善与鸦片战争》，为琦善的“主和”辩护，说他对英人的认识（兵力、能否战胜）“远在时人之上”，“琦善仍是半知半解，但时人简直是无知无解”，说战争第一个阶段，义律向琦善提出“穿鼻草约”，蒋认为这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南》完全割香港，《穿》尚保留中国在香港收税的权利；《南》开五口通商，《穿》仍是广东一口通商；《南》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穿》赔款600万元。蒋称赞琦“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缺陷是他没有提到中国自强问题，使他不能取得与曾左李同等地位，还说林则徐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

199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开篇就是从“琦善的卖国”说起的，作者否定了定琦善为卖国的几个证据，说明琦善主张安协，但责任并不在他个人，只是做了“道光帝的替罪羊，而且还做了中国旧有道统的替罪羊。”

也有人撰文否定林则徐，说林则徐坚决抵抗是盲动，明知中国弱还要打，结果越打英国索价就越高。

二、关于“和”、“战”的评价

这是涉及到人物评价问题（历史环境和个人承担责任的问题），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和与战的问题，这里仅谈“和”、“战”问题。明知是弱国要失败，是“打”还是“和”，为什么？历史上有战而胜的范例，也有先“和”后胜的成功例子，“战”是一种民族自卫，反侵略的手段，“和”只是一种策略，不是目的，对战与和的评价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环境。

（1）对于被侵略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来说，当遭受外来侵略的时候，抵抗是无可非议的，只有通过抵抗，才能动员民族精神，团结民族力量，这个民族才会立于不败之地，这种精神和力量正是日后内部革新自强的动力。如果不抵抗，开门揖盗，只会造成民族的涣散，丢去民族精神，一旦失去这，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日后振兴的能力。

（2）讲“战”并不排斥“和”，但求“和”一定要讲时机，要在真正知乙知彼的基础上讲和，“妥协”、“和”不是目的，而只能是一种策略或手段。琦善在中英交战一开始就主张妥协，是不是对英国充分了解了呢？是不是当时讲和就能争取有利时机呢？并不是如此，英国的目的是打开中国的大门，开辟扩大海外市场，战争是蓄谋已久的。义律向琦善提出“穿鼻草约”，但英国政府并不满足，义律因而受到巴麦尊的斥责，可见英国的野心并不仅于此，在这种情况下，琦善的讲和、妥协，实际上是“畏敌”。

60年代以后，有一位洋务思想家郭嵩焘，也主张对西方讲和。第二次鸦片战后，各国对华采取“合作”政策，洋务运动开始，时机对中国是有利的，郭主张利用时机学习西方，走自强之路，今天看来，不能不佩服他的眼光。

（3）人无完人，评价人物不要一味拔高和贬斥。林则徐在当时面对强敌是主战的，他比别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立即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认识到了当时西方国家已与蛮夷不同，要向西方学习。当然，林则徐也因不了解敌情而犯错误。比如：林要英国鸦片贩子交出鸦片，英商务监督义律代表鸦片商人交出，这并不意味将遵循中国的法令，而是将鸦片商人的货物变成英国政府的财产。另一方面，义律马上向英国外相巴麦尊写报告，呼吁武力报复。 1940年10月1日 ，英内阁会议作出派舰队到中国的决定，1940年4月议会讨论。对这些，林则徐当时没有觉察，他在虎门销烟后虽也意识到可能会开“边衅”，但是认为他们“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技于内港”，“粤省重重门户，天险可凭”，对敌早有预谋，且早有计划之事估评不足。

这一切，实际是当时官僚的通病。

（4）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战败屈辱，其责任决不在“战”，而在政治的腐败、软弱，在统治者味于世界大势，将责任归结到一人身上是不对的。（个人行为离不开环境的制约） （5）不要脱离时代环境评价“战”与“和”

日本在中国的鸦片战后，主动开关，避免了战争，同时又派出庞大的使团到西方游历，开始了开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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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强的历程。

一鸦时，清统治集团对西方一无所知，统治集团中除林则徐等少数人外，均没意识到自强、向西方学习、开放的问题，所在这时少数人提出“和”，并不是一种策略，只是对船坚炮利的一种恐惧，如果不战而降，中国也只会陷入被奴役的深渊，成为完全的殖民地。

对中国来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英国人看来，中国与日本不同，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广大的市场，又非常顽固，只有用战争才能轰垮。从马戛而尼来华起，英国经过数次交涉失败，也感到不用武力打破这种“天朝体制”，英国对华关系就不能发展。战是不可避免的。30年代，英已绘制了地图、胡夏米提出了作战方案，在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垄断权后，工业资产阶级上台，主张对华作战，打破天朝体制是现象，实质则是为扩张扫平道路。在这种局面下，林则徐的“战”，表明了中国不屈服的气概。1873年，马戛而尼来华，就提出6点要求，不是一般地谋取商业特权，要求给舟山附近一独立小岛以存贮货物、居留，禁止对英商任意征税。

第三节 战争的性质与失败原因

一、如何分析鸦片战争的性质？ 几种主要观点：

通商战争论：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原因是由于“贸易的扩张超出了旧的广州制度所限制的范围”。

鸦片战争论：丁韩良《觉醒的中国》：“是为了迫使中国人同意继续进行不道德的贸易而发动的。”（鸦片贸易）（美国传教士，1850年来到中国，同文馆教习，在中国50多年）

当时清政府的看法：道光皇帝1840年9月把林则徐和邓廷桢撤职，上谕中说是由于林禁烟无效办理不善，使英国军舰反而到中国沿海进行侵略。把战争的责任推给林，“禁烟引起”。

西方影响最大的是“通商”战争说。在这种观点中，认为英国的最初目的仅仅是为了扩大贸易，而这种目的在中国受到了极大地阻碍：这就是清政府实行对外贸易的限制政策（行商制度），认为这是中外冲突的症结所在。这种观点是站在英方立场上说的，是不公正的，事实是：清政府采取闭关政策，实行行商制度，对来华外国商人实行约束，但这一制度并没有真正限制住外国人，外国人大多通过走私贸易，来摆脱公行制度的束缚。从行商来看，对外商进口商品采取“承销”方式，但往往卖不出去，再加上官府的勒索，所以从18世纪70年代起，行商破产者开始增多。所以当时与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商人说：“从1829年起，除了东印度公司以外，没有一个外国商人是照着中国人的告示做生意的”，他们“早在1842年条约被迫开放口岸以前，就将中国对广州对外贸易的限制大部分破坏了”。

当然，这种突破还是不合法，对英国资产阶级来说，对任何扩大商品输出的事物，不管阻碍作用大小，都必须除之，“闭关”的约束是他们发动战争的一个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 是否“鸦片贸易冲突”引起：

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的最大问题是中英贸易的不对等，英国逆差，工业品难以打开在中国的市场，鸦片贸易是英国作为平衡中英贸易逆差，使贸易得以持续进行的一种手段而出现的，印度种植鸦片，流入中国，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从中取得专卖收入，印度成为英国工业品的市场。

中国的禁烟，引起鸦片走私商品的恐慌，他们积极鼓动英国政府对华宣战，鸦片战争有保护这些鸦片利益集团并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意图，但不是全部。鸦片贸易冲突只是中英战争的导火线，因为它并不能解决一个核心问题：英国工业品在中国滞销的难题。

当时的英国，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扩张、争夺殖民地，取得特权，在特权的保护下，扩大市场，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中期发展阶段的显著特点。18世纪60、70年代—19世纪30、40年代的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获得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棉纺织业，通过1832年国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在国会中占主导地位，意味着他们可以直接运用国家力量为其利益服务。在同一时期，（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了一系列对外扩张战争，占领新加坡、缅甸，阿富汗，还在印尼、印度、伊朗与荷、法、俄进行争夺。鸦片战前，英国曾三次遣使团来到中国，提出领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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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1792年，以补贺乾隆八十寿辰为名，派马戛尼使团来华，提出开放宁波、舟山群岛，天津为通商口岸。在北京设商馆，把舟山群岛一海岛划给英国等，遭乾隆驳斥。马认为中国不堪一击。

1816年，派阿美士德使团，要求驻使北京，开放北方通商口岸，但由于觐见的礼仪问题，与清廷争执不下，阿美士德等人坚持不行跪拜之礼，被清廷逐回。

1832年，英东印度公司又派了一只船——阿美士德号，船主林塞，化名胡夏米，由武装保护，70多人，从澳门北航，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刘公岛、朝鲜、琉球，前后一年零七个月。他们以贸易和传教作幌子，调查了沿海驻军情况，绘制了航海图，探测了长江和黄埔江的水道。实际是为战争作了准备。 鸦片战争的实质，鸦片冲突是现象，是英国资产阶级实行殖民侵略和扩张的结果，是以“暴力为基础对殖民地进行原始掠夺的战争”。

二、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

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落伍并不就一定失败，落伍加上政府腐败，才一定失败） 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多种因素：战争的正义性，人心的向背，军事的实力，国力和地理条件等，指挥战争的人不能够超越这些客观条件的许可的限度去乞求战争的胜利，但是，人们可以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胜利。

中国有取胜的条件：战争对英国来说，是侵略战争，当时的中国是处于被侵略、自卫的地位，清政府从决定严厉禁烟到须导组织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战争在中国本土进行，占了地利，易持久，英军是远途作战，易疲劳，因此是希望速战速决。 中国本土军队有八十万，英军七千，战争结束时，兵力增加至二万。

不利因素是武器，当时清军使用的是鸟枪，是明代引进的“佛郎机”等火炮样式制作的（射程 100米 ），当时英军已使用前装滑膛击发枪，射程 300米 ，武器落后了200多年。

船：英军均为木制，风帆动力船，但英军战船为远舰需要已用钢片等金属材料包裹，防蛀、防朽、防火，船上装炮10至120门不等，同时也开始有少量蒸汽动力的铁壳轮船，当时清朝有福建、广东水师，目的是对付海盗（海岸警卫队），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海军，因此船小，正在服役的船150艘左右，但船小，炮少，不超过10门。

武器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主要在于领导这场反侵略战争的是清政府，它无法真正担负起领导与组织反侵略战争的任务。

首先，表现在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昧于知己知彼，表现之一：对英国早就准备对中国采取武装侵略的阴谋毫无警惕。

清政府所以决定厉行禁烟，主要是从两方面考虑：（1）由于鸦片走私、白银外流，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黄爵滋说：“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2）由于烟毒泛滥，使包括清政府的士兵都有吸鸦片的，丧失了战斗力。军队是统治者的支柱，如今军队都被鸦片腐蚀了，就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了。林则徐说：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为此，清政府决定禁烟。清政府采取厉行禁烟的措施是正确的，但清政府当然不可能知道，鸦片政策，是英联邦驻印度殖民政府制定的，也是英国政府所制定的，战争前夕，中国每年有一千一百万元的白银流入英国，英印政府的财政总收入至少有十分之一来自对华鸦片贸易。当清政府禁烟之时，英国是不惜为此进行战争的。 其次，实际上是早有迹象，英国多次派船只在中国沿海测量航道，绘制地图，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最突出的，就是道光十二年（1832年）的“胡夏米”事件，这艘船的侦察对英国发动战争起了极重要的作用。第一，胡向英国政府提供了中国沿海重要情况，上海、厦门、福州、宁波，为《南京条约》英国提出五口开放提供资料；第二，胡主张对中国使用武力，以打开中英贸易的僵局。1835年给英国首相巴麦尊的一封私人函件中说：中国内部非常腐朽，软弱可欺，“依我看，只用三个多月就可以武力解决中国”；第三，胡还提出了一个具体的作战方案，提出英国本土和印度舰队联合行动，提出利用季风，二月时集结舰队，四月中旬开始行动，路线上主张先打天津，因天津离北京近，可以早日逼迫清政府结束战争。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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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后来基本就采取了胡的建议。所以英国对中国发动战争是早有准备并决心打到清政府投降为止，不过是在寻找时机与借口罢了。禁烟问题就成为他们挑动战争的导火线。

表现之二：由于不了解世界，不了解英方，致使许多将领根本不懂得近代战争，他们既盲目虚骄，一旦遇敌又畏敌如虎，在具体战略战术上，缺乏通盘策划。而造成统治阶级和大多数士大夫昧于世界大势的原因，就在于闭关自守政策，以及由此造成的盲目自大的心理，他们完全不认识近代英国已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蛮夷”，由这种认识导致了历史错误，只能承受现实冷酷的报复。领导战争的统治集团在这种心理与认识支配下指导战争，如何能胜利呢？

“知己知彼”，是战争取胜的重要条件，以上两点可以看出：清政府是在不了解对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的。

表现之三，清政府不是一个团结抗战的政府。在敌人侵略面前，清政府内部分成抵抗和投降两派、抵抗派多是清政府内声望较高的大臣，而投降派派多是清政府的权贵，政治势力雄厚，道光皇帝则动摇于抵抗与投降派之间，使战争呈三起三落状态。

抵抗派的代表是林则徐，闽浙总督邓廷桢，壮烈殉国的爱国将领、死难虎门的关天培，定海的总兵葛云飞，吴淞的陈化成（江南提督）。面对侵略者，他们一是积极组织抵抗外来侵略，林到广州后，料到禁烟可能会引起外国的武装侵略，因此他在禁鸦片的同时，就着手整顿水陆官兵，他积极设防，从外国购买西洋大炮，购买外国船只，准备组成一支海军；二是能够依靠群众，他相信“民心可用”，招募渔民、蛋户、丁壮几千人，编为水勇，他们有一种清醒的对比。

投降派：以穆彰阿为首（首席军机大臣），再有一些亲贵权臣：直隶总督琦善、奕山、伊里布、耆英等，他们是抗英斗争中的媚外投降派。琦善从1840年9月在天津口外和英国接触以后，就形成了一套投降理论，他为敌人的船坚炮利所吓倒，反对抗战：“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边衅一开，兵结莫释”，认为作战会“费饷劳师”。在大角和沙角战役中，说“我不撤兵，必为彼所败，不如姑退，收兵入城，以为讲和地步。”其次，他们不仅不相信群众力量，而且与人民为敌。琦善到广州以后，“一切反前任之所为，谓可得外洋之欢心”，军事上撤防，裁减水师兵船三分之二，还把人民看成汉奸。

抵抗派的力量是很微弱的，他们占主导地位的时间从1840年4月战争开始，到1840年8月，也就是英军占领定海到天津后。1840年8月，琦善跟义律在大沽口会谈以后，投降派开始抬头。1840年10月林则徐、邓廷桢被撤职，林离开广州以后，投降派占了上风，以后，虽然也有过命令坚决抵抗，统治阶级中也还有抗战的爱国官员，不少爱国将领也还继续组织抵抗，但始终不能阻止投降的逆流。

总之，掌握战争领导权的人昧于世界大势，不仅盲目虚骄，而且畏敌如虎，和战不定，被动挨打，压制抵抗派，使中国最有利最积极的因素无从发挥。具体战役上，清朝军队武备废驰，昧于近代战术。加上一些将帅临阵仓惶，造成许多场合望风即溃的可耻现象。

第四节 第一次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联系与区别

A、第二次鸦的目的是扩大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权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

B、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动者是英、法两国，美、俄则以调停人身份从旁助战，获取权益。

C、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扩大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特权：扩大通商口岸，免纳内地税，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由英人“帮办税务”，各国公使驻京。

D、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有林则徐为代表的抵抗派，道光还曾“宣战”。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高领导者咸丰的指导思想是：“因势利导，相机措词，暂为羁縻”，英方一动用武力，马上妥协，惶惶不安的，不是主权丧失，国家危亡，而是公使入京，有损自己的尊严，想为此而“罢约”，甚至以“全免课税”为条件修改，统治集团中也没有出现抵抗派。僧格林沁虽进行抵抗，但是从盲目自尊心理出发的排外行动，因而八里桥一仗，他首先逃跑。其他与英法办理交涉的桂良（大学士）、花沙纳（吏部尚书）、户部侍郎文祥等，都有一套投降理论，认为英法“船炮迅利”，国家内匪未净，（心腹之害），只能投降。 E、影响：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第二次鸦片战争则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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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是一强大冲击，但中国社会对这一冲击表现了顽强的抗拒能力，经过大的冲击之后，似乎又很快恢复了平衡，英国工业品的输入并没有什么变化，要使中国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就一定要破坏中国的自然经济，这不是一次战争就完全能力到的。一鸦并没有从根本上能动统治者，不寻找原因，采取驼马政策，战后十年清政府没有采取什么新的措施，国内没有采取什么很大变化，白白过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商品输入增加，地区扩大到中国北方，1877年后，入超成为一种趋势，开始了早期资本输出，自然经济解体加快，洋纱代替土纱，使传统棉纺手工业遭到打击。统治集团发生分化，洋务派出现，中国开始了早期工业化。

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它使中国从天国中心的主宰位置，变成了另一个体系（资本主义体系）中被主宰、被控制的国家，中国将面临着整个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解体的强度催化剂，迫使中国在民族危机和内部政治危机的情况下走上了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制度与如何理解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问题

一、不平等条约制度

近代共签定了多少不平等条约？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列入条约1182件。《中国对外条约辞典（1689——1949）》（1994年吉林教育出版社），补充了王书所遗漏的，新增了174个，总数1356件，但未说明有多少是不平等的。

不平等条约的标准：条约内容侵犯了、损害了我国主权和国家民族的具体权益。

有学者估计：历届政府于22个国家签定了745个不平等条约，其中清政府从1841年5月——1912年2月共70年，签定411个；北洋政府1912年3月——1927年5月，签定243个；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9月——1949年6月，签定91个。

“不平等条约制度”是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提出来的，也就是把不平等条约作为一个体系来研究。之所以称“制度”，包括二层含义：①这些条约所提供的法规和各项权利，使列强在华特权得到了保护；②它打破了“天朝体制”，通过它，列强在中国建立了皇权之外的“准统治权”。

不平等条约制度形成于19世纪40——6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开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真正形成。 第一次鸦片战争签定了一批不平等条约，确定了后来整个条约制度的基本内容：割地、赔款、通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租地造屋、五口通商地传教等，这些内容为后来的种种延伸准备了前提。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过《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定，列强的特权得到扩大，并增加的新的特权：外人管理中国海关权、内河航运权、鸦片贸易权、苦力贸易权、内地传教等。不平等条约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内地、北方，实现了马戛尔尼来华时提出的要求，意味着列强消除了对华进行殖民侵略的障碍，中国则被全面地置于条约制度的约束范围之内。

马士所著（曾长期在中国海关做事）《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一书中说：“直至1939年为止，使西方国家听从条件方可允许双方关系存在的是中国；自从1860年以后，把和中国共同来往的条件强加于中国的却是西方国家”，“条约中的各种原则，半个多世纪成为支配中国对外关系的常规。” 不平等条约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标志。

二、如何理解西方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

历来存在尖锐的观点上的对立，有的西方文人歌颂它，说它是“到东方传播文明，开化野蛮人，为东方人民造福”。我国学术界出于政治上对侵略者的痛恨，在很长时期中，对它是以简单的否定代替科学分析。近年来有了变化，较多人认为它有“历史不自觉的工具”的一面，具有“双重历史使命”（参考郑家馨：关于殖民主义双重使命的研究，《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如何理解？

(1)．我们所讲的历史范畴，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的发展，使其具有扩张性，这时殖民者的东来，是为了推销商品、掠夺原料和财富、扩大市场，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完全总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为了达到卑鄙的目的，西方殖民者往往采取卑劣的手段，或用暴力，或者强迫被侵略国统治者签订不平等条约„„给被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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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2)．马克思在深刻揭露殖民罪恶的同时，还指出了伴随着这一进步的是西方殖民统治客观上对东方社会的改造作用，并对这种改造作用作了科学的界定：“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3)．殖民主义统治为什么会对被统治国社会起改造作用？因为伴随其而来的是资本主义文明，这种文明高于东方国家的封建主义，因此会对它产生影响。在人类历史上，落后文明常常要接受先进文明的影响，“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如果征服者文明高于被征服者，结果就相反。这是一条规律。

(4)．如何理解破坏性使命？被侵略国家往往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根基比较牢固，生产力发展受到束缚。西方殖民者把这些亚洲国家变成它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在摧残亚洲国家现有的文明、财富的同时，会瓦解这些国家的自然经济的根基，迫使这种桎梏经济发展的旧结构解体。“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这就是破坏性使命的含义。

(5)．如何理解建设性使命？殖民地宗主国家侵略落后国家之后，为了开拓市场、掠夺原料产地、降低成本，获取更多利润，往往会在被侵略国家投资办工业和交通、电讯事业，这就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等等带到了被侵略国家，使这些国家产生了工厂、铁路„„马克思称此作用为“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基础。”

(6)．无论是“破坏性使命”还是“建设性使命”，都不是西方殖民者的主观愿望，而是它的部分行为和政策措施的客观效果，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西方殖民者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7)．从后果和影响来看，①西方殖民者对落后国家的侵略，促使那里封建经济结构解体，刺激了那里资本主义的产生，从而使打破了这些国家封闭落后的社会结构，为现代化提供了一定的条件。②西方列强的侵略，又使落后国家的经济呈现依附性的畸形、片面的发展，单一产品制，出口加工，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还扶殖和保护落后国家的自然经济，使落后国家的经济呈现先进工业与落后农业共存的二元结构状况，使被侵略国家民族工业难以独立地发展壮大，这又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困难重重的根本原因之一。 就近代中国而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经济解体，刺激了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同时，又通过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内市场，掠夺了中国大量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掠取了巨额货币资本。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在一头为其自身积聚了资本，在另一头为中国人民带来了贫困。其结果，是小农经济虽然分化但终因贫困化而未能彻底瓦解旧的经济结构；资本主义虽然产生但又终因市场、原料、资本的种种困难而难以迅速发展。

全面理解马克思的话。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来讲，提供的只是“物质前提”，只是“刺激作用”。这就涉及到更深一步的问题。中国现代化是否仅仅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到底是怎样出现的？

外部影响仅仅是提供前提，提供条件，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如何发展，归根到底还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这就是近代中国人民的社会革新以及为寻求民族独立与富强而进行的一系列探索与奋斗，这才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真正推进力量。

“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印度人民要根本改变自己的地位，必须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三讲 太平天国运动（上）

一、研究概况

在清未就开始了，最早的是张德坚：《贼情汇纂》，把太平天国作为敌情来研究。

韩山文（瑞典传教士），1847年来华，在广东东部和南部的客家人中传教，1852年在香港结识洪仁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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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回家乡教书，起义时未能赶上太平军，1852年到香港），根据洪仁玕的口述写成《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起源》（译成中文《太平天国起义记》，1854年在香港出版），后洪仁玕从香港到上海，再到天京，其路费就是韩提供的。

呤唎（英国水手），1860年进入太平天国，在李秀成手下做事，写过一部书，译成中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清革命时，也从自己的斗争需要出发，探讨太平天国，较早的是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专门为其作序，称洪秀全“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突出其反清思想。 20世纪30年代，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献（包括印书、文告、文书、时人记载）大量发现并出版，其渠道一是来自国外，由一些学者、留学生抄回，另一是档案文献，故宫博物院出版了《太平天国文书》，促进了研究的深入。影响比较大的有：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太平天国史丛考》；简又文《太平天国广西首义史》：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此外，范文澜于1945年撰写《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用阶级斗争观点探讨太平天国，即将其视为农民反封建斗争的第一部著作。

建国后，太平天国研究深入发展，1951年，太平天国100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1956年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后广东花县成立洪秀全故居纪念馆，广西桂平建立了金田纪念馆。还后出版了一大批资料（一千多万字），研究成果（专著，通俗读物）一百多种，研究文章几千篇。

其中主要的有：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人民1979年），吸取各方研究成果，详细而清晰地论述了太平天国的全过程。

茅家琦：《太平天国兴亡史》（上海人民1981年），运用资料比较准确，考订了一些史实，在注意研究各家观点的基础上又提出自己的见解。

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上中下三册（199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40多万字，是目前国内最完备的一部太平天国史学术著作。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四卷本（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代表了太平天国研究的最高学术成果。 有人估计：有关讨论太平天国的问题有50多个，其中比较主要的有：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和政权性质、太平天国的各项制度和政策、军事斗争、《天朝田亩制度》和平均主义评价、天京事变、《资政新篇》、洪秀全及太平天国主要人物、失败原因和意义等。

太平天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预设了它是一场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的性质，于是出现了评价过高，歌颂过烈的颂向，形成了一套特定的话语：反封建的农民革命，是最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主力是贫苦农民，提出了革命纲领，不仅打击了封建势力，而且打击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上述评价只强调了其打击封建势力和外国势力的一面，是长期以来在阶级斗争史观指导下所形成的“农民造反天然合理“观念的反映（沈渭滨：《太平天国研究需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复旦学报》2000年第5期）。所以，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太平天国运动，是我们学习中应该努力思考的问题。

二、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五个阶段

（1）

1851年1月金田起义至1851年8月。

战略上是内线作战，作战地区是紫荆山区，直到8月，官村一仗打败向荣，才摆脱被动局面。 为什么金田起义后，起义军没有很快冲出去？主观上，是起义军对采取什么战略，还没有成熟的考虑。客观上，力量对比悬殊，太平军一时还打不开局面。太平天国起义后，对战略决策没有成熟的考虑。失利时，洪秀全冯云山曾一度产生“到广东花县去安身”的想法，但多数成员是广西人，洪的想法当然无法实现。所以这个阶段是处于内线作战，被包围、被追击的态势。官村一仗，是突围中的反击，使太平军转危为安。

（2）

1851年9月—1853年3月。

从战略上看，是流动作战，胜利进攻，大踏步向前，从广西一直打到南京。

永安，是太平军夺取的第一个重要城镇（州城），促使太平军从此把兵锋从农村转到城镇。太平军在这里封王建制，整顿队伍，半年，1852年4月，突围，之后进入湖南，攻克道州、郴州。在道州时，太平军内部对战略问题进行过一次争论，洪秀全仍有入粤之意，但很多人要回广西，杨秀清则主张循江向东，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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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陵为本，经过讨论，洪接受了扬的主张，挥师北上。1952年12月岳州——1952年12月底武汉——1953年2月九江——1953年2月安庆——3月芜湖—— 3月19日 南京（改称天京）——3月底，镇江。 这一时期太平军军事上取得很大成功，除了群众拥护，人心齐以外，主要在战略战术上表现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当清军包围时，能抓住适当时机突围、退却，而到另一个地方进攻，清军虽紧紧尾随，但始终吃不掉太平军，也阻当不了它的前进，太平军在流动中发展壮大。 （3）

1853年3月—1956年6月。

战略上以保卫天京为中心分兵出击，开辟了三个战场：北伐战场：从1853年5月出发，采取流动作战的方法，经过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山东六省，直到天津附近，目标是北京。于1855年3月失利。 西战场，西征，目的是确保天京，战场在安徽、湖北、湖南、江西，争夺武汉、九江、安庆、控制长江中上游，以达确保天京的目的。历时三年，取得了重大胜利。

东战场，1856年4月，大破江北大营；6月，大破江南大营，使太平天国进入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4）

1856年10月—1861年9月。

战略上的相持阶段。1856年9月，天京事变，太平天国整个军事形势发生变化。江南、江北大营重建。1858年5月九江失守，江西战场完全丢失。安徽也退到巢湖边上，1858年9月，召开枞阳会议，（陈玉成，李秀成联合，与捻军联合），战争有了一些转机，1858年9月，打破了江北大营，11月，取得三河之捷，歼湘军六千多人，此后三年，太平军在西战场采取防御姿态，在安庆设防，在东战场则采取进攻姿态。1860年5月打破江南大营，进兵江浙，兵临上海，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安徽省、苏州省、浙江省）。 为什么内江以后，会出现一个相持阶段？

A 形势：全国各地起义，最重要的是北方的捻军（起于清初，最初是抗粮、吃大户、杀富济贫，没有政治纲领，数十人、数百人为一股，谓之一捻，捻是皖北方言，没有统一组织），1855年，张洛行称盟主，建国号“大汉”。并在1858年以后与太平军联合作战。此外，两广有朱洪英的“升平天国”（天地会的一支），陈开，李文茂的“大成国”（也称红巾军，在广东、广西活动），贵州有张秀眉领导的苗民起义，云南杜文秀的回民起义，山东有宋景诗，浙江平阳温州一带有金钱会，上海小刀会，西北回民起义。此外还有石达开在广西、贵州、四川一带活动。起了牵制敌人的作用。

B 主观上的努力。提拔重用了一批后起之秀：陈玉成（英王）、李秀成（忠王）、洪仁玕（干王）、赖文光（遵王），形成一个新的领导核心。还为东王杨秀清恢复名誉，洪于1859年下诏规定天历 7月27日 （公历 9月2日 ）为东王升天节，把自己的第五子洪天佑过继给杨，封为“幼东王”，起了维系人心的作用。 （5）

1861年9月—1864年7月。

从战略防御阶段到失败。1860年，湘军包围安庆，为救安庆之围，太平军曾制定了又一个西征计划（二次西征），约定兵分二路，于1861年4月会师武汉，通过打武汉以救安庆。但陈、李二人对此认识不一。加上英国干涉，二次西征流产。1861年9月安庆失守，陈牺牲。从此西战场一蹶不振，南京以西全被湘军所占，湘军顺江而下，太平军只剩下天京与江浙根据地。这时，形势发生变化，1861年，北京政变，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外国侵略者公开出面干涉太平天国。1862年初，太平军逼进上海，英法联军1700多人与太平军作战。而太平军内部领导力量削弱，各地将领的地方势力滋长。（李世贤、浙江；李秀成：苏福省）内部在权力、财富问题上的矛盾尖锐，1856年后，一段时间内没有封王（只有洪仁达，洪仁福被封王），1859年，洪仁玕到天京，不到半个月就封为干王，引起不满，天王又封陈、李为英，忠王，随后又陆续封王。1863年90多个，1864年失败时，有2700多个王，原来每个王都有封号，原来只称“列王”，列王越来越多，就在“王”上加„（点）以示前后之别。各地将领“各守疆土，招兵固宠，不肯交国库以固根本”，内部不利因素滋长，军事上也就一落千丈。1863年，北方僧格林沁统辖冀晋鲁豫四省军务、捻军的张洛行被捕，捻军走下坡路，6月，石达开在大渡河失败，整个形势不利。1863年12月，苏州失守，1864年3月杭州失守，1864年5月包围天京。 1864年7月19日 ，天京失守。之后，李世贤一支在闽粤，赖文光一支在北方与捻军联合，坚持到1873年。

三、洪秀全与拜上帝教 1．洪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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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洪，广东花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十六——三十一岁，应科举四次，均落弟（同时在家乡做塾师），1836年在广州得到一本书《劝世良言》（中国传教士梁发所写），1843年在落第后极苦闷的情况下读了此书（内中鼓吹，只有神天上帝才是真神，上帝是“造化天地万物之主”，还说儒家所崇敬的文昌和魁星不能保佑士子“联捷高中”，所谓佛法无边的佛祖也不能普渡众生。因此只有敬拜上帝），其中说教正中洪秀全不怀，使他感觉茅塞顿开，因而决心拜上帝，并说服洪仁玕（族弟）与冯云山同拜上帝。他们的举动引起家乡人的不满，洪冯因而失去塾师的职业，1844年，他们开始出门传教，开始到广西贵县，后冯又进入桂平紫荆山区。洪则回到花县，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百正歌》、《原道觉世训》等，宣传了教义。 2．农民为什么要利用宗教作为反封建的斗争武器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发生联系，影响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唐太宗时（公元七世纪），有传教士来中国，出现了景教，公元九世纪排佛运动中受到株连。明代（1580年）万历年，意大利利玛窦来中国，传播了数学，历法等科学知识，但清朝初年闭关政策后，实行禁教（康熙）；直到鸦片战争战败，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允许传教士在五口通商地区建教堂，上帝第三次东来。 洪秀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受基督教的。

太平天国的农民为什么会会以宗教形式作为发动起义的武器？因为宗教有人民性的一面，能够激发人的狂热情绪，而这正是发动农民战争所需要的。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生活中支配人的一种虚幻力量。它所以能够支配人，是因为它具有“抗议”现实苦难的宗教革命性，又有属于“被压迫生灵”的人民性。在“对现实苦难的抗议”这一点上，宗教与农民起义有共性，所以农民起义很容易用宗教作为反抗旗帜。

再从农民阶级来看，利用宗教，也有其必然性。因为封建社会的农民长期处于分散、闭塞、落后的状态，在政治、经济、思想上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奴役，他们不可能科学的认识世界。小生产的生产方式，使他们信天命，迷信偶像。农民领袖由于阶级和时代的限制，无力提出科学的理论。而没有一种适合农民思想的理论形式，是很难把农民从沉睡中唤醒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宗教就成为一种特殊的思想武器。 再从基督教看，其中有适合农民要求的成份——平等思想

恩格斯：基督教只承认一切人的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基督教教义中认为：上帝创造人类始祖亚当最初是正直的，并具有自由意志，但他滥用自己意志，和夏娃吃了伊甸园树上的禁果而得罪了上帝，从此有了原罪，并且遗罪于后代。它的引申，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只要信仰上帝，都是上帝的子女。

洪秀全对基督教的了解仅是《劝世良言》，了解并不全面，但他利用了基督教这种形式与内容，加以改造，创造了拜上帝教义。 3．拜上帝教的特点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的教义体现在他写的《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中，（当时写了50多篇，大部分都已散失），洪秀全把他所了解的基督教教义进行了一番改造，提出一个具有战斗色彩的、中国化的拜上帝教，主要特点：

①平等思想。拜上帝教以“皇上帝”来统摄人们的思想，“皇上帝天上凡间大共之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皇上帝是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但洪秀全又强调，所有的人都有权敬拜上帝，“上帝当拜，人人所同，何得帝王私自专”，不是皇帝的特权。他强调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弟视之皆赤子”，所以应平等相助，“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②提出建立“地上天国”的社会理想。基督教宣扬“天堂”，寄托了人对虚幻的幸福生活的追求，而洪秀全则把“天堂”搬到地上，“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天国”，在这个地上天国之中，人与人养和为贵，各自相安共享太平，在经济生活上，“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在道德上则“正人正已”，以尧舜、禹、周文、孔丘为道德楷模，都应使自己道德完善。这种建立地上天国的说法在当时有着极大地号召力。 ③把宗教与政治目标结合起来，树立皇上帝的对立面“阎罗妖”

基督宣传顺从和忍耐，教人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洪秀全则强调“皇上帝”与阎罗妖的对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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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些是阎罗妖呢？他特别把矛头指向皇帝：“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帝僭越于其间哉？”„„这些僭帝称号的“天子”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应下地狱，以诛久。他还把官吏、民贼、地主老财称为“阎罗妖之妖徒鬼卒”，他号召天下凡间兄弟姐妹奋起“击之”。这就为反清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使拜上帝教很自然地成为反清的工具。

拜上帝教是中国化的宗教。为了使拜上帝教在一个没有信仰基督传统的国家传播，洪秀全著书立说，阐发教义，手法就是把中国的传统理想、伦理道德观念、风俗民情熔铸进去，使拜上帝教易为中国人接受。《原道德世训》：“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民一体，皆教拜上帝也”，说明上帝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现在只不过是恢复对上帝的信仰而已。他还证明：上帝是他的父亲，耶稣是他的哥哥，他是奉上帝之命来拯救世人的。说明他同上帝、耶稣是同一家族，他代表上帝传教，不仅是合法，而且是神圣的。呤唎：“太平政府是采取了一种族长封建制”，这种创造，与中国宗法社会相合，农民愿意参加。 总之，拜上帝教的特征：中国化、现实化、政治化。 4．宗教在天平天国前期和后期的历史作用

前期：成为团结教众的重要精神凝聚力。拜上帝教提出了新的思想观念：建立人人平等的地上天国，使原来处于封闭生活的农民感到了希望。组织上：拜上帝教有十款天条：崇拜皇上帝，不好拜邪神，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抢劫，不好讲谎话，不好起贪心。它平时作为教众的生活原则，战时作军事纪律，加上宗教仪式，对加强纪律性，发挥太平军的战斗力起了一定作用。

提高了领袖的威信：为了使来自异国的宗教形式更容易为一般农民所接受，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还用托梦、转生的形式加以比附，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口为天口，言为天言”，杨秀清托称代天文传言，萧朝贵则托称代天兄传言。借助于上帝的宗教权威，建立和维护农民领袖的世俗权威。

但作用是有限的。宗教本身具有神秘主义、唯心主义的消极作用，它仍然保留着精神鸦片的作用，所以当利用它作为反清武器（政治斗争）时，作用必定是有限的，洪秀全在利用它反清的同时，也把封建的皇权主义、伦理纲常的内容塞进了拜上帝教，使它为建立和巩固洪氏王朝，维护封建等级秩序服务。 表现为：洪秀全自命真命天子，以维护太平天国内的等级关系；定都天京后，他把大量的时间放在宗教活动上，批注圣经，撰写宗教诗文，拆字造字，制造迷信隐语，为了神化幼子，他还泡制了幼主的教义他杜撰上帝和他的对话，实际是在圣经中寻找王权神授的根据；他把一切胜利记在上帝的份上，说从金田到定都天京，是“天父早已安排”的圣迹，是“托赖天父天兄之权能，夫岂人力所能为哉”，以神的意志排斥人的努力；当太平天国面临危局之时，洪秀全幻想以宗教上帝保全危局，把太平天国改成上帝天国，幻想上帝与天国同在。甚至当天京粮尽，饥饿蔓延之时，他竟以野草作甘露，将此作为上帝的启示和恩赐；——这就走向宗教迷信。

太平天国进行的是与清王朝对峙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洪秀全走向宗教迷信，从而使拜上帝教逐渐与军民思想、行动脱节，成为洪秀全神化自己的宗教。这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太平天国的政权

1、太平天国政权形成的过程

太平天国的政权建设有一个发展过程，1851年金田起义后。3月，洪在武宣称天王，建立军师和五王主将制度，五军主将杨秀清——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肖朝贵，右弼又正军师，前军主将；冯云山：前导副军师，后军主将；韦昌辉：后护又副军师，右军主将，石达开：左军主将。9月攻克永安后，洪又晋封五军主将为五王，杨东、肖西、冯南、韦北、石翼。颁布《太平礼制》，明确宣布：“贵贱宜分上下，制定必判尊严”，规定了尊卑严明的等级制和礼仪制度，颁布了天历，天国政权初具规模。定都天京后，政权完善了，在各王之下，形成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级区别，朝内军中也出现各种典官，如典圣库，典铁匠，簿书，刑罚等等。

为什么天国称王不称帝？与教义有关，他们认为能称上帝的只有一人，就是皇上帝，其余任何人都不得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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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2．太平天国中央政权体制

政体形式是君主制，天王是最高主宰，是神天上帝的代表，采取“一姓一家”的嫡长世袭制，洪天贵为幼主。

军政合一，官制文武不分，各王既管军又管政，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等居内办政务，出外统军民，地方行政受军事长官控制，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的实际是当地的军事长官。天王是天下真主，最高领导，其余是东大于西，西大于南，南大于北，北大于翼。这种体制便于一线指挥，但也埋下不利因素。杨、肖假借天父、天兄下凡，成为实际生活中的“天父”、“天兄”，使洪、冯受牵制，加上洪、冯是广东人，群众基础不如家居紫荆山区的杨、肖，所以洪不得不把本来应属于自己的节制诸王之权和统帅军队大权交给杨、肖，也排到杨、肖之下。

形成若干小朝廷。天王临朝不临政。天王府不设六部，主要是负责礼仪、警卫和服侍生活起居的人员，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部）设于东北翼各王府：。由于杨握有军政大权，所以东王府的办事机构最为庞大，东殿六部每部有十二尚书。在天国前期，东王府成了总理军政国务的领导机关。军机政务，均由杨裁处后转天王，或者由杨、韦、石三人共同商议，大事登朝面奏天王、小事则具本章入奏，实际决策人还是杨秀清，群臣上奏天王，也由杨盖印后转奏。这使杨权力过于集中，引起其他各王不满，埋下分裂的种子。

3．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

分省、郡、县三级，由中央任命丞相、检点，指挥担任。郡设总制，县设监军。郡县官称“守土官”。他们有的是中央任命，有的是当地统军将领委派，呈报中央批准。县之下按太平军组织体系把农户编制起来，建立地方基层政权，设立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等官，均由本乡人充任，称“乡官”。担任乡官的，有劳动人民，无业游民，也有地主士绅。

4．太平军。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编制以军为单位，最下一级为伍，设伍长一人，领兵四人，五伍为两，设两司马一人，四两为卒，卒长一人，五卒为旅，设旅帅一人，五旅为师，设师帅一人，五师为军，军帅一人，每军官兵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军帅之上设监军，总制，军队指挥权集中于军师（杨秀清）。

5、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几种不同观点

争论最多，因为太平天国革命一开始矛头是对着封建统治阶级的，但他们建立的政权，一方面制定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一面又建立了封建特权的等级制度，打击封建主义与自身封建化相伴而存，从而使这个政权的性质不能使人一目了然。

A．封建政权。孙祚民《试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太平天国史学讨论会论文选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认为从天京政权构成的形式、从职官制度、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看，“基本上是沿袭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在土地制度方面，太平天国管辖区内，“始终是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支持地主收租的”，从掌权者看，洪、杨等进入南京后，已完全按帝王的规格生活，对待臣民的。因此，太平天国起义，在北上反抗清王朝统治革命斗争进军的同时，沿着历史规律所规定的方向，走完了转化的道路，天京政权已是新的封建王朝了。

B．农民政权。张革非、陈贵宗《也谈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北方论丛》1980年第1期），理由：天京政权在经济方面力图按照“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政策，“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把全部土地按人口和劳力平均分配给农民”。在政治方面，“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农民领袖手中”，他们制定的法律是“保护人民利益”的，对外政策则是“反对外国侵略，保卫民族独立，严禁鸦片”。

C．从农民政权逐步转化为封建政权。林庆元《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及其封建化的趋势》（《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重要的是它究竟掌握在那个阶级手里，为了达到什么基本目的，保护什么样的所有制。”根据这个标准，认为太平天国政权一开始掌握在贫苦农民手中。但是，农民政权建立后，由于农民领袖的皇权思想，滋长了封建特权思想，当农民领袖的封建特权观念恶性发展之后，这个政权向封建政权转化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到后期，这种封建化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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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显。也有的指出，“照旧交粮纳税”是“这个农民战争的烈火中诞生的新政权开始向封建政权演变的象征和标志”。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演变，到太平天国后期，“基本上已完成了这个历史转化”。

在这个问题上，观点摆出来了，但谁也说服不了谁，目前有关的论文少了，讨论所运用的材料差不多，观点则大不同，分歧的原因并不在资料，而在如何分析。我们不同意封建政权说与农民政权说，应该将其看成是带封建性的农民政权。 有三个理论问题：

①政权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封建政权论认为，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农民不可能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那么，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只能是封建政权？

我们认为政权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政权不等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不是简单的对等、决定关系。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可以是多种成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原理在实践中是需要修正的。因为任何基础都不会自发地产生国家政权，政权总是由一定的阶级、集团，就是由人来创造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之中，当被压迫的人起来反抗统治者时，当统治者依靠政权及军队对他们进行镇压之时，他们也就有可能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进行反抗，于是就会有短时间的被压迫者政权出现（巴黎公社）。 ②国体与政体的关系。天国政权形式，是君主制、等级制，是否可以据此判断它为封建政权？政权有政体与国体之别。政体即政权组织形式，即统治阶级用什么形式进行统治的问题，同样性质的政权（国体）可以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反之，一种政体，也可体现不同的国体。所以判断政权性质，主要应依据国体即那个阶级掌权，为哪个阶级服务。从这方面看，不可否认，太平太国政权政体是君主制，但从国体来，天京政权是农民阶级建立的，这个政权主要地是作为封建政权的对立物而存在，是农民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工具。《制度》尽管是空想，但必竟反映了农民要求与愿望，在军事斗争中，天国实行了打先锋，没收地主财产的政策，也是反映维护农民利益的。

③封建社会中建立的农民政权必定是短暂的。因为农民阶级本身具有两重性，作为劳动者，被剥削者，有反抗剥削、压迫的一面，但农民又是小生产者，小生产者的狭隘性制约了他们，使他们提不出科学的口号与纲领，封建社会的农民不能不受到皇权思想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是家国同构，从国家到家庭、家族，都是家长制统治，农民无法超越客观条件的制约，所以他们的政权不能不沿用封建的政治形式——君主制。君主制的特征是权力集中，不受制约、世袭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这种制度和整个社会的思想影响下，必然会导致领导者的思想蜕变。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政权或者被镇压，或者不可避免地向封建政权转化，“封建化”

第三讲 太平天国运动（下）

五、《天朝田亩制度》及其平均主义的评价

曾一度给予极高地评价，说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对立物，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就是给资本主义萌芽开辟道路，具有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太平天国农民在《制度》中所追求的究竟是怎样一种平均主义？ 首先，平等、平均思想的历史来源。

中国历史中，有二个层面的平均思想：一是留在思想史中的，二是反映在农民起义中的。

建立一个平等平均的理想社会，在中国古已有之，《礼记·礼运篇》就描述了这样一种大同理想：人人劳动、平均分配，选贤与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种思想从何而来？任何思想意识学说的根源都深藏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这种政治理想，实是原始社会理想的一种反映，表达了现实中的人们对一种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现实黑暗的一种反抗。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同理想，成为二千年来许多思想家借用的思想资料（孙中山、康有为），思想家们所宣扬的大同理想，常常是无法实现的空想。这种空想，只有在它们作为反抗现实社会的武器时，有进步作用，一旦实践，必然带来混乱。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多次提出平均主义的口号，北宋初年王小波起义“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南宋时，钟相发动起义时宣布：“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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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提出了“均田免粮”。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主要不是来自思想史，而是来自农民的小生产地位。小农的经济基础是产生平均主义的土壤，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小生产者遭受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低下，他们憎恨这种贫富悬殊的现象，具有强烈的改良这种不合理现象的愿望，但他们只能按照小生产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所以平均主义是农民反抗的武器。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当农民用平均主义作为反对封建剥削的旗帜和武器时，它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其次，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是农民起义平均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是一种怎样的平均主义？

①提出了分配土地的方案，指导思想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分配土地的标准则是“田分九等”，根据产量，上上田一千二百斤，下下田四百斤，然后按等级平均分给天下臣民百姓，原则是“好坏搭配”。

②提出产品和生活物资的分配方法，分配原则：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收成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人人无私财，物物归上主”，凡麦、豆、藏麻、布帛、鸡犬等各物及银钱亦然。

③制定了以平均为基础的社会基层组织制度：以二十五家为一两，既是行政单位，又是经济单位，设国库一，礼拜堂一，设两司马负责管理本两的行政、生产、分配、宗教、教育、治安、诉讼等。

④整个农村社会，则按军事组织体系建立，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为一军，下为师、旅、卒、两司马。每家设一人为伍卒，平时立足农业生产，战时从事军事活动，“军”实际成为兵农合一的行政单位。 ⑤文化教育，25家子弟到礼拜堂，由两司马教读遗诏圣书、真命诏旨。礼拜日，两中男女到礼拜堂听讲圣书。由师帅、旅帅、卒长更番至所统属两司马礼拜堂讲圣书教化民。

《制度》反映的平均主义是一种绝对平均的思想。《制度》建立国库制度，规定物物归上主，人人无私财，不仅生产资料私有权废除，生活资料的私有权也废除了，凡婚丧嫁聚等事皆从国库分配，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家里养的鸡鸭猪，都是统一的，每家五只母鸡，两头母猪„„任何人手中都不可能保留任何剩余产品。在人类历史上，只有极端贫困的原始社会，生活资料才是平均分配的，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落后的社会制度，所以制度勾画的这副兰图，并不能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是历史的倒退。 制度所设计的社会，还是一个平均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没有社会分工，没有商业交换，每个“两”只是一个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理想国，其结果只能造成生产的落后，社会产品的极端贫乏，绝不会是“人人饱暖”，只能是普遍的贫困。

《制度》是从农民小生产的狭隘眼光出发制定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分析过农民的另一面：由于小农生产的分散性，使农民不能形成任何的全国性联系，不能形成一种政治组织，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封建社会的农民虽有共同的理想，但不能形成科学的思想体系，所以他们不能不受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阶级——封建思想的影响。这使《制度》和太平天国的实践表现为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方面要在经济生活中实现平均主义，宣扬有福同享，天下太平，但又确定了在政治制度、在实际生活中以天王为代表的等级制 和 君主制、世袭制，制度和太平天国实践的矛盾性决定它根本无法实行。

在评价《制度》时，还涉及评价标准问题，如果仅仅以反帝反封建斗争为标准，就会认为《制度》反对封建土地制度，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但如果从是否附合历史发展趋势，即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准，我们认为，制度及其平均主义理想是根本违背历史发展的，甚至是反动的。 关于制度的实践问题：

部分内容短期内实行过，如在天京废除私有财产、建立圣库、生活必需品由圣库统一供给；废除商业、建立统一的手工业官营体制（如诸匠营、百工衙），但很快导致经济萧条，怨声不断，1855年初就废除了这一平均主义生活方式。

《制度》的核心内容，即分配土地方案没有实行，天国保存了既有的土地制度，并没有将地主田充公为“天王之田”。1854年，为了战争和民食需要，杨秀清提出“照旧交粮纳税”，维持清政府的田赋制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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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主完粮”（业主（地主）是田赋的交纳者），而“佃户交租”，原有的租佃关系并没有改变。

六、《资政新篇》的内容和评价

1859年洪仁玕总理朝政后，向洪秀全提出一个使太平天国强盛起来的计划《资政新篇》，他说自己写《资》的原则是“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也就是要审时度势，制定政纲（资政，为政的凭借、根据、参考）。

内容，有四部分：“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也就是用人，革除腐朽风俗，建立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采取新的刑法。中心是法法类。法法类，即以法法之，即以良好的社会经济政策来规范国家、社会。前一法是名词，后一法是动词（效法）。 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①政治方面，一方面提出要加强中央集权，“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另一方面，又主张把西方某些民主精神灌注于太平天国 君主制度之中。所以又提倡创办报纸，设立不受一般官吏节制的新闻官和意见箱，使“民心会议”，“由众下而达于上位”，“上下情通”。特别指出“禁明党之弊”。注意立法，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宜立法以为准。当然，他不可能真正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他做的，只是欲把西方民主政治的某些手段来补 充 君主制而已。 ②提出具有鲜明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方案。主要表现在：

主张保护私有财产，鼓励私人投资。《新篇》中多次出现“富者”、“富民”、“有财者”、“商贾士民”、“百万家财者”等字样。对于他们，不是限制，而是鼓励他们投资兴办实业，认为地下矿藏应允许私人投资开采，邮政、金融都应准许富民兴办。国家则通过税收对工商业进行管理。为保证发展工商业所必须的劳动力，《新篇》反对奴隶劳动，还主张雇佣制度。“准富者请人雇工，不得买奴。”

主张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本国生产力。洪主张迅速发展近代工矿业生产，“兴宝藏”，“兴器皿技艺”，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事业，制造火车和轮船。他认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和技术交流。“凡外国人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提出与外同进行自由竞争，“如开二间，我无租值，彼有租值，我工人少，彼工人多，我价平卖，彼价贵卖，是我受益而彼受亏，我可永盛，彼当即衰，彼将何以久居乎？”

鼓励发明创造，实行专制制度，“有能造精奇利便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当罚之”。如能造火车和轮船，准其“自专其利，限满准他人仿做。”

③要求学习资本主义文化，改革本国的文化、社会风俗及司法制度。发展文化方面，奖励人民开办“学馆”、“新闻馆”；社会福利方面，主张组织士民公会和慈善团体，设立医院、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和育婴室等；在社会风气方面，主张禁溺子女、禁鸦片、禁庙宇寺观；在司法方面，主张建立不殊连家人的严明刑律，“罪人不孥”，允许改过自新，“法外辅之以法而入之以德，刑外化之以德而省于刑”，“善待轻犯”。

《资政新篇》的评价：

《资政新篇》是一个包括政、经、文化等各方面内容的具有鲜明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方案，是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纲领，是洪仁玕为了挽救天国危亡，推行新政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 二个文件的比较：在反对清王朝统治，巩固政权方面是相通的。

《制度》的重点，是建立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王国，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无法行得通的。《资》的重点则在于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

《制度》要建立的社会，实质上还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封闭社会，而《资政新篇》则冲破了小生产的狭隘眼界，主张保护私有财产，建立以资工业为中心的经济体系，用资本主义代替平均主义。这实际上是当时挽救国家民族免于衰亡的唯一正确道路。

在政治上，《制度》确立和巩固的实质上是君主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资政新篇》虽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但他也注意到并强调学习西方“国法宏深”，用某些民主制度改造天 国的 君主制。

所以，《资政新篇》比《制度》“新”，它体现了时代精神，反映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来临的征候。 二个文件反差之大，同时出现在太平天国中，这件事反映了农民理想与追求的二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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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一方面，基于小生产的地位，向往一种平均的封闭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他们也有对新生活的迫求与向往。这是保守与进步的二重表现。

启示：在现代化中，农民理想的二重性在合适条件气候下时刻都会有所表现，对农民必须重视并加以引导。

《资政新篇》无法实现：A、洪仁玕前期没有战功，不负众望。B、没有触及农民关心的土地问题，难以得到农民拥护。C、战争时期没有精力考虑这些问题。

七、如何评价太平天国的反孔斗争

太平天国文化斗争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反孔色彩。洪秀全拜上帝后的第一个举动是砸了孔子的碑位。在太平军进军途中，也是广泛开展了捣毁庙宇、偶象的活动。他们还把一些儒家经典斥为“妖书”，“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但是另一方面，在太平天国的布道书里，仍然保留着相当的儒家传统观念，如《幼学诗》，时人评论说：“《幼学诗》一本，后俱教人孝第语，惟前一二页系天主教语。”在《太平礼制》等书中，长幼尊卑问题尤为突出。1861年，太平天国又公开声明：“天父前降有圣旨云：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这种对立的现象如何解释？ 我们知道，孔学成为中国一大显学，但实际上，历史上的孔学，都是后人解释和利用孔子的产物。地主和农民作为对立的两极对孔子利用的方法和内容都有所不同。统治阶级掌握着与论工具，因而是形式化、理性化地塑造孔子，强调孔学的伦理纲常，君臣父子等级思想，在此基础上阐发孔子的仁、义、忠、恕。通过校释经典，使之成为经学，兴办科举，修建孔庙、祭孔仪式等，把孔子打扮成一个威风凛凛的偶像。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反对的，就是这种被统治阶级打扮成偶象的孔子。太平天国是在鸦片战后，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背景下发生的。洪秀全接受了基督教，并加以中国化的阐述，成为中国的基督教——拜上帝教，也给农民带来了新的信仰，农民本身就存在着对官府的不满。加上教义中不事偶象的说教，引导农民打碎孔子牌位，砸孔庙。这些举动打击了孔学的权威，在上层士大夫和下层庶民中造成巨大的震荡，产生极深远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

但是，农民的这一反孔斗争仅是形式上的，农民反对的是被统治阶级打扮成的那个偶象。实际上，除了这个偶象之外，还有一个农民所理解的孔子。农民接受的孔学，主要地不是通过诗书经义的正规教育，而是《三字经》、《女儿经》等初级读物，通过随处可见的忠孝贞节牌坊、家法族规等。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产生和形成的具有儒学倾向的心理特征。儒学授之于百姓的是道德准则，人格、良心等等，正因为如此，封建社会的农民总是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他们可以在形式上反对偶象化的孔子，却反不掉心中的孔子。这就是他们既反对儒学，又不自觉地把儒学的一套保留下来的真正原因。 太平天国农民的反孔，对封建文化有一定的冲击作用，但不可估计过高，洪秀全砸烂的，仅仅是孔子的牌位而己，它和五四时期新文化战士自觉的反孔斗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农民无法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这也是太平天国政权不可避免封建化的根本原因。当天国领导人依照封建 王朝 君主制等级制度建立政权的时候，儒学也就很轻易的借尸还魂，这种君主制等级制是以三纲五常为支柱的，因而更加剧了天国“兄弟”之间的猜忌和隔阂，使他们逐步蜕化变质。这一切，又与惯常的农民战争的附生物：分散主义，争夺权力，内江火并等纠缠在一起，导致天国的天亡。

八、天京事变

简单经过：1856年8月中杨秀清逼洪秀全给他加封“万岁”，洪表面上同意，答应等到9月下旬杨寿辰时正式加封。另一方面，洪又下密诏，召在江西的韦昌辉立即返回天京救驾。 9月1日 ，韦率三千多人回到天京，当夜就与秦日纲包围了东王府。 9月2日凌晨 ，对杨及亲属、东王府的官员、部将、士兵进行屠杀。第二天又在天京城内进行了大搜捕，死于韦之手者前后达二万余人。9月中旬，石回到天京，劝韦仃止滥杀，但遭拒绝，韦又想杀石，石当夜逃出，韦杀了石全家。石逃出天京后，在安徽集结十万多人的队伍，上奏洪秀全，要回师“靖难”，韦也引起天京城内外官兵的不满，11月初，洪杀死了韦昌辉。石达开回京辅政。但洪又对石产生猜忌，让其兄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同石共掌大权，牵制石，并要加害石达开，1857年6月，石达开带队伍十余万离开天京。 围绕内讧如何引起、由谁负责的问题有几种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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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①由于杨秀清飞扬跋扈，野心太大，逼封万岁，意在纂位。他是咎由自取。

②韦昌辉要负主要责任。韦出身地主，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阶级异已分子，“阴柔奸险”，心怀叵测，他伪托洪的密旨进入天京，擅杀东王，血洗天京，内讧由他一手造成，实属反革命叛乱。

③洪秀全身为天王，进入天京以后，深居王府，不理政事，沉迷宗教，致使大权旁落，给野心家以可乘之机，又密诏韦昌辉，对事变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④石达开虽身处危境，对平定韦的屠杀起了重要作用，又遭猜疑，但他不顾大局，分裂出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也应受到谴责。

以上从不同的角度，指出四人应负的责任，也有各自的理由。造成意见对立的原因：事件本身的起因、过程比较复杂，二是史料史实的引用问题。

一是逼封万岁。它是天京事变的导火线，是事件的起因，但缺乏直接材料。一种意见认为：是杨伪称天文下凡，逼洪秀全封其万岁，图谋纂夺洪秀全的领导权，（罗尔纲），根据是《李秀成自述》：杨要洪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万岁”，这是事变的起因。但也有意见认为，从现有材料看，“逼封万岁”事实的根据不足，《石达开供词》：“韦请洪诛杨，洪不许，转加杨伪号，韦不服，便将杨杀死”。好象是洪主动加封杨“万岁”，事变是韦昌辉擅杀杨秀清引起的。还有的分析认为，“逼封万岁”是为了制造杀杨的借口而来自天王府的谣言。

二是“密诏”问题。韦杀杨是奉洪的密诏，还是擅杀？一般记载说韦是奉诏，并论证说，如果没有洪秀全的命令，韦昌辉不可能擅自从前线回京，也不可能进入防范很严的天京城。但也有人认为没有密诏，最有力的证据是石达开供词，说韦昌辉“伪诏”，即假托洪的命令回京擅杀，李秀成的供词也没有提及（石的供词是录供，别人代笔，李秀成的供词是亲笔，但事变时他还不是最高将领），到底谁是真的难以断定，到底有无密诏，又是一悬案。

由于对“逼封万岁”和有无“密诏”存在异议，因而对洪、杨、韦在事变中的责任便存在不同评价。历史上许多事件的细节，由于缺乏史料，可能很难搞清，我们在思考事变的原因时，可以暂时抛开对个人责任的追究，探求事变发生的阶级原因和社会原因。从中可以看到历史的必然与偶然的关系：

从现象上看，天京事变是偶然的，上述对洪、杨、韦、石个人的分析，都说明了这种偶然：如果没有密诏，韦到不了天京：如果洪猜忌心不那么重，重用石，就不会发生石达开出走事件。这都是一种个人因素造成的历史偶然性（个性心理、经历等，这种情况历史上很多见：如项羽因骄傲而失败，刘邦因善用人而胜利）。往往一个人的政治地位越高，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就越大。

但我们也要看到，在一些历史偶然性的背后，还有历史的必然因素在起作用。必然因素是反映历史发展的一种总趋势，是个人活动环境中不可避免的制约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内讧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农民起义内部矛盾发展成对抗性矛盾的典型，是旧式农民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

农民是小生产者，小生产的地位使他们在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的同时，还具有保守性、狭隘性、分散性、落后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即使在革命时，都无法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他们可以建立自己的政权，但这个政权又不得不沿袭了封建政权形式，沿袭了封建等级制度，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天国政权的逐渐封建化和伴随这种封建化而来的思想蜕化，导致了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和矛盾的激化。 表现：①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发展：洪要建立洪氏王朝，定都天京后，他领布诏书，宣扬自己为真命天子，君临天下，永掌河山，宣扬“兹我天王，口为天口，言为天言，诏书颁发，天下咸知”。在天国内，杨秀清具有代天文传言的资格，杨的身份，是一人（洪）之下，万人之上。定都天京后，他虽大权独揽，但也不满足。东王府东试中出的试题是“四海之内有东王”，树立自己的权威，对其他王则“威风张扬，不知自忌”„„造成洪杨，杨与其他王之间的矛盾。韦昌辉虽然没有杨那么大的权势，但对杨不满，“奸诈相似，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韦的哥哥与东王妾兄争宅，东王怒，欲杀其兄，发北王议罪，韦请对其兄五马分尸。这些矛盾的实质：争权夺利。

②生活上追求享乐，进入天京后，各王府大兴土木，建造宫室，以奢侈和排场来显示自己的权力和威风，“各王面盆溺器俱系赤金”，各王府都有千人以上的各种属僚官员和侍从服役人员。“东王每出，仪仗队千数百人，如赛会状”。他们还制定了一套繁锁的礼仪制度，高级官员出行，下级官员和士兵必须回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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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下跪，违者杀头；洪秀全颁发诏书，如臣下叫出他妃嫔的姓名，或者抬头看一下她们的面容，也是犯了大罪，要杀头。

③用 封建的 君臣关系代替“天国无兄”平等关系。天国内部，不仅有森严的等级制，而且有世袭制，确定诸王世子“皆是管理世间者也”。还有九族同升制，即不仅诸王的妻子儿女，就是他们的旁系亲属，也“一体同称国亲”，前辈为国伯，同辈国宗，后辈为国相。他们还制定严酷的刑罚，鞭打、枷杖、斩首外，还有点天灯，王马分尸等。燕王秦日纲帐下一个牧马人因礼节不周触犯了杨的一个“同庚叔”，卫国侯黄玉崑处理此事时，以为只要鞭打就行了，但东王大怒，不仅罢了黄玉崑的职务，杖三百，说秦日纲管教不好，杖一百，牧马人则被五马分尸。他们用这些刑法，维护自己的特权。

历史说明：在革命风暴中建立的农民政权和封建政权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农民小生产的平等平均思想与封建专制思想之间，也没有不可通过的万里长城。农民在不堪忍受时，会揭竿而起，并建立自己的政权，但农民摆脱不了封建专制思想（帝王思想，等级思想，皇权神授，三纲五常）的影响，无法克服政权的封建化过程，无法克服内部的消极因素。内讧就是政权封建化及天国领导人思想蜕化的必然结果。 内讧对天国带来的影响：从领导集团来看，金田起义时的领导核心，除冯云山、肖朝贵已先后在全州和长沙战死，至此，杨秀清、韦昌辉死于内讧，石达开离京出走，首义诸王只剩下洪秀全，使太平天国失去了初期那种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从军事力量上看，内讧的结果，失去了最有威信的军事统帅，太平军的骨干力量至少损失在两万人以上，石达开出走时又带走了大批精锐部队，使军队元气大伤。军事形势恶化，1856年底，放弃武昌，1857年，江西大部丧失，1858年，湘军攻陷武昌，1857年12月，南北大营重建。

更重要的，是太平天国用以维系人心的理想的破灭和精神的崩溃。过去人们奉为万能的至高无上的“天父天兄”、“天王”、“真命主”和具有极大权威的“圣神风”，都由于兄弟相杀而失去威灵，过去一再宣示的“同扶真主”、“永享天父大福”等政治诺言，也几乎完全破产。人们看到，被“天父上帝次子”洪秀全称为“清胞”的杨秀清和称为“正胞”的韦昌辉，都在自相残杀中死去，起义之初誓同生死的老兄弟都惨遭杀害，还说得上“共享天父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么？内讧使“天国”的理想光辉黯然失色。内讧使天国由高潮走向低潮，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和防御。

九、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与历史评价 1．关于太平天国运动性质的不同观点

多以 1951年1月11日 《人民日报》社论提法为准，“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一些不同意见被打成异端。就此社论的观点看，也应属于学术观点，但是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一篇社论或一位领导人的观点，都可以被用来左右学术讨论。这种情况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改观。

A单纯的旧式农民战争。人民日报社论，牟安世《太平天国》：主要依据即“在当时条件下还没有无产阶级”，“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社会中最普遍、最突出的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

B市民革命或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郭毅生《略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2期），理由是：太平天国爆发于中国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后，崛起于经济较为发达的中西交通频繁的两广，在上述社会条件下，“社会各阶级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农民已不是中世纪的封建农民，他们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点，此外还有市民等级加入，杨秀清、肖朝贵、秦日纲等人可以说是萌芽的无产阶级分子，他们是太平天国的骨干和核心。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天国就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单纯农民战争的许多特点，如政治纲领中提出的平等观念，否定专制神权和专制政权的思想，带有较为明显的资产阶级性质。” C 带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章开沅《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几个问题》（理论战线1958.2）从革命任务和革命动力着眼，把当时社会历史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范畴进行考察。认为在十九世纪50、60年代，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已在客观上呈现出来，尽管在当时还没有成熟的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参加、领导革命斗争，可是任何人民群众的反抗行动只要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中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它便在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便必然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从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苏双碧《试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太平天国史新探，江苏人民版，1982年）认为太平天国发生的时代毕竟与以前不同了，从而必然和以前的农民战争具有许多不同的特色，表现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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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政权形式、革命对象，《资政新篇》等方面，结论：“这次革命运动是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农民战争。” 判断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主要依据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基础。虽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但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直到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仍然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萌芽早已存在，但这没有突破自然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中不能起决定作用，中国社会中还只有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还没有形成新的先进阶级力量。当时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力量，从对抗走向结合，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但是与敌人作斗争的主要力量是农民阶级，所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不能不是一场单纯农民战争，或者说不能不是一场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旧式农民战争。

2．关于太平天国的失败——败于自身 领导集团的腐败造成了其政权的自毁完结。

建立政权后，随着权力的膨胀，经济地位变化，领导人向封建统治者转化，“其腐败在某些方面与封建王朝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①确立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

从天王到两司马，共16个等级，朝仪、称谓、服饰、旗帜、仪仗各有严格规定，燕王府牧马人因为坐在门前见了东王的同庚叔而没有起立，就被处以五马分尸。 ②大兴土木，追求腐朽生活方式

各修宫室，李鸿章称李秀成宫室：“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洞窟”；天王，东王出行仪仗，千百人之多，讲历代帝王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而洪秀全则八十八妃。 ③争取夺利导致“自毁长城”的内红

定都天京，洪不思进取，把权交给杨，杨则“威风张扬，不知自忌”，逼封万岁，北干韦“阴险奸诈”，不满意于杨大权独揽，导致“天京事变”元气大伤。 ④任人唯亲，滥封王爵

洪大搞家天下，子洪天贵为幼主，石出走后，洪曾宣布永不封王，但马上又封洪仁玕为干王，引起将士不服，于是又封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后期为了收拾人心，大肆封王，共封王2700多王，当时民谣：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各王拥兵自重，称霸一方，出现天王不能控制主将，主将不能指挥军旅的局面。

其他原因：宗教迷信。对传统文化予以严厉批判，使本土文化严重扭曲，激起知识分子反目（捣偶像，折孔子牌位，焚书）。曾国藩书《讨粤檄文》，打出卫道的旗帜，许多读书人加入湘军。 3．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拔高农民起义的作用，认定农民起义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近年来，有人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对历史起了破坏作用，这场战争导致千百万人死去，生产力遭到破坏。 关键在评价标准问题，不同时代标准取向有所不同，在近代，应该以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态度为标准。以此为标准，太平天国对资本主义不是抵制，而是接受，当然它自身也受到封建主义的掣肘。

（1）反对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起义的矛头是清政府，坚持了14年，范围达18省，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在太平天国攻克之区，“官宦人家，呼之为妖头，杀之必尽”，经过太平天国的打击，清中央集权统治大大削弱。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并促使清统治集团分化，催生了洋务派。

（2）主张对外开放，太平天国表示愿意与各国友好交往。 1853年5月18日 ，英使文翰到天京，杨、韦、石亲自接见，申明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表示允许英人“自由出入”、“经商营业、悉听其便”，文翰路过镇江时，守将罗大纲，吴如孝给其信中，一方面，警告英人不要“借助妖胡”，“不应再卖鸦片”，另一方面表示“惠外和中，商旅不禁”，共修友谊。发展正当的外交、外贸关系，这是太平天国的一贯政策，这与清政府态度是不同的。

（3）赞成发展资本主义，洪仁玕《资政新篇》，洪秀全表示赞成，在“兴舟辑之利”，“兴器四技艺”，“兴银行”，“兴宝藏”等旁都批了“钦定此策是也”，“此策是也”等，表明太的领袖们思想深处是有接受资本主义的要求的，尽管这种思想倾向很微弱，还不可能左右当时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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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太平天国有一定的进步性，反清、反封建，但也受到封建主义的制约影响，作出违背历史的事，如政权封建化，以粗暴的态度反孔（焚书、砸孔牌位），所以，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地位具有二重性，反映了农民本身保守与进步并存的二面性。 第四讲 湘军的兴起与晚清政局

一、湘军的兴起与清朝权力结构的变化

蒋方震（民国时期军事学家，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著有国防论、新兵制、新兵法等书）曾说：“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谚有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秀才则既成矣。”《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

1、湘军产生的历史背景

与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衰落，八旗绿营相继丧失战斗力分不开。

清八旗建于入关前，23万左右，主要是满人，大部分驻京师，小部分驻各省主要城镇。绿营建于入关后，主要是汉人，驻各省。兵制，世兵制，即一人在任，全家编入兵籍，由兵部掌握，父死子为兵，世代相承，主要官职是满州人。总督巡抚，节制一省绿营，带兵是武官，以文治武，总督巡抚加提督衔，可以节制本省绿营，防止武官拔扈。绿营在清初是很有战斗力的，但随之而久，战斗力下降。绿营的弊端：一是调遣方法，平时分驻各地，战时零星征调（抽选数营），统领之将并非平日本管之官，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必然造成部队的散漫。二是差操不分，承担解送、守护、缉捕、缉私、承催，致使绿营全力应付差役，置操练于不顾，“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嘉庆皇帝检阅）。三是内部腐化，钻营、奉迎、取巧、油滑、偷惰、剋扣、冒饷、窝倡、庇盗、开赌场、吸鸦片（可参考罗尔纲《绿营兵制》）。太平天国兴起后，绿营没能阻止起义的爆发，统治者为了控制局面，下令各省举办团练。1853年，清任命十省在藉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任务是团练乡兵，镇压土匪。湘军就是在此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团练是依靠地方乡绅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嘉庆时曾依靠团练镇压了白莲教。其方针是坚壁清野，组成堡垒，使白莲教得不到给养，其粮饷取于民。曾国藩，湘乡人，字伯函号涤生，进士，理学家，任过礼兵吏刑工部侍郎，1852年因母殁回籍守丧，第二年即受命督办湖南团练。曾国潘在湖南办团练就提出，以前的办法不行，应把团丁（团练）改为官勇，粮饷取之于公家。另一方面，要独立于官军之外，而以明将戚继光的“戚家军”为准。这样，曾以原来罗泽南的“湘乡练勇”千余为基础，加上江忠源的“楚勇”扩编成湘军。1854.3，建成水陆两军，陆军十三营，水师十营，一万七千余人。

2、湘军的特点：

①兵将的素质和来源：不要兵痞及守备以上的绿营将领，强调要用偏僻地区的山乡居民，凡是有市井气，衙门气，油头滑面的，概不收用。他们有强壮的身体，比较落后，易于驱使，将领主要是士绅地主，选将的标准“忠义血性。”无论士兵将领，主要都是湘南人，将领都有同乡、同学、师生，亲友等关系。士兵则以一乡一村同在一伍，每一营都是语言相近性情相通的同县人。召募士兵时，互相之间都要承保，打上手印，造成花名册。形成层层封建关系互相连结。

②编制实行“兵为将有”制度，按戚继光的编制，五百名士兵为一营，营官上为统领，控制二至十几个营。曾国藩先设官，然后由官召兵。如果统领或营官换了，其军营就全部解散，由新统领营官重新招募，这种编制，使各军、营之间互不相通，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内部矛盾，增强了战斗力。湘军以将帅自招的募兵制，代替了兵权归兵部的世兵制，改变了兵与将、军队与国家的关系。 ③强调军事训练和思想控制。曾国藩本人是一个理学家，所以特别强调对军队进行“忠”、“诚”的教育，认为“凡得忠诚者，可视死如归，无所顾忌”，收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效果。曾国藩制定军礼，把长幼尊卑的一套贯彻到军营中，营官可称为“父老”，哨官称为“小兄弟”，士卒则被称为“子弟”，以协调内部关系。还禁止吸食鸦片、聚赌及侵犯妇女。就这样，湘军成为战斗力较强的军队。到1856年，湘军达六万人，几乎尽为湖南人。

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安徽合肥人），1853年2月，太平军占领安徽省城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清廷派工部右侍郎吕贤基往安微办团练，吕奏清李随营帮办，李赴安徽办团练，5年有余，作战多不利，1859年投靠曾国藩。曾国藩要李在安徽召募扩大军队，李鸿章按湘军的建制建立了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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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包围安庆、天京、江浙（淮军））。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清政府对曾怀有戒备心理，因为他是汉人。1854年秋，湘军打下武昌，咸丰帝很高兴，说想不到曾国藩这样一个书生能建立这样大的功劳（曾只是侍郎），想提拔他为湖南巡抚。旁边一个大臣提醒说，曾是一在藉侍郎，“犹匹夫也，匹夫居闾里，一呼而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直到1860年，曾仍是在藉侍郎。1860年5月，江南大营被打破，清廷不得不在军事上主要依靠曾国藩。8月，不得不任命其为两江总督，1861年11月，又任命他为统辖四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军务（四省巡抚提督均由他管辖统一调度，原来曾国藩只能指挥湘军，不是地方官，受到牵制，粮饷、住房都有困难）。曾国藩推举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就这样，这些人逐步地控制了一些地方行政和财政。

3、湘军与晚清政局

湘军的兴起，标志着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经世派的崛起。他们的崛起，使清封疆大吏由权贵当权变为经世派当权。促使清地方官员中满汉比例的变化，1861年到1890年，任命的44个总督，汉人占34个，其中大半是杰出的乡勇领袖。巡抚117人，汉人104人，半数以上为勇营出身。就是说，他们中多数是通过军功取得权力的。他们中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刘坤

一、郭嵩焘等，都成为晚清政治有影响的人物。

这些经世派与权贵派的大官僚有很大的不同。权贵派安富尊荣，“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而经世派则原来的社会地位不高（有一部分是小官吏，小绅士，训导，知县，知州等），常常有身家性命的现实危险。左宗棠就说，他以“独富之家，处众贫之地”，只要“一夫狂呼”，自己就必“先为祸首”，所以他们从关心自己身家性命出发，进而关心本乡本土的安全，进而关心整个地主阶级的命运。他们对清的腐败不满，但也不失去信心，要扶这将倾的大厦，所以他们以“不要钱，不怕死，不恋官”相号召，“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他们比起腐朽的权贵来，确有一些新的精神。他们运用中国地主阶级长期积累的政治经验，镇压了太平天国，结束了清朝土崩瓦解的危险局面。由于他们比较注意现实，所以在他们中出现了最早的洋务官僚。

另一方面，在清朝借助湘淮军渡过危机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危机：地方督抚力量的强化与离心倾向的加强，高度中央集权权力开始下移，“外轻内重”的局面开始出现。

过去，皇帝严格限制和分散督抚权力。表面上，督抚统掌一省军政、民政、财政、司法诸大权，但督抚必须在皇帝和中央机构的严格监督下行使权力：重大政务奏请皇帝，请旨后方能行事，督抚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要由皇帝选派，这些人又各自向中央主管部门负责，可以有不经过督抚的上奏权，兵权、财政权、司法权仍在中央。

而现在，随着湘淮军将领被任命为地方大吏，督抚自己控制一部分军队，这些军队“兵为将有”，非经本人同意，中央难以调遣，兵部除绿营之外，各省勇数不能知。各省督抚借口弹压，多招勇营。

财政：原由户部总经管，地方将收支作预估，送户部，然后由户部在春秋两季拨款，省布政使司是户部的派出机构。战争中，国库无款可拨，清政府不得不同意督抚“便宜行事”，各省自己截留税收，自己等饷，厘金成为督抚的重要财政收入，督抚专门设局筹防，直接控制一部分财政权。中央被迫承认地方这种权力，把尽数报拨改为“按年定数指拨解部”。

司法：原死刑案一律上报刑部审批，中央掌生杀大权，太平天国时，清不得不同意地方办案可先斩后奏，“就地正法”不必报中央审批。

行政权人事：清中期以前，行政人事权统于中央，总督综制文武，但其属下的布政使（掌行政、财政），按察使（掌刑名按劾）都是中央派出官员，而非省总督巡抚的属官，各自对上负责，互相牵制。咸丰以后，由于财政权、军权下移，布政使、按察使成了督抚的属员。原来，总督保举官员只能是文职道府以下、武职副将以下者。曾国藩担任四省总督以后，保举一批湘淮军出身者为巡抚总督，督抚扩大了官吏的支配权。 外重内轻的局面逐渐出现。此后，清廷的重大决策都必须征求重要督抚的意见，上下磋商对话后才能作出决定，督抚们也从自己利益出发，影响和干预中央决策。清政府曾几次振作，希望收回督抚权力，一直未能如愿。——它是20世纪初军阀割踞的先兆。

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日记记载了他与曾国藩的一段对话：“曾言京中来人说，（京）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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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市肆乞丐成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日：“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这里深刻反映了上述变化的影响。

二、关于曾国藩的评价问题：

百余年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从“古今完人”到“汉奸、刽子手、卖国贼”，观点相差很大。

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视曾为“中国数千年尤其是两宋以后封建统治阶级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体现者，又是鸦片战后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们，安内攘外路线的第一个大师。”（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

近年来：一种观点主张对曾采取分析态度，既反对全盘否定，也不同意全盘肯定。对其倡导洋务运动方面给予肯定，不再把汉奸的帽子戴在他头上，但由于曾国藩镇压过太平天国和捻军，所以又认为他“用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顶子，他将永远为革命人民所唾骂”。总体评价上仍给予否定。

另一种观点持基本肯定态度，认为以镇压太平天国和在办理天津教案中向帝国主义妥协作为理由，对曾冠之以“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是不符合实际的。曾国藩是为清朝效忠，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的，并且在外交上，他也不是一味委曲求全、妥协投降，也进行过一定的抗争，强调对洋人要据“理”（条约基础）力争，是有一定道理的，力求妥协退让的是以慈禧为首的朝廷主政者，曾不过是替罪羊。

在镇压太平天国问题上，提出太平天国本身也有过失，它并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种名义把农民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下，没有代表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曾国藩打败了太天平国，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自序》）

也有的认为：太平天国与清王朝两个政权都是封建政权，所以消灭或巩固哪一个都是一样的。不必因它源于农民而予以特殊同情，“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实现了中国重新统一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其历史功过是不言自明的。”（徐泰来：《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湖南师大学报》1995.5）

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面论、阶段论）不要绝对否定，也要避免一味地拔高，价值判断的尺度应是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 多层面观察曾国藩

1．从传统观点来看，曾国藩是一个把封建道德和政统结合得比较好的人物。他是地主阶级经世派的突出代表，注重社会现实问题，注意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是洋务活动的倡导者。在实际工作中，他注重整饬吏治的腐败，注重引导、考察和培养人才（他的幕府就是汇集人才之地），懂得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会用人；他懂得争取民心的重要性，多次颁令禁止军队骚扰民众。这些，使本不会打仗练兵的曾国藩训练出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湘军。他还注意个人道德修养，曾说：“君子有三条：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憩息，三乐也。”他一生注重做人，具有导师气象，不仅影响了同时代人，而且影响了几代人，薛福成：曾国藩“持已所学，陶铸群伦”。

2．从中国近代化角度看，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不足之处。值得肯定的是他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率先筹设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并设翻译馆，1872年，采纳容闳建议，派幼童赴美留学，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曾也有局限，以他的地位、能力，他当作出更大的贡献。当时他是有成为作出象日本维新派那样的功绩的实力和条件的，这不是对他的苛求。1868年，日本结束了幕府统治，确立天皇体制，但如何发展，仍处于十字路口；1871年，日本曾派出了一个大型使团到欧美考察，成员包括政府重要成员，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等，经过考察，回国后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兴办工业，殖产兴业，推行地税改革，依靠国家权力强制推行近代教育，实行文明开化，设立政体调查局，考察宪法，宣布渐次召开议会等，正是在这些主张的推动下，经过30年左右的努力，日本由弱变强。这一切与当时维新派起的努力分不开。

60年代，以曾国藩为首形成了洋务派，中央掌握总理衙门，地方上掌握重要省的政权，他们提出设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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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厂，但却始终没有制定出一套工业化的计划，他们兴办教育，但是却只是着眼于实用、局部需要，他们派幼童留学，但自己从未想到要出去考察一番，他们建立海军，但最终变成增强个人实力的砝码。支配曾国藩思想的始终是重新振兴清朝，他主张求富求强，讲究的是“铢积寸累”的方式，固守于“中体西用”的范围之内。

所以，如果从当时中国社会来看，即客观形势已使中国社会发展转型的时候，中国正一步步近代化就不能自存自立的时候，他的局限，又一定程度上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是洋务运动成效不大的重要原因。 3．在外交问题上，当然，制定对外政策总方针的是清政府，曾国藩主要是一名执行者，但是，曾国藩个人承担的责任也不应忽视。因为清朝传统体制，是督抚办外交，后来有了总理衙门，但这种体制仍未完全改变，南北洋大臣由两江、直隶总督兼任，在办一些外交问题上，具有独立于总理衙门之外的权力、直接向皇帝负责，在这种体制下，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曾国藩个人的作用不可低估。他的办外交的指导思想是“忠信”原则，即强调应以对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准则，凡条约上有明文规定的，决不去争。如有争端怎么办？他认为要“据理”去争，并认为“凡小事苟无大悖，且以宽舒处之”、“皆可置之不论”。这种外交思想的最大失误，是只考虑平息事端，而根本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国家、民族利益是外交斗争的最基本原则，况且近代条约都是不平等的，都是损害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办外交，只会妥协、损害中国利益。

4．镇压太平天国问题，前提是，太平天国是否有正义性，是否逆近代化而动。尽管太是单纯农民运动，走向封建化，乃至失败，但不可否认，它作为清政府的对立面，作为农民不堪压迫和剥削起来反抗，具有正义性。处在近代社会条件下，太平天国并不完全与历史潮流而背，而是一定程度上顺应这一要求，如主张与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往来，进行平等贸易，严禁鸦片，《资政新篇》的提出和洪秀全的批示，表明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新倾向：主张学习西方长技、教育、司法体制等。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完全是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出发的，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我们不应盲目肯定。

三、晚清政治体制的局部调整

1、

辛酉政变

1861年11月，那拉氏勾结恭亲王奕讠斤 ，在北京发动宫廷政变，杀了载垣、端华、肃顺，夺取了最高统治权，这一年是辛酉年，称辛酉政变。

二鸦后，外国侵略者取得了大量特权，也认识到可以利用扶持清政府，达到自己目的。而经过二鸦，清政府内部分化成二派，肃顺一派和以奕讠斤 为首的一派。肃顺一派（载垣、端华），主张镇压太平天国，对外不愿放下“天朝”的架子，害怕侵略者与国内反清力量结合，有一种疑忌心理，故而对外国侵略者不那么容易驯服，如1857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御前会议上肃顺主战，反对沙俄对东北领土的侵略要求，斥《瑗珲条约》为“一纸空文”。而奕

讠斤 通过与侵略者的接触，认识到侵略者并不想取代清朝，所以在《北京条约》签字后，提出一系列主张，中心是对侵略者“待以优礼”，以借助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二派在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肃顺集团是惧夷结民，奕讠斤 集团是“借夷剿民”，中心是维护封建统治。当时咸丰在热河，周围是肃顺等人。1861年8月，咸丰病死，立六岁的儿子为皇太子，命载垣、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这样，肃顺等掌握了实际权力。

那拉氏，懿贵妃，载淳继位后，被尊为皇太后，“圣母皇太后”（皇后为母后皇太后）。那拉氏想干政，肃顺等人常用“祖制”、“家法”进行干预，所以发生矛盾，于是想策动政变。她拉笼东太后同意了垂帘听政，并与奕讠斤 联络，利用把咸丰帝的灵榇运回北京的机会，设计逮捕了肃顺、载垣、端华等，分别斩决肃顺和赐令载垣、端华自尽，其余王大臣或免职或充军。命奕讠斤 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夺取了权力。1861年11月11日，为载淳举行登极大典，即皇帝位、改第二年为同治年。12月2日，在养心殿垂帘听政。 辛酉政变，慈禧——奕讠斤 集团战胜了肃顺，此后，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开始发生新的变化，这就是“借师助剿”政策的确定。

原来，列强就曾多次暗示或正式提出过可以以助剿换取修约，但清廷认为不能引狼入室，当作毒饵而拒绝。天津、北京条约签订后，列强在一系列权益到手后，改变对华政策由“中立”改为“合作”，通过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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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清政府以使纸上的条款得以落实，一再表示愿意“助剿”。清统治集团内部，奕讠斤 等人同意，但也有不少官员反对。辛酉政变，使奕讠斤 一派得胜，“借师助剿”真正得以实现。1862年2月发布上谕：“上海实属万分危急，借师助剿一节，经总理衙门与英法驻京使臣商酌，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护。”1862年，英法联军与太平军在上海激战（一千一百余英军，法军五百多名），清政府与列强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局面形成，标志清政府被迫改变闭关拒夷的传统政策，开始了中外勾结。

2、成立总理衙门：

一鸦前，清政府没有办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主要由礼部和理藩院兼任。具体对外交涉事宜由两广总督兼理。一鸦后，设立“五口通商大臣”，由两广或两江总督兼任，专门管理对外通商、交涉事宜。因此，在1861年以前，外国人与清政府打交道，只能与总督巡抚进行，不能与中央直接打交道。外国侵略者对此十分不满。

1861年1月，恭亲王奕讠斤 适应这一要求，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1862年1月正式批准设立。其大臣，就是奕讠斤、文祥（户部左侍郎）、大学士桂良，后增加，最多时达12人。总理大臣是由皇帝指派的，其职权范围主要是管理外交，但后来不断扩大，经管了通商、海防、军务、关税等事务，成了和军机处平衡的机构。其下属的南洋通商大臣，掌握长江以南对外交涉、通商事务，由两江总督兼任。北洋大臣管理北方通商口岸关税及海防等，实际权力重于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主要是李鸿章操纵。所以清后期许多外交事务，都由李鸿章担任。 总理衙门的成立，对中国社会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总理衙门管理的事情不仅是外交，还包括了一系列洋务活动，（矿务、机器、铁路、电线、购置军械、枪炮）被称为“洋务内阁”。总理衙门成立后，即奏请设立北京同文馆，成为第1个外语学校，1866年，又奏设天文、算学馆，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应容闳的请求，联名上奏清廷，主张派幼童赴美留学，1872—1875年，主持了四批幼童赴美留学工作。

总理衙门成立不仅仅是成立一个新机构的问题，也代表了清政府对外体制的变化：变拒斥外国人为不得不与洋人打交道。自总理衙门成立后，清政府结束督抚兼办外交的局面，才开始了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外交活动。

1876年，清政府在伦敦建立了第一个驻外使馆，第一个驻外公使郭嵩焘到达伦敦（驻英法公使）。接着相继任命常驻美、西、秘鲁，日、德、法、俄各国公使，80年代增设驻意、荷、奥地利、比利时公使。1976年，总理衙门制定出使章程十二条，规定了驻外人员的品级、薪俸和年限等，使中国遣使驻外制度化、正规化。同时又使中外关系在一个方面实现了对等化，即打破了多年来只有外国使领常驻中国而没有中国代表常驻外国的局面，中国外交从单向变为双向，相互间完全的国家关系至此建立。 第五讲 中国工业化的发轫

一、近代化第一步——洋务运动

1、研究状况

洋务运动发生于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在这三十年中，中国的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引起不同的看法。

最早将洋务运动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来考察是从梁启超开始的，他在《戊戌政变记》中，肯定了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把它看成是维新运动的先导，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在顽固派的阻挠及洋务派学习西方没有学到根本上，“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 二三十年代，少数史学家如蒋廷黻、萧一山、钱穆等对洋务运动作过考察，把洋务运动视为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如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称洋务运动是“自强运动”。但也指出他们不能救国救民。原因在他们不彻底：“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现代化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需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他们不仅自己做不到，时代也不允许。

四十年代，范文澜、胡绳在《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提出：当时的中国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实行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路线，一条是从起义到辛亥革命的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路线。洋务运动属于反动路线，是反动的卖国的运动。这一观点曾长期统治史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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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何干之、李达：中国经过洋务运动“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近代社会方向运动”（李达文等：《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论》），何干之：洋务运动是“封建上层分子目击民族的危机所提出的改良政策，是由对内的改革以达到对外的独立，具有爱国主义的性质”（《中国启蒙运动史》）。 五十年代，史学界承袭范、胡的观点，把洋务运动视为反动的运动，所以没有什么研究。向传统观点进行挑战的是60年代的姜铎，61~62年在《文汇报》发表三篇文章，提出一些重要看法：洋务运动和外国侵略资本之间存在矛盾，对民族资本有促进作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业已超出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范围，实际上是关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斗争，他认为洋务活动具有两面性，在当时有它的积极作用的一面。姜的观点引起强烈反响，先后发表了十多篇与姜商榷的文章，这场讨论，提出了重新评价洋务运动的问题，但到1964年，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讨论终止了。

80年代，洋务运动研究成为热点，全国召开了六次洋务运动史的学术讨论会。论文数百篇，一批学术著作和人物传记，对洋务运动时期的政、经、文作了多侧面的探讨，对过去被否定的人物曾、李、张、左等，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就研究本身而言，仍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基本肯定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揭开了封建制度下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尽管有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潮流的。

持相反观点者认为：洋务运动从总体上是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需要，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阻碍了中华民族资本的发展，不属于历史的进步潮流。

出现上述不同学术观点的原因，是评价标准不同，前者的标准是近代化，是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后者是从统治集团的目的出发的。我们应从洋务运动出现的历史条件及其影响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

2、洋务运动的历史背景

（1）．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和部分士大夫的危机意识

马、恩《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

中国面临着西方文明的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中国要不灭亡，只有学习西方。面临着这一挑战，特别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及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使一部分封建士大夫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意识——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是象顽固派那样起因于太平天国，而是起因于对西方近代化的军事实力的忧惧心理。（如湘军胡林翼在夺取安庆时，猛然看到两艘游弋于长江上的洋人的军舰，迅如奔马，逆江而上，胡立即变色不语，勒马回营，并在中途呕血，几乎堕下马来。他原有病，经这一刺激病情加重，数月之后郁郁而死。）这说明这类封建士大夫已敏锐地直觉到西方列强的军事实力已远非中国清廷军队所能比，他不能不为大清帝国的未来担心。

这种忧惧意识的深化，就是危机意识。

《剑桥中国晚清史》考察了鸦片战争以后部分封建士大夫对时局认识的变化过程：1840—1860年之间只有杨州秀才黄钧宰在1844年写道：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1861年之后至1900年，至少有43个人评论了这种巨大意义的变化，最早的一个人是王韬，他在1864年对于西人之杂处中国感惊讶。1865年，广东巡抚黄恩彤认识到，中国已面临着几百年来最大的变化。1867年，丁日昌说：中西接触的扩大是一千年来所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变化。1872年，李鸿章：西人东侵是三千年来所发生的最大变化。稍后，曾纪泽称这是五千年来最大的变化，张之洞则说是亘古未有的奇变。——这反映了对西方及中西差距认识深化的过程。

在他们那里，变局的内涵包括：中国面临西方的侵略，而西方已不再是夷狄，而是海上强国，他们有船坚炮利，有先进的技术，他们到中国来不仅为贸易，而是“阴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中国已处于四面八方备受外敌入侵的境地，他们在“变局”中有了紧迫感。

如何应付变局，他们自然要到儒家传统中寻找理论根据，这就是“自强”（源于《易经》：易穷则变，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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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则通，通则久。宇宙是不断变化的，君子也应仿效天的运行不止，刚建自强。《易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李鸿章在一封信中说：不得已舍陆登舟，用夷变夏，„„图在后与之为无町畦，而求自强之术耳。 奕訢：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利器为先。

曾国藩：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自强”的内容主要是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承认“变局”、寻求“自强”，反映二鸦后，中国官僚士大夫对西方挑战的反应。

（2）．中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和资本原始积累的困难

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一方面是自然经济解体，另一方面是商品经济有所发展。50—60年代，中国已出现外资工厂50—60家，一批华商在外资企业附股，60年代初，华商也提出自己创办轮船公司等企业的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萌动之中。

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要经历一段由萌芽到原始积累的准备过程。要求一定的条件，在欧洲，14—15世纪，就已有资萌芽。15世纪末（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519年麦哲伦开始环球航行）地理大发现，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刺激了西方国家对新的世界的贸易需求，使西方资本主义摆脱了萌芽时期那种蜗牛般爬行的进度，他们开始用暴力来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征服殖民地，从事争夺海上霸权的商业战争，在英国则出现剥夺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经过这样一个“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原始积累，促使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各国建立起来。

但是在近代的中国，历史条件已不允许中国出现这样一个原始资本积累。首先，因为国际条件发生了变化，中国所处地位也发生变化，中国已是一个被侵略被宰割的对象，外国资本主义向中国输出商品，同时开办洋行，航运、工厂、银行等，掠夺了大量的货币资本。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自然经济分解和小生产的破产，主要给外国资本主义提供了积累资本的条件，而给本国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所准备的财富是极其有限的。

其次是中国专制统治者历来采取重农抑商政策，直至甲午战前，资本主义萌芽始终得不到充分发展，中国缺乏象西欧那样强大的市民等级，缺乏原始积累的主体力量。假使要建立工厂，也要遇到极大的阻力。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中国不可能走由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近代机器工业这一正常发展道路，于是就有一班封建官僚出来讲求自强之道，倡办新式工业，因为他们有权，可以利用封建国家的力量，助长新式工业的发展。所以洋务运动出现，是中国社会历史决定的，历史决定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是由一部分官僚来承担的。

3、洋务派和洋务运动 （1）．洋务派

洋务，也称夷务，泛指与西方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事务，如外交、通商、传教及引进机器技术等。晚清把一切与外国有关的事情都称为洋务：讲制造也，言交涉也，办教案也，言通商也。

洋务运动所兴办的洋务，狭义地说，主要指清朝一部分当权的官僚所进行的引进西方机器生产、科学技术及武备的活动。他们此项活动从六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中期告一段落，其活动中心，六十年代以购置西洋船炮枪械、建立近代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陆军为主；七十年代后，在进行上述活动同时，还兴办工矿、轮船、电报铁路和纺织等民用企业，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等，从事这些活动的人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派在中央以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户部侍郎文祥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1872年死时任两江总督），李鸿章（直隶总督，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闽浙、陕甘总督，收复新疆），张之洞（两广、湖广总督）等为代表。洋务派并不是一个严密的集团，这些人在洋务思想和活动方面各有所异。奕訢，除“坚船炮利”外，对其他洋务工业兴趣不大，为了防止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局面，曾企图让满旗贵族控制军事工业。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创始人，50年代就在湘军中使用洋枪洋炮，六十年代初（1861年），从安庆内军械所开始仿造洋枪洋炮，还组织了一批人翻译西书。左宗棠的洋务活动则以造船为中心，渐次举办枪炮制造，创办新式学堂，他的反侵略色彩比较浓厚，他主张办洋务重在造船，就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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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到列强船只横行海上，从海防需要出发的。李鸿章办洋务最多，成绩最显著。包括第一个大型军事工业（1865年，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第一个大型煤矿（开平煤矿，1877）、第一个电报总局（天津电报总局，1880）、第一条铁路（唐山胥各庄，1881）、第一个机器织布局（1882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最大的海军北洋海军（1873-1888历时十五年），但他在对外活动方面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

张之洞（1837-1909），清朝廷为防止李鸿章势力过大而扶植起来的后期洋务领袖，八十年代任两广总督期间，办了军事工业和新式学堂，1889年任湖广总督后，在湖北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创办两湖书院、武备学堂，建立湖北的近代学制体系。

洋务派活动各有所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开创了一个在器物方面向西方学习的运动。

有人认为：洋务派是地主阶级中带有买办倾向的政治派别。理由就是：在洋务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封建地主官僚，这批地主官僚在办洋务过程中和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勾结在一起，逐步变为带买办性的封建官僚。

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中国近代初期的资产阶级政治派别。依据是，洋务派的许多人物都兼有地主官僚和资本家的双重身份，而资产阶级性则逐日增大。因此，他们正在变为带有资产阶级性的政治集团。 我认为：称洋务派为清政府中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新型官僚集团比较好。洋务派主要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批掌握实权的官僚，他们从事洋务活动，但本身并没有资产阶级化，判断一个人阶级转化的主要标准是经济收入以何为主。从收入来看，他们主要是官俸和地租。但他们与一般官僚不同的在于，要求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要求兴办资本主义企业，在封建统治集团中他们是比较开明的一批人，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新型官僚集团。

洋务派是不是投降派，要具体分析，洋务派中有抵抗派，如左宗棠1875-1880年收复新疆，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左、张是坚决的抵抗派。就是投降派，也不是一味投降，如李鸿章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但他也说过一些抵抗外国侵略的话，他创办军事、民用工业、建设海防，组建北洋舰队，都有对付外国侵略的意图。

总之，对历史人物不要轻易定性，要具体分析。 总结中西近代化启动时的不同特点

西方：十一世纪出现了独立的城市和市民等级，随着市民文化出现，十四至十六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城市市民等级（新兴资产阶级）以新的世界观推翻神学、经院哲学、僧侣主义的世界观的思想文化运动，其世界观内容就是人文主义：歌颂世俗、蔑视天堂，标榜理性，肯定“人”是现实社会的创造者和享受者，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中古的宗教桎梏。十

六、十七世纪，出现了要求改变束缚人的中世纪宗教的宗教改革运动，把宗教从封建王权的奴仆的地位下解救出来，把某些人文主义贯彻到宗教中，不反对从事经营致富，还简化了宗教仪式。在思想文化中资产阶级文化成长的同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和阶级力量也在增长，当市民等级成为与封建王朝抗衡的一种力量时，便发生了政治变革，建立资产阶级掌握的国家，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中国：当中国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时，中国国内只有稀疏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资产阶级，更没有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了。但当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以后，已经面临着一种严峻的考验，要么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走近代化并使国家富强独立的道路，要么被奴役，以致成为完全的殖民地。所以走近代化的道路已是中国面临的不得不从的抉择。中国的近代化不是起因于一种“内发”的力量，而是源于一种“外发的压力”。也即是中国近代化的主要动机，并非发自社会之内部，而是发自社会之外部，为了保卫自己，免于西方优势的政治经济的侵袭，非求得国家的安定与力量不可。当中国进入近代化时，内部既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没有发达的市民等级，更不要说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了，这是一方面情况。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中国没有强大的市民等级，也不可能出现西方那样的原始资本积累。近代化的第一步是如何迈出的？这就是出现了洋务洋务派。它是由一部分上层官僚所从事的引进西方技术，在中国设立工厂、学校、海军的活动，从而引导了中国资本主义产生。 （2）．洋务活动与洋务企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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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洋务运动从六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中日甲午战争宣告失败（但张之洞在九十年代末还创办过几个企业，但收效甚微，失败并不等于结束），其主要内容包括：

①创办军事工业：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和农民起义的冲击，洋务派逐渐认识到，中国面临几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的一套政治措施已不能应付新的形势，所以主张改弦更张，学习西方长技以自强。最初，他们所看到的西方国家的长技，仅仅是船坚炮利，所以他们谋求富强的活动，首先从购买和制造船炮开始。1861年，曾国藩在攻陷安庆后，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试造枪炮炸弹，还造了一艘小轮船，但采用手工生产，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它还不是近代军事工业。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制造枪炮、炸药、轮船，为最大的军火工厂。从1865—1890年代，洋务派创建了21个局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是：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

这些企业创办形式为官办，即开办费用和经费由官款拨充，经营上带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性质。 其资本主义性主要表现在：A.从生产力状况看，都采用机器生产，工人是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工资是按技术的高低而决定，天津机器局“中外匠役量才给值”，福州船政局“工资由每天两角五分到三元不等”，这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特点。

B.经费最初完全依靠清政府的财政拨款（海关关税和军费中提取），但80年代以后，为解决经费来源问题，一些局厂开始将产品转换成价值，计算价格，买方筹款付款，以取得的赢利解决经费来源，清政府以“计价”方式调拨军火。

封建性主要表现在：体制上采取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设总办、会办、提调若干人、类似官场，并且受总督、抚巡的监视和总理衙门的节制，使企业成为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必然引起机构臃肿、冗员充斥、贪污中饱等等现象。

②创办民用工业。军事工业创办中遇到经费、原料、燃料、运输等困难，洋务派进而认识到，在西方坚船炮利的背后，还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所以他们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除继续经营军事工业外，还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从七十年代开始，创办了航运（上海轮船招商局）、煤矿（开平煤矿）、金属矿（漠河金矿、大冶铁矿）、电讯（天津电报总局）、铁路（唐山—胥各庄）、纺织（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纺织四局、兰州织呢局）、冶炼（汉阳铁厂），合计20余家。

民用企业的经营方式：官办（汉阳铁厂）、官商合办（洋务运动后期出现，官商双方出资，各举代表参加企业管理，湖北织布局）、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漠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官督商办企业采用股份制形式组建企业，主要由商人出资认股，官方也借垫部分资金。“官督”指二方面：A、企业经营大权由官方控制，即派总办、会办、代表官方管理。B、这些企业在某些方面可以受到官方保护：招商局取得运送漕粮的特权，上海机器织布局享有十年专利权（不许别人设厂），还有减免税厘的权利，电报局获得巡路津贴等。

企业的特点：A..经营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而进行的商品生产，工业产品直接投入市场、交通、运输、电报等业均以盈利为主。

B.采用机器生产、雇佣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厂内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

C.吸取了大量商股、投资者主要是买办、商人、地主、官僚，他们通过投资新式企业转化为资本所有者。 D.具有一定的封建性，企业主管人员必须向官府负责，政府虽对企业有一定的优惠政策，但要企业负担名目繁多的“报效”，内部“官权”不断压制商权，致使企业难以发展。 这些企业虽然带有一定的封建色彩，但从总体上看，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③编练新式陆海军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认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1861年起，开始以购置西洋枪炮，操练西式阵法为主的活动。1862年，奕訢在天津组建洋枪队，聘外籍教练，选派八旗兵到天津训练。湘军、淮军也大量采用西式枪炮。1865年起，淮军“尽弃习用之招，鸟枪变成洋枪队”，全部用西式武器和阵法，人员也从六千增到五万多，成为武备最精良的一支军队。1866年，奕訢在直隶又选练了六军，15000人，称“练军”。

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台湾，震动了朝廷中的部分官僚，12月丁日昌（广东人，福建巡抚，曾国藩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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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提出“海洋水师章程”，提出建立北、东、南三支舰队的建议。1875年，清政府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并向英、德等国购船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譞主持，到1894年中日战争前，清政府初步建成三支水师：福建、南洋和北洋。

福建水师：闽浙总督统辖，防卫福建、台湾，船二十艘，十四艘为福州船政局造，其余外购。中法战争中，被击沉9艘，几乎全军覆没，后难以成军了。

南洋：由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节制，防卫江浙，船二十三艘，外购九艘，自造十四艘，参与过中法战争。 北洋：最大的一支，1888年成军，李鸿章节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二十五艘船，大部分购自国外，两铁甲舰定远、镇远，由德国购进，巡洋舰济远、经远、也远购自德国，超勇、杨威（巡洋舰）购自英国。 北洋海军覆灭后，海军衙门于1895年裁撤，随着北洋海军的失败，清政府已无海军可言。 ④兴办教育事业

洋务派在办洋务过程中，感到急需外语人才，六十年代初，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相继设立了第一批外国语学堂——同文馆：北京同文馆1862年设，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设，1864年设广州同文馆。以学习外语为主，也学习天文、算学，这是第一批学堂。

第二批学堂是学习技术的学校，如1866年福州船政学堂，1874年上海江南制造局的操炮学堂，学习制炮工程，1880年广东实学馆，学习航海和造船，此外还有1880年的天津电报学堂，1882年上海电报学堂。近代陆海军的建设又推动一批水师学堂的设立：1885年天津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1892年湖北采务工程学堂，1893年北洋医学堂，1890年江南水师学堂，1887年广东水陆师学堂等。到甲午战前，洋务派创办了大约24所各类学校，大部分属中等专科性质。

此外，还派遣留学生，1872年，第一批留学生到美国，到1875年先后派出四批，每批三十名，最幼者十岁，最长者十六岁，先入中小学，后入耶鲁等大学学习法律、工、矿、路、机。后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和馋言，1881年清政府下令撤回，回国九十四名，幼童留美夭折。其中大多数在美接受基础教育，只有2人得学士学位，其之一即詹天佑。仍留美不归的十几人中，后来有的成为著名工程师，有的成为外交家。 从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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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85年，福州政局也先后派学生赴欧洲考察、留学（主要是英法），学习驾驶、制造，其中有严复，还有不少回国后成为海军的骨干。如：刘步蟾、邓世昌、林永升等。

4、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

洋务派是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来的一个派别，他们主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达到“图强”、“求富”的目的。而封建顽固派则死抱住封建教条，坚决反对学习西方和兴办洋务。在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与顽固派经常展开争论，最激烈的有二个问题： （1）1867年（同治六年）围绕同文馆的争论。

北京同文馆于1862年由总理衙门设立，最初的目的是训练中外交涉需用的外语人才。但洋务派很快发现仅有语言人才是不够的，学习西方的制造技术，必先学习基础理论，于是在1867年提出设天文算学馆，学习外国史地、数理化、机器制造等课程。招生方面，奕訢和文祥上奏建议鼓励有举人、贡生甚至进士资格的人报考，并说，学习之后还可“格外优保”，得到升官机会，但同文馆很快招致了顽固派的反对，认为有伤国体，招致了一场论战。顽固派的一个著名代表倭仁上奏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在他们的眼光里，科学与技术简直就是异端的“术数”，还说学习技术是“奉夷人为师”，是卑鄙之至。慈禧太后当时是站在顽固派一边（与奕訢有矛盾），公布了倭仁的奏折，在北京士大夫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有不少人顾虑会被耻笑而不报考了，还有人在门口贴对联讽刺同文馆要“孔门弟子”向“鬼谷先生”学习，“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后来虽也招了第一批三十名学生，但素质较差，仅五人毕业。 （2）关于铁路问题的争论。

1880年，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奏请修筑两条铁路，一由清江经山东至北京。一由汉口经河南达北京。认为“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用兵。”此主张一提出，立即遭到顽固派的反对，侍读学士张家骧上奏指斥铁路有“三大弊”：①洋人可乘铁路到处往来；②毁坏田亩、房屋、坟墓；③会使轮船倒闭。李鸿章上奏反驳，支持刘的意见。这样，立即遭到京官、御史的群起反对。他们把修铁路说成是“嬉戏无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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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举”，会“误国殃民，莫大于是”，总之，认为修路害多而无利。1889年，李鸿章着手筹办津通（天津到通州）铁路，顽固派更是坚决反对，要把铁路修到北京附近，那怎么得了，“举朝骇然”。顽固派更是“交章谏阻”，各地将军督抚中反对修路者十居八九，遂使津通路不能修筑。

洋务派进行的其他一些活动，无不受到顽固派的攻击。他们认为开矿修路会“震动地脉”、“破坏风水”，自造船炮是“虚耗国帑”。他们攻击的理论便是“礼义廉耻”、“天道人心”、“用夏变夷”、祖宗成法不可变等封建教条，说什么“立国之道，尚孔义不苟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说洋务是“败坏人心”。有些语言是很愚昧可笑的。 洋务派反击的言论：

当时的时局是“开千古未曾有之局”，因而“中国不能闭门不纳，束手而不问”；“中国当此强邻四逼，必不能闭关独守”，所以他们是从国际形势和时代变迁的角度来说明中国不能闭关，必须向世界学习。这是洋务派面向现实后得出的新观念。

他们也揭露顽固派的嘴脸。曾纪泽将顽固派分为三种：① “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除事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②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结论，发为虚悬无薄之庄言，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③小人，“视洋务为络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他们还揭露顽固派表现上反对开放，禁用外国货物，而实际上“钟表玩具家皆有之”。

洋务派与顽固派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不同派别，洋务派对顽固派的揭露只停留在表面，这是因为他们在维护封建统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二派的具体做法很不一致。洋务派的经济活动，反映和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在改变古老落后的封建经济，促进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方面，不能不在客观上起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主观上没有意识，但他们的经济活动，已经会触犯旧文化、旧传统而遭到顽固派反对。

而顽固派则相反，他们反对采用近代生产方式，主张继续保持封建落后经济的现状，因而害怕一切新事物，拒绝一切新事物，他们反映和代表着当时中国封建落后的经济势力。所以二派争论绝不仅仅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反映着中国社会发展方面，是继续保持古老落后的封建经济，还是效法西方发展资本主义近代生产方式的斗争，是守旧与革新的斗争，也是洋务思想对封建传统观念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洋务派是以引进西方长技为标志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而顽固派是反对变革生产力的地主阶级守旧派。

5、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几个问题。 （1）．评价的标准问题

历来有注重主观动机还是注重客观效果二种看法，前者强调他们的目的是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后者强调他们办洋务的客观后果是促使中国出现了近代工业。

这实际是道德评价和价值评价的问题，是史学评价的老问题。评价洋务运动的历史座标是什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改革——自强是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重要条件与前提，所以，我们评价洋务运动的历史座标应是近代化。

从近期看帮助清王朝渡过了危机，但从长远看，则是积累了促使清王朝灭亡的条件（资本主义因素）。 （2）．洋务运动与中华民族私人资本主义的关系，既有促进作用，又有阻碍作用。 前期促进作用是主要，后期阻碍作用则日益明显，分界：60—80年代初，80年代后。 为什么：是中国客观历史环境有关。

中国没有强大独立的市民等级，没有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先天不足。近代以来，又有外国资本主义的竞争，封建专制制度和习惯势力的阻碍（厘金剥削，政府对私人企业创办采取不支持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私人企业创办困难重重，阻力很大（60年代上海民间要求创办轮船公司，被压制）。在这种情况下，洋务企业的创办，引进了机器技术，在封建主义的坚冰上打开了缺口，为中华民族私人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准备了必要条件，为中国商办企业的创办起到了摧生的作用。郑观应曾说：“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等，兼集商赀则众擎易举，全归商办则士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就反映了当时的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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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事实上，如果从后发外生型国家工业化道路来看，工业化的启动者往往先是由政府承担的，日本初期也是以官营半官半民的企业为主，这是一个较为普通的现象，没有第一步，就没有第二步。从中国近代而言，也正是如此，正是在洋务企业创办以后，中国商办企业才陆续发生。

为什么又说80年代以后，也就是当商办企业发展起来以后，洋务企业的阻碍作用日益明显？这是与洋务企业的体制有关：官营、官商企业。即使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管理权也由官方掌握。“官商本相隔阂”，官要集中、控制企业的各种权力，而商则要自由发展。企业作为经济实体要依市场需要而发展，二方面必然构成矛盾。表现在企业内部，如轮船招商局要发展远洋航行，李鸿章不同意；上海机器织布局亏损，强令股东三个月内每股加银30两，愈期不交，则3股并为一股。这样，必然使企业内部广大股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企业在官的控制下难以发展。

就以洋务企业与商办企业之间而言，由于洋务企业受到某些权力保护（七年专制，减税，开平煤矿），难以形成平等竞争。所以，必然产生压制、阻碍作用。80年代中期以后，原来支持官督商办的郑观应反过来持批评态度说：官民视投资公司为畏途了。

为什么会这样？与主持洋务活动的官僚指导思想有关？

1874年，太久保利通《关于殖产兴业建议书》：“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而人民之贫富在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虽依赖于人民致力与否，但寻其根源，又无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政府创办企业的作用是“诱导奖励”，目的是“振兴民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880年，政府颁官营企业条例，果断地采取廉价出卖官办企业，发展私人企业方针。80年代中，出现产业革命，仅十年左右时间，工业便在国民经济中占了统治地位。

洋务派虽然也讲自强求富，但着眼点只是清政府、官的利益。李鸿章预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分”。私人资本任意发展会“漫无钤制”，与洋务企业争利，所以要“官为控制”。

两相比较，一个着眼于长远，一个着眼实际利益，一个明确发展工业的出路在振兴民业，一个始终担心民业“争利滋弊”。

（3）．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

关键问题在：洋务运动是与外国侵略者勾结的产物还是矛盾的产物？

洋务运动兴起之初，有对抗人民斗争的一面，共同勾结镇压太平天国，而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国内阶级矛盾缓和，民族矛盾则是主要矛盾。七十年代以后，洋务运动主要是作为外国侵略者的对立面而发展的。洋务派在这些企业的经营上，有一定的独立打算，当时流行的口号是“以商制敌，大要两端，外国所需于中国者，自行贩运，中国所需于外国者，自行制定”、“与洋人争利”，所以与外国资本不可能不存在矛盾。具体表现：

A、练兵：李鸿章《筹议海防折》：“盖发、捻、苗、回诸贼，皆内地百姓，虽有勇锐坚忍之气，而器械不及官军之精备，可以剿抚兼施。外洋：专以兵力强弱角胜，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

B、造船，强调自造，“各样兵船、铁甲船及精式利用之洋枪，为目前计，只得购之洋人；为久远计，必须自我制造，以期精益求精，用不胜用”。左宗棠明确提出自造轮船的两个目标：“以防外侮，以利民用”。 C、开矿：“用彼国开挖之器，兴中国永远之利”。李鸿章谈到采煤时说：“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应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矢”。 D、用洋人，认为：器械精巧，洋人为最，殚精竭虑，精益求精，可以用洋人。但强调：“能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一些重要部门，如“驾驶不用洋人”等。 可见在创办洋务企业中，“御侮”，即矛盾一面是主要的。

洋务企业重用洋员是否具有买办性？所谓买办性，指企业基本上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其业务是为外国资本服务的，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起着破坏作用。洋务企业显然不是这样。洋务企业购买外国机器，但并没有投靠外国资本，它雇佣洋员，但也没有造成洋员控制企业的局面，所以它虽然有一定的依赖性，但不是买办性。在当时，引进外国技术，聘请洋员，进口原材料，借一点外债办企业，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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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理性，就是不少私人企业也是如此。 （4）．洋务运动与近代化

从性质上看，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救亡运动。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立足点还是封建主义，并不想触动封建主义的体制和根基，但在不可抗拒的世界资本主义潮流面前，为了免于灭亡，他们采取了顺应的态度。他们主观上只是想引进某些西方的物质文明、增强国家实力以应付变化了的世界形势，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但引进的西方物质文明却不可避免地伴随而来了封建主义的对立场——资本主义，从而客观上挖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墙脚。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可以三方面来看：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洋务运动是近代化的第一步： ①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第一步。

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内容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中国，不同阶级、不同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的探索和斗争。因为中国没有市民等级——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萌芽在西方资入侵后，又遭到摧残，所以这个从西方移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事业在其始初阶段便不能不依靠从封建阶级当权部分分化出来的开明派来承担。在当时，只有这些人有条件、有力量从西方引进新式的军事装备，引进机器生产，引进科学技术，从而在封闭的封建殿堂打开缺口。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维新与辛亥革命的第二步、第三步。历史是一环紧接着一环的。

②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私人资本企业的发生建立了基础。

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但始终没有发展到具有独立性格的程度，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又扼杀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独立发展的前途。在这种情况下，洋务运动首先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企业，这些企业的建立，冲破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堤防，它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洋务派的引进和提倡，古老的中国要出现这些先进设备，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所以洋务运动为私人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清除了某些障碍。 ③洋务运动冲击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

近代化是一社会过程，资本主义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是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洋务运动引进了机器和技术，但随着这些机器技术的引进，是使传统价值观点发生变化。洋务派提出学习西方“以制器为先”，这就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承认自己不如西方了，这对中国传统的“坚夷夏之防”的价值观念是一巨大的冲击。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还有一个观念是“贵义贱利”，轻视技艺、工商，洋务派要求把义利联系起来，认为对国家有利就是正当的，开化了社会风气。

我们肯定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就是肯定它在工业化及文化变迁方面第一步的作用，但洋务运动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化。从世界近代化的角度看，社会变革是一个包括社会各个方面的整体变迁过程，当物质层面的变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要求体制和制度的变化，要求第二步，第三步，洋务运动难以做到，所以完成不了近化化的任务。 （5）．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 根本原因在洋务运动的变力不足。

社会变革是一个包括政、经、文三个层次的整体变迁过程。洋务运动仅在器物、技术方面学习西方，想在中国封建制度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本身有不可克服的封建性，窒息了洋务运动的生机——贫污、任用私人，必然使成本高质量低劣，“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旧物”、“新其貌而不新其心”，只变动经济而不变动封建专制政治之本，这决定其不可能持久。 洋务运动时中国是没有可能再向前跨进一步实现全面的近代化呢？有一定条件：

从世界史角度看，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一次新的科技革命时代，内燃机（1876年）发明提供了新的动力，英法等国发明了转炉炼钢及平炉炼钢法，电动机、电话、无线电通讯技术等都发明出来，交通运输铁路、轮船等的发展，使地球的距离缩短了，在新技术革命的带动下，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上的垄断，政治上民主化、军事工业现代化、文化生活世俗化的潮流。

一些原来落后的国家也开始了近代化过程，最典型的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推行“振兴实业”政策，办了一批工厂，这批工厂以官营与半官半民（类似官督商办）为主，可见在本国资本不发达的情况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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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期兴办企业由官出面方面有相似性。在这些企业的创办中，也遭到批评“费用颇多，损益得失相当”，因而在明治十四年以后，明治政府果断地采取了一个行动：把官营及半官半营工厂出卖给民间，扶植资产阶级，以后又颁布宪法，开设国会，在国家体制上进行变革，所以迅速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

处在这样世界大潮中，中国已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必须近代化，否则就没有出路，这是形势之迫，当时要迈第二步是可能的。

首先：外国资这时调整了对华政策，“合作政策”，相对有一段“和平”时期，有利于内部励精图治，加快改革步伐。

其次，洋务运动开展过程中，已经有一批人包括文祥，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郭蒿焘、郑观应、王韬等都程度不等程度提出了学习西方、进一步变革政治制度的要素，郭蒿焘写信给李鸿章，要求“采西国之政”期望他朝着“立国之本”的方向再进一步，淮军将领，后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在临终的《遗折》中，批评了洋务派，说中国改革应“议政于议院”。

但洋务派并没有朝这方面走下去。相反，后期洋务领袖张之洞还在《劝学篇》中进一步发挥“中体西用”思想，反对维新变法。

当时中国缺乏真正有远见卓识的领导核心。

[美]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商务11984.6）提出日俄近代化的经验：“有两个基本的革新过程在变革时期起作用：一是转化，即改造在现代化以前时期已经存在的特质；二是借鉴，即按照别的社会的模式建立新的制度和价值标准”。

现代化改革是一场环环相扣、互相影响的运动。洋务运动虽然迈出了经济近代化的第一步，但他们没有也不想走第二步，没有社会政治的重大改革，经济建设的点滴成就必然是极其有限的，就使这场运动不可能成功。它的失败，使中国失去了第一次腾飞的机会。

二、近代私人资本企业的产生

1、关于中国近代私人资本企业产生途径的学术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鸦片战争前的资本主义萌芽密切相关。认为：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具有新事物的生命力，既然产生、便不会夭折，而是导向新的生产方式。清前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在鸦片战争后，大部分维持下来，其中有的向机器工业过渡，说明明清以来资本主义萌芽并未中断。中国的资本主义并未完全是从西方移植来的（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术略》，《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出版）。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主要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和刺激下发生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发展很微弱，西方殖民者入侵后，不少行业相继萧条。而新兴的近代企业，绝大部分是从无到有，输入西方机器，把西方的已有企业成套地移植过来的（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

当然，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起来的也有，但不是中华民族资产生的主要途径，由手工工场向机器工业转变是在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进一步发展以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但为数不多，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的主要部分是从西方引进的。

近代企业：并不在是否采用雇佣生产方式（手工工场就有），主要特征是采用机器（使用原动力的）生产，并采用与机器生产相适应的管理方式。

如何分析这一问题？我们应从中国私人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入手。

2、中国私人资本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

近代私人资本企业主要不是在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冲激下发展起来的。

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主义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不能自然发展成资本主义？

要有条件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论述过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提出：14—15世纪，西欧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但是，如果不是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摆脱萌芽状态那种“蜗牛般爬行的速度”，导致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胜利。马克思写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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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州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曙光。”动机：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基本力量：中世纪晚期出现的自治城市和市民等级。但市民等级还不能产生资本主义，还需要激发力量：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它是靠地理大发现激发起来的。

马克思把地理大发现、商业和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资本的积累等作为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条件。然而，如果观察一下十

五、十六世纪的欧洲，则会产生了一个疑问：许多国家都具有相类似的因素，为什么只有英国首先成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

顾准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一文中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探讨了这一问题：“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商业本位国家，荷兰有过，产业革命未发生于荷兰。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科学技术成就，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共同遗产，而产业革命只发生于英国。航海、商业、殖民的扩大所造成的市场扩大，是欧洲诸国的共同利益，唯有英国才促成了产业革命。”所以，“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

顾准还补充：促成资本主义产生的因素，除了马克思所说的条件之外，还有“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以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意识。”

“工业革命”只发生在英国，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业革命都是“输入”的结果。人类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是必然的，但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成为过渡的起点，却是偶然的。作为原创性的工业革命只发生在英国。（孟彦弘：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

——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相关诸问题研究的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02.4） “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交流，会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

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也说：“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原因：中国是大陆型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夺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她志不在此。”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个体制，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生长的。

①没有享有自治权的城市和与此相联系的市民等级。西欧自治城市是反封建斗争的产物，市民等级是早期资产阶级的产生的基础。中国封建社会存在教为发达的城市，但多数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在封建专制王朝统治下，城市从未发生过统治权的转移。城市手工业商业的很大一部分直接被官府控制，城市中不可能产生与欧洲一样具有独立意识的市民等级（市民等级与市民不同）。没有市民等级，就缺乏与封建统治者分庭抗礼、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力量。

②中国封建工商业的很大一部分不是属于商品经济，而是从属于官府需要，官府工业、官府商业、官督商办，这种官营和官商体制长期存在，控制了和制约了市场的发育，它极大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自由发展，使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极为缓慢。

③中国的专制主义源远流长，体制完备，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一直有力地维护着封建经济基础，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桎梏。尤其是17世纪中叶后清政府推行限制对外贸易的“闭关政策”，使资本主义萌芽基本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境地，不能与新的世界贸易的需求相接触，以致没有得到使自身摆脱“蜗牛般爬行速度”所必备的条件。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开始有了新的变化：（1）表现为耕织分离，这个过程真正开始是第二次鸦片战后，一方面，促使中国内部自然经济分解，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也打击了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使中国原有的手工业和商业衰敝。正如福州将军闽海关监督在奏折中说：“福建民间之买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很快陷入枯萎凋谢的境地，除极个别以外，大多没有长成枝叶繁盛的树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主要不是从原有的手工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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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2）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之下，外国资本者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就中国自身来看，原来与资本主义萌芽相伴而生的那些手工业主和商人，大部分随着萌芽的被摧毁而陷入破落的境地，他们没有可能发展成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而另一部分，一些与外国侵略者关系比较密切的买办和买办化的商人。一些利用封建权势乘机搜括聚敛的官僚和地主，则看到外国资本在中国办厂取得的优厚利润，于是将他们手中的资金或到洋务派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投资，或自己办厂，于是转化成近代资产阶级。由此可见，中国没有条件出现欧洲国家那样的“原始资本积累”，决定中华民族资本资金不足。

中国私人资本企业的主要部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即直接移植西方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建立的。

3、中国私人资本企业的发展阶段。

（1）．兴起阶段：19世纪七十年代——1895年甲午战争

1869年，上海一家打铁作坊使用机器（车床），是为发昌机器厂。

1872年，广东南海华侨商人陈启源在简村设立机器缫丝厂，定名继昌隆，在它之后，南海、顺德继起仿效，甲午战前达88家。

根据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统计：甲午战前，民族资近代企业170家，其中矿厂

22、小火轮公司

3、其他工厂145，主要分布：缫丝、纺织（轨花、纱厂）、火柴、定纸、印刷。

（2）．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即1895—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 原因：A、19世纪后期中国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扩大，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

B、甲午战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高涨，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抵制外货，自保利权”成为当时筹办企业的口号，20世纪初收回路矿利权运动，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

C、清政府解除对民间设厂的禁令，1896年清政府要各省督抚分别在省会设立商务局，1897年3年又明令“准各省广开民厂”，1898年制定《振兴工艺给奖章程》。

据统计，这一时期私人资本企业460余家。其中，发展较快的是绵纺织业，460余家工矿业中，棉纺业19家，缫丝厂141家，资本数30,246千元。在帝国主义的严重压迫下，中国棉纺织业处境并不顺利，但这种企业所需投资较少，盈利较快，近代一些著名实业家张謇、严信厚、荣宗敬等都是靠办纱厂发迹致富的。

其余：面粉60,火柴58，机器制造86家。采矿：采煤新设私人企业31个，金属矿18个，还有玻璃，造纸、榨油、印刷、食品、水电等。

交通运输业中：商办轮船公司大兴，据海关登记，1894年，轮船140只，1912年897只，增长数为541%，总吨位则增长225%。其中主要是小火轮公司，每轮不到100吨，往往一二只小火轮就成为一个公司。其中较大的（平均资本33万元以上）有35家。

另外，在收回路权运动中，各省筹办商办铁路公司，集股自修铁路，1903—1907，有15个省开设铁路公司，到1911年，铁路公司自行修成的铁路总长度422公里。 （3）．1914—1919年，私人资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原因：①辛亥革命给封建制度的打击，推行振兴实业的政策。

②主要是帝国主义忙于战争，向中国输入商品减少，相反，中国出口产品增加，加上国内市场的需要，刺激了相关资产阶级投资办厂。1912至1919年新建厂矿企业470多家，1911—1913注册设厂的，平均每年24个；1914年—1918年注册设厂，平均每年近三十七个，其中以纺织和面粉工业发展最快。1913年前，全国纺织厂231个，资本三千二百五十四万七千元，1920年增加到四百七十五个工厂，资本八千二百七十五万元；面粉业，面粉1913—1921，全国新设123家厂，民族资本经营的105家，1915年起，面粉大量出口。其他还有火柴、皮革，制纸、卷烟、玻璃、陶瓷、榨油、肥皂等轻工业。重工业出现：1914年开始兴建大冶铁厂等六个钢铁厂。1916年建成河北龙关铁矿公司，1917年上海建成和兴钢铁公司，1918年建成石景山钢铁厂，其他还有一些电力及运输业。金融业发展：1913年全国共有银行十七家，资本一亿一千四百八十八万元，到1919年六年间新增银行四十二家，资本一亿零二百七十六万元。一些大资本集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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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1919年资本百万元以上的大资本集团二十五个。1919年增加到四十三个，如上海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申新九个纱厂。周学熙：华新纺织（天津、青岛、唐山、安阳）四个纱厂，是北方最大的纺织集团。徐荣廷等人创立的裕大华集团，包括武昌裕华、石家庄大兴、西安大华等纱厂，雄踞华中，此外还有郭东、郭顺上海永安纺织公司四个厂。

4、私人资本企业的特点

（1）．工业结构不合理。主要是轻工业、轻工业主要是缫丝、轧花、棉纺织、造纸、印刷出版，重工业只有少数机器修造厂和采矿业，而机械修造厂只能从事船舶机器的修理和仿制一些小型机械，无独立制造部门。采矿业大多是试办，使用机器办有成效者不多。这种不合理，与资本积累的不足有关。

（2）．分布不平衡 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有学者统计1872—1894年私人企业75家，上海38家、广州9家，两者合计63%，其他则分布在在福州、厦门、汉口、天津，这种工业分布不合理情况，反映了中国发展的不平衡特征。

（3）．投资少、规模小，生产技术落后，除少数资本十万两以上，大多数以几万两和几千两，在与外资竞争中处于劣势。如外商怡和丝厂资本50万两，宝昌丝厂80万两，中国最早的公和永丝厂10万两，最大的坤记丝厂20万。由于资本少，私人企业规模一般都不大，机器设备不足或者陈旧简陋，生产技术落后，有些还够不上近代工业的标准。

（4）．它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存在着既相矛盾又依赖的关系。私人资本企业的落后，导致了它们对外国资本和封建势力的依赖，在机器，技术上资金（贷款）上依赖外国，有的甚至在生产方面都只是依赖洋行出口商品的加工业务。有的企业为了自己求得生存，依靠官府，请求减免税厘，有的还挂上“官督商办”的招牌。

但是，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来看，它们是一种新的，进步的生产关系，商办工业与官办工业不同，主要是中小资本主义企业，代表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些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近代化的生产技术，组织了一定规模的社会化生产，采用了某些科学管理制度，代表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第六讲 思想领域与社会阶层的变化

一、思想领域的变化

1、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致用思潮

经世思想是经邦济世的简称，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特点是在遵守儒学根本信条的前提下，致力于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中，它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或隐或现，其强弱显隐程度直接受到外在历史环境的左右。一般来说，当社会稳定，封建专制统治强颈有力时，经世观念就隐而不彰，藏而不露；一旦社会危机四伏，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之际，经世意识就活跃。明清以来，经世思想二度活跃，一次是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抨击封建专制统治，斥责君主为天下祸害，百姓才是国家主体，疾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经邦济世为已任。（之后是考据，复古之学的兴盛，乾嘉）。

第二次活跃就是鸦片战争前后，嘉道以来，王朝江河日下，末世的衰象日渐显显露，西方殖民者东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部分读书人走出象牙塔，把目光投向社会，力图匡济天下，力挽狂澜，经世之学又兴起。其前后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有20—30人，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其余还有姚莹（《康輶纪行》，嘉庆年进士，按察使），包世臣（嘉庆13年举人曾任知县），梁廷柟（《海国四说》、《夷氛闻记》副贡生、曾任内阁中书），徐继畬（《瀛环志略》，道光进士，道台，布政使，巡抚）。

思想特点：（1）、批判现实。 对社会现实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批判朝政腐败，斥责当权官僚士大夫，最深刻的是龚自珍。1831—1832写成《明良论》，这是一组“古今病”的时论文章，开了“慷慨论天下事”的先风。他揭发专制帝王用柔性和刚性两种手段，达到“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独制无所制”统治，是“霸天下之民，霸天下之统”的统治，指出在这样的专制统治下，人才被摧锄殆尽。他痛骂官僚的无耻：“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揭露那些有权势的官僚只知车马、服饰、巧言令色，没权势的官，只知练书法、作诗词、官越大，向皇帝献媚取宠的功夫越深。他说，官僚无耻到这种地址，这是“辱国”、“辱社稷”。他认为，这样的时代，是一个衰败的时代，在这个世界里，没有颜色、声音、道路、议论、举世昏昏闷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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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一旦清醒者——才士、才民出现，就会被软刀子杀害，这个社会是扼杀人才，窒息生机的世界。 他们的批判，目的是藉此唤醒统治者，催促他们改革。

（2）．倡言变革。他们竞相提出“补偏救弊”方案，如刷新吏治，惩治贪污，整饬军备。

重点在漕运、盐运、河工、农业等关系封建王朝切身利益的方面。如漕运一直是封建王朝之“正供”，以河道为主，但长期以来，河运“层层有费，可不得不索之官，官不得不索之民”，成为一大苛政，经世思想家们为了改变这些弊端，积极倡导以海运代河运。在河工方面，提出“以治为主，以防为辅”，御坝、浚淤并举的办法。

农业是他们讨论的重点，包世臣提出“天下之富在农”，“治平之枢在郡县，而郡县之治首农桑”，“长官之职在兴利除弊，劝课农桑”。魏源认为：由于国家对农民的过度征发，“遂改邑开成墟”，农业衰败，因此，国家必须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敢顾家业”。龚自珍认为，缩小贫富差别是改革的主要目的，他写了《农宗》，设计了一套按血缘宗法关系继承财产，分配土地的方案。四个等级：大宗、小宗、群宗、闲民，大宗分田百亩，小宗、群宗分田二十五亩，闲民不分田，做大宗的佃户，一个大宗可役使五户闲民，小宗、群宗可役使一户，且只能用同姓，同姓不足，才用异性，并必须报官府批准。

（3）．提出御夷、制夷思想。这主要是在鸦片战争后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后，在这些经世派中出现了新的民族意识和改革意识。

民族思想的本质是注重自我的体认。这种民族自我意识感受最强烈的时期，往往是一个民族遭受外来的侵略和压迫之时，民族意识的强烈程度、与民族遭受的外在困扰成正比。但其表现在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中是不同的。封建顽固派表现出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以排外为特征，以华夏为中心，或者是无视事实单纯的闭关，当国门关闭不住时，又纠缠于礼仪之节。它的发展，实际就变成了一种变态的民族虚骄自大心理。 而地主阶级经世派就不同了，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中，他们把民族观念由传统趋向近代，形成近代开放的民族观念。林则徐严厉禁止鸦片、但他不象道光帝那样，在禁烟的同时禁止一切贸易，而是把禁烟与通商区别开来，主张只要不运鸦片，即可友好通商。同时，他还从民族的自我体认进到对世界的体认，他不赞同保守派对西方世界的闭日塞听，主张了解西方，所以他“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编写了《四洲志》草稿，介绍各国历史、政治、疆域情况。林则徐了解西方的策略思想是：“必须时常操夷情，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知夷为了制夷。魏源则在《四洲志》基础上编写了《海国图志》，把林则徐的思想概括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林、魏的民族意识，立足于制夷，即民族自强，而自强的途径，则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课题，他们是一种近代开放的民族思想。

改革意识本也是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思想意识。表现：每当社会矛盾尖锐，他们就提出改革措施，以缓和矛盾延缓统治，主题是“兴利除弊”。

地主阶级经世派从鸦处战争的炮声中感受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并开始朦胧地认识到处在世界体系之中的中国，不能再按老样子继续下去了，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命题，强调“小变而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的主张。这是他们变革思想的哲学基础。

具体：A、引进西方技术、自设造船厂、火器局。B、仿效西法养兵练兵，增设水师。C)、允许沿海商民自愿仿设厂局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魏源主张师夷长技，鼓吹中国创办民用工业以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他也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作了初步介绍。在《海国图志》中，他以赞赏的口气谈到美国总统由选举产生，“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议会“三占从二”，“事无大小，必须各官会议，然后推行”。他还赞扬“不设君位”、“不立王侯”的瑞士是“西土桃花图”。他的认识是很肤浅的，但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介绍，已开始冲破“夷夏大防”的祖训，这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变化。

《海国图志》1842年初刻50卷，1847年增为60卷，1852年为扩为100卷，88万字。但在当时，却为当权者忌讳。50年代初，由商船带到日本，前后带了十五部，被官方征用七部，社会中马上翻译、训解、评论、刊印，出现了许多翻译刻本（原文翻印），训点本（加训读符号和假名），和解本（日本译本），估计1854—1856年日本刊印的各种版本20余种。《海国图志》给日本维新志士以重要启示。

从总体上看，经世思想并没有突破儒家的范围。但是，他们面向现实，讲求功利，注重实效，在西方侵略面前，他们勇于承认战败的事实，力求知己知彼，探讨抵抗侵略、报仇雪耻的办法。他们敏锐的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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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不是用夷夏之防观念可以应付得了的，因此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从思想史来看，他们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继承了古代思想家中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又提出了新的思想与观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称：“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

2、洋务思潮

洋务思潮是在第二次鸦片战后出现的。1858年《天津条约》51款：“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事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以后，夷务改成“洋务”，与此相照应的是，人们也不再耻谈“洋务”了。王韬在《洋务上》中说：咸丰初年，“讳言洋务”，“若在官场言及之，必以为其人丧心病狂”，但不及数年，其局大变，“以识洋务为荣”，认为“所谓时务急务者，孰有过于洋务者哉”。洋务思潮是中西文化初步接触初步融合的产物。

代表人物是洋务派官僚以及一部分知识分子。

内容：①认识“千古奇局”，力求把握机遇。“变局论”是洋务思潮的时局观，是其求强求富的理论依据。 “变局论”出现在一鸦后，1861年，冯桂芳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1864年，薛福成《上曾候相书》：“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后李鸿章、曾国藩、王韬、郑观应等都说过。他们认为时局已经变了，中国已不再是天朝上国，而是面临着虎视眈眈的西方侵略，过去“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薛福成语），中国不可能再倒退到闭关自守的时代中去了。中国怎么办？他们提出“变弱为强，不患彼西人日来，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王韬）。 ②提出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的自强之道。首先系统提出此是冯桂芳，认为既然天下之局大变，诸国同时并域，且能独致富强，而中国在许多方面不如人，诚为可耻，然耻之，莫如自强。自强之道，在于借鉴各国富强之术，采西学，制洋器。“变人之利器为我之利器”。左宗棠：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须“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抵御外侮，造器自强，是他们办洋务的出发点。

③洋务思潮的理论核心是“中体西用”思想 对“中体西用”的评价：

以往论著多把它作为一个反动的思想，认为它把封建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体系揉合在一起，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是中西杂揉不伦不类的，反映洋务运动把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的反动特点。 80年代以来，出现新评价：它是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中西文化冲突第一个阶段的结合形式。 首先，“中体西用”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的，而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初，1861年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本”。之后，王韬：“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当自躬”，“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弢园尺牍》；郑观应：“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未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就是从事洋务的人也有类似的探讨：李鸿章在派学生出洋的“应办事宜”中说：“考查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兼讲中学„„”，也就是要“以中学来护其本”。较早把中学西学关系明确概括的，是1896年《万国公报》（美传教士林乐知主编 1865年 刊）“中西学问本身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比较系统地阐发此思想的则是张之洞，1898年《劝学篇》：“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上述过程说明：中体西用不是出自张之洞一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里承认为那一时期的“流行语”，是举国以为至言的。

一种流行语的出现，必定反映一种社会现象、社会心理，中体西用是那一时代的产物。此时是中西文化接触的第一个时期，反映了当时中国对西方认识的第一个阶梯。从当时的认识发展来看，以前是完全排斥西学，现在承认西学的学术地位，并认为足资辅翼中学。它代表中国士人对西方态度的一个新的阶段。 从当时的时代来看，中体西用是当时可行的学习西方的方法。因为封建统治占统治地位，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还仅仅是开始。所以要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里容纳若干新文化，如果没有中体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在中国是落不了户的。

此表述也反映了传统文化对中国最早一批向西方学习者的影响，儒学思想千百年来树立的权威，它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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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们心中所积淀的情感因素和维护力量的确是巨大的，所以这一时期的士人，虽然意识到要学习西方，但不可能触动传统，只能用“体”“用”关系把中西学调和。因此，中体西学说是那一个时代的产物。 中体西用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其作用也仅在那个时代本身，这个理论的提出有着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心理基础，这就是文化优越感和由此产生的“自尊”，鲁迅说这是中国人特有的“爱国的自大”。 洋务派讲中体西用，反复强调维护中体，想在不变“本”——封建政治制度、伦理纲常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在封建制度的母体上“嫁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芽”。这是“中体西用”的实质，它也必然会带来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严复：“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中西之为异也。如某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3、早期维新思想：

它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后至九十年代初，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产生而出现的。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王韬：1868—1870曾游历英法俄等国。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任主笔，代表作《弢园文录外编》。

容闳：广东香山人。早年在澳门教会学校学习，1847年随校长赴美，耶鲁大学毕业，在美国公使馆、上海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任职，1863年入曾国藩幕，1872—1875，主持幼童留学，后参加过维新活动。 薛福成：江苏无锡人。1867年充任曾国藩幕僚，后随李鸿章办外交，1889年，任清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 马建忠：江苏丹徒人。1876年赴法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79年回国后为李办过洋务，《适可斋纪言纪行》，还编写过第一本汉文之法书《马氏交通》。

陈虬：浙江乐清人，举人。1892年撰成《治平通议》主张设议院，兴制造，奖工商，开铁路。甲午战后，以公车入京会试，与康梁交往，1898年参加康有力的保国会。后回温州行医，办报馆，设学堂。 陈炽：江西瑞金人。任刑部郎中、军机处章京等职。曾到香港、澳门考察，主张学习西学，有《庸书》百篇。

胡礼垣：广东三水人。自幼居住香港，创办粤报。

何启：广东南海人。香港中央书院毕业后，留学英国十余年，长期居住香港，1887年创办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西医书院，是香港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参加1895年兴中会与胡礼垣合著《新政真铨》。 郑观应：广东香山人。1858年放弃科举到上海学商，当过买办（ 英 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又自己经营贸易，投资轮船公司。1880年后，任过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代表作《盛世危言》。

他们的出身、生活道路和政治经历不尽相同，但他们有共同的特点：都是刚从地主阶级中逐渐分化出来的，具有初步资产阶级的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早年曾是封建士林的新秀，但后来没有沿袭封建正统士大夫道路走下去；有的人曾跻身于晚清官僚的行列，更多的人和洋务运动发生过联系，但他们思想比较趋时，后并与洋务派别分两途。他们对社会发展，民族命运，政治前途比较敏感，有强烈的爱国意向。与龚林魏相比，他们对西方的了解更多一些，他们更重视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实用知识及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他们开始反映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中华民族要求摆脱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争取民族地位、自主、繁荣、强盛的要求，他们中某些人，当时就已明确提出了君民共主的纲领性主张，为戊戌变法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早期维新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经过两个阶段：中法战前，处于萌芽、酝酿阶段。这时他们大都是洋务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拥护者，有的还直接参加洋务运动。一般也没有明确提出要建立君主立宪制度。 中法战败后到九十年代初，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客观形势变化，他们逐渐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开始公开抨击洋务运动，积极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改革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君民共主制度，逐渐形成一种新的维新社会思潮。 他们思想特点：

A.主张抵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他们“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清政府的媚外卖国表示不满。他们谴责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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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要求取消外国在中国的特权。薛福成主张取消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收回领事裁判权“实为中国安危之机”。陈炽主张取消协定关税条款，收回关税自主的权利。郑观应强调，要将海关收回中国人管理，“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裨益，而于中朝国体，所得全者为尤大也。”他们还告诫人们在注视从东南沿海进犯中国的英法侵略者的同时，还要特别警惕从北方陆路威胁中国的沙俄侵略者。陈炽认为沙俄是中国的心腹之疾，必须早作准备。郑观应也认为御外侮“防俄宜先”，指出：“古之边患不过一隅，今则南、北、东、西几成四逼矣，„„是以防边之道，虽以防俄为急，而英法亦不可不妨。”这些认识是合乎实际的。

B.要求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他们认为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华经济掠夺，从而把发展中华民族资作为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出路。王韬提出“恃商为国本论”，薛福成提出“商握四民之纲”，马建忠主张“富民”，陈炽提出“富国策”，郑观应则提出“商战”口号，形成“商战固本”思想。

郑的“商战固本论”的基本观点是：为了抵御外侮，要注重兵战，更要注重商战。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根本目的，在于掠夺中国的资源、工业原料和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制服之法，是兴商务、习“商战”，“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在郑观应看来，“制西人以自强”是政治目的，“振兴商务”则是为了达到这一政治目的的手段，自己有了实力就能“制西人”。 他们认识到，要发展商业使国家富强，就必须发展工业，要发展工业，首先要兴办机器制造业，“论商务之原，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郑观应）他们还反对清政府限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主张听民间自办。他们提出“官办不如商办”（王韬），“独任商民勿加官督二字，商之必不可以办，官之必不可以督”（何启、胡礼垣）；郑提出：“一律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这种思想，反映民族资本主义兴起的要求。

C.主张革新中国政治制度，实现“君民共主”。王韬最早提出要在中国实行西方政治制度，1883年就提出：西方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类型的政治制度，以君民共主为最优越。使“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中法战后，郑观应对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作了比较，认为君民共主最适于中国。他认为洋务运动“遗其体而求其用”，必然达不到富强目的，而“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因此要开设议院，以“达民情，张国威，御外侮”，同时，还要制定宪法“宪法乃国家之基础”，使商人得参与政权，于是人民利益扩张、实业发展。

早期维新派的“君民共主”思想值得深入探讨。他们“君民共主”思想的来源，就是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形式。

王韬：“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

但他们就“君民共主”如何实施方面却又是大大中国化了的。他们着重强调议院使“上下通情”，通过民权参与议政而对君权有所限制。但他们还不懂得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的实质，即议院作为民权与君权的根本对立关系，和作为独立的立法机构对君权的限制乃至取代关系。因而他们设计了一些中国式的议院方案，如何启提出县议员在秀才、府议员在举人、省议员在进士中选出；陈炽则提出下议院要由朝廷认可的“乡官”组成；陈虬提出议院由书院或寺观归并改设。他们设计的议院，在立法机构的性能上就大大地打了折扣了。这与当时资产阶级尚未成熟、新旧阶级之间的直接冲突还不明显和尖锐，因而不能给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发展以有力推动有关。他们的这一思想，还谈不上是完全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思想，只是这一思想在近代的最初酝酿。

早期维新思想，是当时初生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是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前奏。当然，他们的思想也有局限性，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对西方政治思想介绍很少，对中国传统封建思想也很少批判，缺乏坚实的理论后盾。

二、社会阶层的变化

1、中国近代的民族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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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1）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

来源：一部分商人，买办、地主和官僚是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

1872—1913，中国资本开办的25家纱厂，在41个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中，有地主和官僚26人，商人5人，10人为买办。

面粉工业，1895—1913：28家面粉厂，43个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中，有地主和官僚11人，商人15人，买办15人，华侨2人。其他行业也如此。

中国资产阶级大部分出身于商人、地主和官僚，或由买办转化，与西方资产阶级来源有很大的不同。 《共产党宣言》中说：“中世纪的城关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

中国明代后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孕育，也出现了市民，但是，在封建专制政治下，他们没有发展成独立的市民等级，没有形成自己的意识，鸦片战后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横遭摧残，使得与这个萌芽相联系的（市民商人和手工业者）大部分衰落下去，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可能。而另一部分商人买办和地主官僚则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这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发展的两种不同类型。由此来源不同而带来中国资产阶级与西方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性格的差别：

《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级，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它在封建领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同贵族抗衡的势力，甚至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

这说明，西方资产阶级的发展，从初期的资产阶级的分子起，就与封建统治者处于对立的地位。它是在反抗封建势力的斗争中，不断取得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而得到发展的。

而中国资是从商人、地主，官僚直接转化而来，因而缺乏象西方资产阶级那样的一番与封建势力的斗争经历。这就决定他们具有不可避免的弱点：

转化而来又缺乏与封建主义长期斗争的历史，因而与封建主义之间就必然存在着拖泥带水、藕断丝连的种种关系。表现在身份上是双重身份：他们有的保留以前的功名地位，有的则花钱向封建官府捐得职衔，以“绅”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商的活动，这些人是绅一商一身二任的。也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在向资产阶级转化之际，还表现了对地租和高利贷利润的兴趣，将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土地投资，这些人是地主一商人一身二任的。这使中华民族资产阶级更突出地表现出了一种过渡色彩，即已向近代资产阶级迈出步伐，但与封建生产关系还保持种种联系。

表现在政治上：具有两面性，革命性与软弱性，在戊成，辛亥中都作了充分表现。他们一方面要求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另一方面由于来源上藕断丝连的关系，又表现出极大的软弱性。在外国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夹锋中，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有矛盾的一面，有反抗的要求。但在反封建斗争中，他们大多数追随立宪，谋求渐变的温和道路，而只有少数人追随革命。 （2）、中国资产阶级的构成：

传统的观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包括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 A．是否存在官僚资产阶级

洋务派并不是早期官僚资产阶级，因为经济地位没变，他们只是具有某些资本主义倾向的官僚集团。 中国近代存在一批官僚资本家，严格说来，是靠官权聚敛和膨胀起来的官僚私人资本，是官、商一身二任的人物，近代第一个官商是盛宣怀（两栖人）。

北洋政府时期，一部分官僚军阀同时投资近代企业，张作霖、阎锡山、曹锟、袁世凯、梁士治等，这些是一身二任或一身三任，从某一意义上说，他们是军阀兼官僚资本家。但他们是否形成官僚资产阶级，则很难说。因为阶级形成的标志：共同的经济来源，阶级意识。而当时，并没有所谓官僚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从政治地位和思想意识来看，他们并没有脱离军阀官僚的行列；从经济来源（拥有私人资本）这方面看，他们也获得资本家这重身份。他们是官商双重人物，是中国近代社会中特有的中介性社会集团。 B.关于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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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近代买办只是一个阶层，只是一种职业。他们受雇于外国公司、行号，是专门为外国人推销商品，收购物资的“销客”或代理人。学术界有二种用法，狭义的用法，指充当外国公司、行号、银行、工厂的华经理或专门推销外国商品的经销人。广义的用法、泛指为外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服务的，与他们的利益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人，如买办政客、买办文人、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等等。我们讨论中国资的结构时，应是指狭义的用法。

“买办”一词，在明代专指对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葡萄牙殖民者东来后，把那些在广州商馆中的办事人员称为“采为”，中国人则把这种为外商服务的采办员或管事称为“买办”，这就是“买办”一词的来源。鸦片战后，公行制度取消，但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深入，外国在华商行的增多，买办队伍也也有发展。十九世纪末，外国在华洋行（推销商品、收购中国货物、原料，投资银行、开矿、筑路）达九百三十三所，加上在各地区各城市的分支机构，有上万个单位，买办已有万人以上（上海、天津、厦门、汉口），如英怡和洋行在上海直属机构有二十九个单位，设正副买办五十余人。还形成了一套买办和外商企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由契约规定，双方签订的契约向外国领事馆备案，买办如业务上的过失而造成损失，须照契约规定限额赔偿。买办的收入、除薪金外，主要是以经纪人而取得的佣金和回扣，或者作为外商企业的合伙人分沾一部分利润。不少买办就是依靠这些收入，在短时间内聚敛起丰厚的财富。报纸说他们：“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起家巨万”。如徐润，1861年充当宝顺洋行买办，1883年财产达500万两左右。随着买办队伍的出现。自六十年代开始，他们还有了自己的组织，如买办公会，买办联谊会等，逐步成为一个社会集团。

问题在，买办是否已成为一个独立的买办资产阶级？

回答是否定的。作为一个独立阶级的标志，经济上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来源，独立地占有生产资料，参与社会财富分配；政治上有代表自身的利益要求的政治主张与见解。

近代买办的特点：一是其依附性。买办是依附于外国势力而出现的，其经济来源主要是依附于外国资本，政治上依附于外国利益。他们以洋行雇员身份享有治外法权，可以不受中国政府的审讯和拘捕，在帝国主义从中国取得的赔款中，他们有的还分享“赔偿金”。二是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买办不断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一些买办原来附股洋行企业，后来则自办企业，如徐润，私人投资开办同文书局；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办源昌缫丝厂、碾米厂、面粉厂等多个企业，这样，就脱离了与洋行的关系，转化为民族资本家。他们还没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

根据买办的特点，我们认为辛亥革命前的买办远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买办资产阶级，只是一个中介性的社会阶层（或集团）（阶层是社会结构中比阶级更深入的一个社会层面。阶层分化的依据，是人们在社会经济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收入方式与收入多寡的同一性，即地位职业、权力、教育、收入诸方面的统一）。 买办的评价：

近代买办点依附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华势力而出现的，所以在历史中扮演了一个不太光彩的角色。由于充当买办能在经济上、政治上获取很大利益，所以他们都小心谨慎竭尽全力为洋行效力。他们利用洋商在华经济特权，建立了一个由口岸城市通向内地市场的洋货推销网，他们在为洋商收购茶叶、丝等土产的过程里控制收购价格，有的还参与毒品生意，协助外商从事走私偷漏、诱骗华工的活动。

但仅从这一方面评价是不够的。买办是近代最早懂得资本主义知识的一批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破门而出，创办的私人企业。买办出身的郑观应，在对中西文化作了深入了解以后，写下了《盛世危言》，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著名论断。

所以买办在引进西方技术、管理，乃至文化方面都起到桥梁作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一种社会关系，就会有某一方面的表现，所以人是具体、复杂的。陈旭麓先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中说：“只有具体才能再现具体，因此，阶级性、民族性、个性、甚至人性都应当成为论人的视角”，这对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有一定的启发性。 那么，我们如何分析资产阶级的构成？可以从如下两个角度：

C．从资本职能形成看，即从经济利益集团角度划分，有产业资本集团、商业资本集团和金融资本集团。 中国的产业资本家（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公用事业）情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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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 1913年前，民族新式工业共约创设了各类工矿744家，产业资本合计为303,862千元，制造业（包括公用工业）153，812千元，占50.62%，矿业69,744千元，占22.95%，铁路48,282千元，占15.89%，航运业（包括电 业），32,024千元，占10.54%。

随着这些企业的兴起，1911—1913年出现了93个产业资本家实业团体，兴起了一个产业资本家集团。 中国商业资产阶级出现比产业资产阶级要早。可以说，随着鸦片战后洋货的涌入，在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通商口岸就开始出现一些与进口贸易相关联的新式商业，如经营百货、洋布、西药的商店，还有的从事丝、茶的收购，还有大批传统的字号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向近代商业过渡。中国的商业资比工业资产阶级要多得多，如武汉，辛亥革命前，企业41家，商号则有70000余家；二十世纪初各地纷纷成立的商会中，中小商人占绝大多数。

金融资本家 是随着新式银行业的崛起而产生的，1897年，盛宣杯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辛亥革命前，全国新式银行共设立了17家，其中有纯粹商办的3家，其余有督商合办、官办的。1909年，他们曾提议成立上海银行公会。近代金融资本中大多数是钱庄和票号。票号、钱庄，鸦片战前就有，鸦片战后他们也开始向近代企业发放贷款，开始有了近代借贷。上海票号1875年 有24家。几年后达到40多家。钱庄的性质变化更快些，汉口有钱庄120多家。但票号、钱庄留有不少封建因素，票号主要结纳官府，汇兑的主要为官款。

但中国的资本集团分化不充分，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旧因素往往捣和在一起。 C．从占有（生产资料）资本的多少来分，有上、下层：

过去的近代史论著中，一般以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和政治态度的不同为标准，将民族资产阶级划分为上层和中下层。上层一般占有规模较大、数量较多的企业。主要由大地主、官僚、买办和大商人转化而来，在政治上拥护立宪改良、反对革命。中下层一般经营资金和规模都比较有限的小厂矿和工场手工业，主要由手工业作坊主、中小商人转化而来。政治上，中层同情革命，但具有较大的妥协性，下层的革命要求则比较强烈。

但是，上述结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就辛亥革命来看，倾向和支持革命的并非都是中下层，一些上层代表也曾支持甚至参加革命活动，如虞洽卿，荷兰银行买办，担任过上海商会会长；沈漫云，上海信成银行创立人，加入同盟会，资助《民立报》。

1905年反美运动中，破坏和反对抵制的，也不一定都是上层，当时经营美货的中小商人一般都反对抵制。所以在很多的时候，资本家的政治态度，不是依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来决定，更多的是以“利益”来决定。 这说明，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不能划等号。所谓上层、中下层划分的标准不是政治态度，而是依据资本多少、社会地位高低和影响来分。

从资本数占有量来看，有大资本家或小资本家。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些拥有几个企业的拥资百万数百万的“上层”资本家，主要集中在上海，江浙。如南通人张謇，创办大生纱厂起家，直接创办参加投资的企业已达27个，资本额累计四千五百多万元，范围包括纺织、面粉、榨油、垦牧、轮船、肥皂、盐业、渔业、瓷业、电灯。

浙江人严信厚，由盐务起家，后又办轧花、纱厂、面粉厂、通商银行等，资本八百多万元。江苏东海沈云沛，资本四百多万元。许鼎霖：资本五百多万元。武汉有宋炜臣，经营水电公司、汉口燮昌火柴厂等八个厂矿。

与这些大资本家同时存在的，是绝大多数中小资本家，在武汉，一般商人资本最多几万、几千。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仅仅是资本多寡的不同，资本的多少与政治态度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倾向革命的，并不仅仅是中小层，如上层人物虞洽卿，都倾向革命；同时，中下层也并不都倾向革命，就事实来，大多数也倾向立宪，这是这个阶级过渡特点和软弱性的表现。 (3)、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

随着私人企业出现，产生了资本家，作为独立阶级形成并登上政治舞台，则是20世纪初。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近代化的主体和推动力量，代替农民成为这个时代的中心。

由于近代化是从传统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进程，这一进程必然应由新兴阶级资产阶级来承担。

用心

爱心

专心 在西方，资产阶级是近代化进程的主角，如英国，1640年以前，新贵族（农业资本家）、实业家（羊毛制造商）、小商人和自由民构成的中产阶级，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全部社会力量。他们控制下院，信奉同一清教，与代表封建贵族、垄断大商人利益的君主专制政府对立。通过1640年革命，中产阶级终于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以新贵族集团和工商资本家的联盟为基础的立宪君主制。在其后一百年中，工商资本家不动声色地发起了一场工业革命，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的面貌，实现了经济的近代化。再通过1832年议会等，真正实现了政治上的近代化。资产阶级在英国近代化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他们以其特有的活力，实现了阶级自身和国家的更新。

A.在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是由一批洋务官僚承担的，事实证明，他们完成不了中国近代化的任务，资产阶级的出现，使近代化有了它的主体和推动力量。中国资产阶级曾在民族危亡的推动下，几次掀起创办企业的高潮，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B.提出了改造中国的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并通过政治斗争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是近代反封建的领导力量。

C.领导了多次反帝爱国运动：拒俄、拒法、反美爱国、收回利权运动，显示了中华民族资也是近代反帝斗争的主动。

D.引进西学，促成近代思想解放潮流，创办近代文化教育事业。是新文化的推动者。

E.在近代反帝反封斗争中发展自己，组织起来，建立了政党或类似政党的组织，表明正逐步走向成熟。

2、早期新知识分子 (1)．从士到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一个近代词汇。有的认为它是俄国作家彼得·鲍保雷金于19世纪60年代首先创造出来的。当时的俄国，有一批从西欧留学归来的青年学生，这些人把西欧社会思想、民主政治介绍到俄国，与沙皇专制发生冲突。他们希望俄国通过强有力的改革进入现代化。

也有的认为它也出自法国，是法国1898年采用的，当时法国发生“德雷福斯”案件（法军官、上尉，1894年被指控向德国武官出卖军事机密，被判终身监禁，但裁决证据不足，于是一批有影响的政治家、艺术家、教授、作家掀起了一场要求释放他的群众运动，代表就是作家左拉。他们针砭时弊，批判政治，成为当时社会风潮的中心。知识界的压力迫使法国当局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这批人，被称为“知识分子”。 对知识分子有广义与本义两种解释，广义：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从事文化教育、科技工作的人；本义：有社会责任感、独立精神、原创能力、追求真理、批判社会现实的人。 我们从历史角度评价，主要是在后一种定义上进行。

“知识分子”出现在汉语中是二十世纪五四时期，是从俄语和日文中翻译而来的，“知识阶层”、“智慧阶级”。

在此之前，中国把读书人称为“士”，士为四民之首，但政治上是封建官僚队伍的后备军，是封建政权在地方统治的基础；在思想意识上，以阐释、发展儒家思想、即以“教化”为已任。所以，中国古代的“士”是依附封建统治集团的，从社会学角度看，他们是社会中的一个阶层，但他们缺乏独立人格，不是独立的社会集团。

从“士”到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发生在近代。60—90年代，即洋务运动时期，出现了转型中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包括冯桂芳、容闳、郑观应、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陈虬、何启、胡礼垣等一批“早期维新思想家”。也包括家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等一批科技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多数与洋务运动有关系，但他们思想敏锐，又先后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成为中国第一代新知识分子。 （2）．早期知识阶层的来源

来源：一是从封建士大夫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如王韬、薛福成、冯桂芳、陈炽、陈虬等都是。他们早年基本上受完全的、正统的封建文化的熏陶，在时代的感召下，逐渐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故而批判社会，追求新知。如王韬，50年代初到上海，是一落魄书生，生计无着，每到年关，苦于应付债主追逼，厚着脸皮向官吏乞讨赏钱，为解决饭碗问题，到墨海书院任文字工作，太平天国发生，他想一展才能，上书给太平天国，受到清政府的迫害。为逃避揖拿，到国外、香港，流离颠沛近20年，直到任《中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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