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范文网 活动方案

建言献策活动方案(精选多篇)

发布时间:2020-04-18 12:38:22 来源:活动方案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手机版

推荐第1篇:建言献策

建言献策

1.面对三网融合,广电网络的优势在哪里?

答:有以下几点:(1)是内容资源优势,几十年来,各级广电媒体,尤其是中央和省级媒体,积累的资源是巨大的。除了各类新闻、专题资源以外,还拥有大量的电影、电视剧,这些资源经过数字化转换之后,都可以得到开发和利用,是广电宝贵的丰富的战略资源;(2)是频谱资源优势,开路电视发射的频谱资源,微波、卫星传输的频谱资源,有线电视网络的频谱资源等等,这些由历史形成的、具有很强垄断性的资源是广电光电竞争力的核心资源;(3)是网络基础设施优势,广电网络是由无线、有线、卫星等多种技术手段组成的,随着网络数字化整体转换和NGB的推进,广电网络技术上形成的优势会更强大;

2.你对广电网络未来的发展定位有什么思考?

答: 广播电视有线传输网络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和很大的公益性,客观上要求实行统一管理和经营。可以借鉴运用运维体系的发展定位思路,以提升客户体验为导向进行网络运维转型,可以在机顶盒服务,双向网服务等全方面提升客户对以往电视的不同体验。 3.你认为集团公司目前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

答:首先,广电网络建设缺乏健全的管理制度和完善的市场机制。其次,广电网络建设对技术水平要求较高,在建设过程中需要一支高技术水平的团队来完善广电网络系统的建设。最后,广电网络建设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对网络线路的质量和耐用性能要求较高,但是目前我国广电网络建设缺乏稳定的财政拨款支持。线路老化严重。

4.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答: 1.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市场机制;广电网络的建设需要制度的约束来保障建设的质量。2.建立一支高技术水平的人才队伍;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电网络在建设过程中离不开人才力量的支撑。3.解决线路老化问题。采用先进的光缆传输设备,改变传统的架空光缆的方式,利用地埋光缆的形式来增加线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及时对老化线路改造和升级。

推荐第2篇:建言献策

半拉城子社区老科协建言献策

老科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党的“十八大”指出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社会发展离不开科技,科技是生产力。

社会发展,经济振兴,都离不开科技。工业、农业、航天等行业都要以科技为推动力。科技发展了,社会就进步了,经济也就发展了。 老科协就是利用和挖掘社会闲散科技力量,将闲散的科技力量再次集中和利用,成为社会发展的补充力量,发挥老科技工作者的余热。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发展较快,各行业都能注重科学技术的研究。国家科技人员队伍不断壮大,在各个领域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知道,国家老科协研究人员

七、八十岁的有很多还工作在科研的第一线,他们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奋斗一生。有的科技人员在生命的最后,打着点滴还不停的工作,来完成未完成的科研事业。他们不为金钱、不怕疲劳、不怕疾病的折磨,有的牺牲在研究工作的第一线,看得出老一辈科研人员热爱科学,热爱祖国的精神。

在社区退休的科研工作者也较多,一些人员在家闲着,浪费知识,浪费科研成果。有的是老教师,有的是农业科研人员,有的是工业战线的科研人员。如果社区将他们重新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余热,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乐。将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

社区的老教师贾德福,德高望重,知识渊博。我们把他动员出来,给社区中的老年人将健康知识,发挥他们的作用,社区中的老年人学习了健康知识,并掌握了健康知识,身体才能健康。身体健康不仅仅个人省钱,同时也是一笔社会财富。人们对自身健康的重视,标志着社会的进步。无论是人类自身的发展,自我价值的实现,还是社会发展的参与和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都必须以自身的健康为前提,没有健康的身心,一切就无从说起,也无法实现。

阿城原种场也是农业试验单位,有一定的科技涵量,无论大田种植,还是大棚蔬菜栽培,都需要科研技术,企业内部有科技人员,根据各种种植的需要讲解种植的技术,让企业职工多掌握种田技术,增加经济效益。根据季节,种植品种的需要,由科研人员讲述科学技术,每年至少两次,受益人达百余人,使企业职工提高了科学技术知识,经济效益有较大的提高,职工相信科技,信任科技。

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社区缺乏老科协工作的经验,希望上级多组织培训和学习。

二、在开展活动时涉及一部分经费,使有些活动受限制,上级是否拨部分经费,有利于开展工作。

河东街半拉城子社区

2013年7月30日

半拉城子社区老科协建言献策

老科协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东街半拉城子社区

2013年7月30日

推荐第3篇:建言献策活动总结

税务庄街道办事处

积极开展“献计献策”活动

为深入推进廉政使者活动,切实发挥廉政使者的作用,发挥街道干部群众参与廉政勤政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大限度地把干部群众的聪明才智凝聚到街道廉政建设上来,按照区廉政使者指挥中心转发的市纪委《关于在纵深推进廉政使者活动中扎实做好几项重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开廉使中心【2010】3号)文件的要求,我街道结合各社区廉政使者活动中心精心组织、合理谋划,在辖区范围内开展了“为优化发展环境进一言,为党风廉政建设献一策”活动。

为搞好此项活动,我街道专门下发了文件,明确了开展此项活动的意义。活动开始后,各社区廉政使者活动站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以主人翁的心态,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和支持反腐倡廉建设,紧紧围绕优化发展环境,促进党风廉政建设这一主题,纷纷献计献策,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提出涉及办事处依法办事,规范服务方面、使用文明语言,执行文明礼仪方面、不准以权谋私或故意刁难服务方面、“十个不准”、“八个严禁”执行方面、公开服务承诺执行方面、工作人员廉政建设方面、机关工作作风方面等方面的几十条建议。

我街道廉政使者活动中心对此次活动采用了召开座谈会、走访等形式,坚决做到开诚布公,杜绝了走形式、走过场。通过此次“献计献策”活动的开展,一方面使廉政使者真正成为了联系群众、倾听民意诉求的纽带和桥梁,另一方面,使街道的发展更加贴近群众,通过集思广益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街道反腐倡廉建设纵深发展。活动共收到意见和建议46条。

税务庄街道廉政使者活动中心

2010年11月24日

推荐第4篇:建言献策活动制度

建言献策活动制度

针对发展现状,新任局长上任伊始,便要求全体职工积极建言,为全面工作质量和水平,构建和谐发展的工作氛围,推进事业发展献计献策。活动的开展得到了全局广大干部的积极响应,建议和意见征集活动开展以来,已经征集到业务工作和规范化管理、作风建设、队伍建设和廉政建设等方面十几条意见和建议。通过征集意见和建议,和谐了机关的工作氛围,调动广大干部参与管理、当家作主,为事业发展建言献策的积极性,密切了干群关系、同志之间的关系、科室与科室之间的关系,增强了主人翁意识和做好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集体荣誉感。

局长组织领导班子对征集的意见和建议进行疏理并归纳,结合过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工作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三项要求”。

一是要求提高工作规范化水平。按照“靠制度管人、按规范办事”的原则,进一步建立健全覆盖机关各方面工作的规章制度和运行规范,加强业务管理、机关政务管理、机关财物管理的规范化建设,促进全体机关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制度办事,严格遵守工作程序,减少工作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不断提高工作规范化程度。

二是要求提高队伍整体素质。突出政治理论、时事政治、法律法规、新的理论和技术方法等重点,把机关学习纳入经常化轨道;坚持周五学习日制度,把机关学习纳入制度化轨道;修订完善学习考核、奖励等制度,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促进人员全面发展,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三是要求加强廉政建设,保持良好形象。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强廉政教育和思想作风建设、廉政制度建设,加强廉政监督检查和违法责任追究,教育全体干部职工增强廉政意识,坚持依法行政、廉洁从审,严格遵守廉政纪律和规定,努力维护机关的良好社会形象。

推荐第5篇:建言献策1

建言献策

一、优化投资环境,继续促进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一) 转变服务模式,提高工作效率,优化投资环境

要加速建设服务型政府,切实做到一言一行,都以服务人民群众为依归,服务型政府是一种崭新的政府模式,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要通过政府创新,逐步把主要职责转到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方面,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实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和谐发展。

构建服务型政府,要以公共精神为指引,以公共价值为追求,以公共利益为宗旨。因此,这就要求每一个政府部门对自身服务职能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从细节小事做起,在最大范围内保障社会个体的权利,只有这样,为老百姓服务才能落到切实可感的层面,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才能最终实现。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

加强职能部门经济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服务效率,创造良好的经济投资环境,加强接待工作,树立政府机关对外交往的良好形象。各县市要继续重视接待工作,充分认识接待工作的重要性,探索接待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加大介绍德宏、宣传德宏的力度,努力做好与接待对象的交流、沟通、服务工作,争取各方力量的支持,促进全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发挥煤炭综合开发优势 构建煤基多联产业链 促进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

努力促进市场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并以“三化”市场建设为抓手,强力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和市场环境专顶治理工作,努力为群众营造安全、整洁、繁荣的城乡市场环境。工商部门应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各级党委、政府要有充分的重视,相关部门应予以大力支持,通过深入推进市场环境专项治理,有效调动了市场业主的积极性,有力促进“三化”市场的创建。

(二) 充分利用新郑煤矿资源优势,构建煤基多联产业链,促进煤炭工业可持续

发展

我市目前发现并开发我们所拥有的煤炭资源,这对于促进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可否认,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但煤炭毕竟是不可再生资源,终有枯竭的时候。如果把煤炭开采业作为我市经济的最主要支柱,随着煤炭资源枯竭,煤炭开采量的减少,我市的经济必将面临困境。同时,目前我市对煤炭资源的利用还处于初级阶段。仅把煤炭作为原材料或燃料对外出售,或仅把煤炭加工成初级化工产品,因此,煤炭工业的产业链较短,所带来的附加值也不大。

鉴于此,我市应对煤炭进行深加工,延伸煤炭工业的产业链,积极发展以煤化工为基础的精细化工,同时大力发展煤化工产品的下游产品,极大提高煤炭的利用率,充分挖掘煤炭的可利用资源,由此,一方面可节约宝贵的煤炭资源,减少煤炭资源的过度开采;另一方面也可保证煤炭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加大煤炭的附加值,同时也能保证在煤炭开采业不景气的时候,我市的经济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努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以满足区内市场下游产业和农业生产需要为目标,规范发展电石、焦炭等产品,适度发展煤制化肥产品,积极发展煤制油、煤制甲醇和烯烃产品,推进我区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

以市场为导向,坚持宏观调控,合理有序开发煤炭资源,大力发展煤电、煤制油、煤化工、煤焦化、煤气化和煤层气等优势产业拉长煤炭产业链。

在发展煤炭产业的时候要注意吸取其他省市开发煤炭资源的经验和教训,全

力避免煤炭企业传统 “快速建井、强力开采、废物排放”的发展模式。坚定不移的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 促进企业引进人才,增加创新动力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没有创新,企业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创新人才是企业生命中的细胞,没有细胞,企业生命也就终止了。一个企业创新人才越多企业就越有活力,发展也就越快。因此,要保证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发展,企业就要引进人才,尤其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在企业引进人才的过程中,必须明确政府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中的责任,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和激励作用,制定并落实我省鼓励、扶持企业自主创新的各项具体优惠政策措施,建立资助、服务、奖励三位一体、以奖励为主的创新激励机制,强化企业自主创新动力机制。

“打仗时需要粮草先行,而企业发展应是人才先行”只有谨记这一点才能更好的促进企业人才的引进,而科技创新是一个企业、一个地区发展的不竭动力。只有始终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不放,抓住核心竞争力不放,任凭市场风云如何变幻,我们的企业都将立于不败之地。

二、改善城乡居民生活环境,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一) 增加城市绿化面积,尽力做到“美化、绿化、净化”

绿化美化工作是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途径。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改善生态环境,美化城市景观,提高环境质量,打造“城在林中,林在城中,人在景中”的生态环境,既是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的需要,也是文化建设的要求。

在绿化中要坚持五面绿化:水、地、路、墙(包括阳台)、屋顶,立体保证城市的绿化面积和质量。因地制宜,不能为了一时的漂亮而忽视我们的具体情况。

要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节约城市绿化用地,通过拆房建绿、拆违还绿、拆墙透绿、见缝插绿等形式增加城市绿量。要结合旧城改造,严格控制建筑密度,置换出一定的空间进行绿化美化。

(二) 城市卫生的综合治理

要时刻按照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去保持我们城市的综合卫生,尤其是城市道路死角、下水道、居民楼道卫生。要完善工作机制,推动工作开展。坚持和实行四项工作制度,确保城市卫生的长久保持。一是坚持实行周检查、月评比工作制度;二是坚持实行督办制度,对领导批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的、群众来电访和创建检查中发现的各种问题,及时下达督办通知书,明确标准,限定时限,督促整改。

切实做好各项工作以保证城市人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干净卫生,给人民创造一个更舒适的、优美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出台相关的城市卫生管理条例,将常见的不文明行为与惩处挂钩,该罚的罚、该批的批。使这些不良的行为受到谴责和约束。

搞好宣传教育,营造浓厚氛围。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如可以将每辆出租车都变成一个流动的文明卫生宣传小站。广泛开展宣传动员,增强全民的城市意识,卫生意识,充分调动人民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全民共同保持卫生的良好氛围。

建立城市管理志愿者队伍。对学生、市民提出做志愿者服务的要求入并与相关的一些政策挂钩。如对学生做志愿者服务的要求可与学校合作,作为学生必须完成的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可与相关的职称晋升、大宗福利待遇等

相结合。

(三) 政府拨款、乡民出力,共建和谐新农村

市政府今年将安排专项的启动资金,用于各村委会(社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及卫生环境的整治(例如:建垃圾池、修建公厕、修理污水排放设施等等)并排除专门的工作组进驻村落,对这些工作进行监督指导,以保证资金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切实为农村的卫生情况的改变尽力!

政府出一定的资金,在施工方面可以动员百姓一起动手,利用农闲时间,在有关专家的指导下有步骤的合理的建设农村排污,和街道整治。进一步加大农村卫生整改的力度,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四) 一切从实际出发,合理处理乡村生产生活垃圾

农村垃圾杂乱多。农村垃圾主要包括村民生产生活垃圾、建筑工程垃圾、工业垃圾等,所含成份复杂,数量巨大。这些破坏了农村的生态环境,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只要到农村去走走,就不难发现一堆又一堆散发着恶臭的垃圾长期堆积在地,严重污染人们的生存环境,大片的生活垃圾暴露堆放,既污染水源,又有碍观瞻。

但由于农村的经济和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农村不可能像城里一样,有专门的清洁人员和垃圾处理设备和技术,也不可能让牲畜像人一样很好的遵守卫生规范,但农村也应该保持好一个好的卫生条件,以保证农村居民也有一个适宜的居住环境。

可以通过刷写卫生公约和宣传标语等形式,慢慢使群众改掉陋习,让讲究卫生成为群众的一种自觉行为。

还可以与村民自治相结合。把垃圾定时倒、定点堆写进《村规民约》,来进一步约束乱堆乱放行为。通过树榜样,立典型促进村民卫生意识的提高。

多管齐下,切实促进农村环境的治理工作有效有序的展开。

三、加强文化建设

(一) 加强城镇居民道德教育,提高市民整体素质

市政府应该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加强居民的道德教育,尤其是敬老爱老教育,继续推行60岁以上老人乘车免费制度,但要切实进行好监督工作,对于一些不尊重老年人,对老年人不尊重,甚至恶言相对的司乘人员予以严厉的批评教育,严重的可以处以罚款及其他处罚。让老年人切实感受到市政府的温暖,对一些态度好的,要予以表扬,鼓励广大司乘人员向其学习。

要在学校内推行更多的道德教育,是我们培养的学生在德育方面得到更进一步提高,用学生影响家长,以更好的推进道德教育进程。

文艺人员要多编排有关道德教育的节目,进行巡演,有关部门要多举行活动,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道德的重要,全面提升市民的整体素质。

开展各种学习活动,以传统文化促进市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塑造示范典型。可以开展“新郑市十大爱心使者”等类似的评选,以促进全社会的整体道德素质的提高,提高市民的整体素质。

(二) 继续进行文化下乡,丰富乡镇居民的文化生活

为了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繁荣农村文化建设,我们应该继续组织开展“送科普书籍、送电影、送戏”等形式多样的文化下乡活动(简称“三送”工程),并将该工程列为重要的民生工程之一。文化下乡工程的开展,把优秀的精神食粮送到了基层和农村,为群众赠送的书籍深受农民朋友的欢迎。

但以后我们要更加注意的是“种文化” “送”文化下乡只能给基层送去一时

的满足,而“种文化”才是基层之需、百姓所求,只有通过“种文化”才能让百姓获得长久的滋润,为建立农村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建始在“送文化”的同时,逐步转变工作思路,变“送”文化下乡为“送”和“种”相结合,以“种”为主,浇灌、栽培乡村文化的种子,扶持和培训农村文艺人才,为农村留下一支自己的文艺队伍,满足农村群众对文化的渴望和需求。

这样才能从更好的解决农村文化缺失,满足农民群众的要求,更好的促进农村文化环境的优化。

(三) 统筹兼顾,增加文娱设施

要估计更多社会阶层,更多年龄段的需求,有组织,有计划的增加文化娱乐设施,现在我国正在老龄化的时期,政府应考虑多增加一些适合老年人的文娱设施,不能只是一味的满足青年人的健康娱乐需求。

应该建设好老年综合文化活动室。各镇(街)也应都建立了老年学校及老年活动室,在有条件的村建立老年活动室。为老年人切实过上“老有所乐”的幸福生活创造了良好休闲、娱乐环境。

解决了场所问题后,有计划地组织广大老年人参加各种学习班、书法绘画比赛、舞蹈大赛和各项社会公益活动,使他们锻炼了身体,陶冶了情操,丰富了知识,焕发了青春。为真正使广大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乐”,我区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助老服务活动。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和谐社会的进步,才能更好的促进社会文化环境的优化。

推荐第6篇:企业建言献策

我为企业发展献策

领导如何提升领导力,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影响领导的领导力的最深层因素——动机。

麦克里兰通过大量的研究,发现人们身上普遍存在三种动机,它们是:

1、成就动机。即不断地追求更新、更好、更有效、更杰出,是不断的自我发展和追求成功的趋势。

2、亲和动机。即时时刻刻都希望能与他人有一个温暖、温馨、舒服、友好的环境的心理倾向。

3、影响力动机。即领导他人的愿望和行为,影响力可以表现在很多不同的方面,如很想发展别人,看着别人成长。影响力动机高的人能针对被领导者的个人或团队绩效需求来采取适当的领导行为。

每个人拥有的这三种动机的组合强弱则各自不同。

像我们晨晖一样,中国存在大量的企业,已经经历了创业期,处在需要做强做大却遭遇发展瓶颈的境地中。这些企业往往有这么一些共同特点:公司是最先由老板带领一班人马打天下,抓住了市场机遇,在竞争不充分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创业阶段利润较高。伴随竞争越来越充分,公司又需要进一步扩大时,老板发现一个人照看不过来了,要定战略、建机制、理流程、培养人才队伍,公司开始就不好转了。老板过去是业务能手,现在要把业务交给手下去做,却发现捉襟见肘,不是业务流程出问题,就是下属成不了事,授权不了多久,不得不又收回来自己亲自披挂上阵。

这些企业中,只有少数能突破瓶颈做强做大,多数则是继续在瓶颈中徘徊甚至走下坡路。 我们不妨从“少数”和“多数”中各取一个案例来了解一下实际情形。

A公司是一家主营高科技产品的销售代理公司,每年的营业额大约2亿元,在老板的带领下,从无到有,在短短的四五年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现在,公司面对利润率不断下降和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的现实,公司特聘请了知名的咨询公司来帮助公司提升组织管理水平。在咨询项目进行期间,顾问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发现老板是公司最聪明、最勤奋的人,里里外外一把抓,忙得不亦乐乎,有时候甚至前一个小时在医院输液,后一个小时就到了公司会议室评审咨询项目成果;有时候老板出差,遇到项目评审等上一个月等老板回来拍板是常有的事。倒是那几个部下看起来有点闲庭信步,开会的时候老板最先到,好不容易等齐了人,一会功夫就有不少人跑出去接电话了,一去不复返。最后老板拍板,说就这么干,可执行起来又碰到一堆问题,部下做的事情就是达不到老板的要求。咨询项目结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实质性推行下去,公司原有的瓶颈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B公司是一家高科技制造与销售公司,目前每年有4亿元的营业收入,它的发展之路与A公司有点类似,也面临二次创业的境地,聘请了咨询公司来帮助公司解决组织与管理问题。所不同的是,B公司的老板较早的时候退出了公司的日常管理,由常务副总、生产副总、营销副总等领导班子共同主持公司事务;为了搭建这个班子,老板反复考察了不少人才,为了某个关键的位臵,还不留情面地撤掉了某位同甘共苦多年的功勋创业元老;老板虽然积极参与公司重大事务的讨论,但他似乎更愿意在旁边冷眼旁观,无论副总们吵得如何不可开交,只要最后他们能得出较好的结果,他可以做到一言不发,只有局面严重偏离正确的方向时候,他才出来调节几句。顾问还发现,在领导班子中,对于一些疑难问题,老板往往能更快地发现本质所在,且拥有比其它副总更深的洞见,但是却很少直接说出来,而是更乐意让其它人去发现这些问题。然而一旦老板决定了做某件事,部下们执行起来有如奉行圣旨。咨询项目很快得到了落实,部分运行的咨询项目甚至已经为公司的某条生产线带来了效率提升70%的大好收获。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的管理瓶颈逐步突破。

以上两个案例,A公司比较能代表了“多数”的在瓶颈徘徊的公司,B公司基本代表“少数”突破瓶颈的公司,尽管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在组织管理方面采取了类似的措施,结果却大相径庭。不难看出,二者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都注意到了战略、组织、流程等的重要性,然而造成二者差距的最根本原因是——领导。

就像A公司的老板一样,那些借助了大量的咨询也无法获得突破的公司的问题在于,公司管理有余,领导不足,其原因又在于,公司的第一领导(老板)还停留在打江山的阶段,放不下创业时获得的成就感的那些喜悦,还沉浸在个人能力可以解决公司的大多数问题的迷思中,即便生病输液了,还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能解决问题。这样,公司在实际上面临更大的业务时,却还在用创业时期的组织方式运作,瓶颈当然难以突破。这些老板,跟诸葛亮其实很类似。

三国时的诸葛亮是蜀国的事实意义上的领导,表面看来,义胆忠肝,高风亮节,以光复汉室为己任,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更深层次的看,他的个人荣誉感很强,处处给人留下足智多谋、神机妙算的印象,因此凡事“山人自有妙计”;事必躬亲,最后活活累死,在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背后,是他自视甚高,不放心他人的心理,因此他很少教导和授权他人,真正到了分身乏术,需要授权的时候,平时没有得到锻炼的下属无法承担突如其来的重大责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表明诸葛亮身上的成就动机是最强的,因此我们能理解,为什么他会突出个人,处处表现自己(当然这种表现手法很巧妙),对于那些关系团队长远利益的事情,特别是使他人成长的事情,他很少做。

B公司的成功,主要在于老板真正起到了领导作用,通过有效的领导力(影响力),公司拥有良好的崇尚执行和效率的氛围,通过组建领导班子,公司的重大职责实现了有效分工,老板得以从事务工作中解放出来,从事战略、组织、流程、人才队伍建设等公司在二次创业的时候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而领导班子成员也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由此可见,领导力的最核心要素就是影响力动机(对于领导力的其它要素,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讨论)。而动机是隐藏在人们最深处的东西,所以,领导力的最深层要素就是影响力动机,是不易被人察觉的隐性因素。这就不难理解,作为领导,诸葛亮为什么在影响他人、发展他人方面做得不好,因为他的本性驱使他做突出个人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然而,一个成就动机高的人,要做到像B公司的老板那样来领导公司,殊非易事。在公司发展起来后,要处理功勋级的创业元老,就像曹操绑架徐庶的老娘一样,要背上骂名的;而像B公司老板那样在会议上刻意保持低调的做法,对于那些才艺过人,在业务上出类拨萃的老板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就好比要诸葛亮不再说“山人自有妙计”一样,必定是心痒难耐的。

因此,快速发展企业要突破瓶颈的第一要点在于:领导。只有公司拥有必要的领导力,才可能突破原有的组织方式,才能够让战略、组织、流程、人才等要素实质性的有所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少数公司能突破瓶颈的原因。

清楚了问题所在后,解决的方式其实就比较清晰了,那就是不同阶段的领导人如何管理、调整好自己的动机。关于这一点,松下幸之助的关于自己职业生涯的一句总结性的话,或许可以给多数遭遇领导瓶颈的公司很大的启示: “当我的员工只有100人时,我要站在员工的最前面,指挥部署工作;当员工1000人时,我必须站在员工中间,恳求员工鼎力相助;到员工达到10000人时,我只要站在员工后面,心存感激即可。”

这句话其实代表了企业发展的三个阶段。“当我的员工只有100人时,我要站在员工的最前面,指挥部署工作”相当于企业的创业阶段,这个阶段老板要带领队伍冲锋陷阵,这时的老板很多事情需要亲力亲为,以身作则,必须有很强的成就动机;

“当员工1000人时,我必须站在员工中间,恳求员工鼎力相助。”相当于企业的壮大阶段,这个时候,企业的组织规模扩大了,老板必须从前线撤回来,要在战略问题上付出更多的精力,同时必须培养和管理好更多能冲锋陷阵的人才。这个时候,老板需要降低自己的成就动机,避免上前线打胜仗赢得功劳的冲动,同时提升影响力动机。

“到员工达到10000人时,我只要站在员工后面,心存感激即可。”这时企业算是发展到很成功的阶段了,有点类似于道家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大道无为的境地。

万科的董事长王石或许可以算是一个典范。他在48岁事业巅峰状态下让出总经理的位臵,代表个人角色的重大改变(据他本人称,过程很痛苦)。担任万科总经理的那个王石冲在第一线,据万科人事部统计其未休年假累计达半年之多,与很多创业期的老板相似,成就动机很强;退出一线后,担任董事长的王石则致力于扩大影响力,特别是公司外的影响力,为万科领航,影响力动机很强。

华为公司在很多年以前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培养更多的具备领导力的人才,公司聘请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做动机调查、模拟培训、领导力发展计划等一系列措施来提升公司领导力。总裁任正非曾说,我们要把那些真正懂得管理的人找出来,让他们承担管理责任。

总的来说,动机由于根植于人的最深处,是最难改变的,我们有句古话,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就是这个意思。诸葛亮终其一生,就是做不好一个领导,或许他没意识到动机这个问题,但是对于他这种成就动机极强的人来讲,要改也是很难的。所以最终出师未捷身先死,遗千年之憾。

但是,只要意识到这个问题,通过持续的努力,借助一些必要的辅助措施(如领导力发展计划),也是可以逐步实现的。王石的个人努力,华为的整体努力,所取得成功,都是很好的明证。

今天,在知识经济形态下,无论是企业领导还是大小团队负责人都越来越需要领导力。正是由于动机的难于觉察和难于改变性,我们更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作为部门领导,同样也要注意培养自己的影响力动机,克制自己的成就动机。有了影响力动机后,如何提升自己的领导力。

提升领导力最重要的是提升影响力,影响力分为“权利影响力”和“非权利影响力”,“非权利影响力”是最难模仿的,同时又最能影响别人。多数人喜欢“魅力”,而抗拒“权利”。所以平常要注意自己的品质修为,提升自己的“非权利影响力”。领导不等于压制,而是说服别人为一个目标共同努力的艺术。做一名有影响力的领导,就要提高你的情商,化不满为建设性的批评,去创造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形成高效率的合作团队。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确定战略目标。战略目标下的合力才是真正的合力,如果我们这个团队形不成一个战略目标,光靠哥们义气是不行的,大方向是确定不下来的,你不是在统一理念下,统一理想下的行动,这个团队肯定是一盘散沙的团队。当然目标里也应包含员工的待遇目标。目标是明确的,不能动摇的,不论有多大牺牲,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决心是一往无前,是战无不胜的。从指挥员的角度思考,他要有主意,有行动计划,他要部署他的方案。从战斗员的角度思考,他要懂得排兵布阵,会用人,要形成支撑点,要形成战斗力。

第二、明确岗位和职责分工。要靠科学的方法把整个队伍分好工,能够把岗位描述得非常清晰,能够形成合力,形成互动。团队不是团伙,它需要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为什么有的团队个体素质比较强,群体作用发挥的不好?有的团队个体素质不是那么太好,也没有几个硕士博士,但是这个团队能够成就大事,能干成一些不平凡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团队的一把手能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是用十个手指头而不是用一个指头把所有的键盘都弹得活蹦乱跳。团队要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要形成合力,但是也必须要有主旋律。这个主旋律一定是靠核心团队,这个主旋律一定是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一定发自于总经理。

第三、明确管理架构。就如穿针引线,团队的领导是针,员工是现,所有的线必须穿到领导的针孔,不能一根线穿几个针孔或没有穿到针孔。要做到针一动,线全往同方向动。所有中层管理者对上是一条线,对下就是一根针,所以要学会角色转变。注意维持动态架构,提升有能力的下属。

第四、制定规章制度。根据一个阶段内的工作目标或者工作方向来确定你的游戏规则。如果你的游戏规则确定不好,你的工作就会乱套。为什么象棋走不乱?因为有规则,车就是走直线,马就是走日。我说这个划棋盘就是你的基本思路,你的流程,你的决策后的执行方案,这是必须要做的一步,这是你的工作规则。

第五、抓短板。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不管走到哪一步,我们都要知道目前主要毛病在哪里,更要清楚我们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哪里,我们的弱项在哪里。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不同的阶段清楚我们的短板在哪里。

第六、提高说服能力。说理能力强不强,直接决定了你的决心能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推进和贯彻。演讲能力、说理性是一个领导必备的技能。你要把你的理念和认识变成你部下的行动。一个人说服另外一个人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我们团队的行动,我们的执行力,推进的阻力不是来自于外部,不是来自于我们的资金匮乏,也不是来自于政府不支持,都不是,是来自我们团队内部的理念统一不统一,合力形成没形成。你只有把大道理讲明白了,团队目标统一了,你才能把内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能说我是老总,你就照着干。一个不会调动人的领导,是一个能够累死的领导,是一个跳光杆舞的领导。要学会动员人,要学会调动人,要学会激发他人的潜能,要能够激活员工的情绪。说理不能光靠嘴,光靠嘴皮子不行,这是光说不练。说理一定要用心,要用情,要真诚,都是实实在在的道理,不能一味空洞地说教,一定要用实实在在的道理来调动人。

第七、宽胸怀。当领导,当管理者没有胸怀,没有容量,容不了事情,那么你肯定成就不了大事业。要带领一群平凡的人干出一些不平凡的事业,但凡人都是有毛病的,那就要看带队伍的管理者能不能包容,能不能发挥好大家的长处。换句话讲,就是你有多大的胸怀,你才有多大的团队,你有多大的团队,你才有多大事业。有的人耳根子软,愿意听下属打小报告,且不经过调查就轻易相信;有的人爱打听小道消息,爱品头论足,背后说下属的不是,那他一定成就不了大事。

一个团队里面,如果要形成一个健康文化,团队的领导、核心成员必须都很阳光,都很简单才行。我们常说积极人的心像太阳,走到哪里哪里亮,消极人的心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你只有用积极的、阳光的心态去看人看事,下面的人才不会很敏感、才不会无所适从。干什么事情都拿到桌面上,很直接,很简单,也很包容。所以容量是我们管理者的一个素质,如果没有一个大的容量,看人老往下水道里看,你再好的专业,再好的知识也发挥不出来,你的世界观就是一个灰暗的世界观。容人才能容事,要待人宽厚,一定学会给人机会,还要给人耐心,给人鼓励。一味挑剔不行,要学会赞美别人,学会赞美同事,学会赞美朋友。当然这个赞美不是虚伪的,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境界。

总之,真正领导力的提升,知识和专业比什么都重要,我真不希望我们的管理者变成一个万金油,一定要各有所长,各有所专;比知识和专业更重要的是素质,一个人有了一定的专业基础,有了一定的知识,但是素质很低,素质不全面,仍然发挥不了你的作用;比素质和专业更重要的是觉悟。如果一个人没有觉悟,不知道该干什么,不知道能干什么,他永远没有成果出来;比觉悟更重要的是动机,领导在日常工作中要克制自己的成就动机,诸事都从影响力动机出发,这样才会真正成为一个领导力强的领导。

以上是我自己粗略学习了解而得的体会,若有错误的、不成熟的地方,还请谅解。我会不断学习改进和提高。

推荐第7篇:组织工作建言献策

按照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分析检查阶段的要求,12月18日宣传部文明办召开全体党员组织生活会,每位党员按照会议要求一一发言。本次组织生活会不仅是广泛评议会,也是集体学习会,达到了学习调研有收获、自我剖析有深度、未来工作有思考的预期目标。

围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主题,结合对未来宣传工作的思考,宣传部文明办提出“五加强”。一是加强学习,深入思考。结合朝阳区50年发展变迁和奥运七年筹办历程,总结经验,研判形势,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和研讨,加强学习型组织建设。二是加强调研,深入基层。树立以人文本理念,打破以“会”为主的工作现状,畅通各种渠道,开诚布公,广纳意见,广泛了解基层需求,加大对基层的指导服务力度。三是加强创新,破解难题。结合朝阳区功能定位和2009年工作重点,分析和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深入研究引领区域发展的文化形象和代表区域形象的城市精神,切实发挥宣传思想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在推动区域发展中的优势作用。四是加强沟通,统筹兼顾。对现有宣传工作资源进行梳理和总结,特别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奥运期间形成的互动沟通机制,建立统筹兼顾的长效机制,努力实现宣传工作效果最大化。五是加强修养,完善自我。一方面要处理好个人进步与事业发展的关系,审慎做事,宽广包容;另一方面要注重党性修养,严格自律,克己奉公。

推荐第8篇:反腐倡廉建言献策

关于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建议

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确保纪检监察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现就“如何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提出如下工作建议:

一、完善思想教育机制,筑牢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

1、重点抓好权力观教育。开展主题鲜明的权力观教育,教育党员干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能以权谋私、滥用权力;教育党员干部始终保持谦虚谨慎、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决不能好大喜功、奢侈浪费;要求党员干部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检查自己执政为民的思想树得牢不牢,能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手中的权力。

2、突出抓好作风教育。教育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把反对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为端正党风政风的突破口来抓。采取干部说、党员提、群众议等方法,摆现象、谈危害、查根源、找对策,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触动。同时,组织党员干部到贫困山区,到特

1 困户和困难职工中,访贫问苦,体察民情,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解决上访信访中提出的问题,促进干部作风的转变。

3、认真抓好党纪政纪条规教育、正面典型教育和警示教育。把党员干部容易忽视或违反的党纪政纪条规摘录出来,作为党员干部必学和熟记的重要内容。教育党员干部增强政策观念,认真学习并带头执行政策。教育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严格依纪依法办事,改进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民主的方式和法律的手段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树立和表彰一批勤政廉政的典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弘扬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良好风尚,使广大党员干部看得见、学得来、赶得上。同时,认真抓好警示教育,运用以案说纪、以案说法等形式,促使党员干部自警自励、警钟长鸣。

二、完善监督检查机制,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1、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确保监督工作落到实处。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纳入整体

2 工作之中,做到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同落实,切实保证领导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实行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亲自抓,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班子成员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既干事创业,又清正廉洁。抓好责任分工,把反腐倡廉的任务分解到各地各部门,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作用,提高监督的整体效能。抓好责任考核,并把考核结果作为对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抓好责任追究,对不认真履行职责的严肃批评,对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的,严格追究,决不姑息迁就。

2、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保证权力依法正确行使。督促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专题民主生活会、廉政谈话、诫勉谈话、述职述廉、廉政公开承诺等制度,使党内监督工作逐步制度化。

3、实施综合治理,不断研究解决党风廉政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采取一系列综合治理措施,如进行手机话费货币化改革,及时解决超标准配备小汽车、党政领导干部拖欠公款等问题。

三、建立维护群众利益机制,切实维护好人民群

3 众的各项权益

1、建立联系群众的经常性工作机制。在党员领导干部中实行分片联系点制度,在机关干部中推行“联县驻乡”、“联乡驻村”等制度,在基层党员中推行联系贫困户制度,年终把各级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及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况,作为个人工作业绩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考核。设立领导“热线电话”,直接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建立群众来信来访的受理、核查、督办、反馈一条龙服务体系,依纪依法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实现和维护群众的利益。

2、建立和完善群众监督评议机制。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风监督员、新闻媒体和其他群众,对一些热门行业、重点单位开展行风评议,并健全责令限期整改制和责任追究制。同时,开展“下级评议上级、基层评议机关、群众评议党员、党员相互评议”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设立“群众批评意见箱”,努力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3、建立和完善办事公开制度。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把干部行使的权力置于广

4 大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注重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以及建立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努力做到凡涉及公众利益的举措,都向社会公开;凡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都让群众知晓;凡涉及行业领域的决策,都事先通知有关方面,确保群众的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权利得到实现。

四、进一步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协调能力和依法办案能力

1、明确职责,齐抓共管。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使反腐败的整体合力得到明显增强。党政齐抓共管反腐倡廉工作,就是管热点、难点和突出问题的解决,管重点任务的落实,管阶段性目标的实现。纪检监察机关承担着反腐倡廉的专门职能,要针对全局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向党委提出建议,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协助党委政府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要讲究方法,注重实效,突出重点抓

5 协调,整体推进反腐败工作。

2、各方参与,形成合力。纪检监察机关要立足本职,发挥优势,进一步加强与公、检、法、司及审计等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形成查办大案要案的整体合力;要积极与组织部门加强联系,发挥好组织监督作用,改变以往那种“组织部门研究提拔,纪检部门正在审查”的被动局面;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认真受理群众来信来访,鼓励群众揭发举报,依靠群众和新闻媒体揭露腐败。

3、严以律己,抓好队伍。按照“政治坚强、公正清廉、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要求,进一步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依法办案能力,增强纪检监察干部的拒腐防变本领、抗诱惑和抗干扰本领。

推荐第9篇:某村建言献策

XXX村为“十二五”建言献策汇总

1、创新支部活动形式,努力使支部活动成为党员与党员、党员与组织真心交流的平台。

2、开展多种形式的民主生活会,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增强党的凝聚力。

3、开展多种形式的组织活动,多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而不是枯燥地学习文件。

4、充分发挥党组织的细胞功能,可成立4人学习小组,并将自己的帮扶对象纳入。

5、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不断纠正党员的不正之风。

6、党支部领导应多了解群众的思想,跟群众更接近。

7、紧紧围绕“均衡、和谐、特色、务实”四大主题,努力把大汲店村建设得更美好。

8、加强党的廉政建设,纯洁党风,坚决抵制各种不良风气的侵袭。

9、进一步完善大汲店村农业服务体系。一是要加强对现代高效农业的有效指导;二是要完善农业服务体系建设。

10、对党员不光注重教育,还要体现党员与非党员不同的荣誉感。

11、强化党员示范岗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12、开展支部与支部之间的合作联谊,向先进的支部学习。

13、望党组织加强对退休的党员教育,多组织党员参加活动。

14、更快地提高教师素质,以适应变化万千的课程改革。

15、物价上涨加快,猪肉、食用油的价格都比较高,影响群众生活,低收入人群生活更加困难。

16、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便村民生活;二是多组织文化活动,如读书会、文艺汇演等,加强文化建设;三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多为百姓谋福利,使经济发展惠及民生。

17、提高教育水平,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使学生健康成长,接受更完善的教育,各方面均衡发展。

18、提高教育水平,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使学生健康成长,接受更完善的教育,各方面均衡发展。

19、要进一步发展体育文化教育事业,大力增加体育文化休闲场所,让人们在劳累一天工作后有一个放松心情的地方。

20、切实加大农民工法律援助

21、完善农村职业教育准入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办学。

22、健全部门协作机制,形成农民工的维权合力。加强劳动监察和执法,切实规范劳动用工秩序,从源头上减少劳动争议;建立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的“绿色通道”;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项资金。

23、加大扶持,营造环境。设立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专项资金;将农业综合开发、农业扶贫、农业板块基地建设和农业科技入户等建设项目,优先委托和安排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

24、农业科技推广方面。落实财政对农技推广投入的增长机制;建立乡镇农技服务人员的培训晋升机制;加强农技推广后备队伍建设;鼓励各类服务机构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公开招投标。

25、制定引进农业高新技术项目的优惠政策。

26、提升农村服务业的发展。将现代服务业的经营理念和城市服务业的经营网络延伸到农村;建立和壮大农产品交易市场;拓展农村生态旅游、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发展空间,使其成为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推荐第10篇:建言献策文稿

提高认识 转变作风 优化发展环境

西兆通镇财政所

为进一步推进优化发展环境建设,全面提升干部转变工作作风、提高效能意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我镇开展“转作风、提效能、优环境、促发展”主题活动学习,组织全体干部认真学习领会了省第八次党代会、市第九次党代会、区第八次党代会精神,为促进长安率先发展、和谐发展,积极转变工作作风,增强履行岗位职责,提质、提速、提效的为群众服务。为有效的落实目标要求,从财政所的角度考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继续加强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加强学习,规范财政制度,保证每一笔收入、支出合理、合法。在工作中要进一步统一思想,端正态度,正确认识开展主题学习活动的现实意义。市委、区委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健全制度,完善规范,努力强化和改进干部作风建设和效能革命,使干部整体素质不断提升,班子决策和管理的民主化、制度化水平不断提高,各项政策得到较好地贯彻落实。“转作风、提效能、优环境、促发展”主题活动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是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把执政为民理念落到实处的重要保证。提高政治思想素质。不断坚定理想信念,要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加强党性修养,面对复杂的环境,时刻以党员标准对照要求自己;加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增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不断学习,通过学习,强化思想教育,筑牢思想防线;继续提升人格修养,要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二、要抓住关键,突出重点,全面提高机关效能建设。加强资金使用的宏观调控,加强财政政策的执行力,财政资金的分配和对财政的管理和监督。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密切联系群众,始终成为人民的公仆;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牢记“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严于律已,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养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工作作风;针对问题,落实整改措施,从自身做起,认真整治办事拖拉,工作推诿,纪律散漫,以权谋私,吃拿卡要和违法行政等现象;要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转作风、提效能、优环境、促发展”这个主题出发,按照“教育为主、突出重点、边查边改、群众路线、制度规范”五项原则要求,结合各自实际,设计一些合适的活动载体,把活动各阶段的工作抓好,确保实现管理制度健全完善、基层干部行为规范、干部整体素质明显提高。

三、严格整顿工作作风,优化发展环境,做好本职工作。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强财政工作人员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工作机制。增强全局观念、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增强责任感,优化我镇财政发展环境。采取有效措施,狠抓增收节支,强化财政支农专项资金管理。牢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增强工作责任感,提高责任心。责任感就是事业心,对事业的热爱,对事业孜孜以求的精神,会使一个人对这一事业牵肠挂肚,会想方设法地去做好这一工作。做好基层工作,应当站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来提高对本职工作重要性、责任感的认识,树立起乡镇工作要对得起人民群众、要对人民群众利益负责任的意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觉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学习现代经济知识、科技知识、社会管理知识、法律知识,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推进自主创新的组织领导能力、管理社会的能力和依法办事的能力。

严格要求自己,坚决杜绝工作“庸懒散虚”,始终保持敬业、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认真贯彻落实好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和责任追究制,做到工作上更加敬业,尽职尽责,恪尽职守,注重细节,按时按质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要在廉政上做到慎微、慎行,从小事上就严格要求,要三思而后行,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活观,养成良好的生活作风,自觉抵制各种腐败现象,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干实在事、说实在话、做实在人,干好本职工作。

第11篇:建言献策之我见

建言献策之我见

在“做表率、争先进”活动中,广大纪检监察干部都能积极参与,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在各自派驻单位也都能积极贯彻各级纪委的指示精神,认真实践“惩防体系”加大反腐倡廉的工作力度。但是由于纪检监察干部各自都分别被单独派驻每个单位,工作难免势单力薄,并且往往被派驻单位党组分工负责其他工作,分散了抓主要业务的精力,因此我建议:

一、充分发挥片区平台的功能

1、可定期交流经验,探讨监督的方法。

2、可定期交叉监督避免碍于本单位党组成员的人情面子。

3、可定期组织学习讨论上级文件、指示、业务知识,增强自身的业务素质。

4、可定期组织案例分析,更多了解贪污腐败官员的犯罪心理,提高办案能力。

二、从组织上加大反腐倡廉力度

1、加大预防腐败的力度,切实提高监管水平。通过抓教育,抓制度创新,抓监督制约,不断加大治本的力度,从源头上遏制腐败。

2、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着力解决重点领域的腐败问题,保持查案的高压态势。建议严肃查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查处跑官要官案件。对那些通过跑官卖官而得逞的

领导干部,不能就查几个敷衍了事,要一律拉下来,绝不让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以取信于民。

3、严厉查处教育乱收费案件,在此类案件屡禁不止,顶风违纪的情况下,建议“用重典”,一经发现,不管数额大小,一律撤销校长职务。严格执行高中“三限”政策,努力探索从源头上解决择校收费问题,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突出问题。

4、在反腐败体制中,要加强纪委组织协调作用。着力解决机构不健全,力量不足,创新能力不强,水平不高,责任不到位,制度不落实,监督不得力等问题。

5、要抓好信访举报工作,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抓好反腐倡廉建设。

6、切实加强纪委的监督。要围绕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主线,来加强纪委的监督,研究出具体的措施、方法,以确保监督到位。在落实纪委(纪检组)监督同级党委(党组)的工作中,要研究切实可行的制度、措施和方法,研究监督的可行性,有效性,防止流于形式。

7、建议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结合本身的实际加强反腐倡廉理论问题、重大政策问题和重大制度问题的研究。重点开展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研究;开展对行政监察理论的研究;开展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研究。

8、加深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从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关心纪检监察干部。特别要关心那些在基层,在边远山区工作的纪检监察干部,加大交流任职的力度。

9、要加强纪检监察干部理论、业务学习,提高政治素质、业务素

质。加大培训力度,增强惩治腐败、预防腐败的本领。组织纪检监察干部出去学习考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0、广大纪检监察干部不但要做党的忠诚卫士,更要当群众的贴心人。

11、大力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建议市纪委开展廉政文化下乡活动,特别是要把廉政晚会、廉政小品、廉政戏剧送到基层、送到农村、送到学校。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四日

第12篇:公司“建言献策”活动实施方案

长沙市**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文件

长**„2012‟5号签发人:龙**

**公司“建言献策”活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江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增强全体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调动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公司又好又快发展,经研究,决定开展“建言献策”活动。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征集时间

2012年4月19日——2012年12月31日

二、征集对象

公司全体党员及员工

三、组织机构

为确保“建言献策”活动的顺利开展,公司决定成立“建言献策”活动领导小组。

组长:龙**

副组长:侯**

成员:张艺、孙先胜、王京凯、杨静、何希

领导小组下设建言献策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综合办公室,由孙先胜任办公室主任

四、征集方式

(一)填写《“建言献策”意见及建议征集表》,由各部门负责人进行组织,统一交建言献策活动办公室。

(二)公司领导及部门负责人定期或不定期听取员工意见和建议。

五、征集内容

1、对完成公司年度经营和利润指标的意见及建议;

2、对加强公司服务能力,提升服务品质的意见及建议;

3、如何加强公司物业管理水平,提高现在资产利用效率的建议及意见;

4、如何进一步完善公司行政管理,提升管理水平的意见及建议;

5、对公司各项操作流程的意见及建议;

6、对公司各部门工作现状的的意见及建议;

7、对提升公司企业文化,增强员工归属感的意见及建议;

8、对优化公司后勤管理(车辆使用、食堂、卫生、安全等)的意见及建议;

9、对加强部门之间沟通与协作的意见及建议;

10、结合公司实际,对现行薪酬分配办法、绩效考核及培训工作如何改进的意见和建议;

11、其他有关公司管理、发展等各方面的意见及建议;

六、评审及奖励

(一)评审

由建言献策活动办公室对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汇总和筛选,最后提交“建言献策”活动小组讨论评定。

(二)奖励

(1) 优秀建议一等奖1名,奖金300元; (2) 优秀建议二等奖2名,各奖200元; (3) 优秀建议三等奖3名,各奖100元;

七、活动要求

1、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各部门负责人要高度重视,积极组织本部门的员工积极投入到建言献策活动中来。

2、统一员思想、消除顾虑。本次活动是为了促进公司和员工更好的发展,各部门负责人尽量消除员工思想顾虑、畅所欲言、大胆建言献策。

3、认真填写意见征集表。要求提出的问题必须真实可靠,有针对性,可行性强;要求文字精炼,表述清楚。

4、狠抓落实、及时反馈。收集到的问题与建议要转交相关部门办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定期通报转办落实情况,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5、本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建言献策活动办公室所有。

附件:《“建言献策”意见及建议征集表》

附件:

“建言献策”意见及建议征集表

第13篇:老科协建言献策活动

宁远县职业中专老科协

2013年“建言献策”活动情况汇总

1、对教育局的工作有何意见和建议

(1)按照省市的有关政策,进一步加强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 (2)应客观、公正的评价职业教育。

(3)进一步转变干部工作作风,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 (4)重视教育的均衡发展。

(5)深入基层,多做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 (6)重视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 (7)支持教师周转房建设。

2、对学校的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1)进一步加强学校内涵建设,提高办学水平。 (2)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提高学生巩固率。

(3)努力提高教师待遇,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提高教师的幸福指数。

(4)加强教师周转房建设力度,尽快解决教师住房问题。 (5)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素质。 (6)加强青年教师的专业技能及师德培训工作。 (7)加强教师师德师风建设

宁远县职业中专老科协

2013年5月16日

第14篇:建言献策促学风

建言献策促学风

学风是高校教师的治学态度和大学生学习目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纪律等综合风貌的集中体现,也是高校办学思想、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就其存在而言,学风弥漫于无形,却可观察与有形。就其意义而言,学风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校的长远发展,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培养优良作风,是加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措施,因此,培育优良作风是一项极为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而作为主人翁的我们,对于改善学校的学风,我们也应该积极建言献策。下面我将谈谈我的设想。

首先,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按照人才的培养与学风建设基本规律办事。学风建设不仅要抓考风,抓学习纪律这样一些环节,还关系到教学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更加广泛的内容。只有全方位标本兼治,才能真正去的学风建设的实效。

其次,需要完善规章制度,加强管理力度。学校严格执行教学管理制度常会遇到来自外界的干扰,严格管理与个别学生利益之间的矛盾有时会变得异常突出,因此,作为学校的管理部门,在依法按章办事的同时,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教学规范等等一系列的管理条例。

第三,深化教学改革,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对于这一方面,我认为学校需要实行更为宽松的选课制度,要把合格人才、优秀人才、创新人才分层次目标融通在学分制教学计划中。同时,我想还需要借助于校内外文化资源,聘请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等各大领域大师到校讲学,形成蓬勃向上,探索创新的校园文化氛围。

总之,鼓励团员青年积极投身学校的发展建设,树立主人翁精神,努力创建和谐学院、和谐班级、和谐宿舍,致力于和谐校园环境的建设与维护也是学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推动学风建设中要引导青年努力做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传承者;引导团员青年自觉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倡导遵纪守法、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文明行为;教育和引导大学生树立“做诚信人,说诚信话,做诚信事”的观念;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端正学习态度,营造热爱学习、自主学习、善于学习的浓厚学习氛围。若能如此,优良的学风自然水到渠成。

第15篇:专家建言献策(7月)

这五组数据,告诉你中国经济与就业的真相:1新经济进入快车道;2实体经济遭遇断崖式下滑;3中部崛起,东北萧条;4新一线、二线城市与北上广深抢人大战激烈;5经济泡沫化的危险越来越大。从智联招聘今年第二季度的《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报告》来看,我们可以窥探到中国经济和就业的复杂面相,可谓千端万绪,喜忧参半。传统产业的衰落和新经济的升腾同时加速,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赛跑;中部地区的明星城市与沿海发达地区全速冲刺,让重病缠身的东北地区愈显落寞。可以肯定地说,任何充满绝对性的惊人之语都与事实相距甚远,比如“中国将爆发就业危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全失”、“离开了北上广深就没有未来”等说法都不足为信。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新旧事物的更替乃自然规律,经济体亦不例外。我们需要的,是看准这个时代的大趋势,在正确的时间选择东风之上的地区和行业,全力以赴。机会,既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也是留给拥抱时代的弄潮儿。

新华社北京2016年7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7月22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二十六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以真抓促落实、以实干求实效。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更大的决心和气力抓好改革督 察工作,既要督任务、督进度、督成效,也要察认识、察责任、察作风,确保党中央确定的改革方向不偏离、党中央明确的改革任务不落空,使改革精准对接发展所 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按照把改革主体框架搭建起来这一阶段性目标,排出督察优先顺序,聚焦重点难点。要抓问题要害,做到眼睛向下、脚步向下, 既要发现实施中的共性问题,也要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找出症结,提出对策。要抓整改落实,督促真抓真改,对改革抓得实、有效果的要表扬,对执 行不力、落实不到位的要问责追责。要抓统筹联动,完善督察职能,发挥社会和群众监督作用,做到上下贯通、内外结合。

“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弊之源。”、“国家大柄,莫重于兵。”我军是人民军队,是革命的武装力量,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看家本领,是我军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是我军同一切其他性质军队的最大区别,也是我军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的重要保障。习主席亲自决策到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深刻阐明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题,明确提出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是,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确立了党在强国强军进程中政治建军的大方略。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要更加坚定自觉地贯彻政治建军要求,确保部队建设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确保我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抓好高级干部。军队要出问题,还是出在我们内部,出在高级干部身上。高级干部位高权重,出了问题就不是小问题,政治上出了问题危害更大。郭伯雄、徐才厚贪腐问题骇人听闻,但这还不是他们问题的要害,要害是他们触犯了政治底线。这就提醒我们,高级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一定要抓得紧而又紧,坚持从政治上考察和使用干部,确保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可靠人手中。

民不容贪,法不允腐。25日,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受贿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对这一案件的依法审理,再次彰显了党中央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坚决态度,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坚强勇气,依法反腐、除恶务尽的坚定决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反对腐败是党心民心所向,有党心民心作力量源泉,反腐败斗争必定胜利。共产党与腐败水火不容,人民群众对腐败深恶痛绝。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走过95年风雨历程,站在新的起点,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反腐倡廉、拒腐防变警钟长鸣,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任何藏身之地。全党同志坚守共产党人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我们党就将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成为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人民军队必将以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巍然屹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国防大学注重热情关心、真情关怀广大师生员工,激励大家始终保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努力创造更多更优秀的成果业绩。

创新思维来自情景重构,所谓的情景重构就是一种关联性的重新构建,即把原来的一个意思与不同的人物、场景、时间、地点等联系在一起,从而得到另外一层意义。情景重构也因此被称为上下文重构。情景要素涉及到具体的人、物、事件或时间、地点等,比如一个人打电话约你吃饭,那么打电话的上下文或情景因素就包含时间、地点、什么人参加等。情景重构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思维创新训练,也是企业教练的基本技能之一,它是改变行为的有效工具。在专业的企业教练看来,情景重构是一种高超的语言艺术和充满魅力的思维模式,因此,本文不将情景重构视为一门技术,而称之为艺术。

创新可以说无处不在,只要学会情景重构,创新其实并不是那么困难。如果企业领导者掌握了情景重构能力,企业创新就有可能更上一层楼,自然而然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对于企业管理者、技术人员和普通员工而言,情景重构不但可以改变惯有的思维模式,培养创新意识,而且也可以用于自我修练和自我管理。如果你有某种自己不喜欢的行为,比如情绪冲动而顶撞上司、工作提不起兴趣、害怕与客户沟通等,那么“情景重构”就是一个绝佳的改变工具。

国资委:国企提质增效是做大重要举措 下决心瘦身健体(2016年08月02日08:54 综合)

坚决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

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就是要确保企业的生产经营始终保持平稳运行,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有活力、有较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市场主体,为稳财政、稳就业作出更大贡献,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去掉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形成新的发展动能。国有企业应当而且能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

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全面落实五大重点任务,加快中央企业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步伐,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矫正供需结构错配,提高供给质量,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量质”双升。

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就是要实现逆势图强,把发展的基础夯得更实一些,把发展的质量提得更高一些,把竞争的实力锤炼得更强一些,把防风险的屏障筑得更牢一些。

新动力正在强化,新业态不断出现,新产业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活力将进一步释放,动力将进一步增强,空间将进一步扩大,我国经济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些为我们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提供了历史机遇。

当前,面对经济发展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对国有企业提高发展质量、提升经济效益提出了明确要求。国有企业要围绕提质增效升级,积极投身新经济发展,在推动新动能培育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方面走在前列,下决心瘦身健体,苦练内功,努力向技术创新要效益,向深化改革要效益,向结构调整要效益,向管理改善要效益,实现品质和品牌新的跃升,坚决打好打赢国有企业提质增效攻坚战。

一、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做好国有企业提质增效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直接相关,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是支撑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长期以来,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增加值占到全国GDP的10%,税费贡献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6,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维护国家安全、增强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特别是许多中央企业都是行业龙头,涉及的产业链长、关联面广,如果生产经营出现大的波动,就可能引发各类风险,对国家财政、金融、就业、民生等造成严重影响。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就是要确保企业的生产经营始终保持平稳运行,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有活力、有较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市场主体,为稳财政、稳就业作出更大贡献,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去掉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形成新的发展动能。国有企业应当而且能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带动作用。中央企业多处于石油石化、钢铁、煤炭、有色金属、机械制造等重化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伴随着对能源、原材料的旺盛需求,中央企业的规模、效益得到快速增长。但“萝卜快了不洗泥”,一些中央企业有效供给能力和市场需求错配的问题日渐积累。一方面,中央企业在原油、粗钢、动力煤、电解铝、水泥、普通机床等资源密集、投资导向的低端产品上供给能力过剩,面临白热化竞争,成本下不来、价格上不去,盈利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另一方面,在特殊钢材、芯片、液化天然气船舶(LNG船舶)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上供给能力不足,无法满足高端、精细化的市场需求。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就是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全面落实五大重点任务,加快中央企业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步伐,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矫正供需结构错配,提高供给质量,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实现“量质”双升。

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是做强做优做大中央企业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做强做优做大是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近年来,中央企业整体实力显著增强,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骨干企业,2015年美国《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我国中央企业达到47家。但也应当看到,目前中央企业的发展水平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相比,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资本运行效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资本布局结构仍存在分布过宽、战线过长等突出问题,资本合理流动的机制尚不健全,制约了国有资本功能的有效发挥。尤其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央企业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显现,各项经济指标增速明显放缓,过去主要凭借高强度、大规模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持续,迫切需要通过优化资本布局结构、推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增强中央企业的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就是要实现逆势图强,把发展的基础夯得更实一些,把发展的质量提得更高一些,把竞争的实力锤炼得更强一些,把防风险的屏障筑得更牢一些。

二、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面临挑战与机遇

近几年,受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和国内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新旧动能转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央企业生产经营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和挑战,效益下滑压力不断加大。今年上半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各级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干部职工的努力奋斗,国有企业利润大幅下滑趋势得到遏制,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9.9万亿元,同比增长0.8%。纵观全年走势,世界经济仍在深度调整、整体复苏乏力,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仍然很多;国内经济面临多重矛盾挑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短期阵痛不可避免,严峻性、复杂性不可小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新困难、新问题不断出现。中央企业提质增效面临的挑战之大、困难之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

形势越是复杂严峻,我们越要看清楚、把握好中央企业提质增效的有利条件,坚定信心,攻坚克难。

我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新动力正在强化,新业态不断出现,新产业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活力将进一步释放,动力将进一步增强,空间将进一步扩大,我国经济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些为我们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提供了历史机遇。

改革发展的政策环境不断优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了重要部署,明确了五大重点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提振经济的政策措施。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政策,特别是针对搞活实体经济推出了不少有力度的支持政策。国有企业改革“1+N”系列文件陆续出台,各项改革试点全面推进,改革的红利效应正在逐步显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结构调整稳步推进,区域协调协同发展和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加快落地,国家重大工程、重要基础设施以及城镇化建设正紧锣密鼓地推进。这些为中央企业提质增效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中央企业自身实力积累提升。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央企业积累了比较厚实的家底,资产规模已达到47.2万亿元,其规模实力、管理水平、抗风险能力大幅提升,不少企业的竞争能力和效益水平已走在行业前列。更为可贵的是,经过多轮市场周期的考验和历练,我们培养了一支爱国敬业、勇闯市场、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队伍,以及一大批高素质的技能工人、科研人员、经营管理者队伍,企业把握市场机遇的能力已今非昔比。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不断加强,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积极成效。这些为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增添了信心底气。

三、坚决打好打赢提质增效攻坚战

打好提质增效攻坚战,既要看到严峻挑战,又要树立必胜信念。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和中央企业将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切实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紧迫意识,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扎实的作风、更加有力有效的工作措施,坚决打好这场提质增效攻坚战。

强化目标责任落实。坚持“抓两头、带中间”,对盈利大户、减利大户、亏损大户实施挂牌督导,加大工作协调力度,支持盈利基础好的企业多做贡献,帮助困难较多的企业及时遏制下滑趋势、亏损企业努力控亏扭亏。强化激励约束,充分发挥业绩考核的导向作用,实施业绩考核与工资总额、负责人薪酬的紧密挂钩、同向联动,将提质增效工作成效纳入企业领导班子和企业负责人综合考评。完善工作机制,逐级签订责任书,形成目标层层分解、责任层层落实、压力层层传递的工作推进机制,确保任务到岗、责任到人。

搞好开源节流工作。指导企业紧密跟踪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努力保持营业收入稳定增长。增加适销产品品种、提高产品品质、加强品牌建设、创新商业模式,进一步发掘市场潜力。抓住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等战略性机遇,加快提高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坚持“成本管控、效益否决”,督促企业压缩管理层级、精简管理人员,继续开展“应收账款和存货”压降,大力提高资金集中度,做好负债规模和负债率的双重管控,降低综合融资成本。

大力促进调整优化。加快推动中央企业兼并重组和内部资源整合步伐,推动业务协同和资源共享。提高资本配置、运营效率和核心竞争力。指导企业加大对符合国家战略的重大基础设施、重要资源、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投资力度,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创新投资模式。加快发展核电、高铁、航空航天装备等优势产业,支持军品技术成果转化。引导传统制造业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力度。督促企业规范投资决策程序,有效防范投资风险。坚持“一企一策”,推动亏损企业做好债务重组、冗员分流、清产核资、业务整合、破产重整等工作。继续做好重点亏损子企业专项治理。对石油石化、火电、汽车、煤炭等创效压力较大的企业开展专项督导。结合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加快处置“僵尸企业”。加快推动中央企业兼并重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大力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探索建立科技成果市场化流转机制和转让价值共享机制。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分类改革,加快开展落实董事会职权等十项改革试点工作,扩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范围,设立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和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全面推开“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等。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提质增效攻坚战中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充分调动和激发广大共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结合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增强“四个意识”,不断巩固和扩大从严治党成果,为提质增效提供有力支撑和坚强保障。(来源:《求是》 作者:国务院国资委党委)

如何成功推进供给侧改革?(魏加宁2016年08月02日05:47 金融时报)

一、当前中国经济存在三大结构性问题

(一)结构性价跌

所谓的结构性价跌就是PPI已经连续52个月负增长,但是CPI仍然保持正值。这与1998年上一轮价格下跌有着很大的不同。1998年上一轮价格下跌时,CPI也是负的。并且在1998年价格下跌时,CPI中的食品价格水平低于非食品价格,而此次结构性价跌则是食品价格高于非食品价格,因此对于那些恩格尔系数较高的低收入者来说就会更加敏感。其政策含义是,依靠大水漫灌式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就会面临很大的社会风险。

(二)结构性失业 一方面,东北、西北地区出现大量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或者“僵尸企业”待下岗职工。据称,目前东北每年人口流失高达200万到400万;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如广东、浙江这些地方却出现了“招工难”、用工成本上升的现象,这些地区目前正在拼命开发机器人,甚至提出了“用机器换人”的口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家调查系统”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排在第一位的是人工成本上升,占到71.9%。与2014年同期相比,2015年以来在人工成本上有所增加的企业占到了57.8%,明显增加的占到24.5%。而2015年,在调查问卷的企业家中,具有“用机器代替人”意愿的企业家已经占到了65.9%。

(三)结构性错配

一方面,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调查表示,企业家对本企业所在行业产能过剩情况的判断,由2012年的67.1%上升到2015年的74.7%。而企业的设备利用率由2012年的72.7%下降到2015年的67.8%。但是另一方面,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等领域供给严重不足。首先,在教育方面,哪个家长不为孩子上学发愁?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大学,家长们要花费多少心血和人力、物力、财力想方设法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但是好学校明显供给不足。其次,在医疗方面,伴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老龄化程度的提升以及医保制度的改善,对于医疗的需求在快速增长。但是,医院供给严重不足,不仅仅是北京,其他城市的大医院也大都人满为患。再次,在养老方面,问卷调查显示,“十三五时期”,50.3%的企业家最看好的行业是养老行业。

二、历史上中国政府应对价格下跌之经验 回顾历史,亚洲金融危机时,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应对价格下跌时采取的做法是双管齐下。 一方面,在需求侧,首先,当时政府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到2001年共发行了5100亿元国债,用于修建高速公路、大型水利、发电项目等等。其次,与此同时,大型银行提供了相应规模的配套贷款。再次,货币政策实为“宽松”,连续七次下调利率,增加货币供给。

此外,还有两条改革措施,但我认为应当归入需求侧。一是住房制度改革。改革开放初期,社科院的专家学者们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中去寻找根据,围绕着住房能否作为商品卖给个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到了1998年,政府果断推动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可以买卖了,从而打开了住房需求的大门。二是中国加入WTO,从需求侧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另一方面,在供给侧,当时政府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二是发展民营中小企业。在国企改革方面,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将数十万家国有中小企业民营化。二是对包括石油、通信、电力等领域在内的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制上市。

但由于推进国企改革就会产生职工下岗问题,于是当时政府果断采取措施,大力促进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以此来增加就业岗位。其中一些具体措施包括:在中央层面,国家经贸委成立了中小企业司;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设立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在金融领域,增加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贷款;在出口方面,赋予民营中小企业出口自主权,从而打开了出口的供给大门。

上述政策实施的结果是,自1998年到2002年,国有投资逐渐下降,民间投资逐渐上升。

三、对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若干思考

(一)处理好输血、止痛、动手术的关系

目前,围绕着宏观经济政策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主张继续投放财政货币信贷资金来刺激经济,我把它比喻为“输血”,或者是“打激素”。

第二种观点是把“新常态”解释为,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不需要改革,适应一下就好,忍耐一下就好,我把它比喻为“打止痛针”、“打麻药”。

第三种观点主张要加快国企改革、财税改革以及地方政府改革,我把它比喻为“动手术”,实际上是为了“止血”。

我个人对这三种观点的看法是:关于第一种观点,如果主动脉在大量出血,即使输多少血也流不到毛细血管,并且还有可能心脏会承受不了。也就是说,如果国有企业在大量“失血”、地方政府在大量“失血”,不管输多少血也流不到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不仅如此,最后中央银行就会出问题,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出问题。

关于第二种观点,众所周知,阑尾炎最怕的是吃止痛药,吃了止痛药以后可能会好受一点儿,但是等到药劲过了以后,就可能已经“穿孔”了,想抢救都来不及了!所以第二种观点也很危险。

关于第三种观点,我认为,如果是为了动手术、止血,输一点儿血,打一点儿麻药是可以理解的,可能也是必须的;但是,如果光输血、打麻药,而迟迟不动手术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就会出大问题。

(二)加快供给侧改革,通过“动手术”达到“止血”的目的 在供给侧,要加快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要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没有正确的价格信号,市场作用就无法正常发挥,市场主体就无法正常运行,市场秩序就会出现混乱。

二是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由于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所以,国有企业改革中,其实最重要的是推进财务公开,将国有企业的财务报表公之于众。

三是要发展民营经济。无论什么时候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都会面临职工下岗难题,更何况在经济下行期。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民营企业。但是,发展民营企业不能再靠过去那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了,而要对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从理论上说清楚,从法律上给予保障。

四是要解决“僵尸企业”的退出问题。“僵尸企业”退不出去,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之间形成了“囚徒困境”。地方政府不愿意让“僵尸企业”退出主要是因为已经没有钱来安置下岗职工;而商业银行不愿意“僵尸企业”退出是因为担心不良资产就会暴露出来。因此要打破僵局,就必须改变各个相关主体的“报酬”关系。一方面,中央政府已经出手设立相关基金,用于化解钢铁、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也应当积极行动起来,采取“胡萝卜+大棒”的办法,推动商业银行采取行动,倒逼“僵尸企业”尽早退出。

五是加快研发创新,培育“造血机能”。供给侧改革,说到底,还是要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要推进技术创新,首先需要制度创新;要推进制度创新,首先需要理论创新。最近的种种迹象表明,新一轮思想解放很可能是从经济学理论创新展开的。

(三)实施需求侧配套措施,为动手术的患者适当输血、打麻药

目前,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恐怕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了。据统计,目前的潜在增长率平均测算值大约在7.19%左右;而实际增长速度已经低于7%。在此条件下,推进供给侧改革,虽然会对中国今后的长期发展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但是对于短期的经济增长却有可能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有可能加剧结构性价跌,加速经济下行。因此,必须针对不同需求,采取不同措施。

首先,对于传统的老需求,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适当的扩张性政策可能是需要的,但是要找准发展的瓶颈,实行结构性的扩张政策。比如:上一些早晚都要上、早上早获益的大型项目,并且趁着钢价、水泥的价格在下跌的时候建设,成本会比较低。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出来的种种问题表明,城市管道设施、农田水利设施以及交通运输瓶颈,这些方面应当抓紧建设一批重大项目。否则,等到钢铁、水泥等产能统统去掉之后再来建设的话,不仅成本还会上升,而且还不得不重新恢复产能。但是,在实施这些重大项目建设时,要尽量采用PPP模式,尽量把民间资本吸引进来,把那些无处可投的民间资本吸引进来,用有限的政府投资带动无限的民间投资,将这些资金投向那些有需求、有效益的重大项目。

其次,关于目前供给严重不足的新需求,主要依靠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共经历了三个大的周期。80年代的第一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吃”和“穿”的问题。90年代的第二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用”的问题,如家用电器。00年代的第三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住”和“行”的问题。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周期,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教育、医疗、养老、环保这样一些新的需求。对于这些新的需求,一方面,政府要尽职尽责,不能推卸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大包大揽,全部垄断。要改革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从补供方转为补需方。通过发行教育票、医疗票、养老票或推行教育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方式去“补需方”,然后可以就供方放开。如果能够把供方放开,民间资本、外资都可以进来了,就可以快速增加供给,大幅提高效率。这不仅可以提高效率、增加供给,还能够在保证公平的同时,增加公民的选择权。

总之,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有一个明显的规律,我们把它叫作“改革周期”,即每当遇到大的经济下行风险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我确信,如果不尽快推进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恐怕连“L”型都没有,而只能是面对危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大力度、实质性地推进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并辅之以适当的定向刺激政策,中国经济就一定能够实现新的增长、迈上新的台阶。(作者为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巡视员)

建立新型政商关系政府改革需先行(2016年08月02日00:52时代周报记者李兮言) 中国的未来会怎样?有关中国经济走势的争论,近两年来似乎达到了一个高潮。一方面,经济增速“破7”,已经快成为妇孺皆知的街巷话题;另一方面,针对近两年来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措施,经济学家们对其看法各不相同。

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少卿看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可以达到8%甚至更高,但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两头冒尖”的状况显著:进入新世纪以来,一头是骄人的经济增长表现,另一头是严重的腐败、大范围的环境污染、危及社会稳定的收入分化。

后发优势可赶,后发劣势难学 时代周报:孙立平曾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而是“转型陷阱”。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黄少卿:在我看来,孙立平教授实际上是在解释为什么改革会停滞,体制创新为什么不能够发生。他是对改革体制本身作了一个解释,也就是因为既得利益的阻挠,导致体制改革和变革难以发生。

我认为这一说法和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是不矛盾的。应该说,相当于是作了更深度的分析。我在书里面也特别作了分析,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其实是公共治理的陷阱,更直白来说,是体制转型的一个陷阱。

中国是利用后发优势,是用学习模仿的发展模式发展,当学习模仿到一定阶段,后发优势用得差不多了以后,就到了需要依靠创新能力来维持经济发展的时候。这对制度的要求和以前是不一样的。模仿、追赶的时候,由政府来配置资源和主导产业发展,虽然会存在低效率的问题,但是问题可能不是那么严重,不会对经济发展形成一个非常强的阻碍。但是当我们逐步发展到一个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上来、先进技术也模仿得差不多了之后,就不能再依靠模仿,再依靠购买国外的机器设备了。

靠自己的创新能力来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建立一整套有利于这个国家进行创新的机制。这跟过去的体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科学的发明、技术的创新,一个很大的要求就是允许思想上的充分自由,允许对权威的充分挑战。我们需要给这些创新者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甚至需要政府掏很多钱把这些人养起来。如果创新不能够起来,而后发优势又用得差不多了,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很自然地就掉下来了。一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就会长期徘徊在一个中间状态。

时代周报:中国经济发展是“后发劣势”还是“后发优势”?

黄少卿: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这两个概念,严格来说不在同一个层次。后发优势指的是技术水平比别人落后,后发劣势则是杨小凯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后发劣势的制度问题,相对后发优势的技术问题,更难学习。技术直接买过来就可以了,但是制度这个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内生于国家的各种因素,没办法直接从别人那里拿过来。制度是一个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博弈结果,所以社会里面决定各自利益的那些因素不发生改变的话,现有的制度也不会发生变化。

中国过去30年经济发展,的的确确是借助了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取决于一个国家和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水平差距,一般可以用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来替代。比如说中国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人均收入差不多在8000美元左右。按照联合国对于不同国家收入水平划分的话,高收入国家是11000美元以上,韩国现在接近3万美元,美国差不多在5万美元。我们现在离高收入的门槛差了约3000美元,也就是差了40%。

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后发优势依然还有很大空间,但这个空间取决于怎么更好地去学习和追赶人家。购买机器设备、直接把技术通过物化的方式拿过来很简单,但是如果想把人家技术当中的核心部分、有知识含量的部分学习过来,就需要一个更高层次的人才培养。这方面,中国目前恐怕还有很大的障碍。

新型政商关系亟待政府革新 时代周报:你书中提到的“两头冒尖”和“乖张繁荣”的现象,应当如何解决?你提到制度改革,在现阶段的国情下,哪方面的制度改革最应先行?

黄少卿:“两头冒尖”和“乖张繁荣”的现象,本质就是旧的政商关系的一个结果。中国过去的政商关系是什么样的?就是企业家对政界、对政府官员、对权力的一种依附关系,基于这种依附关系,产生了一种畸形的政商关系。

一旦企业家和官员拉上了关系,那么官员就会从各个方面,不管是正当还是不正当的方面,给这个企业帮助,使这个企业家的生意能够做得比较好。一定程度来讲,这种政商关系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过去20年间,在正式的一整套市场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这种政商关系的的确确帮助了早期的企业家顺利地进行商业活动,很多官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企业更好地开拓了市场,打开了商业关系,让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的缝隙当中一点点长出来了。所以这种旧的政商关系也有它非常积极的一面。

但问题在于,这种关系一旦形成以后,就有路径依赖效果。当企业家和官员进行联盟以后,就会把这种关系固化下来。经济发展其实是不断创新的过程,要创造出一个更有效的东西,把原来那个没有效率的企业逐出去。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一定要给创新者创造机会和途径,让他能够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对既有者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挑战。如果没有这种挑战,既有者会不思进取。但是在中国,因为早期的企业家和官员形成了一种不可触摸的密切关系网,新的企业家进入时,官员反而会给在位的企业家帮忙,为新入者设置障碍,维持在位企业的垄断地位和现有格局。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商关系。今年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讨论时,首次用“亲”“清”两个字阐述新型政商关系。所以我认为要把“两头冒尖”和“乖张繁荣”的问题打掉,现在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政府改革,必须要让中国的官员服从法律、遵守法律,按照法律的要求来进行公务活动,这是建立新型政商关系的一个核心点。

但这种公共治理转型,面临很大的困难。想要解决,我认为需要用社会来约束政府行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强大的中等收入阶级,一旦政府侵犯了社会的正当利益,就很难进行自我的维护。那要怎么培育一个中产阶层呢?首先就是要保证经济在一定阶段里面有一个持续的发展,因为中等收入阶级的产生,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地扩张、壮大起来的。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提到了PPP问题,根据财政部公开的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数据信息,截至2016年5月底,全国各地PPP项目总计有8644个,项目金额接近10万亿元。但是,民间资本参与PPP模式的积极性不高。PPP模式推行,是否真正能起到控制和转化政府债务的作用?又如何解决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积极性的问题?

黄少卿:经济危机的根源从来都只有一点,经济效率下降。如果投资没有效率,回报率越来越低,银行就会不断有呆账坏账产生,最后就表现为金融危机。不去想办法提高效率,很难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PPP的问题也是一样,过去政府直接投资财政和国有企业,通过政府的投融资平台,从银行贷款投的项目都是低效率的项目,现在甚至利息都还不了。现在我们直接去搞PPP,通过私人,也就是所谓的社会资本的介入。但这里面存在一个基本的问题,它深入的方面改了没改?民间资本如果意识到这个项目没有收益,或低效率的话,那它当然从一开始就不会进来。

所以现在这么多要通过PPP的政府项目,都存在风险。首先是财务风险,因为以往通过银行的投资效率就很低。第二个是制度的风险,项目谈判、实施以及最后利益分配过程当中,都充满了不确定性。政府随时可以改变企业和公共部门、政府部门签的契约。因为这些,我们就会发现,现在PPP是雷声大雨点小,项目虽然多,政府虽然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行这个事,但是目前推进有限。要让政府项目得到大家的认可,要有真的具有经济技术的效益在里边。这个问题不解决,单纯通过PPP改变融资模式,是不会有结果的,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国企改革应考虑民企参股

时代周报:中国近期会发生经济危机吗?

黄少卿:经济危机的问题当然大家都很关心,现在有很多人抛出了自己的观点。有的人说危机就在眼前,短则6个月,长则三年,中国一定会爆发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我不敢有这么言之凿凿的一个判断,因为我认为中国经济还是很有韧性的,也就是后发优势还可以挖掘。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很可能还能够在8%甚至更高水平之上,但是潜在的增长率不等于真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因为潜在的增长率必须要把这个潜力充分地用上了才能发挥出来。

中国有几大红利是可以去挖掘的。第一个红利是效率红利。我们有很多资源配置是错配的,我们让国有企业用了那么多的资本量,而国有企业的效率相比民营资本要低得多。为什么不可以让民营企业去并购国有企业?或者说让国有企业的资产转变为资本的形态,然后把钱投到民营企业里面去?如果资本从低效率的行业、企业转而配置到高效率的行业、企业里去,就会释放出很大的增长潜力。

我们还有高等教育的红利。从1999年大学高校扩招以后,中国现在基本上有5000万受过高等教育培养的人,现在他们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掘出来。还有一个红利叫信息化红利,我们过去在信息设备、信息技术领域里投资,每个月的增长速度是35%,但如果一台计算机只是来代替一个算盘,那根本没有什么效果。它还要求这个社会的企业组织形态、社会的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才能够产生效果。

现在经济增长放缓显然是因为已有的制度、组织和各方面的架构不适应。如果改革能够推进的话,其实上述潜力很快就能够释放出来,又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会发生经济危机?

时代周报:你刚才提到这个国有企业效率低的问题。供给侧改革进行大半年,亮点和难点在哪?

黄少卿:“供给侧改革”这个词,严格地说,应该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曾经在很多场合都反复讲一个说法,“供给侧”三个字可以没有,但“结构性”三个字不能缺。它其实就是体制改革,通过体制改革来实现供给侧的效率提升,这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没有效率的话,危机就会存在,现在的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

如果要说它是体制改革的话,就有意思了。它何止进行了大半年,它从30年前就开始了。现在虽然换了一个名词,但说的还是老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当然是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因为现在国有企业、国有部门占据了60%-80%的资源,却只创造了社会30%不到的产出,成了极端低效率的部门,一定要加快推进国企、国有部分的改革,否则中国经济是非常危险的。

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改革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一直认为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基础,国有企业的任命都是以一种行政化的方式,这些东西不发生变化,国企改革怎么能够改得动呢?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我是非常看好这个指导意见的,里面特别强调了要把国有资本分为两种,一种是公益性的,一种是商业性的。我认为商业性的,能退的尽量退,不能退的,就要把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变成国有资本的管理模式,然后逐步地从管理企业变成管理资本的形态,一方面允许民营企业参股,另外一方面把股权卖掉,再利用拿到的钱去转投各个民营企业。国企不当第一大股东,可以做第

二、第

三、第四大股东,然后做一个收益的分配者,恰当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可以了,让民营企业家们去发挥他们在经营方面的特长。

市场化法制化去产能需解好两个不等式(2016年08月01日20:20新浪财经金融e观察(微信公众号:sinaeguancha)专栏作家李庚南)

关键是要厘清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管好政府该管的”,实现直接强制型调控向间接诱导型调控转变。无论是产能压减对象、数量的确定,还是压减方式的选择,都应尽量去行政化,核心是要尊重和保护被压减对象的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李克强总理在7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关于市场化化、法制化去产能的部署,不仅进一步彰显了中央加快去产能的决心,同时也是对行政化去产能方式的纠偏。

客观地看,产能过剩并非经济社会的偶然现象,而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种必然和经常表现;而且,也并非中国的特有的“烦恼”,恰如西方的农场主会“倒牛奶”,中国的奶农也会干同样的事,这与“性本恶”无关,而是市场使然。

尽管“去产能”与“倒牛奶”显然是两回事,但背后都有一双同样的手——市场机制。只不过这双手作用的方式、力度和效果因市场运行环境的不同而异。

在健全的市场机制下,产能过剩应该是相对的、短暂的,至多是周期性的;在价格机制调节下,市场供给与需求会自动地实现“不均衡——均衡——不均衡”的钟摆式运动。但在中国,由于政策性、体制性因素的介入,市场机制被行政机制扭曲,产能过剩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长期存在的“毒瘤”,表现为长期性的、结构性矛盾,已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主要障碍。

惟有挖去产能过剩这颗“毒瘤”,经济的供血与造血功能才能恢复正常。这或是决策层将“去产能”列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首的原因吧。

李克强总理就如何化解过剩产能,曾明确提出要抓好三项任务,即严控增量、主动减量、优化存量。而如何按照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推进去产能工作,显然并非一道简单的算术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资源最优化配置问题,其中包括两个不等式组成的约束条件。

其一:宏观过剩≠微观过剩

这是一个显然的不等式。但这个不等式要告诫我们的是,在去产能问题上,我们必须厘清宏观与微观、政府与市场、行政与法律的关系。

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什么是产能过剩?一般认为,产能是现有生产能力、在建生产能力和拟建生产能力的总和,而产能过剩指的是生产能力总和大于消费能力总和的一种经济运行状态。

显然,基于生产能力总和与消费能力总和对比的产能过剩应该是一个宏观的概念,产能过剩根本上是一个宏观性问题,通常意义上的产能过剩应该是宏观过剩。因为我们分析和探讨产能过剩问题是基于对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比较,而消费是一个全社会的概念,消费的全社会性决定了与之对应的产能也应是全社会的。唯有从宏观上、整体上才可能对某种产能是否过剩形成总体判断,这种研究和判断才会有现实指导意义。

但宏观又脱离不了微观,宏观产能过剩是对微观产能过剩的总括和归集,宏观过剩产能的压减需要依托微观产能的压减。

那么问题来了:宏观意义上的产能过剩是如何产生的,是微观过剩的简单加总吗?“去产能”又是如何分解落实到微观主体?

一方面,宏观层面的产能过剩能否真正反映微观主体的产能过剩状况? 目前,国际上尚无对产能过剩的科学界定。欧美等国家一般用产能利用率或设备利用率作为产能是否过剩的评价指标。设备利用率的正常值在79%~83%之间,超过90%则认为产能不够,有超设备能力发挥现象。若设备开工低于79%,则说明可能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我国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在产能过剩的界定与判断标准方面也多有分歧。有学者提出产品价格相对下滑、企业盈利能力大幅度下滑、行业供给超过了行业需求等判断产能过剩的三个标准,也有专家对判定行业严重过剩给出了库存、产销率、价格、亏损面等六项指标。总体上,我国在判断产能过剩方面是借鉴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做法,采用产能利用率,结合行业的产销、财务等指标来衡量是否过剩和过剩程度。

产能过剩评判标准的不确定性无疑将影响过剩产能化解的有效性,造成宏观与微观的偏离。权且撇开产能过剩标准问题,从产能过剩压减指标的形成看,其大抵路径是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即:先由各个省区市政府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的指导意见,对辖内相关行业的产能摸底,形成拟淘汰和化解的产能计划,以及计划淘汰的企业名单、主体设备(生产线)和产能,上报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国家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申报的淘汰和化解产能计划,下达年度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指标目录。

这种路径势必暗藏各地区申报的过剩产能数与实际数存在较大差异的可能。出于各种动机,企业、地方政府都可能存在少报或多报的情况。一般情况下,申报数会远远小于实际数。除了主观上对压减产能的消极导致少报、瞒报外,还可能由于统计制度与技术方面的问题造成漏报。比如一些实际处于停产的企业,按照规上工业统计口径,产值为零,相应的产能也不纳入统计。

但也不排除多报的情况。比如前不久媒体曝出的全国各地申报的煤炭、钢铁行业压减产能目标远超国家目标即是鲜明的例证。国家提出的去产能目标是:煤炭、钢铁行业未来3年至5年内分别压缩产能5亿吨左右和1亿-1.5亿吨。但各地申报的目标显然远超国家目标,仅河北省压减钢铁产能目标就达1亿吨,而晋陕蒙三大煤炭主产区要化解的煤炭产能已经接近4.8亿吨。这种情况,表面看是好事,反映了地方压减力度远超国家预期;实则反映了地方政府的某种利益冲动,比如国家明确用于化解产能过剩的1000亿专项奖补资金所产生的诱惑力。同时也反映了宏观产能过剩与微观产能过剩的差距之大,反映了化解过剩产能的压力或将远超我们的想象。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上报的计划淘汰落后产能、压降产能企业名单、主体设备(生产线)目录是如何出来的,又是如何落实分解的?从统计申报到落实化解,中间是否体现了市场原则,体现了对作为独立经济主体的权益的尊重与保护?

从政策设计角度,过剩产能是一个总体概念,是由诸多独立自主的企业的产能组成。具体到单个企业,其产能利用率情况则千差万别,有些企业产能明显过剩,也有些企业或许并没感受到、实际上也不存在过剩问题。这种情况下,让谁压、压多少?其实并没有充分的理由。

对于任何一个企业而言,无论其规模大小,作为依法设立的、独立的市场主体,如果产销正常、库存也合理,并不存在实质的过剩问题,凭什么要求其压缩产能、打破自己的饭碗?如果用行政手段推动企业压减产能,依据又何在,是否会存在选择性方面的道德风险问题?如果靠市场,企业主动压降的动力又在那里?这一问题处理的好与不好,关系到政府公信力问题,并可能引发社会稳定性问题。

如果仅从产能过剩的角度看,大型国有企业恰恰是产能过剩的重灾区,是化解过剩产能的关键。实践表明,国有企业微观利益机制和约束机制不强,财务软约束的状况就越严重,产能过剩现象也越突出。为谋求政治利益或争取政策支持,国有企业存在盲目扩大生产规模的激励,导致或加剧产能过剩。

尽管我们一直在强调要按市场化原则推进产能过剩,但实践中,在基层,淘汰落后产能、压减过剩产能很容易异化为行政式的“摊派”。地方政府一般是按照压“低、小、散”的思路进行压降过剩产能。从资源有效利用与配置、环境保护及集约发展等角度,这显然无可厚非。但是,从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角度,这对中、小企业则显失公允的。这种政策趋向,某种程度上是对大企业的保护,并可能因此强化企业扩大产能、做大规模的内在冲动,加剧产能过剩。今年以来,民间投资的快速下滑,是否有个中因素则不得而知。

其二:过剩产能≠落后产能

这个不等式其实并非恒定的,过剩产能可能是落后产能,也可能不是。一直以来,落后产能与过剩产能都是被连用、串用甚至混用,可以说是如影随形。落后产能多半属于过剩产能,但也不尽然。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交织,互相转化。 一方面,落后产能与过剩产能的判断视角不在一个平面,适用的是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落后产能判断的基础是技术,即根据生产技术水平或生产能力所造成的后果进行判断,当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所代表的技术水平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或能耗、排放等技术指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达不到国家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所规定的标准时,其生产能力就是落后产能。而判断产能过剩与否的基础是市场,超过市场需求一定程度的产能即过剩产能。

因此,不能把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简单画等号,不能不加分析、简单粗暴地把过剩产能当落后产能砍。

另一方面,落后产能与过剩产能又是互相交织、互相包含、互相转化的。过剩产能中,有许多产能特别是传统行业的产能实际上属于落后产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剩产能将逐渐变成落后产能;落后产能往往是过剩的、面临被淘汰的产能,落后产能的淘汰反过来既可能改善市场供求不均衡状况、减轻产能过剩程度,也可能催生新的产能过剩。

因此,要密切关注二者相互转化的可能。须知,过剩产能无论属于传统还是新兴,如果结构不能及时优化,过剩之后就可能向落后转化。而在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由于不切实际地新增先进(或暂时先进)产能,可能引致新的产能过剩,导致产能过剩状况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一些新兴产业,譬如LED、锂电池、光伏等产业,其产能过剩已非常明显。而这些新兴产业的快速过剩现象,往往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由于地方政府行政化的推进与强刺激措施,如税收减免、财政补贴、低价供应土地等,使企业高估盈利能力,一开始就置身与产能过剩中而不自知。

值得关注的是,在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现行的政策可能被异化而催生新的产能过剩。一些地方、一些企业利用国家关于“淘汰落后产能后,允许等量或减量上新项目”的政策,通过淘汰小项目、新上大项目,或淘汰一个项目、新上若干项目的手法,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变相大量上新项目。

显然,解好上述两个不等式,辩证地看待落后产能与过剩产能问题,是科学、合理实施政策调控,推进市场化、法制化去产能的认识前提。唯有解好这两个不等式,我们才会更清醒地看到去产能的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才能在去产能的征途上蹄疾步稳。

关键是要厘清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管好政府该管的”,实现直接强制型调控向间接诱导型调控转变。在源头上,要“管好政府的手”,防止由于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和刺激所诱致的新的产能过剩;在去产能过程中,要把握好政府介入的角度和力度,无论是产能压减对象、数量的确定,还是压减方式的选择,都应尽量去行政化,核心是要尊重和保护被压减对象的市场主体合法权益。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资源要素配置等机制的调节,以及制定严格且科学、合理的环保、能耗、安全、质量、技术等法律法规,或是市场化、法制化去产能的有效路径。(作者介绍:先后供职于工商银行、人民银行,现为银行监管部门人士,长期负责小企业金融服务推进工作,潜心研究小企业金融服务问题。) 中国中产阶级的虚幻和焦虑(2016年08月01日07:51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向小田)

由于贫富差距过大,没有一种抢的心态,在社会竞争中,人和人的差距就会相当之大。这种普遍性的势能形成了一种社会压迫,并造成了一种全社会的焦虑,让所谓的中国中产阶级幻化成一个泡影。

中国中产阶级的虚幻和焦虑中国中产阶级的虚幻和焦虑

我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个调查,问大家,你认为在京沪,家庭年总收入达到多少才能叫中产?截至17:10,六千多人参加投票,结果如下:

从这个统计来看,认为80万-120万的人最多,其次是50万-80万。认为30万-50万算中产的,比例不到10%。

以我熟悉的几个微博网友的投票结果来看,收入在50-80万左右的,会投第3个选项。收入在30-50万左右的,则会投第2个选项。在他们眼中,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是中产,而调查却显示,相当数量的人却认为他们是。

中产阶级的定义

要搞清楚家庭收入达到多少叫中产,首要要搞清楚中产阶级的定义。在国际实践或者经济理论上,都没有统一的定义标准。正是由于“中产阶级”这个词汇模糊的标准,才会产生各种各样收入门槛——这些跟每个人的生活经验相关。比如有的人收入很高,但是大多数钱都用于偿还一套总价很高的房产的房贷,他的日常生活水平可能比较拮据,在他自己眼中,可能自己都算不上中产。因此,我们有必要先设定一个前提才能展开讨论。

在这里我们定义,中产阶级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主要依靠工资及薪金为收入来源。(财产性收入比重高的被归入食利阶层,这个阶层总资产较大,属于富裕阶层)

2、受过大学以上高等教育。

3、有一定的闲暇时间,追求生活质量。

4、每月现金流扣除在住房和汽车上的消费(包括租金或贷款)后不影响当月生活消费水平。

这个里面,2)和3)的标准是定性的。1)和4)则决定了中产家庭的门槛。

以京沪为例,在没有住房的情况下,假设一个中产家庭要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其每个月在住房上的消费(租金或者贷款)应该不低于1万元。考虑到每个月打车的费用(假设你天天打车上下班),我们估算大约在2500元左右。生活上的开支假设为6000元(一般家庭每个月如果去菜市场买菜三餐在家消费应该不会超过这个数字)。孩子的教育费用,你不考虑上顶级幼儿园的话,每个月5000足够了(这已经算高了)。再算上其他的消费支持,3万元可以满足一个人基本上除了自我实现以外其他的基本需求。

以这个数据来看,京沪一个家庭,税后收入每年达到36万,即可以称自己为中产阶级。 为何我们感觉自己离中产阶级仍有距离

在微博调查中,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在中国家庭年收入达到80万以上才能叫中产,这个数已经超过了10万美元——而对于一个两口之家而言,家庭总收入超过10万美元在美国也可以被认为是中产了。

为何受访者心目中的中产会定义如此之高了。即便是我们在上文分析,家庭年收入36万就可以称自己为中产,也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统计局给的城镇居民年收入的平均水平。在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对于北京和上海城镇居民而言,年均收入大约在5-6万元。一个三口之家,我们可以算其家庭年收入总和为15-18万元。也就是说,按照我们的分析,中产阶级的收入依然比城镇居民平均水平高出一倍之多,同时远低于微博受访者的判断。

这种错觉是怎么形成的呢?

第一,幸存者偏差。统计对象大多数为京沪受过一定教育,以本人粉丝为主(本人粉丝由主要是财经领域或者对财经感兴趣的),并且是活跃的微博用户。这些统计对象的平均收入,本来就比居民平均水平要高。这些受访者日常生活,接触比他们阶层低一个甚至多个层次的人的机会有限。一句话,他们不知道实际上他们的收入已经处于社会的中上部,他们对穷人有多穷缺乏了解。

第二,中产阶级不等于中等收入。受访者对于中产阶级的理解,基本上是全球化的视野,所以调查出来的结果,也靠近全球化的标准。对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以全球化的中产阶级标准,显然无法描述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中国中等收入者,其绝对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生活水准依然不高,这个是客观事实。

第三,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错觉。由于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远远高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收入在中间的任何一个阶层,往上看,都能看到自己和上面阶层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让他们产生了非常多的焦虑,让他们误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底层(或者中下层)。他们还需要不停努力不停工作,才能在社会阶层上向上爬。中产阶级的放松心态他们完全不具备。

中产阶级的虚幻

对于城市居民而言,一方面要承受房价快速上涨带来的巨大压力,一方面,又要在剧烈的社会竞争中为自己和下一代争夺一席之地。社会经济太激烈,方方面面都要花钱。教育、养老、医疗等,每一项支出都需要从自己的预算表中列出。为了给孩子一个赢在起跑线,有的家庭不惜花费数百万购买无法居住的学区房。由于贫富差距过大,没有一种抢的心态,在社会竞争中,人和人的差距就会相当之大。这种普遍性的势能形成了一种社会压迫,并造成了一种全社会的焦虑,让所谓的中国中产阶级幻化成一个泡影。

由于贫富差距大,考虑到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不患寡而患不均,那些在社会财富top10%外的人群都会因为和他人比较产生某种不幸福感,而无论他们自身的收入是否已经相对较高。这种自上而下的压迫让每个阶层都认为自己距离中产尚有距离。

北京上海的受访者的悲剧是,他们的标准已经美国化了,但是,他们的收入还是本地化的。他们的收入相当可观,但是在社会分配中却处于弱势——除了缴纳大量个人所得税之外,还要被迫购买价格高企的住宅。他们的钱够他们的生活,却无法让他们逃离当下。

一句话,移民的钱没攒够。(作者介绍:生于湖北省西南部。他的作品风趣幽默不拘一格,深受人们所喜爱。)) 中产收入陷阱比中等收入陷阱更可怕(2016年08月01日08:26 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李稻葵 本文原载于《新财富》2016年8月刊)

中产收入陷阱最令人担心的后果是,尽管国家整体经济在不断走高,但是却更多反映为高收入阶层的财富以及政府税费的增长。这其中的机理在于,高收入阶层不仅坐拥众多资源和收入渠道,更可以通过无税的资本利得,实现收入的不断增长。

中产收入陷阱才是梗应该关注的中产收入陷阱才是更应该关注的

当今中国,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国家人均GDP始终徘徊在4000-12000美元区间而不能增长到12000美元之上,从而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根据我们的长期研究,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并不构成最大的威胁,因为中国具备那些已经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拥有的三大有利条件,那就是: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稳定的政府、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本以及高强度的对外开放。

相比之下,我们应该警惕的是中产收入陷阱。 何谓中产收入陷阱?

中产收入陷阱指的是,尽管整体经济在不断增长,但是中产阶层的焦虑却难以化解,导致一个国家始终不能跨入成熟的发达国家行列。也就是说,那些获得了稳定的中高水平劳动报酬、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群体,对个人及家庭的前途充满忧虑,对国家的发展失去信心,对社会的不公高度敏感。当这部分人丧失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信心之时,就会导致社会的不稳,乃至政治上的变故。

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中产收入陷阱的端倪。最近以来,我孩子的一些同学的家长在忙着办移民,他们担忧的是孩子们不能适应中国高度竞争的中小学教育;我周边的不少朋友,由于担心空气质量对子女健康的影响,也选择了出走;还有一部分家庭,担心未来难以支付高额的医疗、养老费用,决定移民到澳大利亚等公共卫生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即便那些还没考虑移民的中产朋友,碰到我经常问的问题也是:人民币会不会长期贬值,家庭资产如何转移到国外。

凡此种种现象,无非集中反映了中产阶层的焦虑。 细数中产收入阶层的焦虑 第一个焦虑点是在高税负的情况下,对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前景的忧虑。中产阶层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工资等劳动收入,而在中国,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征收对象正是这部分人。我国最高的个税征收比重不仅高达45%,而且当前每月3500元的起征点也非常低,没有任何家庭负担方面的减免。因此,中国的个税事实上就是工资税,往往在个人见到工资收入前就被拿走了,不像许多发达国家有退税的可能。

第二个焦虑点来自不断攀高的房价。对于80后、90后等加入职场相对较晚的中产阶层而言,大城市的高房价尤其让人不堪重负。这部分人群往往必须依靠父母和亲戚的支持,才能够勉强在大城市购置自己的住房。而那些来自于农村、纯粹依靠个人奋斗在城市安家立命的中产阶层,单靠一己之力几乎不可能在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买房。

第三个焦虑点就是教育和医疗、养老的高成本。教育的高成本尤其体现在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这些大学前的教育阶段,在这一部分教育支出中,政府所能负担的相当有限。而医疗体系的高成本,更会给那些父母或个人健康状况出现意外的中产阶层带来经济上的灭顶之灾。医疗成本的不断攀升,也加深了中产阶层对于未来养老成本上升的种种忧虑。

中产收入陷阱最令人担心的后果是,尽管国家整体经济在不断走高,但是却更多反映为高收入阶层的财富以及政府税费的增长。这其中的机理在于,高收入阶层不仅坐拥众多资源和收入渠道,更可以通过无税的资本利得,实现收入的不断增长;而政府则通过强制性税收和收费,在国民经济分配中占据有利地位。与此同时,低收入阶层也可以依赖基础性的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在经济发展中保证自己的收入份额。相比之下,处于夹心位置的中产阶层会备感压迫,因自己的上升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而对社会产生怨念甚至不满。这应当是当今中国需要正视的重大问题。

如何突破中产收入陷阱?

首先,从国家财政税收的大格局来看,必须明确调整的方向。目前,政策界、学术界有部分声音认为,财税改革的大方针应该是将间接税转为直接税,但这恐怕并不合理。直接税的主要征收对象往往是中产阶层,因为这一阶层的收入以及他们所持有的资产相对透明、公开,且主要是劳动工资,而对劳动工资和房产征税成本是非常低的。所以,直接税的“板子”往往会端端正正地打在中产阶层的屁股上,增加他们的税收负担感。

因此,笔者长期呼吁,应该认真借鉴德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国家税收还是要以间接税为主。间接税主要在流转环节征收,征收对象主要是企业,而企业在征税过程中往往可以与政府形成良性循环——缴税多的企业能得到更多的政府支持,这些支持又可以帮助企业解决发展的难题。总而言之,在税收问题上一定要考虑中产阶层的税负以及负担感,宁肯对企业和资本所得者多征一些税,也不应该对中产阶层过度征税。

其次,在房地产问题上,应该出台一些针对中产阶层的福利保障制度。包括北上广深在内的各主要大城市,应该为中产阶层提供能够长期租赁的“平租房”,让那些暂时无法购买住房的人,有机会在城市中相对平稳地居住下来。以香港、新加坡为例,当地很多的中小学教师都居住在政府提供的面积适宜、质量中上的公租房中。这使得他们在面对高房价时不会过度焦虑,也不会在高房价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面前感到束手无策。

在教育方面,要大力减少竞争压力。整体上讲,中国的中小学基础教育中已经出现了相当的精英化趋势,但这不是最好的发展方向。竞争会带来压力,而中产人群往往比其他阶层更重视子女教育,因此,他们也就会成为中小学教育竞争压力的直接承受者。中小学阶段也许应该适当减少竞争性安排,让教育回归本质,淡化教育作为选拔赛的功能。让学生多把精力花在平日的学习上,而不是忙于参加各种竞赛和考试。推进教育非竞争化,既减轻了孩子的压力,也能减轻父母的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应该逐步建立透明公正的社会治理体制。“雷洋”事件到目前还没有完整的调查结果,但其社会影响已经充分展现——大批已经或即将迈入中产阶层的人群感到十分焦虑,因为他们突然发现自己行走在马路上、街道上并不安全,就连那些已经进入到“体制内”的中产群体也感到十分不安。所以,在这一类涉及人身安全与自由的重大问题上,应建立公开透明的社会治理制度。在政府监管、警察执法等过程中,应该给予公民最基本的人权保障与申诉机会,营造一种公开透明的社会氛围。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该是大概率事件,但能否避免中产收入陷阱,却需要全社会认真研究。这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焦点,尤其值得全社会共同关注。(作者介绍: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从监管逻辑深度解析理财业务(2016年07月29日21:06王剑) 理财业务的三失控,可能加大金融体系脆弱性,或对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了较大的风险,且不能被监管部门有效监测。可时至今日,理财业务的系统法规依然没有出台,一个《暂行办法》暂行了十多年,后面只有几个补丁式的规章,无法从系统上管控理财业务风险。因此,我们预计正式文件出台时已不远,其基本要义与《征求意见稿》相近。

本文第一部分简述我国银行理财业务发展史,重点回顾它如何脱离资产管理本质,而沦落为影子银行,以及这期间监管部门的应对。

第二部分则是理论分析,阐述银行存贷款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在逻辑本质上的区别。 第三部分,分析理财业务的这种沦落,会带来哪些后果。 第四部分是我们对监管取向的预期。

第五部分则是在前述监管取向下,理财业务的未来出路。

一、理财业务野史

银行原本的主业是存贷款业务。储户们把钱存在银行,大家有存有取,但终归会沉淀下一笔相对稳定的金额,银行就将其用于放贷,并以此赚取贷款利率、存款利率之间的息差。这一模式已延续几百年,老少兼知。

后来,我国银行业于2004年开始出现了理财业务。

关于理财业务的定义,银监会200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银监会令2005年第2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二条指出:

本办法所称个人理财业务,是指商业银行为个人客户提供的财务分析、投资顾问等专业化服务,以及商业银行以特定目标客户或客户群为对象,推介销售投资产品、理财计划,并代理客户进行投资操作或资产管理的业务活动。

也就是,理财业务大致包括两大类:(1)理财顾问服务,就是咨询,银行只仅出主意,卖点子;(2)综合理财服务,即理财产品的设计与销售,暂行办法定义为(第八条):

个人理财综合委托投资服务(以下简称综合理财服务),是指商业银行在向客户提供顾问服务的基础上,接受客户的委托和相关授权,按照与客户事先约定的投资计划和方式,由银行选择、决定投资工具的买卖并代理客户进行资产管理等的业务活动。

在综合理财服务活动中,客户授权银行代表客户按照合同约定的投资方向和方式,进行投资和资产管理,投资收益与风险由客户或客户与银行按照约定方式承担。

后一类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具体实践中,大致就是银行设立一个理财产品(含具体合同),向投资者(一般就是银行原有的存款、贷款客户)出售,以此募集了资金。然后银行作为受托管理人,把这些资金按约定进行投资,取得的收益按约定分配给投资人,自己则收取管理费。一听起来,这应该是资产管理业务,不属于存贷款业务。

1、早期投向债券为主

起初,理财资金投向就是银行间市场的各种高等级债券,所以我们觉得它和货币基金、债券基金非常类似 其背景,是银行间市场早年就实现了利率市场化,利率较高,但个人不能直接参与。个人的存款利率则受管制,较低。两者间存在明显利差(仅极少数时期倒挂),而货币基金、债券基金实则可充当两个市场的套利工具,个人购买基金,基金再投向银行间市场的债券。既然这事基金公司能做,银行还不如自己做„„于是他们就开始做了。

但理财产品和公募基金又有很大区别,公募基金的管理人只收取固定管理费(但这又太过死板了,对基金管理人激励不足),套利空间的其余部分都归属投资者。

而理财业务,则可双方自行约定。通行的做法,是给客户一个固定的收益率,剩下的都归银行管理人,被称为“超额留存”(这和公募基金刚好相反,投资者拿了固定部分,银行拿走了套利空间的其余部分)。虽然这并不违反规定(《暂行办法》允许双方自行约定),但这约定的收益率却给后来的刚性兑付埋下了伏笔,有点偏离资产管理业了。再者,由于银行获取的是“超额留存”,他们就存在拉大套利空间的动机,而其中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期限错配,为管理期限错配,又对资金池产生需求,进一步偏离资产管理业。

2、非标纳入投资范围 但是,“非标准债权(非标)”纳入了理财资金和投资范围,我们就猛然发现理财业务加速变味了。

所谓非标,本质就是向企业的贷款,贷款条件由双方议定,不是证券那样的标准化合约,所以称为非标。由于早期规定,银行理财资金用途有限,且没有投资人主体,所以作为规避,有银行发明了“银信合作”,先由信托公司设立一只信托计划,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然后银行理财资金去购买信托计划。简单粗暴,只需要一个信托计划作为通道,理财资金就实现了向借款人放款。同时也可以以信托计划出面,投资其他领域,包括股票一级市场(打新)、二级市场、另类投资等。

另一头,银行又继续向理财产品投资人支付稳定的收益率,刚性兑付正式确立,已和高息揽储类似。

由此,银行理财业务本质上已经是存贷款业务,只不过利差薄一点而已(因为理财的收益率高过存款利率)。这种表外的存贷款业务,是一种典型的影子银行。

因为银行存贷款业务是赚取息差的,那么在息差率稳定的情况下,规模越大越赚钱。所以,银行一般来说都会有强大的动机去做大规模。然后,风险越高的贷款客户,其贷款利率也越高,有些银行会为了盈利,去拓展这些客户(贷款业务的风险偏好上升)。这些行为都会加大银行风险,但由于银行“大而不倒”,出事时国家会救,所以银行行长们并不担心这一点,拼命做大规模,放大风险。这是银行业务本质决定的。所以,各国均对银行施以严格监管,设置资产充足率、不良率、流动性等监管指标,遏制其无度扩张,不让其风险失控。

但是,理财资金投向非标(本质是贷款),实质上已经成为了存贷款业务,且不受资本充足率、不良率、流动性等监管指标制约,风险有可能失控。

监管层很快发现了这种做法,于是发文叫停。但是,银行又有了新的发明,理财资金不再去直接购买信托计划,而是购买了信托计划的受益权„„意思是说,我没购买该信托计划本身,只是买了其受益权。

这几乎是中世纪信托问世的翻版。有钱人的财产继承要课重税,所以就不继承了,而是把它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管理财产,财产收益则支付给受益人(比如子女)。子女拥有受益权,这种受益权可转让。

银行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大财主一样,找到了信托计划这一利器,理财资金几乎实现了所有的投向。尤其是在2010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中,监管层不允许银行信贷投向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两高一剩等领域,而银信合作则绕开这一监管。于是,银监开始着手遏制,2008-2011年竟然连发十文干预此事,狂刷存在感,比某些证券分析师发深度报告还勤快。

2008年9月《关于印发的通知》(银监发[2008]83号) 2009年7月《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投资管理有半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09]65号)

2009年12月《关于进一步规范银信合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发[2009]111号) 2009年12月《关于规范信贷资产转让及信贷资产类理财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发[2009]113号)

2010年8月《关于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发[2010]72号) 2010年12月《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的通知》(银监发[2010]102号)

2011年1月《关于进一步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的通知》(银监发[2011]7号) 2011年5月《(办公室)关于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转表范围及方式的通知》(银监办发[2011]148号)

2011年6月《(非银部)关于做好信托公司净资本监管、银信合作业务转表及信托产品营销等有关事项的通知》(非银发[2011]14号)

2011年7月《关于进一步落实各银行法人机构银信理财合作业务转表计划有关情况的函》(银监办便函[2011]353号)

如果这些文件被严格执行,这些表外资产全部回表,估计好多银行的监管指标会“爆表”。但是,就在银监与银行进行猫和老鼠的游戏时,2012年证监会突然间来给银行提供了神助攻。当年的券商创新大会后,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期货公司资管都被允许充当通道,流程和信托一样。

银监会发现自己当初刷屏用的十道令牌全成了废纸,于是一改监管方式,干脆直接规定非标资产的总量上限。2013年,银监会颁布《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13]8号),规定理财资金投向非标资产,不得超过理财总额的35%,亦不得超过银行总资产的4%。

该文件于3月27日公告,次日,银行股行业指数大幅低开,全天暴跌超6%,足可见威力之强大。

但是,监管层这相当于承认自己无法杜绝影子银行,只能退而求其次,限制其规模。该规定取得较好效果,此后非标总量得到控制。但仍然有部分银行,将非标资产通过种种手段包装成标准化债券(所谓“非标转标”),从而规避了监管。

二、理财业务本应是资产管理业

把市场搅得鸡飞狗跳的理财业务及其监管,到底问题出在哪呢?我们认为,这还是要从业务的根本商业逻辑上去找到关键点。

存贷款业务和理财业务(资产管理业务),虽然表面上都把客户把钱交给银行,银行再去投放,但其实本应有是截然不同的商业逻辑。

存贷款业务,即通称的银行表内业务,是两层债权-债务关系。首先是存款,储户把钱借给银行(第一层债权-债务关系),银行以自身信誉为保障,只要银行不倒闭,这钱就可随时还给你(或按约定时间还给你)。此时,储户不用在意银行把这钱拿去做了什么,反正不管做什么,只要银行不倒闭,存款就能还你。然后,银行留一部分存款资金用来应付储户的取款,其余的大部分沉淀资金则拿去放贷款(第二层债权-债务关系)。而且,银行所有来源(包括存款)的资金会汇总在一起使用,即俗称的“资金池”,存款和贷款间没有科目对应关系,某笔存款和某笔贷款间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资金池是银行表内业务的终极神器,有了它,银行可实现资产与负债之间规模(积少成多)、期限(续短为长)、信用风险(用低风险资金为相对高风险业务融资)的错配,从而能够动员社会闲散资金,集中形成资本,用于生产。

然后,银行开始工作。他们要履行筛选、审查、监督借款人的工作(为克服信息不对称而进行的信息生产工作),这也理解为是一种专业的债权投资管理服务;此外,如果借款人万一还不了钱,银行则自己承担损失(信用风险由银行吸收,银行用利差收入覆盖坏账,不转嫁给存款人);而如果突然间来取款的储户特别多,银行自己留存的资金不够,那么它还得向金融市场或央行紧急借款(不能以贷款还没到期收回为由拒绝储户取款),并为此承担成本(流动性风险也由银行吸收)。因此,银行是基于:(1)信息生产工作;(2)承担信用风险;(3)承担流动性风险等,获取其相应回报。这是银行存贷款业务的商业逻辑。

而资产管理业的逻辑则完全不一样。资产管理业,是投资人将资金托付给资产管理人,请其为自己从事投资(《暂行办法》称是委托关系,但也接近信托关系)。资产管理人按照事先约定的方式收取管理费(可以是管理资产的固定比例,也可以是投资收益的分成),然后把扣除管理费后的投资收益交还给投资人。资产管理人以自己的专业能力,勤勉地为投资人提供资产管理服务,但投资结果由投资人自行承担,不保证收益。而且,资产管理业务不应该有“资金池”,每项资产管理产品(可以有多个投资人)的资金来源与运用是清晰的,不会和别的产品的钱混在一起使用,这样才能算得清投资人的收益。

比如典型的资产管理业是公募基金业,基金公司是基金管理人。比起投资人自行投资,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在投资方面更为专业,二是公募基金汇集了众多投资人的资金,能够更好地实现分散化投资或履行股东权利,实现规模优势。资产管理人的回报仅来自专业的投资管理服务,管理人不为投资人承担流动性风险(有些资产管理产品可随时赎回或转让,流动性较好,但这种流动性并不是管理人提供的,所以不属于“管理人承担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等。

所以,这本该就是两门生意,有着截然不同的商业逻辑。我们将两者作个简单对比: 银行存贷款业务,是用资金池来吸收流动性风险,用资金池的错配来赚取利差,利差又是用来覆盖坏账。而资产管理业务,不用承担这两种风险,所以理论上不必设立资金池。而且,理财业务设了资金池,还为利益输送创造了空间(多只理财产品的资产混在一起运用,边界不清,管理人可随意调节某只理财产品的收益)。

而银行的理财业务,理应是资产管理业务。它肯定不能是存贷款业务,否则就应该一并纳入表内,统一实施资本充足率、不良率、流动性等监管。

但是,我国银行理财业务,却因有意无意的混淆,也不像是真正的资产管理业务。比如,我国银行理财业务一直存在资金池操作,屡禁不止。还有,银行发行理财产品,很多情况下竟然是向投资人约定收益率的,而不是约定管理费。以及其他问题。最后,就形成如今这种现状,即理财业务既不是存贷款业务,也不是真正的资产管理业务„„那它到底是什么呢?

三、逻辑扭曲带来的影响 在法律人士、从业人士继续探讨理财业务终究是什么的过程中,这一现状所带来的影响却纷纷显现。其中也有好的影响,但更多是负面的影响。

(1)倒逼利率市场化:这一点是积极影响。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接近末尾,这几年进展较快,而理财业务对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况且,从其他国家经验上看,利率市场化其实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内生要求,即使监管没放松,市场也会自发地用其他方式突破。理财业务就是一例。理财业务使更多投资者获得投资性收入,使更多借款人拿到融资,有其积极意义。

(2)整体风险不明:部分理财业务本质上接近存贷款业务,或者说是把部分表内放款业务转移到表外(但风险依然由银行承担),从而规避了监管,使部分监管指标失真。比如,理财资金投放的非标,不用计提拨备和资本占用,也不计算不良率,也不用回避高风险领域(比如监管层叫停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开发商等领域投放信贷,但理财资金投放可规避此监管),最终导致监管层对整个银行体系的风险评估不准确,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3)抬高无风险收益率:由于银行在我国仍然拥有极高信誉,他们发行的理财产品又因为刚性兑付,被很多投资者默认为无风险,从而,理财产品收益率实际上是一种无风险收益率。当然,结合第(1)点来看,如果原来的无风险收益率是人为低估的,那么抬高它也算好事。但问题是,刚好有时货币当局希望压低无风险利率时,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时,宽松的效果却被抵消了。因此,这造成了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干扰。

四、监管取向及其影响

监管的意思一直是明确的、坚定的,但执行却是稀里糊涂的。 其实,早在2014年银监会曾颁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里面对理财业务多方面做出详尽规定,使其成为真正的资产管理业。其中包括:

非标资产回表,非标资产不允许错配,穿透管理(解包还原)和限制通道层级,分组产品的监管,细化托管制度,不允许资金池,建立风险准备制度等„„

通篇看下来,若严格执行,那么银行理财业务就回归资产管理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该征求意见稿征求了两年多意见,依然没有下文。而这两年,理财业务规模疯狂增长到23万亿元(2015年底),占银行业表内资产比例高达20%多,已经到了不得不收拾的时候了。

首先,规模失控:2015年底总规模达到23万亿元,2016年上半年仍在增长。

其次,投向失控:经过层层通道,理财资金已经实现多种投资,甚至包括风险极高的为恶意并购融资。虽然真正意义的资产管理业,理论上可以为合格投资提供所有种类的投资管理服务,当然也包括高风险投资。但是,这是建立在信托关系基础上。但目前理财业务仍有表外存贷款业务的嫌疑,

还有,杠杆失控:经过多层通道,层层叠加杠杆,最终会使杠杆奇高,加大整个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

理财业务的三失控,可能加大金融体系脆弱性,或对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了较大的风险,且不能被监管部门有效监测。可时至今日,理财业务的系统法规依然没有出台,一个《暂行办法》暂行了十多年,后面只有几个补丁式的规章,无法从系统上管控理财业务风险。因此,我们预计正式文件出台时已不远,其基本要义与《征求意见稿》相近。

在看到正式文件前,我们尚不能准确评估其带来的影响。但根据监管精神,至少可以肯定以下几点影响:

(1)理财业务量价齐跌。总量控制,甚至有所收缩。因不能错配、信用风险加大、业务成本加大等原因,理财的收益率会下降。

(2)非标业务得到遏制,资金可能回流债券市场,或者干脆就离开理财业务。这对借款企业的流动性并不利,但利好债券市场。

(3)信贷(非标)资产获取能力较强的银行形成差异化优势。

五、未来的展望

对于未来,我们觉得有三个问题可考虑,而且这三个问题是层层相关的。

(1)监管的意图。我们认为监管层决意要求理财业务回归资产管理本质,这一点向来明确。

(2)落实该监管精神对理财业务本身的影响。那么,要落实这一精神,却仍有一定困难,并且对银行理财资金投向有较大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银行有其专业优势,比如信贷业务(发放非标准化债权),债券方面也有优势,但在其他资产方面,尤其是股票、股权投资方面,并无优势。所以,如果真正做资产管理,银行合乎现实的投向,依然是非标、债券为主。

而如果投向非标(本质是贷款),并要求期限不得错配、投资人风险自担,那么相当于就是银行利用其专业优势,自行寻找、审查借款人,然后发行一个理财产品,向投资人募集资金,并投向那个借款人。那银行理财岂不是成了一个大型P2P? 是的,没错,此时的银行,就是表内的存贷款业务,和表外的P2P业务„„不瞒你说,已经有银行在这么做了。如前文所述,存贷款业务,银行赚取的是:(1)信息生产工作报酬;(2)承担信用风险的补偿;(3)承担流动性风险的补偿。而在表外业务上,银行不再承担后两项风险,但依然要赚取信息生产工作的报酬,因为他们依然为投资人选借款人。虽然银行不再向投资人保证收益,但万一借款人违约,投资人遭受损失,那么大家就会质疑这家银行的专业能力,觉得他们挑选、审查借款人的专业能力不行,从而不再来这家银行买非标类理财产品。

可见,这一点和存贷款业务完全不一样。在存贷款业务上,即使银行不良率已经很高,但只要离破产还远,存款人觉得自己存款还是安全的,那么他们也不会立即把存款转移。换言之,非标理财业务对信誉更为敏感、脆弱。那么,可以预见,银行会非常谨慎地挑选借款人。现有实践中,银行还会引进第三方保险、担保等措施,千万百计保障投资人资金安全(管理信用风险)。此外,今后还会设立转让平台等,使理财产品可以转让(管理流动性风险)。

(3)理财回归资产管理后,与自营的关系。银行自己发放贷款,是自营业务,而资产管理业务如果也聚焦于贷款(非标),那么存在利益冲突。就好比证券公司的自营部门、资管部门、研究部门之间设有严格防火墙一样,银行也要引进防火墙制度(《征求意见稿》称“栅栏”原则)。更为彻底的做法,是设立资产管理子公司,就像银行旗下的公募基金一样,专职从事特定领域的资产管理业务,与银行自己的自营业务充分独立。(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硕士,CFA持牌人,曾供职于浙商证券、光大证券研究所,担任金融行业分析师,2015年7月加盟东方证券研究所。) 齐岳山断裂三峡大坝最大隐患已经浮现 三峡大坝的隐患已是众所周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如果出现重大险情再重视,后果不堪设想。

三峡工程现在不仅仅是遭质疑,而是各种灾害与危害不断浮现,却越来越惊人,天坑地陷加山体滑坡,已经使人毛骨悚然。全国大规模的灾害雾气哪里来的?只讲颗粒不讲水雾气的来源就是想掩盖全国灾害性天气的真相。

三峡工程上马之初就受到质疑:移民一百多万,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随着工程的进行,当初力主上马一方所鼓吹的各种优势全部大幅缩水:“三峡工程的电将照亮半个中国”—实际上三峡发电量仅占全国总发电量的3.3%。“三峡工程可使万吨船队从上海直达重庆”——今冬枯水期连武汉都到不了。“三峡工程可使100万移民致富”——130万移民失去土地,大部未能就业,吃低保,生活普遍困难。而现在三峡工程的最大弊端也已经开始显现:齐岳山东北断裂,并很可能引发地震!

齐岳山东北已经断裂

在利川县城往北行十数公里,即到了柏杨镇白庙那一带缓坡向下的大土坡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远处的龙关口断裂,这里是齐岳山东北断裂的下陷开始发生地,在柏杨镇所在的同为南北走向的寒池山,同样出现了一条让人见了惊心动魄的龙桥断裂,海拔2千余米的寒池山,自顶向下劈裂,出现一条宽不过几十米,深却达千余米的超级大峡谷。

这条峡谷的东端,就是一条和龙桥峡谷呈十字断裂的沐抚大峡谷,这也是齐岳山东北断裂的整体组成部分。沐抚大峡谷平均切深达2千米,108公里不间断,是世界第四大峡谷,跟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有得一比,远超长江三峡。

三峡及大三峡地区,本身是地质版块活动剧烈的地方,有多条断裂带贯穿库区。最危险的地段莫过于齐岳山东北和建始北延断裂,这一线在成库蓄水后,古地质剧烈活动恐被启动,诱发大级别强震。这恐怕将远超原来三峡上马时论证的“6级或6.5级地震”。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曾指出,对三峡水库而言,危害最大的是构造型地震,在第二库段仙女山断裂、九畹溪断裂、建始断裂北延和秭归盆地西缘一些小断层的交会部位,有可能诱发水库地震。

实际上不仅三峡,目前中国西南的水电开发,许多重点水库与这些地震带和地质断裂带交错甚至重合。比如,大渡河上的一些高坝大库地处鲜水河地震带;雅砻江巨型水电站与安宁河-则木河地震带相邻;金沙江溪洛渡、虎跳峡等200米以上高坝则位于沿金沙江分布的地震带。

黄万里教授预见峡大坝最终结局——“炸掉”

黄万里生前多次上书反对三峡工程上马,他曾在报告中写道:

第一∶三峡大坝蓄水之后,清水下泄,造成大坝下游长江干堤发生严重崩岸。

事实上,2004年冬,荆江长江干堤发生多处崩岸;2006年春传来岳阳长江干堤发生严重崩岸的消息,湖南省水利厅负责人紧急赴京向水利部和国家防总汇报险情。

1998年长江洪水后中央政府动用几千亿国债加固长江干堤,1991年联合国又资助长江干堤维修。三峡大坝蓄水后发生的长江干堤崩岸问题和黄河三门峡工程建成后的情况十分相似。

第二∶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峡大坝阻碍长江航运的畅通。 三峡工程根本不能使万吨轮船直达重庆,最多只能使万吨船队在一年中的

五、六个月的时间内直达重庆。万吨船队只不过是将四艘或者六艘驳船捆绑在一起而已。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峡两线五级船闸的通过能力马上得到饱和。

运行的实践证明,三峡两线五级船闸的单向通过能力不可能达到每年五千万吨,最多只能保证单向通过能力每年三千万吨左右。目前长江货运需要用机械翻坝来协助完成。原计划在1997年完工的升船机至今未见踪影,客轮过船闸的平均时间为七小时,乘客难以接受,造成长江客运和三峡旅游事业的萎缩。

第三∶三峡工程开工以来,三峡库区一直是中国社会最不稳定的地区。

三峡工程移民对安置工作不满,每年信访的次数高达八万多件次,连年持续不减。三峡工程的所谓开发性移民措施,不但没有使百万移民致富,而是使绝大多数移民陷入赤贫状态。

负责三峡工程移民信访的官员将移民生活用“三低”和“三无”来描述∶收入低于搬迁前的水准;低于安置地当地农民的水准;家庭生活水准处于当地贫困线之下以及无田种,无工做,无出路。三峡工程移民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一颗炸弹,随时可能爆炸。

第四∶到2006年年初,上报批准的三峡工程移民113万人已经安置完毕,批准的400亿元人民币移民安置费已经全部用完,但是还有数十万居民要搬迁置。由于前期移民安置存在问题多,造成未来移民安置工作的进展更加困难。

第五∶所谓的排浑蓄清措施无法解决水库的淤积问题。虽然中央政府为了防止砾卵石淤积问题的出现,在嘉陵江和金沙江上建造了和正在建造多座大坝,阻挡砾卵石和泥沙进入三峡水库,但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多只是把问题在时间轴上作个推移,把更严重的问题留给子孙。

三峡水库蓄水之后,有约百分之八十的泥沙淤积在水库中,而且主要是淤积在水库的尾部。由于水土流失进入水库的红土微粒,粘性强,和粗沙、砾卵石、掺杂在一起,组成坚硬沉积层,和黄河中的细沙的特性有很大差别,排浑蓄清措施对这样的沉积层根本没有办法。重庆港口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第六∶三峡蓄水之后,水流变缓,河流的自净能力大减,三峡水库水质明显变坏,特别是过去水质好的支流河段,水质恶化问题更加严重。

三峡工程论证时,三峡河段的水质是全中国最好的,大部分河段属于二类水。虽然现在三峡河段的水质为三类水,但是由于这期间水质指标的更改,现在的三类水只是当年的四类水。由于三峡水库水质问题,三峡库区的各市、区、县都不准备把三峡水库作为生活饮用水源,而要另辟水源。可见三峡水库水质问题之严重。 第七∶三峡工程的电并没有照亮半个中国,目前三峡工程的发电量不足全国发电量的百分之三。三峡工程也没有为老百姓、特别是被涉及的居民提供“廉价”的电力。老百姓承担经济改革的成本,经济改革所创造的经济利益却流入利益集团的口袋,三峡工程则是最好的实例。

第八∶三峡工程能达到工程效益的条件之一是未来的气象变化是可知的。三峡水库运行三年的实践证明,现在的科学水准和预测技术都无法保证气象预报(包括长期、中期和短缺)的准确。2004年秋三峡水库调度出现错误,为了保证发电机能够正常运行,在洪水期间抬高蓄水位,加重上游、特别是开县、万州的洪水灾害。同样,2006年夏天三峡水库调度再次出现错误,虽然重庆库区已经出现旱灾的迹象,三峡水库仍大规模“洩洪”,造成水库水位不足,加重重庆旱灾的程度。

第九∶三峡水库蓄水之后,三峡地区仪器可测到的地震次数明显增加。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生破坏性的地震,但是地震专家认为有可能发生六级或六点五级地震。

但是三峡库区的建筑,特别是三峡工程开工之后的新建的民居建筑物都没有抗震设计,一旦发生六级或六点五级地震,一场地质大灾难不可避免。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说,三峡库区的滑坡地带一共一百五十余处,三峡水库蓄水至海拔135米后,三峡库区的滑坡地带上升到一千五百余处,是论证报告的十倍。

受水库波浪的淘蚀,白帝城所在的山体有可能会坍塌下来的危险,现在白帝城海拔130-180米处加砌水泥围墙,以防万一。但是这水泥腰箍破坏了白帝城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第十∶三峡水库正造成血吸虫病的蔓延,从高发病的湖南、湖北向原没有血吸虫病的重庆、四川发展。三峡库区已经发现血吸虫病患者。

第十一∶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远超出论证报告所估计的范围和强度。根据台湾的研究报告表明,三峡水库蓄水后,对台湾的东海渔业资源产生不利影响。而国内根本不让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第十二∶按照目前的设计,三峡工程根本无法让北京喝到长江的水。要想让北京喝到三峡水库的水,还需要加高三峡大坝,或者新建泵站和隧道、新挖运河,其造价相当于再造一个三峡工程。

至于最后的出路,黄万里教授已经指明∶三峡大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 三峡水库蓄水三年的实践表明,黄万里教授当初所指出的问题,现在正一个个地浮现出来,也越来越透明。

任正非:中国人就是因为太聪明了,5000年都受穷!(公司报道正和岛2016-07-31 14:56)

20多年的奋斗实践,让任正非认识到,自我批判对一个公司的发展有多么重要。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坚持这条原则,华为绝不会有今天;而未来,华为还能向前走多远,则取决于华为人还能继续坚持自我批判多久。

此外,任正非反复强调“开放、妥协、灰度”是华为文化的精髓,是一个领导者的风范,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世界上只有善于自我批判的公司才能存活下来

华为公司发展到目前的规模,面临的挑战只会更大。要么停滞不前,逐渐消沉,要么励精图治,更上一层楼,在世界一流企业之林占一席之地。正所谓不进则退,成功不是走向未来的可靠向导,我们需要将危机意识更广、更深地传播到每一个华为人身上。谁能把我们打败?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能适时地调整自己,不去努力提高管理素质、强化管理能力,不将艰苦奋斗的传统保持下去,我们就会把自己打败。古往今来,一时成功者众多,持久的赢家很少。失败的基因往往在成功时滋生,我们只有时刻保持危机感,在内部形成主动革新、适应未来的动力,才可能永立潮头。(来源:《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1997)

我们在关键流程的改革中,有些人不了解业务流程却去开“流程处方”,流程七窗八孔地出问题,这也反映了幼稚病。编码标准化工作上也有同样的问题,听过编码工作汇报后,我实在担心:在这样的编码系统上如何实施我们的it。其实华为各级管理部门都存在幼稚病,各级机构没有建立体系,不能正确认识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不先反管理幼稚,改革的失败机会将多于成功。搞体系建设,先要站在自我批判的角度,不能故步自封,否则我们就不能成功地引进和实施it。(来源:《以it推动管理进步》,1998)

华为要不断进行自我批判,抛弃一切可以抛弃的东西,虚心向业界最佳学习。中国人就是因为太聪明了,5000年都受穷。日本人和德国人并不比中国人更聪明,但日本人和德国人比中国人富裕不知道有多少倍。中国人如果不把这个聪明规范化起来的话,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来源:《ipD关系到公司未来的生存与发展》,1999)

华为公司到底能活多久?如果从华为公司的现实来看,是一天不改进就会死亡,多改进一天,生命就多延长一天。只有我们不断去改进,生命才会不断延长。包括比尔•盖茨都说微软离破产只有18个月,也不敢说三年后他的公司是什么样子,更何况华为公司连管理体系都没有建立起来,能盲目乐观吗?(来源:《大树底下并不好乘凉》,1999)

我们的管理系统,是从小公司发展过来的,从没有管理,到粗糙的管理;从简单的管理,到ipD(集成开发)、isc(集成供应链)、财务的四统

一、it的初步建设。公司的管理正在走向职业化、规范化,正在走向与国际接轨。如果我们不是不断地自我批判,而是说哪位领导制定的管理动不得,某某领导讲的话不能改,改动一段流程会触及哪些部门的利益,导致要撤销XX岗位,都不敢动,那么面对全流程的管理体系如何建设得起来?没有这些管理的深刻进步,公司如何实现为客户提供低成本、高增值的服务?那么到今天市场产品竞争激烈,价格一降再降,我们就不可能再生存下去了。管理系统天天也在自我批判,没有自我批判,难以在迅速进步的社会里生存下去。(来源:《为什么要自我批判》,2000)

如果一个公司真正强大,就要敢于批评自己,如果是摇摇欲坠的公司根本不敢揭丑。如果我们想在世界上站起来,就要敢于揭自己的丑。正所谓“惶者生存”,不断有危机感的公司才一定能生存下来,因此华为公司是一定能活下来的。(来源:任正非在华为技术、安圣电气研发体系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2001)

只有强者才会自我批判,也只有自我批判才会成为强者

我们一定要推行以自我批判为中心的组织改造和优化活动。自我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也不是为全面否定而批判,而是为优化和建设而批判。总的目标是要提升公司整体核心竞争力。(来源:《华为的冬天》,2001)

前几年华为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说是华为的冬天。其实这篇文章不是想说自己多么有水平,而是对我们自己犯的错误进行自我批判,当时我们也冒进、盲动了。当时为什么不冷静呢?如果当时冷静,不跟着潮水盲动,不抢占滩头阵地,我们到今天还会是几十个人的公司,个人收入可能比现在好一点,但公司永远没有规模,仍然是很小的公司。所以我们跟着浪头前进,幸好我们划水的手劲不大,划不快,朗讯、北电跑在前面,浪太大,呛水了。我们看到他们呛水了,我们就往回跑。华为的冬天就是这样,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错误,批判我们的错误,真真实实地改进我们的错误。当花儿开的时候,花蕾没有了,我们不要悲观,花蕾总要长大的。当花儿谢了,果子长出来了,我们也不要失望花儿没有了。任何否定之否定,都会伴随新的生命成长。华为这些年自我批判也是从花儿变成了果实。(来源:任正非在2004年三季度国内营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多年的奋斗实践,使我们领悟了自我批判对一个公司的发展有多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坚持这条原则,华为绝不会有今天。没有自我批判,我们就不会认真听清客户的需求,就不会密切关注并学习同行的优点,就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必将被快速多变、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所淘汰;没有自我批判,我们面对一次次的生存危机,就不能深刻自我反省,自我激励,用生命的微光点燃团队的士气,照亮前进的方向;没有自我批判,就会故步自封,不能虚心吸收外来的先进东西,就不能打破游击队、土八路的局限和习性,把自己提升到全球化大公司的管理境界;没有自我批判,我们就不能保持内敛务实的文化作风,就会因为取得的一些成绩而少年得志、忘乎所以,掉入前进道路上遍布的泥坑陷阱中;没有自我批判,就不能剔除组织、流程中的无效成分,建立起一个优质的管理体系,降低运作成本;没有自我批判,各级干部不讲真话,听不进批评意见,不学习不进步,就无法保证做出正确决策和切实执行。只有长期坚持自我批判的人,才有广阔的胸怀;只有长期坚持自我批判的公司,才有光明的未来。自我批判让我们走到了今天;我们还能向前走多远,取决于我们还能继续坚持自我批判多久。(来源:《从泥坑里爬起来的人就是圣人》,2008)

自我批判是无止境的,就如活到老学到老一样,陪伴我们终身。学到老就是自我批判到老。学了干什么?就是使自己进步。什么叫进步?就是改正昨天的不正确。正是因为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自我批判,不断反思自己,不断超越自己,才有了今天的成绩。自我批判,不是自卑,而是自信,只有强者才会自我批判。也只有自我批判才会成为强者。自我批判是一种武器,也是一种精神。是自我批判成就了华为,成就了我们今天在世界的地位。我们要继续提高竞争力,就要坚持自我批判的精神不变。(来源:《从泥坑里爬起来的人就是圣人》,2008)

我们提倡自我批判,但不压制批判。为什么不提倡批判?因为批判是批别人的,多数人掌握不了轻重,容易伤人。自我批判是自己批自己,多数人会手下留情。虽然是鸡毛掸子,但多打几次也会起到同样的效果。(来源:《从泥坑里爬起来的人就是圣人》,2008)

人类探索真理的道路是否定、肯定、再否定,不断反思,自我改进和扬弃的过程,自我批判的精神代代相传,新生力量发自内心地认同并实践自我批判,就保证了我们未来的持续进步。(来源:《从泥坑里爬起来的人就是圣人》,2008)

这个时代前进得太快了,若我们自满自足,只要停留三个月,就注定会从历史上被抹掉。正因为我们长期坚持自我批判不动摇,才活到了今天。今年,董事会成员都是架着大炮《炮轰华为》;中高层干部都在发表《我们眼中的管理问题》,厚厚一大摞心得,每一篇的发表都是我亲自修改的;大家也可以在心声社区上发表批评,总会有部门会把存在的问题解决掉,公司会不断优化自己的。(来源:《用乌龟精神,追上龙飞船》,2013)

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进攻就是进攻我们自己,永不停歇,直到死的那天。每日三省吾身,坚持自我批判。全世界美国和日本自我批判的精神最强,他们天天骂自己,美国大片里描述的不是美国打输了,就是白宫被夷为平地了;日本也天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批判,现在我们很多人就容不得别人说半句坏话,进攻就是进攻自己,永无止境。(来源:《风物长宜放眼量》,2014)

在继续前进的过程中,不能沿着过去成功的老路走下去,首先要自我批判,想到自己与别人相比还有哪些不足,一定要好好向别人学习、改进。自我批判就是纠偏。(来源:任正非在消费者bg 2015年中沟通大会上的讲话)

开放、妥协的关键是如何掌握好灰度

我们处在一个变革时期,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强调规模,转向以强调效益的管理变革,以满足客户需求为目标,从而获得持续生存的能力。在这个变革时期,我们都要有心理承受能力,必须接受变革的事实,学会变革的方法。同时,我们要有灰色的观念,在变革中不要走极端,有些事情是需要变革,但是任何极端的变革,都会对原有的积累产生破坏,适得其反。(来源:《持续提高人均效益,建设高绩效企业文化》,2004)

开放、妥协、灰度是华为文化的精髓,也是一个领导者的风范。中华文化之所以活到今天,与其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是有关的。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华文化,早已不是原教旨的孔孟文化了,几千年来已被人们不断诠释,早已近代化、现代化了。中华文化也是开放的文化,我们不能自己封闭它。向一切人学习,应该是华为文化的一个特色,华为开放就能永存,不开放就会昙花一现。在前进的路上,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必要的妥协是重要的。没有宽容就没有妥协;没有妥协,就没有灰度;不能依据不同的时间、空间,掌握一定的灰度,就难有合理审时度势的正确决策。开放、妥协的关键是如何掌握好灰度。(来源:《逐步加深理解“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文化》,2008)

一个清晰方向是在混沌中产生的,是从灰色中脱颖而出的,而方向是随时间与空间而变的,它常常又会变得不清晰。并不是非白即黑,非此即彼。合理地掌握合适的灰度,是使各种影响发展的要素在一定时期里达到和谐。这种和谐的过程叫妥协,这种和谐的结果叫灰度。(来源:《开放、妥协与灰度》,2010)

“妥协”一词似乎人人都懂,用不着深究,其实不然,妥协的内涵和底蕴比它的字面含义丰富得多,而懂得它与实践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们华为的干部,太多比较年轻,血气方刚,干劲冲天,不大懂得必要的妥协,也会产生较大的阻力。我们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变法,虽然对中国社会进步产生了不灭的影响,但大多没有达到变革者的理想。我认为,面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他们的变革太激进,太僵化,冲破阻力的方法太苛刻。如果他们用较长时间来实践,而不是太急迫,太全面,收效也许会好一些。其实就是缺少灰度。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并不是一条直线,也许是不断左右摇摆的曲线,在某些时段中来说,还会画一个圈,但是我们离得远一些,或粗一些看,它的方向仍是直指前方。(来源:《开放、妥协与灰度》,2010)

坚持正确的方向,与妥协并不矛盾,相反妥协是对坚定不移方向的坚持。当然,方向是不可以妥协的,原则也是不可妥协的。但是,实现目标方向过程中的一切都可以妥协,只要它有利于目标的实现,为什么不能妥协一下?当目标方向清楚了,如果此路不通,我们妥协一下,绕个弯,总比原地踏步要好,干吗要一头撞到南墙上?(来源:《开放、妥协与灰度》,2009)

在一些人的眼中,妥协似乎是软弱和不坚定的表现,似乎只有毫不妥协,方能显示出英雄本色。但是,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认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妥协”其实是非常务实、通权达变的丛林智慧,凡是人性丛林里的智者,都懂得恰当时机接受别人妥协,或向别人提出妥协。毕竟人要生存,靠的是理性,而不是意气。“妥协”是双方或多方在某种条件下达成的共识,在解决问题上,它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在更好的方法出现之前,它却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有不少的好处。妥协并不意味着放弃原则,一味地让步。明智的妥协是一种交换,是一种让步的艺术,为了达到主要目标,可以在次要目标上做适当的让步,妥协也是一种美德,而掌握这种高超的艺术,是管理者的必备素质。(来源:《开放、妥协与灰度》,2010)

如何理解“开放、妥协、灰度”?不要认为这是一个简单问题,黑和白永远都是固定的标准,什么时候深灰一点,什么时候浅灰一点?领袖就是要掌握灰度。(来源:任正非在与法务部、董秘及无线员工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

用规则的确定来应对结果的不确定 未来形势扑朔迷离。我们要用规则的确定来对付结果的不确定,这样不管形势发生什么变化,我们都不会手忙脚乱,沉不住气,没有主意。(来源:《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竞争方式,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2009)

首先,为什么我们要搞ifs?实际上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以规则的确定来对付结果的不确定。我们对未来公司的发展实际上是不清晰的,我们不可能非常清楚公司未来能到哪一步,因为不是我们可以设计这个公司,是整个社会和环境同时都来设计这个公司。所以我们不可能理想主义地来确定我们未来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个过程的规则,有了过程的规则,我们就不会混乱。(来源:任正非与ifs项目组及财经体系员工座谈纪要,2009)

华为公司未来的胜利保障,主要是三点要素。第一,要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团,但这个核心集团要听得进批评。第二,要有严格有序的制度和规则,这个制度与规则是进取的。什么叫规则?就是确定性,以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用规则约束发展的边界。第三,要拥有一个庞大的、勤劳勇敢的奋斗群体,这个群体的特征是善于学习。(来源:《遍地英雄下夕烟,六亿神州尽舜尧》,2014)

有人说现在修了“高速公路”,但没有业务规则,你们可以起草,然后征集所有相关部门意见,围绕业务目标“多产粮食、增加土地肥力”来形成共识。最后形成有效规则,每个部门都要遵守。什么是规则?具有确定性,不能随意更改。(来源:《依托欧美先进软件包构建高质量的it系统》,2015)

不同国家、不同时间、不同场景,风险是不一样的,我们对各种情况应有预案,尽可能减少损失,确保我们的业务不保守运作。不能因风险我们就不前进了,也不能因前进而不顾风险。我们严格规定,绝不进行金融投机开展金融业务,绝不使用金融杠杆工具。我们不能在两条战线上同时冒风险。要踏踏实实地靠产品与服务的优质赚钱。(来源:任正非与英国研究所、北京研究所、伦敦财经风险管控中心座谈的纪要,2015)

关乎千万人的铁饭碗!部分事业编或取消(2016-07-29 09:31:36光明网-《光明日报》)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举行2016年度第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在介绍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下一步工作安排时明确表示,“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工作进展情况是做好事业单位聘用制度和公开招聘制度推行工作。岗位设置方案的备案核准和变更工作有序开展。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部分城市三级甲等公立医院开展编制管理改革等工作。

他还说,下一步工作安排是建立健全以合同管理为基础的用人机制,继续扩大聘用制度推行面,研究提出解决编外用人问题政策思路。健全岗位设置管理制度,启动事业单位管理岗位职员等级晋升制度试点。进一步完善公开招聘制度,分行业制定公开招聘办法。出台促进事业单位创业创新工作的指导意见,出台建立机关事业单位防治“吃空饷”问题长效机制的意见,研究制定高校、公立医院不纳入编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衔接办法。

所谓“不纳入编制管理”,就是取消事业单位编制,但保留事业单位性质。而之所以要保留事业单位性质,主要是考虑到高校、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不能完全推向市场化,还要由财政进行差额拨款。在全部取消事业单位编制之后,未来高校和公立医院将会实行全员合同聘任制。

我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始于2011年,目前已基本完成第一阶段任务,主要内容是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划归或转为行政机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保留下来的事业单位分为两类,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单位或机构,确定为公益一类;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单位或机构,确定为公益二类。公立医院、高校等公益二类单位取消事业单位编制,探索“公益”和“市场”两条腿走路,将是下一阶段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重点内容。

传统意义上的事业单位,与党政机关同为财政供养的“国家单位”,随着事业单位编制不断扩大,人员逐渐增多,财政供养压力越来越大,公益服务的效率却越来越低。事业单位改革的一个根本目的,就是要精简事业单位编制,减轻财政供养压力,同时提高公益服务的效率和水平。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第一阶段,基本达到了“减员增效”的目的,而在分类改革的第二阶段,取消公立医院、高校等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的事业单位编制,同样也要努力实现“减员增效”的目的。

公立医院、高校等的事业单位编制要取消,其提供公益服务的属性和功能却不能取消——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的公益性非但不能取消,反而应当有所强化优化。这就内在地要求,公共财政对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的投入保障作用丝毫不能削弱,政府不能借取消公立医院、高校事业编制的机会“甩包袱”。

公共财政的投入保障作用表现在,由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承担,不能由市场配置资源的那部分公益服务,公共财政仍须全额拨付经费,而不能把这些统统推向市场;由公益二类事业单位承担,可以由市场配置资源的那部分公益服务,有的需要向公众收取费用维持非营利性运作,有的可以改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向公众提供。无论哪一种方式,都需要公共财政予以补贴和保障,如果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公立医院、高校就会提高收费标准,由此加剧“看病贵”、“上学贵”,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向公众提供的医疗、教育服务,也会因政府购买价格过低而影响质量。这些代价最终会转嫁到公众身上,公众将成为政府“甩包袱”的受害者。

取消公立医院、高校的事业单位编制,是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创新之举。在此过程中,政府对事业单位的投入保障功能不能弱化、打折扣,而应当继续加大力度、优化结构,以体现和完善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为此,要从完善财政预算编制和预算监督入手,针对公立医院和高校建立成熟、稳定的公共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包括成立公立医院拨款委员会、高校拨款委员会等第三方监管机构,推动政府切实履行对公益事业的保障责任。

有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公立医院在编人员大约有800多万,高校在编教职工有233万余人,对于这部分在编事业单位人员,具体做法将实行实名统计,之后随自然减员,逐步收回编制。

而对于高校的非在编人员,官方尚未统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部分人员的数量十分庞大,“编外人员多的单位有的能占到一半,少的也有20%—30%左右。”下一步,在高校取消事业单位编制之后,将会逐步缩小编外人员与编内人员的待遇差别,解决编外人员面临的多种问题。

十八届六中全会10月开 将制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2016年07月2703:09 新京报) 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6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从严治党:中央领导层必须率先垂范

会议认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状况总体是好的,同时一个时期以来,党内政治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赢得了党心民心,为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

会议认为,综合分析,有必要制定一部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作出示范。

党内监督:党内监督条例已颁布13年 会议认为,加强党内监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贯要求,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只有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完善监督体系,才能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3年颁布施行以来,对我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加强党内监督,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随着形势任务发展变化,《条例》与新实践新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显现出来。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对强化党内监督提出了明确要求,为修订党内监督条例提供了重要遵循。这几年,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落实“两个责任”,严明党的纪律,积累了不少经验,为修订党内监督条例奠定了重要实践基础。修订工作时机成熟、条件具备,应抓紧抓好。

经济工作:用稳定的宏观政策稳住预期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适度扩大总需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注重相机、灵活调控,把握好重点、节奏、力度,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良好宏观环境。要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措施,保证公共支出能力和力度,发挥财政资金效应,引导社会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薄弱领域。要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合理增长,着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要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隐患,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要持续深化“放、管、服”和财税、金融、创新、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

会议强调,全面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优胜劣汰和产业重组,提升产能过剩行业集中度,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要采取正确方略和有效办法推进五大重点任务,去产能和去杠杆的关键是深化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基础性改革,去库存和补短板的指向要同有序引导城镇化进程和农民工市民化有机结合起来,降成本的重点是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

会议强调,要坚持引导市场预期,提高政策质量和透明度,用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稳住市场预期,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增强发展信心,特别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鼓励民间投资,改善企业微观环境,创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健康发展的市场环境。要发挥改善民生、发展社会事业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关于“十八届六中全会” 时间:今年10月 地点:北京

主要议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一中全会 时间:2012年11月15日。成果: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

二中全会 时间:2013年2月26日至28日。成果:通过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

三中全会 时间:2013年11月9日至12日。成果: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四中全会 时间: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成果: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五中全会 时间: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成果: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近几届“六中全会”

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召开,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十二届六中全会:1986年9月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十三届六中全会:1990年3月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

十四届六中全会:1996年10月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十五届六中全会:2001年9月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十六届六中全会:2006年10月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十七届六中全会:2011年10月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据新华网、人民网)

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根本遵循(2016-07-26中国人民大学培训网)

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前不久中央印发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培养造就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推动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和学习型社会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颁布实施《条例》是加强思想建党的必然要求,是制度治党的应有之义,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现实需要,要认真把握《条例》的重点特点,不折不扣把《条例》落到实处。

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牢牢把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方向

《条例》明确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指导思想,并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来开展干部教育培训。这是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最根本的要求。

始终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条例》规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这是做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根本保证。无论什么时候,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都必须坚持这一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进一步推进干部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指针和精神动力。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贯穿到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确保目标不迷茫、方向不偏离。

始终坚守党性原则。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党校姓党,是办好党校、保证党校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障。党校姓党,概括地说就是要坚持党校办学的政治方向,坚持党校一切教学活动、一切科研活动、一切办学活动都要坚持党性原则”。党校姓党、坚持党性原则,这是对党校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要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始终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旗帜为旗帜,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使各项工作都坚持党性原则,遵循党的政治路线,恪守党的政治纪律。

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开展。这是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政治责任。《条例》把服务大局、按需施教确定为工作原则,强调要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开展干部教育培训。我们要自觉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谋划和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把它作为中心内容,不断提高干部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能力、深化改革的能力、依法办事的能力、履行从严治党责任的能力,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有力支撑。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干部教育培训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加强对全会精神的学习培训,把广大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要求和全会精神上来。

二、坚持以德为先、注重能力,着力培养造就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

《条例》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培养造就“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目标,强调要全面提高干部德才素质和履职能力。落实《条例》要求,要突出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将能力培养贯穿始终。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坚定理想信念,最根本的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培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要让广大党员干部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根扎在哪里、要走向哪里,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中之重,原原本本学、及时跟进学,领会掌握讲话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做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加强党性教育。《条例》规定,要加强党性教育,重点开展党章、党的宗旨、党规党纪、党的优良传统、党风廉政建设等教育培训。我们要把党性教育作为干部学习培训的主课和必修课,不仅大力开展专题培训,而且在其他各类班次中,都设置党性教育单元或内容。要强化党章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掌握党章基本内容、遵守党章各项规定。要抓好《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的教育培训,促使党员干部把准则要求刻印在心、认真践行。当前,党性教育要与正在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结合起来,使“三严三实”成为广大干部的内在追求。

加强能力培训。干事创业,能力是基础。《条例》规定,要开展中央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大决策部署的培训,开展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知识的培训。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分类别分领域开展专题培训,帮助干部克服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切实提高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的能力,提高领导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工作的专业化能力。

三、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增强干部教育培训针对性实效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根本目的是增强工作本领、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条例》要求,要以问题为导向开展教育培训,引导干部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运用所学理论和知识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我们要把解决问题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帮助干部解决思想上的困惑和工作中的难题。

研究干部、找准问题。干部教育培训的对象和主体是干部。我们要认真分析干部队伍整体状况,找出与党的事业发展需要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找到影响干部成长的内外部因素。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组织需要、岗位需要和个人需求,以问题为导向来设计培训专题和课程,做到党的事业发展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干部履职尽责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

注重实践、改进方法。“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条例》要求,要根据培训内容和干部特点,综合运用讲授式、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等教学方法。落实这一要求,要加大实践教学的分量,把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作为教育培训的鲜活教材。要提升学员的参与度,聚焦实际问题,提高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联系实际、学以致用。这是《条例》确定的一条基本原则。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把《诗经》诵读得很熟,但如果不能成功地运用到实践中,又有什么用呢?我们要按照《条例》要求,教育引导干部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引导学员自觉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

四、夯实基础,优化整合各方面干部教育培训优质资源

好的干部教育培训,必须要有好的资源作保障。《条例》对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师资队伍、课程教材等基础建设作出了具体规定。

推进改革创新。这是增强办学活力、提升办学水平的必然要求。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要坚持特色立校、人才强校、质量兴校,始终以教学为中心,深化教学、科研、管理改革,不断提高教学水平。要深化师资培养选拔、聘任使用、考核管理等制度改革,健全完善专职教师知识更新机制和实践锻炼制度。要建立培训内容更新机制,及时把党的建设的新认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经验、改革发展稳定遇到的新课题,转化为培训内容。要建立完善考核评估体系,加强对培训机构、项目和课程等的考核评估,推动干部教育培训质量效益不断提升。

坚持开放办学。开放才有生机,开放才有活力。要推进阵地开放,在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主渠道主阵地作用的同时,发挥部门和行业教育培训机构在政策法规和专业技能培训方面的优势,让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承担相应培训任务,促进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要推进师资开放,在加强专职教师队伍建设的基础上,选聘优秀领导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专家学者和先进模范人物等担任兼职教师。要推进课程教材开放,建立干部教育培训精品课程库,实现优质课程教材资源共建共享。同时,充分运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建立兼容、开放、共享、规范的干部网络培训体系。

加强统筹管理。要按照《条例》要求,推动优质资源向基层延伸、向边远贫困地区倾斜,重点加强对主阵地建设的支持,特别是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对基层党校给予支持。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干部教育培训支持力度,加强对干部教育培训市场的管理。

五、落实从严治党方针,把从严要求贯穿干部教育培训全过程 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管党治党的鲜明要求。《条例》强调,要依法治教、从严管理。我们要认真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把校风教风学风进一步严起来、实起来。

要从严治校。良好的校风对学员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要注重思想教育,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机构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抓好教职员工校风校纪教育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增强党性观念和纪律意识。要加强制度建设,坚持依法依规办学,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建立完善教学、科研、人事等方面制度,用制度管校管事管人。要坚持勤俭办学,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厉行节约、精打细算,防止铺张浪费、追求奢华,使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成为反“四风”的表率。

要从严治教。《条例》规定,从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教师必须对党忠诚、政治坚定,严守纪律、严谨治学。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教师,坚持科研无禁区、讲坛有纪律,要求教师在思想主旨、基本观点等方面必须同中央大政方针相一致、同中央的决策部署相一致,决不允许公开发表违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违反中央决定的错误观点。干部教育培训机构要对教师讲课、参加会议、接受采访等活动提出明确的纪律要求,实行集体备课、教学督导等制度,做到事前严把关、事中严监督、事后严处理。

要从严治学。要教育引导干部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对待学习培训任务。组织人事部门和干部所在单位要严格落实干部调训制度,不能借口工作忙、走不开,不让干部参加培训,也不能干部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培训机构在为干部创造良好学习环境的同时,更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要加强对干部学习态度、学习表现、学习效果的考核,把培训考核情况作为干部任职、晋升和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衔接:明确干部教育培训要点(2016-07-26)

近日,市委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领导小组下发《2016年全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要点》(以下简称《要点》),确定今年全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总体要求。昨日,记者就此主题采访了解到,我市将紧紧围绕市委“两个率先”奋斗目标,扎实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努力培养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为海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

强化理论武装和党性教育

《要点》要求将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纳入今年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序列,贯穿全年教育培训班次始终,切实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抓好领导干部党性和理想信念教育。抓住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有利契机,按照统一部署和安排,紧扣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要求,将深入学习党章党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纳入各类培训班次教学计划。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精神,加强党的宗旨教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

抓好学习型党组织和学习型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领导班子、学习型机关建设,完善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的规范化建设和领导干部述学评学考学制度。对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笔记本、心得体会、调研材料适时开展抽查、评比,营造浓厚的理论学习氛围。

提升发展能力和工作水平

今年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还突出了创新创业人才培训,提升干部的发展能力和工作水平。

《要点》要求加强创新创业人才培训。围绕构建人才发展高地的目标,以创新创业人才、人才工作者、优秀青年后备人才为重点培训对象,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各类培训班,以当代科技发展态势、科技人才服务政策、人才工作理念等为重点内容,加强企业人才在把握机遇、风险控制、转型升级等方面的培训,提升企业持续创新和再创业能力。拓宽优秀青年人才到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基地见习锻炼渠道,实现我市创新创业人才与科技发展前沿的无缝对接。

突出党政领导干部教育培训。依托国家级培训机构和知名高校的资源优势,重点开展“十三五”规划、现代经济管理、中心镇建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社会管理等方面的专题培训,帮助领导干部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创新发展、驾驭全局、科学决策等方面的能力。

突出优秀年轻干部教育培训,秉持办“精品”的理念,进一步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邀请一流专家上台讲学,使“智汇讲堂”成为全市中青年干部喜学乐学的“充电站”。加大选派年轻干部参与信访稳定、项目建设、城镇建设、民生工程等重点工作和基层一线岗位实践锻炼的工作力度,提升实际工作能力。

突出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加强村居(社区)干部培训,提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培养造就一支专业化的新型社区工作者队伍。

改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要点》还提出要强化培训学风建设。按照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要求,全面落实“干部述职时述学、党员评议时评学、组织考察时考学”的督学机制,全面考核学员参训期间的现实表现和学风情况,并将考核结果如实记入干部教育培训档案,作为提拔任用和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继续将各单位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情况列入年度目标管理考核。 深化干部在线学习。将干部在线学习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补充,扩大在线学习范围,向机关全体干部延伸覆盖。研发建立数据化管理平台和在线教育系统,筛选优秀实用课程,设置视频教育板块、培训学时统计、分类培训管理等系统集成模块,创设丰富的平台课程体系,拓展自主选学内容,增强干部在线学习课程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多样性,促进在线学习与干部教育培训需求的有机结合。

李克强与世界财经界六大佬圆桌对话达成八大共识(2016年07月22日11:56凤凰财经)

2016年7月2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与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赖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卡尼共同举行“1+6”圆桌对话会。会议发表以下联合新闻稿:

近年来,全球经济复苏艰难,面临下行风险和不确定性。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略微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预测,指出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和部分市场波动性加剧导致下行风险加大。世界银行(WBG)下调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强调为应对加剧的经济下行风险,实施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更加突出。世界贸易组织(WTO)认为,尽管出现了一些积极动向,但国际贸易前景仍不明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断增多,给国际贸易政策环境带来挑战。国际劳工组织(ILO)预计,当前疲弱的全球经济增长难以弥合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和社会差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劳动生产率存在下滑趋势,未来全球经济增长依然存在不确定性。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认为,全球经济和金融面临的困难增多,结构性挑战突出。在此形势下,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凸显。中国将以今年担任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为重要契机,致力于培育壮大包括创新在内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化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落实金融改革、促进贸易增长、增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应对其他全球性挑战,促进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在此过程中,中国欢迎与WBG、IMF、WTO、ILO、OECD和FSB在相关领域加强政策沟通并开展合作。中国和与会各国际组织(以下简称“我们”)达成以下共识:

一、宏观经济领域。我们认识到,短期内总需求将继续疲弱,而供给侧政策需逐步产生效果,因此需平衡长短期发展目标,综合施策。需要采取有力的、综合的、协调的,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在内的各种政策工具,以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应继续支持经济活动,保持价格稳定。财政政策应保持灵活性,以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和提振信心,并确保可持续性。此外,在财政规则框架内,财政政策还应致力于支持结构性改革和防范化解财政风险。结构性改革需根据收入水平、经济所处周期和政策空间等具体国情并与其他政策协调,支持经济增长。落实金融改革对于提高金融体系的韧性非常重要。精准和有效的政策立场沟通有助于增强信心,提高政策的有效性,降低负面溢出效应。中国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增长方式,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型,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在世界经济增长继续放缓的背景下,201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增长,GDP同比增长6.7%,经济结构更加优化,消费和服务业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等新经济快速增长,产业转型升级快速发展。我们相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随着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任务的逐步落实,中国经济将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并对全球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二、结构性改革领域。我们认识到推进结构性改革对于应对全球生产率增长放缓、推动世界经济稳定、持续和包容复苏以及实现中国作为G20主席国提出的G20创新增长蓝图的重要性。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总的改革方向是放松管制,促进竞争,支持创新,推进财政改革,促进贸易和投资,强化金融体系,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改善基础设施,增强环境可持续性,促进包容性增长。OECD、IMF支持中国作为今年G20主席国,将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作为财金重点议题之一。各与会国际组织支持G20成员确定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和指导原则,并建立一套指标体系,更好地评估和监测各成员结构性改革进展及其是否足以应对结构性挑战,对已取得的实质性进展表示欢迎。OECD、IMF及其他与会国际组织将继续积极参与G20增长框架下的工作,发挥专业优势,为G20结构性改革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分析与建议。今后,中方将与各国际组织加强合作,共同支持G20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推动各成员和全球出台深化结构性改革的政策行动。

三、创新领域。我们需积极培育包括创新、新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在内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持G20在上述领域制定行动计划及指导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制定G20创新增长蓝图,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动能。支持涵盖上述领域的G20专题工作组继续开展工作,以保持延续性。良好的政策框架和结构性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并向更加可持续、消费驱动和知识经济进行转型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要积极努力把握新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让更多民众共享新工业革命的成果。在创新和数字经济这两个相互交织的领域采取行动,包括对符合未来发展方向的新技术和技能进行投资,能够为新的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支撑——促进生产率提高,开拓新市场,满足未解决的需求,挖掘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潜力。创新是生产率、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的核心驱动力。在人口结构改变、资本回报逐渐降低的大背景下,数字化正在重塑经济,并提供了在生活各领域激发效率、改善服务的新途径,创新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在未来将变得更加重要。OECD将继续支持创新驱动增长路径的推出和实施。

四、贸易投资领域。贸易能够进一步增强就业、经济增长与繁荣。我们呼吁WTO成员保持区域贸易协定的透明度和包容性,并确保其向其他成员开放。区域贸易协定不仅应符合WTO规则,还应有助于加强全球贸易体系。WTO具有推动全球体系一致的作用,多边贸易体制仍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主渠道。

我们欢迎WTO巴厘和内罗毕部长级会议取得成功,敦促WTO成员尽快落实会议成果,尤其是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以及取消农业出口补贴。我们坚决支持以团结互信的精神,围绕发展这一核心,推动WTO内罗毕会议之后多哈剩余议题谈判。我们鼓励WTO成员探索新的议题,进一步深化合作,适应不断变化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发展,为全球贸易和繁荣做出实质性贡献。

我们欢迎G20在贸易投资领域不断取得新进展,包括G20在协调贸易和投资政策上采取更加有效的行动。我们欢迎WTO在上海G20贸易部长会议上首次发布全球贸易景气指数,以及WTO、OECD和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关于G20成员贸易投资措施的监督报告。我们对全球贸易放缓背景下,贸易限制措施不断增加表示关切,并敦促进一步警惕保护主义。

五、劳动就业领域。当前,世界的就业状况和经济增长趋缓,许多国家的就业和工资增长前景黯淡,不平等现象更为严重,全球都存在减贫动力受挫的风险,这使得增加体面劳动机会的政策选择成为一项优先重点。中国等一些大型经济体劳动力市场情况好于其他经济体。就业结构性调整仍在持续,还可能由于技术创新、相互依存度加深以及环境保护需要而加快调整。促进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的政策在处理调整问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也是减小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不利影响、扩大其积极影响的主要动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给予体面劳动和包容性增长突出作用,这意味着多边体系必须进一步加强就业和增长政策的协调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需要化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中国政府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加快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持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同时,努力实现了就业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中国政府与社会各方一起,积极参与国际劳工治理,积极推动ILO南南合作。中国政府愿与包括ILO在内的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为实现包容性增长、人人享有体面劳动发挥更大作用。

六、金融监管改革领域。尽管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改革提高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但仍面临较大风险,并会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放大。因此,作为FSB成员,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FSB在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框架、提高全球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我们呼吁各方全面、一致、及时地完成既定改革措施,为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开放稳健的金融体系。我们期待FSB、IMF和国际清算银行总结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的国际经验,促进实施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当前,蓬勃发展的市场化融资和数字经济具有提升生产率、促进国际融合、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我们积极支持FSB为让技术创新以稳健和灵活的方式释放潜力,而不断识别新型风险和促进国际合作所做的努力。

七、可持续发展领域。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推动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内容。我们呼吁各国结合各自国情积极制定并实施国别方案。经济增长是消除贫困和饥饿的基础。实现经济增长可持续,就必须让发展成果由所有社会成员共享。确保经济快速增长需要具备以下要素: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合理有效的基础设施投资,优化营商环境助推民营企业健康有序发展、吸纳就业。同时,我们还呼吁各国通过其他政策,包括增加教育和卫生投资推动机会平等(包括社会性别平等),确保社会各阶层都可以从经济增长中受益。随着技术变革加速,早期儿童教育尤为重要,在未来劳动力市场的新形势下,这将决定劳动群体的就业技能。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体系的托底作用,不仅可以保护那些不能从当前的增长中获益的群体,也可以帮助低收入群体积累资产,以求未来实现脱贫致富。我们赞赏并支持中国作为主席国,推动G20制定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发起支持非洲及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包容性增长。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各方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应对日益突出的全球性挑战,包括流行性疾病和其他全球性公共健康风险(如寨卡病毒、埃博拉病毒、抗生素耐药性等),武装冲突和强制性移民,以及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等。

八、国际经济治理领域。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断完善和改革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提高新兴[-2.64% 资金 研报]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在此过程中,各与会国际组织欢迎中国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全球性挑战、全球公共产品和全球协调行动需要全球性治理和称职、有效的全球性机构。

我们重申保持一个强劲、以份额为基础、资源充足的IMF的承诺。我们支持IMF充分准备好在当前不确定性突出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履行职责。今年得以落实的2010年改革方案是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的重要里程碑,显著增加了IMF的核心资源,也更好地反映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日益上升的地位,改善了IMF的治理结构。超过6个百分点的份额被调整到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并从份额高估国家转移至份额低估国家。我们期待2017年年会前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包括形成一个新的份额公式。我们重申,份额调整应提高有活力的经济体的份额占比,充分反映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因此可能的结果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整体提高。IMF将继续研究如何进一步增强以IMF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包括与区域安全网开展更为有效的合作并完善贷款工具。我们支持研究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使用范围,提高国际货币体系的韧性。我们期待世界银行根据2015年世界银行年会达成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实施股权审议的结果。

我们一致认为,此次圆桌对话会取得了富有建设性的成果。为加强中国和国际经济组织的联系,深化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沟通合作,共同探讨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我们一致同意推动圆桌对话会常态化、机制化,并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再次举行对话会。

《凤凰财经小报告》第119期:中国经济转型切勿轻犯十个错误(2016-07-21 10:30:33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导语: 中国需要承受安全竞争的压力,需要维持相对中高速的增长,需要使得政府体系继续维持在改革开放中的良好运行,需要极其关注收入分配、实体经济和教育体制等问题。如果中国能解决好自己的内部问题,不去轻易犯下明显的政策失误,那么,中国方案才能为国际社会所认知,中国故事远未结束。

进入21世纪之后,人类并没有迎来一个更美好和平、永续发展的新世界,反而各种政治、社会冲突不断,安全危机和经济危机频现,中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局势也有显著变化。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和一带一路,并反复强调改革开放和和平崛起的决心,并愿意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发展提供中国方案。面临日益错综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中国应在经济转型中避免犯下哪些错误?

一、持续安全竞争难免,但切勿使中美之间风险管控濒临失控 中美关系也许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尽管中国提出了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也强调中国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目前两国战略互信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看起来,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中美可能难以避免持续的安全竞争,但切勿使中美之间的风险管控面临失败的巨大不确定性。

一是不要陷入经济全球化有助于弱化甚至消除冲突的幻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美经贸投资关系的密切,不少学者认为中美之间已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程度。这种认知可能值得怀疑。迄今为止,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能证实全球化和经贸交往有助于弱化持续的安全竞争。或者说,即便我们承认中美之间经济交往密切、互补性强的现状,这种现状也并不能作为中美在传统安全领域一定不会陷入冲突的证据。如果一国相信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如果一国误算甚至相信冲突或战争的未来红利远高于管控分歧渐进互信的现实红利,那么风险管控是否会失败仍然令人担忧。

二是安全竞争构成了和平崛起的不可或缺的保障。看起来,中美之间是美国以攻击型现实主义遏制中国的道义现实主义,风险管控是否会有疏漏取决于两国之间持续的安全竞争,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能否承受住持续高强度的安全竞争的过程,几乎同时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国强必霸思维定势的局限、逐渐接受中国和平崛起这一事实的过程。大国竞争除了指望自身足够强大、少犯错误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可指望的。如果中国难以承受高强度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竞争,那么也就难以实现中国梦和大国崛起。

三是艰难进展中的新型大国关系和激烈交锋中的安全经济并存,会使得中美都对双边现状和既有政策产生焦虑甚至不满感。如基辛格所言,当和平成为必然和首要的选项之后,会使得其他政治和经济政策遭受严重制约,进而可能会存在突破制约的政策焦虑和冲动。中国是否既有能力承受持续安全竞争并保持相对均势,又能避免使风险或危机管控失败,并能在这种艰难平衡中做好对外经贸投资交往和对内增长转型,是令人忧虑的。

二、经济新常态难以避免,但切勿低估维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意义 一是发展几乎是决定一切的硬道理。人类自进入城市化和工业化以来,享受到文明富足生活的人口甚少。尽管许多学者喜欢讨论后发优势,但二战以来,徘徊在人均GDP一万美元并且人口过一亿人的国家,只有巴西和墨西哥。其他迈入富国行列的经济体几乎都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维持中高速增长,那么到大约2020年,由于中国的加入,全球享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文明富足生活的人口可能会翻番。

二是发展是维持公众信心的硬道理。随着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下行和通货紧缩局势的严峻,政府和民众的信心遭遇较大挑战。不唯GDP论也好、L型增长也好、经济新常态也好、供给侧改革也好,都极其重要。但只有中国经济确实保持了稳定的中高速增长的现实和预期,才是凝聚信心的关键。脱离了政府财力的增长、企业盈利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长,要激发和凝聚信心必然事倍功半。

三是发展是渐进解决而非激化问题的硬道理。中国渐进双轨制改革的思路,是以增量优化来覆盖存量问题。如果经济未能维持中高速增长,那么社会矛盾将可能激化,激进思潮甚至民粹思潮发酵的可能性将上升,这将给落实十八大以来的各种经济政策带来更大挑战。唯GDP挂帅不足取,经济新常态难免,但切勿低估中高速增长的决定性意义。中国经济没有大块头硬实力,就难以形成凝聚力和对既有政策的信赖,更难以承受大国之间的竞争。

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切勿低估收入分配的重要性 经济学家之间有一个冷笑话,即如果一个学者特别关注收入分配问题,那么他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家。这也许折射出新自由主义范式下,经济学界对收入分配问题的有意回避。全球正在享用忽视收入分配的苦涩之果。

一是收入分配恶化是包括次贷危机在内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刻根源。次贷危机至今,人们对危机的反思大致停留在以金融因素解释经济危机,从金融技术因素给出了绝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的深奥莫测的危机根源。从马克思主义框架来分析,经济危机是膨胀的生产力对于劳工阶层微薄收入的相对过剩,是庞大的金融资本对于创新和盈利能力脆弱的实业资本的相对过剩。也就是各种经济危机看起来表象不同,但本质都在于政治精英对收入分配恶化的漠视。结果金融逼迫实业、实业逼迫劳工、劳工逼迫政府、政府逼迫货币,潮水般汹涌的货币反过来逼迫了一切。美国收入分配可能是1985年以来最糟糕的,大多数州的工会试图逼迫政府将小时最低工资线提升到10美元。如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桑德斯所言,当一个工人每周辛苦工作40小时却仍觉得生活艰辛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就真的出了问题。中产阶级的萎缩和低收入群体的庞大引发的愤怒和焦虑,可以用来解释英国脱欧现象和特朗普现象。

二是收入分配恶化是中国陷入新常态的重要诱因。当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激发了人们追求财富的热情。时至今日,面对中国10万亿美元的GDP蛋糕,中国似乎渐渐形成了收入分配恶化状况趋于凝固的四个新特征。特征一是权贵阶层的固化和社会阶层纵向流动的渐衰。这些权贵阶层既有权二代也有富二代,隐隐带有皮凯蒂所描述的“承袭制”特点。特征二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事权和财力的持续失衡,当下地方政府几乎丧失了所有地方税源,同时财政转移尤其是一般转移的透明度却不高,一定程度上逼迫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混乱。特征三是金融逼迫实业,庞大的接近200万亿的金融资产,按5%利息率计算,至少给实体经济施加了10万亿的利息索取,利益过分向金融和地产集中。并且金融资产负债雪球仍在越滚越大。特征四是巨富食利阶层的崛起,和中产、和穷人的消费行为日益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伴随着中国城乡穷富差异没有改善的现实。没有坚实的中产阶级和达到温饱的底层民众,就难有经济增长向内需转型,易出现产能过剩甚至僵尸企业;没有甘愿蹲守在实验室、田间地头和生产一线的科研实业群体,就难有真正的创新创业,相反却容易滋生靠金融、地产、互联网一夜暴富的投机群体。

三是精准扶贫对化解收入分配恶化大有裨益,但离固本浚源仍有距离。经济增长的蛋糕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的时候,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有效做大蛋糕。但时至今日,对已经做大的蛋糕如何分割,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蛋糕持续再做大的机制可否形成和有效运作。进入新世纪以来,对收入分配恶化的关注不足,可能是全球陷入危机,迄今复苏微弱的症结所在。对中国而言,权贵化、虚拟化和食利化,是经济转型切勿忽视的挑战。

四、确立中央权威之后,切勿忘记全国一盘棋的纵横协调 让我们回顾甲午海战的惨痛。根据当年的《美国海军年鉴》,清政府四大水师的实力排名全球第

九、亚洲第一,但最终的结果令人扼腕。如果说输在唯武器论,那清政府不是没有能力购置速射炮,但谁在阻挠购置?如果说输在北洋水师孤军作战,那其他水师在忙碌什么?类似的疑问都指向一个令人伤感的事实:国家治理僵化,部门和个人利益甚或理念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和国家命运之上,导致国运衰微。而我们似乎对历史悲剧的思考有些卡通化,或多或少局限于“君是明君,吏是庸吏”或者“君是昏君,臣是忠臣”的极端解释,忽视了当政者未能尊重国家利益的必然先决和全国一盘棋的必要协调。

一是产能去化和结构调整之艰难,根源在于如何既服从大局又平衡利益。中央去产能的决策、地方维持产能的利益、相关行业和企业从业人员的焦虑,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去产能的痛苦成本谁来买单或如何分摊?如果一项总体整顿的决策缺乏局部平衡的配合,最终可能举步维艰,或索性推诿给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来买单,并埋下金融风险潜伏增长的不安。

二是对部门和地方庸政懒政的批评,根源也许在于如何平衡激励和约束。要将原有的利益阶层瓜分权和利的惯性打破,需要承受压力和风险,甚至需要矫枉过正。但无论中央、部委办局、地方还是基层,对企业和民众而言,其都是衙门都是官。因此,有效的政府治理应该在体制内完成沟通协调,使决策清晰执行无误。如果政令未能通达,则既需反思决策的民主集中过程,也需反思对部门、地方和基层的激励约束是否大致平衡。但体制内若无法达成全国一盘棋的纵横协调,反而噪音向体制外反馈放大,则政府公信力必然受损且对体制内磨合进程并无裨益。

三是顶层设计的决策基础应当在于底层调研和试点,从群众中来,实事求是。向错误的方向再勤奋地努力,也不能寻找到美好的正确答案。如果政策本身宏大开阔、对仗工整、面面俱到、左右逢源,但地方或基层却难以执行,无法执行甚至无力执行,那缺乏底层基础的顶层设计就有可能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五、国有经济清晰定位之后,切勿漠视非公经济何去何从

一是对国有经济定位已异常清晰,即做优做强做大。1949年之后,中国经济逐步走上了“一大二公”,通过指令和计划来调节经济运行的特定时期。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边缘,以至于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再不好好搞建设,恐怕要被开除(地球的)球籍。尽管人们可以用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动荡为“一大二公”未能带来强大经济活力做辩护,也可以用依赖命令型国有经济同样艰难建立了中国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来做辩护,但毕竟以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混合所有制才是目前的纲领和潮流。中国1949年之后走过的近70年历程,使得人们对如何强调都不算过分的国有经济已习以为常。

二是对非公经济定位坚持不变,但仍待清晰化。外资、民营和个体工商户等非公经济,其在就业、GDP、税收、投资等多领域的贡献和占比,已无需多用笔墨,数据昭然。面对非公经济的困境,企业家普遍处于思变求生、思变创新,而不是守旧不变。常有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各种意见,却鲜见非公经济的清晰战略定位。

三是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应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建立基于规则的公平经济环境。强调国有经济做优做大做强的同时,可能也应考虑公和非公的进退平衡,考虑打破垄断、歧视和过度竞争,使混合所有制能够在阳光下,基于规则公平竞争、共同发展。

非公经济何从何从?如何进行战略定位?到了避免一分为

二、非黑即白的走极端,重新思考凡事一分为

三、去其左右、执中守正、择中而权的时刻了。

六、推出经济刺激政策时,切勿忽视优先呼应民众的切身需求 目前似乎形成了这样的趋势,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始终在扮演主角。其实从长期来看,宏观政策是中性和无效的,仅局限于短期刺激,即治标不治本。货币刺激大行其道暗示着各国回避根本性的收入分配,偏离有意义的制度科技创新太久太远了。

一是中国推出经济刺激措施时,自上而下的供给超出了自下而上的需求。比较一下1998年以来的宏观刺激政策可以发现,我们似乎在走一个轮回,政策工具箱即便不是老调重弹也可谓创新不足。总结关键词,无非就是去产能,当年叫做减员增效;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注入国债、银行贷款或PPP来推动基建;金融背负不良地产委予重担,然后是一些零打碎敲的消费端补贴,大致是机械电器产品入户下乡。近期流行的是海绵城市、地下管网、雨污分流等等。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白重恩等人的研究指出,即便以不直接指向产能刺激的基础刺激,也同样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恶化。至于因洪涝灾害而流行的海绵城市和地下管网建设,无非也只是基建刺激的细节变种,它并没有着眼于根治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夸大了西方城市管网面对应对自然灾害的神奇效果。看看美国新奥尔良洪灾和加拿大阿尔伯特的火灾,美加城市和政府面对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恐怕比中国更糟。

二是中国这些宏观经济刺激,更多在于刺激GDP,而和民众需求有明显偏离。你所供给的,大致不是民众关心或所需的;民众痛心的需求短板,没有在刺激政策中得到呼应。中国民众始终关注的仍然是环境、教育、医疗、养老四大问题,如果要再加上两项,那就是食品安全和苛刻的网禁。为什么民众自下而上的需求,不能刺激到味同嚼蜡的刺激政策本身?还是回到“上下两张皮”的老话——政策制定不接地气、政策执行自然泄气,民众面对大把花钱买GDP自然有怨气。

三是自上而下的刺激和自下而上的需求之间为何未能呼应?可能在于政策目标和政策难易。刺激政策需要立竿见影的效果,侧重维持经济增速;民众需求短板积弊已久,多为中长期努力方向;刺激政策需求往往追求四两拨千斤,侧重速效易行,民众需求短板则牵涉利益盘根错节,知易行难。如果顶层设计和供给侧改革逐渐依赖刺激政策的长期化,则前景堪忧。爱因斯坦曾说,如果我们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却总是期待得到不同的结果,那是徒劳无益的。如果将刺激政策长期化,却忽视优先呼应民众切身需求,可能也是面对重症麻药多于手术的做法。

七、追求创新立竿见影时,切勿忽视夯实创新的长期基础 目前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印度经济何时追赶上中国。目前印度人均GDP大约相当于中国2005年的水平,这让人想到就在不久之前中国仍然相当贫穷但却富有勃勃生机,也让人思考为什么中国能迅速缔造经济奇迹。苏东解体带来的全球化进程、集权和勇于进取的政府、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常常被认为是印度不具备的因素。在我们看来,另外两个因素可能同样举足轻重,即中国可能是大规模标准化制造的工业3.0的终结者,此后全球加速向数字地球和工业4.0转型,以至于并没有给印度留下类似当年中国那样的工业化的机会。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相对成功的教育体制和雄厚的人才储备,目前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9年,而印度仅4.4年且人才持续外流。这决定了印度复制中国奇迹的难度极大,同时也显示出,良治的政府和良教的国民,是创新的长期基础。

一是创新的前提在于政府治理的创新。现代政府治理和科技革命,大致源于1687-1689年,这期间英国出现了牛顿力学和微积分、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以及后续创新的不断深化,并最终催生了现代国家体系。中国和平崛起的中国方案如何尽可能地吸收人类文明精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二是创新的源泉在于国民教育的创新。进入城市化和工业文明之后,中国对人类科技的进步贡献不彰。在经济增长日益依赖技术进步的浪潮下,没有教育良好、纪律良好的国民群体,要让经济有持续创新活力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看来,科技和教育创新应当成为经济刺激政策的重要领域。民众普遍抱怨基础教育均等化的进程迟迟,其背后是寄生在基础教育链条上的利益群体过于庞大和顽强;民众普遍抱怨中国的大学仍然不够优秀,没有一个跻身于全球一流大学的大学群体,科研教学人员也在遭遇奇特的行政管控。以高考改革为例,如果我们假定各省考生在天赋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那么从大样本看,各省考生分数的显著差异很可能主要折射出基础教育的不均等,因此也许各省之间拉平高考录取率是合理的。以高等教育学费为例,中国大学生四年大学总费用大约为城镇职工1年到1年半的收入;而美国大学生四年公立大学总费用至少相当于美国劳工(中位数收入)2年以上的收入。因此总体上中国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费用不算太高,但我们仍然必须看到,城镇家庭能够承受的子女上大学费用,农村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未必承受得了。可否制定一些相应的刺激政策,向基础教育薄弱地区多投入,拉平各省高考录取率,减免中等收入家庭子女的大学费用,或者减免艰苦和紧缺专业学费等?对大型企业的职工技术培训中心或学院也应予以扶持。而如何激励科研教学人员的创新能力和人格独立,避免他们主动或被动成为政策注脚;以及如何做好知识产权保护避免企业过度竞争等,则另需深入探讨。

三是良治的政府和良教的国民共同推动创新。我们很难想象像利玛窦那样的传教士群体向中国皇帝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时的艰难,寞落和坚持。君主制度发展到最荒唐时,导致了一切思想创新的源泉和知识是皇帝个人的大脑和思想。有开明的政府治理,才有有活力的国民教育,才有持续创新的源泉。如果总是追求弄出个新产品、新行业、新商业模式、新工业或者新技术,多少有舍本逐末的味道。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已非一年半载,再呼吁人人去创业、个个搞创新的急切心态情有可原,但难遂天愿。创新鲜有立竿见影的,良治然后良教,在实践中将创新沦落为新奇特产品与能工巧匠的浅急,这和旧时中国将科技一律贬称为奇技淫巧并无太大差别。

八、在人民币汇率预期稳定之前,切勿忽视保护外汇储备的重大意义 一国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和保护自身的外汇储备都很重要。就维持汇率稳定而言,则主要着眼于维持以一揽子货币为基础的实际有效汇率的稳定。有时候汇率稳定和外汇储备雄厚是可以兼得的,但如果一国面对稳定名义汇率和稳定外汇储备变得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时,舍汇率,保储备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切勿因维持汇率,尤其是虚幻的名义汇率的稳定,而耗尽千辛万苦积攒的外汇储备。

一是我们可以观察过去20年,一些经济体面临稳汇率和保储备冲突时的政策选择。首先是东亚危机前的泰国,为了维持泰铢汇率的稳定,泰国几乎耗尽了其约400亿美元的外汇(和泰国经济规模相比,其外储已足够雄厚),最终仍然不得不弃守泰铢名义汇率,这种汇率和储备双失的政策选择非常令人痛苦。其次是香港面对对冲基金冲击时的港币汇率保卫战,不仅香港特区政府消耗了大量外储,香港联系汇率制得以存续也和内地政府及金融机构的介入支持力度相关,香港和内地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两个例子令人反思名义汇率是否是值得全力守护的政策目标、稳汇率本身是否掩盖了更深的政策缺陷,例如当时泰国金融开放的失当之处,以及港币迟早注定退出历史舞台的宿命。最后是受到西方制裁和油价暴跌双重冲击的俄罗斯,最终选择了任由卢布贬值和通胀上升,但珍惜和保护外汇储备的策略。如今回头看,三个案例中,也许俄罗斯的选择最为明智。

二是我们不妨看是什么因素导致人们对稳定名义汇率的偏好。名义汇率相对虚幻,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的名义汇率波动,有时在一年内波幅甚至超过10%,但仍有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小国,对汇率波动充满恐惧。浮动恐惧的原因错综复杂,有的出自对名义GDP的追求,似乎本币一贬值,用美元折算的GDP就会大缩水;有的是出自对资本外逃的忧虑,担心本土投资被削弱等等,不一而足。但很可能,消耗大量外汇储备支持名义汇率,是为了掩盖建立在相对固定的名义汇率之上的更多更深的政策错误。例如东亚危机前的泰国,对美元相对固定的泰铢汇率、不断开放的曼谷金融便利,使外资金融机构看到了泰国境内较高的泰铢利率和境外较低的美元利率之间存在着无风险套利的机会。要消除无风险套利就必须纠正泰铢汇率形成机制。在中国广泛存在的对名义汇率浮动的恐惧可能有更多原因,其中如何看待用美元衡量的GDP和人均收入,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名义汇率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是虚幻的,是可以借助经济转型的成功而逐步修复的。但是外汇储备,很大程度上是多年改革开放日积月累的辛苦成果,一旦失去,要再积攒起来,难比登天。雄厚的外汇储备是一国的硬实力,而稳定的本币名义汇率不会被纳入国家实力之中。过去不足两年,中国外汇储备从接近四万亿美元的峰值直线滑坡了8000亿美元,几乎可以买下整个IMF,这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巨额的外汇储备丧失。是什么导致中国政府消耗了如此多的外汇储备?仅仅是公众对汇率浮动的恐惧吗?

如果汇率和外储不可兼得,那么必须警惕地审视依附在汇率政策之上的更多政策错配,同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保护外汇储备。鉴于外汇储备一方面既是官方部门的储备资产,同时也是对企业和居民等私人部门的负债,中国外汇储备兼有的资产性和债务性,使保护外汇储备对中国尤为重要。在我们看来,当下中国努力主动平衡欧中、美中贸易的失衡,改善以主权债(尤其是美国国债)为主的外储资产管理体制也许是必然的,

九、在房地产去库存目标达成之前,切勿妄动房产税等莫测工具

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国房地产在过去20年有了惊人的发展,但也带来了巨大争议。楼市帮助地方政府获得巨大的涉房税费收入,楼市帮助业主改善了生活或获得巨大的房产增值收益,房地产金融成为金融行业极其重要的业务板块,但中国人仍然对于楼市又爱又恨。当下房地产也显著地影响着经济转型的进程。

一是全球房地产价格都在上升,中国市场只是其中的局部。当我们抱怨中国一线城市房价迅速上升时,可能忽视了全球主要城市只要没有持续的安全、宗教和种族冲突,房价都有明显回升的现象,其中甚至包括了经济和人口持续负增长的东京都市圈。美国从2012年至今房价始终在加速增长,并也呈现大都市和小城市冷热不均的现象。全球主要城市的房价在过去4年的升幅可能在约40%甚至更高。这很有可能是各国央行量化宽松之后,继续推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所致,折射出全球增长疲弱背景下的资产泡沫。中国经济、货币和楼市的关系和全球趋势大致同步,可能并非中国的房地产政策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

二是中国楼市持续泡沫化的主要影响可能在于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房地产金融泡沫的影响可能尚在其次。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环境没有大变化,那么楼市持续高温或将延续一段时间。由于中低收入阶层不拥有较多的股票债券房屋等资产,因此也就无法从资产价格膨胀中受益。假设北上广深市区能够住人的便宜住宅最低为每套300万元,那么房价每年上涨5%-10%就意味着15-30万元/年,这已超出了大多数年轻人的年薪,在收入赶不上房价的压力下,这些年轻人的父母被迫承担子女的部分购房资金,这既加剧了有产阶层和工薪阶层的分化,也加剧了财富向一线城市的集中,甚至有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和焦虑感。同时,我们可能需要区别房地产泡沫和房地产金融泡沫。以美国为例,其房价大致已超越了次贷危机前的水平,房地产过去四年持续景气回升,但次贷危机中形成的房地产金融泡沫类的有毒资产并没有得到有效清理。看起来,推动房地产本身过于金融化、衍生化的房地产金融泡沫,往往比单纯的房价涨跌的地产泡沫更可怕。

三是中国楼市面临沉重的去库存压力,涉房政策处理不慎可能带来多米诺骨牌式的政策后果。中国楼市的库存不是7亿平米的待售,而是将近50亿平米,至少需要3-4年的艰难去库存,因此涉房政策调整必须服从去库存这个严峻现实。目前争议较多的是房产税是否应加速推出以抑制地产泡沫,我们对此持否定态度。原因一在于房产税属持有环节的税收,即便0.5%的税率,也意味着以70年产权计,房产税使房产市值的35%将转为政府税收收入,考虑到目前中国大约仅2%的租金房价比,房产税显然将立即对房价构成沉重压力。原因二在于巨大库存和房价下跌并存,可能挑战金融行业的风险管理逻辑。估计中国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房企开发贷款、公积金贷款等余额,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涉房金融余额,累计大约在35-40万亿,占据中国金融业业务占比的约20%-25%。不仅如此,金融风险管理的逻辑在于抵质押物,几乎所有抵押物都是土地厂房等不动产,商品房价格的下跌势必也拖累工业用地和产业地产的下跌,从而使金融机构的抵押物整体缩水,这有可能动摇其风险管理的逻辑和根基。原因三在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多次抽样调查,中国城镇居民约60%-70%的家庭财产为住宅,房价下跌有可能使中产阶级家庭财产显著缩水。因此在楼市去库存问题解决之前,不应使用会制造问题或者使问题复杂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楼市去库存目标完成之后,包括房产税等涉房政策调整的时机才逐渐成熟。 中国楼市从2014年第4季度延续至今的价格升势,从全球范畴看并不令人意外,也不是中国政府目前的涉房政策产生偏差或失误所致,而是钱太多太便宜,加之实业挣钱太难所致。考虑到中国楼市库存庞大,因此现阶段仍宜以疏浚大城市功能和人口、限制地王现象、加速完善个人所得税、尝试开征遗产税、调整交易环节税费等手段,来尽量管控楼市泡沫,不应低估去库存目标达成之前房产税等措施的巨大市场杀伤力。

十、在迷恋于分享经济等新词汇之际,切勿忘记其依托于法治和分工的本质

现在分享经济、零边际成本社会,数字地球等各种和互联网相关的新颖词汇不断涌现,我无意否定互联网对人类发展的几乎颠覆性的重大意义,但新词汇的本质往往是老办法。所谓分享经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看看百年前政治经济学家巴师夏在《和谐经济论》中的一段描述,每天清晨,你起床、穿衣,面包鸡蛋咖啡,然后穿上皮鞋出门,走在设有路灯的马路上,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巴师夏指出,其实房子不是你盖的,衣服不是你种棉纺织裁剪的,面包鸡蛋咖啡不是你耕作饲养加工的,皮鞋不是你做的,路灯不是你安的,马路也不是你铺设的。你所享用的这一切,仅仅在于你认真做好了你的那一份工作而已。百年前的这种描述,清楚地说出了工业革命创造巨大财富的奥秘可能在于法治和分工。复杂的产品和服务被分解为标准件、工序和流程,使得每个劳动者可以专注细节,不用承担过于复杂艰辛的劳动。但分工带来分享的同时,也带来了相互依赖和怀疑,你会怀疑房屋会否倒塌、食品是否安全、交通是否顺畅安全,因此因城市化、工业化而集聚的人群,对契约精神的要求得以凸显,而良好的法治是保证合约诚实制定、履行和违约处分的决定性力量。经济学家中也流传着“一支铅笔的故事”,它用和巴师夏如出一辙的逻辑,显示了脱离分工和法治,再聪明的现代人,终其一生的劳动,甚至不能产生一支铅笔、一枚缝衣针。据此,我们可以和分享经济等新鲜词汇作比较。

一是分享经济的本质可能在于分工的细化和产业链的减法型重组。互联网技术、金融手段等因素使得和分享相关的产品和服务更便利化。你使用Airbnb和Uber等,本质上仍然是住宿和出行服务,但分享改变了财富存量的配置和财富增量的提供方式。例如Airbnb模糊了个人住宅和共有住宅、住宅和酒店之间的产权边界,专车APP模糊了私家车、汽车租赁和营运车辆之间的产权边界,这是对既有财富存量的优化配置。同样地,这种存量配置的改变也会带来增量财富提供方式的变化,例如仅基于出行代步需求的智能汽车,很可能小型化无人化和分享化,这和新一代特斯拉宽大笨重的取向很可能相反等。但分享一定基于分工。

二是分享经济的保障可能在于合约的复杂化和多方化。更细致的分工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消费者最终享用到的商品和服务从生产、销售、推广、营销到物流、售后等诸多环节,综合交错地涉及到了一系列的供应商和不同产业,这使得在消费端看来成为一个异常便捷的商品和服务消费。其全过程的合约变得复杂化和多方化,即合约不再是甲乙两方,而是牵涉平台甚至网络的多方,这必然使得合约从订立、执行、纠纷、处分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同时也就意味着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更困难。如果司法体系没有同步跟进,那么分享经济就可能不是太有序。我们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分解,就在于期待面对诸如分享经济之类的新词汇,政府能应对分工细化和合约复杂化的治理挑战。新经济走得是否快速顺畅,往往在于其和传统经济之间的落差能否有效弥合并对接。如果在政策层面也只是热议新词汇,而不是重视社会分工和法制到位,再多的新词汇也恐怕只是喧嚣。

三是如果我们喜欢分享经济等庞大的新词汇,那么我们也许需要意识到,未来的互联网以及互联网等所构成的数字地球,必然是基于实名的多层复杂网络,其极端有序性天然地排斥一切匿名节点和连接。落实到政策层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银行卡、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帐号、微信号、SIM卡、市民卡、快递包裹等,几乎都起码需要具备可留痕、可追溯的实名机制。甚至在我看来,未来电信企业接受一定程度的金融监管也并非天方夜谭,一个安全可控的可能涉及广泛隐私信息的庞大国民数据库也不是天方夜谭。 这些都需要我们谨慎应对。如果我们不能将新词汇解剖为基于已有概念的重构,那么面对各种新事物,政策层面就难以以变应变。

中国正处于和平崛起和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十年,其并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之类的威胁,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格决定了中国未来社会文明程度很可能和日韩类似。环顾全球,除北美之外,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可能是全球安全动荡和经济低迷中的另一个避风良港。中国需要承受安全竞争的压力,需要维持相对中高速的增长,需要使得政府体系继续维持在改革开放中的良好运行,需要极其关注收入分配、实体经济和教育体制等问题。如果中国能解决好自己的内部问题,不去轻易犯下明显的政策失误,那么,中国方案才能为国际社会所认知,中国故事远未结束。

网友点评:不管怎么说,导致房价上涨的政策都是失败的,只是延缓了危机的爆发,只是让危机在未来爆发得更严重些,以至于无法收拾?!

企业好才是经济真的好!从企业净利润的角度看,历史前四年经验全部A股净利润一季度占全年之比为26%,可根据一季度净利润推算出2016年全年为25962亿元,简单推算得到16年全年净利润增速为-1.4%。但实际过程应该不会那么悲观,因为经济增长势头还能延续,毕竟房地产销售额的增长对投资拉动会有一个半年左右的滞后反应,第

二、三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会继续上行。此外,基建投资也能维持较快增速。估计2016年的盈利增速很难超过5%,ROE水平也将维持目前的低位。中国经济的问题在于社会债务的增速要快于企业盈利的增速,所以,经济就很难获得一个良性循环。正面的因素主要有,1)十三五规划的落地,推进改革转型和创新,可能带来的效率抬升,如国企改革、信息经济、制造2025等;2)政府稳中求进政策托底,如一带一路、房地产新政带来的盈利改善;3)宽松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带来财务费用率下行。但负面的因素或更现实,如通胀的压力或导致货币政策不再继续宽松;为了稳定股市,导致股权融资规模难以扩大(一季度事实上也如此,目前不仅IPO融资规模非常小,连再融资的审批也收紧了),债务率水平继续上升;外部环境继续走弱,影响中国的出口等等。

中南海向经济专家问策将常态化(2016-07-18 14:29 )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完善专家决策咨询制度,组织专家人才及时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提高重大决策科学化水平。

2016年,我国延续2014年的做法,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先后召开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就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做好经济工作听取意见建议。其中,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座谈会侧重基本判断和基本导向,强调要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经济结构,强化新的发展动力;李克强总理主持的座谈会侧重具体工作安排,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依靠改革开放创新,适度扩大总需求,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将稳定宏观政策取向,加强相机调控和预调微调,积极防范和稳妥化解各类风险,通过促改革、调结构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一是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有序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规范推广运用PPP模式,促进更多项目落地;支持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综合运用兼并重组、债务重组和破产清算等方式,加快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解决好人员安置问题。

二是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统筹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三是从三组供求关系入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从政府端入手,持续推进改善制度供给,致力于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第二,从金融供给主体入手,大力促进金融有效供给与实体经济有效需求的匹配;第三,从实体经济的外企、国企、民企等生产力供给主体入手,着力推进实体经济有效供给与居民实际有效需求的匹配。

第113期:社会融资规模的重要性(2016-05-03 15:30:33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明确指出,要“统筹负责金融业综合统计,通过金融业全覆盖的数据收集,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维护金融稳定”。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今年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3%左右,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长13%左右。”这是《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长目标,标志着社会融资规模与广义货币供应量一起成为货币政策的调控指标。

在2016年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上,周小川行长提出,要加快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建设,积极开展地区试点。2016年4月,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决定在天津、广东、浙江、安徽四省市开展金融业综合统计试点工作,我国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编制社会融资规模,开展金融业综合统计,是经济金融形势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 金融创新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明显加快,形成了多样化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交易规模和交易方式日趋多元和复杂,融资渠道、金融工具、金融产品日益丰富。这使得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比例明显下降,其他方式融资的规模与占比显著上升。2015年,除人民币贷款外的其他方式合计融资4.1万亿元,是2002年的25倍;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26.9%,比2002年提高了18.8个百分点。其中,直接融资达3.7万亿元,是2002年的37倍;银行表外融资5778亿元,而在2002年这些表外业务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随着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和资产流动性的快速上升,金融体系的内在关联性与复杂性大幅提升,金融风险集聚、扩散、传染路径更加复杂和隐蔽,这对传统的金融统计分析框架及其有效性、准确性提出了严峻挑战。

货币传导机制变化。从传统意义上讲,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主要依赖银行体系,只要把银行业的情况搞清楚,就基本上能够掌握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和实施效果。但是,随着新型金融业态的不断涌现,我国金融业已经从过去单一的银行业,演变为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业并存的大金融业。截至2015年末,我国金融业(涵盖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和保险公司,不包括中央银行)总资产达218.71万亿元,比2006年末增长了4倍。其中,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公司总资产分别为199.35万亿元、12.36万亿元和7.01万亿元,分别比2006年末增长了3.5倍、5.3倍和8.8倍,保险业和证券公司的资产扩张速度明显快于银行业。虽然银行体系仍然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但金融体系结构的深刻变化使货币政策的操作环境、传导渠道发生了重大改变,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的投资经营行为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也日益加深。

金融调控面临挑战。一方面,从实施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目前,人民币贷款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与经济的关系, 也不能全面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规模。货币与信贷的关系变得日益模糊,两者的匹配程度不断下降。理论研究与政策操作都需要能全面、准确地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更大口径的统计指标。另一方面,从维护金融稳定的角度来看,近年来,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央行对中央银行职能的认识不断深化,除负责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外,还特别强调中央银行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要履行好上述职能,中央银行的判断和决策必须基于对大量经济金融数据信息的掌握,不但要求及时和准确获得信息,而且要求扩大统计和监测范围,掌握更为丰富的信息,全面把握金融业整体运行和发展状况。

国际金融危机教训。美国次贷危机之所以会迅速演变成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金融统计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危机发生前无法全面反映金融业发生的深刻变化并及时预警,危机发生后又无法通过统计信息准确地判断和评估危机扩散程度以及传染风险。为此,国际金融组织和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深刻总结经验教训,纷纷强化央行职能,修订法律框架,完善统计制度,扩大统计范围。中央银行的金融统计已从传统的围绕货币政策的职能统计,转向既为货币政策服务、又为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监管服务的全面统计,构建起银行、证券、保险及境内外相互协调的综合金融统计体系。同时,通过统计信息标准化等手段,从源头上推动和促进各类金融信息的共享与协调。

金融统计客观需求。近年来,我国金融统计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现行的以部门统计、职能统计和静态统计为主的金融统计体系仍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金融统计覆盖范围不全,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监测所需的部分金融行业统计信息不足;创新型金融机构和结构型金融产品统计信息缺失;风险传染监测手段严重不足,缺乏跨机构、跨市场、跨境交易的横向监测;信息共享基础薄弱,统计分类、标准和定义各异,无法以整体视角审视金融市场风险。

编制社会融资规模,是开展金融业综合统计工作的先行探索和有益尝试

为应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满足宏观调控的实际需要,人民银行于2010年11月开始研究、编制社会融资规模指标。201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这一概念。2011年初,人民银行正式建立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制度,并开始按季向社会公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季度数据,2012年起改为按月公布;自2014年起,按季公布各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统计数据;自2015年起,开始编制并按季发布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数据,2016年起改为按月发布。至此,社会融资规模已经形成了一个涵盖增量和存量、绝对额和增速、年度和月度数据、全国和地方数据的相对完整的指标体系。

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和金融业综合统计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编制社会融资规模是金融业综合统计的先行探索。社会融资规模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指标,是指实体经济(非金融企业和住户)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其中,增量指标是指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获得的资金额,存量指标是指一定时期末(月末、季末或年末)获得的资金余额。这里的金融体系是整体金融的概念:从机构看,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从市场看,包括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中间业务市场等。而金融业综合统计是金融领域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指以金融机构数据元为采集依据,以统计信息标准化为手段,对包括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资产、负债、损益以及风险情况的统计。因此,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实际上是金融业综合统计的一个先行探索。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实践,密切了综合统计各相关部门的工作联系,有助于扩大金融业综合统计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为在更大范围内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积累了重要经验。

另一方面,金融业综合统计是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监测的有效工具。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将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提供有力支撑。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既涉及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统计,又涉及企业通过金融市场筹集资金的情况;既涉及信贷资产的提供者,又涉及信贷资产的持有者;既涉及从存量计算流量,又涉及用流量测算存量。因此,社会融资规模统计需要一个系统的、全面的统计体系作为支撑,以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及其来源的稳定性。这个体系就是涵盖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市场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同时,金融业综合统计是进一步提升社会融资规模统计质量的有效途径。目前,社会融资规模主要基于金融机构和可获得的金融市场数据进行编制,涉及的部门多、数据广。部分原始数据采集时间较晚,不少数据为单指标采集,难以进行准确校验。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和金融创新的持续推进,新的融资渠道还会不断涌现,条件成熟时应将它们计入社会融资规模,以不断充实社会融资规模的统计内容。金融业综合统计就是针对中央银行、金融性公司的资产、负债、风险情况和金融市场交易情况而开展的统计和调查,能有效支持社会融资规模统计。

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从不同的维度反映货币政策传导过程 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供应量,分别反映了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和负债方,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两者具有不同的经济含义,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货币政策传导的过程,两者互为补充、相互印证、不可替代。

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分别从金融机构的资产方和负债方统计,二者相互补充 在人民银行推出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初期,有一种解读认为社会融资规模是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的扩大。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

首先,两者统计的视角不同。从金融性公司概览看,资产方主要体现为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包括人民币贷款、外币贷款、委托贷款及信托贷款的投放;非金融性企业及其他部门股票以及企业债券的持有;投资性房地产和银行承兑汇票等。负债方主要体现为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和社会流动性增加,包括流通中现金、非金融性企业及其他部门存款、非居民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和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存款等。

社会融资规模是从金融机构资产方和金融市场发行方进行统计,是从全社会资金供给的角度反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也就是说,社会融资规模是金融体系的资产,是实体经济的负债,其内容涵盖了金融性公司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的多数项目。而货币供应量正好相反,是从金融机构负债方统计,是金融机构的负债,是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提供的流动性和购买力,反映了社会的总需求。

其次,两者的统计功能有差异。货币供应量指标可以按流动性高低划分出若干个层次,但其主要反映的是全社会的流动性总量,难以准确衡量某个地区或者某个行业的流动性情况。而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既能完整反映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也能具体反映实体经济通过不同金融工具融资的结构,以及不同行业、地区、部门融资结构的变化。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克服了货币供应量等总量指标存在的结构数据缺失、信息反映不足、政策透明度不高等问题。

最后,社会融资规模统计的是整个金融体系,而货币供应量仅从存款性金融机构进行统计。货币供应量所代表的流动性并不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而社会融资规模更能反映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

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分别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信用观点和货币观点在货币政策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从金融机构负债和资产两个角度出发,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研究大体可分为货币观点(负债方)和信用观点(资产方)两大流派。货币观点认为,观察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及效应,只需要观察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负债方(即货币)即可,资产方的贷款、债券、股票等可以归纳为“债券”;负债方处于货币政策传导的核心位置,资产方则被忽略了。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托宾、斯蒂格利茨以及伯南克等经济学家指出,货币观点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他们认为,市场竞争并不完全,信息也并不充分,信用创造的过程远非完善,贷款、债券、股票等非货币金融资产之间的差异明显。如果忽略这些差别、将这些非货币金融资产简单归纳为“债券”可能并不恰当。基于此,他们提出并最终形成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信用观点,即以货币为代表的负债方并不能全面反映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和影响,贷款、债券、股票等资产方也能反映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货币观点和信用观点分别从金融机构负债和资产两个方面,阐述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机理。根据货币观点,货币政策应该以金融机构负债方的货币供应量作为中间目标。而信用观点则表明,货币政策还应监测资产方的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因此,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分别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信用观点和货币观点在货币政策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实证研究的结果 大量统计和计量分析表明,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和操作目标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两者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影响以及对操作目标的反应大体是一致的。货币供应量长期扮演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角色,作为来自于资产端的“镜像”指标,社会融资规模是对货币供应量的有益对照和补充,两者从不同的维度更加丰富地反映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

进一步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积极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 主动适应现代经济金融发展的需要,完善社会融资规模指标,推动金融统计从分散的专业部门统计向统一的、标准化的综合性统计转变,是金融管理部门的共识和共责。要进一步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协作,形成有效的工作合力,共同推动相关工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

一是继续完善社会融资规模指标。跟踪分析私募基金、新三板、境外股票融资、信贷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对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的影响,继续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制度。研究国外信用总量指标统计状况,深入分析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继续加强对外宣传,完善统计数据发布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指标的社会影响力。

二是进一步推动金融业综合统计。在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框架下,加强部门间的沟通合作,共同完善并实施金融监管信息共享和金融业综合统计协调机制,进一步厘清现有行业统计指标与金融业综合统计核心指标的对应关系。稳步推进天津等四省市金融业综合统计试点工作,完善金融业综合统计框架,探索编制金融业资产负债表,及时总结好的经验做法,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相关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三是大力推进金融统计标准化。统一和标准化的核心指标体系是进行报表合并、编制金融业资产负债表和金融概览、进行跨机构和跨市场统计监测的基础。继续加强金融业综合统计监测体系的基础性研究,了解主要国家开展类似统计的实践经验。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确定金融业综合统计核心指标统计框架,从宏观层面统一金融部门、金融工具统计分类和编码,构建与宏观统计相协调、与金融市场发展相适应、科学合理的金融业综合统计核心指标和分析框架。有计划地从大类指标开始,采用分阶段、分步骤的方式,从易到难,从简到全,推动统计指标、统计分类等标准逐步在金融业各子行业落地生根。

第97期:宏观经济政策第一要务(2015-11-17 15:47:33韦森,著名经济学家,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及经济史研究所所长)

导语: 目前中国经济之所以这么困难,实际上是2008年推出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时一波“天量”规模的商业银行贷款到了还款期的结果。对目前货币政策韦森认为要进一步量化宽松,以不支持实体部门(进行项目投资)而进行量化宽松,才能真正救实体部门。而供给侧管理,目前最重要的措施是减税,通过减税减少企业负担,让企业度过前几年贷款高峰所导致的还款高峰难关,这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第一要务。

凤凰财经:2015年以来,央行已经多次降准降息,但是三季度中国GDP增速6.9%,6年来首次破7,很多人认为货币宽松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小,您怎么看?

韦森:最近大家都说央行的货币政策无效了,降了5次准6次息,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对这一观点我是持不同看法的。20世纪40年代,罗斯福政府时期的美联储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S.Eccles)说过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货币政策像条绳子,只能拉,不能推”。这句话寓意甚深。历史表明,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国家的货币政策都不可能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反过来说,不合宜的乃至错误的货币政策可以非常有效地制约经济增长,甚至可以把经济增长或“经济复苏”给“勒住”。在一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上,如果央行的货币政策不当,也可以加深经济萧条。1929-1930年西方世界的萧条,最初之所以经济和股市跌的那样厉害,在很大程度上与各国的货币政策有关。这当然也有其他原因,而且也是更根本的原因。2008—2009年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欧元区各国之所有到目前为止复苏步履维艰,欧元区各国的经济复苏远没有美国目前那样强劲,至少在某些方面来说也给欧洲央行在危机发生后两三年中采取比较谨慎的货币政策有关。对此,伯南克在今年10月份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一篇英文文章中专门谈了他的这一判断。

凤凰财经:您怎么评价我们当前的货币政策?

韦森:我的评价是这样的:自2014年年底以来,央行所采取的以降准和降低基准利率为主要形式的宽松货币政策是对的,但还远远还不够,也迟了一些。但是,央行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效果已经发生了,这就是无论是贷款利率,还是存款利率,乃至上海银行间拆借市场的Shibor都下降了。央行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已经下降到4.35%,一年期存款的利率也降到了1.5%,上海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Shibor)降到了2%以下。整体来看,尽管目前中国的货币市场的供给已经比较宽松。但是,比较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央行基准利率,我们的货币政策宽松力度还显然不够,央行的基准利率还是太高。

当然,最近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失灵了,认为经济增速继续下行,甚至连新增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增幅都不是很大。持着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主要还是把货币政策当成“万能药”了。另一方面,这些经济学家也没有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央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主要目标定位降低实际利率,减少企业的债务风险和地方政府的还款负担,避免金融风暴。实际上,这些经济学家还是把降准、降息视作为刺激经济增长,保投资、保增长的“刺激药方”。他们还没有理解,在前一轮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时期,一轮大规模靠银行贷款推动的高投资的结果是,各行各业的企业负债和地方政府的负债都很大,且在各行各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或言平均利润率都在下降的情况下,各行各业的产能过剩又使得中国的PPI连续44个月为负,这已经导致中国经济中已经产生了极强的“帕廷金效应”,即通货紧缩加重企业的还款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讲,央行通过降准、降息,已经使许多企业的还款负担减轻了不少,也使地方政府的到期的债务负担减轻了一些,你又怎么能说央行的货币政策不工作了呢?

最近我一直在讲,从2007年全球的金融风暴为界看中国的经济成长阶段,才能更清楚地认清目前我国当为货币政策。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在下行,大量企业还款负担过重,乃至关门和破产。这实际上是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后上一届政府推出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时一波“天量”规模的商业银行贷款到了还款期的结果。2008年下半年之后,中国政府的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从政府财政支出上来看,政府并没有掏腰包拿出多少钱。因为,这些年来,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一直不大,2009年、2010年和2011年都没有超过一万亿过。所谓的“四万亿刺激计划”,主要是商业银行贷款所推动的。当时,中国政府一说要来个“四万亿的刺激计划”了,你只要地方敢报项目,发改委就给你批项目,批下来项目,商业银行就来给你来贷款。搞基建,建新厂房,买新设备,大量的项目投资,大量的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结果,这不仅使我国大量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负债急剧攀高,而且通过贷款创造存款,内生地产生了大量广义货币,使我国的广义货币M2在过去

七、八年中净增了100万亿元上下。但是,大家不要只看到我们M2已经超过了135万亿元了,认为货币多得不得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们所有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这更大,要远远超过以商业银行存款为主要构成的广义货币M2的。

目前中国经济之所以这么困难,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前一波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推动,中国的制造业急剧膨胀,结果是各行各业大规模的产生过剩。企业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煤炭、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家电产品等等几乎所有行业都产能过剩,这也是PPI已经连续44个月下降的主要原因。企业负债如此严重,还款期又到了,以PPI为负形式所表现的通货紧缩又致使“帕廷金效应”螺旋式地加重。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经济的这样发展发展阶段上,央行不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能行?故我这两年在不少场合不断地讲,央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其目标,首先当是降低实际利率,减轻

第16篇:建言献策征文[材料]

创优环境是根本转变作风是关键

纪律作风集中教育整顿月活动开展二十多天来,我办按照上级文件精神,在市委、市纪委的安排部署下,认真进行纪律作风整顿,制定实施方案,组织集体学习,开展自查自纠,落实整改措施,整顿活动取得了初步成效。

通过以 “正风肃纪、创优环境” 为主题的整顿学习,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创优环境是根本,转变作风是关键”,干部作风不正,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干部作风不实,就会影响发展环境。环境建设涉及许多深层次因素,需要标本兼治,更需要常抓不懈。从一定意义上说,干部作风就是最大的软环境。先进地区赢得区域发展的先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作风过硬。

现阶段我市建设先行先试的综改试验区和山西国际路港区,离不开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支持。这些生产要素能否引得来、留得住,关键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环境的优劣决定发展的快慢,谁能抢先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谁就能吸引更多的优质资源。

作风就是环境,转变作风就是创优环境。我市要在新一轮发展中赢得主动,就必须以转变干部作风、创优发展环境为突破口,扑下身子真抓实干,以干部的过硬作风推动全市的转型跨越发展。

- 1 -

以下是我办通过学习总结的几点建议:

一、干部作风建设是一个基础性工程,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非“毕其功于一役”所能奏效。要摒弃短期效应、弄花架子、搞形式主义,务必在建立长效机制上狠下功夫,并力求取得实效。不仅要建章立制,以制度管人,以制度规范行政行为,而且亟须建立一整套切实可行而有效的监督制度,确保政策制度的贯彻落实。当前,我们体制的一个缺陷就是政策制度落实不到位,美好的愿景往往在层层落实中不断变异最后消弭于无形。为此,建立和完善问责制度对于转变干部作风极为重要。对官员问责制度的建立与落实应成为考验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惟有如此,才能政通人和。

二、政府部门的服务质量和水平,是投资者和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创优发展环境的关键问题。近年来,我市各部门在服务发展、服务经济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一点应当充分肯定。但在一些部门和单位,确实也还存在着特权思想严重、服务意识较差的问题。为了营造“大招商、招大商”的良好氛围,要着力营造快捷高效的政务环境,强化“政务就是服务”、“公务员就是服务员”的意识。想当好这个“服务员”,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按部就班套政策、循规蹈矩走程序、死搬教条办批文的做法,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压缩审批时限,减少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使我们已然形成的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绿色通

道和首问负责制等有效举措真正落到实处。

三、要着力提倡敬商、养商的心理认知,着力营造敬商、养商、安商的环境氛围;强化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对新签约项目,要提供保姆式的贴心服务,促进早日开工上马;对建设中的项目要跟踪服务、精细服务、持续式服务,促其尽快达产达效;对已落户的外来投资企业,要像亲人一样对待,感化他们追加投资,并通过他们带动更多的客商投资侯马。

“环境就是生产力,环境就是竞争力”。创优环境特别是政务环境为重点的软环境就是最大的环境,转变干部作风就是最重要的环节。倘若在干部作风上真正能得到加强和转变,并切实取得实效,行政效能就会得到较大的提高,经济社会就会得到和谐健康快速发展。

第17篇:为公司建言献策

xx是我家,发展靠大家

斗转星移,时光如梭,转眼间,到公司来工作已有五年的时间了。大家都知道“企兴我荣,企衰我耻”这个道理,一个公司的兴旺与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由这个公司的员工所决定的。

社会在不断进步,城投公司要生存,那么我们的员工就要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俗话说“家和万事兴”,我们作为大家庭中的一员,在思想上就要树立“家兴我荣,家衰我耻”的观念。只有这个“家”兴旺发达了,我们员工才有良好的工作环境,生活才会多姿多彩。作为公司的一名司机,结合实际,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干一行就要爱一行

作为司机,要遵循职业道德规范,保持强烈的工作责任感。首先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遵循职业道德规范,坚持个人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增强时间观念,服从领导,随叫随到。做到热情服务、礼貌待人,文明行车。

二、恪守“安全第一”的原则

为了保证车辆行驶中的安全,司机要严格遵守单位的《驾驶员管理制度》,不开快车,不酒后驾车等。认真做好安全防范措施,消除安全隐患,时刻提高警惕,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杜绝任何安全事故的发生。

三、定期检查,及时维修

爱车如己,注意保养,定期对汽车进行保养,保持车身光洁。每天下班收车后,把车辆彻底打扫一遍,保持卫生。

严格按照保养日程表的项目,对车辆进行正规的定期检查和维修,以确保车辆在行驶中不出现故障,增强安全性。

四、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

工余时间,加强学习汽车知识,掌握汽车的基本结构和工作原理。在行车中发现异常,尽量找出故障并及时排除。

五、科学驾驶,节约油料

行车前搞清地形路线,少跑冤枉路,行车中做到不急加速,不急刹车,不强行超车。避免不必要的高速行车和在高档位上的低速驾驶,充分保证行车的经济性。

一段精彩的乐章需要全体乐队成员集中精力,协调一致;而一个成功的公司同样不可缺少的是员工之间的团结合作。只有公司不断地发展,才能为我们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才会有我们个人发展的机遇。因此,无论何时何地,作为公司的一员,我们都要把公司的利益放在首位。让我们每一位员工都带着真挚的情感去真正做到忠诚于公司、忠诚于事业、忠诚于自己的岗位吧。我们要牢固树立“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家,把公司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的工作思想,全身心地为公司献出一份力量,以诚挚的情感去热爱它、关心它、为它的生存发展献出自己的一切。

公司兴衰,你我有责。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让我们团结一致、努力拼搏、开拓创新、无私奉献,共创城投公司的辉煌!

XXXXX

2014年6月3日

第18篇:节能降耗的建言献策

节能降耗的建言献策

随着今年煤炭市场的持续低迷,节能降耗成了大部分煤炭企业的必由之路,我矿也应开展一系列开源节流、节支降耗等促使企业稳中求进的措施,这样能使公司在煤景低迷的环境下依然保持着强进的发展势头。对此,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各位领导参考。

一是加强水电使用管理:我矿应将能源节约作为成本管理一项重要内容。围绕用水、用电管理,大力培养职工的节水、节电意识,白天尽可能利用自然光,及时关闭照明开关,推行使用节能灯具,逐步淘汰落后高耗能的办公设备,推行使用节电办公设备,电脑等办公电器尽量减少开启次数,养成长时不用设为睡眠模式等习惯。全方位、多渠道节约成本,降低成本消耗,实现节能增效。

二是加强节约用纸管理:大力推进电子办公建设,逐步实现无纸化办公。严格控制文件印数,减少重印、错印,做好复印登记和废纸再利用工作。

三是机械设备节材降耗管理:加强设备使用人员培训,提高管护技术水平,科学合理使用各种机械设备,严格各种机械设备登记和回收制度,及时维修保养降低材耗,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四是加强修旧利废管理:节支就是增收,修旧就是创效,我矿应进一步规范废旧物资的回收、修理、复用等程序,严格实施材料领用制度,不断提高设备修复质量和专业化水平,切实加大对采购物资、加工修复设备质量的考核、验收力度,以延长设备使用年限,有效减少加工修复费用支出。

五是强化回收复用管理:在矿井建设过程中,我矿应该除一次性投入不可回收的设备物资外,其它设备物资一律回收使用,并及时制定设备物资回收考核办法,这样能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回收复用废旧物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六是优化物资内部调剂:我矿与红岩煤矿在物资的采购过程中,可以共同采购,这样可以降低采购成本,或者经内部调整时间,两个煤矿可以共用部分设备,每年仅此物资采购降低的成本费用也很可观。七是加强节能降耗的考核问责,按照有关标准制度要求,由综合办公室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对达标的个人和处室予以表扬奖励,对未达标的进行通报批评,以此来调动广大干部职工节能降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石岩沟煤矿生产处:郭虎强

第19篇:检察院“十二五”建言献策

xx市人民检察院

对“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

十二五规划提出后,我院时常关注相关新闻报道,并针对此项重大举措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议修改立法,对拐卖人口者予以严惩。

要制定像惩治贩毒分子一样的严厉法律条文,打击惩处拐卖妇女儿童行为。因为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从昨天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公布的数据看,广东解救1000多被拐卖儿童,四川也是1000多,山西等省也有被拐卖的,还有拐卖缅甸妇女的,等等。

拐卖人口这样的事件,发生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今天,不仅妨碍到社会和谐、家庭幸福,而且关系到国家形象、党委政府的形象,以及党的威信、公信力。必须强力治理。

2、建议强力治理偷盗行为。

现在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偷盗越来越猖獗。偷盗分子的作案手法日益娴熟,偷盗分子低龄化、暴力化、团伙化倾向显著,在农村经常有人家失盗牲畜、车辆,在城市,一晚上一个小区被入室盗窃数家的情况,越来越多。老百姓深感社会不安。

同样的,盗匪猖獗,也关系到党委政府的形象、关系到政法系统的形象。必须严惩,来发挥导向、警示、震慑作 1

用。

3、建议国家无偿为全民办理医疗保险,通过保险的方式,保障所有公民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重症,都能得到最基本的有效的救助。

如果说国家财力有限,那就发挥社会管理机制的作用,为每位公民无偿办理医疗保险,当基层群众得了重病时,即使医疗条件简陋,也通过这种医疗保险的社会救助机制,使他们得到最基本的有效的治疗(药物、手术)。

这中间,要强力治理、干预那种见利忘义、搜刮病人发不义之财的行为及其当事人。救死扶伤、白衣天使等等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美德,必须得到强力弘扬。

4、建议国家免费为全体农田办理农业生产保险。

最近这几年来,重大自然灾害越来越严重,或大旱,或大涝,还有强台风,使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甚至绝收,使农民群众的生活、心境处于困顿,等等。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虽然可以发动全国的人力物力来救助,但四处“救火”,不是根本之策,最好由国家无偿为所有农田办理农业生产保险,这同样是一种可靠的社会保障互助机制。期待国家“十二五”期间,有实质性突破。

5、建议强化交通法规的执行。

交通领域的问题丛生,飙车、酒后驾车、蛮横违章,等等,关系到社会和谐和家庭幸福,交通秩序顺畅有序与否,

也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关系到城市形象。所以,对交通违章行为,必须严惩。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在城市全面安装电子监控,及时提醒违章者缴纳违章罚款。以法治的力量,推进交通有序、人际祥和。

6、建议关注城市公共厕所建设。

一个城市,即使再亮丽光鲜,如果公共厕所少、分布不合理的话,也算不得现代、文明。现在很多城市都存在公共厕所少、上厕所难的问题。对此,应该作出规定,要求城市在公园、绿地等处,建设流动厕所,缓解城市人口越来越集中所显现的上厕所难的问题。

xx市人民检察院

二0一0年十月二十九日

第20篇:建言献策座谈会策划书

“建言献策”毕业生座谈会策划书

一、活动背景及意义

大学是人生旅程的一个驿站,四年生活漫长却又短暂,四年里,每个人都在成长蜕变,并走向成熟。一年年的过去,此刻我们即将要送走10级优秀毕业生。又一次到了告别的时刻,她们带着青春蓬勃的朝气和远大的志向将离开这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奔赴新的生活和工作岗位。我们学生会打算通过举办毕业生座谈会,借此让毕业生再次感受学校大家庭的温暖以及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他们也可以借此机会提出对未来学校工作建设发展的建议,为学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二、活动目的

为了让即将毕业的红鹰学子留下最美好的回忆,为了表示母校对她们的怀念之情,同时也是为了让10级学子能够在这次座谈会将自己对学弟学妹的祝愿以及未来学校工作建设发展的建议表达出来,能够以自信、乐观的态度去面对自己未来全新的人生。

三、活动名称

“建言献策”毕业生座谈会

四、活动主题

依依惜别意,助学校之兴;承前继后,始人生之程。

五、活动主办

宁波大红鹰学院学生委员会

六、活动时间

2014年6月7日

七、活动地点

行政楼西会议室

八、活动对象

10级、11级、12级

九、活动安排

1.开场

主持人致座谈会开幕词并介绍到场嘉宾(2分钟)

2.毕业赠言,老师寄语

由林豪杰老师发表致辞(5分钟)

2.毕业感恩,情寄红鹰

10届优秀学生干部代表讲话(20分钟)

提纲:(1)向各位领导汇报实习情况;

(2)讲述在校的学生干部经历;

(3)对学校提出好的建议,以及对学弟学妹的期望

4.河梁之谊,永存吾心

进行“爱,你我行动”收集活动(20分钟)

(1)现场分发许愿纸

(2)10届学生干部可以把对学校的爱,转换成对学校的发展建言献策,写完放入“现在爱”瓶中。

(3)10届学生干部可写自己对11届、12届学生干部的关心、期望等,写完放入“未来爱”瓶中。

(4)

11、12届的学生干部写对于即将离别校园的10届学长学姐们的未来祝愿以及对他们在之后工作上的鼓励,并赠与他们。

3.表彰先进,志承未来

由在场的领导为10级主要学生干部颁发共青团荣誉勋章(10分钟)

5.毕业寄语,深情厚望

何秋叶老师总结发言(10分钟)

6.结束

主持人宣布座谈会结束,嘉宾和毕业生合影留念(5分钟)

十、经费预算

物品 数量 价格(元)

许愿瓶(大) 2只 40

许愿纸 5份 10

纸张(A4) 50份 10

笔 10份 15

总价 75

建言献策活动方案
《建言献策活动方案.doc》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编辑。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相关专题
点击下载本文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