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指农村、农业和农民；所谓“三农”问题，就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研究“三农”问题目的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
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旧村改造问题。在当今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下，多少不规范的所谓“改造之举”是多么的令人心寒。其中集体土地被非法买卖是一大问题。而这背后又是各方势力的利益之争。农村以土地广阔，发展宽阔而著称。如果土地不保，何以谈发展？即使是发展了，农民也是同样没发展，相反而是在旧村改造中被抹杀掉，农民也就没有翻身的机会。在处理农村土地的时候，多少的不规范行动在众怒睽睽之下被鄙视，而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
当然农村问题还有很多方面，它遍及农村发展的方方面面，养老医疗问题和幼儿教育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
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从历史上讲，建国后的前30年，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使得在长达30年时间内，农村一贫如洗，生产力极其低下。农民收入长期在极低的水平徘徊，虽有人民公社这样的集约性经济组织，但它发挥的主要作用是限制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由于人民公社不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建立的，带有强迫性。所以始终无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另外，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性质以及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使得人民公社这一经济组织不能因赢利而发展扩大，也不能因亏损而淘汰解散。和国营企业一样，成为一种效率极低的极度僵化的基层经济单位。全国所有人民公社都是这样，造成我国农业经济整体的低效率和僵化。由于长时期的低水平生产，造成土地贫瘠，自然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也是一个因素。 在本世纪头２０年，要建立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三农”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三农”问题的产生原因错综复杂，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从而导致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并给“三农”难题的解决增加了难度。
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标志着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开始从重点突破向协调发展转变。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发展无疑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问题是如何“统筹”，才能更加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关键是要找到产生“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然后对症下药。“三农”问题的产生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正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得这一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顽疾。
三农问题是社会热点问题。中国农村地域广，东西跨越5个时区，南北气候迥异，各地资源禀赋差别大，东、中、西部经济条件悬殊，不可能有一套适合全国各地农村的最优方案，靠一个“一号文件”解决农村所有问题。
处于城市化阶段的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农业现代化问题,只有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才能推进城市发展的阶段演进。二元社会制度不仅固化了农业的小农经济格局,从而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而且使得我国的农民问题无法像其他国家那样不断向城市转移,并以“城市病”的形式存在,而是在农村长期积累,形成“三农问题”。因此,我国政府实际上首先面临的是一个战略选择问题:是继续在农村内部寻找解决问题的途经,还是接受“城市病”,通过城市化将“三农问题”向城市转移。
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农民问题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要考虑中国国情，着力解决中国数亿农民的问题。其中，解决农民进城、将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还需要我们彻底地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平等地对待农民，实现全体公民的生活理想。这些，都需要我们坚持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勇于探索、敢于创造。
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经济行为，是市场行为，而非政府行为。政府在人口布局调整过程中，政府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清理一切有关人口、人才流动的壁垒，给外资、内资企业，国营、民营企业，农民和城市居民同等国民待遇。第二件事是规划、引导、诱导、指导，法律规范。首先,就是规划。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特大城市，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二者齐头并进，才能容纳巨大的人口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