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巴金《寒夜》中的婆媳关系摘要：《寒夜》是巴金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一部转折性的代表作品。在作品中，巴金惟妙惟肖地描述了汪母与曾树生的婆媳关系。本论文侧重于从婆媳矛盾分析入手，探究婆媳矛盾的原因并探讨婆媳关系改善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寒夜》，婆媳矛盾，矛盾原因，解决方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婆媳是两个没有任何亲情的社会个体，因为共同所爱的男性而不得不生活在一起。那么，婆媳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它也是一种特殊的家庭关系。它既不像夫妻那样有着亲密的姻缘关系，又不像母女那样有着稳定的血缘关系，与其他的家庭关系相比，它的亲情成分比较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婆媳矛盾最容易引发。婆媳关系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成为较常见、较普遍的人物关系，也成为一代代作家笔下典型的人物关系。正如巴金的《寒夜》这部小说，汪母与曾树生的婆媳矛盾就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一条线索，而且婆媳二人关系始终处在紧张的、对立的、水火不容的地位。下面我们就来浅析一下巴金的《寒夜》中汪母与曾树生的婆媳问题。
一、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相撞的婆媳矛盾
汪文宣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可被无情的战火给毁了，随之而来的便是贫困的生活和疾病的折磨。妻子曾树生年轻漂亮，充满活力，但残酷的现实生活又逼得她不得不靠自己的姿色在一个资本家银行里当“花瓶”，赚钱来维持生活，文宣深爱着妻子，妻子也深爱着他。但是，自从母亲被接回来后，家庭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母亲看不惯儿媳的所作所为，总以为她始终要抛弃这个贫困的家庭远走高飞，而儿子会因此上当受骗，于是常常对儿媳眉眼冷对，恶语相加，即便是儿媳对丈夫的关心体贴，她也认为是故作姿态，给以无端的指责。从此，婆媳二人经常处于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状态，整个家庭内部笼罩着一层弥漫的硝烟。 汪母出身于书香门第，通文识墨，曾经是昆明名噪一时的“才女”，她那个时代的“才女”，其实是对传统文化的稔熟和崇拜。正是对传统文化的崇拜，使她在处理婆媳关系时表现的极为明显，她以封建伦理纲常去要求受过新式教育的儿媳。树生毕业于上海某大学教育系，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自然不同于婆婆。但婆婆极力“希望恢复旧家庭伦理所保护的过去婆母的权利和舒适的生活。”【1】在汪母看来，自己在
【2】（P145）儿媳面前应该拥有绝对的权威，而传统文化也确实赋予了这种权力以合法性。她总想摆出婆婆的架子凌驾于媳妇之上，“无论如何我总是宣的母亲，我总是你的长辈”，
管得着。你是我的儿媳妇，我管得着！我偏要管！”【2】（P125）“我面对婆婆的指责，树生就采取“你越说，我就越做给你看”的策略予以反抗。树生爱打扮，应酬多，背着儿子写“情书”，在汪母看来这些行为没有哪一样是符合做媳妇的“规矩”。但儿媳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女人，因此她的权威和管教不但起不了作用，反而受到了挑战和攻击。另外，汪母潜意识中也在排斥儿媳，在小说第六章中，当文宣离开和树生相约的咖啡馆，无精打采回到家时，汪母希望儿子多对她讲几句话。但他连看都不多看她一眼，于是汪母就怨恨儿媳，当她得知刚才儿子
果然和儿媳在一起时，她气得没有办法。本来，夫妻两人去喝咖啡并没有什么，但在汪母的潜意识中混杂着一个女人的爱被夺去之后所产生的恨。
这种婆媳关系实际上是父权家族制度中的女性等级制。在一定的生活阶段，妇女被男人和一部分年长的女人所压迫。在《寒夜》中就是通过婆婆的权威来压迫儿媳。因此汪母常常借故在媳妇身上发泄怨气，对媳妇尖酸挑剔，而作为现代女性的媳妇对婆婆的挑剔则争锋相对，毫不退让，有时故意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微笑来回敬婆婆。汪母对待儿媳的态度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心理积淀中旧有家庭模式的基础上的，她们的矛盾关系是新旧伦理道德的冲突，也是现代与传统的相撞，同时还渗透着两代人之间的价值与伦理观念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婆媳关系的恶化。
二、水火不容的婆媳关系形成的原因探析
巴金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一直比较关注女性、思考女性问题。当然，婆媳关系问题就成为其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造成巴金《寒夜》中婆媳关系紧张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大的方面来分析。
（一）旧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挤压
小说中用了很大篇幅来写婆媳因观念不同，性格不合，不停的争吵，以至彼此有意伤害对方，促使汪文宣的“死亡早日到来”。但这种家庭的不和分明又是那个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我们看到，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战争引起了物价飞涨、物资短缺以及失业危机，给这个靠微薄薪金度日的家庭带来莫大的灾难。婆媳的争吵如果只是单纯的“家务事”，作家花费如此多的笔墨显然是没必要的。作家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这场家庭纠纷——它们是促使家破人亡的直接动因——的社会原因深刻地揭示出来，从而把矛头直接指向旧社会，指向国民党反动派。家庭分裂的因素最早出现在树生身上，而原因是经济的拮据。汪文宣自己也明白，他在心里骂周主任时不是说过：“要不是你这样刻薄，树生怎么会跟我吵架。”因此家庭纠纷也是因经济的原因引起的。他们的家庭争吵是因困顿的生活和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所致。正如巴金自己所说“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是出于本心，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2】（P282）
其次，婆媳问矛盾是打上了那个社会风气堕落的特有的烙印。汪母“保守”，看不惯媳妇打扮的妖形怪状，她常年做惯了家庭主妇，不太在社会上活动，除了只知道柴米油盐涨价、生活困难外，对现实一点都不理解，她不知道媳妇的“花瓶”功能维持着生存的物质基础。汪母头脑里的旧思想使这种愤怒程度加剧。《寒夜》这部小说体现出来的思想恰恰说明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国统区下面生活的人民，不仅仅在经济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且由于风气腐化，在家庭观念、伦理道德观念上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一般的家庭在这两种力量的挑战面前，是根本没有招架之功的，结局必然是——家破人亡。这样，巴金在《寒夜》里就是从一个小小的四口之家的离散过程中剖析了旧社会从物质到精神这两大方面对“小人物”的无所不至的压迫，从而全面否定了这个万恶的旧社会。正如巴金所说：“要是换一个社会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生活这样苦，环境这样坏，纠纷就多起来了。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2】（P297）由此
可见，时代和社会原因是造成婆媳不和的重要因素，也是作家当时写作这部小说的重要目的——批判旧社会，批判旧制度。
（二）客观原因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传统家庭逐渐解体，家长的地位不断跌落，年轻的女性开始走向社会，妻子（媳妇）的家庭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不再恪守旧时做媳妇的传统礼节，而婆婆又不甘放弃旧时的权威，从而使婆媳之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是他们每个人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引起的。
1.汪母严重的传统观念
首先是汪母的个人生命体验。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就是父权家长制。在家庭中，家长主宰着家庭、管理家务、控制使役家属。家长的权利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家属必须尊敬家长，服从家长，全心全意服侍家长。传统婚姻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时用花轿把媳妇抬回家，再举行拜天地仪式，入了洞房才算是光明正大的正式婚姻。这样的思想无疑是受到中国传统儒家的等级制度、严守尊卑等级地位的伦理秩序的思想影响。而汪母所受的正是传统教育，信守旧时的家庭伦理道德。而儿子与儿媳是自由恋爱后同居的一种新婚姻：一没有媒人介绍，二没有用花轿抬媳妇进门，三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所以她一直心存芥蒂，看不起儿媳。传统的伦理观念使她自以为比曾树生优越，不失时机的炫耀自己是“拿花轿接来的”，表明自己是汪家的“正宗”媳妇。从而表示出她对曾树生的自主婚姻和新生活观念和方式的鄙弃。
其次是汪母的恋子情结。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母子或父女之间也有异性相吸的本能，单亲家庭中父母对子女会比正常家庭有更多的怜惜和牵涉，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心理变异”。这种变异常以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为表现形式，内心深处却潜藏着类似于异性之恋的情结。但父母对子女的这种情感一般不会导向乱伦，它只停留在梦幻阶段，属纯精神范畴，因为“梦和幻想本身已足够，已履行了在幻想中求满足的欲望。”【3】（P165）一般来说，“恋子情结”型家庭的主要特征就是母亲寡居（甚至早年守寡）与弱子（多为独子）相依为命。居寡的母亲将其对丈夫的全部爱情转移到爱子身上。其表现便是借助于种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理由对媳妇进行排挤与打击。本质上她们会嫉妒，甚至仇恨自己与亲子之间的任何女性，但又不得不为自己的亲子娶亲。因为无论从家族延续视角上看还是从生理与情感需求上看，儿子都要娶媳妇，当儿媳取代了她的位置后，她往往怀恨那夺走儿子的陌生女子。恋子情结正是导致婆媳不和的心理根源之一。而以上这些情形与居寡的汪母非常吻合，汪母就是在对儿子的爱恋中失衡了，形成了严重的恋子情结。儿媳的到来使她产生了强烈的紧张与不安，儿媳不仅占据了她的生存空间，而且还正蚕食着她不能言说的精神王国。所以儿子儿媳情深、儿子对儿媳的迷恋，只能引起她的愤怒。因此，她无休止的谴责树生的一切行为，诋毁丑化树生的人格，消蚀儿子对树生的爱恋，以期达到彻底赶走儿媳的目的。树生走了，她得意，儿子又是她一个人的了，她却不知道树生的离去将加速儿子的悲剧命运进程。
最后是汪母的传统文化心理。婆媳双方是不同辈份的姻亲，她们所遵循的是各自时代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尤其在婚姻观上有很大的不同。汪母往往以传统的婚姻观念来衡量儿媳，而树生是受过新式教育的现代女性，追求自由恋爱，因此婆婆认为这不是正式婚姻，因此她瞧不起儿媳，鄙视儿媳。中国传统家庭是家长制的“家”，长者在家中拥有相当的权
威。尽管夫为妻纲，但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一旦出头，就拥有相当的权威，从受虐者变成施虐者，成为男性家长权利的帮凶。因此，在传统家庭中，婆婆往往通过撒长辈的威风迫使儿媳就范，儿子至少在大面子上也会帮着自己的母亲虐待妻子；儿媳则以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来求得表面的平静。比如说，《孔雀东南飞》中焦母对儿媳刘兰芝的种种压制与无理刁难，刘兰芝都忍气吞声。当然在《寒夜》中汪母对树生也是这样，她常以长者（辈）的身份自居来压制儿媳。而汪文宣虽没有明显的行动来支持母亲压制媳妇，但是他以语言这种间接的方式来帮助母亲压制树生，他在母亲生气时安慰母亲说：“妈，你不要伤心，我不会偏袒她，我是你的儿子。”【2】（P137）从这些行为中不难看出儿媳受到的压制与苦难。汪母一心要按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建立自己的家庭、规范树生的行为。在深层意识中汪母对树生的百般挑剔和厌恶是试图复辟旧有家庭模式，以获得婆婆对儿媳的权威。可是在新的生活秩序面前，家长已经从受尊崇的位置，跌落到让人可怜的地步。她认为这都是儿媳造成的，故对儿媳极为不满。
2.树生鲜明的现代观念
首先是树生张扬的个性。性格 ，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观点，一般指个人较稳定的对现实的态度和与之相应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表现为人在社会生活中与众不同的心理特征，包括意志特征、情绪特征和思维特征等。关于性格的主导特征，黑格尔认为，人物性格“具有定性”，一旦形成是较难改变的。而树生的个性“定性”就是热情、乐观、有活力、有责任心、相当的自尊自强。树生喜欢追求自由和幸福，她无法容忍丈夫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和婆婆的恶语中伤，整个家庭都笼罩着一股死亡的气息，她感到了压抑，并本能的企图摆脱这种压抑。用树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她“怕黑暗、怕冷静、怕寂寞”，“爱动、爱热闹、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树生的个性使她与这死气沉沉的家庭格格不入，并受到婆婆的指责。
其次是树生理想的生活梦想。树生是一个有理想的现代女性，曾经与汪文宣共同编织着从事教育事业的梦想，但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下，她不得不在银行当“花瓶”，虽然不满意但迫于生活她不得不做下去。尽管这样，她仍然不同于汪文宣，她充满生命活力，不甘屈服于命运并有所追求。而她所追求的又是传统婆婆所不能接受的。
最后是曾树生自由独立的生活姿态。树生是一个有主见、有作为的女性。在处理涉及家庭、社会及其他复杂问题中，她把握着自己的情感，决定着自己的行动，表现出比丈夫还有决断。她与丈夫平起平坐，与婆婆针锋相对，在上司面前不卑不亢。这种气质人格，使她更具现代女性的风采。她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洗礼，清醒的认识到女性自身经济独立的重要性，她对自我价值的实现欲求强烈而张扬。树生的性格带有明显的现代特征，她具有张扬的个性、乐观、热情，喜欢追求自由，并且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她的这一切行为与婆婆心目中的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中的儿媳的三从四德、贤妻良母、侍奉公婆的形象格格不入。因此曾树生的独立破坏了传统的家庭结构，自然为婆婆所不容。
3.汪文宣自卑软弱的性格
婆婆，丈夫（儿子），媳妇三者之间，有这么三对关系：母子，夫妻，婆媳的关系。而只有婆媳关系是建立在三者关系之上的，不比母子和夫妻关系只是相对人的关系，婆媳关系必须建立在丈夫（儿子）婚姻关系基础上，丈夫（儿子）是这个关系的纽带，纽带没有，婆媳关系就没有，如果后来纽带断了，那么这个关系实质上也会随之消失。可见，丈夫（儿子）
是婆媳关系存在的前提，没有儿子这一层关系，两个女人是建立不起关系的。这就注定儿子在两者之间的关键作用，一旦这个关键出问题，则两边的关系就会僵化。而《寒夜》中汪文宣就因无法调节这个关系而导致最终的悲剧。
性格决定命运，汪文宣性格的“定性”是自卑和懦弱。他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典型”性格是与他成长于一个早年丧父的单亲家庭和拥有一个强势的母亲分不开。从心理学上讲，“自卑，就是轻视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卑心理严重的人，并不一定就是他本人具有某种缺陷或短处，而是不能悦纳自己，自惭形秽常把自己放在一个低人一等，不被自己喜欢，进而演绎成别人看不起的位置，并由此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4】自卑在汪文宣身上表现的非常明显。家庭生活中，面对家庭内部婆媳之间的争吵，他总是说：“都是我不好，是我没用，使你们受苦。”他性格的缺陷使他对于母亲对妻子的不满、误解和非难，他不为妻子辩解。这正是他软弱性格的体现。他孝顺母亲，也深爱着妻子，他很想消除母亲和妻子之间的矛盾，可是他束手无策，无所适从，他无奈的在母亲面前为妻子解脱，辩解；无奈地求妻子原谅母亲，忍让母亲，可是事与愿违，母亲怪他心中只有妻子，被妻子迷惑而执迷不悟，妻子也埋怨他心中只有母亲，从来不顾她的感受。婆媳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汪文宣不自觉中为母亲和妻子之间的矛盾加深推波助澜。而这种矛盾加深的后果是使夹在他们之间的汪文宣始终左右为难，一边是母亲一边是爱人，一边想尽孝道一边想尽夫职，处在女人夹缝中的儿子(丈夫）已不知所措了。曾树生的一句话道出了婆婆的好儿子的尴尬境地和优柔寡断，“他没有方法把母亲和妻子拉在一起，也没有毅力在两个人中间选取一个，永远只是敷衍和托，除了这个他似乎再不能做别的事情。”【2】（P156）最终的结局只能使汪文宣处于“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的地位”。而这些正是汪文宣自卑软弱的性格造成的。有时面对婆媳争吵的不能罢休，他只能以自己的可怜命来博取母亲和妻子的同情，从而换取片刻的安宁。因为母亲与妻子的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关系是他所不能解决的。
三、婆媳关系改善的现实意义
日本著名律师丹山雅也说：“如果谁能想出一个绝妙的解决婆媳关系的办法，应该授予他诺贝尔奖金。”【5】可见，婆媳问题解决的难度之大和意义之重大。《寒夜》是作者忧伤的讲述着凡人的故事，探讨了人的世界的复杂性，深入开掘人物关系世界，使读者在仇恨外敌侵略与憎恶社会腐败的同时，注意到新式家庭在传统阴影下与动荡社会里所面临的重重危机，思考着现代的家庭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婆媳关系紧张而导致整个家庭不宁甚至走向破裂的现象时有发生，婆媳关系影响着家庭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也许改善婆媳关系并不容易，但我们也应积极的寻找矛盾的症结，并尽可能的改善。
我个人认为，婆媳关系的改善有以下几种方法：首先从关系学的角度看，婆媳关系是伴随着婚姻关系建立起来的，婚姻关系不存在了，这种关系就会自动解体。因此在婆媳关系中，更应该倾斜于婚姻关系的维持与巩固。夫妻是构成家庭的最基本要素，是家庭的核心。因此在婆媳发生矛盾时，双方都应该遵循以婚姻关系为中心的原则，首先考虑到婆媳矛盾对婚姻关系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其次，责任与义务观念的确立。血缘关系的阻隔很难使婆媳产生像母女那样的情感，因而感情基础薄弱。但是婚姻一旦形成婆媳双方都处于一种义务关系中，
这种义务关系对于家庭来说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和约束力。婆婆是家庭中的长者，尊敬老人，孝敬公婆是做儿媳应尽的义务。我们虽不赞成无条件的服从，但是也应该做到应有的尊重。当然，做婆婆的也应该给予儿媳充分的包容与理解，以长辈的姿态和宽容的心态来处理与儿媳的关系。第三，个体家庭角色的调适。伴随着儿媳这个新成员的加入，原先家庭关系的稳定秩序被打破，家庭成员的角色重新定位。尤其对于婆婆来说，既要有情感上的适应过程，又要在家庭事务和经济支配上进行自我调整。而作为媳妇来说，踏进一个新的家庭，就如同进入了另外一个社会关系，不能够像原先那样无拘无束的张扬个性，在零碎繁琐的日常生活中要懂得谦让，这样才能够在新的家庭关系中赢得尊重，与婆婆的关系才能处理的比较融洽，从而使新的生活更加美满。最后，还要依赖社会各方面的努力。虽然婆媳关系作为家庭关系的一部分，裹挟着爱情与亲情，矛盾与冲突的解决主要依赖家庭内部的道德自我调适。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社会的细胞与元素，家庭内部的矛盾冲突和社会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婆媳之间才不会因经济问题而产生严重矛盾。因此，从理论上对家庭中婆媳关系进行探讨，对营造和谐幸福的家庭与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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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巴金.寒夜【M】.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3】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4】雷池.性格决定一生成败【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5
【5】丹山雅也.婆婆对待儿媳的77计【M】.长春：吉林出版社，198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