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经济由“保增长”到“稳增长”
摘要：从“保增长”到“稳增长”是今年经济基调的最大变化，这一变化表明中央政府试图从金融危机之后的危机思维中走出来，重回金融危机时代前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路径。2011年我国经济增速已经出现连续下滑，今年以来经济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一季度经济增长仅为8.1%，创近年来的新低。具体来看，1—5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增长8.7%，低于全年增长10%的目标。前五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0.1%，增速较前四个月继续回落。为何经济由“保增长”到“稳增长”这一话题引起我们的思考。
关键词：保增长、稳增长、经济
“保增长”是一种政府强力干预的经济发展思路，增长的背后是政府这只强有力的推手给予经济一种非市场的作用力，因此是一种人为的“保”，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的直接作用；而“稳增长”则是一种自然的经济发展思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更为隐性，是市场主导、政府为耻稳定的正常轨道。
10月底我国4季度GDP增长率预测值为7.8%，显著高于3季度7.4%实际增速，显示学界相信\"宏观回暖在年底\"。不过即便预测应验，仍难改宏观经济经历减速调整的基本事实。在一揽子刺激政策拉动下，我国GDP同比增长率在2010年1季度达到11.9%高位，此后总体呈回调走势至今。今年前3个季度经济增速持续走低，分别为8.1%，7.6%和7.4%。从预测值与实际值偏差看，今年前三季度\"朗润预测\"连续三次出现预测高估误差，显示目前经济减速具有某种\"超预期\"特点。为此也总结出了三个原因：
经济增速减缓有三个原因
为什么我国经济出现持续减速态势？外部环境影响无疑是重要原因。近年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因各自结构原因低速增长甚至濒临衰退，使我国出口需求增长受到抑制。不过分析大国经济基本表现特点，更应从自身环境和内生因素方面分析根源。从国内看经济增速减缓有三个层面根源。
一是长期原因。中国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正经历峰值期并将趋于下降，加上年轻劳动力供给增量趋于减少，会逐步对潜在供给增速产生某种收敛作用。另外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可比人均收入差距缩小，也意味着潜在后发优势发挥空间逐步收窄，制约潜在供给增速。长期结构因素变动，可能已使中国潜在增长速度从早先两位数高位收窄到一位数水平。虽然难有精准估计，但结合观察我国经济近年基本宏观经济指标组合表现，有理由推测目前长期潜在供给增速应已从早先10%左右下降到目前8%-9%。
二是周期原因。调整上一轮景气周期累积矛盾与失衡因素，客观要求一段时
间减缓经济增速。例如中国央行总资产世纪初十年从3.83万亿元增长到26.9万亿元，共增长六倍。同期广义货币M2从14万亿元增长到73.4万亿元，共增长4.2倍。然而同期我国实际GDP增长约1.7倍。货币扩张过快，伴随经济增长偏快偏热，通胀压力挥之不去，资产价格间歇飙升等失衡现象。经济适度减速对调整宏观金融过度扩张累积矛盾具有必要性。
三是短期原因。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及国内经济快速下滑形势，2008年底我国出台一揽子刺激经济措施，对稳定当时就业形势与助推宏观经济2009年2季度开始V-型回升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刺激措施毕竟是通过透支未来收入与需求发生作用，好比采用激素治疗方案后患者身体会有一段时期出现不适症状一样，刺激措施\"功成身退\"后会由于\"透支回补效应\"派生经济减速现象。例如我国刺激政策包括2009-2010年对汽车业提供降低购置税和下乡补贴，刺激我国汽车产销量从2008年965万辆和936万辆，分别跃升到2009年1420万辆和1362万辆以及2010年1875万辆和1804万辆，两年产量累计增幅高达94%。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已居世界第一。常识告诉我们，中国这样汽车大国市场供需长期增速不可能总是维持在30%-40%超常水平。
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两年井喷式增长对汽车未来供需潜能大幅透支需要减速回补，刺激措施退出后2011年产销量增速双双剧降到1.8%，今年上半年销量增速为2.9％。另外刺激政策推动钢铁业反弹、地方融资膨胀、房地产扩张，这些领域也都发生后续透支回补效应。
需告别传统调控模式
应对目前经济减速形势，需告别\"刺激经济保增长、行政干预抑通胀\"调控模式。应在继续目前温和宽松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基础上，趁势实施经济调整方针，着力推进关键领域改革，为新一轮自主性景气增长到来积极创造条件。
目前经济增速低于潜在长期供给增速，需要实施温和宽松的宏观政策以避免经济增速过度下滑。近来中国政府实施的积极审慎的稳增长保增长政策，大体符合温和宽松政策范畴。最新数据显示的宏观经济明显企稳回升动向，说明前一段温和宽松的稳增长措施正在产生预期效果。在实施逆周期宏观调节政策的同时，需总结过去十余年宏观调控实践经验与教训，对开放型市场经济下宏观调控政策的功能、目标与定位加以反思，针对转型期宏观失衡现象的深层体制根源进行调整改革，使短期总需求管理政策与长期结构性改革措施形成合理匹配与动态协调。
因此，当我们实施积极宏观政策保增长的同时，需明确应保或力求的是自主性与内生性增长，而不是刺激政策催生的增长；是准入公平与鼓励竞争的增长，而不是维护垄断前提下的增长；是品质提升惠及民生的增长，而不是质量低下和
运营粗放的增长；是稳健与可持续增长，而不是失衡累积难以持续的增长。宏观政策基本功能应回归调节总需求，不能指望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所有深层结构问题。
政策重心应转向\"调控\"与\"改革\"
要创造新一轮自主性、内生性与可持续的景气增长，就必须把政策思路与重心转变到调整和改革方面，在破解深层结构问题和理顺机制方向下工夫，为宏观景气增长奠定微观行为基础。中国改革议程千头万绪，从培育自主性景气增长基础要求看，以下几方面改革议程具有特殊意义。
一是要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引入新规范使小产权房逐步有序合法化，完善市场经济基本产权制度。二是扩大民营企业准入，减少政府对投资核准与审批范围，力推企业减税减负改革，给企业家能力发挥创造更大空间。三是加快深化汇率与利率体制改革，创建与开放性大国经济需要相一致的现代宏调架构，并为根除金融抑制和治理资产泡沫创造体制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