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散文两大特色：
一、闲适
林语堂的散文充满“闲适之乐”，即追求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和个人生活的雅致舒适。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时局动荡，政治环境异常，文学发展在整体上呈政治化的趋势，许多文人在此情形中为保全自我个性自由、不随波逐流而向往闲适之趣，其文学创作也就成了主流文学形态之外的另一种存在状态。林语堂的闲适散文就是这种特殊政治环境和文化语境的产物，它们既是林语堂对自我“超政治、近人生”、注重“幽默”“性灵”“闲适”创作理论的具体实践，也是他对自我个性心理、人生态度的诗意阐释。
1、“逍遥自适、不委曲而累己”的精神追求
强调个体精神的逍遥自适，“不委曲而累己”，这是历代闲适文人最为根本的精神追求，也是林语堂在闲适散文中最为强调的一个精神特点。闲适文人，远自魏晋名士陶渊明始，一直到王维、白居易、苏轼、等人，近至周作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推崇个体之精神自由与人格尊严，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高蹈“我行我素”或隐居以求其志，不甘为物所驱、为物所役。林语堂很崇尚这一点。事实上，在保全生命的前提下，以“我”为中心、我行我素、“为我所用”、无所顾忌是他为人为文的最大特点。如三十年代中后期，当全国上下都进一步强调文学与文人的社会职能时，林语堂却公然说：“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生活，这是多么明显的事实，我们简直从没有想到过”。而实现这一精神理想的行为方法则主要如他阐释浪漫主义特色时所言：是“放逸”“清高”“遁世”“欣赏自然”。
“放逸”“清高”，主要体现为对外在物质世界的凌驾和超越、对个体人格尊严的高扬和肯定。林语堂推崇“保持其自由和个性”的“放浪者”，反对把“自我”变成“一个全然服从物质或经济规律的自动机”，也反对牺牲个体、把个人当作实现社会职责和群体幸福的工具。林语堂曾说，“哲学以个人为开端，亦以个人为依归。个人须是人生的最后事实。他自己本身即是目的，而决不是人类心智创造物的工具”，“如果有一种社会哲学不把个人的生活幸福，认为文明的最后目标，那么这种哲学理论是一个病态的，是不平衡的心智的产物”。因此，在作品中刻意经营和张扬一种超拔于现实功利之上的心灵体验和精神自由，就成了林语堂闲适散文的基本内容，他的一些重要的散文集如《生活的艺术》、《我的话》、《有不为斋文集》、《无所不谈合集》等，都表现出了这个特点。
在具体行文中，林语堂则常以“我”为基本视点，通过写“我”在现实境遇中的“放逸”“清高”，展示了“我”不为俗务所羁，向往和追求个体精神超脱和人格完整的理想和愿望，在作品中既给我们展示了他高远脱俗、玄澹致远的人生境界，又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静观宇宙、淡泊名利的“我”的形象。如在《有不为斋解》中，他通过叙述“我”在社会生活、政治经济、为人为文等诸多方面的“不为”，表明了他洁身自好、不贪图功利、不虚伪做作的精神特点，其中的“我”好像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的“达观者”；在《我的戒烟》中，他通过写“我”在戒烟的荒唐与艰难中感受到的“违背良心、戕贼天性”“不能达心旷神怡之境地”的痛苦与不人道，阐明了人之“得道”，应建立在顺应本性地生活之基础上，其中的“我”好像是一个勘破世俗与虚伪的“智者”；在《记纽约钓鱼》中，他通过写 “钓”之趣和钓鱼时 “我”所享受的自然之乐和领悟的人生哲理，表明他淡泊功名欲念、亲近自然、保持个人率真淳朴的性情志趣，其中的“我”好似一个洞察世事和人生的“高士”„„藉此，林语堂表现了他不为“外物”所惑、崇尚自我内心自由体验的精神追求。
2、“闲淡舒适化俗为雅”的生活情趣
把生活审美化，营造和追求闲淡、雅致、舒适的人生境界是林语堂在闲适散文中表现的又一重要的精神特点。一方面，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肯定日常世俗生活的合理性和身心需求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又不肯以世俗物质生活为满足，认为这有失风雅，太俗。因此，他一心想做的是不避于俗又不溺于俗的“雅人”，他努力想做的便是变“俗”为“雅”，
“变俗为雅，犹之点铁成金”。其具体方法就是将生活与人生审美化，以诗意来感悟人生。故闲适文人常常是一边享受现世的物质舒适，一边在文章中大谈精神之修养、人生之清雅，如王维等即是；但现世生活即使清贫窘迫，他们也能以生花妙笔将其“点化”得有声有色，诗情并茂，如陶渊明等。林语堂属于前者，事业的成功，物质条件的优裕，使他可以不必过于观照现实的苦难，而可以持更加开放的心灵、雍容的态度来抒写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观照平凡人生的方方面面，以展示其从容达观的人生态度和自在舒坦的“闲适之乐”。这在其创作中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和领悟：
其一，将生活审美化，以诗意感悟人生。林语堂后期（主要指1927年以后）鼓吹悠闲生活、倡导悠闲哲学，就是想引导人们从超越的角度、以审美的心态从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超拔出玄淡高远的人生境界。他较早出版的闲适散文专著《生活的艺术》就是一部教导人们怎样以诗意的眼光、闲淡的心境去发现和享受生活美妙的“百科全书”。林语堂此后的散文，虽也不乏讽喻世事与人生之作，但他更多的文章是以幽默风趣的笔调来叙写自己是怎样操持吃饭、读书、作文、品茶、吸烟、钓鱼、游名山、览胜水等闲散之事，他在行文中所表现出的闲淡平和的心境、高雅脱俗的情趣，使他所叙写的这些日常俗事都点染上他的个人风格，显现出他的个人情韵，从而在纷纭琐细、平淡无奇的生活场景中酝酿和超拔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情趣和意境。如，在读书时，他可以体味到“一种探险”和“魂灵的壮游”；买鸟后，他可以感受到人类的天真纯朴和彼此亲和；品味秋天时，他可以体察到庄子的“正得秋而万宝成”的豪壮和人生之秋的古气磅薄；吸烟时，他感到了心灵的自由与灵魂的飞升；即使是躺在床上，他也可以体味到心灵清净，看见“人生变成了一幅更现实的图画”，等等。这样，经过林语堂诗意的眼光和艺术的心态的“点化”，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都变得富于诗情与哲理，以至于在他的笔下，生活体验已升华成审美的玩味，平淡的日常生活亦转化成一种知足自娱、优游自得的人生境界。
其二，物质舒适与精神享受并重。林语堂是一个讲求“灵”与“肉”完美结合的人，对精神的逍遥自适与物质的丰厚齐全，他采取了非常实际的态度，主张物质舒适与精神享受并重。因为在他看来，“我们只有在正常的本能上获得正常的满足，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这包括生活各方面的享受”。因此，对于他十分崇敬的两个人，庄子和陶渊明，林语堂喜欢庄子的哲学，崇尚他的精神自由，但不喜欢他的生活，认为庄子过于愤世嫉俗，是个“避世主义者”和“弃世主义者”；而更喜爱和敬仰陶渊明，认为陶渊明不但具有庄子的超脱与自适，而且还热爱和享受了现世的人生，是个“为尘世所生，而又属于尘世”、没有逃避人生的人，是个“最理想的哲学家” 。在具体创作中，他也毫不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对舒适、享受的物质生活的肯定与沉迷。如在《言志篇》中，他宣称他“个人理想的愿望”是：随意舒适的生活、欢乐温馨的家庭，不拘成法的好友、可口的饭菜、合自己口味的藏书，以及周围有乔木、竹树、梅花的房宅。林语堂后来还以一种非常幽默的说法概括了他的这种生活理想：“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英国的乡村，屋子里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情妇”，从而在作品中创造了一种兼具物质舒适和精神超脱、既具东方情调又有西方享乐的理想生活模式。 对林语堂这种兼顾物质舒适和精神超脱的享受态度，鲁迅先生曾措辞激烈地批评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一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金、巡捕捐……单是这两项，每月就需银一百十四两，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近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当然，在“炸弹满空”“河水漫野”“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代现实中，鲁迅先生的批评不无道理， 况且，林语堂这种离不开物质基础的“闲适之乐”以及他常在作品中流露出的某种满足感和炫耀之辞，使他高雅的闲适之趣的内涵常显单调、肤浅，且含有庸俗的杂质，他似乎只注意了“闲”
的表象，而对发自心灵性情的深层次的“适”，探讨得还不够。
实质上，林语堂的“闲适之乐”就是在传统士人“闲适之趣”的基础上，加上一点西方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和享乐主义思想而已 。因此，他的“闲适之乐”相对许多传统士人那种已超越物质因素和生活形迹、臻于委顺自然、纵浪大化的精神境界而言，要庸俗和肤浅得多，但也要平实和“贴近人生本相”得多。如今，人们在学术研究、生活态度及文化心理上对林语堂的“闲适之乐”的认同和肯定，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二、幽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最先提出把英文homou译成“幽默”，于三十年代提倡幽默，并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加以实践，与周作人南北呼应，形成一个影响颇深远的“闲适幽默”散文流派。林语堂认为:“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怎样才能达到幽默呢?在林语堂看来，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其
一、幽默对人生必须报一种从容达观态度，它是温厚的，超脱的。
所谓达观，即对人生的缺憾报以坦然，认可了人生的相对性因而避开了绝对痛苦，是对生命有限欢愉的一种退守，也是对利及义的超脱。然而仅有虽超脱，但不达观，是愤世嫉俗的厌世主义。幽默是温厚的，到了愤与嫉，就失了幽默温厚之旨。这种对人生的达观、温厚、超脱态度，在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散文《言志篇》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一思想，文中作者这样表白自己个人理想的愿望:
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我要几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时髦的长褂及两双称脚的旧鞋子。居家时，我要能随便闲散的自由。我冬天要一个暖炉，夏天一个浇水浴房。我要一个可以依然故我不必拘牵的家庭。我要在楼下工作时，听见楼上妻子言笑的声音，而在楼上工作时，听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能象我一样喜欢浇水浴。我要一块小园地，不要有遮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
我要院中几探竹树，几探梅花。:护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青天。我要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不需要名及利，只要温暖舒适的家庭，可口的饭菜，合于自己口味的书，几棵竹树梅花，在明月高悬时欣赏。多么闲适的心境，不亚于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了。这种闲适来自于对人生的达观。
正是这种达观态度，使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以追求“淡然之味”为最高境界。如他所说:“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谈言论自由》一文本是讽刺国民党不许言论自由的法西斯独裁政策。对于官的自由文中写道:“这就是一句我国格言，叫做‘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夕。不过这与言论自由说稍微不同。因为骂不痛时，你可尽管笑骂，骂得痛时，‘好官’会把你枪毙。”接着作者又举一例:张毅师长头痛或不乐时，就开一条子，由监狱随便提出一二犯人枪毙，医他的头痛。作者轻松地玩笑式地对此事加以了评论:“这是多么痛快的事。”本是满腔愤怒之情，奇迹般地变成了温厚超脱之态。本可让读者引起强烈共鸣，却只让读者得淡然之味。其二，幽默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林语堂认为讽刺与幽默极近，但讽刺文章往往火气太盛，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腐，而达到冲谈心境，便成幽默。幽默与谩骂不同，谩骂自身就欠理智的妙语，对自身就没有反省的能力，幽默的情境是深远超脱，所以不会怒，只会笑，而且幽默是基于明理，基于道理之渗透，幽默是同情。一句话，幽默与讽刺，谩骂不同，关键在幽默是以冷静超远的旁观者身份出现，它给人以笑，同时也给人以泪。
这种笑中含泪，泪中带笑在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中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方面，在笑话的文章中，以轻松愉快的笔调抒发对现实生活的优愤，即“寄沉痛于悠闲。”如《粘指民族》一文，旨在揭露国民党官僚搜刮民脂民膏的丑行，作者没有犀利的揭露和指责，先一本正经地开玩笑，从容不迫地介绍一貌似可信有据的荒诞事实:普斯基大学生物教授摩尔君发现，中国人巴掌上分泌出来一种微有酸味之粘性液质，分泌管之后有脑系膜直通第五脊椎与眼系脑筋联络。凡眼帘射到金银铜时，即引起自然反应作用分泌额外加多，钱到手时尤甚。此时发出之泌液特富粘性。因此银钱到手，必有一部分胶泥手上，十元过手，必泥一元，乃无可如何之事。通过这个荒_诞事作者得出结论:“若不染指，非中国人。”后作者又把你从那个荒诞事实所渲染创造出的幽默情境和氛围中拉回现实:最近娠灾委员，以侵水灾款而被老蒋枪毙:东北捐款七百万元查无着落。读到此，看到作者笑中之泪。然作者笔锋一转，把你带入他的荒诞梦想。
因此，我们梦想中国自杀团计划也不能实现了。原来中国人很可以自杀，大规模的相约投入东海，以免身受亡国之痛。但自杀团亦必举出几位委员。办理该团旅行纳票察项。然而自杀委员如果是中国人，定必大做其中饱、克扣、私肥、分羹的玩意起来，因此自杀委员之旅费亦无着落，并自杀亦不得。呜呼，神明帝胃！
荒诞的梦想，幽默的结尾，又让读者领略到他泪中之笑了。《论政治病》、《谈言论自由》等，都是以这种方法来表示作者对现实的优愤。
另一方面，寓谐于庄的说“反话”，对于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本应以讽刺和批判，但作者却以赞扬的口气去叙述或描写。有些十分可笑的事物，作者却以十分严肃的笔调去形容，凡是这种场合，在散文的语言上都是运用“反语”。如《上海颂》便是离谐于庄说“反话”的典范:“伟大神秘的大城!我歌颂你的伟大与你的神秘!歌烦这楼的肉与舞的肉的大城，歌颂这行尸走肉的大城。”这里的“歌颂”，“伟大”“神秘”等都是反语，读者从这些似乎是严肃的描写中激起的是一种轻蔑的笑，得出的是否定的结论。
幽默的第三个要素是“自然”。林语堂认为人生永远充满幽默，犹如人生永远充满悲惨、性欲与想象一样，幽默是人生的一部分。因而幽默是客观的，幽默出于自然。由此林语堂幽默散文的另一个特点便是自然。他的幽默，常常不是用一句俏皮话或笑话引你发笑，而是捕捉生活中不谐调的、有幽默感的事物，经过艺术再现，掺杂着作者的态度和情感，使原有的幽默味更浓。《我怎样买牙刷》是一个虔信广告术的知识分子受骗经过的详细论述。作者记述他幼时很快乐自在，并不要用牙刷，直到认识了一位医生，才失了天真的快乐。医生告诉他世上毛病，十九是由牙齿不洁来的。从此以后他便不复知平安快乐日子了。他便开始研究最适宜最科学最文明最卫生的牙刷了。通过广告，开始他认定毛面呈向内弯形状刷柄向内弯三十度的预防牌牙刷是最合理最科学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看见另一种牙刷，毛面是向外凸出，而不是向内凹进的弧形，正与他两年来所相信的老牌相反。说明书告诉他韦思脱博士经过多年的经验，得到一个结论，说只有向外弯的牙刷才能与齿沿的内部的弧形相合。于是买了一把回来，一刷，发现不但齿眼的内沿刷得到，就是齿眼的外沿也一样刷得到。他才恍然大悟，又去买了一把平面直柄牙刷，一刷，有一种三年来所未有的快乐。而这平面直柄牙刷正是他从小长大健康快乐时所用的牙刷。作者“研究最适宜最科学最丈明最卫生的牙刷”，茬再于今，已历三载，到了今日，才一无所得，空手回来。读后令人哑然失笑。但你又找不出是哪一字哪一句引你发笑，只觉得作者记叙的似乎是你所经历过的受骗上当之事，你与作者一样变得聪明了，于是发出会心的笑。
“自然”这一要素在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中还通过语言表现出来。林语堂认为最理想的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夭，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读林语堂的散文，你仿佛觉得作者是
自由地、自然地和你谈天，轻松地，愉快地和你说笑。这一美感来自他幽默散文语言的自然、平实、生动。
鲁迅曾说:“‘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考查一下中国文学史，极少幽默的成分，即使是古典喜剧中，也多是诙谐和机智，极少幽默。幽默作为一种审美范畴的存在，与主体精神、个性、人生态度、自我意识密切相关，要形成幽默的社会文化氛围，必须要有相当程度上的心灵自由和言论自由。而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中国的以氏族宗法制为核心的社会政治结构，以礼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严重地禁锢和压抑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因而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下是无法谈论幽默意识的。然而十九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的中国，“幽默”却在散文中浓厚起来。正如郁达夫所说:“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向就是不懂幽默的民族，但近来经林语堂先生等一提倡，在一般人的脑里，也懂得点什么是幽默的概念了，这当然不得不说是一大进步。”现代幽默散文发展的原因，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认为一是中华民族要在苦中作一点乐，因为政治上的高压，各处都无法可想，所以只能在幽默上找一条出路;二是政治形势不许你说正话，所以只能反说了，人掩住了你的口，不容你叹息一声的时候，末了自然只好糙下气以舒畅，作长歌而当哭;三是历来中国国民生活的枯燥;四是受英国文学的影响。林语堂的幽默散文，无论是寄沉痛于悠闲，还是泪中带笑，笑中带泪，无不是苦中作乐，正话反说，长歌而当哭的具体表现。作为资产阶级的林语堂，五四时期曾激进过，满以为“中国的新日子已经曙现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的梦想随着大革命的惨痛失败而破灭，情绪低落而消沉。此时他已缺乏与白色恐怖进行斗争的勇气，但他还似乎不能忘怀现实，不甘寂寞，这一矛盾表现在散文中，一方面他认为“头颅人只有一个，犯上作乱心志薄弱目无法纪等罪名虽然无大关系，死无葬身之地的祸是大可不必招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絮语是应该在花间柳下讲的，而且是侯门闺秀的事。但是如果一个人遇着没有花间柳下可以坐谈，而且恰恰是坐在坟中碑石上，也不便叫那个人就沉默下去以待毙。”⑦在这种矛盾的思想状态下，他不得不走进“幽默”，作长歌而当哭。正如鲁迅所说:“社会讽刺家究竞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它出来。”林语堂的幽默散文便属于这一类。
在散文中引入英国式幽默，应当说是值得称道的尝试。它可以改变我们民族方正古板的心理结构。它可以在我们民族枯操的生活中增添轻松雅谑的气氛。它可以化解我们民族文气的板滞。但幽默的使用，应当适时，适度，过犹则不及。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中国，幽默不是化解沉重的社会矛盾的良药，反而容易使是非更加混饨。由于林语堂以旁观者的立场甚至是在云雾中去看待人生，把一切都看成是可笑而又可悲悯的，因而常常是以超然的笑冲淡了一切事物的是非、善恶、美丑的界线。正如鲁迅所批评:“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在要求文学必须是挣扎和战斗的时代，林语堂幽默散文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消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