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是徽籍人的商帮，它崛起于南宋，鼎盛于明清，衰落于清末，历史达
六、七百年，其中鼎盛期领中国商界之风骚达
三、四百年，影响至深至大。
一、徽商的兴起
徽商当年是被逼出来的。
徽州介于万山丛中，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地少土瘠人稠，所谓“即富者无可耕之田”；即使是有限的田地，也正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所说的，是“土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独宜菽责红虾灿，不宜稻梁。壮夫健牛，曰不过数亩，粪龚缉栉，视他郡家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甚少，大都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之一。”本土经济长期以来都是赖以山林的山戍经济。粮食从来不能自给，所需粮食皆“仰四方之米”。特别是到了唐宋以后，“黄巢之乱”和“靖康南渡”连续两次的外地移民于徽州的高峰，使徽州人口大增，人多地少的矛盾更为尖锐，民众的生存空间更小。于是，徽人“非经营于四方，绝无治生之繁矣。”拓展生存空间，找寻徽州的再向外移民，就成了徽州人当时的当务之急。
同时，又由于徽州本土的主体经济结构是山林经济，它本身是盈缺待补和不平衡的，如，徽州山出美材，而美材于林只为柴；境内多茶叶，但茶叶过多也只为草，因此需要输出去，通过商业贸易，方才能换取徽民的所需。于是为治生计，徽民们多选择了经商作为自己的一大治生之道。除一方面他们感慨自己“生在徽州”是“前世不休”外，另一方面，又总是毫不犹豫把自己在“十
二、三岁”时“往外一丢”。“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徽人经商就这样千呼万唤要出来了。
而正在徽民要外出经商之时，恰好又碰上了“靖康南渡”，宋王室偏安江南，迁都临安（今杭州），从而带来了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向南转移，江南经济开始充分活跃。这一历史契机，被徽州人牢牢地把握住了。徽民们充分利用了自己紧靠临安，有横贯徽州全境地的新安江水路直通临安的极大交通便利，极尽本土物产丰富、名产特产多的优势，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使徽商在南宋后全面崛起，走进历史大舞台，并获得极大的成功。至少是在南宋初年，徽州就拥有了如“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和“祝半州”等大商巨贾，造成影响。
二、徽商的发展
当然，早期的徽商从事的还只是一种简单的以徽州本土盛产的茶、木、瓷土等物产输出去，以换取徽州所缺的粮布、盐等的互补贸易，经营方式上也主要是一种简单的以徽州为中心的贩买贩卖，因而，在它崛起之初，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帮，但以后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明代，则是：
经营行业上，是“其货无所不居”，以至于“倚顿之盐，乌得之畜，竹木之饶，珠玑、犀家、玳瑁、果布之珍，下至卖柴、贩脂之业，„„多新安人也。”从事的行业有粮商、布商、丝商、瓷商、墨商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盐业，茶业、木业、典当业这四大行业。如盐业，正如明人汪道昆言：“新安多大贾，其居盐者最豪”，万历《歙志》更云：“邑中之以盐策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则有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者。”茶业，据《歙县会馆》载：“隆庆中，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据《续金陵琐事》载：“万历癸丑年（1613年），新都人（徽州人）开一茶坊于钞库存街，此从来未有之事，今开者数处。”木业，宋时，徽人就“岁联为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明以后，则不仅经营徽州本土木材，更是经营着全国各地的木材，并且成帮性更强。典当业，它兴于明代，全国各地都有，据《明神宗实录》记：“徽商开当，遍于
江北，„„见在河南者，计汪充等二百十三家。”清时扬州“库存无土著之为之，多新安并四方之人。”
经营方式上，也不仅仅是过去一种走贩，还更有囤积、放债和垄断经营。走贩是利用商品在地理空间上的差价以牟利；囤积是利用商品在时间上的差价以牟利；放债则是直接地以钱生钱；垄断则是要充分占领和操纵市场，构建徽商帝国。对这几种方式，徽商把握的都十分全面和娴熟，从而达到\"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
经营地的范围，是“其地无所不至”，明张翰在《松窗梦语》中记：“休歙尤黟，故贾人几遍天下。”明万历《歙志》说得更明白：“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故邑之贾，岂惟如上所称大都会皆有之，即山陬海堧，孤村僻壤，亦不无吾邑之人，但云大贾则必据都会耳。\"徽商的足迹遍天下，以至于早在明中叶，就形成了一句古谚\"钻天洞庭遍地徽。”
三、徽商的影响
徽商至少是在明中叶以后，就已经由一个不起眼的小帮发展成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在中国的几大商帮中，占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资产影响上，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就曾说：“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晋商）。”而清以后，特别是至清中叶，徽商的发展则达极盛。特别是盐业的发展，“两淮八总商，邑（歙县）人恒占其四。”歙人江春业盐扬州，任两淮盐业总商达四十年，富可敌国，曾两次接驾乾隆南巡，获得\"以布上交天子\"美誉。
垄断经营上更加强化，牙行、行会遍地。如乾隆时，北京仅由歙县人所开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乾隆五十一年杭州成立的“徽州木业公所”，参加者有五六百人；明时，徽商就开始在各地兴建会馆，到清时则更盛，几以遍及全国各大都会、城镇甚至小乡村等等。
所以，清中期时，徽商实际已是在中国商界中独占了鳌头，成为中国八大商帮中的居首之帮，彻底地构筑成了一代徽商帝国，其影响之大，历史地形成了一句古谚即：“无徽不成镇”。
具体来说，“无徽不成镇”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涵义：其一，一个原本是僻小平淡的乡村，如果有了徽商，则它很可能变成一个有影响的市镇；其二，一个原本不是市镇的地方，如果有了徽商，则它的经济与文化社会的发展就会走向昌盛与繁荣；其三，一个市镇，如果没有了徽商或者说过去曾有过徽商而繁荣，后徽商撤出或徽商在此已衰落了，则这个市镇也就会衰落了。民国时人陈去病在《五石脂》里关于徽商对扬州影响的一段话可作此一个说明：“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四、徽商成功的奥秘
徽商当年能获得如此的成功，不是无缘无故的，它至少是有以下四个成功的奥秘。
其一，“贾而好儒”。明人汪道昆说：“新都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难度。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都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贾”和“儒”在徽州人
的价值观中，是地位平等的。徽州人尽管敬儒，但决不废贾，儒和贾，徽人对它们是或张或弛，迭相为用，都是作为了一种治生的手段，从而打破中国传统的“士农工商”士为首为重，商居后为末的观念。由此，徽州人业贾，总是贾儒结合，“贾名而儒行”，贾事而儒行，“以儒饬贾”，“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决定了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代儒商的楷模和代表，由此直接决定了徽商在具体的经营中能够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取利，从而获得极大的商业信誉；能够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以察低昂，权时宜，擅握算，工心计，堪廉贾，慎取予，从而具有高明的经营艺术；能够能过好儒而获得“名高”，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从而也就具备了极大的无形资产，以有利于经营等。
其二，贾仕结合。这是徽商基于他们那个时代，为生存和竞争计，不得已而为之的明智之举。具体说来，徽商为实现贾仕结合，主要是采取以下形式，即通过交友、联谊、联姻、行媚、捐输等以结交官宦甚至天子；直接以贾进仕或先贾后仕，或贾而进仕，或亦贾亦仕；充分发挥宗族或乡里的为仕之人等。可以说，徽商为达到贾仕结合，是不惜大量的精力和资本的，由之，也为徽商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正因为徽商是贾仕结合，攀附了封建政治势力，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徽商的社会地位，从而获得一种极大的无形资产，利于经营；也就能获得国家政策大环境的优厚，政治上有代言人；也就能得到一定的政治上的保护，使商家原本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属“懦弱”的阶层，而获得了政治权势上的靠山，能够直接有利于徽商的垄断经营以牟取暴利；可望获得和利用官僚资产以直接进入经营等等。
其三，强化宗谊。徽州是个宗族社会，宗族宗法力量之大是他邑不可比的。徽州人于内，强化宗族血缘的力量，于外，又有乡里乡亲的观念，于是，整体性极强。特别是出处经商，徽人总是结伙并力，父子并力，正如明邑人金声所云：“歙，休两邑民皆无田，而业贾遍于天下„„..夫两邑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其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小亦数十家，数家。”为强化宗谊，徽商还采取各种措施，如建祠修谱以强化宗族内部的宗族意识认同；大兴会馆、义庄和成立同乡会，以强化乡里乡亲意识的统一，追求“合志同方，营道同术”等。于是，这就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密集的徽商网络，优化了徽商身居外乡的生存环境，突出了整体的力量以增强了竞争能力；便于了徽商资金、资本的筹措和调配，优化了资本结构；有利于徽商内部经营的管理，优化了徽商的内部环境等。这些都为徽商得以长期兴盛并构建一代徽商帝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其四，重视教育。这是徽商当年能获得成功并保持几百年不衰的最根本的特点。明歙商鲍柏庭有云：“富而教不可缓”，这几是当时徽人的共识。具体说来，徽商重视教育的形式有：延师课子，加强对子弟的培养，往往是\"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输金资助，兴办教育，对资府县学、办书院、兴文会、置学田等是乐此不彼，对学徒习业和职业教育也十分的重视。徽商正是由于重视教育，肯大投入，因而也获得了极大的回报，由此决定徽商的文化素质一般都很高，徽商作为儒商的本质也得以保证；决定了徽商能够长期延续发展，代不乏人、人才辈出，所出子弟为仕宦者，可大徽商声名，强化了贾仕结合，为贾者皆素质较好，维系世代资产不衰等。
当然，徽商在清末以后衰退了，究其原因，既有清政府政策上的改变、太平军的的沉重打击、国外资本和技术的入侵等外在因素，也有徽商自身的内在原因，这其中，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典型儒商，一味恪守封建的贾而好儒、贾仕结合；一味追求封建宗谊，重视封建教育，从而摆脱不了传统封建思想意识的束缚，这些都既是徽商起身和发达的根据，也是徽商最终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从而走向衰退的内因。如此教训应深刻记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