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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史读后感

发布时间:2020-03-02 07:24:56 来源:范文大全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手机版

中国社会学史读后感

如果从孔德1938年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提出“社会学”(sociology)一词算起,社会学已有170多年的历史,中国社会学如果从1903年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群学肄言)算起,也有了100多年的历史,当然无论中外,社会思想古已有之,但这里是作为学科的社会学而言的。中国的百年社会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这就是以新中国的建立为界,分为前一段近50年的中国早期社会学和后一段50年的中国当代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存在着两大传统,一是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另一个是从马克思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这两大传统的社会学,在早期的50年表现为以孙本文集大成者的经院学派(综合学派),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主要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以费孝通、吴文藻为代表的社区学派,以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从本质上说,中国社会学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一种被动的转型。这一转型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鸦片战争翻开了多难与动荡的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与后来的甲午战争的败北,以及战败后的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的狂潮,是中国人民保守丧权辱国之苦,使中国社会日益陷入恶性循环和畸形发展之中。传统的中学已无力挽救江河日下的中国,西方社会学的传入适应了中国仁人志士为挽救近代中国社会日益恶化的运行状态的需要。对19世纪末的维新派和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在为救亡图存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首先将社会学这门学科传到中国,这是由于孔德系的社会学正好适应了维新派人士进行社会改良的迫切需要,他自然成为改派知识分子引进和介绍的首选目标。而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西学,向西方学习的同时,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入中国。

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学思想主要来源于西方社会学,并非很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首先非常注重社会调查,这在一直崇尚“精英文化”,讲究贤人政治的中国社会中,这触及了整个思想观念上如何着手认识、解决中国的问题。陶孟和、李景汉曾经大大致力于实地社会调查。杨开道力主“以农立国”,并在清河设立了一个社会学“实验室”,著有调查报告《清河——一个社会学的分析》。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代表了中国当时社会调查的最高水平。晏阳初主张“民族再造”,中国人有愚、穷、弱、私四大缺点,需要有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分别救治,通过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实施。梁簌溟主张从社会组织构造上重建文化体系。陈达深入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开中国现代人口普查之端。吴景超提出了一套工业化与社会建设理论,并进而探索出了一条融合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新路。以“社区研究”为方法、以“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形成了鲜明的“燕京学派”,在吴文藻的主持下,尝试建立比较社会学。吴文藻“请进来”“走出去”的做法,体现了他宏大的学术抱负,他对派哪个学生,去哪个国家,哪个学校,拜谁为师,吸收哪一派的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做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这实在是让人敬佩!费孝通《江村经济》《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云南三村》等等著作中的观点和主张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复兴乡土工业,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土地问题,还能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集聚工业化所需资本,解决人多地少,重建乡村,重建中国。孙本文将文化看成是 社会形成的基础,编著《社会学原理》,号称迄今为止最翔实精细的社会学概论教材。潘光旦用生物因素解释文化现象,提出著名的“位育”论。

他们作为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学者,他们也曾苦苦探索,研究中国的文化体系和社会问题,试图在大动荡的时代中寻找一条富国强民之路,为了坚定理想和信念,他们付出了青春、有的乃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精神可歌可泣,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完成社会学的本土化,他们为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界赢得了地位,使中国成为除北美和西欧以外的世界上社会学最繁荣兴旺的地方。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社会学学派。

19世纪末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开始出现在中国思想界。早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思想界对马克思已经不陌生。但是应该看到,这段时间对马克思的介绍和讨论还是比较零碎的。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两种不同但又统一的形态。一种是革命批判性的形态,以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致命的弊端为主要任务,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另一种是维护建设的形态,以维护改善社会主义为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然而社会学并未如社会学者期待的那样发挥作用,把原本是一门维护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学认为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伪科学”,并在1952的院系调整中被取消了,直到1979年方才开始重建。1949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曾有过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在此情况下,倘若社会学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新政府重视并采纳社会学者们积数十年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一套社会建设方案,逐步建立起稳定而有效的现代管理体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能少走一些弯路,一个没有社会学参与的社会建设,无疑走了很多弯路或者错路。中国社会学被取消了整整27年,27年后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时,他已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学,这需要接下来几代社会学者的努力,才能与西方缩小差距,跟上时代的步伐。曾经与社会学休戚与共的第一代社会学家,则在这场厄运中饱受批判与摧残,他们对新时代的热情、对国家建设的参与感受到重击,最终带着遗憾走向了凋零。

当下的中国正是经济转轨同社会转型的关键敏感阶段。尽管我们的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矛盾,一定时期的矛盾积累必然需要一个发泄口,社会学的价值就在于他能较为合理的用较小的代价将这些矛盾弱化。从而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这些矛盾问题并不妨碍我热爱我的祖国,他只能激发我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去运用我们所学的社会学知识来实现社会的良性与协调发展。

社会学是一门处于上升阶段的学科,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充斥着各种日新月异的问题,社会学就是一个合格或者趋向于合格的修补匠,解决或趋向于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社会学,一方面要本土化,另一方面要国际化。中国社会学已走过了一百多年风雨兼程的曲折道路,我们如果立足现实,弘扬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它必将大放异彩,中国社会学最终能如先驱者所期望的那样,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作出贡献,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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