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残联结构组织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至今已有十五个年头了。在公众眼里，残联为残疾人做了许多事。说起残疾人事业，大家都有认同感。除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和公民素质需要提高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残疾人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地位确实有了恢复性的提高。中国政府对残疾人事业的重视程度一直为发展中国家所称道。业内人士回顾残联的发展历程也是感慨良多，十多年前，残疾人工作如一张白纸，那时真是艰苦，所谓筚路蓝缕，创业维艰，如今县级以上残联有机构、有人员、有经费、有房子、有法律保障。从社会发展趋势看，残疾人事业是朝阳产业，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在转型时期，政府管理职能转变，社会保障事业特别是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将获得更多的倾斜和支持，残疾人事业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较强的后发优势。在这样发展顺遂的时期，我想有必要从体制结构、机制运行的层次对自身组织建设作一番反思，我们具有持续发展所应有的活力吗？企业在不断深化改革，加入WTO后政府治道变革也提上议事日程，群众团体难道就没有这方面的任务？我们揣摩过这样的问题没有，那就是“十一五”、“十二五”时残联组织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曾经依赖并取得成效的工作思路是否在新形势依然适用和超前？我想把思维半径扩大到国际上非营利组织发展的范围，进行比较思考，明晰影响组织活力发挥的瓶颈因素。
基层组织问题。这个问题从残联组织一诞生就已经存在。残联组织的组建是自上而下的，特别是多数省市县残联组织的组建达标不是成建制的，残联系统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抓住了县及县以上残联组织建设达标工作。造成乡镇、村居残疾人组织的长时间不到位。而绝大多数残疾人都生活在基层，城市的残疾人生活在社区，需求在社区，服务靠社区，目前我国有2000万残疾人生活在城市，由于残疾人身体状况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对社区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健全人，对社区的归属总也较一般群体更为强烈。农村的残疾人也一样，只是生存环境更难，生活水平更低。朴方同志在中国残联四代会工作报告中提到，目前我国3000万贫困人口中，残疾人占三分之一以上，残疾人文盲率高达60%，盲童受到教育率仅有59%，多数残疾人的康复需求尚未得到满足；残疾人生活状况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而且这种差距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残疾人的总体状况实际上也就是基层残疾人的实际状况。残疾人工作如何抓落实，残联组织能不能接触到残疾人，无疑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相当一段时间，残联办了一些实事，惠及了一部份残疾人，但把受益的残疾人和残疾人分母一比较，表明了基层工作的严峻性。“九五”计划后期，残疾人基层工作开始摆上议事日程，根据国务院残工委关于《残疾人基层工作要则》的精神，全国抓了乡镇街道残联专职干部配备以及相应工作条件的强化。虽然取得一些成较，但与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整体格局不相偕应。日常有人做事、有钱办事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进入“十五”，全国社区建设全面兴起，中国残联和民政部等十四个部委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残疾人工作的通知。应该说，这一轮基层工作建设的外部环境比较好，残联在抓基层特别是社区残疾人工作的思路也有进一步的深化。济南市残联的“一个理念”“二个整合”的工作思想便是一个典型经验。他们通过社区就业和配备社区残疾人协会专职委员的整合，解决了社区残疾人工作中的人员问题；通过实施社区残疾人工作场所与“星光计划”站点的整合，解决了社区残疾人工作中的场地问题。我想运用“亦官亦民”的方法强化基层残疾人组织，紧紧依靠政府部门、资源共享、工作纳入特别是聘用社区残协专职委员，既解决残疾人就业又发挥残疾人主体自身参与作用，思路还是比较切合实际。当然现在还处在工作的破题和推广阶段，残疾人基层还远远没有实际性的解决。 在今后相当一段的发展时期，残疾人组织的治理建构和发展趋势是什么？首先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可回避的“制度性对话”。作为业内人士对此将倾注更多的关注。思考发展的方向，重在抉择。我选了一个切入的截面，那是对国家与社会互动抑或社会政府和残联组织互动的分析面而展开。残疾人事业发展越来越依靠“结构”，而非原则性的倡导。来自欧洲NGO的法团主义理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国外NGO有诸多流派，其风格倾向亦不一样。譬如欧洲法团主义便是相对于美国的多元主义而凸显其特色的。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静同志的《法团主义》一书介绍，法团主义出现于欧洲古代斯堪地纳维亚地区的权威主义政体，历史上涉及独裁体制，因而“声名”欠佳。在最近的十几年中，法团主义由于其合理内核才恢复了它在社会领域的地位。法团主义的要点是对国家和社会功能组织间常规互动体制的概括。学者斯密特说道，这个利益代表系统由一些组织化的功能单位构成，它们被混合进一个有明确责任（义务）的、数量限定的、非竞争性的、有层次秩序、功能分化的结构安排之中，它得到国家的认可（如果不是由国家建立的话），并被授权给本领域内的绝对代表作为交换。它们在需求表达、领袖选择、组织支持等方面受到国家的相对控制。法团主义大量使用的词汇是“中介”和 “调整”。张静同志在《法团主义》一书中还指出，国家是影响到利益构成和团体作用的绝对定性力量，充当寻求在利益集团和国家建立制度化的联系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