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也是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全能政府”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限政府”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服务型政府是针对传统管制型政府的弊端而提出的新概念。在传统管制型政府模式下，行政权力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缺乏自主的空间，政府控制着社会资源的支配权和分配权，社会公众对政府产生了绝对依赖性，形成了事实上的“全能政府”运作方式。而服务型政府强调的是政府责任的有限化。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重要的是明确政府行为与市场调节和社会自我调节的边界，政府的行政能力、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以及社会的自我调和能力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发挥作用。
近年来，在各大中城市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建设工程之一便是城市社区管理在探索之中不断前进，不断发展，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社区管理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管理”，更涉及到多方面的制度创新，成为再造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一个制度创新过程，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个基础平台。社区管理不仅对原有的居委会管理体制进行了创新，同时将政府公共服务的触角引向社区，方便了居民群众，改善了公共服务质量，提高了城市管理水平。社区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依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政府发展公共服务需要社区这个平台，需要通过这个平台来延伸自己的服务，也需要这个平台来分担部分政府需要转移的工作职能；另一方面是社区管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社区已经在承担着很多公共服务到社区的功能，社区自治功能的发挥也在改变政府一统天下的局面，政府行政功能和社区自治功能正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作用，相互支持，相得益彰。
一、城市社区体制改革要求政府改变指令型的工作模式——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倒逼机制
从2000年开始的城市社区管理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原居委会管理体制，建立新的社区居委会，构建社区平台；第二阶段：依托社区平台，推进各项服务和建设事业进社区，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第三阶段：深化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基层管理机制，加强各项服务，进一步提高社区建设水平。贯穿这三个阶段始终的则是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工作运行机制的创新，时下的社区居委会与2000年以前的居委会已不可同日而语。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计划经济的理念浸染到政治和社会领域，所有的资源都由政府部门所掌控，居委会实际上成为街道办事处的“下级”，街道办事处与各居委会之间签订工作目标，街道办事处对居委会主任进行考核，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对居委会主任行使任免权、调动权是改革前的惯常现象，城市管理实际上形成了市——区——街——居委会四级架构，而且人们往往将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放在一起来谈，统称为街、居工作。而社区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实际上是真正落实《居委会组织法》，顺应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后加强城市基层管理的需要，将作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和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委会重新定
位，对城市社区进行重新调整划分、重新组建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的地域界限得以明确，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得以确立，要求社区居民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群众的代言人作用，同时要求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居民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情。“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的工作要求逐步成为基本的工作运行机制。
城市社区体制改革的直接成果是社会建设初步独立出来，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以指令性工作为主要方式的居委会管理体制得以改变，社会建设相对独立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使人们逐步摆脱行政管理的依赖性，如果说过去居委会主要是政府的传声筒，现在社区居委会的定位更主要的是当好全体社区居民利益的代表，为了居民的利益向政府部门提出呼声和要求，成为沟通政府与社区居民的桥梁和纽带。
从制度供给视角来考察，社区体制改革正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政府部门适应社会变化，逐步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一种制度创新。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供给是对制度需求的一种回应，是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而提供法律、伦理或经济的准则或规则的过程。制度的供给是由制度的非均衡状态触发的，制度非均衡就是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一种不满意或不满足，意欲改变而又尚未改变的状态。其所以出现了不满意或不满足，是当一个社会在发生剧烈的变革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制度短缺问题，当社会在较短时间内产生大量新的社会关系时，原有的制度系统难以对新产生的问题加以处理或解决时，就会出现制度供给不足或短缺问题。
这一制度创新的直接后果是将社会与政府的界限逐步明晰，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不仅开始认识到无偿地指挥居委会干属于自身的工作不合法，行动上也在积极探索将自身工作落实到社区的有效途径，政府工作责任主体得以明确。
改革的直接后果是制度创新的倒逼机制开始形成，社区自治组织定位明确后要求政府自觉转变职能：政府部门不能直接指挥社区自治组织，自己要想办法服务到社区居民。一方面政府部门的工作需要落实到社区、服务到居民，另一方面，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对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居委会职能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居委会不再是任务的当然承接者。在社区层面购买岗位，用以落实政府部门的工作成为新的选择。全国各大中城市在深化城市社区管理的过程中，普遍出现在社区层面建立“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站”的现象，把社会保障、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群防群治等公共服务项目通过购买岗位的形式在社区落实。
政府买岗人员直接为社区居民服务，体现了政府服务意识的提升，过去将居委会作为部门派出机构的“泛行政化”局面得以改变，本是自治层的居民委员会角色回归得以完成。制度创新不知不觉已经出现，社区体制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加强社区管理的过程，成为基层社会重构的过程。当一项制度不适合时代发展时就要创造一个新的制度来代替它，社区体制改革带来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重构，激发了政府服务方式的创新，但新的制度又要经过
一定时间的试验阶段来检验它的可行性，比如政府在社区买岗人员的定位、人力资源的整合等问题就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引致社会的深刻变革，社会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了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公共服务型、有限责任型政府理念也逐步形成。这是一个符合发展规律的一个衍生链条，而且，这个变化还在发展，创新还在继续。
二、社区管理带来基层社会的组织化引致社区功能提升——服务型政府建设可依赖的平台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单位化社会体制逐渐瓦解的背景下,我国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不断走低，“非组织化”或“去组织化”现象愈益突出。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单位化体制日趋丧失了其组织社会以及提供社会支持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大量的公民游离于社会组织、社会支持和社会福利体系以外。
社区管理促进了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在城市基层，通过城市社区管理的推进，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成员代表会议、社区协商议事会等社区内的主体组织进一步健全，社区内的民间组织和社区志愿者组织发展更为有序，居民的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功能明显加强。
社区党组织在基层产生了很大作用，在武汉市，不仅大部分社区实现党组织的书记与居民委员会主任“一肩挑”，而且在开展各类服务居民活动中，往往也是党员在起着重要的倡导作用。武汉市有两个未设街道办事处、人口近10万的百步亭和常青花园社区，社区党委起着联系上级党委、开发商、物业公司、居民委员会的重要作用，各方力量在社区党委的整合下有序运作，社区居民的各类需求得到了比较好的满足。
社区居民委员会在法律上拥有组织居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地位，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一个直接成果是社区居委会成员的年龄结构更加合理，文化结构不断提高，工作能力不断加强。从武汉市的情况看，社区体制改革后，有4900多名原居委会老群干离开工作岗位，平均年龄由原来的59岁下降到39岁，平均文化程度由原来64%的群干为初中以下上升为97%的群干为高中以上，此后几届社区居委会换届使社区群干队伍建设不断加强。社区居委会群干得到的培训机会日益增多，市政府还破天荒地组织30名“十佳”社区工作者到新加坡学习培训。社区群干素质提高直接表现在社区管理的绩效上，在武汉市从2003年开始推进的“社区建设883行动计划”的创建工作中，社区群干充分领会市政府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服务“四到社区”的决策精神，组织和动员居民群众参与社区的创建工作，全市20多万个创建项目得以完成，社区破损路、违章建筑、楼道杂乱、污水满溢问题得以解决，极大地改善了社区人居环境，依托社区的再就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得以有效开展起来。特别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成功整治了多年未能解决的4万多辆正三轮车问题，都是依靠社区群干一家一家上门做工作，把政策宣讲
清楚才得以完成的。“社区建设883行动计划”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在推行这个工程中，政府的行政职能和社区的自治功能在社区平台上得以有效整合。
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也为社区功能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民间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自组织”，不仅有着与社会成员或居民的天然联系以及组织社会的天然能力,而且可以扮演政府和社会成员之间沟通联系的中介和桥梁，通过自愿、协商的方式和专业的手段去服务特定的社会群体并帮助解决他们的问题。自武汉市推进社区体制改革，加强社区管理以来，社区内的民间组织从无到有，发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每个社区都建立了至少1个以上的社区民间组织，这些组织形式各异，有的是便民服务社、有的是腰鼓队、有的是吴天祥小组，共同的特点是贴近居民需要，服务于居民的日常生活。从社区管理的实践看，社区民间组织活跃的社区，社区服务的功能往往也比较强。比较典型的如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李小海志愿服务队”、“关爱小组”、“温馨姐妹”、“阳光姐妹”、“和谐传播小组”、“爱心传递小组”等20多个社区民间组织，改变了过去居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做到了“事有人管、难有人帮、苦有人问”，营造了一种守望相助的大家园式的温馨和谐氛围。江汉区单洞社区发展得非常好的巾帼家政服务队的成员全部是该社区的腰鼓队成员，文化活动的凝聚力把居民动员组织起来，为社区功能的提升打下基础。
社区的再组织化的成效日益显现：社区内的失业群体、退休人员依托社区也有了相应的服务平台，一改过去失业、退休群体离开岗位之后陷入无所适从的局面，社区的组织化还体现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在城市基层有了依托和抓手，在社区平台构建之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主要是在宏观上的宣传，社区平台形成之后，社区警务室、社区安保队以及电子监控社区的建设一下子让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为一个系统工程，综合治理的效果真正体现出来。公共服务社区化也成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方向和有效途径，武汉市将政府在社区内的买岗人员、社区居委会人员和社区内的各类民间组织通过“社区服务站”的平台加以整合，社区服务站已逐步成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提供者，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机制也在探索当中发展。政府在社区层面买岗提供服务，总体来讲仍然是带有探索性的新生事物，这类人员的身份定位尚处于不够明朗的状态，但根据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国际上政府“瘦身”的普遍趋势，他们从定位上应脱离政府序列，政府定向购买服务的“民间组织”或许是他们的发展方向。
在社区层面建立公共服务网络，为社区成员提供多样化服务,为政府转变职能创造提供前提和条件，有利于 “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的实现。从现代治理理念的角度看，只有通过建设和谐社区，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调动广大居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才能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管理机制，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
三、社区管理促进基层民主的深化——政府提高公共服务回应能力的催化剂
服务型政府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行政效率问题。西方国家为改变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推行了“政府再造”，提出要实现政府的“顾客导向”，即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公民作为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顾客，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要听取“顾客”的意见、反映“顾客”的需求，及时地为“顾客”排忧解难。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依赖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良好互动。在互信、互通、互惠、互补基础上形成平衡、稳定、协调、和谐的政社关系。
城市社区管理的推进部分地为这一问题找到了实现的途径——通过扩大和深化城市基层民主、畅通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民意沟通渠道，政府的回应能力在提高，公共产品提供的针对性和公共服务提供的及时程度在提高。
城市社区管理通过发展基层民主作为核心内容，逐步建立起有效的居民参与机制。武汉市在推进社区管理的过程中，将政府计划投建在社区的公共项目在社区内进行公示，听取居民群众的意见，使政府的决策与居民群众的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并创造条件扩展社会自主发展的资源和空间,增强社区成员的参与意识,充分调动了市民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城市基层民主的发展促进了公共利益表达机制的建立。政府通过社区建设搭建起利益表达平台,了解居民的利益诉求,使各种利益经过协调整合出公共利益。
基层民主的发展促使政府对公共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回应。通过建立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和重大事件的听证制度，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和严格的行政问责机制,建立健全评价和监督机制，社区组织及其居民通过实施监督公共服务质量的活动,促使政府提升对公民需求的回应力。为解决“油烟扰民”问题，武汉市在社区层面推进了“社区社会事务听证会”，把各方面的代表找到一起，共同对社区内的餐饮门点的经营进行评议，相关职能部门根据居民评议意见，按照相关法规对问题加以处理，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存在于基层社区的难题，交流与沟通代替了命令与强制的方式，实现政府部门和社区居民的“双赢”。社区监督评议功能的发挥促进政府提高服务效率。武汉市在社区管理中广泛开展社区组织评议街道办事处、评议区政府职能部门，社区居民评议社区居民委员会等评议活动，评议活动的开展促进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居民之间在互信、互通、互惠、互补基础上形成平衡、稳定、协调、和谐的政社关系,建立起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绩效评价体系和严格的行政问责机制,评价和监督机制逐步建立健全。社区及其居民通过实施监督公共服务质量的活动,促进政府部门转变作风、职责落实、服务到位。充分发挥社区评议作用，监督政府部门的工作。当前，由于评议制度还只是作为工作中的经验在推广，还没有上升到法律或比较高层次的制度层面，有的社区组织群干碍于情面，评议工作还不够严肃，评议的制度化建设问题还需要加强。
基于社区平台的公共利益表达机制初现雏形。基层民主的发展也为社区居民的利益表达提供了空间和平台，在推进社区管理的过程中，一些社区组织负责人通过民主选举成为地方
人民代表，基层民主和国家整体的民主政治建设逐步融合，政府听取呼声的渠道日益广泛，近年来推进城市社区管理过程中，武汉市不少区政府还与新闻媒体联手开展“社区对话”活动，各级政府部门负责人与社区居民代表面对面，在政府职能部门与社区居民之间搭起平等交流的平台和利益表达平台，了解居民的利益诉求，倾听群众意见，现场研究问题，及时解决群众关心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建立受居民群众欢迎的公共利益表达机制。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社区管理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它带来了一系列深刻变化，社区管理的加强有助于社会自我管理和服务功能的提升，有助于政府由传统的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同时，制度创新非一日之功，虽然趋势已经确立，但这种创新还需要不断发展，制度的完善和成熟还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