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寒夜》 相对于巴金的《家》等前期作品，《寒夜》不是一个慷慨激昂之作，小说的文字反而显得异常的朴素、简洁、干净。巴金在《寒夜》这部小说中多次提及“夜的寒气”，作者是有用意的，这是巴金对自己周围环境的不满和憎恨，充分表明了他在寒夜里对光明和温暖的强烈渴望。
简介：
巴金在《寒夜》里描写了小公务员汪文宣的生活。它的最大成就在于详尽细腻地描写一个人的屈辱心理，深刻地表现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病态灵魂，并以异常冷峻的笔调剖析这个家庭最终“覆灭”的社会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主人公汪文宣和妻子曾树生原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学生, 有办“ 家庭化、乡村化” 学堂的理想大学毕业生汪文宣和同窗女友曾树生相爱结婚。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使他们的理想失去了现实的基础, 他们从上海辗转来到重庆。文宣的母亲思想守旧，不满这种自由恋 爱的婚姻，经常辱骂树生，指责由于她的迷惑导致文宣瘦弱多病，并要把她赶出家门。文宣为缓和矛盾只好让妻子暂住宿舍。文宣在文化公司做校对，薪水很低，生活艰难，身体越来越坏。树生为减轻丈夫的负担，在银 行找到工作。她一向持身严谨，但为了生活，对银行中人也不得不作些委婉的应付。岂知文宣对此产生疑心，十分痛苦，汪母更借此扩大事端。树生为避免流言和安慰丈夫，自动搬回家中。不久，银行因战事告急，迁往兰州，树生为生活着想，离开丈夫和儿子小宣，随同前往。她每月寄钱回家并常与文宣通信，但汪母认为树生的钱来得不干净，责令退回，文宣遂暗存银行，以备不时之需。此后，文宣失业，生活困苦，吐血更甚，但一直未告知树生。一年以后，当文宣病危时，才动用那笔存款，但终因无法医治，于抗战胜利之际病逝。在草草殡葬后，老母孤儿启程返乡。当树生回家探亲时，早已人去楼空。在一个寒夜，她独自来到丈夫墓前哭祭，悲痛欲绝。最后，形单影只地消失在凄迷的寒夜里。
写作背景：
《寒夜》写于1944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当时巴金住在重庆的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屋子里，晚上常常要借助蜡烛来照亮书桌，时写时辍，两年以后才完成这部长篇小说。
《寒夜》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是巴金继《激流三部曲——家》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也标志着作家在艺术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小说的情节与作者的生活几乎是同步展开的：都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写完这部小说是 1946年的最后一天，上海一个寒冷的冬夜，小说结尾也正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巴金先生曾经说过，写《寒夜》是在作品中生活，他本人就生活在《寒夜》所描述的生活背景中。在那几年中，散文家缪崇群、小说家王鲁彦，还有他的老朋友陈范予，都是害着肺病痛苦地死去的；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他又亲手埋葬了因病得不到很好医治的三哥李尧林。所以，当小说中写到汪文宣为生计而无着、为疾病而痛苦的时候，这些亲友的面孔一一浮现在巴金的脑海中，使他的写作十分投入。
作家在《寒夜》所描绘的悲剧之中, 寄寓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及对新生活的热情呼唤, 因而作品具有强烈的思想倾向和反映现实生活的高度的典型性。
巴金在整个抗战中, 先后到过祖国的许多地方, 所到之处遍地狼烟、满目焦土, 日军的暴行及人民的痛苦, 都强烈地震撼着他的爱国之心。他的一些亲人和朋友, 因战争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他自己的家也曾遭到战火的焚毁。他积极参加抗日爱国运动, 辛勤写作, 以此表达自己的赤子之心。
当时巴金住处的四周, 每天都可以听见一般小人物的诉苦和呼吁, 因此他说故事就在他身边进行, “ 尽管不是有名有姓, 家喻户晓的真人, 尽管不是人人目睹的可以载入史册的大事,然而我们在那些时候的确常常见到、听到那样的人和那样的事。那些人在生活, 那些事继续
发生, 一场都是那么自然, 我好像活在我自己的小说中, 又好像在旁观我周围那些人在扮演一部悲欢离合的苦戏。’, 巴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他将无数个汪文宣的故事进行集中概括,写出了具有代表性的汪文宣一家的时代悲剧。由于作家熟悉自己的人物, 才会把他们的关系写得如此真切自然, 把他们的性格刻划得如此细腻精微, 作家在这里表现的艺术实也才更具有典型意义。巴金在小说中虽然对人物自身的弱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但更多的是挖掘悲剧的根源, 对这些弱小者倾年了真切的同情, 同他们一起喜怒哀乐, 为他们的不幸遭遇而叹息。
人物分析：
作家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
汪文宣是一个被不合理的社会所压垮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也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读大学时雄心勃勃地希望通过办教育来改造社会，树有教育救国理想。之后他与同学曾树生恋爱、同居，可以想见他当年追求个性解放、蔑视传统礼俗的热情与勇敢。但是，现实生活彻底改变了他，使他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畏首畏尾的庸人。他的性格和心理已经具有了某种病态。他对周围世界充满惊惧，反应高度敏感，总是没有根据地胡思乱想和猜测。例如，他看见上级注视的目光，便疑心上司对他不满，听到上司说话，他也要琢磨半天，甚至连上级轻声咳嗽，他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思。同样，他对自己与妻子的感情也是充满了担心，时常为猜测所苦恼，但却没有勇气与妻子交流。当他发现妻子在跟一个年轻男子一起走进咖啡厅时，他想问个究竟，却又“不敢迎着他们走去”，想等他们出来再说，又怕妻子难堪，也使自己难堪，最后犹豫再三，“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汪文宣忠厚老实而又善良懦弱, 他任劳任怨地干着报酬极少的工作。汪文宣对于生活给予他的不公平的待遇内心十分不满, 但孺弱却使他只能将此强行压制在心中, 因而形成了他思想和行动互相矛盾的性格特征。但除了内心更加深刻的痛苦之外, 他不可能从社会生活的本身去寻求根本的原因, 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作家描绘了汪文宣矛盾的感情生活, 从另一角度刻划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他没有力量去调解不和睦的婆媳关系, 他爱她们, 他没有勇气抛弃任何一方, 最后只有在两种爱的漩涡中一直挣扎到死。
“树生”的塑造是一个矛盾的人物形象。既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性，又是一个爱家爱先生爱孩子的传统女人，然而，却无法与母亲和睦相处，最终只能是选择逃离这个带给她无尽痛苦和折磨的家庭，虽然她百般的不舍。曾树生是一个受新思潮影响的女性, 到抗战末期, 现实生活的磨砺使她的思想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曾树生爱善良老实的丈夫, 但她越来越不满他对什么都忍受的态度, 以致二人产生了精神上的鸿沟。树生也知道一切应该由环境负责, 但金钱在侵蚀着她的灵魂, 对所胃自由的追求和理想不能实现的矛盾, 使她内心空虚而无所寄托。她关心重病的丈夫, 但不甘心让生命消耗在永无结果的争吵中她爱丈夫, 却不能使婆母不恨她, 她觉得牺牲了青春, 换来的却是敷衍和仇视。她的离去, 一方面是为了家庭的生活, 儿子的学业, 但更重要的是要救出自己而逃避家庭矛盾另一方面, 她不愿
失掉高薪金的职位, 而且她和陈主任搭伙做生意, 在经济上有密切联系, 要丢弃这一切, 她缺乏足够的勇气。她虽为去留问题进行过激烈的心灵搏斗, 但最终为了自己的“ 幸福” 抛下重病的丈夫走了。在兰州她每月按时给家中寄钱, 并未忘记这个家。但是文宣写信来要求她回信向婆母道歉, 使她感到了莫大的委屈, 她不愿做一个任婆母辱骂的奴隶媳妇去换回甜蜜的家庭生活, 因而写了一封绝交信, 吐露了自己的真实思想, 说明同文宣分开的理由。她虽同情婆母老来贫的心境, 但实在不能忍受她残忍地破坏自己的爱情生活。母亲在一天, 他们中间就不会有和平与幸福。因此, 他们必须分开, 以免互相折磨、互相损害而变为路人。以后她虽照常给家中寄钱、写信, 但文宣心中的伤痕一直到死也未能愈合。几个月后树生回到重庆, 已是人去楼空、物是人非, 她悔恨交集, 孤独地徘徊在寒夜的路上。她虽是一个不屈服于生活的女性, 但她没有明确的生活理想, 最终也只能被黑暗的社会所吞噬。
汪文宣和曾树生虽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 但他们都无法摆脱社会为他们安排的悲剧命运。作家正是通过二人的悲剧, 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身固有的弱点, 更是鞭挞了黑暗的社会对人性的摧残, 客观上也表明了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紧紧联在一起, 才会找到正确的出路。
母亲的形象是一个尤其另人同情的不幸人物。年轻守寡，守着孤儿寡孙度日，仅有的爱全部都给了他们，甚至不能允许别人分享，包括儿子的妻子以及孙子的母亲。她的爱表现得无微不至，却也是独断专行，因此也是制造这个家庭悲剧的核心人物。汪母是一个旧式知识妇女, 她爱儿子, 却难以容忍儿媳。她认为宁肯饿死, 做人也不要苟且, 即使做老妈子, 也比做花瓶强。因此, 她看不惯儿媳经常参加舞会宴会。她不高兴媳妇来分儿子的爱,以为树生能挣钱, 就来役使她, 所以她有意无意地发脾气, 不客气地抢白媳妇, 还时常自觉不自觉地破坏儿子的夫妻感情生活。
经典语句：
小说借“宣”的嘴巴反复说过“我做过什么错事呢？我一个安分的老好人！为什么我该接受这惩罚？”“宣”最终以无声的呐喊“要求公平，他能够在哪里找到公平呢？他不能够喊出他的悲愤，他必须沉默的死去。”小说最后这样描写宣的离世。“最后他断气时，眼睛半睁着，眼珠往上翻，口张开，好象还在向谁要求公平。这是在夜晚八点钟光景，街头锣鼓喧天，人们在庆祝胜利，用花炮烧龙灯。”然而“宣”终究没有享受到胜利带来喜悦。这样的描写更渲染了人物的悲剧色彩。
在描写“树生”的矛盾心理的时候这样写到，树生心想，“她（母亲）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我为什么就不能牺牲自己？”“难道我就应该这样争吵、痛苦地过完我这一辈子？。他们把寂寞留给我一个人，难道我就这样枯死了么？”可是当有一条路可以选择的时候，“树生”即兴奋又痛苦，而且还有一种惶惑的感觉，她仿佛站在十字路口，打不定主意要往什么地方去。她反复的说，我不走，要走大家一起走。”虽然她的决定并没有给她带来快乐。但是母亲的话永远是那么刺耳“只要你（宣）肯答应我，只要不再看到那个女人（树生）我什么苦都可以吃，什么日子我都能过得去了！”“这种生活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呢？我得到什么满足么？”她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答复，挣扎了许久，才找到一条出路“没有！无论精神上，物质上，我都没有得到一点满足”“生命就这样平平淡淡一点一滴地消耗。“树生”的忍耐到了最高限度了。她并没有犯罪，为什么应该接受惩罚？这里不就是使生命憔悴的监牢？她应该飞，必须飞，趁她还有翅膀的时候。她要先救出自己。”
“宣”无论如何都弄不明白“为什么她们老是争吵？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家庭，这么单纯的关系中间都不能有着和谐的合作呢？为什么这两个他所爱而又爱他的女人必须象仇敌似的永远互相攻击呢？„„”
“ 地位越来越低, 生活越来越苦, 意气越来越消沉, 他后来竟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 见人低头、懦弱安分、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 他已没有自负的语言和救人济世的宏愿, 每天干着单调沉闷的工作, 过着贫乏而痛苦的生活, 只求与世无争。
他不满周主任喝斥要求增加薪金的同事, 内心说“ 你年终一分红, 就是
二、三十万, 你哪管我们的死活” 可他连鼻息也极力忍住, 怕周主任发现自己心中的不平。他在心里说自己, “ 真没出息啊他们连文章都做不通, 我还要怕他们。” “ 我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啊我什么都忍受, 什么人都欺负我, 又住道我的生命就该被这些纠缠不清的文字销磨光吗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这个地步” 这样的抗议、自责在内心发出过何止千百遍经济上的拮据使他无力为妻子买一块生日蛋糕, 但却不得不为主任的生日出一千元的份子钱。内心的不平和外表忍辱苟安的矛盾加剧了他精神上的痛苦, 他虽然朦胧地意识到社会不容良心未丧尽的读书人,以致于自己“ 一生的幸福都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街上贴的告示拿走了” 。
她说“ 我不要再听什么抗战胜利的话, 要等到抗战胜利恐怕我已经老了、死了。现在我再没什么理想。”而实际上她追求的自由是很空洞的, 其实“ 她除了那有限度的享乐以外, 究竟有什么痛快呢她又有过什么自由呢她有时也知道自己的缺点, 有时也会感到苦闷和空虚。她或许以为这是无名的惆怅, 绝不会想到, 也不肯承认, 这是没有出路的苦闷和她无法解决的矛盾⋯ ⋯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
写作手法及作品评论：
将笔墨重点放在了人物的心理描写和对话上。作者以全知叙事的视角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示给读者。在读者面前，小说中的人物便以内心和外在的两重感体现出来，人物性格具有相当强的立体感；同时，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更适合曾树生等人知识分子的身份，人物相应地被赋予了自主性和知性的魅力。这便是“复调”创作手法带来的优点。
巴金在小说中紧扣人物的独特个性，较多地采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来揭示人物的内心矛盾，充分发掘和描写了人物内心情感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尤其是常常抓住人物内心世界中两种对立的因素，从动态中加以剖析，写出它们的起伏消长。 作品的现实主义成就主要表现在：善于通过小人物的平凡生活琐事揭示重大主题，从而表现出作家非凡的艺术功力。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寒夜》继续着“五四”时代借描写爱情以思考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写作传统，深入探究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以对人性的深刻把握反观了“五四”新文化传统，显示了20世纪40年代知识者题材小说继承又超越“五四”的一面。《寒夜》代表了巴金在小说写作上的最高艺术成就，尤其是在心理描写上达到很高的境界。如果说，巴金在早期作品里常常直接向读者一泻无余地倾吐其奔放热情的话，那么，在后期作品中，他则是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来表现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情感。
整部小说是一种凄楚哀怨的调子、灰色的画面, 作家以内心激荡的情感展示人物的悲剧命运, 真实描绘了驱使人物行动的社会环境, 深刻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 因而使人物性格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丰富性。
《寒夜》所描绘的悲剧, 虽说比不得催人奋进、让人热血沸腾的战斗号角, 但它却通过被黑暗所压抑的灵魂的呼号, 表现了对真善美的世界的热望, 对假丑恶的世界的唾弃。从这个意义上说, 《寒夜》的悲剧永远具有艺术和情感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