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供给侧改革
1.继续推进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
《报告》显示，五年来，我国依靠改革破解经济发展和结构失衡难题，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传统产业深刻重塑，“互联网+”广泛融入各行各业。载人航天、深海探测、量子通信、大飞机等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铁网络、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引领世界潮流，已成为中国的品牌名片。
同时，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也取得明显成效，仅在以钢铁、煤炭等行业为重点“去产能”中，已退出钢铁产能1.7亿吨以上、煤炭产能8亿吨，安置分流职工110多万人。 这些成果离不开国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努力。李克强提出，2018年的发展主要预期目标要实现GDP增长6.5%左右、CPI涨幅3%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5.5%以内等。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继续抓好“三去一降一补”。
《报告》明确提出，2018年，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实施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在关乎群众和企业切实利益的网络提速降费上，《报告》带来一个好消息：2018年将取消流量“漫游”费，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30%。
发展壮大新动能的同时，要继续破除无效供给。政府工作决心之强从《报告》提出的目标可见一斑：2018年再压减钢铁产能3000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左右，淘汰关停不达标的30万千瓦以下煤电机组。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1.在中国新的金融监管架构之中，央行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两会）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现在还在进行之中，在本次人代会最后几天，可能代表们还要就国家机构改革研究讨论，其中也包括金融监管体制进一步改革。一些主要的内容，在去年7月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所披露的消息里，已经说明了金融改革的一些主要思路，包括其后成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与发展委员会，其办公室放在人民银行，这些都表明人民银行将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个作用，我个人体会，一个是有一些金融监管的空白，过去的监管体制出现了一些空白，这些空白可能需要尽快的弥补。第二个是金融监管有一些规则，也出现了一些缺陷，需要增强金融规则的制定。此外，还有一些已经发生的金融机构或者准金融机构的风险需要抓紧进行处置，维持金融系统的健康。
这里的工作其中有一条也是人民银行要牵头，增强各个金融机构特别是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提高协调的效率。这是机构改革的若干个方面。可能大家还需要进一步再看金融机构改革还有哪些内容。当然，我们机构改革还是主要依据中国国情，也参考了国际上各种不同的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置，参考的过程中也研究了所谓“双峰”监管的体制，但是，我们目前觉得还是要观察一段时间，不是说我们就要采用“双峰”监管的尺度。
2.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货币政策的表述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 “松紧适度”这个表述比较新，我们如何来理解？（两会）
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这样的表述，主要是针对金融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而言的。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经济目前是稳中向好，我们看一个货币政策松还是紧，可以从几个维度，一是看信贷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三农”，支持一些薄弱环节。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支持创新领域，中国经济目前有很多创新的亮点，看这些创新的领域能不能够及时得到货币、信贷、股市，还有其他各种融资方式的支持。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防范金融风险，还要注意刚才那位记者提出的金融改革。所以，松紧适度主要是看对实体经济而言，我们的实体经济能不能够得到各个方面有效的支持。能不能够创造一个防风险并且能够平稳推进金融改革的外部环境，这样就为我们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供一个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从流动性角度来讲，也要松紧适度，也要基本上稳定。我们看流动性方面，主要是看市场利率是不是平稳，整个的超额准备金水平是不是合适，各方面的指标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这就是我们对“松紧适度”的考量。
另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是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要合理增长，没有讲数量和指标，这也是一个新的变化。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我们用M2来作为一个主要指标，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应该说是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也要看到一些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就是，市场的深化和金融的创新，使得像M2这样的指标跟经济的走势的相关性变得比较模糊，有的时候预测性也变得比较不确定。全世界都有这种现象，这几年我们商业银行贷款以外的科目对M2的影响也比较大，各国都面临这种情况，所以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淡化了把M2作为一个指标，或者把M2作为一个预测目标这样的做法。这种相关性下降，它是一个规律性的事，你重新定义M2，改变M2的口径也不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针对这种新的问题和新的情况，针对我们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们要更注意盘活存量，更注意优化货币信贷存量的结构，这样就能够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你说的这个合理增长也好、松紧适度也好。
3.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了M2，但没有给具体的数字。未来应该怎么样理解M2增速？什么是合理增长，怎么去理解2018年的货币供给？（两会）
由于M2指标口径总是在不断变化，主要是金融市场结构、金融产品在不断地变化，M2不是一个非常精确的衡量货币政策松了紧了的一个工具。但是这个问题既然问了的话，假定说M2的口径短期内变化不大，我们怎么看呢？如果M2和名义GDP增长速度基本一致的话，从广义货币供应量的角度来讲就是不松不紧，名义GDP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实际GDP加上GDP平减指数，也就是经过物价调整的GDP。如果M2大于名义GDP的增长速度，货币政策就偏松一点，如果低于就偏紧一点。观察是这样观察。但是，假定条件是金融市场的结构、金融产品的结构没有太大的变化。
更重要的指标，应该说还是要观察像是通货膨胀率和就业这样的指标，我们光观察GDP有时候是不够的，还是要看物价水平和就业水平，从这儿来衡量货币政策的松还是紧。再有就是今后大家的关注点可能逐渐从广义货币的数量变化，慢慢转到对于价格的关注，到底市场上这个价格在什么水平，通过统筹考虑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率来看待货币政策是松是紧。 对中国来讲，现在的M2增长速度是百分之八点几。从刚才衡量的角度来看，第一是跟名义GDP相比是比较接近的，另外，你又可以看到M2增长比名义GDP稍微低一些，也还有存量的关系。过去，M2增长速度一直比名义GDP高，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池子里的水已经很多了，新进的水不一定要这么多，所以还跟存量的积累有关系。总之来讲，很难有一个
非常简易的指标能让人一下子就看明白，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必须考虑多种因素，加以判断。
4.货币政策如何实施（稳健中性）
2018年，在稳健中性货币政策下，公开市场利率上行+流动性合理稳定有可能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表现形式。
从国际来看，全球货币政策进入关键时点。美国近期公布的就业数据好于市场预期，3月份加息的概率进一步增加。有机构测算，2018年美联储将会回收4200亿美元流动性。2017年我国央行虽保持存贷款基准利率不变，但先后上调了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等利率水平。因此，随着2018年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我国央行将可能提升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从国内来看，虽然我国国民经济日益稳中向好，好于预期，但是内在增长动力还需培育和巩固，货币政策要注意稳增长与去杠杆、防风险的平衡。一方面，要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中性；另一方面可采取定向降准、临时准备金动用安排等货币工具来“削峰填谷”，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合理增长，维持流动性的合理稳定。
5.如何构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双支柱”监管框架
文章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深化金融改革时强调，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其中，“双支柱调控框架”是较十八大报告全新增加的内容，也是未来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框架，在《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6年四季度）》中首次提出。今年7月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双支柱”调控框架。这次，在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表明其作为金融调控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定位。 货币政策属于传统宏观政策，过去主流央行的政策框架以货币政策为核心。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监管当局普遍认识到只有货币政策对于维持金融系统稳定还不够，很多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是由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缺失导致。于是，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以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提出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中国人民银行早在2009年就开始研究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并于2016年将原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与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包括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等七个方面。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建立，弥补了以往货币政策框架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空白，引入了逆周期调控因子，目的是更好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实践证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是我国在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框架实践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初步发挥了功效。首先，更加全面地对社会融资活动进行逆周期调节，促进银行体系稳健运行，并及时将互联网金融创新纳入宏观审慎监管；其次，有助于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资产价格泡沫化趋势；最后，增强了金融宏观调控的前瞻性、有效性，维护了金融稳定。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宏观审慎政策为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和传导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已逐渐清晰，下一步还需要对相关机制进行加强和完善。
首先，要持续加强货币政策在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作用。一方面，加强人民银行对流动性便利和公开市场操作等不同工具的搭配使用，保证市场流动性维持在合理水平，推进货币政策向更加个性调控转型，增强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政策利率的信号作用和对市场利率的有效引导。目前货币政策利率向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传导较好，但是对信贷市场的传导仍然较弱。
其次，加强金融监管协调，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宏观审慎监管从宏观角度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进行监控，在分业监管格局下需要有专门部门进行协调。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并将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未来，应充分发挥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作用，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落实监管职责，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和逆周期调节，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最后，随着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需要不断丰富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的内涵和外延，如继续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MPA，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充分发挥好金融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既防范金融风险，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文章二：
作为金融宏观调控改革的重要政策指南和行动纲领，双支柱调控框架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改革和完善传统货币政策，构建新型货币政策框架（即货币政策支柱）；二是改革和完善传统金融监管政策，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即宏观审慎政策支柱）；三是在同一个整体政策框架下，强调两个支柱之间的充分协调和配合。
首先，我们来看作为支柱之一的货币政策。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货币政策已不再简单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而是孕育着若干重要的转变、改革和创新，以更好地适应现代金融体系下的宏观调控需要，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效果。
从实践情况来看，央行目前已经在做的工作除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之外，还创设了常备借贷便利（SLF）、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抵押补充贷款（PSL）、中期借贷便利（MLF）和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等多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增强了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并为后续货币政策框架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 如果从稍长远的视角来看，在全球范围内，货币政策的未来发展可能还孕育着更加深刻的变革，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是，由于货币政策事实上对整个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稳定都负有基础性的责任，因此，货币政策不仅应该关注通胀和产出的稳定，还应该同时关注金融体系的稳定。这就要求货币政策框架从目前流行的“灵活通胀目标制”（以通胀和产出稳定为主）转向兼顾金融和实体经济稳定的“双稳定目标制”。尽管前景十分诱人，但在“双稳定目标制”框架下，金融稳定的盯住对象如何选择，货币政策如何在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稳定两个基本目标之间进行有效的权衡，这些都是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其次，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支柱宏观审慎政策。前文已经指出，基于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反思，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性选择。从具体实践来看，自2009年9月G20匹兹堡峰会正式引用宏观审慎政策这一概念以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BIS）、G-20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等国际组织的大力推动下，美国、欧盟和中国等主要国家和经济体都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就中国的实践而言，目前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已经涵盖了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在2011年正式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对信贷投放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其主要内容是要求金融机构“量体裁衣”，业务扩张的速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其自身的稳健性相适应；2015年底，人民银行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
估体系”（MPA），将更多的金融业务和行为纳入管理范畴，从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业务风险、信贷政策执行等七个方面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多维度引导。二是为维护人民币汇率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将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纳入MPA框架之中，通过引入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提高个别银行人民币购售业务平盘交易手续费率等方式对外汇流动性进行逆周期动态调节，平抑市场的顺周期行为。三是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制定和实施了以“因城施策”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为主要工具的住房金融宏观审慎政策体系。今年8月，央行发布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7)》提出“探索将规模较大、具有系统重要性特征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MPA)”，这意味着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进一步涵盖互联网金融领域。
最后，加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是“双支柱”调控框架得以发挥整体功效的重要制度安排。在现有金融体系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密切关联。一方面，成功的宏观审慎政策可以降低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保障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通畅；反过来，货币政策也会影响资产价格和资产负债表，进而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在实践中，宏观审慎政策的优势在于“结构性调控”，即针对局部领域（如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的失衡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控，而货币政策的优势则在于“总量调控”，即维持一个总体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在特定的经济阶段，面对日益严重的金融失衡，必须考虑使用货币政策进行总量调节。如果当经济过热迹象已经出现时，货币政策仍然放任信贷闸门开得太大，那么，任何后续的宏观审慎工具都难以奏效。换言之，宏观审慎政策的结构性调节优势必须以适当的货币总量调节为基础。事实上，只有在运用货币政策来防止整体金融过剩的基础上，宏观审慎工具才能更加从容地发挥结构性调控功能。因此，成功而有效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能够互相增强和彼此促进。
在实践方面，此前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宣布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可以视为统一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加强顶层政策协调的重要制度安排。可以预期，在不久的将来，特别是在监管部门的资源和职能进一步整合之后，在实施重要的宏观金融调控时，中国将形成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其他金融政策统一决策、密切配合的宏观调控新格局，而这必将极大地提高决策效率和政策实施的效果。
三、金融风险
1.2018年防风险仍然是金融领域的重头，防风险会导致金融改革与发展进入停滞，或者步伐放缓？ （两会）
大家也知道金融行业，特别是像银行这一类机构本身就是管理风险的行业。因此，防风险如果防得好，这是这个行业发展以及它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这个做得好的话，就能够发展得好、能够服务得好。因此，防风险、防危机也历来都是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个人认为，防风险和改革不是对立的东西，而应该是一致的东西。大家也看到国际上正是由于有了风险、有了危机，才促进了很多新的措施的出台。
我们中国有很多重大的金融改革，正好是因为亚洲金融风暴，让我们认识到风险和不足，然后进行了改进。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也是这样。因此我们说防风险是改革的一个部分，2017年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总书记作了重要的讲话和部署，此后成立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些防范风险的动作都改进了监管，改进监管也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改进监管、减少风险的情况下，金融方面其他的步伐反而可以走得更快、更大。比如说我们刚才大家所提到的人民币国际化和市场准入的放开，这些都把监管
和改革联系一起。
2.金融风险如何防控
十九大报告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了三大攻坚战之首，强调防控金融风险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点。防控金融风险，要围绕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做文章。
首先，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是防控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实体经济是金融业发展的根本，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业第一要务，2018年金融业还要采取更多措施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服务力度，提升服务的能力和效率。
其次，实现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是防控金融风险的重要内容。金融资源过于集中在房地产将产生较大风险。在做好房地产调控的同时，要注意防控房价下跌可能带来的影响。同时，继续实施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进一步推进产品和服务创新，更好满足居民合理的购房和租房需求。
第三，实现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是防控金融风险的必由之路。2018年金融业要继续采取措施，减少资金空转、层层嵌套和监管套利，减少由此产生的跨市场、跨行业、跨领域的金融风险，促进“脱实向虚”的资金进一步归位，更多投向实体经济。
四、金融监管
1.央行正在牵头制定资产管理行业的监管规则，是出于哪些考虑？规则的进展如何？什么时候能够正式推出，推出后是否会对金融市场带来冲击？（两会）
资管方面的发展其实也是一种正常的发展，但中间也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一些类似的产品规则不太一致，另外也有一些冒牌的，打着一个名义来做的，实质上是其他的事情。因此确实有一些漏洞，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资产管理行业进行规范化管理。
关于规范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我们在去年11月份已经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大家应该从网上对它的基本框架都可以非常了解。我们也收集了很多的意见，会同相关部门对这些意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且也合理的进行吸收。在考虑这个规则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到怎么化解在资产管理业务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所隐藏的风险，以及对这个政策出台对金融市场的影响，我们会在这之间寻找一个很好的平衡。这个政策人民银行正在会同相关部门进行修改，履行相关的程序以后会尽快向社会公开。
2.当前《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的制定进展情况如何？《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主要会聚焦在哪些方面？（两会）
一是社会上现在出现了金融控股的行为，有的叫金融控股公司，有的没有叫金融控股公司，但实质上有一些集团里形成了金融控股的做法，可能控股了多家金融机构，可能还在不同的行业，比如说有证券、有保险、有银行的、有信托的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同时也酝酿了一定的风险，这些东西应该纳入金融控股公司的管理。对金融控股公司，我们试图制定一些基本的规则，但目前也还在初步探索之中。首先一条，我们知道金融业是要依靠有足够的资本，资本是能够吸收风险的基础和能力，因为金融是高风险行业，你必须有一定的本钱来支撑它的稳健经营。目前出现的一些金融控股的行为，使得有一些他们所控制的金融机构的资本并不真实完整，社会上存在着有一些虚假注资、循环注资的问题。因此，强调资本的真实性、资本的质量、资本的充足，这是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管理的一个内容。
二是你既然搞金融控股的话，你的股权结构，集团的股权结构和受益所有人的结构，实际控制人的状态应该保持足够的透明度。如果不透明的话，就容易在中间出现一些风险，出现一些违规的操作。因此，大家对金融控股的股权结构和受益所有人结构都很关注，也能从中能分析到很多问题。
再有，也就只有在所有权结构比较清晰的情况下，金融控股集团内部的金融机构要加强对它们的所谓关联交易的管理。一个是，控股集团内部的金融机构之间可能有关联交易，也可能和他们所控股的其他非金融类的企业，也就是实体经济的企业以及海外的企业之间，都可能存在关联交易。所以，对关联交易的管理会有所加强。
总之，要保持一种稳健经营、透明度。我认为，这可能是当前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管理和起草一些基本规范文件的起步点。当然，以后可能还会参照国际经验，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有更深的考虑。
金融控股公司实质上这些年来是发展比较快的，也出现了很多的风险，周行长刚才在讲话当中所谈到的，比如说交叉性的金融风险，比如说在金融控股公司的框架下，风险的隐蔽性比较强，比如说控股公司干预下面的金融机构的经营等等。在中国这个分业监管的模式下，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在规则上存在空白，监管的主体也不明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央国务院要求，人民银行要牵头抓紧制定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
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则的重点，刚才周行长在讲话当中都讲到，比如说要落实行为监管，要实质重于形式。比如强化整体的资本监管，建立并表的监管机制，防止虚假出资、循环出资等等短期行为。要严格股权管理，这个股权的架构和组织的架构要清晰，股东和受益人应该是比较透明的，要强化关联交易的管理，要在金融机构和控股公司之间，和其他的产业之间建立防火墙制度等等，现在，人民银行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谢谢。
3.类似于P2P和比特币这样的金融创新往往是起于微，但蔓延十分迅速。我们构建什么样的创新监管的体系或机制，对可能的风险进行早预防？（两会）
应该说这也是最近出现的新课题，过去金融系统其实一直是跟科技创新配合得相当好，而且金融系统历来是科技创新的一个非常忠实的拥护者和应用者。大家可以想像，从早期计算机开始出现，从早期所谓通信系统开始改建，从远程通信的出现，计算机网络的出现，你在社会上看到金融行业不管是银行、证券市场来讲，都是计算机最大的买户，也是互联网非常大的使用者。金融系统很早也是所谓云存储的使用者，最早来讲大规模存储客户数据都是在银行系统发生的。我们金融交易所包括股票交易所在内的都是联网通讯、高速计算、数据挖掘，都是最忠实的云算者。
最近出现了一个情况，有一些技术发展比较快，跟常规不太一样，另外科技应用直接导致他们创造新的金融产品，创造新的金融市场板块，这种做法过去不多。新技术出来以后，他们去用，用的过程当中基本上还是把握住了应用的方向和范围。现在是有一些新的，这个新的东西我们第一是表示要密切跟踪，共同合作，再有是如果新的技术马上就投入运用，成为新的金融产品或者新的金融交易市场的板块，我们认为要慎重。按照现在的规则，你该申请的还要申请，该评估的还要评估，稳健以后再进行。同时我们特别强调一条，就是所谓消费者保护和投资者保护，你要注意这些东西它是会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效应。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加强投资者教育或者消费者教育。要知道对于一些特别新的产品，大家都没怎么摸过，过去都不怎么知道的，一定要学懂了再考虑去用，你要用的话，就自担风险，要自己搞清楚，否则的话，也不是完全靠监管能够管得住的。一方面监管要想办法学习跟上新的形势，另一方面有一些规则还是要坚持。最后还要加强对消费者、投资者的宣传
教育，树立自我负责的态度。
4.金融监管如何改革
近年来，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市场乱象屡禁不止，影响了金融稳定和社会稳定。究其原因，突出的问题在于分业监管的体系与金融业综合经营趋势不相适应。在金融业综合经营趋势日渐清晰、金融创新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金融监管体制如何改革、如何协调配合成为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向是综合监管，实现监管全覆盖，既不留有真空地带，也不存在重复地带。如针对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平台等存在监管空白的问题，应及时填补监管漏洞、纳入常态化监管。针对监管部门之间监管规则不一致而产生监管套利问题，要加强不同监管机构间的协调配合，制定统一监管规则。
从监管体制上看，目前，发达国家主要有统一监管、分业监管和“双峰监管”等三种模式。其中，“双峰监管”模式是把监管职能划分为市场行为监管和审慎监管。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领导下，结合我国实际采取“双峰监管”模式，构建综合监管体系，加强监管统筹协调，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向。
5.2017年是监管大年，谈谈你对当前中国监管体制改革的看法。
因2017年为中国金融监管大年，因此，有关监管措施类的题目有很大可能会在论述题目出现。 金融监管体制框架已初具雏形：中央层面已成立国务院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地方金融办则加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牌子， 与一行三会形成错位监管和补充。穿透式、全覆盖的金融监管框架初步构建，未来国务院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将重点关注影子银行、资产管理行业、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四方面问题。 未来着力做好流动性风险、银行不良资产风险、影子银行业务风险。
资本市场异常波动风险、跨境资金流动风险防控将成为监管方面的关键。 首先，在货币政策目标方面，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坚持把维持物价稳定和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强化逆周期调节，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防风险的关系，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其次，在监管层方面，充分利用人民银行的机构和力量，统筹系统性风险防控与重要金融机构监管，对综合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产品，明确监管主体，落实监管责任，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金融业综合统计，建立行为监管框架，强化监管的专业性、穿透性。
五、金融去杠杆
1.2017年在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中国非金融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上升0.47个百分点，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两会）
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中经过这么多年艰难曲折的复苏，终于在全球多个地区都出现了复苏的迹象，因此，很多重要国家的货币政策从数量宽松慢慢退出。首先这是一个好事，这个好事也意味着过去全球范围内的数量扩张和低利率可能逐渐将告一阶段。中国也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这个方面的影响大家应该可以预估到。
另外，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增长方式也是在转变。我们现在强调经济是一种新常态，是
从过去追求数量型增长转向追求高质量增长。所谓过去数量型增长的旧常态，就是有很多事情也是靠资金堆积，资金投放比较大，所以就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这种方式的转变也表明未来经济的增长依靠数量堆积会减少。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中国广义货币的总量在经济体中已经相当大，在追求质量型增长的时候，就有可能减少过去大量依靠资金支持的这种增长方式。所以，实际上整个中国经济体里的广义货币这个池子里的钱可以用得更有效率，一旦用得更有效率以后，也并不见得就是说资金就紧张。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有看到整个资金上数量和价格有上升趋势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它也有提高效益和价格下降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在货币政策上和外汇政策上，都有相应的政策响应。
2.去杠杆对金融风险控制的影响
去杠杆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负债荒”或将延续，传统存款竞争加剧。
去杠杆首先打击的是同业负债，导致高杠杆机构的短期负债来源收缩较快，而资产端由于久期较长未能同步收缩。因此，在资产增速调整到位前，“负债荒”将持续一段时间，促使银行回归传统负债领域加大存款争夺。而央行有意维持M2与经济发展速度大体相适应，M2增速将比前几年有明显回落，这反映出传统存款增长空间有限。在短期内资产需求刚性、存款来源有限且互联网金融加速分流存款的情况下，银行间存款争夺战更加白热化。
（二）表内外资产增速总体趋缓。
随着去杠杆的推进，部分中小银行高杠杆盈利模式无法持续，资产增速逐步回落至常态。据统计，银行业总资产同比增速从2016年末的16%降到2017年5月末的12.6%，其中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分别从10.7%、17.4%、25%降到9.8%、11.5%、20%。可见，杠杆水平较高的中小银行资产增速放缓较快，大型银行资产增长相对稳健。与此同时，受表外理财纳入MPA考核、同业理财监管强化的影响，表外理财规模呈现收缩态势。2017年5月银行理财规模单月下降1.6万亿元，为十年来最大的单月降幅，其中主要是同业理财压降较多。
（三）流动性管理压力加大。
金融去杠杆必然引发市场流动性趋紧，但不同机构面临的流动性环境略有不同。大型银行吸存能力较强且杠杆水平较低，在偏紧的货币环境下所受影响较小。中小型银行特别是城商行和农商行，对同业负债依赖度大。而同业负债久期短、逐利性强、变通快，其资金性质更为脆弱。其以同业负债作为长久期资产的支撑无疑加大了流动性风险。若同业存单纳入同业负债考核，则部分中小银行将面临监管不达标，其流动性管理压力将更大。
（四）资本充足水平变动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一方面，去杠杆导致资产增速趋缓，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资本压力。另一方面，表内信贷资本占用较高而表外理财几乎未计提资本，去杠杆促使表外理财“非标”转向表内信贷时，将一定程度上拉低资本充足率。综合两方面的因素，去杠杆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影响不确定。
（五）高杠杆机构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合规风险都将加剧。
高杠杆金融机构资金链条紧，期限错配严重，风险敞口大。一旦市场价格发生较大波动，其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较大，资金链条存在断裂的可能，利率风险和违约风险同时放大，并可能引起市场连锁反应。监管部门严厉打击各类不正当套利，高杠杆机构层层嵌套加杠杆套利
的行为将受到查处或勒令整改，合规压力加大。 金融去杠杆对社会资金面的影响：
（一）银行同业业务和债券投资萎缩拉低M2增速。
随着金融去杠杆的推进，2017年以来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同比增速整体走低，9月末为9.2%，比2016年末降低2.1个百分点，比2016年同期低2.3个百分点，低于《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12%的增长目标2.8个百分点。M2的派生渠道主要有贷款投放、外汇占款投放、债券投资和同业业务四大类。2017年以来，人民币贷款增长总体较为强劲，前9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1.16万亿元，同比多增9980亿元。伴随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企稳回升，2017年以来我国跨境资金流出压力也明显缓解，外汇储备恢复小幅增长，外汇占款虽然仍在减少，但比2016年同期减少规模大幅缩小。前9个月外汇占款累计减少4318亿元，同比少减少1.51万亿元。在人民币贷款和外汇占款增势良好的情况下，M2增速回落主要与银行债券投资和同业业务放缓有关，是银行业存款金融机构逐步去杠杆的结果。前9个月金融机构“债券投资”累计增加3.38万亿元，同比少增1.37万亿元;与同业业务有关的“股权及其他投资”和“买入返售资产”增加4219亿元，同比少增5.32万亿元。
（二）表内信贷与表外融资增长有效弥补债券融资缩量，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平稳。 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供应量是硬币的两个面，但两者具有不同的经济含义。社会融资规模从金融机构资产方进行统计，而货币供应量则从金融机构负债方进行统计。虽然M2增速持续放缓，但金融机构资产方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仍保持平稳增长，2017年9月末同比增长13.0%，比2016年末高0.2个百分点，比2016年同期高0.5个百分点。前9个月社会融资规模累计增加15.67万亿元，比2016年同期多2.21万亿元。从结构来看，金融去杠杆导致债券融资减少，但同期本外币贷款和表外融资增长较多，有效弥补了债券融资的缩量。受银行减少债券投资和债市调整的影响，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遇冷，2017年上半年发行量同比减少46.5%。受此影响，前9个月，社会融资规模中，企业债券净融资累计增加1582亿元，同比减少2.44万亿元。除企业债券净融资大幅减少外，其他社会融资渠道增长平稳，其中，人民币贷款和表外融资表现突出。前9个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1.46万亿元，同比多增1.46亿元;表外融资(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2.94万亿元，同比多增2.99万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305亿元，同比少减少4300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增加6410亿元，同比少3191亿元。
（三）市场利率走升并逐步向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传导
在金融去杠杆政策影响下，2016年四季度以来，货币市场利率中枢有所抬升。2017年9月份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2.92%，分别比2016年12月份和2016年同期高0.48个和0.67个百分点;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3.07%，分别比2016年12月份和2016年同期高0.51个和0.79个百分点。历史来看，货币市场利率向债券市场的传导总体较为顺畅，两者市场利率走势较为一致。债券收益率也跟随货币市场利率上升而上升，3个月、1年和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由2016年10月末的2.02%、2.17%和2.74%升至2017年9月末的3.16%、3.47%和3.61%。货币和债券市场利率走高推高了企业发债成本。根据WIND数据，2017年9月份公司债、企业债、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加权平均发行利率分别为5.45%、6.40%、5.63%和4.83%，与2016年10月份相比分别升高1.7
4、2.
39、1.97和1.67个百分点。2017年，因发债成本上升，企业出现了持续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的债券推迟或取消发行潮。尤其是3月份和4月份，推迟或取消发行的信用债多达240只，规模为2067亿元。金融去杠杆对银行负债业务形成冲击，但其资产业务仍保持较快扩张，银行资金压力相应加大，对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依赖度进一步上升，银行间市场利率走高从而对银行贷款利率形成一定传
导。2017年6月份，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67%，比2016年12月上升0.40个百分点，比2016年同期上升0.41个百分点。 金融去杠杆初见成效：
“去杠杆”强监管之下，银行业金融机构同业链条被压缩，同业业务锐减，委外规模下滑，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扩张速度放缓，资金回流表内贷款。
从效果看，宏观杠杆方面，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2017年一季度，我国总杠杆率为257.8%，同比上升7.8%。同比增速已经从19.6%下降到7.4%，总杠杆率上升速度初步得以控制。微观杠杆方面，金融机构债券投资与股权及其他投资增速，从2016年的53%下滑至2017年1-9月的23.07%，去杠杆直接拉低广义货币（M2）增速，使得低增速M2在今年开始成为常态。
（一）资产负债扩张放缓。
2017年以来，商业银行资产和负债扩张速度不断放缓。根据银监会数据，截至2017年9月末，商业银行境内资产和负债规模同比均增长10.9%，2014年-2016年，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增速超过16%。上市银行中，二季度有七家银行缩表，民生银行、中信银行资产规模分别减少1894亿元、1006亿元。三季度，中信银行、招商银行、中国银行的资产规模较二季度分别减少1142亿元、305亿元、35亿元。
资产负债增速持续下滑，来源于严监管下银行放缓业务扩张，主要是同业业务萎缩。传统银行加杠杆，是通过存贷款完成的，监管对此有额度、集中度、充足率等明确的考核。但最近数年，商业银行特别是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扩张逻辑是，通过主动增加负债加杆杠获取资金，投向同业业务和委外业务，利用同业套利获益。
同业监管是此次去杠杆的重点，经过一年多的监管，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的同业规模增速明显下滑。国有大行、农商行受此影响较小。2017年，股份行资产规模增速罕见地低于大行。银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9月末，银行业同业资产和负债双双收缩，比年初分别减少2.6万亿元和2万亿元。其中，理财产品增速连续八个月下降，同业理财余额比年初减少2.6万亿元。特定目的载体投资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47个百分点。今年委托贷款同比少增8279亿元。
此外，央行2017年数次在金融市场“加息”，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收紧流动性，这也抬高了银行的同业负债成本，导致商业银行减少同业资产配置。
（二）资金回流表内存款、贷款
银行减少在同业上的资产配置，同时以四大行为代表，增加了信贷资产。2017年以来，银行贷款规模不断增加。9月末，上市银行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9.6%。另一方面，金融监管压力下，银行负债方式由同业负债、发行债券等主动负债回归传统存款。9 月末上市银行存款规模较年初增加6.09%。其中，中信、民生、光大等股份行同业负债大幅缩减，存款增长也乏力，负债规模也出现不同程度缩减。但国有大行、城商行、农商行存款增长弥补了同业负债缺口。
从供给看，央行“定向降准”鼓励银行资金投向小微和三农，资产结构中信贷占比提升。从需求看，2017年宏观经济有复苏迹象，基建投资也有所提速，带动信贷需求。不过，2017年下半年，银行贷款利率有所上升。有华南银行业人士表示，即使对于处于“白名单”的客户，新增贷款也要在基准利率上浮30%才能放贷。“敢于向企业要息差”成为很多银行增加信贷时的选择。央行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末、二季度末、三季度末，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53%、5.67%、5.76%。
对金融去杠杆的对策建议：
（一）坚定金融去杠杆方向，保持一定的政策压力。
需要看到，金融高杠杆现象并非一日铸就，而是过去几年银行等金融机构持续创新发展的结果。金融去杠杆并非一日之功，要从长计议。还要看到，流动性的收缩和利率水平走升是金融去杠杆的必然结果，不能因货币供应量增速放缓和融资成本的阶段性上升就寻求政策转向。如果放弃在政策上“倒逼”金融机构主动“去杠杆”，不仅会使“去杠杆”任务半途而废，还会扰乱市场预期和加大金融机构道德风险，造成金融“加杠杆”卷土重来。因此，未来要通过货币政策操作继续维持银行间资金面保持“中性”，继续实行较为严格的金融监管，对金融市场波动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以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以一定的政策压力来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稳步调降杠杆水平。
（二）加强多部门政策协调和配合，合理把握政策节奏和力度。
尽管目前金融去杠杆主要体现为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收缩同业和理财等表外业务来减少主动负债，其资产端仍保持较快增长，表内信贷和表外融资均增长平稳。但银行业金融机构负债端的收缩迟早会传导到资产端，从而带来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的放缓。金融去杠杆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综合考虑稳增长、调结构、去杠杆、抑泡沫和防风险的要求，把握好去杠杆以及维护流动性和资金成本基本稳定的平衡。一方面要加强“一行三会”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统筹货币政策措施和金融监管措施的出台，避免政策叠加共振触发无序去杠杆风险。另一方面，要合理把握去杠杆的政策节奏和力度，避免引发银行过快压缩表内信贷和表外融资，损害短期经济增长。就货币政策而言，要在保持稳健中性政策连续性的同时，保持一定相机抉择的灵活性。密切关注国内外金融形势变化对流动性的可能冲击，有机衔接监管政策出台的时机和节奏，搭配使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维护银行间流动性基本稳定，既为信贷合理增长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又要防范信贷过快扩张和杠杆率进一步攀升。金融监管绝不为处置风险而引发新的风险，监管政策实行新老划断，新增部分按照新的监管标准进行，对存量业务允许存续到期后实行自然消化。
（三）加强风险提示和舆论引导，逐步打破理财产品刚性兑付。
我国理财产品普遍存在对本金和收益进行兜底的“刚性兑付”现象。“刚性兑付”的潜规则造就了理财产品的迅猛扩张，但抬高了无风险收益率，强化了投资者对投资风险的错误认识，银行累积了较高的经营风险。随着银行理财产品规模的快速膨胀，打破“刚性兑付”已不能再拖，否则会错过有序释放风险的窗口期，最终造成风险不可控，甚至诱发系统性风险。未来监管层应提高对局部阵痛的容忍度，监管重心前移，将监管的重心由注重事后控制转换到事前、事中控制上来。通过差异化的监管要求来引导银行理财产品结构转型，减少预期收益率型产品，增加净值型产品。尽快出台《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等规范银行理财业务发展的法律法规，明确要求银行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督促和引导银行打破刚性兑付，加大对相关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加强风险提示和信息披露，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序打破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让违约事件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自然发生”。对于投资者存在的认识误区，要加强对投资者的持续性风险教育，加强风险提示和舆论引导，逐步扭转对银行的“兜底”预期。
（四）加强穿透式监管，构建适应“混业经营”的金融监管框架。
银行理财、同业等影子银行业务快速发展形成了事实上的混业经营，不仅造成金融风险更易出现跨行业、跨市场的交叉和传染，也使当下“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难以适应，容易出现监管重叠和空白，极易累积和放大风险。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需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在现有分业情况下，要统筹金融信息统计，对风险摸底防控、
重点排查，加强监管合作，实现穿透式监管，切实防止监管套利。长期来看，要改革并完善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针对资产管理业务构建和设计统一的整体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的全覆盖。
六、资本市场
1.如何评估当前的债务风险，是否认为中国已经采取了应当采取的措施来避免所警告的后果？（两会）
关于中国整体的债务情况，我们觉得大家已经看到债务增长较快的情况现在已经平稳下来，所以已经进入了稳杠杆的阶段，甚至是说我们广义货币的增长已经低于名义GDP的增长，也就表明，在总量上进入了稳杠杆和逐步调降杠杆的阶段。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观察不同的指标，其中有一条是央行和监管机构共同压缩了“影子银行”的业务，在压缩“影子银行”业务的同时，可能有一部分“影子银行”就回归到银行体系的表内业务，因此，你看不同的债务融资的增长速度是不一样的，甚至有些是负的，你不能拿其中一个指标，就说你看你们还在加杠杆，其实大家应该看到，现在已经进入到稳杠杆和逐步降低杠杆的阶段，这个趋势还是很明确的。
2.监管层加强了对表外融资的管理，导致表内信贷规模激增，今年是否能够容忍信贷规模出现大规模增长，是否采取一些限制措施？如果由于额度限制导致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实际利率的增长又是否会倒逼央行进行加息？（两会）
应该说从央行的角度我们更关心宏观的汇总的这种数字，当然每个部门它可能关心它自己的几个指标，就像你说的，如果一部分表外业务挪回表内的话，表内的增长可能就显得偏快。比如说，具体的处室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快了一些，但是从宏观上来讲，从央行总体观察来讲，我们还是更加注意总量指标究竟对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对就业、对物价的这些影响。因此，应该说有一些过去有点违规或者是打擦边球的表外业务按照监管的要求，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应该纳回到表内的话，这个调整是正常的，是有益的，同时在总量上也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现在的货币供应总量和其价格，就你说的利率，总体来讲还是由总量决定的，不会由单项决定，不是说就由信贷决定利率，而利率现在已经是代表了更广泛产品的一种综合的价格。虽然这个价格还会有很多品种，比如说贷款的价格、债券的价格、股票的价格，但总体来讲，整个的价格水平代表了宏观经济的状况。
3.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进一步深化
2018年，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李克强提出，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用好差别化准备金、差异化信贷等政策，引导资金更多投向小微企业、“三农”和贫困地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经济新动能发展离不开汲取资本市场能量，现代企业发展也需要一个多层次、健康公平的资本市场。李克强在对2018年政府工作的建议中提出，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推动债券、期货市场发展。
从2013年、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2015年“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到2016年“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再到今年《报告》提出“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五年来，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从起航、发展到成型，完善调整、深化改革的步伐从未止步。2018年，债券、期货市场将得到进一步“青睐”。
当下，我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已经发展形成了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等多个完整的层次。
全国政协委员、证监会副主席姜洋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推动债券、期货市场发展’，我觉得这对我们证券、期货、债券市发展是很好的，关键是下一步怎么去落实。”
4.地方债务问题
针对政府隐形债务问题：
坚决遏制、有效管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幅较快，存量规模不断膨胀，风险持续累积，需要进一步引起重视，加强监管、有效应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
第一，健全举债融资及债务管理机制，管住隐性债务增量。规范PPP项目、政府购买服务、专项建设基金、政府投资基金等模式，严格项目审批，合理控制债券发行计划、节奏和规模。严格执行预算法和各项法规制度，科学统筹制定年度财政预算和中期财政规划，挤压隐性债务存在的灰色地带。加大隐性债务问责力度，强化监督管理，加强市县监督检查和违法举债问题整改。
第二，建立隐性债务监测监督机制，摸清存量底数。按照“掌握真实底数，找准问题症结”和全口径、全覆盖、实事求是的原则，逐步完善统计监测和监督机制，加快大数据监测平台建设，严肃准确进行统计分类，加强相关部门信息共享和监管协同发力，对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跨部门联合惩戒，对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特别是隐性债务问题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监管。
第三，加大处置力度，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加强融资平台公司融资监管和清理整顿，依法合规推动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经营和融资信息披露，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实行名单制管理。深化国企改革，加快实现政企脱钩。盘活、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清理、处置财政及债务企业存量可变现资产，建立偿债准备金。
第四，因地施策，建立差异化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考虑西部地区“三多”（少数民族人口多、贫困人口多、自然灾害多）“三高”（物流成本高、建设造价高、发展代价高）、“三低”（人均受教育程度低、产业化程度低、财政自给率低）、“三重”（边境维稳任务重、生态环保任务重、全面建成小康任务重）等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扶持与帮助。一方面，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西部地区建设资金有效供给，满足西部地区在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发展方面的合理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实行差异化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对西部地区在核定债务规模、下达新增地方政府债券额度方面予以适当倾斜，减轻财力薄弱的沿边沿疆地区如云南财政收支压力，从根源上减少地方政府在财政预算及债务增量限额外的举债需求，降低地方政府不断膨胀隐性债务的内在冲动。 其他问题以及对策建议：
我国地方政府债市场存在着投资者结构较为单
一、流动性不足、市场化程度较低等问题。由于地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涉及的贷款和股权投资游离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范畴、政府性投资基金存在“明股实债”变相融资等问题，地方政府真实债务总量可能高于账面披露数据。民建中央在其相关提案中提出，目前地方政府债务存在责任不明晰，信息不透明，隐性债务风险大；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PPP)未来风险加大；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将继续产生且更为隐蔽化等主要风险。
为此，健全信息披露制度，提升信息公开水平，这是代表委员对强化地方债务风险管控
提出的主要建议之一。一方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如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王景武建议通过法律法规形式规定地方政府债务信息披露主体、对象和内容，要求地方政府定期将地方政府债务信息随预算收支信息一并向社会公布或逐级上报由中央部门统一公布。民建中央也提出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同时设立统一且权责明确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机构，将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纳入统一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加大信息公开和问责力度。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党委书记秦荣生建议加快实施地方政府债务向社会公开制度。“除涉密信息外，地方政府债务应全部细化公开到具体举债项目、融资渠道、融资成本、债务到期日及本金利息等信息。特别是要加大公开非民生工程项目的举债情况，举债项目建成后的效益情况及回本付息能力。”秦荣生说，对脱离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过度举债、违法违规举债或担保、违规使用债务资金、恶意逃废债务等行为，应追究地方政府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加大对违法违规融资的问责和处罚力度。
多渠道拓宽政府财源，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探索利用预算外资金缓解地方政府的资金压力也是建议之一。民建中央建议，经营好地方政府资产，盘活国有资产，增加地方政府财源；同时做好城市规划、建设和开发，合理利用和经营城市资产，获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探索资产证券化及引进民间资本，拓宽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对于存量债务的处置问题，民建中央提出应加强协商，加大还款的期限管理。如加强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的协商，对于有争议的贷款通过贷款合同修订或增加补充条款等方式进行处置；根据融资平台项目的现金流情况，调整还款计划，化解集中还款风险。分类整改存量违规项目，对于市场化程度高、投资规模大、能够产生一定现金流的项目，可转成政府直接投资项目；对于无现金流或现金流较少的违规项目，如果超出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建议及时清理。
七、货币市场
1.央行此前说正在研究发行数字货币，请问进展如何？如何看待未来数字货币的应用前景？（两会）
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人民银行在三年多以前就开始组织了关于数字货币的研讨会，随后成立了央行的数字货币研究所，最近的动作是和业界共同组织分布式研发，依靠和市场共同合作的方式来研发数字货币。在概念上来讲，大家头脑当中的数字货币概念都是不一样的，央行用的研发的名字叫“DC/EP”，DC，digital currency，是数字货币；EP，electronic payment，是电子支付。实际上电子支付的是什么呢？支付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通过移动通信或者是其他的网络系统传输的数字的东西，并不是纸面的货币，所以电子支付本身也是有数字货币的属性。
为什么把这两个连接起来？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目的，研究数字货币不是说让货币去实现某一种技术方案的应用，而是说本质上是要追求零售支付系统的方便性、快捷性和低成本。同时也必须考虑安全性和保护隐私。这几项东西既可以是以区块链为基础的或者是分布式记账技术、DLT为基础的这种数字货币，也可以是在现有的电子支付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技术。目前国际上对于数字货币的技术路线也有了初步的一些分类，表明它还可能是有多种可能的体系。应该说，数字货币的发展既是有技术发展上的必然性，未来来讲可能传统的纸币、硬币这种形式的东西会逐渐缩小，甚至可能有一天就不存在了，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在整个过程中，要注意整体的金融稳定、防范风险，同时数字货币作为货币来讲，要保证货币政策、金融稳定政策的传导机制，同时要保护消费者。有一些技术方案有可能冒的风险太大，结果出问题的时候使消费者受损失。特别是对大国经济来讲，我们一定要避免那种实质性、难以弥补的损失，所以要慎重一些。在这个过程中要经过充分的测试、局部的测试，
可靠了以后，再进行推广。2017年，人民银行组织了数字货币与电子支付的研究项目，经过国务院正式批准，目前在组织大家推进。
大家可能也在市场上看到数字货币在某些方面引起很多议论，也出现很多风险，价格出现很多的波动。主要是有一些技术应用没有专注于数字货币在零售支付方面的应用，而跑到了虚拟资产交易方面。虚拟资产交易需要更加慎重，虚拟资产交易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也不太符合我们金融产品、金融服务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方向。所以在整个过程中，不必太着急，稳步的研发，有序的进行测试，把握住方向，要强调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防止变成过度投机的一种产品。刚才给大家介绍了现在的研发计划，在研发到一定程度会进入到测试阶段，我现在能说的也就是这些。
2.央行和各监管部门对比特币ICO融资等虚拟货币平台采取了强力的监管，取得了初步成效。是出于何种考虑，下一步出台什么样的监管政策？（两会）
刚才您说到的那些措施可能您已经都观察到了，您是说背后怎么考虑。首先，我们刚才已经回答了跟此相关的问题，意思就是央行比较早就动手关注金融科技方面的新技术，并组织了研讨会，成立了研究所，在这方面付出了力量，同时进行了多方案的研究，这首先表明我们对科技的总体态度。同时，我们也很关注像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的应用。但与此同时，我们认为这些研发应该比较慎重，像比特币和其他一些分叉产品的一些东西出的太快，不够慎重，如果迅速扩大或者蔓延的话，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影响。同时，也许也会对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传导，都会产生一些不可预测的作用。因此，我们主张，研究一些新东西是好的，但是除了市场的动力以外，还要考虑全局、大局，不是要钻一些政策空子，搞出一些什么爆发性的事件。
再有，你在投入真正运行之前，一定要考虑跟消费者的关系，跟投资者的关系。因此，如果在测试还不太充分，或者测试结果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的情况下，迅速扩大会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从央行的角度来讲，第一是不慎重的产品先停一停，有些有前途的产品也必须经过测试、经过认证，确实比较可靠了以后再推广。所以，大家注意到我们央行的做法是去年8月底先把ICO停了，后来紧跟着，我们是不支持比特币和人民币的直接交易的。再有是，把现在的所谓比特币一类的虚拟货币像纸币和硬币、信用卡一样作为零售支付工具，目前我们没有认可，银行系统不接受，也不提供相关的服务，这就是背后的考虑。 未来的监管，首先它是很动态的，它是取决于技术的成熟程度，也取决于最后测试试验、评估情况。所以，这个应该说还有待观察，也不是说马上就要拿什么样的监管措施。也像我刚才所说的，在考虑这些新技术的同时，在服务的方向上要清楚，我们不太喜欢那种创造一种可投机的产品，让人家都有一夜暴富的幻想，这不是一件什么好事，而是强调要服务实体经济。
既然是说想搞数字货币的话，你要考虑确实给消费者、给零售市场带来效率、带来低成本、带来安全隐私的保护。另外，你要考虑大局，这个东西不要起到说跟现行的金融稳定，跟现行的金融秩序直接相冲突。当然，如果说是技术发展会对原有的金融秩序带来改变，也需要比较慎重地进行研究、进行论证以后再出台。所以，总的来讲，技术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在逐渐摸索，在摸索过程中，说不上一定就是未来有某种确定的监管政策。研究这些问题，央行也是和市场人士密切配合，听取广大公众特别是媒体的意见。
3.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货币市场利率为基准，市场供求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央银行通过各种市场化的政策工具调控货币市场利率，并通过它来对利率水平和结构施以
有效影响的体系。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思路是：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与之相对应，利率市场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同业利率市场化、信贷利率市场化、存款利率市场化。以1996年放开同业存款为起点，2015年存款利率上限完全放开为终点，我国的渐进型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长达19年，与其他国家10~20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相比，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耗时更长。
从同业利率市场化到存款利率市场化，央行对利率的限制已经被取消，但全面的放开并不代表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否完成，还需要对相应的配套机制是否完善加以判断：微观层面：一是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依然更容易获得信贷资源，而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获得的信贷资源越多，其投资效率越低；二是各级地方政府，依然是不可忽视的信贷资金需求者，政府介入资金配置过程，其首先关注的是资金的可得性，较少考虑资金的成本。国有企业与政府在资金配置过程中的介入，往往会导致利率不能发挥其资金配置的作用，降低资金配置的效率。宏观层面：伴随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货币政策框架需有相应的调整，也需要形成市场化的利率基准，而不再是银行的存款利率发挥基准利率的作用。货币政策框架包括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目前我国确立了价格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货币政策框架也正由广义货币量为中介目标的数量型框架向以利率为中介目标的价格型框架转变。市场化基准利率也在逐步确定过程中，市场收益率曲线将越来越完备，利率市场化将继续深化。
目前我国银行业的存贷款基准利率仍由央行确定，从发达国家的市场化运营体制以及市场经济内在逻辑来看，最终的市场化是央行提供政策性利率以及政策性所引导的市场利率的体系，商业银行的利率都是由自己来进行确定。
对于未来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认为是需要审慎的。第一步可能把目前商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各种档次进一步归并，未来可能只公布一个存款和贷款利率的，就是一年期的基准利率。而这需要强化市场金融机构市场化定价能力，逐步弱化对央行基准存贷款利率依赖。 这将会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化的定价能力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商业银行在客户以及市场各个方面都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导致它的存款的利率水平迅速上升，而贷款利率水平迅速下降。部分中小商业银行未来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风险。
这需要对整个金融行业的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货币政策是远远不够，还要兼顾金融机构与整个宏观经济。目前推出了宏观审慎政策对央行来说有一个MPA的考核的工具和手段，起到的作用就是未来的整个金融行业如何能够更好地防范风险，控制住杠杆率的提升，将来会有比较好的作用。
八、开放经济问题
1.中国政府是否将放松对资本外流的管制？在设定人民币中间价时，是否会完全取消使用逆周期因子？（两会）
关于外汇管理方面措施的问题，大家知道，我国的外汇市场曾经在一段时间经历了高强度的风险和冲击。我们通过一些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逆周期调节，比如采取全口径外债宏观审慎管理，征收银行远期售汇风险准备金，对境外机构境内存款执行正常的存款准备金率，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子等。
另一方面，在2017年年中，我们四个部委对外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已经非常公开化和透明化。在过去几年当中，在外汇管理微观市场监管上，我们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和外汇管理政策，加强了外汇
市场微观监管，管理的着力点主要是打击虚假欺骗性交易，打击地下钱庄，加强跨境收支的真实性申报，加强金融机构的合规性监管等。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微观监管措施不会因周期变化而发生改变，它会保持在不同周期的标准一致性和稳定性。
2.下一步对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央行有什么具体的打算？（两会）
市场准入方面的对外开放准备很多年了。中国实际上从90年代后期在准备加入WTO的时候，就开始酝酿在市场准入方面扩大对外开放，当时有亚洲金融**，这个步伐在一度情况下稍微慢了一些。随后中国加入了WTO，在市场准入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对外开放。实际上在加入WTO若干年后，我们也在准备，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但是不巧后来又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现在，我们进入新的阶段后，确实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外开放可以胆子大一些，开放的程度更高一些。
另外，除了允许外面的机构在中国办金融业务以外，对外开放还是一个更广义的内容。其中也包括中国的金融机构走向全球。这些年，中国的金融机构在全球各个地方也设立更多的分支机构和子行，开展了越来越的业务，和其他国际的金融机构有很多很好的合作，也存在竞争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也促进了中国整个金融的对外开放。当然，除了人民币可以“走出去”以外，我们金融市场的其他方面也有重要的开放步伐。
在最近已经过去的五年里，我们有“沪港通”，后来又有“深港通”、“债券通”，这些都是金融市场上的对外开放。这些开放，也意味着中国在货币可兑换方面逐渐迈出坚实稳定的步伐。预计这种开放的趋势还会继续加大。在政策上来讲，我们多数该研究的政策都已经研究过了，逐步寻找时机稳步向前推进。对外开放也是实体、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参与者在开放的环境中逐渐成长，逐渐在开放中体会自己的角色、发挥作用和体会国际竞争的过程。 我再补充两点：一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金融业对外开放相关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所以，我们要落实中央的精神。习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6次会议和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也强调，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要积极稳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安排合理的开放顺序。所以，我们人民银行和金融业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对于金融开放的部署。
二是放宽或取消外资一些股比限制。实际上这是减少了对外资机构的歧视性待遇，体现了内外资一视同仁，这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外资金融机构要准入或者开展业务的时候，依然要按照相关的法规进行审慎监管，这样我们通过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配套监管机制，我们仍然可以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3.为什么外汇储备在经历了十几个月的增长之后突然出现下降，这是否意味着外汇市场的形势会有较大的变化？（两会）
外汇储备的数量在会计上是有很多学问的。第一，我们现在外汇储备还是以美元来计算的。中国老早就建议将来世界各国是不是可以以SDR来计算，因为用美元来计算，美元升了或者贬值了的话，外汇储备里其他的货币成份，比如欧元、日元其他成份折算成美元的时候就变了。所以，你可以注意最近一段时间由于美元的变化，而且美元的变化有一些也是美国自己的一些政策所导致的波动，引起了美元有一点回升，这个美元升值以后，日元和欧元的成份折算成美元的时候就变少了。所以，外汇储备加总就会有所减少。
第二，在外汇储备中，有很多项目按照当前的会计准则都是叫“盯市”（mark to market）计算，外汇储备投资的债券、股票和其他的这一类资产，它会随市场变化发生价值变化。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些资产涨得很厉害，涨到头以后就会有下跌，一旦下跌的时候，
按照“盯市”法计算的时候，储备数量就有所减少。这可能是最近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但是，从中国国际收支平衡和外汇形势来讲，都没有任何重要的变化。
周行长已经讲得很清楚，我国外汇储备在2017年1月份下降到3万亿，此后持续12个月小幅上升。在今年2月份有微小的下降。我们前天发布了外汇储备的数据，外汇储备下降了270亿美元。
刚才，周行长已经讲了原因。第一，汇率折算的问题。2月份美元汇率指数上升了大概1.7%。第二，资产价格的问题。国际市场债券价格指数出现下跌，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股票市场基本上都下跌了4%到5%。主要是这两个因素导致了我们2月份外汇储备规模有所下降。往前看，我国经济基本面比较稳定、稳中向好，汇率也比较稳定，双向波动。未来，我国外汇储备仍然会保持一个基本稳定的水平。
4.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今年会有哪些主要举措？（两会）
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说主要的政策该出台的都已经出台了，也就是说已经允许在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同时，人民币现在也已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的SDR的篮子，主要的步骤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应该说，市场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和投资，以及用于资产计价，包括一些重要商品、储备，在多大程度上用人民币计价交易，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也是谁也强制不了谁的，都是他们自愿按照他们的理解来考虑的。所以，今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至于政府方面或者说从央行的角度能够继续推动的事，我觉得一是在资本市场和全球主要资本市场的连通方面，可能还有进一步可以做的事情。这方面大家也已经看到，这些年始终都有一些进展。再有，整个金融市场其他方面的连通也会有所增强。另外，中国是稳步地、渐进地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可兑换以后，还存在着一些个别方面的限制，这些限制也会逐步有序放开，放开以后，人民币国际化还能够进一步地向前迈进。
5.中国政府加大对资本外流管制的力度，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有所放缓，怎样看待未来中国的资本项目的开放进展？（两会）
我个人并不认为说整个资本项目可兑换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资本项目可兑换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它服务于什么，还是服务于中国经济和世界整个经济更加融合、更加开放，实现所谓开放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开放型经济，货币的自由使用程度应该高，应该可兑换。但与此同时，你要防范风险，除了金融的风险，也要考虑到经济中各种不同实体所面对的风险，还要考虑到要有反洗钱、反恐融资这一类内容。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也并不完善，所以有时候资本流动会起到副作用，会伤害某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像这些都必须考虑在内。因此这样的一种改革开放的进程，应该说历来都不是直线型的，它总是朝这个方向走，如果经济中有一些问题的话，就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有一些方案、有一些具体的执行措施需要进行微调，这样的话最终会有利于在这方面前进。
中国从90年代到现在，最早提出人民币要变成一个可兑换的货币，我记得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是1993年就提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之中，作为一个大国逐步开始进行各方面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有最大的两个曲折，不是说最近有什么曲折，最大的两个曲折，一个是亚洲金融风暴，一个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旦出问题，大家就会对政策进行评估，进行反思，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便总体上在这个方向上走的更扎实、更稳健，最终实现改革开放的目标。
我补充一句。资本可兑换是在稳步的推进，在资本项目下有两个最重要的项目，一方面
是直接投资，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FDI，一个方向是ODI。直接投资，我觉得真实贸易投资背景下都是很方便的。另外一个大的项，比如说组合投资，就是金融市场的开放，我们国内股市、债市的开放和中国的居民将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产，配置它的组合投资。不管是直接投资，还是组合投资，在这两个方面都会进一步的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里有一些“放管服”的改革，有一些便利化的改革，还有一些数据透明度，还有一些比如说反洗钱、反恐融资的要求，这些都会稳步的推进。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国内市场现在也在变大，不管是股市还是债市还是其他的市场，将来也都要做双向的开放。在做开放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控好风险，使我们的监管水平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这样就能够在开放中防范好风险，使得中国的居民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更加的便利，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
6.双向开放如何推进
过去的一年，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频频推出，步伐大大加快。金融对外开放的同时，要注意把握金融开放的节奏和力度，既要“跑得快”，也要“走得稳”。 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合理安排开放顺序。研究表明，从顺序上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应先行，汇率要紧跟其后，最后才是资本账户可兑换。所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一定要合理安排开放顺序，在开放过程中特别关注国家的金融安全。
其次，加强对金融业开放的监管。随着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不断发展，我国金融市场的交易结构、业务模式将更加复杂，呈现出跨国别、跨市场、跨领域的特点。金融监管机构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同时，还要注重学习借鉴国际监管经验和标准，加强与发达国家监管机构交流合作，确保监管能力与开放水平相适应。
最后，我国金融业也要积极“走出去”。要借助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建设等历史契机，大踏步“走出去”，形成双向开放的良好局面，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竞争力，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7.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总体平衡
文章一：
市场人士指出，展望未来，我国经济有条件有能力延续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在基本面因素的推动下，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成为常态，为中长期我国跨境资金双向流动、总体平衡创造有利条件。
美国经济领先其他发达经济体复苏，是推动每轮美元进入强势周期的核心因素，随着欧洲、日本、新兴市场经济和货币政策越来越趋近美国，美元持续升值逻辑不再成立。“我们判断本轮美元周期已经来到大周期向下拐点，未来美元长周期贬值会引导资本回流新兴市场，谋求更高的资本回报率。虽然官方外汇储备2月份出现负增长，但是我们认为全年人民币升值趋势并未出现反转。”人民币年初经历大幅升值后的小幅回落之后，后期预计大概率也将对应随着美元指数呈现震荡局面，但部分国内企业寻求海外融资后结汇在国内使用，可能促使国际收支进一步改善，从而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形成小幅支撑。整体来看，其预计美元指数2018年后续时段大概率在89-91的区间内窄幅震荡，全年人民币相对美元预计大概率升至6.2左右，进一步上行空间不大。而国际收支预计2018年将持续改善，预计全年外汇占款升幅将较2017年有比较明显的扩大。 文章二：
全球经济同步复苏的宏观背景，奠定了美元偏弱运行的大格局，美元弱势对应着非美货
币强势，这条中期主线仍在发挥作用，但短期边际变化也不容忽视，美元低位波动可能加大。同时，在结汇需求阶段性释放后，人民币汇率走势将逐步回归基本面。鉴于当前市场看法合理分化、预期趋稳，未来人民币料呈现有升有贬、双向波动的态势。
经济企稳与利率上行为人民币汇率走稳提供内在支撑。2017年以来，中国经济企稳走好，复苏稳定性增强，下行风险降低；供给侧改革与需求回暖，推动工业品价格上涨，部分企业盈利改善，投资回报率提升；市场利率中枢明显上行，内外利差走阔；金融监管不断完善和加强，部分领域的风险得到管控、泡沫得到抑制。人民币资产性价比回升、贬值风险下降、吸引力增强。
但也应看到，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约10%，2017年5月以来对一篮子货币也出现一定幅度升值之后，人民币汇率已逐步反映基本面变化，要进一步升值，有赖于经济跟进上行。 在前期积压结汇需求释放之后，外汇市场供求也正重新趋于平衡，对汇率走势的看法出现分化，为汇价恢复双向波动创造条件。近几个月银行结售汇交替出现小幅顺逆差，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银行代客结汇转为顺差，但代客远期维持净售汇，即期和远期结售汇意愿的反差，反映出市场对汇率走势仍有顾虑。从NDF隐含的汇率预期来看，虽然市场上人民币贬值预期收窄，但尚未完全消退。
总的来看，2018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将由外部美元走势与内部经济动向共同主导。弱美元这条中期主线依然存在，但变数在增加，人民币继续升值有赖于国内经济继续改善。预计2018年人民币对美元大概率将维持强势，但双向波动将加大，有升有贬可能才是常态。
8.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首先，人民币支付货币功能将不断增强。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截至2016年12月，人民币成为全球第6大支付货币，市场占有率为1.68%。央行在报告中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断完善，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框架不断优化，将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接受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配合“一带一路”倡议，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使用也将稳步扩大。
第二，人民币投资货币功能将不断深化。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广度和深度的不断增强，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境外主体参与我国金融市场将更加便利，人民币跨境金融交易有望持续增长。
第三，随着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地位持续提升，人民币国际接受程度将不断提高，各国央行和货币当局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意愿将逐步上升。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末，新加坡、俄罗斯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今年上半年，欧洲央行共增加等值5亿欧元的人民币外汇储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季度数据，截至2016年12月末，人民币储备约合845.1亿美元，占标明币种构成外汇储备总额的1.07%。
第四，双边货币合作将继续稳步开展。央行称，与相关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的合作将继续加强，双边本币互换机制和双边本币结算协定将进一步完善，双边货币合作将在便利两国贸易和投资、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截至2016年末，人民银行与36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超过3.3万亿元人民币；在2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覆盖东南亚、欧洲、中东、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等地。
第五，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将不断完善。随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和人民币清算安排的不断推进，人民币清算效率不断提高，跨境清算网络不断完善。与人民币跨境使用、
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相适应的会计准则、评级制度、税收政策也将不断完善。
9.人民币国际化
有利之处：
①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强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
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之所以能够充当世界货币，是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实力雄厚和国际信用较高的充分体现。人民币国际化后，我国就拥有了对一种世界货币的发行和调节权，使用人民币的国家和地区将对我国产生依赖性，并且将受到我国金融政策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这使得我国在国际社会中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掌握一定主权的国际规则制定者，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将随之增加。这种话语权意味着我国将在制定或修改国际事务处理规则方面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这可以增强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从而扩大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同时，人民币成为国际化货币可以改变被支配的地位，减少国际货币体制对我国的不利影响。
②有利于减少汇价风险，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将使我国的外贸企业受益匪浅。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绝大部分采用美元、欧元或日元为计价和结算货币，美欧日元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风险都由我国外贸公司来承担，一旦汇率产生波动，我国就有可能遭受重创。人民币国际化后，对外贸易和投资可以使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我国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也将随之减小。外汇率风险和稳定的收益预期，会促进我国企业扩大外贸易和投资的积极性；其他国家对人民币的需要，会使这些国家向我国开放市场，这都可以进一步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同时，作为人民币的发行国，我国将发展成为世界主要的金融市场，大量资金的汇集和交易，既会对我国金融体制提出更高的要求，加快我国对金融体系的改革步伐，提高金融宏观调控能力和加强金融监管，也会给我国金融业带来巨大服务和利息收益，还会大大方便国内企业筹资，给国内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③有利于我国获得国际铸币税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后最大、最直接的收益就是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铸币税是指货币发型者凭借发行货币的特权所获得的纸币发行面额与纸币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在国际上，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发行国际货币相当于无偿从别国征收铸币税。在信用货币流通制度下，货币的发行和管理成本比较低，世界货币发行国政府可以获得近似于货币供应量的铸币税受益。其获得的利润是他国的商品和劳务及直接投资的收益。如果人民币实现了国际化，就意味着我国可用微乎其微的纸币发行成本来获得和使用国外的物品和资源，也就相当于获得了无息贷款，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筹集到额外的国际资金。
④有利于我国缓解高额的外汇储备压力，降低外汇储备规模。
目前我国拥有数额较大的外汇储备，实际上是相当于对外国政府的巨额无偿贷款，同时还要承担通货膨胀税。巨额的外汇储备给我国的货币政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近些年来，美国经济一直萎靡不振，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令美国经济雪上加霜，使得美元的坚挺形象受损，导致美元不断贬值，致使我国外汇储备实际缩水，财富大量流失。人民币国际化后，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外汇储备方面可以实现货币替代，不仅可以大大降低国际储备的数额，而且减少我国因使用外币引起的财富流失。 不利之处：
①不利于我国经济金融的稳定。
人民币国际化后，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更高，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更加密切。在享有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好处的同时，国内经济也将不可避免地收到外部经济的冲击，国际金融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给我国经济金融的稳定带来风险。由于货币管制壁垒的撤出，资本的国际流动更加容易和频繁，别国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等都可以通过货币直接波及我国。特别是当人民币汇率被显著的高估时，将给国际投资者以套利机会，刺激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流动。届时，大规模的国际热钱将借机造势，通过迅速改变资本流向和投机方向以牟暴利。大量频繁的资本流动特别是投机资本的流入会给我国经济造成剧烈的震动，会对人民币汇率，资本市场利率，国内资产价格及外汇储备产生不利影响。此外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出和流入是发生金融危机的导火线，还可能产生巨大的“羊群效应”是一过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为区域性甚至全球的金融危机。
②遭遇“特里芬难题”。
人民币国际化后，我国也将遇到“特里芬难题”，陷入两难境地;作为一种国际货币，一方面要通过持续国际收支逆差来满足世界各国对人民币的需求；另一方面作为国际货币又要保持币值的相对稳定。出口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仍须扩大出口，需要对外保持巨额贸易顺差。但是，如果我国保持持续巨额贸易顺差，对外投资就相对不足，势必会引起其他逆差国家人民币短缺，导致对人民币需求过旺，进而使人民币面临持续升值压力，这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③不利于我国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人民币国际化后，我国将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以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加强，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对其他国家和受其他国家的影响扩大，同时国际金融市场上将流通一定量的人民币。因此，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的运行，还要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效果，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一定的问题和损失。
④不利于人民币的管理和检测。
人民币国际化后，境外人民币现金被大量需求和流通，将会加大中央银行对人民币现金管理和检测的难度。同时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也会加大一些非法活动如走私、赌博、贩毒的出现。这不仅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且也会增加反假币、反洗钱、工作的困难，使人民币的管理成本大大增加。
九、美国经济政策对我国影响
1.在高借贷成本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今年央行是否仍将跟随美联储脚步提升利率？（两会）
至于美联储将加息这个问题，我们看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我们要进行综合考量。同时，跨境资金流动是比较平衡的，在这方面我们要继续推进资本项目平稳的可兑换，同时也要防范风险。
2.特朗普减税对中国的影响
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税改法案的通过，更是重大利好！减税将为美国经济继续强劲复苏，注入新的动力，是一针扎扎实实的强心剂。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减税会刺激企业投资。降低企业所得税，会间接提高美国本土产品在国内以及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有利于美国公司获取更多市场份额。最直接来说，减税会增厚企业利润，企业可用于再投资的资金增加，这会直接刺激企业的投资。
第二，减税有助于刺激居民消费。除了企业本身因为税负降低后带动的居民「被动税负」（即企业转嫁给工人的税负）的降低增厚居民收入之外，本次税改法案也有直接针对居民收入降低税负的措施。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税改法案将使得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都会获益。税负的减少，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这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美国，意味着总消费的增长。而消费和投资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国宏观经济总量最重要的部分，而特朗普税改对消费和投资，都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第三，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回流。特朗普的施政方案中，一直包括致力于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从而带动美国就业和经济增长。如果没有配套的税改措施，在此前的「属人制」的税法框架下，跨国公司海外利润回流，会面临巨额税负。这样，自然不会有公司愿意回迁。在特朗普税改法案里，「属人制」改成了「属地制」，也即是只要在海外已经缴税，美国企业转回本国就不用再缴，此举会刺激美国企业利润的回流。美国企业利润的回流，自然会带动国内的企业投资和就业，以及最终居民收入的增长。对于税改带来的可能影响，税收基金会估计这样的税改计划将令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逾9%，令实际薪酬增加8%，此外还能创造至少200万份新的永久的全职工作。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作为全球资本市场的核心腹地，如此重大的税改政策，必将对全球经济和资本市场造成深远影响。早在税改法案刚提出之时，德国法国就纷纷发表声明声称：“此举将对本国企业造成严重冲击，德、法无法接受特朗普这么大规模的减税”。 在特朗普减税计划正式得到立法通过并落地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将不可避免地跟进，有望形成一轮全球减税浪潮。原因很简单，美国市场的税负降低，如果其他国家不变，逐利的资本自然会选择成本更低的市场进行投资，其他国家就会面临资本流失，投资降低，进而就业面临压力的问题。
事实上，在特朗普推出税改计划后，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推出自己的减税计划来应对：英国首相发言人表示，本届内阁已宣称，至 2020 年将企业税下调至 17%。在印度，莫迪政府推出了针对个人和中小企业的减税计划和税种减并改革。而中国则一直在降低企业的各种中间「费用」，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 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刺激在华的美国资本回流。
由于更低的税负环境，更透明的政商关系，以及对冲人民币贬值的影响，在中国的美国资本，将更有动力撤离中国，尤其是在特朗普税改法案里对海外利润回流的税收框架的改变，会更进一步刺激美国公司的撤离。
美国资本的撤离，一方面会降低就业和居民收入，但另一方面也给中国本土企业以新的发展机会。事实上，在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不少本土企业因为管理、技术落后的原因，不得不面临亏损甚至破产的问题。比如中国的机床行业，就在外资巨头（马扎克、西门子、哈斯等）的竞争下亏损累累，一批本土企业最终破产倒闭。外资的撤离，会给这些本土企业重新发展的机会。但没有了「鲶鱼效应」，行业如何实现迭代升级，又将是经济面临的新的问题。如果全球减税浪潮真的形成，那么除了美国企业，其他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可能性也将增加，如果中国的税费体系继续错综复杂，税负总量居高不下的话。
第二，资本外流的压力。
资本外流的压力，除了外资企业的利润回流和投资撤离之外，还表现为金融市场资本外流的压力。尽管中国自去年以来，实施了史无前例的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但这一措施在国内经济的两大问题（房地产库存和产能过剩）解决之后，将会逐渐回归正常。放松资本管制，是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以及中国扮演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必然要求。
随着减税计划的实施，美国经济将获得消费和投资增长的强劲支撑，其经济表现很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一奇绝尘。届时其资产价格的表现，也可能在经济基本面的支撑下，优于中国市场。资本追求更高更确定的收益，自然会有动力流入美国。
第三，人民币重回贬值通道。
今年初以来，人民币从6.9的水平一路高歌猛进，升值反弹至6.4的高点，又重新进入下降通道，贬值到最新的6.6.在特朗普税改落地后，叠加美联储持续的加息和缩表，我认为人民币的贬值压力，远未释放。未来的一段时间，人民币将重回贬值通道，未来一年之内，有相当可能继续回到7附近。
今年以来，人民币的反弹，很大的原因是美元指数的持续疲软。而美元的走弱，又是因为金融市场从此前亢奋的「特朗普交易」掉头到另一个极端，即对特朗普政府极度失望，任何特朗普的负面新闻，都可以成为美元走弱的理由。事实上，我认为市场对这样负面的风险（downside），有交易过度的可能。如今特朗普税改法案获得通过，金融市场对美元的定价，可能会有一波纠偏式的反弹。结合美联储的加息和缩表，以及美国经济基本面的持续走强，形成一波长期的美元强势表现。强势美元，叠加资本外流的压力，对人民币来说，就构成了双重的贬值压力。
第四，中国的资产价格泡沫可能被动萎缩。
众所周知，这里的资产价格泡沫，指的是房价。在「冻楼」的行政干预与严格的资本管制下，资产价格的破裂，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随着美国经济三大组合拳的持续施压，中国资产价格泡沫，将持续承受被动萎缩的压力。这三大组合拳即是：加息+缩表+减税。逻辑简单而清晰：
美国未来持续的加息会继续拉大中国两国的利差，这在利率平价的底层规律下，会对人民币形成中期的贬值压力。中国为了维持相对均衡的利差水平，不得不在某个时点（可能在本月或明年上半年）被动加息（尽管中国央行的自主性在增加，但还远远未到可以脱离美联储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地步），而（持续）加息往往是刺破资产价格泡沫最有力也是最根本的工具，效果相当于釜底抽薪。
缩表其实和加息的效果类似。简单来说，就是美联储收回市场上过多的美元，这会对美元形成支撑。强势美元会让人民币形成压力，中国央行要保持汇率稳定，必须同样「缩表」，收回市场过多的人民币。只是在中国的缩表，更多地表现为商业银行系统的去杠杆，而商业银行去杠杆，最直接的影响，便是房地产的去杠杆。此部分在之前的文章中有详细论述，不赘述。
3.美联储加息、缩表，走在了全球货币政策“正常化”最前沿。影响是什么？
对美国资本市场： （1）期限利差扁平
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并借由此传导至各货币市场利率。最直接受到隔夜拆借利率影响的是短端期限利率（如2年期国债收益率），但是一般来说，
短端期限利率不仅反映了隔夜利率，还反映了市场参与者对隔夜及其他短期利率的预期。因此，货币市场利率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之前往往会根据预期上升。
虽说加息一般伴随着经济增长和通胀回温，可以推动长端利率中枢上行，但长债收益率与经济基本面联系更加紧密，是实际利率、通胀预期和期限溢价的综合表现。从历史表现来看，加息周期中的期限利差普遍走窄，短端利率对加息的反应更为敏感，从本轮加息到现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只提高了不到20bp。特别是今年2月以来，通胀持续走软，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压力一直较大。
加息过程中最直接受到影响的短期收益率将跟随走高，长端需要综合通胀和经济基本面判断。鉴于历史加息利差走势和联储对明年通胀水平持谨慎的态度，美债期限利差还有下探的空间，可能继续走平甚至出现倒挂。 （2）美元前强后弱
理论上来说，美国加息可以增加美国其与他国的利差，使得资本回流，推高美元汇率，但是同长端利率相似，除了货币政策，美元走势更多的与经济基本面相关。历史加息期间的美元走势不尽相同，大多数加息周期中的美元表现强势，但是因为加息结束后美国经济都出现了明显的拐头向下的趋势，美元也皆下行。
14年来美国经济领先全球复苏，因节奏的差异推动了一波强势美元行情。可是进入加息后美国经济表现一直较弱，美元始终不够“强硬”。伴随未来的加息和税改落地，美元还是有上行空间，但是随着市场充分吸收加息税改预期和世界其他经济体复苏，美元难以持续走强。
（3）美股V型反转概率不大
明年美股面临“调整”风险，但“转向”的概率较低。利率上行将使得美股估值面临调整。不过历史上来看，加息后的美股大多伴随经济提振上行。虽然此轮货币宽松推动的美股长牛可能会因为货币收紧面临压力，但是在美国金融业积极去杠杆和结构性改革的努力下，美股当前的泡沫事实上较低。同时税改和经济基本面的持续复苏将对美股形成支撑。 （4）对新兴市场外溢效应减弱
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紧对新兴市场带来的冲击有限。在美国货币长期宽松的背景下，追求国家风险溢价（Country Risk Premium）的资本流向新兴市场国家，推助了其金融经济的繁荣。然而一旦美国开始收紧货币，金融环境相对脆弱的新兴市场更易受到冲击，历史上，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背后皆有美联储加息的推动因素存在。2013年，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克南首次显露削减QE退出货币宽松的迹象时，新兴市场就经历了显著的“削减恐慌”（Taper Tantrum）冲击，MSCI新兴市场指数暴跌近155个点，累计幅度达到17.5%。伴随时间的发展，新兴市场的汇率机制、外币债务与外汇储备趋于稳定，抗风险能力得到提高，很难再向过去一样被联储加息的“浪潮”席卷。从下图可以看出，本轮美国加息周期中，新兴市场的股市和货币市只有在首次加息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调，之后多次都只出现了小幅调整，提前price in，且整体趋势向上。 对全球以及我国货币政策走向的影响： （1）全球货币政策缓慢收紧
全球货币政策将步入紧缩周期。因为美元存在的全球基础货币属性，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所做的“大动作”都可能带来“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07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美国带头下调联邦基准利率，各国央行盯紧美联储，纷纷步入宽松。在经历了漫长的3后，美国
领先世界复苏，美联储在15年底率先宣布加息。伴随经济回暖，英国、韩国和加拿大央行跟随加息，欧州和日本也加紧步伐准备削减QE退出宽松。不过从目前来看，美、欧、日“退出宽松”的步伐并不一致，通胀疲软对欧日央行“退出宽松”的拖累更大。未来全球的通胀水平的走向将决定全球货币政策的路径。 （2）2018年我国货币政策仍将“中性偏紧”
本轮加息周期中，2017年1月和3月我国央行都做出了跟随加息的举动，因为当时美元兑人民币被一直在6.9附近的高位震荡，人民币外逃贬值压力较大，为了稳定跨境资本，央行被迫跟随加息。12月联储会议后，我国央行也对银行间利率上调了5bp，象征性强过实际意义。不过考虑到2018年我国经济大概率走弱，美国加息+缩表+税改的“组合拳”将使我国面临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考虑到2018年美联储将加息3次，明年我国央行大概率会再度跟随加息，不过加息的次数和幅度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总体的货币政策环境：如果欧洲和日本并非对美国加息“亦步亦趋”（取决于通胀），我国的货币政策将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从内部环境来看，随着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结束，监管即将落地，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之间的相互协调意味着我国货币政策大概率仍将维持“中性偏紧”的立场。
十、农村金融问题
1.乡村振兴如何服务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金融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下一步，金融业应加快发展普惠金融，把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这篇文章做深做透。
首先，应进一步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建立和完善以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托底，大中型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主，其他小型金融机构、新型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的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和网络。
其次，应进一步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如建立政府主导的小微信贷担保体系，改善农村金融风险补偿环境；对农村金融业务及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在准备金、再贷款、宏观审慎评估等方面予以支持。1月25日，央行已正式实施了针对普惠金融的定向降准，其他一些措施也需要跟进。
最后，进一步优化农村金融服务方式。中小银行尤其是农村金融机构应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向贫困地区进一步延伸服务网点，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把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2.普惠金融与定向降准
普惠金融：
这一概念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是其重点服务对象。
其主要任务就是让每一个有金融需求的人都能够及时、方便、有尊严地以适当的价格获得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在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条件下,由于金融资源总量相对不足,服务手段总体落后,加之地域自然禀赋、自身条件制约等诸多历史和现实原因,农民城镇
低收入人群以及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难以获得及时、方便、持续的金融服务,毫无疑问应成为普惠金融的重点关注对象。对于这些群体而言,无论是自身愿望还是政府意志,通过各方努力加快发展进而迅速改变现状就成为他们最现实、急迫的需求。因此,发展需求应当也必须成为普惠金融始终瞄准的“靶心”。
近年来,大力发展和推动普惠金融已成为全社会的普遍意识,普惠金融的改革实践同样也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毋庸讳言,在当前普惠金融推动过程中,的确存在着一些诸如思想认识不清、定位不准、手段单一等问题和偏差。有些地方偏重于金融机具设施布放而忽视金融政策和金融产品的改进完善;有些地方不切合当地实际和发展阶段,盲目出台一些“大跃进”式的举措;有些地方不讲求金融需与供给的匹配,只强调现有能提供什么而忽略了对象群体需要什么。这些问题和偏差进一步表明,不认识到发展是对象群体的最大需求,且不以此需求为导向,推动普惠金融深入发展则可能曲高和寡,偏离“靶心”。 2017年9月30日央行定向降准：
2017年9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根据国务院部署，为支持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业务，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商业银行实施定向降准政策。这次定向降准，聚焦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以及农户生产经营、创业担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助学等贷款。
央行决定，凡前一年这些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到1.5%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在基准档基础上下调0.5个百分点；前一年这些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到10%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按累进原则在第一档基础上再下调1个百分点。这些措施将从2018年起实施。
根据央行测算，定向降准第一档可覆盖“全部大中型商业银行、约90%的城商行和约95%的非县域农商行”，几乎相当于全面降准0.5个百分点；第二档标准较高，受益机构较少，释放流动规模有限。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举并不改变稳健货币政策的总体取向。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建立了增加普惠金融领域贷款投放的正向激励机制，有助于促进金融资源向普惠金融倾斜，优化信贷结构，属于结构性政策。同时，定向降准政策释放的流动性也是符合总量调控要求的，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基本稳定。
这几年习惯了公开市场操作以及SLF、SLO、MLF、PSL等新兴货币工具，央行此次选择的降准方式可谓更加“创新”，尤其值得关注的莫过于到2018年正式实施的滞后性。三个月后正式实施，可以说这种调控手段在历史上也几乎没有过。过去，这样的变更总是立即或在几天内生效。这次推迟规定的执行给了各银行增加对小企业放贷的时间，从而有资格适用新的存款准备金率。
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央行没有动用这一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出于以下考虑：贷款的增加可能削弱人民币，导致资本外逃，破坏政府为降低企业债务及其他金融风险而开展的运动。相反，央行通过向金融系统注入短期资金来确保适当的流动性。现在，中国的货币基本稳定，虽有经济指标指向经济增速下滑，但其他指标指向经济的持续恢复力。这些因素给了央行采取行动的机会。但人行还必须盯紧债务水平。因此，人行应该不会很快全面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而且，此次定向降准政策不能改变我国货币政策的总体取向（即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也就说明了人行并不想发出强烈的货币宽松信号，因为这将违背一直以来政府金融去杠杆化的努力。 为什么降准？降准意义？：
这次降准从政策导向来看，是希望引导更多金融机构的投向普惠。因此，定向降准展示了央行在引导结构优化方面的努力。具体来看：
此次定向降准政策较之前出现了明显的普惠边际改善信号。一方面体现在央行将定向降准政策考核范围由现行的小微企业贷款和涉农贷款调整为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另一方面满足降准的标准，对于贷款比例、以及存量和增量相应的要求都有所放宽，且分为上年普惠金融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到1.5%和10%两档。因此这是开放性的让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放贷。同时，由于业务范围扩大，也使得能够实施定向降准的金融机构数量大大增加，而部分已享受定向降准政策的金融机构有机会采用更低的存款准备金率。按照央行有关负责人的表述，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可覆盖全部大中型商业银行、约90%的城商行和约95%的非县域农商银行，有助于鼓励其将信贷资源持续向普惠金融领域倾斜。而央行的预期调控也给金融机构提供了调整的空间。体现在一些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在今年后3个月中更多地将新增或盘活的信贷资源配置到普惠金融领域从而满足考核标准，部分银行还可能从第一档进阶到第二档，享受到更大的政策优惠。
定向降准还可以调整金融体系流动性结构。由于“三农”、小微企业等普惠行业的性质决定了目前其仍然只能以贷款作为主要融资方式，其贷款来源主要为以城商行、农商银行为代表的中小型银行。因而中信证券研究团队发布的报告认为，在目前金融体系流动性结构不均衡的背景下，特别是中小银行能通过定向降准措施补充流动性和可贷资金，缓解金融体系流动性结构失衡的矛盾，从而激励银行将信贷政策进一步向普惠行业倾斜，从而进一步降低其融资成本。
可以看出，新的定向降准政策的结构性支持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未来，在保持总体稳健中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将更加凸显差别化、定向、结构性等特征。
除上述原因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为什么降准是几乎所有机构都在第一档上受益了？反倒是过去的城商行、农村信用社倒未必能在这次定向降准当中有真正的降准，他们过去早已经达到了以往历次定向降准的标准，而历次的定向降准最多就下调1.5，按照这次的标准，就是到第二档，到第二档就1.5，意味着没动。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这是非常令人深思的地方。过去市场认为，定向就是定给小的银行，这次恰恰没有定给小银行。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同业定期存单（NCD）将在2018年纳入MPA（银行业宏观审慎评估），就是同业三分之一负债考核的试点。NCD纳入MPA，不是所有的银行都纳入，而是5000亿规模以上的银行、规模比较大的银行才纳入。规模5000亿以上的银行基本上是全国性银行，另外还有大约20家城商行、农商行符合这个标准，此外的中小银行都不符合这个标准。根据央行现阶段的金融监管去杠杆的意图，如果要把NCD纳入，现在有一些银行，包括城商行、农商行超过三分之一的要求，那超过的要去压平，怎么才能比较平稳地压下去呢？面对外汇占款下降而维持较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只是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各种“粉”来投放货币的一个自然结果就是：大银行对央行负债的占比上升，而需要从大银行获得央行货币投放分润的中小银行，则表现为同业负债占比的上升。因此，在新的MPA就位的同时，下调准备金率以达到对金融机构压缩它的同业负债占比去杠杆的目的，这是政策组合的考量，也是这次定向降准真正的第三层含义。
十一、金融与环境问题
1.绿色金融如何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好坏也关系着美丽中国的建设。
要促进绿色金融的健康发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营造绿色发展环境。如加快环境立法，尤其是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加强执法督察，保障节能环保政策的实施和投资者权益；适时考虑将绿色GDP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评价体系，督促各级地方政府加快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的发展。
其次，培育和发展绿色金融市场。进一步推进绿色债券市场、绿色股票市场、碳交易市场等直接融资市场建设，不断完善绿色金融债券、绿色企业债券、绿色公司债券、绿色股票指数等直接融资产品。
再次，加大对绿色金融机构的政策支持，如对开展绿色金融的金融机构给予税收减免、财政贴息等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资金投向这些产业等。
十二、房地产问题
1.2017年以来，多个城市住房信贷政策明显收紧，最近也有反映个人住房贷款额度偏紧、利率上升。今年住房信贷政策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吗？（两会）
围绕着房地产实际上是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住房贷款，最近有一些媒体在说住房贷款的问题和住房贷款利率的问题，认为2017年全国的个人住房贷款增长了4万亿，增长率是22%，人民币整体贷款增长12.7%，个人住房贷款增长了22%。今年1月份，个人住房贷款同比增长21.4%，人民币各项贷款整体贷款增长13.2%，个人住房贷款比整体贷款的增长差不多多了将近10个点。虽然2017年和今年的1月份个人住房贷款的增长有所减少，但是它仍然是比较快的增长，可以满足市场的合理需要。个别的银行在个别的时段由于资产负债匹配方面的问题，出现了放款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长的情况，我想是可能的。 关于住房贷款利率的问题，的确，房贷利率是略有上升。但大家从稍微长一点的周期来看，它仍然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商业银行综合考虑负债端利率上升和房地产的风险溢价，对住房贷款利率自主进行定价，扩大利率的浮动区间，总体上符合利率市场化的要求和趋势。在这方面，人民银行会督促商业银行严格落实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对住房贷款执行差别化的定价，积极支持居民特别是新市民购买住房的合理需求。
2.目前房地产金融风险的状况如何？（两会）
关于房地产金融的风险问题。人民银行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审慎的房地产信贷政策，我国的房地产信贷质量总体上良好，房地产金融风险是可控的。我跟大家报几个数，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贷款不良率是不到1%，整体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是1.85%，这是含政策性银行的，除掉政策性银行是1.74%，显然房地产贷款不良率的水平好于整体贷款的不良率水平，其中个人贷款的不良率只有0.3%。而且我国在住房贷款的发放上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比较审慎的政策，平均首付比在33%以上，去年新发放贷款的平均首付比在37%，这也是在国际上是非常审慎的住房信贷政策。当然，我们也关注到个人住房贷款、家庭部门杠杆率增长速度有点快，个别的房地产企业可能在财务方面比较激进，会有一些风险。
3.房地产调控中寻求多元保障
高质量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住房问题既是关乎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也是关乎百姓民生的大问题。《报告》显示，2018年将再进城落户1300万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早已成社会共识，《报告》中再次强调并指出，2018
年，要更好解决群众住房问题。落实地方主体责任，继续实行差别化调控，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支持居民自住购房需求，培育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广大人民群众早日实现安居宜居。”李克强说道。 积极支持居民特别是新市民购买住房的合理需求。潘功胜表示，商业银行综合考虑负债端利率上升和房地产的风险溢价，对住房贷款利率自主进行定价，扩大利率的浮动区间，总体上符合利率市场化的要求和趋势。人民银行会督促商业银行严格落实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对住房贷款执行差别化的定价，积极支持居民特别是新市民购买住房的合理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房地产市场发展主要在于“调控”。而今年的《报告》在调控基础上，更注重推动多种住房形式体系发展，其中提及了今年火热的住房租赁市场。
防止炒房的同时，也在“疏堵结合”、满足住房刚需和城镇化住房需求。《报告》称，五年来，我国因城施策分类指导下，三四线城市商品住宅去库存取得明显成效，热点城市房价涨势得到控制。与此同时，我国棚户区住房改造2600多万套，农村危房改造1700多万户。 《报告》表示，启动新的三年棚改攻坚计划，2018年开工580万套。加大公租房保障力度，对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将符合条件的新就业无房职工、外来务工人员纳入保障范围。
4.租售并举如何支持
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金融可在以下两方面助力租售并举。一方面，围绕租赁供给端，加大与房企及住房租赁平台合作，为其提供信贷等金融支持，支持住房租赁业务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围绕租赁需求端，开发个人住房租赁贷款和分期产品，为租户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满足个人住房租赁需求。这可促进住房租赁金融朝着规模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也有利于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加快形成。
目前租售并举的顶层设计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具体政策还不够详细；对于租赁的供需两端来说，租购同权的法律依据还不健全。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租赁市场的法律、税改等方面的政策，建立以正向激励为主要导向的住房租赁金融支持体系，如将租赁贷款纳入到普惠金融定向降准的范围，进一步拓宽金融机构资金来源，鼓励更多的金融机构创新住房租赁金融产品，持续推动住房租赁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十三、互联网金融
1.现阶段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以及存在的风险
发展趋势：
（一）运营集团化。互联网金融业务通过集团化经营，在全国多地甚至海外地区设立关联公司、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甚至海外上市以期扩大公司影响力与市场份额。在集团内部分立资产端、审批端、资金端等业务条线或子公司，对资金、抵制押物及资产实现多市场经营，通过各子市场内部的精细化管理，提高整体管理水平。集团往往同时从事第三方支付、股权众筹、P2P网贷等业务，甚至还经营小贷、典当、汽车销售、房屋中介等传统业务，各个业
务板块通过实行集团内部资源共享，实现多行业协调发展。
（二）主体多元化。互联网金融经营主体既有互联网企业运用原有的业务渠道与客户资源，迅速推广第三方支付、互联网小贷等金融业务。也有已经具备一定实力的民间借贷组织，利用其原有的线下营销网络、原始资本储备及社会资源，积极申请P2P网贷登记，实现线下到线上的运营转型。更有上市公司甚至持牌金融机构利用已有的风险控制及资金存管的业务优势，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或通过入股或控股互联网企业合作开展业务，并在网站、手机APP平台设立端口销售产品。
（三）营销场景复杂化。在金融科技的支撑下，互联网金融业务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力进行营销场景创新，在获客范围、融资项目及风险控制实现突破。通过门户网站、社交平台及手机移动终端等场景，开设互联网贷款、P2P网贷、第三方支付端口，提升获客范围。通过网购平台、创业中心甚至职业培训等场景，储备融资项目，满足借款人的金融需求。通过汽车销售、房产中介、票据场外交易等场景，完成借款人授信、抵质押物核保甚至设立标的等程序，有效防范融资项目信用风险。 存在的风险隐患：
（一）业务背景真实性管控缺失。针对遍布全国的融资项目，特别是风险高发的P2P网贷、股权众筹机构，在贷前、贷中、贷后均缺乏有效监控手段保证业务的真实性。在贷前项目上报环节，无法有效识别“内外勾结”行为，线下审核人员与借款人可以通过设立虚假标的，骗取投资人资金。贷中项目审核环节，普遍采用汽车、房产、票据等抵质押物覆盖风险，缺少研判业务真实性的意识。贷后资金运用环节，多以借款人自主填报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为准，管控资金运用情况，缺乏有效手段去核实资金的最终用途是消费、生产经营还是其他用途。
（二）监督管理尚存“真空”地带。面对多元主体逐利互联网金融，传统的分业监管模式难以覆盖业务全貌，导致监管职责不清晰、监管责任不落实、监管协调不顺畅、交叉监管和监管空白同时存在等体制机制问题不断暴露。这种情况下，不法机构可利用多类型金融机构监管规则的差异性，寻找制度真空，通过内部运作，进行监管套利；利用各地区监管尺度、监管能力的差异性，寻找薄弱地带，逃避监管；利用金融基础设施的不完整性，选择性地执行规制要求，规避应履行的责任义务。
（三）外部风险向持牌金融机构传染。面对“互联网+”的发展机遇，持牌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蕴含风险开始暴露。一方面，使用自身网络渠道销售包括网贷、众筹在内的第三方机构产品，涉嫌合规风险。另一方面，通过投资入股或控股的互联网金融平台，设立本机构审核通过的融资标的，实质上承担了信用风险。此外，“侨兴债违约”披露的违规出具保函行为，更是使持牌机构操作风险上升为案件风
2.互联网金融市场走向规范有序，监管成常态化
刚刚过去的2017年，被金融业称为“史上最严”监管年，其中互联网金融是监管的重中之重。在今年两会上，2018年互联网金融将面临什么样的监管力度，是否将延续2017年的监管态势，成为业内人士关注的热点。
长期专注于国内互联网金融研究的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认为，自2014年“互联网金融”一词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从最初的“促进发展”到“规范发展”再到“警惕风险”，然后是今年的“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措辞的变化反映出政府对行业发展的态度，也显示出互联网金融行业五年来经历了从高速发展到规范整治的历程。
在他看来，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态度之所以从“警惕风险”调整到“健全
互联网金融监管”，主要是互联网金融的市场状况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事实也的确如其所言，之前出台的多项监管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市场环境正从原先的大混乱走向规范有序，无论是监管的工作量还是难度都大大降低。因此，监管部门的侧重点将有所不同，从原来的严厉防范打击风险，过渡到常态监管、服务行业的阶段。
以网贷行业为例，经过近年的严厉整顿，一大批违规平台被淘汰出局的同时，许多合规发展的平台顺势脱颖而出，成为行业黑马。这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坚持“小额分散”业务的爱钱进，通过接入清算系统、反欺诈系统、实现银行存管等一系列合规举措，逐渐赢得了行业及用户的肯定，2017年网贷之家发布的网贷平台全国百强榜中挤入了前6名。
在爱钱进执行副总裁蔡园竹看来，“拥抱监管、严格合规、保障用户的资金安全，是网贷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作为一家互联网金融平台，能够建造竞争壁垒的方式只有诚信经营、不断打磨自身的技术，这也是企业在监管下获得创新性发展的关键。” “自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启动两年以来，关于互金的监管框架已经比较明确，关于网贷形成了健全的“1+3”制度体系。”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也认为监管常态化，互联网金融市场走向规范有序，有利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3.互联网金融之道：合规经营前提下借普惠金融突破
至此，互联网金融企业经营的外部市场环境即将基本明朗化。政策层面上，监管常态化，行业管理日渐趋于规范，不合规的将直接出局。行业内，以蚂蚁金服和财付通为首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先行一步，银行和其他互联网企业也纷纷涉足，未来行业发展竞争压力越不容小觑。 大多数互联网金融企业如果想继续留在市场上，首先就必须坚持合规经营的发展策略。所谓的合规发展其实有两层含义：一是设法达到监管政策的各种标准条件，获得入场券；二是业务发展必须遵纪守法，不能逾越监管红线。
其次，是找准适合自己的业务方向，目前看来，普惠金融可能是多数互联网金融企业的最佳业务发力点。普惠金融业务之所以不被传统金融行业所重视，不是说没有利润，而是运营管理成本较高。对于规模越大的企业来说，拓展普惠金融业务的机会成本也越大，因此它们更愿意把资源投入在其他收益更高的业务上面。
这恰恰可能是“爱钱进们”等其他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市场机会。相对于银行和巨头，它们的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要低得多，因此拓展金融业务时具有相对优势。加上长期在行业摸爬滚打，它们还掌握了细分市场的较全面市场信息和部分大数据。中国众多各自迥异的行业和地区市场，都给中小企业留下了可供发力的市场空间。
最后，认清流量红利时代已经过去的现实，在互联网金融监管成常态的情况下，企业把产品和服务做好才是赢得市场的王道。这是市场竞争永恒不变的主题，可能有一些技巧在内，但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4.监管持续升级 强化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 （以及P2P网贷）
（一）监管持续升级 强化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
在践行普惠金融理念的同时，维护金融稳定，把握行业风险是近一段时期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首要任务。
谈及互联网金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年会”上强调，目前许多科技公司开始提供金融产品，有些公司取得了牌照，但有些没有任何牌照却仍然提供信贷和支付服务、出售保险产品，这可能会带来竞争问题和金融稳定风险。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监管部门加大了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整治力度，在政策层面为互联网金融企业搭建起合规发展框架，明确今后发展方向。
（二） 政策引导 推动行业回归理性发展
纵观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从“野蛮生长”走向“合规理性”，监管政策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互联网金融的首个纲领性指导意见是2015年7月由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等十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此后，国内各类从事P2P、众筹、消费金融、汽车金融等业务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同时，监管政策持续跟进，两年间，《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实施方案》、《股权众筹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信息披露指引》等行业整顿、监管文件陆续出台。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政策由鼓励支持到积极引导，监管强度由宽松转向严厉。
从P2P网贷平台监管办法落地之后的效果来看，行业正常运营的平台数量自去年8月的2799家降至今年9月的2004家，大量不合规平台退出市场，综合收益率由10.08%回落至9.53%，逐步回归理性区间。
在今年全国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北京、上海、广东、深圳、厦门、大连等省市密集出台了P2P行业发展指导意见，根据不同的监管目标与监管标准，各地区在资金存管、备案材料、信息报送、信息披露等方面提出的要求存在差异。
整体来看，受政策影响，市场上不良竞争明显减少，行业开始加速整合“洗牌”，逐步回归坚守普惠金融定位，走向理性发展。
（三）监管细化 资金存管是平台合规基本
当前，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政策正趋于细化与完善。行业中，针对P2P网贷出台的法规、监管细则相对较多。
从P2P行业来看，目前《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与《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备案登记管理指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信息披露指引》、《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以下简称《资金存管指引》）已被视为是P2P网贷行业的“1+3”制度体系。
而进一步细化到银行资金存管方面，除银监会出台的《资金存管指引》外，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也发布了《互联网金融个体网络借贷资金存管系统规范》以及《互联网金融个体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规范》的征求意见稿。
据网贷之家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9月24日，共有772家正常运营平台宣布与银行签订直接存管协议，其中有538家正常运营平台与银行完成直接存管系统对接并上线。
需要指出的是，资金存管并非是P2P平台的“保险箱”。据不完全统计，有17家上线银行存管的平台出现停业、提现困难和“跑路”等问题。网贷之家研究员王海梅表示，银行存管并非是选择平台唯一的标准，投资人在投资时需认清银行存管的本质。银行并不审核项目的真实性，不保证收益，不承担资金管理运用风险，投资人还需多方观察平台的资质情况。 日趋严格、密集和细化的监管政策，尽管从短期来看，对互联网金融平台经营带来较大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推动行业的清理整顿与健康运行。
（四）风险管理须贯穿始终
风险防控始终是贯穿互联网金融机构运营的核心。 可以看到，一系列严格的监管政策所释放出的加强风险防范、维护金融安全的信号，已成为当下互联网金融从业者的共识。 技术是把“双刃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而金融科技在兴起与创新的同时，也为行业带来了新的风险与隐忧。 事实上，金融科技跨时空、地域、机构、市场的特点，令金融风险的波及面更广、更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李东荣此前在“南开金融科技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强调，金融科技的服务面扩大了，但是参与者对风险的识别和承受能力各不相同，风险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容易产生羊群效应波及社会，带来社会影响。
互联网金融平台面临着包括互联网IT技术风险、欺诈风险在内的各类风险，对于平台而言，建立完整的安全管理体系是当务之急。
有业内专家也表示，互联网金融领域“灰犀牛”已存在，行业应重点防范金融科技领域的风险，在提升机构风险识别能力与防控能力的同时，应开展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教育，加强金融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
5.结合2017年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与互联网巨头联姻事宜，论述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和推进金融改革的意义。
方向为商业银行与互联网巨头联姻，落位点仍然在商业银行创新。 截止到2017年8月底，中、农、工、建、交五大行先后与腾讯、百度、京东、阿里、苏宁强强联姻。过去银行金融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大型国有企业、地方融资平台、上市公司为主，依靠息差收入和中间业务收入就能活得很好。从2011年至今，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攻城略地”，银行传统的“存贷汇”业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着商业银行日趋改变的宏观的金融环境，具体说来： 第一，从商业银行面对的短期金融环境来看，其特点是经济进入新常态、金融市场化的影响巨大、金融监管具有双重性压力。第二从中长期环境来看，产业结构和技术革命将带来经济和金融的深刻变化：第一，行业格局发生显著变化。第三，长期环境则主要应考虑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新生代加入消费群体等，这些因素将会改变现有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环境改革，倒退商业银行必须作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此时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 未来，银行应积极向互联网化、大数据化转型，推进模式、技术和产品三大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