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
张希贤：反腐败本身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问题。过去的理解误区是把反腐败局限于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比如哪个干部贪污多少钱等。
人们有时会忽视一种倾向：这么多干部腐败其实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治信仰最大的撼动，对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造成损毁，这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干部出现腐败问题，首先是政治信仰和政治方向出了问题。因此，反腐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给它一个更高的文化视野，干部队伍建设要把政治信仰作为首要问题，把政治纪律和国家法治建设作为重要抓手，在“治本”的方面做好。
徐案
案件影响到底有多大？
公方彬：徐才厚案的影响涉及军人的价值追求问题。他作为曾经分管政治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属于“管灵魂的出卖灵魂，管反腐的带头腐败”，因此，对官兵的思想影响将大于其他腐败分子。徐才厚案动摇的是价值观的基础，是理想信念的根本。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军必陷入精神困境。
徐才厚案的教训要求我们改善制度设计，优化权力运行。首先，他的一些所作所为，让我们看到今天特别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其次，警醒我们，要优化选人用人制度。
再次，强化依法治军，优化权力运行，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厘清权力关系，让权力在笼子里，是解决暗箱操作，消除买官卖官空间的根本途径。
最后，找到权力监督的有效办法，争取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和过程之中，避免酿成祸端。对于位高权重者，必须找到更多更有效的监督办法。
“肃清”二字怎样理解？
公方彬：肃清首先是一种决心和态度。也就是明确告诉全军官兵，消除徐才厚的影响，不是针对对哪一点的问题，哪个层面的问题，而是对他所影响到的所有的层面和范围，并且是真正得到清除之时。 这包括表面的，例如讲话、图片等可见的，更重要的是看不见的，情感上的、思想上的、认识上的，都在清除之列。
只有把错误影响全部清理掉，才有可能在广大官兵中重新注入新的精神力量和价值目标。
如何加强队伍建设？
公方彬：部队提出“三严三实”，目的在于解决转变观念和作风问题。过去，确有一些不良现象存在于部队中，比如有些部队把演习当演戏，工作停留于文件中、会议上。随着“三严三实”的推进，情况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比如演习中越来越多地出现“红军败给蓝军”的情况，我们的演习越来越逼真。实际上，更让人振奋的是看问题的态度和思维方式在发生变化。以前，我们习惯于讲成绩长篇大论，讲问题轻描淡写。现在是围绕着问题来，现在部队各级领导开会发言都是直面问题，变化很大。其他方面比如，最近公布16名军级以上贪腐官员，军委巡视组马上要进驻四总部和武警开展巡视，各种措施已经反映出实抓的态度。可以说，当前所做的一切工作，都让我们看到积极的变化。
政治规矩有何约束力？
公方彬：强调政治规矩实际上是要引导党员干部尤其一些领导干部要重新审视自己，为什么要加入这个组织，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怎样才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所以，强调政治规矩内含着价值引领。没有政治意识、没有政治规则，就会自行其是。
为什么以往出现了“政策出不了中南海”、“总理不如总经理”的说法？
就是因为各级政府过度重视或者说被利益所绑架，形成独立王国，上级管不了下级。所以，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政治规矩的问题。
如何看“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
公方彬：我认为这两者不可分。共产党的政治就蕴含在权力的运行之中。我们党的意志、政治观就渗透在法里面，同样，也渗透在对腐败的惩治里面。有人轻信我们目前的反腐属于选择性反腐，这其实是对反腐的阶段性和长期性的不理解。要真正实现“零”容忍，只能借助于反腐工作不断推进，这个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先急后缓。香港曾判过一个5元的受贿案，挪威央行行长因被曝请客吃饭多上了一份鸭肝而被迫辞职，澳大利亚因请代表团吃饭多花了300元被媒体披露，四个议员引咎辞职。如果我们也进入这个境界，大家都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零容忍”也就成为自然。本版文/本报记者桂田田岳菲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