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３
行政成本高出世界水平25% 委员疾呼“精官简政”
“我们的民官比已经高达26：1，令人担忧”，在分析其中原因时，任玉岭委员说：“一是干部提拔过快、过宽造成的。二是各级领导干部换得太快。我曾工作的某城市，5年换了5个书记、4个市长，新的书记上任后，便更换一批新领导。新官上来了，老的官又不能退休。精官方能简政，简政必须精官。”姜笑琴委员认为：“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不仅加大了财政负担，而且挤占了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资金，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现有体制下，干部提拔的驱动力非常强，而约束力不足。有的干部为了提拔，不惜花公款买学历、制造虚假政绩。在这种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体制下，机关中沉淀了一批‘只谋官，不谋事’的庸员。更为严重的是，庸官误事，加大了发展成本。”姜笑琴委员说。
讨论题目：
1.分析我国行政成本过高的原因。
2.如何改革我国的行政成本?
3.对于精官简政,你有什么高招?
4.你认为结构臃肿和膨胀的原因有哪些？
５.从财政的角度，分析我国官民比背后存在的问题。
答案：
1、我国行政成本偏高的原因分析,无论是与我国以前相比,还是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行
政成本都偏高,我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行政价值观不正确。很多的行政人员“执政为民”的公仆意识淡化,首先考虑的不是人民的利益而是本地方、本部门和个人的利益,以权谋私、玩忽职守、循私舞弊、行贿受贿、铺张浪费等现象时有发生。据报道仅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消费等三大6项每年就达到9000亿元。关于会议浪费、公务接待浪费、豪华办公楼等的事件媒体和杂志披露报道的很多,“26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公款吃喝一年吃掉一个三峡工程”等说法都反映了我国行政成本过高的现状。(2)我国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主要表现为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政社不分、部门职能交叉重复、人浮于事。由于机构设置过多,部门分工过细,造成职能交叉、互相扯皮、政出多门、关卡过多、工作效率低下的状况。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了的事情,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增加了管理成本。有的地方几个机关同时抓一项工作或主管同一个部门,彼此互不通气,各自为战。一些单位站在本位主义的立场上,既不主动理事,又想越权、揽权,权力向下扩张、延伸。仍有一些单位因人设事,设法成立“临时机构”,很多领导的家属亲戚等“吃空饷”,导致精减-膨胀-再精减-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人员膨胀的结果导致行政管理成本增大。(3)人事制度存在缺陷。我国政府对行政官员的绩效考核是一个包括德能勤绩、素质能力、群众组织关系在内的综合性范畴,行政成本只是一个次要要素。并且在经济增长目标的驱使下,现行干部人事制度对地方官员绩效的评估往往主要看GDP和地方财政的增长率,至于付出多少成本,尤其是支付了多少公共财政资金,则缺乏考量,这样一种责任机制、评估机制,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淡化对行政低成本的诉求。(4)行政决策的科学化不够。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不高,透明度不够,从而造成一些地方盲目发展。一届领导换一种发展思路,不切实际地摒弃“老班子”的做法,盲目地上“新”项目,做“新”文章,求“新”发展,大搞“政绩工程”,结果什么也没有改变,只是增加了财政开支,增加了群众的负担。有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斥巨资搞各种文化节,但却得不到多大的成效。决策失误导致了财政的巨额损失,造成了行政成本的过度浪费。(5)行政管理手段落后,没有充分利用资源。很多行政单位的现代化办公设施比较齐全先进,但没有很好地利用网络资源,网络大部分时间不是用来办公,而是用作娱乐,比如上班期间上网打游戏、聊天等,比较散漫,造成行政效率低下,从而增加了行政成本。(6)财务预算体制存在不足。预算与编制处于一种颠倒状态,不是编制服从预算,而是预算服从编制,预算编制方法不科学,缺乏依据,尤其是财政支出项目未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弹性空间较大乃至全国政府机关连接在一起,使政务信息、政务文件、规章制度、自然信息、动态要闻、管理制度等各种资源真正地实现共享,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率。电子政务实施以后,由于行政系统办公自动化技术的普遍应用,使大量以往必须由手工作业的工作,可以在一种全新的网络状态下进行,从而可以有效降低行政管理成本。(6)增强预算刚性约束,限制外留资金分配。首先,要对公共财政经费的支出范围作出明确的界定,对财政预算的数额要作出刚性的规定。对变更预算增加财政支出的项目应进入法定程序进行审批,坚决纠正手中握有资金权力的人随意批拨财政资金的现象。其次要加强对预算外资金的监督。加强对预算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的管理,需严格执行《预算法》及其他财政法规,充分发挥预算的刚性作用,减少分配的随意性,增强预算的约束力。特别要严禁预算盘子之外留出大笔资金暗箱操作随意支配。再次是要完善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降低采购成本,节约财政支出,强化财政监督,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益,从而控制和降低行政成本。
2、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精简，而在于怎样精简。要彻底摆脱“精简－膨胀”循环怪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机构改革不仅仅是撤消、合并，增减行政机构和工作人员以控制行政机关规模，它更是一种着眼于实现行政权力结构合理化、科学分配机关内部各层次、各部门之间权力的“质”性改革。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实现改革的根本目的。 3.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制定严格的用人制度 有了优化、稳定、廉洁、高素质的行政人员队伍，才能更好地行使行政权力，提高行政效率，履行国家的管理职能。政府组织要具有高素质的人才和合理人才结构，应以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技术为指导，建立灵活高效的人力资源
管理体系，实施标准化管理并严格按照人力资源规划合理配置人员，建立完善的选拔机制、培训机制、激励机制、考核机制等，按需设岗，以事定职，以职定人，以责定薪，做到人尽其才；害怕职位竞争而录用平庸之辈是导致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因此，选拔人才要建立在公正、合理、科学的基础上，做到能者上、庸者下，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4.建立完善的法律机制和监督体系 我国已经逐步由人治的方式转变到法治的方式，依法行政已经成为治国之道。然而，我国历来存在着讲人情、讲关系，法律出现空白点，无法可依、执法软化的现象得不到根本的改观，这就为帕金森现象提供了发生作用的催化剂。我国要完全实现法治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目前，在我国某些地方，官员以权力压制百姓或者以金钱利诱，强迫其在民主选举中弄虚作假，从而严重破坏了我国民主选举，腐败官员更为猖獗。因此，一定要加快完善法律制度；要加强监督制度体系的建设，特别要加强民主监督，缺乏监督就会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加强教育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使其能够自觉抵制违反民意的现象，把人民满意、能够体现民意的干部选拔出来，代表人民意志行使国家权力。帕金森定律揭示了机构庞杂、冗员增多、效率低下的症结所在，是行政效率增长的对抗性力量，但是，它并不可怕。要使帕金森定律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失灵，我们必须结合我国现实情况，以法律保障为基础，转变观念，积极推进机构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内部的各种职权关系；优化沟通渠道，使信息传递更加准确、迅速；提高行政人员素质与觉悟，真正做到“在其位谋其职”；提高行政效率的观念，如建立服务型政府等。我们相信，有了能力信心及行动，就能走出帕金森定律的怪圈，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
3、我国的一些组织机关机构臃肿，冗员过多，正是“帕金森现象”的反映。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指出：“目前，全国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高达4000多万人，另外，还有500万人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我们的民官比已经高达26：1，与清末的911：1相比，高出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占总人口的比例攀升之快，令人堪忧！” 据报载，一位现任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的领导十年前在龙港镇工作过，到县政府机关转了一圈后，又来到这里。他搞不明白的是，十年前的那些办、所今天全部变成了分局，现在局下面有科，科下面还有股，股下面才是办事员。开会的时候“一屋子的局长”，办事的时候却根本指挥不动。这就是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题，其结果是出现了许多异状。还以我国乡镇为例，乡镇是中国最低一级的行政权力机构。但普遍出现了乡镇内机构林立、人满为患的状况。不仅如此，许多乡镇近年来耗费大量资金进行办公设施建设，有的还修起了大广场或豪华的办公楼。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5个省份基本完成乡镇撤并工作，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多个。如此臃肿的机构和人员，配置不合理，人力资源浪费严重，使得我们国家的管理体制长期以来政企不分，责权不明，谁都负责而最终是谁都不负责，而下属机构、企业便往往在这种责权不明的互相推诿中贻误商机，成为市场竞争中最大的受害者。
4、由于过去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行政管理者很少去计算投入产出比，更没去考虑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总体和各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也不尽合理，缺乏总体协调、总体筹划。因此，学历层次不高，专业结构不合理，适用性人才不足，人才素质不高，紧缺人才难找等经典的“帕金森定律”现象仍然屡见不鲜。“帕金森现象”蔓延成一种社会病，一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公共机构膨胀，一些庸才充斥着一些部门或单位，而那些德才兼备、扎根基层、埋头苦干者的干部得不到重用。同时，曲意奉承、唯官唯上的歪风愈益泛滥，毒化社会风气，使那些吹捧能手、送礼巧手左右逢源、备受青睐，最终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另外也会导致机构改革一波三折，出现“膨胀失调——紧缩调整——再膨胀失调——再紧缩调整”的反复。这都是追求部门利益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机构膨胀。人员、职位及机构的不断增加，使分工愈加繁复，职能交叉不清，办事环节增多，新增的人员机构还要揽权争利，反过来又促进机
构膨胀，形成恶性循环，致使行政工作效率持续降低。 从直觉上，给人造成“官多为患”印象的，还有很多现实的原因。其一，政府部门的布局不合理，东一个、西一个，窗口单位不集中，似乎到处是政府机构；其二，政府的公共服务质量不高，不仅群众亲身感到政府“门难进，脸难看”，官员太多、人浮于事的新闻报道也时常见诸大众传媒；其三，政府特权太盛，官车到处都是，三公消费惊人，楼堂会所遍地开花，也给群众造成了“官多”的印象。
5、相对于中国大陆13亿多人口的社会管理，无论是绝对数量的近700万公务员，还是5000万左右的财政供养人员，放到世界范围内，或许还能算“官”之最。但是，我国的政府规模确实存在结构性与功能性的问题。在结构性方面，做经济工作的官员、政工及党群干部和用于后勤的自我服务官员，多了一点；从事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的官员、从事公共治安的官员，少了一点。在功能性方面，坚持“官本位”、强调“权利归属”的领导和副职官员多了一点；坚持“民本位”，科学规范环节程序的服务型、真正当“兵”干事的人少了一点。
因此，面对“官多为患”的指责，仅仅拿出绝对数量，说服力还是不够的。尤其是，在目前改革的氛围中，解决“官多为患”，精兵简政更有必要，但首要的是解决“公权自肥”、“公权自我消费”的问题，“减员”虽说也应尽快提上日程，但官权太重、转换职能、合理配置、提高效率等问题相对更紧迫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