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于谦简介（精选多篇）

推荐第1篇：于谦诗话

以诗明志 清廉自守

——于谦诗话赏析

崇廉敬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从古至今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是为官者都应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在历史的长河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为官清廉而名垂青史者，如春秋西门豹清正廉明，造福百姓；西汉赵广汉不畏强权，捍卫正气；唐朝狄仁杰体恤百姓，拯救无辜；宋代包拯铁面无私，不持一砚归……这些清官廉史给后人树立了榜样，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这里，我想写写他们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于谦，品品他的诗作，说说他的人生。

今天我们大部分人知道于谦，多赖《石灰吟》中“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一句，诗如其人，于公一生也可用“清白”二字形容。如何“清白”，我们从于公诗词作品便可观之一二。

清风两袖朝天去

于谦生活在明朝日趋衰落之时，朝廷政治腐败，社会上贪污、贿赂成风，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那时，地方官僚进京朝见皇帝时，大都要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大量诸如绢帕、蘑菇、线香等土特产品献给皇帝和朝中权贵。而于谦在从山西巡抚调任京城时，却什么礼品也没有带。有人奇怪地询问他为什么不带礼品时，于谦朗声笑着举起两袖道：“我带有‘两袖清风’已足矣”。随后又以一首七律《入京》诗作为回答：“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两袖清风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诗里行间的蘑菇、绢帕和线香是供人们使用的，如果都被当官的拿去讨好了上司，就会给人民生活所需带来困难，不要让老百姓指戳脊背。从此“两袖清风朝天去”挂上他的门楣，以示不为利禄所动。“两袖清风”还被引申为“品德正直清廉官员”的代名词，沿用至今。

清风一枕南窗卧

于公40岁生日之际即兴一首抒怀诗，诗文的内容是这样的“碌碌庸庸四十余，因逢初度转踌躇。腰黄久负金为带，头白惊看雪满梳。剩喜门庭无贺客，绝胜厨传有悬鱼。清风一枕南窗卧，闲阅床头几卷书”。首句是自谦之词，次句是作者形象的真实写照。“剩喜门庭无贺客，绝胜厨传有悬鱼”是典型的清官形象，“清风一枕南窗卧，闲阅床头几卷书”进一步点出作者清风一枕、南窗卧读的业余生活。全诗告诉我们一位称职的官员应该思考些什么、追求些什么，那就是要勤政爱民，清廉自守。

苟图身富贵，朘剥民脂膏 国法纵未及，公论安所逃 这是于谦一生的追求。在他看来，历史不仅存在于浩瀚的史书之中，更存在于天下芸芸众生的良知和公正的评判之中。几百年过去了，于公充积极向上的人生哲学和淳朴健康的为官之道仍让我们感慨万千，他的诗今天读来仍具有警示自策、振聋发聩的作用和教育借鉴的现实意义。

推荐第2篇：明代农民起义

明代的农民起义

第一节明初的农民起义

明初从洪武到宣德的七十年间，是明朝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元末农民大起义，不仅以改朝换代而告结束，而且冲刷了元末社会的痼疾，为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与此同时，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而建立明朝的朱元璋，也为革除元末弊政，安定社会作了不少的努力，从而缓解了紧张的社会矛盾。然而未经农民起义扫荡的地区，地主豪强与广大农民的尖锐矛盾，却并未因为明朝的建国而缓和，反而由于战乱对经济的破坏，地方官吏的胡作非为、横征暴夺而更加激化，农民的负担并未减轻。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无法生存的贫苦农民，不断举行武装起义。这些起义遍布于大江南北，发生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广、四川、陕西、山东和浙江等地。起义规模都不大，有的只有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多的也有几万人、几十万人，但却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次数不下四百次。白莲教起义的余波白莲教在下层人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元朝末年，以白莲教为号召，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红巾军大起义。即使到明朝建国之初，在白莲教活动的地区，人民也多次利用白莲教组织发动起义。

江西、湖广地区，在元末农民起义时，一直是徐寿辉、陈友谅割据政权的管辖地区。因此，这里受白莲教的影响特别深。明朝初年，这里的白莲教起义不断。洪武六年（1373）正月，蕲州人王玉二聚众烧香密谋起义。同年六月，罗田县人王佛儿，自称弥勒佛降生，鼓动民众起义。洪武十二年七月，陈友谅旧部荆州孙谅等曾谋起义。洪武十九年，福建将乐僧彭玉琳到新淦，自称为弥勒佛大师，烧香聚众作白莲会，并与当地居民杨文、曾尚敬等共同密谋起义。彭玉琳称晋王，置官属，建元天定。洪武二十年，袁州宜春县民李某自称弥勒佛，发九十九等纸号，用“龙凤”印玺，置日月袍、绿罗掌扇令旗等准备起义。第二年袁州府萍乡县民又用弥勒教宣传群众。这些起义有的在组织中，有的在发动后不久，即被明朝政府镇压。

四川、陕西在元末也是白莲教盛行的地区。洪武十二年（1379）四月，四川眉县（今四川眉山）“妖人”①彭普贵聚众起义，杀死知县颜师圣。起义者声势日振，先后占领十四州县，屡败四川都指挥普亮，明朝调遣四川威茂平羌将军丁玉，率军镇压。七月间，起义失败。洪武十四年又有四川广安① 据汤纲、南炳文《明史》考证：所谓“妖人”可能系指彭普贵以弥勒教或白莲会来鼓动群众。州（今四川广安）人以弥勒佛“惑众”，被捕斩。陕西阶州（今甘肃武都）人金刚奴，自洪武初年就活动于沔县（今陕西勉县）西部地区，以佛法“惑众”。洪武二十五年，陕西又有徽州（今甘肃徽县）“妖人”聚众起义①。洪武三十年，沔县人高福兴、田九成等聚众起义，并与沔县西部金刚奴领导的起义部众合并到一起，众至千余人。高福兴自称弥勒佛下世，田九成称汉明皇帝，建年号龙凤，金刚奴号为四天王。起义军攻破山寨，杀死官军，又攻入略阳，杀知县吕昌，复攻入徽州（今甘肃徽县）、文县。明政府派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统率四川、陕西都司明军数万人前去镇压。九月，起义军主力部队失败，高福兴被捕牺牲，其部众三千人被俘。余部在金刚奴和仇占儿率领下一直坚持到永乐七年（1409）。这次起义前后持续达二三十年之久。

河北、山东也是白莲教活跃地区。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顺天府昌平县民刘化聚众起义，自称是弥勒佛下世，真定、容城以至山西洪洞等地百姓纷纷加入，“皆受戒约，遂相聚为乱”②。山东地区早在洪武三年（1370），青州（今山东益都）人孙古朴即聚众起义，自号“黄巾”，袭击莒州（今山东莒县），杀同知牟鲁。不久即遭镇压。永乐十八年二月，青州地区又爆发了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唐赛儿是蒲台县农民林三的妻子，她用白莲教组织群众，自称佛母，在山东益都、诸州、安州、莒州、即墨、寿光诸县活动。唐赛儿起义后，占领了益都卸石棚寨，打死了前来镇压的明青州卫指挥高凤，起义军声势更为高涨。山东布、按三司连忙向明朝告急，三月，成祖即派安远侯柳升、都指挥刘忠率领京军前往镇压，围攻 1 卸石棚寨，唐赛儿率众于夜间袭击明军突围，都指挥刘忠战死。与此同时，起义军别部宾鸿军攻下莒州、即墨，约万余人围攻安丘，在山东沿海备倭的都指挥卫青率骑兵来战，起义军二千人被杀。与此同时，明鳌山卫指挥王贵也在诸城获胜，起义军被杀甚众。唐赛儿起义不到一月即遭镇压失败。成祖因未能捕获唐赛儿而惊恐不安，他怀疑唐赛儿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就“命北京、山东境内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师，面讯”①，既而“又尽逮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②，可终究没有查出唐赛儿的下落。唐赛儿起义是明初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影响深远。

地方性的农民起义

① 《明史》卷一三○《耿炳文传》。

② 《明太宗实录》卷二○○，永乐十六年五月辛亥。

① 李乐：《见闻杂记》卷一；《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明书》卷一六一《唐赛儿传》；《明史》卷一五八《段民传》。

② 李乐：《见闻杂记》卷一；《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明书》卷一六一《唐赛儿传》；《明史》卷一五八《段民传》。

明初农民起义虽然遍及全国十来个省份，从黄河两岸到珠江流域，都有起义者的足迹，但这些起义多局限于某一地区，有的只限于一个县或几个县。

广东地区。洪武五年（1372）潮州民有千余人起义，占领揭阳、潮阳两县，后被潮阳卫明军镇压。洪武十二年，潮州海阳县朱得原又聚众起义。洪武十四年，海阳县民千余人又起义反抗，直到洪武二十一年海阳县民还在曾水荫等率领下攻打州县。在广东，明初起义规模较大的是洪武十四年广州人曹真和苏文卿联合山区里的单志道、李子文等人发动的起义。起义者据险立寨，有众数万人，战船一千八百余艘，占领了番禺、鹿步、清远大罗山等处，又攻打东莞、南海及肇庆、翁源诸县，声势浩大，多次击败南雄侯赵庸步骑舟师的进剿，后广东参政阎钝、千户张惠率军来援，才镇压了这次起义。第二年，广东又有首领号称“铲平王”的起义，众至数万人，明廷派赵庸镇压了这次起义。

广西地区。洪武三年（1370），阳山县十万山寨人民聚众起义，反对明朝统治，被南宁卫明军所镇压。洪武五年，南宁卫指挥佥事左君弼强征农民当兵，激起三千多人的反抗。洪武八年，广西桂平县大藤峡地区的瑶族、壮族人民，因不堪忍受当地官府的横征暴敛而起义，被柳州卫明军所镇压。到洪武二十八年，瑶壮族人民又聚集数万人，以更吾、莲花、大藤等寨为据点，向都康、向武、上林等地发展。明政府派征南将军杨文与广西都指挥使韩观率军镇压了这次起义。洪熙元年（1425）思恩县覃公旺与河池县罩公新联合忻城莫山洞韦万黄等起义；直到宣德年间，起义者还在活动。

福建地区。洪武三年（1370），泉州惠安县民陈同聚众起义，进攻永安、德化和安溪三县，曾击败泉州卫军，后被驸马都尉王恭军镇压。洪武五年，同安县民吴毛狄聚众起义，占据了县城。洪武十年，泉州民任钧显起义，攻占安溪县，“夺县印而去”①。洪武十二年，漳州府龙岩县民江志贤聚众数千人起义。洪武十四年，福安县民聚众八千余人起义，同年龙岩县民起义，自立官署，进攻龙溪县。

江西地区。洪武十六年（1383），永新、龙泉人民揭竿而起，起义领袖自称顺天王，曾打败江西都指挥同知戴宗仁率领的明军，起义坚持到第二年三月，才被申国公征南副将军邓镇所镇压。洪武二十二年，赣州农民夏三举行起义，众至数万人，并与湖广地区农民相联络，声势浩大。明朝特派东川侯胡海为总兵官，普定侯陈桓为左副将军，靖宁侯叶昇为右副将军，率领三万三千五百人前往镇压，起义被平定。宣德六年（1431）永新县艾长胞聚众起义，抗拒官府，杀死官吏。宣德九年，永丰县民夏九旭率众三千起义，在大盘山立营扎寨。夏九旭牺牲后，起义部众由曾子良领导，并聚集永丰、新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一，洪武十年夏四月。

淦、安乐三县农民三万余人，再次占据大盘山，自称永顺王，声势颇为壮观。湖广地区。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湖广五开（今贵州黎平县）民吴奤儿发动起义，明靖州卫指挥佥事过兴率三百人前去镇压，被起义军打败，过兴父子被杀。十一月，明朝以辰州卫指挥杨仲名为总兵官率军前往围剿，起义军作战失利，吴奤儿在人民的掩护下得以逃脱，回到家乡秘密活动，积聚力量。到洪武十八年六月再次起兵，“称铲平王，古州十二长官司悉应之，号二十万”①。明廷闻讯大震，急派信国公汤和为征蛮将军，江夏侯周德兴、都督同知汤醴为副，会合楚王的护卫队，号称二十万大军，将起义镇压。永乐七年（1409），李法良在湘潭发动起义。成祖即位后，在北京修建皇宫，所用木料多采自南方各省。永乐四年，吏部侍郎师逵在湖南役使十万民工入山采木，使不少人丧生。李法良起义后，应役伐木的民工纷纷参加。起义军转战至江西安福县，遭到明军堵截，再至吉水，被明军镇压。

浙江地区。洪武八年（1375），青田民叶保五聚众暴动，处州卫与温州卫联合派兵镇压才平息下去。洪武十四年十月，衢州、处州、温州三府吴达

三、叶丁香聚众起义，攻城略地，众至四千余人。明廷命延安侯唐胜宗、都督佥事张德率兵往剿，吴达

三、叶丁香战败被俘，起义失败。永乐二十二年（1424），浙江丽水、福建政和二县周叔光、王均亮聚众两千余人起义。宣德六年（1431），浙江丽水、青田陈才等率众二百余人起义，“被甲持刀，建旗鸣鼓，往来旁近诸县”①。

四川地区。宣德二年（1427）四月，松潘爆发人民大起义，众至“五万余人，攻围松潘卫城，转攻威茂、叠溪等处”②。并南下捣毁绵竹官署，威震成都。明廷命都指挥佥事韩整、高隆并叙南卫指挥吴玉调集京师、陕西、贵州、四川等省兵力往剿。但宣德六年松潘又发生起义。十月，明朝以都督陈怀为总兵官，遣都指挥邢安率兵围攻，都指挥赵宁率兵往援，镇压起义。邢安、赵宁皆战死③。

① 谈迁：《国榷》卷八，洪武十八年六月辛卯。

① 《明宣宗实录》卷七五，宣德六年春正月庚辰。

② 谈迁：《国榷》卷二○，宣德二年四月丙戌。

③ 《国榷》卷二一，宣德六年十月甲辰。

第二节明中期的农民起义

在明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过程中，一些社会问题和矛盾日益显露。洪武时，太祖屡屡颁诏天下奖励农民垦荒，然而当田地垦辟后，富民兼并土地现象随之发生。到洪武末年，据户部奏报，浙江等九布政司和直隶府州占田七顷以上的富民就有一万四千余户①。到明中叶，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②。由于土地的集中及赋役、地租的苛重，使破产失业的流民大量出现，社会矛盾也因之尖锐起来。在明中期延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不仅起义的次数多，涉及的地区广泛，几乎遍及全国各个省区，而且往往是一个高潮平息不久，又有新的高潮到来，高潮之间间隔也很短，其中以正统、成化、正德时期最为集中。

正统年间浙闽农民起义明代银矿的开采为官府所垄断。英宗即位后，多次申令禁止民间开挖，并划定封禁山区，派重兵驻守。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处的仙霞岭，即是禁区之一。但受生活驱迫的人民，仍冒险进山“盗矿”，官府派兵剿捕，很容易激起矿工的武装反抗。

正统七年（1442），浙江庆元人叶宗留与王能、郑祥

四、苍大头等聚众千人，进入仙霞岭地区开采银矿，遭到官府的追逐，遂于正统十年举行起义，进攻江西的永丰，明朝调集南昌前卫，广、铅二所官军及六县民壮，前去镇压，结果被起义军打得大败。后永丰知县邓容入山招抚，王能等三十五人投降，又帮助官军诱杀了郑祥

四、苍大头等三百余人。叶宗留率余众逃出，转移到处州（今浙江丽水）、云和、政和等地，继续开采银矿，聚众至数百人。正统十二年九月再次起义，攻占政和县城，复还庆元，召得千余人，活动在江西、浙江、福 3 建三省交界地区，势力发展到数万人，并派兵进占三省交通要道车盘岭，以致“行旅断绝”①，官府一筹莫展。

正统十三年（1448）二月，福建佃农邓茂七率众在沙县暴动。邓茂七原为江西建昌人，佃农出身，初名邓云，后至福建宁化，改名茂七。福建的地主除了向佃户征取田租外，还强迫佃户逢年过节时向地主交纳鸡鸭等“冬牲”。福建御史柳华整顿里甲组织，将各乡编组，设置总甲、小甲统领，邓茂七被任为总甲。于是他便利用总甲的合法身份，号召农民不向地主送“冬牲”，不向地主送租谷，地主告到县衙，县里派出巡检来捕，邓茂七杀了弓兵聚众起义。知县率三百名军兵前来镇压，邓茂七起义军又把他们打得大败，并杀了巡检和知县。附近州县人民积极响应，不数日，众至数万人。起义者进攻上杭、汀州、光泽，顺流下邵武、顺昌，攻占了二十余县。尤溪炉主蒋福成号召“炉丁”及村落贫民起义，有众万余人，攻占了尤溪县城。而后与邓茂七起义军会合，占领了沙县，并在这里建立农民政权，邓茂七自号“铲平王”。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二，洪武三十年夏四月癸巳。

②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① 高岱：《鸿猷录》卷十《平处州寇》。

邓茂七起义后，“东南大震”②。明廷即命都御史张楷监军，以都督刘得新、陈荣任总兵、副总兵前去镇压，途经浙江时，与叶宗留起义军相遇。正统十三年（1448）十一月，叶宗留率众与明军奋战，不幸中流矢死。部众由叶希八率领，继续打击明军，声势渐振，发展到数万人，并与福建邓茂七起义军互为声援，此入彼出，使明军两面应战。在福建，邓茂七也积极向外发展势力，分遣别将由德化、永春、安溪进攻泉州，邓茂七率部攻打建宁。八闽之地，数月之间，几乎为起义军席卷。起义者扩充到八十余万人。

闽浙农民起义军势力的不断发展，使朝廷惊恐万状，于是正统十四年（1449）正月，明朝增派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兼总兵，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为左右副总兵，刑部尚书金濂总督军务，太监曹吉祥监军，率京营及江西、浙江诸处大军前往镇压。二月，邓茂七亲自率兵进攻延平郡城，不意陷入官军埋伏，明军突起合法，农民军遭到挫败，邓茂七中箭身亡。邓茂七的侄儿邓伯孙及其妻廖氏率余部继续坚持战斗，最后战败被杀。转战于浙江境内的叶希八迫于压力降明。

除了这两次大规模的起义外，正统年间广东还发生了黄萧养领导的起义。黄萧养是广东南海县人，他被明政府以“盗贼”的罪名关在广州监狱。正统十三年（1448）九月，黄萧养与狱中难友集体越狱成功，遂举行起义，“赴之者如归市”①，旬月间势力发展至万余人。次年六月，黄萧养率部分水陆两路围攻广州城，长达三个月之久。后居住在山区的苗、瑶等少数民族也参加了黄萧养的起义。为了镇压这支起义军，明朝调动了两广和江西数省的军队前往。景泰元年（1450）二月，在大洲之战中，黄萧养中箭身亡，其部下或被剿或被抚，一万名将士遭到屠杀。余部坚持斗争到成化年间才被镇压。

②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六《福建六》。

① 毛奇龄：《后鉴录》卷八；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黄盗》。

① 项忠：《报捷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六。

成化年间荆襄流民起义荆襄地区位于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四省交界处，“川陵延蔓，环数千里，山深地广”①。长期以来，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流亡到这里垦荒开矿，官府难以禁止。成化时，这里流民的数量已达一百五十万人以上②。为了加强对流民的管辖，明政府曾于天顺八年（1464）特增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门负责处置荆、襄、南阳三府流民事宜。正当明政府进一步加强控制时，成化元年（1465），河南西华人刘通（又名刘千斤）、石龙（又名石和尚）在湖广房县领导流民起义。刘通自称汉王，年号德胜，分设将军、元帅等 4 官职，附近流民纷纷响应，众至四万人③。明政府急派工部尚书白圭、抚宁伯朱永以及湖广总兵李震等督军征讨。成化二年，总兵李震率兵进山围剿，起义军在梅溪附近大败李震军，杀死都指挥以下军官三十八人。白圭见李震战败，急调京营及江西、四川诸路兵马，从南漳、远安、房县、谷城四路攻击。刘通、石龙力战不支，被俘牺牲。

刘通、石龙所领导的流民起义失败后，流民仍源源不断地进入荆襄山区。成化六年（1470），刘通的部下河南新郑人李原（又名李胡子）、小王洪等再次发动起义。李原于这年十一月称太平王，“往来南漳、内乡、渭南，号召饥民至数万人”④。明政府派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李震发京营兵及神枪火器营前往镇压。项忠到襄阳后，又增调永顺、保靖土兵，共二十五万，分八路进攻起义军①。同时遣人入山招诱流民出山复业，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成化七年李原在竹山遭到明军袭击，战败被俘。小王洪率众五百转至均州（今湖北均县），也被明军所俘。项忠对起义军和流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兵入，尽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贵者，又多道死，弃尸江浒。议者谓忠此役，实多滥杀”②。然而，项忠的滥杀并未解决荆襄的流民问题，失业的农民“入山就食，势不可止”③。到成化十二年，荆襄地区的流民又聚集到几十万人之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建议借鉴东晋时侨置郡县的办法，处置荆襄的流民。明政府采纳了这一建策，派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开设郧阳府，领七县，抚辑流民。荆襄地区的流民，暂时得到安抚。

正德年间各地农民起义正德年间，武宗的荒怠和刘瑾的擅权，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农民的武装反抗斗争在较广泛的范围内发展起来，其中较集中的有河北、四川、江西三个地区，而声势最大、影响最大的是刘

六、刘七领导的河北农民起义军。

② 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上《项忠传》。

③ 《明史》卷一六二《白圭传》。

④ 毛奇龄：《后鉴录》卷一。

① 《明史》卷一七八《项忠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平郧阳盗》。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八《平郧阳盗》。

四川农民起义。正德三年（1508）冬，四川保宁人刘烈率当地民众起义，进攻陕西汉中等地。次年，刘烈为乱兵所杀。正德四年十二月，保宁人蓝廷瑞、鄢本恕和廖惠发动起义。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称“刮地王”，廖惠称“扫地王”，各地民众纷纷揭竿而起，众至十万，置四十八总管，势力扩展到陕西、湖广地区①。正德五年初，明政府派刑部尚书洪钟总督四川、陕西、湖广、河南四省军务，会合四川巡抚林俊，并调集石柱等地少数民族土兵前往镇压。廖惠攻克通江后，在撤往龙滩河的战斗中被俘。蓝廷瑞和鄢本恕转至汉中，正德六年初，被陕西明军逼回四川。在东乡被明军围困，蓝廷瑞和鄢本恕被俘，起义军大部瓦解，“四出奔逸山谷”②。余众在廖麻子领导下，与曹甫、方四领导的另一支起义军联合，继续战斗。曹甫是四川江津人，方四是仁寿人，他们于正德六年起义。两支起义军转战四川、陕西、贵州等地，直到正德九年才被镇压下去。

河北刘

六、刘七起义。河北地区是明朝的近畿，密迩京师，皇室和勋贵广置庄田，农民的土地多被侵占。同时，河北地区受马政之害尤烈。明初，沿袭元制，佥派今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地区的农民充当养马户，喂养种马，缴纳马驹，后又令北京附近州县改养寄养马，养马户负担很重，时称“江南之患粮为最，河北之患马为最”③。于是，丧失土地而无法生活的农民，往往聚集起来，骑马驰骋在平原旷野上，劫富济贫，明统治者称他们为“响马盗”。武宗正德时，为了安定京畿重地，正德四年（1509）九月，明廷派出捕盗御史，“分遣御史甯杲于真定，殷毅于天津，薛凤鸣于淮扬，专事捕盗”①，弄得人心惶惶。终于在正德五年十月，文安人刘

六、刘七在霸州率众起义。他们共推著名的响马交河人“杨虎为 5 首”②。京畿以南的固安、永清、文安等县“诸穷民响应之，旬日有众数千人，屡败官兵”③。不久，文安生员赵鐩和他的两个弟弟也率五百人响应起义。

正德六年（1511）春，起义军由河北攻入山东，又由山东攻京畿，众至数万人。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刘

六、刘

七、齐彦名率领，一路由杨虎、刘惠、赵鐩率领。两路时分时合，往来接应，数月之间，“破邑数百，纵横数千里，所过若无人”④。起义军所过之处，人民“乐于供给，粮草器械皆因于民，弃家从乱者比比皆是”⑤。威震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势力所及达于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广以至江西。这年八月，两支起义军联合进逼京师，遭到明军的阻击，于是转而南下。九月，杨虎一路起义军破沧州，进至山东，山东诸郡县多为起义军所破。明朝命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兵部侍郎陆完提督军务，加派京营军，并增调宣府、大同、绥远边兵，前往镇压。杨虎军突破明军包围，南向进攻徐州不克。十一月至宿迁渡小黄河（黄河故道），杨虎不幸落水身亡。

① 《明史》卷一八七《洪钟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六《平蜀盗》。

③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五《北直隶·大名府田赋志》。

① 《明史》卷一八七《陆完传》。

② 《明史》卷一八七《陆完传》。

③ 高岱：《鸿猷录》卷十二《平河北寇》。

④ 《明史》卷一八七《马中锡传》。

⑤ 《明武宗实录》卷七四，正德六年夏四月壬寅。

杨虎死后，众推刘惠为首、赵鐩为副，继续战斗。刘惠率军进入南直隶霍丘（今属安徽），大败明军。“当是时，河、淮南北官吏望风遁”⑥，人民纷纷参加起义，共推刘惠为奉天征讨大元帅，赵鐩为副元帅，下设前、后、左、右、中五个都督，分二十八营，各树大旗为号。旗上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他们转战河南、湖广等地，威震全国。正德七年（1512），赵鐩在江夏被俘，押送京师处死。刘惠转至河南南召，兵败，纵火自焚。

刘

六、刘七率领的起义军，于正德六年（1511）秋，自河北进入山东，连战连捷。次年，他们再由山东攻入河北，进抵香河、宝坻、玉田诸县，转攻武清，屡败明军，对京师构成严重威胁。明朝发重兵堵截，刘

六、刘七率众南下湖广。由于刘惠、赵鐩所率起义军已被明军镇压，刘

六、刘七孤军奋战。后刘六在黄州团凤镇兵败，与其子投水自杀。刘七和齐彦名率众顺江而下直至南通，活跃在九江、安庆到南通的长江沿岸，“凡三过南京，往来如入无人之境”①。这年八月，起义军在南通战败，刘七中箭投水自杀，齐彦名英勇战死，几百名起义军将士壮烈牺牲。

江西农民起义。正德五年（1510）前后，江西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其中抚州东乡有王钰

五、徐仰

三、傅杰一领导的农民起义，饶州姚源洞（今江西万年县境）有汪澄

二、王浩

八、殷勇十领导的农民起义，瑞州华林山（今江西高安县境）有罗光权、陈福一领导的农民起义，赣州大帽山（今江西寻乌县南）有何积钦领导的农民起义，靖安县越王岭玛瑙寨有胡雷二领导的农民起义②。他们在山谷间据险立寨，遥相呼应，声势甚盛。正德六年二月，明廷派右都御史陈金总制军务，调动南方数省军队前往镇压。在明军的胁迫下，上述几支农民起义被先后镇压。但到正德十二年，在江西南部与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区，农民的反抗斗争又趋于活跃。“始则占耕民田，后遂攻打州县”①，“围攻城池，敌杀官兵”②。明廷派遣右佥都御史王守仁为南赣巡抚，提督军务，前去镇压。到正德十三年，南赣的几支农民起义先后被镇压。

⑥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八《平南赣盗》。

① 《王阳明全集》卷一《添设和平县治疏》。

② 《王阳明全集》卷九《攻治盗贼二策疏》。

嘉靖年间的农民起义嘉靖时，进入明中叶以来逐渐发展的社会矛盾仍在发展，财政窘困，差徭日繁，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早在嘉靖初，就有农民武装起义发生，尤其是嘉靖中期以后，更为频繁。总计不下四五十次，而且地区很广，几乎涉及所有省区，起义者除农民外，还有盐徒、矿工和散兵游勇。有的规模很大，人数达数万，甚至十余万。规模较大的有：嘉靖元年（1522）十一月，山东矿工王堂在青州颜神镇起义，转战东昌、兖州二府，进入河南和北直隶地区。次年正月，杀河南明指挥赵太等三十余员，官军八百余人。二月，起义者遭到明军镇压。

嘉靖七年（1528）二月，山西潞城县陈卿起兵，屡败明军进剿，累获战捷，“千里内如暴风卷浪”③。十月，明廷调集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四省官军镇压，起义失败。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七月，河南柘城师尚诏聚众数千起义，攻克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及柘城、鹿邑。八月，攻太康县。九月，攻打宿州，计划东下取凤阳，兵败于五河县。这次起义前后凡“四十余日，破府

一、县八，杀戮十余万”①，震动三省。

嘉靖四十年（1561）九月，广东饶平县人张琏领导的起义军也活跃起来。他最初参加了郑八的起义，郑八死后，他与萧雪峰分领其众，转战福建、江西间。嘉靖四十一年二月，提督两广侍郎张臬奏请调狼兵十万，与福建、江西官军会同镇压。五月，张琏与萧雪峰战败被俘，起义军三万余人被遣散。

③ 毛奇龄：《后鉴录》卷三。

① 《明史》卷二○五《曹邦辅传》。

第三节明末农民大起义

天启、崇祯间，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经济剥削的苛重，社会矛盾益趋激化，各地农民起义再度兴起，最终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统治，为一个新的皇朝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徐鸿儒、于弘志的白莲教起义明末以秘密宗教组织的民众反抗斗争，迅速发展。万历年间，蓟州人王森传播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教徒遍布北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省。万历四十二年（1614），王森在京师传教时被捕，死于狱中。之后，其弟子巨野人徐鸿儒继续组织白莲教，信徒不下二百万。天启二年（1622），他联合景州（今河北景县）于弘志、曹州（今山东曹县）张世佩等，图谋起义，并约定中秋起兵。但因计划泄露，遂于五月先期发动。当地农民“多携持妇子，牵牛驾车，裹粮橐饭，争趋赴之”①。徐鸿儒自称中兴福烈帝，改年号为大乘兴胜元年。起义军很快攻克了郓城、邹县、滕县、峄县，“众至数万”②，屡败官军。其时，于弘志在河北武邑、枣强、衡水等地起兵响应。又有刘永明聚众二万人，不久与徐鸿儒队伍汇合，起义声势大振。他们计划“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③。经过半年多的战斗，十一月，徐鸿儒被部下出卖，在邹县被捕押至京城杀害。徐鸿儒起义被镇压下去。

陕北农民起义的崛起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是从陕西开始的。天启七年（1627），陕北灾荒严重，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不顾人民死活，“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④。二月十五日，白水王二率饥民冲进县衙，杀死知县。之后，各地农民、饥民纷纷响应。崇祯元年（1628），府谷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等，相继举起义旗。其后，陕西三边固原、延绥的饥兵也纷纷哗变。那些被裁减而无法生活的驿卒，也揭竿而起。从崇祯元年至三年间，各地暴动此伏彼起，势若燎原烈火。最初，各支农民起义虽发展迅速，但彼此之间缺乏联系，一般都各自为战。崇祯三年以后，农民起义已波及到陕西几十个县，甚至还扩展到山西，参 7 加起义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并且各部渐有了“小并为大”①的联合趋势。

① 清康熙《剡城县志》卷九。

② 《明史》卷二五七《赵彦传》。

③ 王一中：《靖匪录》。

④ 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农民起义的发展，引起了明廷的重视。于是，明廷在军事剿杀的同时，采纳了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招抚建议，对起义农民开展诱降活动。一时间，陕西境内的起义农民相继接受招安。但是，明廷的招抚政策只不过是伺机镇压农民起义的一个手段，并不是真正地为民众着想。因此，许多受招抚的起义首领如王左挂、苗登云等惨遭杀害。这就迫使受招安的农民再次起义。杨鹤的主抚政策也以失败告终。明廷于是改变策略，专派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前往围剿。留在陕西境内的农民起义队伍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余部亦纷纷进入山西。崇祯四年（1631）六月，活跃在山西的王嘉胤在河曲被围长达六个月后，在阳城为部下所杀。之后，王自用联合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等“三十六营，号二十万”②。明廷感到问题严重，遂调集重兵在山西加紧围剿。崇祯六年夏，王自用在河南济源中箭身亡③。王自用牺牲后，各路起义军拥推高迎祥为首领，并于这年冬季，从豫北渡黄河南下，连陷渑池、伊阳、卢氏三县，进入河南中部和西部，在河南、陕西、四川、湖广等省区交界地带开展活动。

明廷为了遏止农民军的攻势，于崇祯七年（1637）春，命延绥巡抚陈奇瑜任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总督，驻郧阳巡抚卢象昇与之配合，以五省兵力围剿农民军。农民军连遭重创，张献忠等奔向商雒，李自成则被包围在汉中兴安的车箱峡。李自成采取伪降手段，摆脱了困境，并立即反戈出击，声威大振。陈奇瑜被削职逮问。十一月，明廷提升洪承畴继任总督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洪承畴调集重兵，分兵四路向农民军合围，准备聚歼高迎祥等。结果起义军避实就虚，挺进湖广、河南。崇祯八年正月，农民军在河南再次联合，号称十三家七十二营，“有二三十万之多”①。十五日，农民军进抵凤阳，放火烧毁了明皇陵和龙兴寺，“事闻，帝素服哭，遣官告庙，逮漕运都御史杨一鹏弃市，以朱大典代之，大征兵讨贼”②。从崇祯八年底到九年上半年，明军与高迎祥的农民军主力展开了激烈的追逐战。明廷任湖广巡抚卢象昇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处军务，“诏（洪）承畴督关中，象昇督关外”③。九年正月，高迎祥东下安徽，围攻滁州，旋又进入河南，撤回陕西。七月中旬，高迎祥率部至盩厔县黑水峪，不幸陷入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埋伏，激战四日，战败被俘牺牲，“余众歼散殆尽”④。高迎祥死后，西北农民军一度处于低潮，但不久，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两大农民军在西北崛起。

① 彭遵泗：《蜀碧》卷一。

② 《绥寇纪略》卷一。

③ 据汤纲、南炳文《明史》（下册）考证，王自用之死有三说：死于济源；病死；为邓王已射杀。见第1145页。

① 彭孙贻：《平寇志》卷一。

②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③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陕西延安柳树涧人，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父务农兼小贩，家境贫寒。幼年时，他曾读过书，青年时落魄无依，常受欺压。崇祯三年（1630）四月，张献忠在延安府米脂县率十八寨之众投奔王嘉胤，号称八大王。崇祯四年六月，王嘉胤被部下杀害，张献忠一度就抚于总督洪承畴，次年再起，“叛入山西”①，他与其他农民军首领共推王自用为盟主。张献忠作战勇敢，“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 8 勇”②。崇祯六年冬，在明军的压迫下，张献忠进入河南，转战陕西、河南、湖广、四川等地。

崇祯八年（1635）正月，起义军十三家大会荥阳。张献忠随高迎祥连破河南、江北诸县，进入安徽，克颍州，破凤阳，烧毁了皇陵。之后，张献忠独自率众东下庐州、舒城，经湖广回到陕西。这年冬天，张献忠又再次出潼关入河南。崇祯九年，张献忠转战在陕西、河南、湖广一带。是年七月，高迎祥被俘牺牲，李自成亦连连受挫，张献忠部遂成为明朝镇压的重点。崇祯十年，张献忠联合老回回马守应等，从河南进入湖广，向襄阳发起进攻，湖广震动。次年春，兵部尚书熊文灿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主张招抚农民军。在孤立无援、明军云集的形势下，正月初九日，张献忠在谷城向熊文灿投降。至此，农民起义进入低潮。

张献忠受抚后，始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人不散队，械不去身”③，加紧操练，积蓄力量。这同时也给了明廷一个暂时喘息、调整的机会。为彻底消灭这支起义军，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制定出“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所谓“四正”是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六隅”则是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合“四正六隅”为十面罗网，各有侧重，协同配合，“随贼所向，专任剿杀”①。

④ 孙传庭：《鉴劳录》。

① 《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

② 康熙《陕西通志》卷三一《杂记·盗贼附》。

③ 康熙《吴桥县志》卷七《艺文》，范景文：《抚剿未可轻信叛形业已渐张疏》。① 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二。

崇祯十二年（1639）四月，杨嗣昌认为时机成熟，遂与总理五省军务的熊文灿密谋，调集陕西、四川边兵，企图一举消灭张献忠。张献忠遂先发制人，五月于谷城再起。熊文灿以招抚失败，被逮下狱处死。杨嗣昌被迫“自请督师”②，赶赴襄阳，以左良玉为主力剿杀。玛瑙山一役，张献忠大败，遂采用“以走致敌”的策略，奋战入川。崇祯十四年，张献忠又挥师东出湖广，一路乘胜直下，二月初占领了襄阳，杀死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③。杨嗣昌被迫自杀身亡。明朝改派陕西三边总督丁启睿督师追剿张献忠。张献忠在河南信阳战败，率部由豫东入安徽。到崇祯十六年时，张献忠驰骋于鄂、皖之间。

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二十九日，张献忠攻占武昌，沉楚王华奎于西湖，“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④，赈济饥民。张献忠占领武昌后，改武昌为都城，正式建立大西政权，铸西王之宝，自称“大西王”。所设官制有中央六部、五府，京城设五城兵马司；地方有巡抚、守道、巡道、学道、知府，知府以下设了二十一个州县的官员，并且开科取士，招揽人才。是年冬，张献忠几乎占据了整个湖南，进而向江西发展。崇祯十七年西进四川。这年六月，一举攻克了重庆，处死了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抚陈士奇、重庆知府王行俭等。八月，攻克了成都，蜀王朱至澍及王妃投井自杀。十一月，张献忠以成都为西京，改王称帝，国号大西，定年号为大顺，铸造大顺通宝，设六部五军都督府等官。大西政权在其辖区进行严格的政治控制，整顿吏治，录用明降官和知识分子，注意团结少数民族。没收官绅财产，实行三年免征的赋税政策，并向富商大贾征收钱粮。这些措施，取得了民众的信赖。与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遥相呼应。

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李自成，陕西米脂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幼时曾为僧，做过牧羊奴。

成年后，充当驿卒，有勇有谋，“能得众”①。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在米脂起义，投不沾泥义军。次年，陕西农民军大部进入山西，推王自用为盟主。李自成与其侄李过。“往从迎祥，与献忠等合，号闯将”②。六年五月，王自用死后，“其党归闯将，无复称其号” 9 ③，李自成的队伍得到了发展。次年春，李自成在汉中车箱峡以诈降奇袭明军总督陈奇瑜的合围，声名始著。崇祯八年下半年，李自成率部转战关中，有众三四万人。崇祯十一年潼关之战后，“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④，遁入商雒山中，处境十分艰难。

② 《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

③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七《张献忠陷襄阳》。

④ 彭孙贻：《平寇志》卷六。

① 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② 康熙《延绥镇志》卷五《李自成传》。

③ 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④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崇祯十三年，张献忠谷城再起粉碎杨嗣昌军事围攻之际，李自成率部“出商洛，入豫”⑤。其时河南久旱，饥民争相投附，势复大振，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这时，一些失意的知识分子如宝丰县举人牛金星、永城算卜者宋献策、杞县人李信也加入农民起义军。他们为李自成出谋划策，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很有见识的政策。他们针对当时民众的迫切要求，提出了“均田免粮”口号，主张免除不合理的赋税负担和加派，把地主侵占的土地还给无地耕种的农民。这对起义军其后的发展，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克了洛阳，活捉并杀死了福王朱常洵，没收福王府中的金银财货和粮食物资，发布告示大赈饥民。由是“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①。与此同时，他们还在豫西三府四十余州县之内，“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②，深得民众的拥护。

李自成攻克洛阳后，企图乘胜进攻开封，但明军严守开封，三次围攻均遭失败。崇祯十五年（1642）底，李自成率四十万大军由河南挥戈南下湖广。次年正月，农民军攻克承天（今湖北钟祥），二月攻克襄阳，改襄阳为襄京，建立政权机构。李自成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设丞相一人，以牛金星任之。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分理政务。在地方上，于要地设防御史，以下府设府尹，州设州牧，县设县令。在军事上，元帅之下有将军，依次为：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当时征战各地的主力部队分中权亲军、左、右、前、后五营，以正副权将军提督五营军事，共设二十二将。同年六月，张献忠在武昌建立政权，李自成曾派人前去祝贺，张献忠亦以重金回报。双方相约互为声援。

李自成夺取襄阳后，明朝在中原已无精兵可与农民军作战。崇祯帝急于消灭起义军，只好调动陕西的孙传庭部出关进剿李自成。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孙传庭总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又进兵部尚书，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南北军务。孙传庭遂以副总兵高杰为中军，四川总兵秦翼明出商雒为犄角，以延绥、宁夏总兵王定、官抚民为后劲，总兵牛成虎、副将卢光祖为前锋，会集河南。李自成利用孙传庭部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的弱点，首先在河南汝州切断明军粮道，明军军心大乱，郏县一战，明军师饥自溃。自成“纵铁骑践之，传庭大败”①。十月，李自成乘胜追击，在潼关击毙兵部尚书孙传庭，连破华阴、渭南、华、商、临潼，进攻西安。十月十一日，李自成攻占西安城，活捉秦王朱存枢，杀死陕西巡抚冯师孔。接着，分兵攻取陕西三边，所至风靡。至此，湖广西北部、河南大部及陕西三边，都在李自成控制之下。

⑤ 郑廉：《豫变纪略》卷三。

① 郑廉：《豫变纪略》卷三。

②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盗贼列传》。

①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造甲申历。封刘宗敏、田见秀等以下功臣为五等爵，更定官制，改内阁为天佑殿，设大学士平章军国事，以牛金星为之，宋献策为军师，以下设六部政府尚书、侍郎，分理政务。地方上设省节度使、巡按直指使以及道防御史、府尹、州牧、县令等。

西安政权建立后，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率大军东渡黄河，经由山西攻夺北京。所过之地，严禁抢掠，实行“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等政策。一路势如破竹，“所过七十余州县，无不开门迎降”①。三月初一日破宁武关，七日下大同，八日至宣府，十四日抵居庸关，十七日进围北京，十八日入彰仪门进据外城。崇祯帝见大势已去，自缢于煤山（今景山）。十九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占领了北京。

李自成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在北京短短的四十余天里，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成果。

稳定北京的社会秩序，严明军纪，禁止扰民。他下令“商贾仍令开市不闭，军士掠杀者斩，最轻者亦断手砍足”②。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始终粗衣粝食，保持农民本色，不时“问民疾苦”③。

健全政权机构，完善各项制度。大顺军进入北京后，按照西安所拟定的官制，健全了各种机构，提高武官的地位，大顺文官俱听武官节制。制定《永昌仪注》，“条记官制、补服、朝见仪节，以及各官往来礼柬之类皆具”④。接管地方。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占有了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及北直隶的大部分地区，以及甘肃、青海、宁夏、湖广、江苏、安徽等省的部分地区。为恢复地方秩序，李自成及时派出了一批地方官，接管地方州县，“所至无违者”⑤。

甄别录用明朝降官。大顺军入京后，充实和加强政权建设。除以农民军将领为核心骨干外，也录用了相当数量的明朝中下级官员。责令在京的明朝官员到指定地点进行登记，凡三品以上，不予录用；四品以下，酌情录用。首批选用九十六人，后又陆续录用。为求取人才，大顺政权还开科取士。设置“比饷镇抚司”，继续实行追赃助饷，以大将刘宗敏主持。官吏一律按照品级高低定出银数多寡。

① 赵士锦：《甲申纪事》。

② 陈济生：《再生纪略》。

③ 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④ 谈迁：《国榷》卷一○○。

⑤ 李天根：《爝火录》卷三。

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对守卫山海关的吴三桂也进行了争取，令其父吴骧作书招引，并派降将唐通携白银四万两前去劝降。但是，野心勃勃的吴三桂，以父受追赃拷索，爱妾被掠为借口，不惜勾引清兵，向农民军反扑。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军六万东征，二十一日抵山海关，与吴三桂展开激战，不料清骑兵突然袭击，战斗失利，撤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举行即位典礼，“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自成被冠冕，列仗受朝”①。三十日，农民军撤出北京。七月，李自成经由山西，进入西安。永昌二年（1645，清顺治二年），李自成迫于清军追击转入湖广。同年四月，年仅三十九岁的李自成遇害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农民大起义，最终推翻了明朝的封建统治。它历时十八年，规模大，势力所及达到全国十六个省区。参加人员广泛，以农民为主体，包括各个社会阶层。并提出了“均田免粮”、“平买平卖”的口号，反映了农民平等平均的思想。另外，农民军在军事组织、指挥，战略和战术方面，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附表明世系表①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

推荐第3篇：明代法律制度

《明代法律制度》本章重要知识点

1.明朝的立法指导思想

答：

（一）重典治国立法思想的确立

第一，元朝覆灭的深刻教训。

第二，“刑罚世轻世重”是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

第三，明初复杂的社会形势迫使朱元璋以“重典治国”。明王朝建立初期，由于年年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活动此起彼伏，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二）重视预防犯罪和法制宣传

（三）强调“法贵简当，诗人易晓”，重视以封建礼教约束人民的思想与行动。在这些立法思想的指导下，明朝的法律制度在唐宋基础上有了新的创新和发展，成为中国封建法制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2.立法概况及《大明律》的立法成就

（1）立法概况：《大明律》、《明大诰》、《问刑条例》、《明会典》等的制定和编纂。

（2）立法成就：

首先，《大明律》突破了隋唐以来律典依十二篇分编的传统，首创按朝廷六部的政务范围分目的的新体例，具有分类贴切、内容集中、条理清晰、文字简明的特点。

其次，在内容上，《大明律》充分吸取了民初三十年及以前朝代的统治经验，是一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条例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的封建法典。

3.“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表现。

（1）“轻其轻罪”是指明律相对唐律，在有违伦常教化犯罪处刑上明显偏轻。

（2）“重其重罪”明律对危害封建国家行为的犯罪处刑普遍比唐律加重。

一、重其所重

（1）加大打击谋反大逆

凡谋反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2）加重打击反逆盗贼

明律的惩罚重在：

①对犯罪人本人及亲属处刑更重。

②株连范围广。

③明律的处罚不分情节。

④还扩大了“十恶”重罪的范围。

二、轻其所轻

（一）事关礼教之罪减轻

（1）告祖父母、父母者。

（2）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

（二）轻其所轻并非绝对

（1）.关于强奸罪：唐律规定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规定：已成者绞监侯，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2）.关于亲属间强奸罪之罪：强奸同宗无服亲属或同宗无服亲属之妻，唐律仅视为一般强奸罪，徒二年或二年半；明律则加重至斩监侯。强奸缌麻以上及缌麻以上亲之妻，唐律规定流二千里（折伤者绞），明律规定为斩监侯。

4.明朝刑罚的变化

答：明代除继续适用封建五刑----笞、杖、徒、流、死刑以外，又设置充军刑、枷号刑，实行廷杖制度。

（1.）充军刑

增设充军刑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充实边防，并设有里程规定，后逐渐规定不等的里程。至明末分为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五种，又叫“五军”，最远四千里，最近一千里。充军期限分为“终身”（即本人死之为止）和永远（即犯罪者本人死亡，子孙亲属须继续充军，直到丁尽户绝为止）。可见充军刑远比流刑重得多。明代为了规范充军刑，专定法条和几次颁行《充军条例》。

（2.）枷号

明代的枷号有断趾枷令，常枷号令、枷项游历之分。刑期为一月、二月、三月、六月、永远五种。枷号重量按规定应该是二三十斤，但明代皇帝和宦官为了滥施淫威，常把枷号作为羞辱大臣的惩罚，用重达百斤的大枷枷刑犯人，往往几天内便置犯人于死地。

（3）．廷杖

所谓廷杖，就是在午门前对大臣施用杖刑，以暴力强迫臣下完全顺从皇帝意志的制度。它是明朝皇帝处罚大臣的一种特殊刑罚。明律中并无廷杖的规定，但从朱元璋开始，经常于殿廷之上，由太监监督刑，锦衣卫施杖，对冒犯皇帝的大臣施以笞杖。廷杖可以施加于任何一个大臣，从而表现了前所未有的专制皇帝的淫威。如此以极其残忍的刑责羞辱朝臣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闻。

5.严法治吏的措施

答：

一、创设“奸党”罪，严禁臣下结党

朱元璋鉴于历史结党造成皇权削弱，内部矛盾，导致国之民乱的教训，在中国法制史上，首立“奸党”罪。

明律还严禁宦官与后妃、外戚干预朝政，严禁内外官交结。

二、重典惩治官吏渎职和贪赃犯罪

为了强化吏治，明通过一系列行政法规明确官吏的职责权限，对于不能尽职尽责的官吏则给与行政处罚、刑罚制裁。明代重惩贪官治吏的法律规定，集中表现在《大明律》和《明大浩》中。

《大明律》中设置有“贡举非其人”、“举用有过官吏”、“擅离职役”、“官员赴任过限”、“无故不超参公座”、“擅勾属官”、“事应奏不奏”、“官文书稽程”等罪名。

严厉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是明朝立法的重点。朱元璋诏令：“犯赃者无贷”；所有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一律发往北方边卫充军；通贿之人也同样受到徒家于边的惩罚。

《大明律》沿用唐律原有的“六赃”罪名——监守盗、常人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窃盗与坐赃，于律首置“六赃图”，依照“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的原则，将各种赃罪的具体量刑详细的加以罗列。

另外，《大明律·刑律》还专设官吏“受赃”专章，用刑也严，下列各种赃

罪十一条及其具体刑罚。此外，在其他篇目中也有处罚赃罪的条文。和唐律比较，整个明律条文数量减少了四十条，但赃罪的条文却比唐律大大增加。

明律对赃罪的量刑也明显重于唐宋。

明律对负有监察职责的御使等“风宪官”犯赃，更是加重惩罚：“凡风宪官受财及于所按治去处求索借贷人财物，若买卖多取价利及首馈送之类，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

朱元璋在世时，曾亲手制定了以惩治官吏赃罪为主要内容的刑事特别法规——《明大诰》，以大量的严刑峻法打击贪官污吏。

6.明朝司法机关

（一）中央司法机关设置的发展变化

明代中央司法机关为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合称“三法司”。

（1）.刑部

明代刑部的组织机构扩大，地位提高，成为中央主审机关。设尚书和左、右侍郎为正副长官，其下设司务厅和十三清吏司，具体掌管中央与各省审判，审核地方徒刑以上重案。同时，代表皇帝去各地录囚，审理大狱。

（2）.大理寺

大理寺是复核机关,一般不掌管审判，主要负责案件的复核。凡刑部、都察院审判的案件,都必须将案卷和人犯移送大理寺复核。如大理寺认为审判得当，则允许具奏行刑，如认为不妥，可驳回刑部重审。

（3）.都察院

都察院，即原来的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关，称为风宪衙门，有权监督刑部与大理寺的审判与复核。洪武十七年为了加强司法镇压，还成立了三法司的联合审判组织。

三法司由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机关组成。刑部为中央主审机关，“受天下刑名”。设尚书和左右侍郎为正副长官。下设司务厅和十三清吏司，具体掌管京师与各省案件审判。即审理京师地区徒刑以上（一审）案件，审地方流刑以上案件，又代表皇帝到各地录囚，审理大狱。凡遇有大狱重囚，均由三法司审理，叫做“三司会审”。会审后作出的判决，必须经皇帝批大理寺为慎刑机关，掌驳正、审谳（复查）、平凡，一般不掌审判。设大理卿一人为长官；设左右二寺分掌京师及各省案件的复核和平反工作。对于刑部和都察院审理的案件加以“驳正”，然后告成于天子而听之。

都察院：风宪衙门，职掌纠察。具体负责监察弹劾百官，并参与或监督重大案件及怀疑有冤情的案件的审理。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音签）都御史及百余监察御史。

7.明朝的会审制度

答：三司会审：三司会审是在唐代“三司推事”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凡遇到 疑难案件，由刑部尚书、大理寺卿和都院在都御史三法司长官共同审理， 最后由皇帝裁决的制度。

推荐第4篇：明代画家

孙克弘：（公元1533－1611年）明书画家。字允执，号雪居，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以父荫人仕，官至汉阳知府。擅画花鸟、竹石、山水，师法沈周、陆治。中年多作设色，工整清丽，晚年放逸，笔法简炼。善书法，能诗。代表作 《百花图》

孙隆：生卒年不详。明画家。一作龙，字廷振，号都痴，毗陵（今江苏省常州）人。宣德中曾为翰林待诏。擅画翎毛、虫草，不作墨线，纯以色彩点染而成，谓之\"没骨\"，别具一格。亦善山水。代表作《芙蓉游鹅图》

蓝瑛：（1585～ ）中国明代画家。字田叔，号蜨叟，晚号石头陀，又自号东郭老农。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以画为生。擅山水，初师黄公望，后又师法郭熙、李唐、马远、夏圭、沈周以及米芾等，功力深厚。曾游历大江南北。其画或作浅绛，笔墨爽劲疏宕，气势博大，画风苍秀；或为青绿，作没骨法，以石色写山石树木，而不勾勒，色彩浓丽夺目。亦能画花卉，兼工带写，颇富生趣。蓝瑛在明末影响很大，师承者甚众，为武林派之创始人，亦有人称其为浙派殿军。有《秋山红树图》、《江皋话古图》、《白云红树图》等传世。子蓝孟、蓝深亦善画。

戴进：（1388～1462）中国明代画家。浙派创始人。字文进，号静庵、玉泉山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出身画工家庭，少年时当过金银首饰学徒，后改学绘画，刻苦用功，画艺大进，宣德年间供奉宫廷，因画艺高超而遭妒忌，遂被斥退。后浪迹江湖，卖画为生。擅山水、人物、花鸟，山水取法宋元，用笔劲挺方硬，水墨淋漓酣畅，发展了马远、夏圭传统。人物画师法唐宋传统，兼长工笔、写意。工笔用铁线描和兰叶描，写意从马远变化而来，笔墨简括。花鸟画工笔、写意、没骨兼长。戴进的绘画在当时影响极大，追随者甚众，人称浙派，成为明代前期画坛主流。有《春山积翠图》、《风雨归舟图》、《三顾茅庐图》、《达摩至慧能六代像》、《南屏雅集图》、《归田祝寿图》、《葵石蛱蝶图》、《三鹭图》等传世。子戴泉、女戴氏、婿王世祥等皆善画，能传其法。

陈洪绶：（1599～1652）中国明代画家。字章侯，号老莲。诸暨（今浙江诸暨）人。性情孤傲倔强，崇祯时为监生，召为内廷供奉，不就；明亡后，清兵入浙东，出家为僧，号悔迟、老迟。善诗，工书法，长于绘画。擅人物、山水、花鸟、竹石等，以工笔人物著称。其人物初师蓝瑛、李公麟，而又能变化发展。所画人物躯干伟岸，衣纹线条细劲清圆，晚年则形象夸张，或变态怪异，性格突出。花鸟等描绘精细，设色清丽，富有装饰味。亦能画水墨写意花卉，酣畅淋漓。还长于为文学作品创作插图，能表现出原作人物的精神气质。其画手法简练，色彩沉着含蓄，格调高古，享誉明末画坛，与北方的崔子忠并称南陈北崔。有《荷花鸳鸯图》、《升庵簪花图》、《婴戏图》及《九歌图》、《水浒叶子》、《西厢记》、《博古叶子》等木刻插图传世。著有《宝纶堂集》、《避乱草》、《筮仪象解》等。

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

唐寅：（1470～1523）中国明代画家，文学家。字子畏、伯虎 ，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出身商贩家庭，少时读书发愤，青年时中应天府解元，后赴京会试，因舞弊案受牵连入狱，出狱后又投宁王朱宸濠幕下，但发现朱有谋反之意，即脱身返回苏州。从此绝意仕途，潜心书画，形迹放纵，性情狂放不羁。擅山水、人物、花鸟，其山水早年随周臣学画，后师法李唐、刘松年，加以变化，画中山重岭复，以小斧劈皴为之，雄伟险峻，而笔墨细秀，布局疏朗，风格秀逸清俊。人物画多为仕女及历史故事，师承唐代传统，线条清细，色彩艳丽清雅，体态优美，造型准确；亦工写意人物，笔简意赅，饶有意趣。其花鸟画，长于水墨写意，洒脱随意，格调秀逸。除绘画外，唐寅亦工书法，取法赵孟，书风奇峭俊秀。有《骑驴思归图》、《山路松声图》、《事茗图》、《王蜀宫妓图》、《李端端落籍图》、《秋风纨扇图》、《春山伴侣图》、《落霞孤鹜图》、《枯槎鸜鹆图》等绘画作品传世。

文徵明：（1470～1559）中国明代画家，书法家，文学家。初名璧，后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出身仕宦之家，早年攻诗文、书画，师事吴宽、李应祯、沈周，中年后以岁贡生荐吏部考试，授翰林院待诏，4年后辞归故里，以诗文书画自娱。擅画山水、人物、花卉、兰竹，尤以山水著称。其山水师法沈周、董源、赵孟、王蒙、吴镇，多画吴中山水，主要表现文人生活题材。作品早年以工细为主，中年后粗细兼具，但细笔是其主要面貌。其画景致平和恬静，构图层叠而上，笔墨清秀含蓄，苍劲秀润，天真生拙，富有书卷气，反映了文人的审美情趣。人物师法李公麟，笔致细秀，风格清雅高古。花鸟兰竹，笔墨劲健而秀逸。其书法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尤精行、楷，取法晋唐宋诸名家，笔致遒劲，书风清俊秀逸。与祝允明、王宠合称吴中三家。文徵明绘画作品有《烟江叠嶂图》、《湘君湘夫人图》、《林榭煎茶图》、《惠山茶会图》、《江南春图》、《古木寒泉图》、《真赏斋图》、《溪桥策杖图》、《古木疏篁图》、《春深高树图》等传世，书法有墨迹《上吴愈尺牍》、《真赏斋铭并序》、《南窗记》、《诗稿五种》册、《西苑诗》等传世。

沈周：（1427～1509）中国明代画家。字启南，号石田、白石翁，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一生未仕，为人宽厚，工诗文、书法、绘画，享誉极高。出身书香门第，曾祖与王蒙友善，父、伯皆为文人画家，他自幼学画，擅山水、花鸟、人物，以山水最有名。山水早年得杜琼、刘珏亲授，主要师法王蒙，所作多盈尺小幅，笔法细密。中年后转师黄公望及宋代诸家，作品也始拓为大幅，用笔劲健，颇具骨力。晚年又醉心吴镇，笔墨粗简，苍劲浑厚，秀润雄逸，意境清幽淡远，同时讲求诗书画的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文人画的笔情墨趣。作品多画江南山水，注重师法造化。其花鸟，形象写实，笔墨简括厚润，画风质朴。沈周的绘画在明清时影响很大，创绘画中的吴门派，并被后世列为明四家之一。有《庐山高图》、《仿董巨山水》、《东庄图》册、《沧洲趣图》等传世。著《客座新闻》（已佚）、《石田集》等。

仇英：中国明代画家 。江苏太仓人。一说生于弘治七年（1494），卒于嘉靖四十年（1561）或嘉靖三十一年腊月前；一说生于成化十八年（1482），卒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居苏州。出身低微，初为漆工，后改学画，初从师周臣，结交文徵明、祝允明、唐寅等文人画家，对其提高文艺修养和画艺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还曾在收藏家项元汴家作画，遍观项氏所藏历代法书名画，并加以临摹，潜心钻研，终成一代名家。仇英擅人物、山水、走兽、界画，亦精于临摹，均技艺精湛。其山水师法赵伯驹、赵伯骕，作青绿山水，山石勾勒，皴染细密，色彩浓丽明雅，境界宏大繁复。人物画分细、粗两种面貌，前者取法唐宋，线条流畅、圆劲、细秀，造型准确，色彩清艳而具文雅之致；后者师承马远、杜堇、吴伟，笔法劲健，造型简洁，画风豪放洒脱。仇英以画工身分步入画《吹箫引凤图》坛，经过刻苦钻研，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其画既有职业画家技艺精湛， 造型准确的长处，又具文人画家的清逸秀雅，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后人将他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合称明四家，被视为吴门派的代表人物。有《桃源仙境图》、《剑阁图》、《莲溪渔隐图》、《摹萧照中兴瑞应图》、《人物故事图》、《秋原猎骑图》、《右军书扇图》、《柳下眠琴图》、《赤壁图》、《玉洞仙源图》、《桃村草堂图》、《吹箫引凤图》等传世。

另有：

徐渭（著《水墨花卉图》花鸟）、陈淳（著《洛阳春色图》花鸟）等画家。

推荐第5篇：两袖清风的于谦演讲稿

老师、同学们，你们好：

今天我要演讲的廉政小故事是“两袖清风的于谦”。

于谦是明代著名的民族英雄，又是一代清官，人称“于龙图”、“于青天”。

于谦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上天资聪慧、勤奋好学，14岁就能赋诗、15岁成了秀才，被称为“神童”。于谦仰慕诸葛亮、文天祥等杰出人物，写诗赞颂他们报效国家、廉洁公正的操守，以他们为自己的楷模。正是在这些先贤精神的激励下，少年于谦立下“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宏志，17岁时他写下一首流芳百世的佳作《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诗就是于谦一生的写照。

于谦为官以“廉洁公正”闻名。“两袖清风”的故事就发生在他身上。一次，他要进京办事，一些同僚劝他：“你不向上司献金玉，带上土特产，也是送个人情啊！”于谦听后，哈哈大笑，举起双袖风趣地说：“谁说我什么也没带？我带有两袖清风。”并作《入京》诗一首以明志：“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天朝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是“两袖清风”便作为为官清廉的成语而千古流传。

“土木堡之变”后，于谦任兵部尚书，成为“救时宰相”，在国家危乱时力挽狂澜，可谓位高权重，但他仍过着衣无锦绣、食不兼味的简朴生活。他常言“钱多自古坏名节”、“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他外出时摈弃前呼后拥、耀武扬威的官场恶习，既无锣鼓旗仗、又无卫兵开道，深受百姓爱戴。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英宗皇帝以“莫须有”罪名，将年届六

十、清白一世的国之栋梁于谦杀害，重演了当年岳飞的悲剧。京城百姓无不失声痛哭、诅咒奸党。抄于谦家时，人们发现，这位一品大臣竟然“家无余赀，萧然仅书籍耳”！ 一位功业盖世的国之重臣竟清贫到这种地步，其德行操守不由令人肃然起敬！

于谦死后被安葬在杭州。西子湖头，三台山麓，筑起了一座新坟，这座坟墓犹如一座壮丽的纪念碑，和岳飞墓遥相对应，为妩媚如画的西子湖平添了几分悲壮豪迈的英雄气魄。西湖有甲天下之美，有一首诗是这样赞美它的：“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诗中的“岳于”指的是岳飞和于谦，说因为在西湖埋葬了这两位英雄，西湖才显得如此美。可见人的美名是可以与美景永存的。

纵贯于谦一生，他毕生的心力、年华都化作了熊熊炭火，散发着光和热，骨气、灵魂经受了烈火的考验，以实际行动兑现了“要留清白在人间”的铮铮诺言。他那刚直不阿的精神，廉洁公正的高尚品质，一直受到后人们的怀念、崇敬、爱戴和拥护。

推荐第6篇：郭德纲于谦

2012郭德纲于谦屌丝青年台词

郭：谢谢，谢谢，谢谢，受累了啊，好多女孩都冲这喊：哟，有重口味的哈，喊：爱于老师，于老师，你给人客气吗？

于：谢谢大家，我也爱你们。

郭：今天是个好日子，大家来还送东西。

于：是的。

郭：送花，问口好几个卖花的都供着我的相片。

于：哈，都师爷了

郭：来就来嘛，还花钱，都怪不好意思的，其实吧，大家都是捧的，这位。

于：没有没有，大家都是爱听相声。

郭：我也爱看您。

于：啊？

郭：著名相声演员“驴鞭”。在这个行业里。。。

于：等会等会，哪个行业啊，我的名字著名这么补肾啊

郭：（蒙了一下脸）于。。。鱼鞭。

于：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郭：于，于，于谦，行么，您这算是著名的相声演员了吧？

于：不敢这麽说。

郭：事业有成，让人羡慕，人人都愿意自己出类拔萃。

于：是。

郭：但是不见得梦想都能实现。

于：没错。

郭：是不是，有时候闲起来，我可爱回头想一想这么多年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实也是可歌可泣。

于：是吗？

郭：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20来岁那会吧，20岁上下，是吗叫事业。。。不敢想。

于：哦

郭：穷的都不行了。

于：没钱？

郭：我记得20岁过生日那天。

于：哦

郭：20的生日啊！

于：20岁怎么了？

郭：多么重要啊，我就有半块蛋糕，插了10根儿蜡烛。

于：半块蛋糕，10根儿蜡烛,怎么过20岁生日？

郭：摆在镜子前面。

于：唉（笑）脑子还不错。

郭：恩。您说人家那会，是吗大富商，企业家的孩子，20岁，弄好几个亿。

于：那是

郭：再弄好几十个亿，我就500万。

于：哟，那也不少啦。

郭：像素。

于：嗨，就蹭一手机。

郭：挺没辙的，你说那会儿干嘛去啊，我也想过去上班。

于：好啊

郭：有什么公司去面试去，我都忘了。

于：哦，去了

郭：面试官坐前面撇个大嘴。

于：哦，他在挑人。

郭：咱做在那规规矩矩的，那面试官说了：“给你个机会，让我在最短的时间记住你。 于：好。”

郭：这个我会，我把手抡圆了。。。啪。。。。

于:给他一嘴巴!

郭：扭头我就走。

于：是得走。

郭：我刚到家，录取通知书就来了。

于：要你了？

郭：“请你务必，马上来一趟”

于：您，听他的去了吗？

郭：我想了三天。。。没敢去！

于：那是，那就不应该去。

郭：好在，实在没辙，我就跟朋友聊聊天。

于：那也好啊。

郭：大伙出出主意。

于：发泄一下？

郭：我有个朋友，于谦的弟弟。

于：哦，我的兄弟。

郭：于老二

于：（咳）这什么名字这是？

郭：于老二俩口子和我都是好朋友，

于：哦，都那么好。

郭：他弟弟于老二，这于老二的媳妇儿，铁锤。

于：啊，我弟妹名儿叫铁锤？

郭：小名叫铁锤。

于：大名呢？

郭：王钢带。

于：哇，挺着总是那么别扭。

郭：他们俩都跟我，好交情！

于：是麽？

郭：他弟弟老劝我，老跟我说：“你，没问题”

于：哦，说你行。

郭：“你就咬着牙坚持就行了，记住了二点,一部怕死，二比怕死的很寒颤”

于：哟，好嘛，没活路了这就。

郭：咬着牙坚持，弟妹也劝我，铁锤也劝我

于：怎么劝的。

郭：“德纲，你要努力，你要平胸而论” 于：等等，那你论不过她。平心而论，知道吗？ 郭：（摸着胸口）我记得人家说过平胸而论嘛。 于：往里想。

郭：哦，难怪你是念书人呢？ 于：平心而论

郭：就是，平心而论哈，“你行，你要充实一下自己” 于：那是对的。

郭：回来我以琢磨，俩口子说的太对了 于：对吧

郭：就这对狗男女.于：什么话啊，这叫什么话啊 郭：啊，哦 这对狗意思的男女。 于：这叫够意思。

郭：哦，够意思，我一想，充实自己，在哪充实？想了又想，想出一主意来，看光盘。

于：您这是怎么想的这是？看光盘充电这是？ 郭：因为很多东西是你不容易看到的。 于：那倒是。

郭：不是，别，您别瞎讲。 于：我哪里瞎讲？

郭：我说的那场景很简单。 于：呵呵呵，对 郭：不是，姓于的，你。 于：你这废话。 郭：就是不换场景。 于：你得换光盘吧？

郭：您不能这样啊.（对观众说）“你们少看那俩三个人就演完的电影啊” 于：哦哦

郭：我说的那是场景不换，人特别的少。 于：这也没出圈啊，这个 郭：有一个男的 于：对

郭：就一个男的。 于：啊，就一个男的？

郭：你看看，就一个男的，那个光盘。 于：那有什么意思？ 郭：我跟你聊不到一块去。 于：不是，你看它？

郭：不是，就讲课的那个，有时候啥大分头，大背头，老讲怎么励志，怎么创业的那个。

于：哦，讲课的，教学的光盘。 郭：对对对，你以为呢？ 于：我以为得有一示范呢。

郭：好吧，那好吧，就是老有个人讲，我们该如何如何。 于：那东西哪有啊。

郭：听人说,得到机场，那个卖书的，书店旁边都有那个电视，在专门演这个。 于：噢，我这个有印象，确实老放这个。

郭：确实有道理，那就去吧。出发,打家出来做3站地铁，再坐385倒64路，再坐27路。 于：哎哟

郭：然后上机场辅路。 于：辅路？

郭：我有个同学在那卖西瓜，借他那自行车，往机场蹬。 于：好家伙，废这个劲。

郭：到了机场，往里走，找到一保安，先得问人家“哪儿卖站台票？” 于：你去过机场没有啊？ 郭：没有

于：那多新鲜啊。

郭：他没理我，我心里就想“好，你小瞧人，等我以后学会了拼音，我非上网骂你不可”

于：那你得啥时候才骂得了啊

郭：书店门口有个大电视，里面真有一位，疏个大中分，喊着“我们要为什么不努力，我们一定要努力”说的太好了，我转身就走。 于：就听一句啊。 郭：多了我也听不懂。 于：那哪成啊。 郭：出来，骑自行车，奔机场辅路，还车，还抱走一西瓜，倒3趟公共汽车，再坐3趟地铁，到家。 于：这多费劲啊。

郭：打今天开始，我头脑非常充实,我要干正事。 于：您要干什么呢？ 郭：睡觉。

于：切，怎么睡觉啦 郭：嘿，这都半夜了。 于：弄了一天。

郭：躺下就着。要不说心里有事睡不踏实吧，躺下就做梦。 于：是么？

郭：这个梦我特别的开心。一片光，一片云，光里走出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王冠”，你王冠见过吗就是外国那国王戴的。黄金的，那中间一个红宝石。 于：嘿

郭：他走到我这，轻轻的戴在我的头上，对我说：“恭喜你，从现在起，您就是”

于：高贵的国王。 郭：“新浪会员了” 于：哈哈，那管什么啊

郭：我想了好长时间，早上起来我就琢磨，这什么意思。 于：哦，还没有上过新浪。

郭：得了，洗脸，漱口，吃早饭，吃点西瓜。 于：打同学那弄来的。

郭：吃饭一想，得找人帮我圆圆梦吧。 于：哦，还解释解释。 郭：找于老二。 于：哦，又找我兄弟。

郭：一进门，二口子，正矫情着呢。 于：哦，吵起来了。

郭：不，打起来了，瞧见我进来了，高兴了。“你来了正好” 于：怎么了？

郭：“铁锤说我不干活” 于：别提这名字了好不？ 郭：“我怎么就不干活啦” 于：真不干活？ 郭：“我怎么不干活了” 于：干什么活了？

郭：“我不干活，马桶里那屎谁给尿没的” 于：啊，这得喝多少水啊，这。 郭：这都你弟弟干的事。 于：确实不怎么样。

郭：别打架了，有事情要求你。给我找一个圆梦解梦的有没有啊。“这我不行，单我能带你去，后面有一个看手相的大师” 于：看手相的也行啊 郭：走，拐个弯去，有一个不大的小门脸儿。 于：哦

郭：一进去，这是一个摊煎饼的，这是一个卖那个冲手机卡的，旁边是一个卖墩布的，这是卖铁锹，这有拔牙的，这有办证的，这有个柜台，卖那个护手霜，搽脸油，柜台前面做一手相大师。 于：这什么大师啊，做这地方。

郭：一问，“怎么，看手相？伸手”“这手很干啊，先来一瓶护手霜吧” 于：嗨，这不带这么做买卖的好吗？

郭：我问,您真的是手相大师吗？“哈哈，你随便问，关于手相的事，随便问” 于：那你就问他一个。

郭：“英国首相，卡梅伦”哎呀，真是手相大师啊。 于：你神经病吧，还是怎么着。 郭：真是太神奇了，得，佩服你了。 于：这就服了

郭:我求你帮我看下我的前途“你现在准备干嘛”我打算回家“撤离” 于：什么乱七八糟的 郭：我就打算回家 于：这就被打回去啦？ 郭：回家，睡觉。 于：怎么又睡觉啦。

郭：这不，弄了一天，就准备睡觉，这一闭上眼，可了不得 于：怎么了 郭：飞起来了 于：又做梦了？

郭：这可不，老做梦，都是很神奇的梦啊，飞起来了，还有翅膀。我变成一大喜鹊

于：这不错啊。

郭：喜鹊的头上还戴一王冠。 于：切，这喜鹊也是新浪的 郭：、、你有点嘴浪了。 于：不是，这不一王冠嘛。 郭：这叫鹊王 于：哦，他们头

郭：我带着几万的喜鹊，这天是七夕节，我们要在天上搭鹊桥，我带着大伙搭鹊桥，这边是牛郎走过来，那边是织女走过来。 于：鹊桥会？ 郭：我们干好事 于：这不错啊

郭：这会儿，给我累坏了 于：怎么累坏了？ 郭：桥振

于：我头一回听说这词。 郭：不是，人一走，这桥就震动 于：那是躺桥上了，不是走上边儿了 郭：你明白啥啊，当时有你啊 于：没我啊

郭：那不结了吗？你在事发现场吗？ 于:你在？ 郭：我也不在 于：还是的

郭：没敢多睡，我起床，我想，不能老在屋里做梦玩了，我得出去，充实我的头脑

于：这怎么充实呢？ 郭：我想到一个地方 于：哪里？ 郭：看车展去。 于：怎么，看车展？ 郭：充实一下 于：那行吗？

郭：那当然了，一进车展把我乐坏了 于：怎么了? 郭：这些个娘们哦 于：你就奔这去的不是

郭：一个车站好几个，母性十足的，那状态 于：什么乱七八糟的 郭：看了一上午 于：哦，喜欢

郭：看完车展，买车奶喝 于：又勾起食欲来了，您这

郭：我就跟你聊不到一块，知道吗？ 于：太饿了是不

郭：额戳。我上那是充实我的头脑，出来以后发生一件事，对我打击很大，前面一个超市，出来一老太太，80多岁，还拿着东西，走着走着，掉了，她还伸手勾去，弄不着。 于：老年人嘛

郭：就打这会儿，于老二俩口子过来了，前面是铁锤，她心眼最好，对老二说，“你就这么看着啊”老二就过去了，袖子一扁，老太太不是往下在勾东西吗，他使劲往老太太脖子上一摁“下去” 于：摁下去啦

郭：啪，就摔那儿了，好多人围过来，打呀。 于：那不打他 郭：往死里踢啊 于：死了都不多

郭：我站那儿都傻了，不敢说话，然后铁锤看见我了“你帮个忙吧”我说，不用了吧，都六七个打的了 于：这，你帮谁帮啦？

郭：这货该打“打死了出人命”我说，好了好了，哥几个，看我了，我可是红白俩道 于：啥，红白俩道，黑白俩道吧 郭：我是红白俩道 于：为什么啊

郭：我还认识一干婚庆的呢 于：哎，那不管用

郭：人都走了，给他扶起来,“怎么样啊”他说“没事没事，你在这呢，你一定要努力，你要充实自己”俩口子走了，我想，我还充实什么呀我，我怎么才能充实呢 于：想呢？

郭：我想了又想，一个活太适合我了，我去砸日本车去吧 于：您这是要砸日本车去 郭：有点意思吧 于：那您去了？

郭：给我3000城管，我能收复日本 于：真是精英啊

郭：那错不了，这要有一天吧，我们要打进东京去，我们想看啥电影，就看啥电影

于：您就惦记这这个呢？

郭：我还想这那米饭上有那啥玩意那叫啥来着 于：那叫寿司

郭：寿司的骆驼比马大 于：什么啊，不挨着 郭：还有，那个那个，就以女人躺好了，身上搁好些个菜那个 于：女体城 郭：哦，你吃过。 于：没有

郭：没吃过你也看过 于：网上看过 郭：眼神都出卖了你 于：什么叫出卖我了

郭:那天有这个机会，咱们也可以，找一妇女，躺那，好吃的都搁身上，焦圈，豆丝，油饼，杂酱面 于：弄一身油

郭：手拿开了，还有一火锅呢 于：啊，你这是自焚，咋是。

郭：多快乐，等着吧，来了一辆车，拦住了，说：先生您好，麻烦您，让我砸一下。

于：先跟人商量？

郭：开车人挺痛快，“死去” 于：是挺痛快的

郭：一句话，让我死去，我能死去吗 于：还是的

郭：文官死为的是忠，武将死为的是烈，儿子死为的是孝，女人死为的是洁，说相声死士为的卖的出票去 于：嗨，什么乱七八糟的 郭：但是,我凭什么死 于：那就不死

郭：我一回头，那边车里冲我乐 于：乐啥

郭：我冲着车子，我去，踢了一脚，转头就跑，车在后面追我，差一步就追上了，万幸，他那轮椅爆胎了

于：我说，他开车能追你半天呢，轮椅，人家是，你也就欺负欺负残疾人 郭：一下子就美了，觉得我这个人升华了 于：是啊

郭：大事小事我都得管，因为我以后是个了不起的人，逛会公园，看见狗拉屎我都管，叫那人，捡起来，狗主冲我乐“谁的狗，自己捡” 于：啊，你也牵着狗呢 郭：恩，我也牵着狗呢 于：那是得你自己捡

郭：以前，我可讨厌狗了，我家邻居，养的狗，横的，半夜叫唤，我把他嘴堵上，被打得，邻居要是知道是我偷的狗就麻烦了 于：啊，你给人狗给偷了 郭：那是个哑巴

于：那你也不能欺负别人啊

郭：天天子啊屋里愁，什么时候能成功啊，直到你弟弟找我来 于：他找你干嘛 郭：于老二进来了“哟，你这里怎么这么臭啊”我说“有狗”“怎么，你狗不洗澡啊”“洗啊，3天一次” 于：那怎么还臭啊 郭：死一个多月了 于：那给他扔出去啊

郭：怪麻烦的，坐着吧，一聊天才知道，老二出事了 于：出什么事了 郭：出轨了

于：他还能干这事？

郭：于老二跟斧子开房被知道了

于：怎么，我兄弟是木匠还是，怎么老是斧子锤子的啊

郭：那铁锤就不干了，他就上这躲着来了，这能躲啥时候啊，“我送你回去吧”进门就跟人道歉，铁锤挺生气的，像话吗？开房竟然还有私房钱 于：怎么，开放这事就过去了？

郭：主要藏钱是不该的，铁锤就对老二说“记得当初我们耍对象那会吗？花言巧语都被你说了说的多好啊，你记得那会儿下着雨出去遛弯去，雨中静景的感觉吗，我感冒了都很开心，虽然说你不会感冒” 于：他怎么就不会感冒呢？

郭：穿着雨衣呢，铁锤也是个傻丫头，就这么个人，都跟了这么些年，也对，老话说得好，日久了生情 于：真往实话说，怎么着 郭：成语嘛。 于：哪有这成语啊日久生情 郭：。。。我说的？ 于：这可咬不到一块哈

郭：那你回家看光盘去吧，我在给他们劝架呢 于：怎么说

郭：怎么说都不行，铁锤说“你，搬走，这房子我买的”那怎么办，走我哪里去呗。然后于老二就到我哪里住去了，但是他每天都要回去，到问口那坐着。 于：还是重感情的

郭：什么啊，他为了用那Wlan 于：这都什么人啊，这都，上门口捡那Wlan用去 郭：我很受感动，这货都这样了还不忘学习呢 于：哎，什么学习啊

郭：我也得努力啊，我一定能成功呢，早晚我得让韩国人认为我是韩国人才行 于：您这话什么意思？

郭：韩国人认为全世界都是韩国人，但是只有朝鲜人认为自己是韩国人，小事很难成功，但是大事嘛。我回家就开始研究了，我家有傻瓜照相机，还有烧烤架子，，我把这俩绑一块，搞个无人机。 于：你怎么想的，无人侦查机 郭：你羡慕啊

于：我羡慕什么呢，那东西得飞起来 郭：只要那腿一使劲就能飞起来 于：你那叫扔起来的 郭：你少来这套，飞机不得先起来？这一飞，不得了，到邻居院儿里了 于：就飞人家哑巴院子里了

郭：得，找去吧，邻居在门口正站着呢，我说“门口站着呢” 他“刚吃晚饭没啥事”

于：别，他不是哑巴吗？ 郭：是哑巴，说话是为了伪装

于：您这科研成果也成功了，好像，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郭：这么多年我都是这么认为 于：哦，伪装

郭：对，这是伪装。。。忽然传来一个消息：你弟弟成功了 于：成功啥了？

郭：超过了伯尔特，100米用了3秒 于：跑步啊，太快了 郭：可惜，肇事车辆跑了 于：啊，撞出去的这是

郭：怎么着，上医院去吧，到那一瞧，裹得粽子似的，大夫说，这得交钱，我交不了钱啊，给铁锤打电话吧，铁锤来了，我说：铁锤，你交钱。铁锤说“我不是不交钱，夫妻一场，我得管他，这样，你能说出一个优点来，我就交钱。”那我走吧

于：你就走啦

郭：也对，人命关天，我不能走，我想，我会想起来的，从早8点，想到晚上12点，这个人有优点吗？想到最后我乐了，真有一个优点。 于：什么优点啊

郭：他哥哥比他还不是人

推荐第7篇：百家讲坛爱国人物——于谦

语文学案 序号 25 高二年级____班 教师 李 乔 学生______

作文素材积累（1）

于谦——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导学目标】

1、通过阅读名人故事，积累写作素材。

2、概括名人的性格特点或其突出的精神品质。

3、思考该名人的事迹可用于哪些话题的写作中。【导学重点】

积累素材，为作文写作打基础。 【导学过程】

一、事迹阅读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世称于少保，是明代历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明史》称他“英迈过人，历事三朝”。他的命运与明朝两次重大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次“土木之变”使他成为救时英雄，举国拥戴；然而“夺门之变”又使他以“谋逆之罪”命丧刑场，可谓是悲喜两重天。

于谦的一生是戏剧性的，既是千古英雄，也是悲剧人物。那么在“土木之变”这场明朝的北京保卫战中，只是一介书生的于谦到底是如何力挽狂澜的？而他本人一身正气，“夺门之变”中的同僚又为何要倒戈相向呢？

少年立志 文天祥是偶像

于谦生于书香世家，曾祖父和祖父都在官场上颇有政绩。父亲于仁虽未出仕，但“性好经史，取古人之嘉言善行以为法。”因此，于谦自小便被寄予厚望，他也不负众人期望，自幼聪颖，“少读书，手不释卷，过目辄成诵”。

有一次于谦随家中大人去清明扫墓，路过凤凰台时，他叔父出了个对子要他对，上联是“今朝同上凤凰台”；六岁的于谦马上对曰：“他年独占麒麟阁”。大人们听了，都说于谦志向远大，赞叹不已，他的叔父还说：“此小儿，乃是我们家的千里驹啊！”

两年后，于谦成为县学生员。当时，有一巡按到他家乡的一座寺院游玩。随从官员中，有一人指着殿中佛像作了上联：“三尊大佛，坐狮、坐象、坐莲花”；一行人面面相觑，竟无人对出。当时于谦也在场，便随口应道：“一介书生，攀凤、攀龙、攀桂子”。对仗工整，众人无不拍手称妙。

于谦天资聪慧不说，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刻苦勤奋。除了学习传统的四书五经外，他还经常研读兵法史籍。诸葛亮、岳飞、文天祥都是于谦的偶像，他尤其崇拜文天祥，不仅在书斋墙上挂了一幅文天祥的画像，还在上面题词，称赞文天祥“徇国忘身，舍生取义；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可见于谦少年时便将文天祥作为榜样，而他也用余生践行了自己的志向。

“土木之变”力挽狂澜

据说于谦七岁时，曾有一个僧人断言他是将来的“救时宰相”，日后必有大的作为，不论这个传说是否属实，但于谦的确在后来的明朝北京保卫战中成就一世英名。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蒙古族瓦剌部首领也先率铁骑大举南下，年轻气盛的明英宗，在王振的唆使下亲征，明军精锐在土木堡几乎被全歼，英宗也被瓦剌俘获。这场形如儿戏的御驾亲征和突如其来的变故，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把明王朝推向生死存亡的边缘。也先大军磨刀霍霍向北京而来，而明朝一方，英宗亲征时就已将京畿大军悉数带出，导致京城防备空虚，再加上人心大乱，许多人携带家眷，纷纷南逃，国家俨然到了最危难的时刻。在逃跑言论甚嚣尘上之时，只是一介文弱书生的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北京。

国难当头，首要问题是安定人心。朝臣把土木堡惨败的原因归结到宦官王振身上，王振党羽马顺当朝呵斥官员，激起百官不满，两派大打出手，一片混乱。于谦一面阻止官员群殴，一面拦住监国王，让他宣布马顺等人死罪，赦免参与殴斗的官员，惩治祸国殃民的宦官，王一一照做，混乱才得以平息。 也先企图以英宗为筹码要挟明廷。但当时太子年幼，监国王又不愿收拾烂摊子。于谦就自告奋勇找到王，力劝其担起重任。在于谦的劝说下，王最终同意登基称帝，年号景泰，史称代宗。明王朝新的政治核心重新建立起来。

在新皇帝的支持下，于谦集结了20余万大军。他将大军兵分九路，镇守于九大城门之外，主动迎接也先挑战。也先原以为明军不堪一击，但眼见明军旌旗猎猎，严阵以待，便已经心虚。双方激战五天，也先没有讨到任何好处。当得知勤王兵马正陆续赶往北京时，他担心腹背受敌，就决定连夜撤退。

至此，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更为难得的是，战后对于谦论功行赏，于谦却说：“让敌人打到京城，是做臣子的耻辱，怎敢以此邀功！”

“夺门之变”含冤而死

景泰八年（1457年），代宗突然染病，卧床不起。徐有贞、石亨和曹吉祥三人趁机发动政变，把英宗接到奉天殿，上朝听政，又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但是想要杀掉于谦这样一位有功于社稷、为官清廉的大臣并不容易，因此，英宗在徐有贞等人的策划下，用历史上惯用的“莫须有”手法，以“谋逆”的罪名将于谦处以极刑。本来英宗对于杀于谦还有些犹豫，说：“于谦是有功劳的。”但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夺门就没有正当的名义。”英宗这才下定决心。

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决。史载：天下冤之！千户白琦还请求把于谦的“罪名”刻板印刷在全国公布。于谦被杀之后，抄家的官员到于谦家时都惊呆了，原来，于谦一直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家里家里除了代宗赐予的宝剑和生活用品外，别无余物。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南宋时，爱国英雄岳飞力主抗金，却被奸佞小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三百年后，抗击蒙元入侵的于谦同样以“意欲”谋反罪被处死。巧的是，两人死后都被安葬在杭州美丽如画的西子湖畔，清代文人袁枚对两人有高度的评价：“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两袖清风一生清白更胜石灰

于谦一生为官清廉，不贪不敛，上不攀附权贵，下不卖官鬻爵，既不请客送礼，更不贪污受贿。他未仕前的一首《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脍炙人口，是他对自身廉洁奉公的期许。

据说，后来的于谦当\"兵部侍郎\"时，中宦官王振专权，骄横跋扈，贪赃纳贿。有一次巡抚河南，地方官进京或京官奉差外出回京，都须向他献纳金银珠宝等贡品礼物，如若不然，就会遭到种种非难、打击和排挤。于谦对王振的不法妄为，早已十分厌恶。这次回京之时，有人私下劝他带些绢帕、蘑茹、线香之类的送给权贵们作个人情。于谦听了哈哈一笑，当即展纸挥毫，赋诗一首：

绢帕茹蘑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搜刮的危害，清廉的必要，舆论的反应，劝谏的苦心，尽在诗中。

果然，最后于谦不带一物，两袖清风地上路了。由此，\"清风两袖\" (或曰\"两袖清风\" )便常 常被用来形容正直、清廉的品行。

二、问题思考

1、请摘录文章中表现于谦性格品质的诗句或名言并记忆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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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认为于谦身上都有哪些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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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认为这一素材可以运用到哪些话题的写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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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第8篇：赞扬于谦的诗

0602班 谭滢

于谦颂

铁国忠心，一代骁将。

奸党佞朋，不畏保国之志。 两袖清风，性如石灰。

实乃万丈青松，大国之鲜有哉。

黄河水患少且稀，而今谁赞是于谦！

推荐第9篇：第八章 明代诗文

第八章 明代诗文

【教学目标】了解明代诗文发展的大致情况；掌握明代重要诗文作家的主要文学观念和创作成就。

【教学重点】明代诗文的重要派别及其代表性人物；明代诗文的重要作家及其文学观点。

【教学难点】在较短的时间内，学习数量较大、内容繁多的明代诗文流派、作家，且要掌握其主要观点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有一定的难度。 【学时数】3学时

【考核知识点与考核要求】理清线索，掌握重要文人派别的代表性观点。 【教学实践】

明代的诗文创作应当说是非常繁荣的，但成就却并不突出，原因就在于它没有太大的创新，更多的是对前人的模仿。模仿可以说就是明代诗文的最大特点。

从它的发展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期，指的是洪武至成化时期。一方面，在政治高压下，作家的个性遭到扭曲和抑制，情感的自然表现在消亡；另一方面，为封建统治利益服务的文学范式正在形成，一度被抛弃的“文道合一”的主张又重新占了上风，以道德说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要内容而在艺术上平庸虚假的作品，成为文学的主流。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诗人和散文家是高启、宋濂和台阁体诗人等。中期，约从弘治至隆庆一段时期。其特点是，文学逐渐摆脱官方政治的束缚，重新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具体说来，就是要求文学独立，反对文学成为理学的附庸；认为文学是人的内在需要，而不是载道或政教的工具，同时强调真情。复古主义成为这一时期诗文创作的主流。前后七子、唐宋派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后期，自万历以后，出现了倡导个性解放，要求摆脱礼教束缚，肯定人的自然欲望，重视表现人的真实情感的思潮，诗文受此影响，产生了一批表现自我的作品。代表作家是公安派、竟陵派。

一、明代诗坛概况

明代重复汉唐旧制，绵延近三百年，正统诗歌创作的气势与规模，自非元代可相比拟。明代诗歌最大的特点是流派众多，风格各异作家作品丰富（《明诗综》所收多至三千四百余家），并且各以理论相号召，这是历史正统诗坛难以匹敌之处。明初诗歌以高启成就最高，学习前人最见功力，并首开明代诗歌复古之风。同时，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风流行，形成了明初诗坛的一股形式主义逆流。不为“台阁体”诗风所困的有明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于谦。稍后，诗坛出现了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正式提供诗学宗唐宗杜，成为明中叶诗风转变的先兆。明中叶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兴起，他们取代“台阁体”而独柄文坛百余年，流风所被，远至明末，成为明代最大的诗歌流派。“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他们从理论上号召复古，鼓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创作上则主张模拟，主张唯古人是尚。“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主义，对文学发展、文学创作极为不利，给明代正统诗文带来一个更深刻的危机。明中叶后期，即万历时期，“公安三袁”崛起，他们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主义主张“性灵”文学，要求文学表现作家自我。是为“公安派”。袁氏三兄弟（宗道、宏道、中道）以袁宏道文学成就最为突出。同时，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也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但在诗歌风格的表现上不满于“公安派”的平易轻巧，主张“幽深孤峭”，更多地从平静、孤寂的角度表现作家自我，他们共同组成了明中叶后期的文坛主流。明末诗歌，由于政局动荡，诗风也为之一变，慷慨激昂的诗歌成为此期诗歌的基调。陈子龙、夏完淳等爱国主义作家的创作对明代诗歌作了光辉的总结，被誉为明诗的“殿军”。

二、明前期诗文

（一）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被称为“开国文臣之首”。他论文有文以明道和辅政翼教的主张。将文看成载道的工具，宣传伦理道德的手段。这实际上

- 79人们对高启的评价都很高，认为他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他的诗歌创作对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是有明显功劳的。

（四）台阁体、茶陵派

从明成祖到明英宗的几十年间，诗文的主流是台阁体。代表人物是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身居朝廷高位，当时社会政治又无太大的动荡，所以，他们的作品多反映上层官僚的生活，流连光景，歌咏太平，雅正平和而雍容冲淡，表现出陶醉悠然的满足心态，体现了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趣味。

台阁体之后，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则更多地重视诗歌的语言艺术，对诗的声律、音调、结构、用字等有细致的研究。而在散文创作上，则与台阁体没有太大的差别。

（五）于谦

永乐、弘治年间诗坛盛行“台阁体”，此期不为台阁体诗风所困有自己鲜明的创作特色的诗人，仅于谦一人。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人，永乐十九年进士，时年二十三岁。历任山西、河南巡抚，为官清正，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之变”，于谦任兵部尚书，立主抗战，拥立景帝，击退瓦刺军，保全了北京城，功不可没。景泰八年（1457年），英宗复辟，于谦以“谋逆 罪”处死。万历年间，谥忠肃。存《于忠肃集》。于谦的诗，在内容上可分三大类。一是关心民生疾苦，揭露社会矛质，反映现实的篇什。诸如《荒村》对“才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的课税的揭露。《田舍翁》对“可怜憔悴百年身，暮暮朝朝一盂粥”的贫苦百姓的同情，乃至对“牧民者”欺上瞒下的愤慨等。这是作为政治家的于谦对敏锐观察，二是对军旅生活的歌咏，其中不泛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热情的反侵略的诗篇，如《出塞》表现出的“意气平吞瓦刺家”的凌云壮志以及《夜坐念边事》、《从军五更转》等。于谦最为人传诵的是抒写自己节操，砥砺德行的诗作，如《北风吹》的“冰霜历尽心不移”，《石灰岭》的“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以及“咏煤炭”的“铁石尤存死后心”等，均直抒胸臆，真切感人。于谦诗在艺术上不事雕琢，自然浑成，语言上浅显平易，明白流畅，不

- 81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在明代散文中别具一格，他的文章被誉为“明人第一”。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归有光不能以重大题材来反映明代现实，但在复古派把持文坛的混浊气氛中，他却能以清新和富有真情实感的文字保持了散文健康的生命，因而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杰出的地位。

四、明后期诗文

（一）公安派与竟陵派

公安派指的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为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故称。他们深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叙小修诗》）。强调文学情感的真实性，反对虚伪。认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必拟古，应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真情实感。认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总之，强调真实与变化是公安派理论的核心。公安派在文学上反对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在思想上反对封建礼教和儒家道统。他们的作品也能打破传统诗文的陈规陋习，抒发个性，清新流畅。但由于不适当地表现自我，忽视社会实践，故作品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思想贫乏，风格轻佻。其末流更是“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以至“鄙俚大行”，故而又有竟陵派出来加以匡救。公安派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是袁宏道。其散文多为游记、书信等，以描写风景、表现士大夫的情趣为主。往往写得意境优美，轻松活泼，而且篇幅也不太长，如山间小溪，清澈透亮，惹人喜爱。清初人钱谦益说：“中郎以通明之资„„读书论诗，横说竖说，心眼明而胆力放。于是乃昌言击排，大放厥辞„„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列朝诗集小传·袁稽勳宏道》）可见，袁宏道在文学的发展史上是有特殊贡献的。竟陵派以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钟惺、谭元春为代表。他们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同时在某些方面又加以修正，如以“深幽孤峭”来纠正公安派的俚俗、浅露、轻率。他

- 83思考与练习

简述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

推荐第10篇：明代皇帝事迹

八、论述明代历朝皇帝在位期间的主要制度、事件和举措，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功过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朱元璋（明太祖）：

1、在位期间的主要制度、措施：

（1）废中书省和丞相制：朱元璋建立明朝初期，其官僚机构仍然采用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由左右丞相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在地方设行中书省，统管地方军政事务。这一制度，从中央来说，大部分权利掌握在丞相手中，地方上的行中书省总揽军政事务，权利也很大。朱元璋对这点显然是不满的。于是他先从削弱地方权利开始，在地方上，废行中书省，设置承宣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管民政财务；各行省另设提刑按察司，设按察使一人，掌管刑法；又设都指挥使司，置都指挥使，掌管军事，与布、按并称三司，他们不相统属，各自直属中央。这样，原来由行中书省长官总揽的大权，便一分为三，三者互相牵制。接着，朱元璋对中央统治机构进行了改革。当时，中书省大权掌握在左丞相胡惟庸等人手中，朱元璋对此自然是不能容忍的。洪武十三年正月，朱元璋终于以阴谋政变的罪名杀了胡惟庸。朱元璋乘机废除了中书省及丞相制，分中书省和丞相的权于六部，相对提高六部的职权和地位，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

（2）都察院、大理寺和通政司：元朝中央的监察机构称为御史台，朱元璋对它进行了改革，洪武十五年将它改为都察院，并充实了机构，加强了职权，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与六部同称七卿。中央还设置了大理寺，其长官为大理寺卿。它与刑部、都察院合成“三法司”。这是使司法部门也互相牵制，而不能由某一部门独断专行。通政使司，是明代所创设的一个机构，通政使参谋“议大政、大狱及会推文武大臣”，其居于七卿以下的最高次位。

（3）锦衣卫和镇抚司：朱元璋要他的臣僚对他绝对忠诚，不允许他们对他有隐瞒或有所不满。为此，他往往派人用特务手段侦查臣僚的私下言行。洪武十五年，特别设置了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从事侦查、逮捕、审问、判刑等活动，称为“诏狱”。

朱元璋对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尤其是中书省和丞相制的废除，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使皇帝拥有更多的权利，成了真正的独裁者。朱元璋以上述形式加强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对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当时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社会生产也起到了一些促进作用。但同时，由于封建统治机构的日益完善，也就大大加强了它对人民的统治职能，加强了它对人民的控制，使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4）创建卫所和军制：卫所制为明朝的最主要军事制度，为朱元璋所创立，其构想来自於

隋唐时代的府兵制。，卫、所分属于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各省的都指挥使司又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府划片管辖（云南都指挥使司隶属于中央右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下辖若干个卫，卫下辖一定数量的千户所和百户所。

（5）《明律》和《大诰》的制定：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它凭借国家权力来强制推行，以保证统治秩序的稳定。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封建法律遭到了破坏，因此当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恢复封建秩序时，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因此命人修了《明律》和《大诰》。 （6）经济政策：朱元璋实行安养生息的经济政策，采取奖励垦荒，实行民屯、军屯、商屯等屯田制度，兴修水利，在全国推广桑、麻、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等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商业生产的措施，成功地使明社会经济较快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他还下令清丈土地，编制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建立里甲及粮长制，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他的限制和打击旧豪族地主、规定工匠轮班制、放松对手工业者的人身控制等政策，对恢复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业起了促进作用。

（7）选官及吏治：为充实官僚机构，朱元璋采取荐举、学校、科举三途并用的方法选取官员。他鉴于元代官吏贪污腐败已至亡国的教训，决意整顿吏治，其办法之严酷为历史上所罕见。他的厉行整顿虽有一定效果，但因其性格猜忌多疑，也滥杀了不少无辜。

2、对其功过的评价：

朱元璋一生的经历曲折复杂, 存在一个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化为地主阶级政治代表再到封建皇帝的演变过程。撇开这种演变的是非曲折不谈, 就其一生的主要活动而言, 他对解决上述的历史任务做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突出贡献。第一，推翻元朝统治, 进而统一全国, 巩固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次，加强中央集权，整肃吏治,打击不法豪强,稳定政治局势。再次，调整生产关系，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当然, 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 朱元璋一生的活动也存在一些严重的过失。第一, 他拼命扩张皇权,实行专制统治, 并制定皇明祖训，要求子孙永远遵守, 这就不利于政治的进一步稳定, 有碍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第二, 顽固坚持厚本抑末的政策,这就阻滞商品经济的更大发展, 束缚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第三,推行严酷的文化专制, 极大地桎梏思想文化的发展,妨碍科学技术的进步。 朱允炆（明惠帝）：

1、重大事件： 靖难之役：1398年，明太祖死，长孙朱允炆继位，即建文帝。时诸王势焰，建文帝实行削藩。1399年，燕王朱棣援引《皇明祖训》，以“清君侧”为名，誓师北平，起名“靖难军”，夺取了河北大部。双方军队相互征伐长达4年之久，通过“靖难之役”，燕王朱棣夺取了帝位，是为明成祖。

2、在位期间的功绩：在位期间朱允炆召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典章制度，锐意复古，诏行宽政，实行惠民政策，减免租赋，赈济灾民，老弱病残者由国家扶养；重视农业生产，兴办学校，考察官吏，任用贤能。采纳齐泰、黄子澄建议，实行削藩。

3、历史评价：建文帝的帝王之旅，四年即告结束，作为皇帝他太过仁慈，有时甚至优柔寡断，如果让他作臣子，相信他可以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但作皇帝不一样，皇帝注定与鲜血分不开，他要排除异己；他要树立皇威，如果不能做到这些，皇帝也终将被历史淘汰，建文帝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 朱棣（明成祖）：

1、主要措施：

（1）政治上：对洪武、建文两朝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提出“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的原则。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知识分子，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他对建文时逆命诸臣，残酷屠杀，大肆株连，当其皇位较稳固时，又继续实行削藩。永乐初开始设置内阁，选资历较浅的官僚入阁参与机务，解决了废罢中书省后行政机构的空缺。朱棣重视监察机构的作用，设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励官吏相互告讦。他利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设置镇守内臣和东厂衙门，恢复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厂卫合势，发展和强化了专制统治。

（2）经济上：朱棣十分重视经营北方，永乐初即改北平为北京，设行在六部。朱棣为保证北京粮食与各项物资的需要，于九年疏浚会通河，十三年凿清江浦，使运河重新畅通，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朱棣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鼓励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种等方法以促进生产，并注重蠲免赈济等措施，防止农民破产，保证了服役征派。使永乐时期出现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

（3）朱棣对典籍的整理也比较重视，组织大批人力编修了中国古代类书之冠的《永乐大典》，为开展对外交流，扩大明王朝的影响，从永乐三年起，朱棣派郑和率领船队6次出使西洋，成为明初盛事。

2、历史评价：明成祖朱棣是历史上争议颇大的一位帝王，他立有不世之功，创造了明初盛世，但他好大喜功，多疑好杀，手上沾满了鲜血。总体来说是功大于过。第一，他继承了明太祖的事业，对明太祖的政策有所调整，完善了明朝的文官制度，使明朝的事业建立在更巩固的基础上，把明朝的事业推向新的高度。第二，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明成祖是一个关键人物，他推动了中华民族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民族文化的进程。第三，明成祖既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也有残暴的一面。他的残暴不仅仅体现在他夺取政

权以后对于政治反对派的残酷镇压和杀戮，也表现在他夺权以后建立的东厂对于全国政治、官僚队伍加强控制，同时造成以后宦官擅权的弊病。第四，我们说永乐盛世是一个远迈汉唐的盛世，但是这个盛世又是一个艰难的盛世，这个盛世是让老百姓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得到的。 朱高炽（明仁宗）：

他在位期间，褒奖直言，虚怀纳谏，减轻刑罚，对开封、山东等地赈灾免粮。用人、行政均地后人称善。他一即位，即决定将首都迁回南京，以免漕运的巨大花费。仁宗体弱多病，登基从政后仅8个月，就一病不起，于洪熙元年病逝。 朱瞻基（明宣宗）：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初，汉王朱高煦反叛，朱瞻基率师亲征，抵达乐安，平定叛乱。任用杨士奇、杨荣、杨溥治理朝政，虚心纳谏，政治较为清明，官吏各称其职。对宦官控制较为严格。明宣宗在位期间派胡概，叶春巡抚南畿、浙江，这是巡抚设立的开端。宣德三年北巡，击败蒙古兀良哈部，边境比较安宁。朱瞻基在位期间，继续推行仁宗的与民休息政策，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减免灾区田赋，开仓赈饥，并且注意节俭，国力较昌盛，史称仁宣之治。 朱祁镇（明英宗）：

明宣宗朱瞻基于宣德十年病死，由皇太子朱祁镇继位，为英宗，年号正统。即位之初，委任“三杨”等主持政务，因此正统年间，基本继承了仁宣时的各项政策。后来朱祁镇宠信太监王振，王振广植私党，启明代宦官专权之端。正统十四年，瓦剌入犯，朱祁镇听从王振之言亲征，抵达土木堡时兵败被俘。这是著名的“土木之变”。景泰二年被释放回京城，软禁于南宫。景泰八年，武清侯石亨等趁景帝病重发起“夺门之变”，迎英宗复位，改年号天顺。复位后，杀抗击瓦剌的功臣于谦等，重用石亨、宦官曹吉祥等人，政治更加腐败。他在位期间，土地兼并严重。内有叶宗留、邓茂七农民起义，外有异族侵扰。 朱祁钰（明代宗）：

正统十四年，英宗在土木堡被瓦剌俘获，九月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等主持防务，立朱祁钰为帝。在位期间，任用于谦等人，安定社稷，励精图治，派人分行天下，考察官吏。重视农业生产，诏天下镇守、巡抚督课农桑，减赋息民。多次击败瓦剌，后来瓦剌入贡，边境得安。景泰八年，景帝病重，武清侯石亨等迎英宗复位，发动夺门之变，被废为王。 朱见深（明宪宗）：

英宗长子朱见深即位后，弥补英宗的过失，恢复朱祁钰的皇帝最好，谥为景。并且，毁锦衣卫新狱。他重用外企万安入阁参与机密事务。当时外患纷起，连年战乱，宪宗宠信太监，让宦官监督军务，提督京营，并操纵官吏任免，使宦官专权现象愈加严重。并且在位期间设

置了西厂，命太监汪直主持，屡兴大狱，残害忠良及无辜平民，加重民怨。成化十八年，因群臣屡谏，始罢废西厂。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爆发了广西瑶民起义等。朱见深专宠万贵妃，挥霍无度，加深了明政府的腐败。 朱祐樘（明孝宗）：

朱祐樘为明宪宗第三子。他即位后努力扭转宪宗时期朝政腐败的状况，罢免外戚及党羽。裁汰法王、佛子、国师、真人封号。任用贤能，提拔徐溥、谢迁等名臣参与机密事务。他提倡直言进谏，多次修省，求直言。孝宗注意节俭，节省各种费用，勤于政事，多次减免灾区粮赋。禁止廷臣请托公事，禁宗室、勋戚霸占土地，侵夺民利。另外，孝宗重视司法，慎重处理刑事案件。弘治十三年，命人修订《问刑条例》，十五年，修成《大明会典》。明孝宗执政期间，社会矛盾缓和，统治阶级内部较为稳定，外患平定。史称“弘治中兴”。 朱厚照（明武宗）：

明孝宗的长子朱厚照即位。朱厚照即位之初宠信宦官刘瑾等人，使刘瑾掌司礼监等，排斥正直大臣刘健、谢迁等人，一大批官员被廷杖或下狱。扩大太监权力,下诏命各镇守太监参与处理刑名政事。正德三年，置内行厂，由刘瑾指挥，用法更加残酷凶险。朱厚照淫乐嬉游，建豹房，纵情声色，大兴土木，因为扩建皇庄，掠夺人民土地，激起反抗。多次出行，朱厚照沿路骚扰，人民逃匿山谷。朱厚照在位期间，社会矛盾激化，爆发了刘

六、刘七农民起义，加速了明王朝的衰落。朱厚熜（明世宗）：

明世宗朱厚骢，年号嘉靖，明代第11位皇帝。嘉靖皇帝并不是武宗的儿子，也不是孝宗的孙子。由于武宗荒淫，没有留下子嗣，孝宗则是单传，只有武宗一个孩子，因此，孝宗一脉到了武宗驾崩也就断了香火，皇位继承人就要从最近支的皇族中选出。孝宗的弟弟，成化皇帝的次子兴王朱佑沅被确定为最近支的皇室，当时兴王已经去世，因此就又他唯一的儿子朱厚骢来继承皇位。

世宗即位后，欲尊生父兴献王为帝。首辅杨廷和等认为，继统的同时要继嗣，应尊孝宗为皇考，生父只能是皇叔考，反对世宗尊生父兴献帝为帝。这就是著名的“大礼仪之争”。斗争的结果为世宗意愿实现，杨廷和罢官，张璁当上了首辅。“大礼仪”事件后，内阁倾轧的斗争越来越严重。

从16登基到60岁去世，嘉靖皇帝在位45年，是明朝实际统治时间第二长的皇帝。明世宗是一个颇具争议的皇帝。明世宗在他最初登基的几年是有所作为的，如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涌现了像戚继光、于大猷等著名抗倭将领，总督胡宗宪采取剿抚并

重的办法，几乎彻底解决了长达百余年倭寇问题。嘉靖后期，皇帝专心烧炼，长时间不上朝，朝政把握在严嵩手中，由于长期服用丹药，嘉靖皇帝不光身体越来越差，而且脾气越来越坏，许多大臣动辄被杀头或廷杖，人人自危。嘉靖皇帝为了修炼，又大肆建造宫殿，国库极度空虚。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嘉靖皇帝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将皇位传给了他的三子裕王朱载垕。

朱载垕（明穆宗）：

朱载后可以说是明朝比较幸运的皇帝，在他统治期间，几乎没有爆发什么重大的变故，他得以稳坐皇位六年。这与他的性情是分不开的，由于在作皇子期间处处小心谨慎，很少张狂，从小就养成了贞静、仁义的性情。同时隆庆朝人才济济，文有徐阶、张居正、高拱、杨博，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这些人之所以出名，还要归功于隆庆皇帝给了他们发展的空间，反观历史，成化朝也曾人才济济，但由于皇帝的限制，他们终究没有在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朱载后的一大优点就是用人不疑，放手让他的臣子去发挥才能，使得隆庆朝和万历朝前十年成了明王朝回光反照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比较稳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重大的改观，可以说朱载后在使明王朝向最后一个繁荣时期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

他即位后，力图革除弊政，对朝廷不合时宜的政令进行修改；惩办方士；减免赋税，与民休息。任用礼部侍郎张居正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密事务，为隆庆至万历初年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在位期间明王朝军事力量较强，边塞稳定。但他喜爱游玩挥霍，常怠于政事，以致嘉靖以来的统治危机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内阁首辅之争不息，财政匮乏现象严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朱翊钧（明神宗）：

明神宗朱翊钧，是穆宗皇帝长子，6岁立为太子，10岁即皇帝位，年号万历。

穆宗皇帝去世时，为朱翊钧留下了很好的内阁班子，大学士张居正、高拱、高仪都是正直之士。张居正由于操劳过渡，于万历十年去世，终年五十八岁。张居正为人非常正直，因此得罪了不少大臣，他的改革也触动了不少守旧势力，万历皇帝在张居正严格的管理下也有些厌倦了。当万历皇帝彻底摆脱了张居正的束缚之后，就开始了他独裁的统治，万历贪财，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真是苛政猛于虎；万历生活奢侈，年方二十，就开始着手为自己修建寿宫（陵寝）；万历二十八年不临朝听政，高唱“天下无一时可忧之事”，衙门内严重缺员，而候补的官员却又得不到提升，以至于终生候补。因此后人评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惰。” 万历朝有三件大事，援兵朝鲜、国本之争、梃击**。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皇帝走完了他矛盾的一生，他曾作为一代英主，在张居正的

辅佐下，使大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他也曾穷奢极欲，横征暴敛，背负了千古骂名。

朱常洛（明光宗）：

朱常洛是明神宗的长子，年号泰昌，明代第14位皇帝，在位一个月。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继位。光宗在短暂的执政生涯中，特别重视内阁和东林党的地位。光宗是一个好色的皇帝，由于荒淫过度，当年八月就病倒，太监崔文生进以泻药，后又服用李可灼的红丸，九月一日猝死，这便是著名的“红丸案”。 朱由校（明熹宗）：

明熹宗朱由校，明代第十五位皇帝，在位七年，年号天启，是明光宗的长子。

他即位后，令东林党人主掌内阁、都察院及六部。天启二年诏复张居正原官。宠信宦官魏忠贤，使其入掌司礼监并统领东厂。在位期间，土地兼并剧烈，苛捐杂税繁重，社会矛盾激化。天启七年，农民起义爆发，后金势力壮大，占领辽阳，攻占沈阳。明熹宗也许不是个好皇帝，但是他是一个好的工程师。其在土木制作方面的造诣简直出神入化。 朱由检（明思宗）：

崇祯17岁登基，从明熹宗的手上接过了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他并非昏庸无能之辈，亲政之初即采取韬光养晦，以守为攻，怀柔和麻痹权臣的策略，待政权根基稳固之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终以漂亮干练的手法解决了客魏(客氏和魏忠贤)集团，其政治手腕之娴熟，行政调动能力之强堪与清圣祖康熙扳倒权臣鳌拜之手法相提并论，他勤俭自律，清心寡欲，励精图治，勤勉和贤能超过了历朝历代的帝王(当然也有人说他生性多疑，刚愎自用，贪财小气以至于富而亡国)，但是，无论如何，他是无法改变在他之前漫长的近乎荒唐的历史。

第11篇：明代的工艺美术

明代的工艺美术

1、明代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强盛时期，明代的工艺美术得到了较全面的提高和发展，形

成了许多工艺品种的著名生产中心，如景德镇的陶瓷，苏杭的丝织、松江的棉布、芜湖的印染等。

2、还出现了不少著名的工艺家，如紫砂陶的供春、时大彬、刺绣的韩希孟、棉布的丁娘

子等；工艺理论家宋应星，写出了手工艺专著《天工开物》，是一部明代手工业的重要著作，被国外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1、明代以来，景德镇已形成全国制瓷的中心。明代景德镇瓷器取得较

为突出成就的有青花、五彩、颜色釉等。

2、除景德镇外，福建德化窑亦负盛名，它产生的白瓷独具一格；江苏宜兴窑

以烧制紫砂陶而著名。

3、五彩：又称“古彩”，瓷器釉上彩主要品种之一。

4、特点：颜色丰富繁多，五彩斑斓。

5、基本色调：红、黄、绿、蓝、紫等为主。

6、在已烧成的素器上以多种彩料绘画图案花纹，再于770℃—800℃彩炉

中二次焙烧而成。因其线条明朗，烧成温度稍高于粉彩，且不及粉彩柔和，

故又称之为“硬彩”。

7

1】窑：德化窑：白瓷

宜兴窑：著名紫砂工艺家有供春、时大彬等。

二、染工艺织：

1、明代的染织工艺，丝织得到了较大发展。全国有江南、山西、闽广等四

个丝织产区，以江南为主要产地。织锦具有时代特色，被称为明锦。

2、明代刺绣工艺中以“顾绣”最为有名。明嘉靖时，有进士顾名世，住上

露香园。顾氏一家几代均擅长刺绣，顾名世的儿媳韩希孟刺绣最为精巧。

1】供春、时大彬；工艺理论家宋应星，写出了手工艺专著《天工开物》，是一部明代手

工业的重要著作，被国外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2】明代刺绣工艺中以“顾绣”最为有名。

明代的金属工艺，有两个具有时代特色的著名品种是宣德炉和景泰蓝。

1、宣德炉：明代宣德年间用南洋进口的风磨铜制作而成的铜炉。

2、景泰蓝：又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瓷铜结合的独特工艺品，由于它

起源或发展与景泰年间，釉料多为蓝色，故名景泰蓝。

景泰蓝的制作工序十分复杂，要经过制胎、掐丝、点蓝、烧蓝、

磨光、镀金等多次过程。

、明代雕漆的种类很多，用红漆的称为剔红，用多色漆的称为剔彩，用红

黑漆相间的称为剔犀。

2、明代漆器理论家黄大成所著漆器工艺专著《髹饰录》是古代漆艺的唯一

专著。

五、家具工艺：明代家具发展的原因：

1、园林建筑的兴起；

2、木材的丰富；

3、木工具的提高。

明代家具主采用紫檀、红木、花梨、鸡翅、楠木等优质硬木制成，故亦称

硬木家具。

11、椅凳类

2、几案类

3、橱柜类

4、床榻类

5、台架类

6、屏座类

、注意木材的质地，选取优质硬木，通称“硬木家具”。

2、充分体现木材本身的色泽和纹理，而不加油漆。

3、注意家具的造型，采用木构架的结构，不用钉，采

用榫卯构成。

3、简，是指它的造型洗简，不繁琐、不堆砌，比例尺

度相宜、简洁利落，落落大方。

2、厚，是指它形象浑厚，具有庄穆、质朴的效果。

3、精，是指它做工精巧，一线一面，曲直转折，严谨

准确，一丝不苟。

4、雅，是指它风格典雅 ，令人耐看，不落俗套，具

有很高的艺术格调。

4】明式家具之所有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主要是它巧妙地恰如其分地适应了

工艺美术的设计原理：

1、意匠美。巧而得体，精而合宜，色调深沉，质感坚实，情趣高尚。

2、材料美。它运用优质木材，利用木材本身的色彩、纹理，不用油漆，

体现自然的材质美。

3、结构美。明式家具利用多种榫卯构成家具式样，不用一钉一胶，构

架合理，外形美观。

4、工艺美。面的处理，优美的比例和适度的尺度；线的运用，自然流

畅；牙子、卷口所构成的曲线，形成曲与直的对比。

明式家具是我国古典家具的典范，是环境艺术中园林和室内陈设的精华。

1、供春、时大彬；工艺理论家宋应星，写出了手工艺专著《天工开物》，是一部

明代手工业的重要著作，被国外誉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2、明代刺绣工艺中以“顾绣”最为有名。

本章小结：

1、明代的艺术风格，达到了十分精练的程度，具有端庄、敦厚的特点。可以用“健”、“约”等字来形容。呈现美的样式化、程式化、图案化。

2、明代的工艺美术形成了宫廷工艺和民间工艺两大体系。宫廷工艺作法细巧严谨，民间工艺质朴、豪放、自然、健康。

第12篇：明代宦官政治

明代宦官政治

撰稿人朱林 明代宦官的总体概况

历数中国古代各朝，唯东汉、唐、明三代，宦官为祸最烈，而尤以明朝为最。作为皇权卵翼下祸国殃民的一股特殊势力，他们威福远达官门之外，渗透到各地各部门，人数竟达数万之多。

明朝有名的宦官在中国古代是比较多的，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等，这些都算是宦官一门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有的能够挟持皇帝，有的被称为“站皇帝”，有的被称为“九千岁”，那么究竟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些的呢？

明朝的宦官正式的工作机构有二十四个，还有好些附属机构。朝政上他们甚至可以与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分庭抗礼，地方上他们还可以监督封疆大吏，军队中可以监军。可以这么说，他们已经完全的参与到明代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明代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政治生活的主要参与者。下面让我们首先看一下明代宦官政治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洪武建文朝概况

作为开国之君，朱元璋深知宦官祸国乱政的劣迹，他曾说“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所以他对宦官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比如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阶不得超过四品，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宦官公文往来等等。由于仍不放心，他还特地在一块铁牌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几个大字，以示威慑。

但是由于朱元璋撤销了丞相，以致事无巨细都得有皇上一人来处理，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朱元璋最后也不得不将一些事交给宦官去做。也就是在朱元璋当政的中后期，宦官开始在政治舞台上露面。比如派遣宦官参与税务，参与茶马交易，委派宦官特使，而且还增设宦官机构，后来的二十四衙门就是在洪武朝奠定的基础。

建文朝时由于朱允炆严格遵从祖训，所以宦官势力没有兴起。

宦官势力的抬头

明成祖朱棣时，宦官开始受到重用，权势也越来越大，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朱棣起兵，是属于谋逆性质的，窃取机密，宦官充当耳目，“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很多宦官都是功臣，特例：郑和。

宦官称谓在此时得以扬眉吐气，历史上宦官的职务，秦有中车府令，汉唐沿袭不变，至于中谒者、中常侍之类，都是以中字名宦官，明洪武年间以监正、监丞之类。永乐初“始改监正曰太监”，这就使宦官由“中”字一下而跃身为“太”字辈了。

在任职上更是开了很多先例，比如宦官监军、宦官分镇地方、进一步插手经济而且还开始利用东厂进行特务活动。臭名昭著的东厂就是在这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的，关于东厂，后面再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赘言。

文宗在位仅仅十个月，倒是没什么大的政策。他的儿子宣宗在位时，却做出了一件贻害无穷的事，那就是：设立了内书堂。

内书堂就是宫内较小太监读书识字的地方，内书堂的设立也就改了太监不得识字的祖训，这样也就为以后太监参政提供了方便。内书堂的第一任教授还是为大学士，叫做陈山。其实为那些小太监讲学的人书评都不差，一半都是出自翰林院、詹事府、殿阁等这种有学问的地方。顺便说一下内书堂有副对联很有特色，上联：学未到孔孟门墙，须努力趱行几步；下联：做不尽家庭事业，且开怀丢在一边。

其实明宣宗还是个很不错的皇帝，他叫太监识字也只是想让他们帮自己处理一下政务。毕竟后世的皇帝很少有像他们老祖宗朱元璋那样的劳模，一天处理几百件政务，所以就不得不找点帮手了。宣宗对太监实际上是

很好的，他曾赐几个太监免死诏，还送给太监银牌，那些银牌可有诸如“忠肝义胆”、“忠诚自励”、“心迹双清”的字样，以示褒奖。不过由于明宣宗还是个勤政的皇帝，太监虽受宠，却还不敢放肆，也未专权，但是宦官掌权的苗头开始萌发。

宦官势力的急剧膨胀

从明英宗到明武宗时，这段时期是宦官势力发展的黄金期，这时候大牌宦官云集，宦官名副其实的成为了呼风唤雨的一股势力。

先是英宗朝正统年间有挟持皇帝以致发生土木之变的王振，接着天顺时又有阴谋篡位的曹吉祥（电影《新龙门客栈》中甄子丹扮演的曹公公的原型），然后还有宪宗时期的汪直，武宗时期的“站皇帝”刘瑾。

这一时期宦官的情况和明初就有着很大的不同了，宦官开始把持朝政，专权误国，横行无忌。后人曾这样评论“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大家平时所说的明朝太监的拙劣事迹其实也主要是指这个时期及其以后的，宦官在这时已经全方面的插手到明朝政治、经济、军事生活的个个方面，后面还要细讲，这里不再多说。

宦官事业的低迷期

如果你认为宦官的势力会一直膨胀下去，那么你就错了。嘉靖一朝，是有明一代监管宦官最为严格的一朝。嘉靖御宇四十五年，却没有一个权宦出现，与他对宦官的严格控制是不无关系的。这是与嘉靖皇帝的自身经历有关的，由于他出身王爷，正是由于皇帝无子，他才得以入继大统。而他早些年当王爷的经历让他看到了宦官的种种劣迹。

加之嘉靖本人猜忌、多疑的个性，使他不会像那些皇帝那样信任宦官。他总是把宦官玩弄于股掌之上，事实上嘉靖帝认为所有人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而且不把他们当人看，所以嘉靖朝的太监远没有前朝的太监风光，当然更好没有他们后朝的太监啦。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不过阳光总在风雨后，嘉靖朝过后便迎来了宦官们的春天。

宦官势力登峰造极

穆宗时期太监没有太大作为，转机发生在万历朝。先是有“大伴”冯保飞扬跋扈，而万历皇帝本人极力往各地派遣盐盐税使，为自己大肆敛财，因而这时期的宦官势力实际上是相当的嚣张。顶峰发生在明熹宗年间，自然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也是臭名昭著的“九千岁”魏忠贤。

天启年间，朝政由他把持，倒行逆施，陷害忠良，残害百姓，收受贿赂，拉帮结党无恶不作，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实际上也给明王朝敲响了丧钟。而崇祯皇帝虽然铲除了魏忠贤这一恶势力团伙，但是由于崇祯帝自己性格的原因，是他在后来又走上了重用宦官的道路，比之前朝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宦官的恶劣形迹又进一步加速了大明王朝的覆亡。

宦官机构

既然明朝宦官能够在这样的程度上左右政治，甚至是把持国柄，那么他们的机构也必然叠床架屋，异常庞大。前面提到过培养小宦官的内书房，其实那只不过是宦官机构的冰山一角。下面我们要说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二十四衙门以及其他一些宦官的重要机构。

廿四衙门

 司礼监惜薪司

 内官监钟鼓司

 御用监宝钞司

 司设监混堂司

 御马监兵仗局

 神宫监银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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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膳监浣衣局 尚宝监巾帽局印绶监针工局 直殿监内织染局 尚衣监酒醋面局都知监司苑局

“十二监、四司、八局，所谓二十四衙门也。”

除了这二十四个衙门外，还有很多部门，比如文书房、中书房、提督东厂、御前近侍、提督京营、南京守备等等，这几个只是宦官衙门中上层的机构，其他诸如管理日常生活、油盐酱醋方面的宦官部门还有很多。这些机构中我们着重讲两个—司礼监、御马监。

宦官第一官— 司礼监

司礼监，在宣德年间成为宦官系列中的总领，排于二十四衙门之首，该监人员编制最多，职责范围最广，职权也最大，是名副其实的太监第一职务。

《明史》中有“提督掌督理皇城内一应仪礼刑名，及钤束长随、当差、听事各役，关防门禁，催督光禄供应等事。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掌司各掌所司。典簿典记奏章及诸出纳号簿。”到后来，提督太监和掌印太监逐渐发展为一人。掌印太监同大学士一起工作，其“秩尊视元辅”，权力相当于内阁首辅，而其宠信程度，则以近侍君王而往往在首辅之上。其实这只是司礼监最为重要的职务，另外司礼监还与三法司会审大案，代表皇帝参加内阁会议、廷议，以对阁臣或众大臣的议事进行控制和监视。

南京守备是司礼监的外差，其地位相当高，守备南京的公侯伯都得听他的指挥。排座次时，守备太监坐首席，公侯伯上座，都督只能侧左。

司礼监下还有文书房，是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的机要部门。“凡升司礼者，必由文书房出，如外廷之詹、翰也。”这样司礼监得以掌握国家军政大事的一切机密动态。

司礼监还掌握着宦官衙门的升迁降贬、外派、撤回、惩办的权力。

司礼监所有权力中最为关键、与中枢决策系统关系最大的是批朱和掌控厂卫。

第二“司礼监”—御马监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写道“（御马监）掌乃御厩兵符等，与兵部相关。近日内臣用事稍关兵柄者，辄改御马衔以出，如督抚之兼司马中丞。”这就是说，御马监与兵部及督抚共执兵柄，实为内廷“枢府”。其实，御马监还要管理草场和皇庄、经营皇店，与户部分理财政，为明廷的“内管家”；两度设置的西厂，也由御马监提督，与司礼监提督的东厂分庭抗礼。

御马监相当重要的的一个职能就是统帅禁兵。这一职能使得御马监在内廷诸衙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既是明朝宦官参与军政事务的基础，也使御马监本身逐渐具备多种军事职能，并被视为内廷中的武职衙门。另外，御马监还具有财政职能。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管理御马草料场上。至成化时期，由于御马监管理草料场的经验，皇庄后来也由御马监来经营。这样，御马监由于具有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权力成为太监机构中的第二热门。

宦官政治的具体体现

一、架空内阁

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废除了中国历史上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将中书省的权力分归于六部，另外还设了其他一些机构。但是这样造成权力高度集中，皇帝一人无法处理政务，所以后来又设置了内阁、殿阁大学士，以后发展为内阁制度。但是内阁毕竟不是法定的行政机构，而只是类似于一个智囊团的性质，因而他们得到的权力也只是票拟。随之而产生的另一项权力则是批朱，这一特权则掌握在司礼监的手里。

所谓“批朱”，相当于现在的盖印。批朱权是皇帝的权利，也是明王朝办事的最后一道程序，批朱之后，

意味着最后拍板，而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利，本该由皇帝完成，后来却落入了内宫的手中。因为有这样的规定，司礼太监批朱时“间有偏旁偏讹者，亦不妨略为改动 ”有这样的权力，有就是改动票拟之权。这批朱权就成了司礼监压制内阁的有力武器。

二、操纵厂卫

众所周知的东厂，其实只是司礼监的一个下属机构而已，是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第

二、三人担任厂公，人称“督主”。东厂作为一个特务机构，由于直接听命于皇帝，权势非常之大，这一点仅从东厂一把手的称谓上就可以看出，督主有关防一颗，篆文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如若司礼监掌印太监与东厂督主同为一人，那么此人势力绝对如日中天，非同寻常。

与东厂相呼应的则是锦衣卫。虽然锦衣卫设立较早，但由于宦官的特殊身份，加之宦官势力的不断膨胀锦衣卫的地位逐渐屈居于东厂之下。锦衣卫的官员常常由掌握东厂的司礼太监亲信出任，这样司礼监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控制锦衣卫了。比如英宗时期王振为司礼太监，而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就是他的私党，可谓政出一门。

三、插手财政

征收各种赋税的大权，关系到整个国家财政的收入。而在明代，这一分量如此之重的大权却又一次被宦官所干预。永乐十九年（1421年）十一月，分遣中官杨实等核天下库藏出纳之数，这便是宦官插手财政的开始。随着宦官势力的增大，税务全便逐步被宦官控制，而到了万历时则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由于万历皇帝贪婪的性格，加之皇宫大兴土木，军费又大量增加，他不断的向各地派遣矿、盐税使搜刮银两。而宦官为了中饱私囊，也不遗余力地增加税务的项目，提高税务的比率，也就是所谓的增税、滥税。

在明代纺织业是第一大手工业，而其中又以丝织为主，而监督织造的差事又被宦官揽了下来。在宦官职务中有“织造”一职，而且有提督太监南京、苏州、杭州各一员。

大家可以想一下，在明朝那三个地方是绝对的经济中心，因而油水之大可想而知。而织造所管有基本上以丝织为主，而丝绸又是值钱的东西，所以宦官把持这个职务，使他们对经济的干预又加深了一步。当时舆论有这样的呼声“今天下之为民害者，熟有甚于监督织造之使乎”、“今天下苦织造久已”，这主要是宦官借织造之名，加大所需织造的数额，营私舞弊，敲诈民财。关于宦官插手财政的方面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统兵监军

关于宦官统兵，大名鼎鼎的郑和就是因为仗打得好才得到成祖的信赖的。明军在土木堡的惨败也正是由于王振亲自统兵的结果，而汪直更是喜欢统兵打仗。至于宦官监军，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明末时期，每有战事，将领所到之处则必有监军之太监。而那些太监非但不能起到积极作用，反而处处掣肘军事将领，因而所打之仗也多败绩。《国史旧闻》中指出宦官监军的四处弊病：侵蚀军实、避敌殃民、遏制大将、谎报军功。

五、担任镇守和守备

所谓镇守和守备，本来都是武将的职衔。但是随着宦官势力的扩张，各地的镇守、守备逐渐由他们所把持。《明史•职官志》中有“镇守，镇守太监始于洪熙，遍设

于正统，凡各省各镇无不有镇守太监，至嘉靖八年后始革”。 另外职官志中还设有南京守备、天寿山守备、湖广承天府守备等职务。由宦官担任地方镇守和守备，地方行政必然会受到干预，加之宦官的恶劣本性，地方百姓则会严重受到他们祸害。

宦官个例分析—站皇帝

刘瑾，陕西兴平人。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自宫当了太监，遂冒姓刘氏，侍奉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他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深受信任。太子继位后，他数次升迁，爬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但他一旦大权在握，便引诱武宗沉溺于骄奢淫逸中，自己则趁机专擅朝政，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 他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朝中正直官员大都受他迫害。如户部尚书韩文被罢职下狱，五官监侯杨源受杖刑而死„„而刘宇、焦芳等小人则奔走其门，成为其党羽。但他最终落得个凌迟处死、千刀万剐的下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那么刘瑾是怎样一步步控制大权的呢？首先他知道要得到皇帝的宠爱和信任，所以他极尽所能的讨好明武宗。第二，刘瑾掌握了权力最大的宦官机构—司礼监。这样他就能够横行无忌的干预朝政，包括欺压内阁，擅

改圣旨等等。由于司礼监强大的权势，它能够在几乎所有的朝臣头上作威作福，并且时不时的打压不服从他的官员。

还有就是刘瑾设立“内行厂”，这是一个比东厂还要黑暗的特务机构，它监视的层面比东厂更广，甚至东厂，也在它的监视之下，而且用刑比东厂还要残酷。内行厂完全就是一个刘瑾用来打击异己，监视官员和百姓行动的特务机构。

掌握大权之后，刘瑾开始了各种非法和不轨的勾当。他利用自己的职权极度的敛财，大肆地收受贿赂。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叫做“拜见礼”。如果升了官要立即使用重金“谢”刘瑾，叫做“谢礼”。送少了还不行，否则要马上撤职，但如果你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 。接受别人贿赂之后，刘瑾还枉法行事，直至制造冤狱 。刘瑾的专权使朝政混乱，他的索贿受贿也直接导致了地方矛盾的激化 。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企图寻机夺位 。后来，刘瑾被另外一虎—张永和大臣杨一清算计，被明武宗一举拿下。当武宗得知刘瑾要谋反后，被处以凌迟刑，共行刑三天。刘瑾死后被抄家，其家财的数字，各史籍记载不一。高岱《鸿猷录》记为：“金24万锭又57800两；银元宝500锭又1583600两；宝石2斗；金甲2；金钩3000；金银汤鼎500；蟒衣470袭；牙牌2椟；穿宫牌500；衮龙袍4；金龙盔甲30；玉印1；玉琴1；玉带4160束；他物称是”。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将明朝太监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

宦官政治的影响

宦官横行，宦官势力的蔓延，给明王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里我们分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分别阐述。

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由于宦官只听命于皇帝，并在很大程度上倾轧内阁和六部的权力，这样就导致皇权的进一步集中。

宦官的恶劣行迹，还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由于操纵着厂卫，这些特务便会利用职务之便为非作歹，净是做些伤天害理的勾当，弄得人人自危。以至于百姓见有华衣怒马、操京师语音者，即惊恐相告，远远避开。明朝宦官的逞凶肆虐，使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枷锁更紧地套在人民的身上，加剧了封疆统治与人民的矛盾。

宦官的专权，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明争暗斗，如明朝后期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

作为统治阶级的不同派别，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门户之见是很深的。而魏忠贤秉政后，两党的争斗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尤其是杨涟上书揭发魏忠贤的24大罪后，“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他命其党羽炮制《三朝要典》、《东林点将录》等，将反对自己的东林党人统统杀掉。可是魏忠贤死后，东林党东山再起，又极力将阉党及与阉党有关的人统统一网打尽，两派力量一直持续到明亡。这也极大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

宦官对经济的破坏则更加严重。他们插手财政，扰乱正常的经济政策。作为矿、盐税使，他们横征暴敛，大肆搜刮；作为织造，他们巧立名目，中饱私囊。正常的经济生活已经完全被他们打破了，这样的结果是到处“鼎沸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桑脚困”，“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百姓无法生存，农民起义便会揭竿而起。

宦官监军，加快了军队的腐败，加之设守备、镇守之处又多是边塞要地，导致边防大为削弱，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这样一来，明末发生农民战争后，由于各处军队皆有宦官掣肘，导致将领无法有效统帅军队，使农民军得以较为顺利的发展，加快了明王朝的覆亡。

对明朝宦官政治的探究

最后我们来探究一下明朝宦官政治形成的原因。

明初，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诸如撤销丞相，设立四辅官、殿阁等等，这样皇权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皇帝就不得不依靠宦官处理朝政和其他宫廷事务。这样，宦官的参政也就成了必然，宦官预政也有了合理的理由。

皇权的高度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撤销了丞相，这样一来，皇帝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皇帝的任务骤然增多。那么皇帝必然就会找人帮助自己，丞相肯定是不行了，因为当初就是怕相权过大才撤销的，跳来跳

去就选择了宦官。

由于明朝的惯例，皇帝所选妃子一概选自民间，这样后宫的素质必然不高，因而对皇子的教育也就会相应的弱化。这样，与皇储接触最多的宦官对皇储的影响就会加大，于是皇帝登基后对宦官的过度依赖也就可以理解了。同时，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朝皇帝的综合素质是历朝历代中最差的了。

但是，我们可以从各种史料中看出，不管宦官的权力有多大，它毕竟不过是代行皇帝手中的权力。不论那些宦官有多么的厉害，他们无不是拉着皇帝的虎皮扯的大旗。一旦他们不能满足皇帝的意愿， 或是对皇权造成了威胁，立即就会被皇帝除掉。王世贞曾经说过，“即狼戾如振、瑾者，一嚬而忧，再嚬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散兽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就是像魏忠贤那样，势力权倾朝野，生祠遍立中国，真是到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地步，天启帝一死，照样还是被崇祯帝一举拿下，最后自缢身死。这就充分表明，宦官专权是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午发根除的积弊。

参考书目:

《明史》张廷玉等著 网络版

《中国政治制度史•明代卷》白纲主编

《明朝宦官》王春瑜、杜婉言著 紫禁城出版社

《明朝宦官与三案》温宫义著

第13篇：明代宗族研究

明代宗族研究

提要：明代的宗族发展是国家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一种表现，是宋明理学家为建祠祭祖以管摄人心的具体实践。在本文中我们会探讨祠庙祭祖制度在明代的平民化过程，了解宗族结构的组织化乡约化，了解明代宗族发展特征。

关键词：明代，宗族，祠庙，族规

学术史简介：

关于明代宗族的研究，宗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问题居于主导，李文治发表了《论明清时代的宗族制》认为宋代以后封建宗法关系具有松弛的趋势，韩大成《明代的族权与封建专制主义》探讨了明代专制主义王朝支持鼓励族权以及维护族权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等问题。李文治《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是明代宗族研究的重要论文，作者认为明代宗法宗族制度化主要是废除关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宗族关系的政治性质加强。徐晓望《试论明清时期官府和宗族的相互关系》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官府和宗族的关系，特别论述了宗族破坏封建法治以及官府对宗族的打击。常建华发表《明清时期祠庙祭祖问题辨析》，对左云鹏、李文治提出的明朝取消庶民不得立家庙禁限的观点重新考释。曹凤祥《论明代族田》论述了族田的兴起与发展类型、管理与经营、特点、作用以及朝廷对族田的态度。张海瀛《明代谱学概说》探讨了明代修谱宗旨、修谱体例以及族谱功能的强化。阎爱民《“大礼议”之争与明代的宗法思想》认为大礼议导致了宗族史上的重大变化，尊祖观念成为最重要的宗法原则。赵园《明清之际士人的“世族论”》探讨了士人宗族论的一种形式“世族论”，丁钢主编《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主要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徽商、闽粤商、江浙商的宗族教育问题。吴霓《明清南方地区家族教育考察》探讨了两级教育的目的、阶段， 家族教育的经费等问题。王惠明《明清家族社会认同准则》举族进行祠墓祭祀活动是崇拜祖先、积淀家族意识的重要宗教形式。钱杭《关于同姓联宗组织的地缘性质》指出由联宗形成的联合组织是一个松散的地缘性同姓网络。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从区域与个案的角度探讨了明代宗族的形成原因，其中有关于徽州与广州福建的研究比较多。

明代的宗族祠堂发展与祭祖权的平民化：

明代非常重视祠庙祭祖问题，多次对此进行讨论，明初士大夫普遍接受朱熹《家礼》中祠堂之制的影响，明朝政府鉴于家庙制度未定以及民间以及民间祭祖的实际情形，于是“权仿朱子祠堂之制”，规定品官祭祀高，曾，祖，祢四代祖先。《大明集礼》规定庶人祭祀祖父两代祖先，而且还说“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明人汪循也说：“我圣明治教休美，其颁制示则，每以家礼为准，宜乎声教，而家置一庙矣。”朱熹《家礼》列

入国家典制，使祭祖的身份进一步放宽。洪武六年公布家庙制度：“诏定公侯以下家庙礼仪。礼部官议：凡公侯品官立为祠堂三间于所居之东，以祀高曾祖考，并祔位，如祠堂未备，奉主于中堂享祭。这可看出新的家庙规定还是沿袭朱熹《家礼》的祠堂之制。洪武十七年，明朝重新对官民祭祖制度调整，其中将庶民祭祀二代祖先改为三代祖先。洪武三十一年颁行天下，要求各地推行的《教民要款》也有祭祖的内容，需要讨论，里面强调子孙赡养祖父母、父母，“当随家贫富奉养无缺” 《教民要款》还针对民间规定祭祀四代祖先的固定格式，允许庶民祭祀四代祖先。

明成化十一年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曾建议整顿祠堂之制，他认为品官应只立一庙，不许违制多建，还应改进祖先牌位的摆放顺序。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夏言提出三议“请定功臣配享仪”“乞诏天下臣民冬至得祀始祖议”“请诏天下臣工家庙议”夏言建议采纳程颐的主张，在节日祭祀始祖、先祖：另一方面禁止百姓建立家庙，以防逾分。嘉靖十五年诏令天下臣民可以祭祀始祖，允许臣民在冬至，立春祭祖，要求官员建立家庙，允许各支同姓宗族联宗祭祖。允许在家庙设临时祭始祖的纸牌位，加上又允许“以今得立庙者为世祀之祖，世祀则不迁”。嘉靖十五年诏令规定使崇拜祖先进一步合法化，另外在外人不进入的家庙中设置远祖牌位，政府也无需核查，所以祭祀始祖，先祖必定成为普遍现象。于是宗祠遍天下。 小结：明代是以官方传播朱熹家礼的时代，明朝政府以及士大夫对朱熹家礼特别是祭礼的提倡，贯穿有明一代，明中后期进一步深入民间。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是以家礼的普及和是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明官方正式的祭祖礼制一成不变，但诸朝的一些祭祖礼制的变动却在社会上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远祖，更在客观上位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明代宗族的形态特点：

明代宗族主要通过修谱、建祠、祭祀、团拜等活动来加强宗族内部联系，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了统治，又通过制定族规家法，把族人的言行限制在宗族规定的范围内。族学的兴起与族田的管理使得宗族更加兴盛。

1、族谱：明代修族谱的修撰非常频繁，人们把修族谱提到了“一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的高度，有十年一修的传统，修族谱使得族谱体例完善，族谱体例加强教化。明代族谱重视对族人的劝诫，通过褒贬以教化族人。万历时福建建阳《考亭朱氏文献全谱》说：“尊祖莫先重谱，重谱莫先表贤。”除了教化功能，士人们还把族谱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明代的一些士大夫视修族谱、宣传族谱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第一步，。修谱，读谱，记录族人善恶之行，通过“谱牒叙长幼亲疏之分以睦其族”通过族谱的修撰，建立尊卑长幼的血缘等级社会结构，以确定自己在血缘关系网中的地位，从而增加宗族的一体化。明代族谱还加强了对妇女贞节的要求及对族人充当贱业等行为的削名，将伦理法制化，如方孝孺在本族族谱中对族人行为要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者，天伦也。天伦者，天之所诛，人之所弃，生不齿，死不服，葬不送，主不入祠，谱不书其名。”明代族谱体例成熟，尤其是万历以降的族谱内容更加丰富增加了“志”的内容，还增加了族规家训，祠产的具体内容。除此外，会通谱，统通谱的出现也是族谱体例完善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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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乡约与族规：明代宗族组织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宗族乡约化，宗族内部直接推行乡约或依据乡约的理念制度宗族规范，设定宗族管理人员约束族人。明代的乡约初见于洪武年间的《教民榜文》，改造于王阳明，重建于嘉隆万时期。明代的乡约相当程度也是官府与宗族的互相依托，互相支持，是宗族组织化，由此也促进了宗族与官府东风互动关系。明代乡约与宗族互动十分明显。像温州府要求宗族各自为约，统一设立《族范》。宗族制定规约的同时，也加强了组织建设，在族内设置乡约系统管理族人，或者强化族长、宗子系统并乡约化。明后期乡约化的宗族，活动的特点是宣讲圣谕六言，加强对族人的教化。总之，一般来说，明后期由祖先界定出来具有父系继嗣关系的血缘群体的宗族，被功能化为社会团体，功能化是通过组织化实现的，组织化的标志是以推行乡约为契机制定规约、设立宗族首领、进行宣讲教化活动，并以建祠修谱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因此，宗族组织化、制度化的实质是宗族的乡约化。嘉靖以降明朝大规模推行乡约制度后，宗族的组织化主要采取乡约化的形式，宗族的乡约化在各地均有发生，而且程度加深，宗族乡约化全面展开。宗族乡约化也表现在族规的兴起明代族规通过祠祭聚族实行教化，设立族规强化宗子、族长的作用，圣谕教化及乡约制度是族规的政治保障。。族规一方面惩恶，另一方面扬善。如提名和推荐旌表之人族规部分的主要内容是规范族人行为，移风易俗，反映了风俗变坏的现实和宗族采取的对策。族规赋予了祠堂族长以宗族司法权力来维护宗族内部的秩序，解决宗族内部各种纠纷 。而到明中后期，随着宗族权势的日益加强，某些宗族组织逐渐控制了乡村的司法仲裁权，形成“家法大于国法”的局面。徽州宗族大都规定，当族内发生纠纷争执等事时，由宗族族长、房长等主持的审判，是解决争执的首要必经程序。族人不许不经宗族，径自向官府投诉，也不许自行解决，要一听宗族裁判。

族学：为了提高族人的文化素质，达到科举入仕的目的，提高社会地位，明代许多宗族都提高设立义学来培养宗族知识分子。总之不想是从宋代就沿袭下来的，宋代以降社会的上层流动主要通过科举实现，纵谷要强盛不衰，必须多出科举人才，进入政界，并带来经济利益，是宗族居于较高社会地位，甚至成为地域社会的领袖。族学对学生来源有一定要求，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面向一般族人的，而是面向本族内因贫困无力上学者。族学具有宗族所有性质。在聘任教师方面，主要看是否聘任族人。宗族学校多设在祠堂内，一般是小孩虚岁七八岁入初级蒙馆，主要教授协助和基本知识，更深一级的是十五岁入学，为了应付科举及从事学问而设。族学的教育内容大致学《二十四孝》、《孝经》、千家诗》、《三字经 》、《弟子规》之类儒家伦理政治类书籍。族学的管理较为严格，宗族里有相应的规定来维持族学秩序，宗族内海定期举行考试，检查学生的学业。族学的兴办为下层社会成员科举入仕进入上层社会提供了可能，是造成社会流动活化社会结构的主要因素之一。

族田：用族田来赡养赈济族人，可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贫困族人生计，是族人不至于成为游民而铤而走险，这是维护宗族声誉的措施。明代的族田氏宋元族田形态的延续，在数量与地区分布上也超过了前一个时期。族田的来源主要有：一是族人捐置，捐田最多的是官僚，也有地主和商人；二是遗产入公；三是分家的提留，在闽北地区，为祭祀某一祖先，后人在分家之际提留土地；四是族产收入的续置。族田收入的发放由一定原则，原则之一是赡养老弱病残及贫族，另一原则是一句族人的亲疏关系而定。族田一般另设管理机构来管理，它的收入用途主要有完纳赋役、祭祀祖先、赡养族人、资助族学、储粮备荒等方面。宗族设置族田除了通过赡族以收族外，也是土地所有者保证地权稳定性的手段。设置族田可使私有土地所有权稳定化，子孙就可自享收获。

明代宗族的特征：

明代宗族是宋元宗族形态的延续，但是随着宗族的发展及明代特有的历史背景与经济环境，宗族形态又有不小变化。其一是宗族制度的民众化。明清宗族组织普遍出现，尤其是盛行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民间可以自主祭祀始祖，宗族的规模必然扩大，强化了宗族的凝聚力。宗祠民众化，使得宗族形态了有了新变化。其二是宗族群体结构性膨胀与组织化。宋元时期讲求小宗法，而且受人口繁衍规律限制，规模不大。自明代以降，最终宗祠祭祀始祖的普遍化，宗族由出了服的同宗族人构成已是普遍现象，拥有上千人的宗族不在少数。其三是宗族的政治化及于政权互相作用的加强。宗族的普遍化及结构性膨胀与组织化，成为基层社会最重要的民间乡里组织，这自然引起当时政权的重视。在中央集权体制下，政权对基层社会方的控制势必与宗族组织发生相互这样。明政府希望宗族用传统的儒家伦理来齐家，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要求族人忠君爱国，缴纳赋税，培养顺民，为政府服务。但是另一方面，宗族作为血缘与地缘想结合的基础社会组织，家庭和地方的利益时第一位，所以难免有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

结论：

宗法是维系社会结构的纽带，是稳定社会的因素。标志着这一群体出现的是宗族祠堂的建立，祠堂是祭祀、族人集会、族尊施政的场所。宗族活动继续冲击宗族制对祭祖权的规定，使得政府放宽禁令，允许民间祭祀五世祖。宗族公有经济比宋元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很多宗族有各种用处的自留田。宗族广泛参加祈神赛会等宗族活动，编撰家谱成了宗族活动的重要活动。明清时期是宗族进一步群众化的时期，它与前代的宗族有许多新变化。嘉靖至万历年间是宗族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宗族乡约化，族规的大量出现，宗祠与族谱也大量出现，而且重构祖先世系，以满足宗族组织化与普及发展的需要。

第14篇：明代航海罗盘

指南针海上应用及传播(图)

根据古书记载，最晚在北宋时候，我国已经在海船上应用指南针了。

我国的海上交通，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二千二百年前，秦始皇为了寻找仙药，就曾派人乘着大船大规模地航海了。秦汉以后我国的航海事业逐渐发达起来。晋朝时候，有个有名的和尚法显，曾经走海路到过印度，还写过一本《佛国记》。根据《佛国记》的记载，那时候一只海船大约可以乘坐二百人。到了唐代，海船有的长达二十丈，可以乘坐六七百人，可见规模之大。当时，中国海船的活动范围，东起广州，西至波斯湾，是南洋各国之间海上运输的重要力量。

在指南针发明以前，在大海里航行是非常困难的。白茫茫的一片大海，天连水，水连天，很难找到什目标。白天可以看太阳出没来辨别航行的方向；晚间可以看北极星。阴天下雨时假如航错了方向则很危险。指南的针发明解决了这个问题。

北宋时候有个朱彧，在宋徽宗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写了一部《萍洲可谈》，书中讲到，当时海船上的人为了辨认地理方向，晚上看星辰，白天看太阳，阴天落雨就看指南针。

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还有一个许兢，他出使到高丽去，回国以后写了一本《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记载：船行过蓬菜山以后，水深碧色，象玻璃一样，浪势更大了„„，这天晚上，洋中不能停船，开船的人看着星辰前进。如果遇到天阴，那就只能用指南浮针来辨认南北了。

到了南宋，根据吴自牧《梦粱录》的记载，当时航海的人已经用“针盘”航行。这就说明当时指南针和罗盘已经结合在一道了。

这种罗盘，有用木做的，也有用铜做的，盘的周围就刻上东南西北等方位。人们只要把指南针所指的方向，和盘上所刻的正南方位对准，就可以很方便地辨别航行的方向了。

明代的铜制罗盘

明朝著名的郑和七次下“西洋”时，郑和领导的船队，共有二万七千多人，乘坐大船六十多艘，这些大船称为“宝船”。最大的“宝船”，长四十丈，阔十八丈，是当时海上最大的船只。这些船上就有罗盘针和航海图，还有专门测定方位的技术人员。

这支船队到过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许多地方，最远到过非洲东岸，前后经过三十多个国家。在这样多次大规模的远航中，罗盘针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我国不但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指南针的国家，而且是最早把指南针用在航海事业上的国家。这件事在人类文化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海船从此有了眼睛，人们在海上航行，再也不怕迷失方向，航海事业就更加发达了，这当然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

有了指南针，人们在航行中慢慢地摸出条条航路。元明两代，我国很多书记载着到海外各国去的航路。这些航路，因为是依靠指南针得来的，所以当时称为“针路”。

早在北宋时候，我国的海船就往来在南海上和印度洋上。我国的海船一直开到阿拉伯，和阿拉伯人做意，阿拉伯人到我国来的也很多，而且大多是乘中国船来的。他们看到中国船都用指南针，也学会了制造指南针的方法，把这个方法传到了欧洲。到了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阿拉伯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开始用指南针来航海。

指南针传到欧洲以后，对于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欧洲各国航海家开辟了新航路，发现了美洲大陆，完成了环绕地球的航行，他们用来辨别方向的法宝就是指南针。

文章来源: 中国网

7、明代航海水罗盘

10、清代航海旱罗盘

明代航海罗盘24方位图

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作为一种指向仪器，被广泛应用于军事、测量和日常生活之中。其最大的历史功绩，是用于海上导航。

指南针是一种磁性指向仪器。它与以齿轮系为基础的指向机械即指南车完全不同。磁石的一个最易被人发现的特性是它的吸铁性。在战国晚期成书的《吕氏春秋》中，就有“慈石召铁，或引之也”的话。这种吸铁性曾被喻为慈母爱恋子女，因此，秦汉以前，都把磁石写成“慈石”。

最初的指南针叫做“司南”。战国时的《韩非子》里就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的话；《宋书·礼志》所引的《鬼谷子》里也说：“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为其不惑也。”所说的“司南”大概就是指用磁性指南指示方向的器具。关于司南的形体及其机制，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曾有记述：“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这里的“地”，是指汉代□占用的“地盘”。地盘中央的天池,平净光滑,四周刻有由八干、十二支、四卦组成的二十四向。司南勺可能是用天然磁石摹仿当时常用的酒樽中勺的形式，采取琢玉的工艺琢制成的。它的底部呈球面圆形,勺可以在平滑的地盘上自由旋转,当它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指向南方（图1司南和地盘复原模型，并见彩图司南和地盘复原模型）。古代司南的实物至今没有发现。这里所说的，是对《论衡》等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的一种可能的解释。

北宋初年，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约成书于1044年）中介绍了一种“指南鱼”。“鱼法用薄针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钳）钤鱼首出火，以尾对正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从现代科学观点来看，这是一种磁化过程。薄针叶应是一种碳钢，把鱼烧红至居里点以上后,让它在地磁场中急速冷却,使其产生相变,以获得剩磁性。由于北宋都城在开封,地磁场方向应是北端向下，因此要让鱼尾正对子位（即北方）并略向下倾斜，才能得到最大的磁化强度。这是利用地磁倾角现象的一种经验方法。“以密器收之”，可能是把铁叶鱼收藏在放置有天然磁石的密器内，减少退磁作用，以保持它的剩磁性。这种指南鱼使用时，只要在无风处将鱼放入盛水的碗中，让它浮在水面，等到静止的时候，鱼首便会指南（图2指南鱼复原模型）。

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另一种磁性指向仪器。他写道:“方家以磁石摩针锋,则能指南。”这是又一种由经验积累的更为简易的磁化法，是磁性指向仪器发展史上的一项重要发明。在近代电磁铁出现以前,指南针都是用这种方法制造的。沈括还着重指出,指南针所指的方向“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是中国有关磁偏角的最早记载。

《梦溪笔谈》中还介绍了磁针装置技术的4种试验：“水浮多荡摇，指爪及碗唇上皆可为之，运转尤速，但坚滑易坠，不若缕悬为最善。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腊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其中水浮法的磁针，据宋代寇东□的《本草衍义》和元代程綮的《三柳轩杂记》引用《梦溪笔谈》这段文字所增补的阙文可知，是靠横贯或者积贯一根到数根灯芯草之类可以漂浮的物体而取得浮力的(图3沈括指南针四种试验复原)。20世纪50年代以来,磁县、大连、丹徒等地出土的元代“王”字瓷碗，碗中绘有三大点，中贯一细划，有的还在碗底背面圈足内墨书一“针”字(图4大连出土元代磁州窑绘浮针瓷碗)。这表明此类瓷碗是元代的水浮针碗。王字表示水浮磁针的形象，中贯的细划代表磁针，三大点代表浮漂。浮漂安在磁针的中部和两端，使磁针能在水面上保持平衡。

元代的《事林广记》中记载有木刻指南鱼和木刻指南龟。木鱼、木龟都只有拇指大，腹开一窍，嵌入天然磁石，然后用蜡封住。木鱼没入水中即可指南；木龟则是采用有固定支点的装置，于其腹部下方挖一小穴，安放在竹钉子上，可以自由旋转，旋定以后也会指南（图5元代指南龟复原(剖面)）。

指南针的装置技术是随着在海上航行中日益广泛的应用而发展的。最早记载航海中使用指南针的文献，是北宋朱□所著的《萍洲可谈》。书中写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该书记述1099～1102年间广州的海运情况。可见指南针在11世纪末与12世纪初年已作为海上导航的一种辅助设备，在天气阴晦时使用。其后，南宋福建路市舶司提举赵汝适在其所著的《诸藩志》里写道：“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可见当时指南针在航海中的重要地位。中国最初用于航海的指南针是一种水浮针。北宋宣和五年(1123)出使高丽的徐□，在海上航行时就是使用“指南浮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指南针在使用之初，没有固定的方位盘。上举诸书均未涉及罗盘定向问题。实际上，后来的四方定位罗盘当时已初具雏形。南宋曾三异的《同话录》最早提出罗盘的名称，书中说：“地螺或有子午正针，或用子午丙壬间缝针。”这里的“地螺”即地罗，是从古地盘向罗盘过渡的名称。盘的分度袭用古地盘的二十四向，加上两方位之间的缝针，合而为四十八向。中国在南宋时期，就已经把这种带有方位盘的指南针用于航海了。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吴自牧在《梦梁录》里记道：“风雨冥晦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取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这是中国航海中使用罗盘的最早记载。海船使用罗盘导航时，每条航线都是由许多针位点连接起来的，这就是“针路”。将针位方向记录下来,就是“罗经针薄”,作为航行的依据。元代周达观于13世纪末出使真腊(今柬埔寨)，在他的《真腊风土记》中记载“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又自真蒲行坤申针”等，都是按针位航行。

自南宋至明中叶,中国航海中所用的罗盘,都是“水罗盘”。所谓水罗盘，是指磁针浮于水面，没有固定支点的水浮针盘。明初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在他的《西洋番国志》自序中曾对这种水罗盘作了记述：“皆□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图6明代航海水罗盘复原至明嘉靖年间(1522～1566)又出现一种“旱罗盘”，这是指磁针不借助水的浮力，而用一个支轴的尖端顶在磁针的中部，使磁针可以平衡旋转的装置（图7航海木帆船沿用“旱罗盘”）。这种装置法同前述木刻指南龟的装置原理基本上相同。这种旱罗盘是16世纪从国外传进来的。

中国指南针用于航海以后，通过阿拉伯人于1180年左右传入欧洲，到了14世纪，欧洲出现了一种万向支架（或称平双环架），它由两个铜环组成，小环内切于大环，用枢轴连结起来，再用枢轴把外环安在固定的支架上，然后把旱罗盘挂在内环上。这样，不论船体怎样摆动，旱罗盘可以始终保持水平状态。这种万向支架的构造原理，在中国早有记述。《西京杂记》里曾经记载西汉长安的巧匠丁缓作“被中香炉”。这类球形薰香转炉唐代实物出土很多。民间滚绣球灯，也是以同样原理制造的。中国古代所以不用它来作为航海罗盘的装备，是由于水罗盘能自然保持磁针的水平状态，况在罗盘下部设有砂盘，既可随时矫正罗盘的倾斜，并可稳定盘体的移动，设备简易方便。

在西方国家，18世纪末叶将蒸汽机用于海船和19世纪中叶装甲舰出现以后，轮机和炮火的强烈震动以及舰身磁场的干扰，使磁罗盘失去作用。经过不断改革，制成了一种新型的磁罗经和附属的防磁设备，即近代各国船舰中通用的液体磁罗经。它是在特制的密封罗经体内注满液体(水和酒精混合剂或石油防冻液)；在罗经的底部设有调节液体膨胀的装置，盘下支轴上装有浮体。由于罗经体内注满了液体，可以大大减小外界震动对磁针的影响，保持罗面的稳定，有利于操舵时观测。同时液体的浮力将浮体托起，减轻了磁针盘面的重量在支轴上产生的摩擦阻力,使盘面运转自如。这种设计,是在欧洲传统旱罗盘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800年来浮针的技术,将中西两种罗盘的优点结合起来，使磁罗经臻于完善。液体罗经的出现，是中西科学技术交流的结果，象征着各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参考书目 王振铎：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上、中、下，《中国考古学报》，第

3、4册，1948，第5册，1951。王振铎：试论出土元代磁州窑器中所绘磁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期，1979。 王振铎:中国古代磁针的发明和航海罗经的创造,《文物》，第3期，1978。

第15篇：明代定婚制度

明代定婚制度

一、定婚之构成要件

明初，《大明令》起着临时法规的作用，同时也承认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订立的关于定婚等嫁娶行为的礼仪规范的法律效力，曾明文规定：“凡民间嫁娶，并依《文公家礼》。”综合《大明令》、《大明律》及各朝条例中的规定可看出明代法定定婚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项：

（一）凭媒而立

与现代婚约必须由男女双方当事人自行订立相反，古代中国，作为婚姻关系当事人的男女双方是不能主张任何权利的：定婚行为首先要由媒人往来两家通言致意，这是婚姻关系成立的第一要件。《文公家礼》议婚条规定：“议婚，必先使媒氏往来通言”，若女方许诺，“次命媒氏纳采、纳币”。定婚各个步骤，都有媒人参与，乃至定婚的婚书仍需“凭媒写立”，经由媒人签字、画押，方有效力。媒人的报酬“谢媒礼”，是当时社会、官方认可的报酬，一般由男方负担，时人有言：“从来媒人哪有白做的！”媒人往往由利益驱动，欺骗男女双方，“俊的矜夸，丑的瞒昧”。媒人被男女双方看作婚姻之造意者，若引起诉讼纠纷，要追究媒人责任，只是其所应承担的惩罚一般要比主婚人低一等。《大明律》规定：凡媒人知情者，各减凡人一等。司法实践中，也有媒人负主要责任的案例。明末一案例记：

许谦与陈应绵邻居相友，许男陈女系指腹为婚，„„。今年应绵妻故矣。妻陈氏在时，于今夏许配黄周耀子黄福为室。为媒者，陈朝荣也。

此案中，女方定婚后悔婚，本已经违反法律，应受刑罚；媒人与许谦为邻，法官推断其应当知晓许、陈两家已有婚约，且男方可能不知情，故判决黄周耀出银二两五钱，陈朝荣赔银一两五钱，共四两，偿还许谦原来的聘礼；陈朝荣作为媒人受到了笞刑。对不知情之男方主婚人只作经济惩罚；媒人陈朝荣既知陈氏女已与他人定婚，仍为其保媒黄家，按明律属“嫁娶违律、媒人知情”，故将陈朝荣作为第一责任人，施以刑罚，法官又着陈朝荣部分赔偿许家原聘。

（二）由尊长主婚

在古代，婚姻男女双方（尤其是女方）被看作完全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长辈，尤其是“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为婚姻成立的要件”。《大明令》规定：凡嫁娶，皆有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从法律上将主婚权赋予了男女双方的家长。具体到定婚，从缔结婚约，到收受聘礼，无不由尊长进行。主人、女氏主人分别指男女主婚人，可见明代定婚过程中主婚人起的作用是绝对的，享受的权利多，承担的法律责任重。定婚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若由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及外祖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余亲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为首”。

对于男方没有“父母之命”缔结的婚约，一般不承认其效力，只有在婚姻已成事实的前提下，“卑幼”自主定婚才能得到承认。否则违背尊长意志，坚持自己订立的婚约，是要受到刑法处罚的。《警世通言》中讲了一则故事：王娇鸾与周廷章私订终身，立有婚书，并有媒人为证。周归家乡，其父已经为其与同乡魏氏女定婚，周遂背前盟，致使王怀恨自缢身亡。故事反映出在明代社会，法律赋予以父权为代表的尊长代理儿女行使定婚权的权利，“卑幼”个人主张的权利与尊长代为主张相比要小得多，甚至可以完全被否定。

法律虽然统称父母，一般情况下母亲对子女的婚姻是没有决定权的，只有父亲才拥有决定权。这在明代小说中多有反映：京师白孺人欲将女许给兄之子，恐丈

夫阻拦，遂背夫写下文书，将钿盒分作两处，以做凭证。白氏丈夫归乡，将女儿许给了同府陈家，白氏虽写有私约在先，也不敢提出异议。只有在“夫亡（母）携女适人”的特殊情况下，其女才能“从母主婚”。不过，即使如此也需母亲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才能拥有儿女婚配的发言权，而明代妇女一般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在封建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主婚人抛头露面是违背礼法的。《莆阳谳牍》记载的一件案例向我们展示了此项法规具体的施行方法：方养盛病故，遗下四女。妻蔡氏带四女改嫁邹征聚。蔡氏有家资二十两随带。“（邹）征聚内抽出六两已遣嫁长女矣。所余原备三女日食妆资。”此案符合“夫亡（母）携女适人”的条件，四女之母蔡氏虽然有财力，主婚人仍是女子的继父。可见立法的本意不在承认女性尊长的主婚权，而在维护男方利益——使遣嫁他人的女儿不浪费男方的财产，根本目的仍在于维护男性家长支配家中经济大权的权利。

（三）写立婚书或收受聘财

婚书即婚约，纳征礼（即纳聘礼）行后，婚姻关系即算确定，需要用一定的文字形式固定下来，故有婚约。婚约一般由男女双方家长订立，内容应写明男女双方年龄、行次、聘财，主婚人、媒人分别画押，两家各执一纸，以做凭证。《大明律》规定：凡男女定婚之初„„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写立婚书，凡招婿须凭媒妁，明立婚书——将婚书作为定婚的要件之一。但并未规定婚书格式，仅有明人小说中的拟婚约可供参考：

立婚约人金声，系徽州人。生女朝霞，年十六岁，自幼未曾许聘何人。今有台州府天台县儒生韩子文礼聘为妻，实出两愿。自受聘后，更无他说。张、李二公与闻斯言。嘉靖元年某月某日

婚书作为婚姻关系订立的证明，常在民事纠纷和诉讼中被当作主要的书面证据，是地方官判决的主要依据。如上文中立婚约人金声后因嫌儒生韩子文家贫，欲毁约，韩生提供的证据中婚书即为主要一具，太守依婚约判定“韩氏新姻、彰彰可据”，维持婚约的效力。

同时明律又有：“虽无婚书，曾受聘财亦是”的规定。法律虽然规定嫁娶须写立婚书，在民间能起决定作用的还有聘财。只要女方接受了男方聘礼，婚约就算定立。有无聘礼以及聘礼多少，往往能决定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明末宁波府推官李清审理的一件“逼嫁事”可做例证：

袁尚鼎有女二女，鄞民何挺求姻，袁、何二人以红帖（即婚书——定婚帖）往来，何挺十余年不曾下聘礼，二女二十五岁时孔弘祖聘娶成婚。

何挺告袁尚鼎悔婚，推官判词中写道：“不闻挺以聘礼往„„顾以一纸空言，必欲责二女为罢舞之孤鸾。” 认定前约无效，承认后婚。可见在整个定婚行为中，聘礼处于关键的、核心的地位。

（四）双方自愿、意思表达一致

一般说来，定婚需男女两家自愿。这主要是由于明代倡导“门户婚”——男女双方需要门当户对，身份不同的婚姻一般不为世俗所容。“良贱为婚”更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在地位平等的情况下，自愿原则才得以载入法律。《大明律》有云：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疾、残、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双方均无异议，才下聘礼，写立婚书、缔结婚约，凭借权势硬性强娶往往不能达到目的。成祖仁孝皇后去世后，欲得皇后幼妹继位中宫，因为得不到女方主婚人的首肯而作罢。成祖虽然贵为皇帝却也强求不得，表明明代定婚制度的双方自愿原则已被广为遵守，连具有立法权的皇帝也不例外。违背一方意志的抢夺婚，更是为法律所不容，即使已成事实，也要判决“离异”。昆山

县祁圭堂弟妇范氏守寡，只有一子一女。祁圭擅做主张欲将侄女许给宋家，范氏不同意，没有接受宋家的聘礼，接受了陈家的聘礼，宋家串通祁圭等人抢婚。至判决时，范氏女已有身孕三月，法官仍判决离异，“着范氏领归，俟分娩后，同族长主婚，明属于陈家”。此案中，女方享有主婚权的人范氏不愿受宋氏之聘，认同双方自愿订立的与陈家的婚约，得到法官的认同，说明自愿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为法官所遵循。

二、定婚的法律后果及婚约解除的法定事由

婚约一经订立，便具有法律约束力，婚姻关系即算确定，男女双方成立为婚姻关系，互相负有结婚的积极义务及不得与第三人定婚之消极义务。男女双方婚姻关系确定的表现之一是双方家长以亲家相称。此在明人小说中多有反映。江西赣州府石城县鲁家与顾家儿女自小定婚，双方家长即“来往间亲家相呼”。表现之二是男女被视为夫妻，《醒世恒言》卷三十中，张廷秀与王氏女定婚后即称对方为“媳妇”。法官的判牍中，也将定婚男女双方视做夫妻。明末推官祁彪佳《莆阳谳牍》中将定婚类案件定性为“夺妻事”。

法律既然承认定婚男女的未婚夫妻身份，所以民间保媒、聘女一般都避开已经定婚的女子，连皇帝选秀女，都要如此。嘉靖元年，浙江讹传点秀女，大富商金声急欲嫁女，路遇贫儒韩子文，许以女嫁之，急言：“但是有人定下的，朝廷就不来点了。”这正是明代社会中国家承认定婚法律效力的生动反映。在实际司法操作中，它也为各级司法部门广为遵循。宣德年间，唐王第五子选县民之女为妃，后有民王家诉此女已经受了他家的聘礼。经核实后，唐王只得另外为儿子择妻。

定婚虽具有强大的法律效力，但明律中也规定了在一定条件下解除婚约的法定事由，婚约的解除可产生两方面的效力：身份上的，双方解除未婚夫妻身份；财产上的，主观上有过错的一方应负赔偿对方经济损失的责任。明律规定婚约解除的法定事由可分为两类：

（一）自然因素

男女定婚后，因故身亡，婚约自动解除。至于聘礼的归属，一般情况下，“若已定婚，未及成亲而男女或有身故者，不追财礼”。地方官在实际审案中也会考虑家庭经济状况酌情处理。如：

生员方汪之子聘林汉臣之女，据林汉臣及臣之叔宗潘称，止受聘金六两。今方汪之子死，莆例无尽还之理。

于是县官判女方还银一两，推官祁彪佳考虑方汪家境贫寒，儿子还未下葬，而女方尚有再嫁他人的可能，又断给男方三两。在这场民事诉讼中，法官的判词中并未提及律条，引用的只是地方习惯，判决结果证明明代甚至整个中国古代的法官“并不是刻板地适用法律”，他们具有“宁愿使判决合乎情理的司法判决风格”。

（二）人为因素

1.男方无故不娶及逃亡不还者

成化年间条例规定：“定婚五年无故不娶及夫逃亡过三年不还者，并听告官改嫁”，又“聘定与人，其夫逃故并买卖在外，年久不回者，许令照例改嫁”。因婚娶费用大，导致民间“聘定于数年而不能备数，以至婚姻失时者往往有之”。如上文江西赣州府鲁男、顾女自小定婚，后男方家道中落，数年不能毕姻，以致后来引发命案。加上“逃亡不还”的流民现象从明中叶起大规模出现，至明末仍存，这使婚约解除的案件频频发生。如莆阳府陈旺聘定同府林延庆侄女，聘银七两。林趁陈逃亡在外，将女又许配黄家，得聘银七两。陈旺的叔叔代为申诉。推

官判女方返还原聘。并另赔偿男方六两。判词中并未言及男方“出外”年限，推测应不满三年，所以才能追还聘礼。 2.男女或有犯奸盗

明律在此方面语焉不详，只规定“男女有犯奸盗者不用此律（不在追不追聘礼之律）”，故律学家补充解释道：“男女定婚未曾过门，私下有犯奸盗、通奸”者，“义不可复合，听其别娶别嫁，不用悔亲之律”。注律者只是私家著述，并不为官府认可，没有法律效力，但反映了明人对此问题的一般看法。

三、违约婚姻

明律规定违约行为可分为两类：其一，欺诈婚姻；其二，为定婚后的违约行为即男女悔亲行为。二者均按照过错主义原则追究过错方责任。

（一）定婚中的欺诈行为及其法律调整

订婚中的欺诈行为，明人称为“妄冒”，即违反婚约以假男可假女冒充。《大明律》规定：女家妄冒，杖八十，男家可追还聘礼；男家妄冒者，加一等。未成婚者仍依原定，已成婚者离异。

明代有一怪风俗：京师专门有人家，嫁妇女为外家人妻妾，初看时以美貌的女子相看，临娶时以丑女调换，名曰“戳包儿”。甚至有以幼男诈为女子嫁人为妇者，成化间就有这样一件案例，为男方觉察，送到官府。事实上，此条律文在施行中，往往重事实婚，已成婚者，多将错就错。这类案件被文人演绎成了一段又一段的佳话。冯梦龙一则小说记有书生钱生借住表兄家中，因兄貌丑，代往相亲、迎亲，因雨滞留洞房，表兄告到官府。县令判钱生与女成婚。此为男方妄冒引起诉讼在当时司法实践中处理的现实反映。

（二）男方解聘

如果女方无过错男方解除婚约，一般不能收回聘礼，且法律要追究男方悔婚之罪（杖八十）。究其原因不外乎聘财的归属问题：男方悔婚，聘财落入女方之手，女方家长又可将女另许他人，以一女得两份聘礼，女方自然不会有异议，同时也可算作对男方毁约行为的惩罚。但是司法实践中，案例多为男方悔约另娶后，反于女方“再婚”后诉诸官府，告女方悔婚。而法官审理案件时，只依据律条“女方悔婚再嫁他人者，归前夫”。景泰年间就有一例：都督吕毅男瑛与指挥使葛覃妹定婚，后瑛调职山海卫，别娶他女成婚。葛覃无奈在妹妹三十岁以上时将其嫁与一南京千户，已生儿育女。吕于是告葛氏悔婚，两家打了多年的官司。此案中虽然原告吕瑛悔婚在先，但法官并没有追究其悔婚的责任。排除此案司法运作中的非正常因素，可以推断：男家悔婚另娶不一定受到法律的制裁，反可以凭婚约导致后婚无效。

（三）女方解聘

如果男方没有悔约，而女方欲解聘，应首先征得对方同意，由男方写立“休书”，并退还男方聘礼，才算正式解除婚约。或可直接退还聘礼，但如未索要休书，无文书可据，往往引起纠纷。万历年间吏部侍郎赵用贤女儿曾与御史吴之彦男定婚，后因二者政见不同，吴与赵绝婚，赵遂封还原聘礼，吴御史接受后没有索要休书。后此事成为党争事由，辅臣就此责备赵“绝婚轻易”。可见女方欲解除婚约必须依照规定的程式进行。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女方贪图聘财，悔约、一女两聘的案例非常常见。明律根据两种不同情况分别加以调整；未成婚的，杖70，已成婚的，杖80。后来与女方定婚的，知情与同罪，财礼入宫，不知者不追还财礼。至于女子归属，法律规定：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从后夫，但要倍追财礼给还前夫。

明清律学家对法规中女子归属问题颇有异议，薛允升认为：“此条便觉混淆不清”，认为“无应行离异之文”，应“仍许后夫为婿”，“谓已成婚者，亦应追归前夫，则不近情理矣”，反映了明清时期对此类案件的基本看法。实际上地方官在审案时，一般依据“未成婚者归前夫，已成婚者归后夫”的原则。明末宁波府推官李清即据此断案，案情如下：

沈应用年暮无嗣，以宗侄沈之龙为嗣，以养女楼氏许婚。沈应用死后，其妻转将女许给胡家，得聘礼十二两。

李清认为楼氏固“有主罗敷”，幸与胡男未及成婚，故为楼沈二人主婚，并还胡氏聘礼十二两。此案关键在于楼氏女“幸黄花未折”——后婚并未成事实，所以维持前约。

若男女已成婚则按照从“后夫”处理，案例如下：千户黄春将侄女黄三许彭谦侄彭俊。成化十六年十二月黄三与李华备礼成婚。被彭家告发。沈阳中卫审结如下：

所犯合依男女定婚之初若再许他人已成婚者律，杖八十？彭俊执称不愿黄氏为婚，另行娶妻。

于李华名下，倍追财钱银三两给还彭俊收领，将黄氏断给李华。与李清审理“姻变事”相比，此案适用法律更为准确。

综上所述，明代定婚制度总体而言是对唐代以来封建社会婚姻立法成果的继承，但是其中的某些构成要件如写立婚书、双方自愿意思表达一致等原则与近代资产阶级倡导的婚姻契约原则、意思表达一致等在形式上至少是相符的。同时，相对唐律中的规定而言，违法所受惩罚的刑等要低一等，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对人身关系束缚的松懈，符合近代“从身份到契约”的法律发展方向。故笔者认为明代定婚法律规定中的进步因素可以视为中国近代婚姻立法的萌芽，也表明中国古代的婚姻立法在缓慢地、自觉地朝着近代婚姻立法前进。

第16篇：浅议明代小品文

09级在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吕美 200954001

1浅谈晚明小品文掩盖下的文人心态

—以优美的文学语言写出他们不为人知的心灵史

明朝后期出现的清新婉丽、自由灵动的小品文，虽称不上是中国古代散文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但亦堪称是一束幽兰 ,它仿佛山涧的清泉 ,不事雕琢 ,自然天成 ,笔调淡雅 ,情韵悠远 ,给人以清新明丽的艺术享受。

小品文不是诗不是词不曲是，不谈韵脚，没有定式，天资烂漫，无法无天。其最长的不过一千多字，短的只有几十字，但往往以小见大，一滴水而具沧海味。晚明小品文大都是活泼泼的真情流露，追求“真”“趣”，有性有情，妙然天成，“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文字新鲜自然，灵动活泼，“明白晓畅，语语家常”，行文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绝弃“聱牙之语”、“艰深之辞”。读此小品文时，心中荡漾着碧水清波，天是这么蓝，草是这么绿，生活本来可以如此简单和美丽。然而，在晚明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文人们的心态是如此的恬淡、清远吗？

对于现世生活享受的肯定和追求，从中得到乐趣，本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然而世俗社会往往以追求物质享受为目的，没有更高的精神和审美追求；高洁的文人又往往重视对精神世界的向往，鄙视物质享乐。唐宋以后，文人与士大夫意在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在物质享乐的同时，寻求精神的享受，创造了一种以消闲遣兴、修心养性为目的的艺术化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到了晚明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晚明小品则充分地展示了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小品的作者多是小人物。多布衣、山人，或下层小官吏，多以隐士、逸士、名士自居。一些官位显赫的人，隐退赋闲时也厌倦了功名事业，写起表现自我的小品。小品表现的是小人物或大人物失意时的生活、思想、心态、情趣，既然不得志，也无需谈什么忠君爱国、功业理想，不必关心国事、政事、大事、时事，也不必写载道教化之文，只表现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琐事和闲情逸致。这种生活又世俗又雅致，是生活情趣与艺术诗情的结合，显示了一种享受人生的文化气质和处世态度。闲适，其实也是一种享受。正如屠隆为人们描绘最理想的生活场景是：“楼窥睥睨，窗中隐隐江帆，家在半村半郭；山依精庐，松下时时清梵，人称非俗非僧。”（《娑罗馆清言》）理想的环境是“半村半郭”，清静，又不清冷；理想的身份是“非俗非僧”，闲适，又不空寂。这种生活方式，可进可退，非常灵活，占尽人间一切

便宜。

晚明政治上腐败黑暗，阉党专权，党争激烈，纲纪混乱，吏治不整。内忧外患，国事日非。文士们对政治失去热情，对功名事业感到绝望，为保全性命，于是退居闲处，纵情山水，文酒自娱，躲进个人生活的小天地中，以消磨意志和岁月。晚明小品的一个比较集中的主题便是表现出文人闲适的生活理想。这种生活情趣相当有文人色彩，它既不同于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同于商贾富豪或仕宦贵人。在平静幽深的环境中，追求一种富有艺术意味的恬淡、冲远、澹泊、自然的生活情趣，这种情调的小品在晚明文坛可谓俯拾皆是。因此晚明“小品”成了一种时尚，“小品”意识渗透到文学、艺术以及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处皆见“小品”。

然而，晚明文人绝不可能过着真正舒泰的世外桃源的生活。明末政治的腐败黑暗，统治阶级内部连续不断激烈而严酷的党争，国事日非，加上由于外族入侵，边患日深，内外交困，因此许多文人对于社会的前景感到失望以至绝望，这个时代笼罩着一种无法解脱的悲剧气氛。他们悠然的外表掩盖不了内在的焦灼与困惑。面对不可救药的时代，再谈功业理想、经世致用，便成了自欺欺人的话。他们著书立言也不图“不朽”，只是“自娱”而已。小品文就此成了晚明文人心态真实而形象的写照，它们清高、淡远、萧散、倜傥，但也反映出晚明文人的浮躁、不安、狂放、压抑、困惑、焦灼和痛苦，同时不免夹杂着些悲凉绝望的末世气息。

在晚明小品中很多反映当时文人对现实的逃避和消沉态度，以及力求自我解脱的心态。如陈继儒的《文娱序》：

往丁卯前，珰网告密，余谓董思翁云：“吾与公此时，不愿为文昌，但愿为天聋地哑，庶几免于今之世矣。”郑超宗闻而笑曰：“闭门谢客，但以文自娱，庸何伤？”（《媚幽阁文娱》）这则小品反映出一些晚明文人的“以文自娱”，其实正是为了远避是非，明哲保身，其中包含了某种对黑暗政治的恐惧。袁宏道也说当时的“吏情物态，日巧一日；文网机阱，日深一日”。（《袁宏道集笺校》卷六《何湘谭》）可以说，明季社会的腐败、黑暗，使文人对于社会现实产生幻灭感，因此像徐渭和李贽所具有的那种狂狷的精神受到挫折，多数文人逐步失去了对于现实与政治的热情关切，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晚明文人便容易从庄禅之中找

到自我解脱的方法，于是从抗争转而避世和玩世，以此来消融个性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心境与环境的强烈冲突。遂使与世对立的抗争成为与世浮沉的浑沌或远离尘世的超脱，斗士的狂放演化为名士的清赏，狂悖、忧郁、苦闷、愤慨转化为逍遥、自适。对现实的幻灭感，也导致游戏人生的风气。

当修齐治平不再是文人最高的人生追求和最大的价值理想，自我的闲适和安逸就成为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境界。在晚明文人中，洒脱随便的多，而执着认真的少。真”，本是晚明小品的特色，但不少晚明小品家笔下的“真”，不是情之所至自然而然的流露，而是唯恐别人不知其“真”，有意去表现、去追求、去夸张，甚至刻意去制造一种“真”的感情。还有一些小品文往往空灵闲适到作者如生活在远离人寰的世外桃源之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时国家正处于将“天崩地陷”之际，然而在晚明小品文中我们难以嗅到什么血腥味，也甚罕看到什么刀光剑影的。这种闲适情调是两重性的。一方面，它们把功名利禄视为身外之物，这对某些热衷功名者来说确是一副清醒剂；但是晚明闲适小品所消解的绝不仅是功名贪欲，连壮志雄心和进取精神也轻易地被佛道的出世避世的精神和虚无主义所消解了。

1584年，传教士利玛窦写信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不解地提到，中国的士人似乎从来不愿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工作，而只是乐于把时间浪费在彼此交游，“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这对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玛窦所描述的风潮在士大夫当中非但没有消褪，反而愈演愈烈。作为一个崇尚艰苦工作带来精神升华的传教士，一定无法理解中国士人们将交游宴乐视为解脱苦闷的另一种替代。政治压抑既然无从排解，只有投身于世俗的狂欢。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将士人们最后一丝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卸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性情的放纵，生活的纵乐，以及品行的狂狷。

晚明评判一个人高下的标准，不再是官阶的高低，而是交游的广泛，以及文化上的独特建树。袁宏道放荡不羁，雅致闲适的表象之下，是一个挣扎彷徨的内心，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代士人精神转轨的写照。《徐文长传》塑造了一个离经叛道，狂傲不羁的狂狷艺术家形象：“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显者

至门，或拒不纳，是携钱至酒肆，呼下隶与饮。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 用斧头砍破自己的头颅，用利锥锥进自己的耳朵，常人是决不会这样做的，袁宏道用略为夸张的笔法写出了徐渭作为艺术家的狂狷气质，同时也写出了在这种貌似疯狂的行为背后，实际上是对世态人情深深的悲愤和绝望。

除此之外，袁宏道自身的复杂个性和人格在他的文章中也展露无遗。他一方面向往山光水色的超然与自由，一方面留恋都市繁华的声色与奢华，一方面有着传统士人的风雅与清高，一方面又融入了市民阶层的艳俗与粗鄙。袁宏道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也坦然承认自己这种复杂的心态：“长安沙尘中，无日不念荷叶山乔松古木也。因叹人生想念，未有了期，当其在荷叶山，唯以一见京师为快。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 既不能舍弃红尘俗世的快乐，也不能割舍世外清境的闲逸，这种互相矛盾而又绝对真实的人生追求，恰是当时复杂矛盾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晚明小品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悲剧现象，是极为深刻精彩而又极为令人心酸的。

09级在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2009540011 吕美

第17篇：于谦讥僧人中国历史故事

于谦，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从小聪慧好学，机敏出众。七八岁时便能出口成对，挥笔成章，人称“神童”。

某年盛夏，酷暑天热。于谦要去学馆念书，他的母亲为他把头发梳成两只上翘的羊角辫。于谦提着书包，兴冲冲地去上学。刚走出家门不远，便碰上一位和尚。这和尚见于谦的两条辫子恰似一对小角，便和他开玩笑道：

牛头且喜生龙角;

和尚本来是出于对幼童的喜爱，并无恶意。谁知于谦听了，以为和尚在取笑他，立即对和尚翻了白眼，反唇相讥道：

狗嘴岂能吐象牙。

和尚讨了个没趣，满面羞愧，灰溜溜而去。

第二天，母亲又把于谦头上的辫子散开，梳成三角发结。于谦上学途中偏偏又碰上那个和尚。和尚一见小于谦头上改了发型，又念出一条上联来逗他，联曰：

三角如鼓架;

于谦见和尚又在取笑他，非常生气，他也不甘示弱地回敬道：

一秃似捣锤。

和尚连续两次挨骂，才知少年于谦的厉害。

第18篇：明代文学概况(简)

第一讲 明代文学概况（第四周 1）

明前期文学突出的成就是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经过长期流传而加工创作成书。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而戏曲和诗文则成就不高，出现了一些宣扬封建道德、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杂剧和诗文。明中叶诗文创作中提出许多主张，但成就不大。复古主义文风占了统治地位。戏曲和小说又有新的发展，除了历史的、神话的题材以外，还以现实斗争为题材，及时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斗争，对社会的黑暗，封建礼教的束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很多作家积极参加现实斗争，对*现实的不同反映。

明代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昌盛而正统诗文相对衰微的时期。然而这种力量消长的变化并不表现于诗文数量的减少，而是表现在作品思想和艺术质量的蜕化。从时间上看，明代享国的时间大致与唐代和宋代相等，都是约三百年左右；从数量上看，明代诗文作家及作品的数量也远在唐宋之上。仅《千顷堂书目》著录的明人别集就大约有近五千种，《明诗综》收录的诗人也有三千四百多人；然而从质量上看，明代的诗文作家很难找到像李白、杜甫、苏轼那样在诗文方面做出划时代贡献的巨匠，缺乏唐宋诗文作家在艺术上的创新精神。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虽然也能够看到作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抒写的个人心理感受，但不足的是他们传达信息的手法基本上是模仿古人，没有或很少在艺术观念及方法上创立一些让人耳目一新的新天地。尽管如此，明代后期社会和文学的进步思潮仍然在诗文领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明代传统文学形式如此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社会方面来看，明代文学家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紧到松的过程。元末文人在远离政治旋涡的环境中所形成的隐逸心理和孤独性格在明初的政治高压统治下受到猛烈的重创，他们在血的事实面前，不得不再次承担其个人对封建政权的服从义务。魏晋和元代文人尽管也受到封建强权政治的挤压，但还有隐遁于山野之途。明代文人则连隐逸也会获罪，“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皆“罪至抄扎”。于是，从明初到隆庆之前的文坛一片沉寂就理所当然了。从嘉靖以后，社会上的进步思想开始抬头，明代中期以后的几个皇帝也因二百年的稳 1 定而放松了警觉，而将精力更多地放在淫逸生活上；

其次，在思想方面，由于统治者官方的提倡，理学思想继续成为社会统治思想。理学对文学最大的影响是“文道合一”观念，是表现封建纲常思想、宣扬复古思想成明代前期文学的主流。而理学演变到后期，则成为进步文学思潮的旗帜。

第三，从文学形式本身来看，传统的旧体文学形式如诗歌、散文等经过唐宋等作家的努力，在内容、风格、形式、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因而使明代的诗文作家感到望尘莫及，所以只能尽模仿遵从之能事。与此同时，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形式却获得了无限的生机，使旧体文学形式未免相形见绌。正统文人的才能只能局限于八股取试的樊笼里，而八股的体制显然不利于文人思想和情感的自由抒发，由此造成诗文等传统形式的萎缩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明代文学的演变发展，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从明初到正德年间是明代文学的前期，从嘉靖年间到明亡是明代文学的后期。这两个阶段的文学有着显著的变化，表现着鲜明的时代特点。这种变化和特点，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哲学思潮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 【前期文学】

明代前期文学的发展，有个曲折的过程。除元、明之交产生了著名的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外，这时期没有产生成就较大的作品，只是到成化年间戏曲和民歌才有一些新的开拓。

罗贯中和施耐庵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三国、水浒故事的基础上，加工写成《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巨著。《三国志演义》以宏大的结构，曲折的情节，展现出东汉末年和整个三国时期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种种斗争。作者描写的斗争场面，千变万化，各具特点，显露出独到的艺术匠心。和《三国志演义》表现的对象不同,《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农民战争的小说,它艺术地概括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过程。全书着力歌颂了众多的起义英雄，不少英雄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性格鲜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的创作成功，对后来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大量产生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诗文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揭露社会弊病、具有一定社会内容的作品。比如，刘基的一些诗歌和散文就有这一特点。刘基、宋濂、高启是这时期重要的诗文作家，他们的创作，有的以传记取胜，有的以寓言见长,有的善于驾驭五古,有 2 的善于采用歌行，都取得一定的成就。

随着明王朝的逐渐稳定，封建统治者为了强化统治，一方面是大兴文字狱，文士往往因一字一句之误而罹大祸;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笼络手段。明太祖时开设了文华堂，明成祖时召集了天下文士两千多人编纂类书《永乐大典》。为了控制文人的思想，明统治者还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明成祖曾命胡广等人编纂“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指定为“国子监、天下府州县学生员”的必读之书。统治者对文艺创作的控制也严厉起来。比如，尽管明成祖本人喜欢戏曲，但对戏曲创作的内容注意控制,永乐九年(1411)曾有榜文:“今后乐人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圣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国初榜文》）这种严酷的禁令不能不影响当时的文学创作。

当时把持文坛的,不是皇亲藩王，就是宰辅权臣,还有的是道学儒生。这些人，极力想把文学变成歌功颂德、消遣享乐的工具，成为宣扬封建道德、推行教化的教材。

在正统诗文的创作领域里，形成了雍容典雅、词气萎弱的台阁体。代表人物是杨士奇、杨荣、杨溥，世称“三杨”。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在他们的作品里，充满了大量的“圣谕”、“代言”、“应制”和“颂圣”之作，其内容多为粉饰现实，点缀升平。艺术上也平庸呆板，了无生气。当时这种诗风的追随者不少。只有个别诗人不为台阁诗风所牢笼，如于谦，较能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且多忧国忧民之作，但由于他的诗作锤炼不足，在当时影响不大。

统治文坛几十年的台阁体，首先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不满，先有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后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加以反对。

至于小说创作，这时几乎是空白，只产生了瞿佑《剪灯新话》和李祯《剪灯馀话》这两部传奇小说，但意境和功力都逊于唐代传奇，并且“劝善惩恶”的说教气氛较浓。

【后期文学】

从嘉靖以后，小说、戏曲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创作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多， 3 而且取材面也较广。这是明代后期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小说、戏曲创作繁荣的现象之所以产生，既有社会原因，也是文学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明代小说繁荣的表现及其原因：（教材） 繁荣的表现：

嘉靖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城市经济已相当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印刷术也随之繁荣。这是更快传播小说、戏曲的物质条件。广大群众对小说、戏曲的爱好和需要也不断增长。由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不少市民的子弟也入学读书。这种既有文化又不参加科举的市民知识层，极有利于原来植根于市民阶层的小说、戏曲的流行，因而促使书商印行这类作品，这种通俗文学流行过程中的商业化现象，又进一步激发了不少文人对小说、戏曲的创作热情。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文人认识到小说、戏曲的长处，也是其繁荣的重要因素。他们看到，小说、戏曲能更广阔地、更灵活地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如汪道昆十分赞叹《水浒传》所反映的现实面广阔，作品反映的地域宽阔、人物众多、事件复杂、头绪纷繁，“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又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一丝不纰”(《水浒传序》)。胡应麟欣赏《水浒传》竟能：“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轻,纤毫不爽，而中间抑扬映带、回护咏叹之工,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少室山房笔丛·庄岳委谈》)他们之中有些人还认识到,小说、戏曲更有形象的具体性和感人性的优点。臧懋循指出，戏剧艺术能“随所妆演，无不模拟曲尽，宛若身当其处，而几忘其事之乌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元曲选序二》）。无碍居士在《警世通言叙》还举出例证：“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这种文艺观显然与当时出现的先进的哲学思潮密切相关。宋元长期受程朱理学统治,至明代王守仁提出致良知的学说,对程朱理学有所冲击，和以其弟子王艮为代表形成的泰州学派，以至于发展到李贽的“异端”思想，开始肯定人们的生活欲望，肯定人们“好货好色”的本性。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也就不难理解李贽肯定《水浒传》、《西厢记》为“天下之至文”的原因。这时期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繁荣，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这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数量很大，留传下来的就有50至60部之多。它们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①讲史小说。这种小说有两种倾向，或为通俗演义的形式，或向英雄传奇小说发展。吴门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序》里曾描述过当时创作讲史小说的情况：“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于正史分签并架。”如果将嘉靖至崇祯期间出版的讲史小说逐一排比，就会发现，对上自春秋战国，下至明代的历史都有所描写。这类小说,虽然属于“讲史”类，但已是反映较近的社会现实了。

这类小说的数量之多，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特殊现象。中国史籍丰富，除正史外,有大量的野史笔记,它们为创作这类小说提供了素材。创作者利用历史题材，往往按照自己意愿进行必要的改造和加工，表达自己思想。这类小说里最为成功的是于描写中虚构成分较多的历史英雄人物小说。

②神魔小说。最先出现的是吴承恩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创作的《西游记》。《西游记》的成功,刺激了不少作者从事这类题材的写作。《西游记》的续书，这时期就有无名氏的《续西游记》，董说的《西游补》。此外，有的作者借历史事件来写神魔战斗，如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无名氏的《封神演义》等。有的对当时流传的神怪故事进行改造加工，如吴元泰的《东游记》，余象斗的《南游记》、《北游记》等。有的根据神话传说进行必要整理，如朱名世的《牛郎织女传》等。有的写道仙、禅师的离奇故事，如邓志谟的《许仙铁树记》、《吕仙飞剑记》、《萨真人咒枣记》等。这类小说的产生，同嘉靖以后道教、佛教相继盛行颇有关系。

在这类小说中，成就最大的是《西游记》，其次是《封神演义》，它们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都有一定地位。《西游记》的独到处，不仅塑造了体现民间理想的孙悟空形象，而且赋予这神怪故事以现实内容，使许多神佛形象带有人间色彩，不少描写实际上是对当时社会的嘲讽，在形象塑造上，能使人性、神性、动物性有机地交融在一起，做到妙趣横生。《封神演义》的情况较为复杂。作品一方面比较成功地塑造了暴君纣王的形象，从而也写出了武王伐纣的正义性；另一方面，作品又描写了人数众多的文臣武将为他效力，对这些人物作者不仅不采取嘲讽的 5 态度，还歌颂他们这种“清风耿流千载”的壮烈行动。小说既描写了暴君形象，也强调了忠君思想。

③世情小说。虽然留传作品不多，但其中有著名的《金瓶梅》。到了崇祯年间,描写世情的小说多起来,大抵只是一些才子佳人的故事,如《吴江雪》、《玉支玑》等。

《金瓶梅》以西门庆这个典型形象为核心，辐射出封建社会末期统治阶级内部上上下下既互相勾结、互相包庇、互相利用又互相明争暗斗的复杂的网状社会关系，反映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金瓶梅》注意整体艺术结构的完整,注意从日常生活细节来刻画人物,注意人物性格之间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作为一部暴露小说，《金瓶梅》缺乏思想光辉，其中的淫秽描写更不可取。这时期小说戏曲常多淫秽描写，是当时堕落世风的一种反映。

④话本在这时期因群众爱好得以大量刊行，也引起文人重视。文人模拟话本进行创作，后人称“拟话本”。嘉靖年间洪□辑印了《清平山堂话本》。天启年间，有冯梦龙编集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其中有不少是当时人创作的拟话本。继“三言”之后，有凌□初所作《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周清源编写的《西湖二集》,于麟写的《清夜钟》，还有佚名的《石点头》、《醉醒石》、《幻影》等，形成白话短篇小说的繁荣局面。

拟话本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城市中的商人、手工业者大量作为正面主人公出现。这里面，有买卖珠宝的、贩运布匹的和海外经商的各种商人，有小手工业者、机户、碾玉工匠和线铺主管，有裱褙铺主的女儿、贩香商人的姑娘，还有挑担卖油和提篮售姜的小贩。作品中写了对商人的公开赞扬，以及商人对自己“本业”的自豪感。二是在某些写爱情的作品中，两性关系中封建意识褪色了，偷情、外遇等等现象普遍起来。女子在追求爱情生活甚至在偷情行动中，表现出了甚少拘束的大胆性格。而对那些偷情的姑娘和有外遇的妻子，有的作品往往对她们作正面的描写，流露和表示了某些欣赏、肯定的态度。在封建道德意识褪色的同时，一些作品强调了对人格的尊重，有些作品则表现了金钱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宰作用。这正是复杂的市民阶层的生活思想的真实反映。

在戏曲领域里，明代后期是继元杂剧之后中国戏曲史上又一个繁荣时期。传奇出现了创作高潮，产生了杰出的剧作家汤显祖。这时期的杂剧由于形式有了变 6 化，并运用南曲，或南北合套，有人称它为“南杂剧”，其中也出现了不少优秀或比较优秀的作品。

明代后期的通俗形式的文学也取得了重大成就。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和“二拍”，戏剧如汤显祖的《牡丹亭》等，都在各自领域中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这一时期“雅”、“俗”文学传统相互混融的现象，也比前一时期更为突出。不仅大多数从事戏剧小说创作的文人同时也从事诗文创作，不仅出现了冯梦龙这样的以整理、编著通俗文学为毕生事业的缙绅人物，而且，这一时代人们对于文学的基本观念、基本主张，是贯通于“雅”文学和“俗”文学两方面的。这里李贽同样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在鄙薄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同时，却大力推崇《西厢记》、《水浒传》等通俗文学，认为是一种“至文”，而且以极大热情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借以宣扬自己的文学思想和人生观念。这给予当代文人以很大的影响。后来冯梦龙整理小说和流行歌谣，也具有相同的意识。雅、俗的分野，虽然因形式的不同和语言习惯的不同，看起来好像很清楚，内在的情趣，却已不是那样可以截然分开了。

综观明代文学，小说成就最高，戏曲次之，诗文相对衰微。《三国志演义》可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高峰，《水浒传》则是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西游记》可说是神魔小说的楷模，《金瓶梅》在世情小说中揭露封建社会黑暗方面也是前无古人的。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是宋、元话本的继续和发展，其成就也很高，它犹如昙花在明后期一现，弥足珍贵。戏曲中的《牡丹亭》以其独特的构思，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影响深远。所以，明代小说、戏曲的成就是极为辉煌的。

明代文学对后世的影响巨大。小说、戏曲的创作经验，为清代许多作家所吸取。清代诗、词、文号称“中兴”，但它们是汲取了明代诗文创作的教训，才开拓出一个新局面的。这些，都说明了明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19篇：1明代思想概况

明代思想

一 明代思想概况

1.明代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每一种思想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为了探求每一种思想原理出现的原因，我们必须研究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由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这是研究历代思想必须注意的问题。

朱元璋在元末大起义中，从一个义军的战士升晋为大元帅，并建立了一支有纪律，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经过南征北战，终于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于公元1368年在南京建立了明王朝。他在攻克元朝大都以后，逐渐统一了中国。

明王朝的建立，朱元璋看到元贵族无度搜刮，肆意敲剥和常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转而采取与民“安养生息”的政策。他认识到，如果过分压榨农民，便会激起重新暴动。他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否则“弦急则断，民急则乱”。他在告诫各级官吏不得横征暴敛，贪赃枉法，肆意扰民。他认为“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困乏，好比小鸟不可拔羽毛，新树不可摇根，当今要政，在于安养生息。”为了使农民能够生活下去，他便下令农民归耕，允许农民开垦土地，免除三年税租。还大兴屯田，组织无田农民进行民屯，组织兵士搞军屯。还注意兴修水利工程。这些对于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因此，在朱元璋统治三十多年中，明政府推行了某些适应生产的措施，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辛苦努力，而使农业、手工艺、商业都有了发展。当时全国各地的仓储都极为充裕，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是时，字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足见，当时政府储备粮食较多。，到了明成祖、明仁宗时，社会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政治方上，朱元璋总结了汉代以来历代封建王朝衰亡的教训，采用严刑峻法，严惩滥杀的办法来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他认为对自己有威胁的文臣武将，都是祸患，予以铲除。即使那些辅佐他开国有功的文臣武将，也很少有谁能够善终保全。朱元璋极力加强对封建专制统治，他的后代，继承了他的衣钵，大搞宦官专权，特务统治，党同伐异。整个明朝的政治，都是腐朽黑暗，明英宗统治以后，明朝便逐渐走上了衰败的道路。

早在名宣统统治时期（1426-1435年），封建官僚地主、贵族、藩王、王室、皇帝就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如江南苏州地区的官田占田亩总数的14/15，民田只占1/15。明英宗统治之后（1436-1449,1457-1464），腐朽本质愈加暴露，土地兼并空前激烈，皇帝带头圈地，在京内各地设置皇庄，掠夺土地。公元1502年，全国官田占田亩总数的七分之一。孝宗时，境内有皇庄5处，占地一万两千八百余顷。武宗时统治时期（1506-1521年），皇庄竟增至三百多处。除了皇帝之外，还有藩王，勋亲、宦官及“权豪之人”、“势要之家”等都大肆“强夺田亩”，霸占民田。如宪宗时期的宦官汪直占田两万余顷，武宗时期的宦官谷大用占田万顷。外戚王源占田2200余顷。激烈的土地兼并，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在江南：是“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

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则是地租和赋税的加重，以及各种徭役的增多，许多地区的农民辛勤劳动的果实，却不够缴纳租税，不少农民是“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除了均瑶、里甲和各种杂役外，官吏还任意加派，致使“孤寡老幼皆不免差，空闲人户亦令出银，故一里之中，甲无一户之闲，十年之内，人无一岁之息，甚至一家当三五役，一户逼三四处”。在各种租税、徭役和高利贷的打击下，广大劳动者已经无油水可以榨取了。 在这种情势下，虽然有张居正等政治家的改革主张和改革措施，一时缓和了当时的矛盾，但由于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和来自塞北蒙古的贵族统治集团的不断侵扰，而使明朝统治步入了颓势。

明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封建专制的统治，除了加强政治统治外，朱元璋还通过学校和科举两条途径来培养和选拔统治人才。在京师设置了国子监，国子监的生员在官员的子弟中招收，由地方学校举荐。国子监授课的内容，主要是朱元璋自己撰写的《御制大诰》，再有就是《大明律令》、《四书》、《五经》，刘向的《说苑》等。除了《御制大诰》外，朱元璋还写了《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内中列举了所杀官民的罪状，警告官民不要轻举妄动，犯上作乱，要求广大百姓老老实实纳田赋、出差役，服从统治，任其压迫。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下令：“今后科举岁贡生员，俱以《大诰》出题试之。”礼部给国子监正官下文，要求严厉监督国子监诸生熟读讲解《大诰》，违抗者以违抗皇帝的圣令处罚。同时，钦定《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必读书目。朱元璋当面告谕国子博士：“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各级科举考试，都在规定的学习范围内出题，答卷只能根据指定的经书和注解做文章，并要用故人的语气来写，这种文章逐渐成为固定的格式，即八股文。这种以八股文为标准的取士制度，成为做官为宦的唯一途径。八股取士的制度和方法，就是要求人们服服帖帖的按照皇家规定的条条框框去做事，不准学人有自己的见解和新颖的内容，其目的是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统治和为明朝培养统治人才。 2．明代思想的渊源及其发展概况：

明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统治，而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并把它奉为法定的官方哲学思想。

由北宋兴起的理学，至南宋朱熹集其大成。这种哲学化的儒学，集中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特点，对维护封建专制极为有用，经过宋、元、明时期的不断发展，到了明朝，则成为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明代统治者以“以理学开国”，使理学居于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地位，因此，使学者非孔孟之书不读，非程朱之学不讲。明太祖洪武年间，解缙上万言书，请奏休书，以关（指张载，张家居关中，世称横渠先生，张载之学称关学），闽（指朱熹，朱熹曾讲学于福建考亭，故称闽学，又称“考亭派“）、濂(指周敦颐，因其原居道州营道濂溪，世称濂溪先生，为宋代理学之祖)、洛（指程颐、程颢，因其家居洛阳，世称其学为洛学），上接唐、虞、夏、商、周、孔，作为治国之端，明朝开国伊始，并没有把儒家思想和理学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解缙的建议正是针对这个情况提出的。解缙认为，周、程、张、朱之书，濂、洛、关、闽之学，则是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之学，而为太平制作之一端，故应将唐虞三代至周孔，下及濂、洛、关、闽之学书，“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作为统治思想。解缙的建议实为明代编纂、汇集理学著作的开端。

到了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年），胡广等人奉命编纂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集合了宋元以来若干儒家学说，于此同时，又命胡广等人编纂了《性理大全》。该书所采宋儒之说一百二十家，多为宋代理学家。其中自成卷帙（zhi）的有：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一卷，《通书》二卷，张载的《西铭》一卷，《正蒙》二卷，邵雍的《皇极经卷》七卷，朱熹的《易学启蒙》四卷，《家礼》四卷，蔡元定的《律吕新书》，蔡沈的《洪范皇极内篇》二卷，采集诸家言论，分为：理气、鬼神、理性、道统、圣贤、诸儒、学、诸子、历代、君道、诗、文等十二个部分。 明朝编纂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理性大全》，并颁行天下，旨在“倡明六经之道，继承先圣之统”，使“人皆由于正路”，“学不惑于他歧”，“家孔孟而户程朱”、“佩道德而服仁义”。明成祖在三部《大全》的御制序和胡广等人的进书表里的这些话，说明了他们的编纂目的。三部《大全》的颁行，标志着理学统治地位的正式确立。

从此以后，明代的理学家不仅继承宋代理学家的思想，而且非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明代理学直接继承宋代理学，故称宋明理学。明代统治者则以孔孟、程朱之是非为是非，来强化其封建思想文化的统治。从明初“以理学开国”，到明成祖命胡广等儒臣编成三部《大全》，确立了理学的统治地位后，人们对理学的笃信、尊崇，不能怀疑，非议。明朝统治者不许人民在文章的字里行间有自己的见解和理学不相符的观点。如果发现有与理学相异者，就要招致杀身之祸，以至株连九族。明王朝制造了许多起文字狱，杖杀了许多有见识的学人。永乐二年（1404年），江西饶州朱季友，因上书“专诋周、程、张、朱之说”，而被“声张杖谴”，尽毁其家所著书。《明史》卷六《成祖本纪》载：“秋七月壬戌，鄱阳民进书毁先贤，杖之，毁其书”，说的也是朱季友被杖责，毁其书之事。

由于明王朝的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而造成思想僵化、学术停滞、思想懒惰，人才空乏。人们规行矩步，笃信程朱。

明初的理学家有：宋濂、刘基、方孝孺、曹端、薛瑄、吴与弼等，他们的思想主旨都是宗理学的。在明代开国初期一百多年的历史中，由于三部《大全》的钦定颁行，统治者的提倡强化，理学家的加工阐扬，而使理学占据统治地位。

理学虽然在独霸明代论坛，但由于其远人事而尚天道，尚空疏而不务实际，而使得不少知识分子为了功名利禄，只能死背周、程、张、朱之书，空谈天理性命之学，对已经世致用，利济苍生之学，却不甚了了，面对这种思想统治局面，许多思想家对理学产生了异议，发生额怀疑。

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内忧外患的加剧，政治危机的加深，而使得明王朝陷入衰败的境地。对此，王守仁则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今 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他认为，明朝已病入膏肓，行将断气，哎这种形势下，如果在继续“笃信程朱”、“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肯定不能玩就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他说“今夫天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因此他主张“明学术，变士风。以成天下之治”。王守仁把“天下之不治”归于“学术之不明”，“士风之衰薄”，即看成是程朱理学的舒服，为了治天下，明学术，变士风，王守仁以“心学”取代程朱理学。因此，使得心学在明代中期以后得以复兴和发展。应该说明代心学的发展得益于陈献章，由于陈献章的开端，其后王守仁的集大成，而形成心学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与程、朱理学学派的客观唯心主义抗衡。

其实明代心学，由陈献章继承陆九渊的心学而其开端，由王守仁而集大成，所以说陈献章的心学是上承陆九渊，下启王守仁的中间环节，王守仁则使心学形成了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并与理学分庭抗衡礼。

在理学的衰颓、心学复兴的同时，则是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有一批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们在批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未流“近世好高迂腐之儒”谬论的同时，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元气本体论的哲学传统，阐发了元气一元论的思想，并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并存而立，这边是明代的气学思潮，这一派的哲学家则由罗钦顺、王廷相开其端，吴廷翰、吕坤等继其后，从而使明代思想呈现出多色纷呈，纷繁复杂的思想局面。

第20篇：中国古代文学史明代总结

明代

第一章 《三国演义》

一、历史演义（名解）：就是用通俗的语言，将战争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于的历史题材，组织、敷衍成完整的故事，并以此表明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

二、苏轼《志林》卷一《怀古》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尊刘贬曹”思想已出现。

三、《三国演义》的版本：嘉靖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本毛纶、毛宗岗父子以李卓吾评本为基础，参考了“三国志传”本

四、《三国演义》主旨：

版本一：长篇历史小说。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或《三国志演义》。是我国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形象地反映了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到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元）社会生活，描写了汉末、三国时期复杂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及给人民生活造成的苦难，再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面貌。所写的人物有四百多个，成功地塑造了以曹操、诸葛亮、张飞、关羽、刘备等为代表的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书中积累了较多的古代政治、军事斗争的知识和经验，对智慧和勇武精神作了十分出色的描写。“温酒斩华雄”、“三英战吕布”、“三顾茅庐”、长坂坡、赤壁之战、空城计等章节，写得有声有色、引人入胜。特别是大小战争场面的描写，千变万化，各具特点，很少雷同，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全书事件复杂，情节曲折，头绪纷繁，结构宏大；剪裁精细，取舍得当，脉络清楚，布局严谨。既有史实为依据，又不完全拘泥于史实，有所虚构，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小说尊刘抑曹，表现了封建正统观念。对黄巾农民起义采取污蔑态度，表现了作者的阶级偏见。人物性格缺少发展，有些描写似嫌过了。

《三国演义》创造了两个最中心、最成功的典型人物，就是诸葛亮和曹操。诸葛亮是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超人的才智、冷静的头脑。他的形象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才情和智慧，以及他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不过小说也有把他神化的缺点。作者笔下的曹操是个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在他身上概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诡诈、残忍、多疑、机变诸多特征，是封建统治者的典型。小说还塑造了关羽、张飞、刘备、赵云、张辽、周瑜、鲁肃、陆逊等人物，他们都有鲜明的形象与个性特征。在一部小说里能塑造出这样众多的成功人物形象，这是《三国演义》突出的成就。

版本二：作为历史小说，符合历史小说的要求：基本上展示了100多年历史的真实风貌，描绘出历史的发展轨迹，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合理地解释了历史现象，塑造了一大批历史人物，还原了历史真实，表达了民众的朴素愿望。这些是一部历史小说应该完成的主要任务。

1、深刻地揭示出统治阶级的本质。（这是历代统治者的共同特征，是贬曹倾向形成的原因）

其一，残忍和奢侈。残忍的本性和糜烂的生活。（这是历代统治者的共同特征，两者之间也存在必然联系。）

残忍：曹操的人生格言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杀吕伯奢一家充分说明之。其父死于徐州，便要杀徐州人以报父仇。

奢侈：董卓建眉坞别墅，役民二十五万，其规模如长安城，囤积粮食可用二十余年，选民间少女八百余人实其中，金玉、彩帛、珍珠不计其数。曹操修铜雀台费时三年，耗费巨资，为的是以娱晚年。

其二，功利和虚伪。（廉耻的缺失和道德的沦丧）政治上的功利性和道德上的虚伪性。在一个社会*、权势欲膨胀的时代，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完全失去了约束力，对功利的追逐取代了一切。《三国演义》中，上层社会的统治者已丢弃了温文尔雅的外衣，暴露出赤裸裸的狰狞面目。在他们之间，崇高、友谊、善良、真诚等传统道德都出现了危机。取而代之的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你死我活，还有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关系等一切，都被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利益争夺所取代。甚至，连神圣的爱情和婚姻，也成了斗争的卑贱的奴婢和手段，一切美的东西，都在相反面对蜕变。王允献貂婵，就是用貂婵的婀娜多姿和甜言蜜语离间对手吕布和董卓，进而除掉董卓，达到清除奸臣的政治目的；袁术同意儿子娶董卓的女儿，是为了借吕布之手杀刘备，以消除自己的威胁；曹操嫁女儿给献帝，是为了进一步控制皇帝，达挟榭天子以令诸侯目的；刘备东吴招亲，孙权是为了控制刘备，索回荆州。

2、歌颂理想政治和健全人格。（反映出社会心理和人民愿望，尊刘贬曹倾向明显）这主要体现在蜀刘政权上，作者把一切美好的、理想的东西集中到刘备集团上，反映出尊刘反曹的倾向在小说中的影响。三国之争中曹的天时、吴得地利，刘得人和。

其一，仁德和仁政

自从儒学设计了那套“民为邦本”和仁政王道的蓝图后，就逐步沉淀为民族的社会心理和民族意识。千百年来知识分子为之奋斗，广大民众向往不已。刘备打出的就是这张牌。刘备的过人之处就在这里。刘备没有什么特长，智商一般，武艺平平，家境贫寒，虽有皇室血统，也早已远离了政治权利的中心，实际作用不大。他的制胜的法宝，就是不同于曹操的仁德和仁政。（在找到诸葛亮之前，犹如一只无头苍蝇，到处乱闯，其势力不但无法与曹、孙相比，也员不及刘表和刘彰。）具体的如下：

第一，聚义。义是仁的一种外在形式。刘备建功立业的起点就是从义开始的，即“桃园三结义”。兄弟三人抱定的是“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理想踏上奋斗征程的。这样的“义”，从此就成了他们的行动指南，行为准则。他们兄弟三人用一生在演绎“义”的内涵。义使他们的集团有了凝聚力，也有了号召力。

第二，爱民。“仁者爱人”这是最权威的解释。刘备用行动又不断地为这句话作诠释。刘备的一生几乎是爱民的一生。刘备初为安喜县尉时，就以爱民而民声大噪。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再为新野牧时，更是推行爱民政策，深得百姓好评。刘备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仁政和仁德的胜利。

其三，平等的政治关系。

与部下、大臣的关系是君臣——兄弟——朋友，以义维持，以诚感人。对兄弟、大臣表现出大度和信任。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克服重重阻力，来到他的身边，就是基于这种平等和信任。白帝城托孤的临终嘱托，令多少人泪流满襟。刘备曾自我总结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以操反，事乃可成。还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历史完全证明了他的正确。

其四，人格上重忠义

道德评判，是《三国演义》评价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三国演义》在人格的建构上，恪守的是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标准。全书写人论事，都是以忠义作为尺度，区分善恶、评定高下。一般不问其身处何方，也不论贵贱贫富，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一律加以赞美。特别是对孔明的“忠”，关公的“义”，著者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把他们塑造成了理想人格的化身。孔明竭尽忠诚，为刘氏政权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病死沙场。关公的义更是被渲染到了极至。这样的道德标准，比较多的体现了民众的理想和愿望。

其五，才能上尚智勇 《三国演义》中评价能力的一个标准是崇尚智勇。这是作为个人立身之本来肯定的。在乱世中，要走出乱世，成为强者，必须具有智和勇，作者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小说中写的最多的，称颂的最多的除忠义者外，还有两类人：智者和勇者。各个政治集团都有一大批这样的人。

3、展示战争历史。其一，战争类型。进攻战、防御战、阻击战、心理战、新闻战、（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单骑突入、十里埋伏、短兵相接、铁骑漫卷、围而不歼、打而不追；以弱胜强、以强制弱；先胜后败、败中取胜；火攻水淹、虚张声势。离间计、假降计等等。

其二，战略经验。在美国此书曾被译成《智慧之书》，元末起义领袖，曾以此书作为军事教科书。大量的战例告诉了人们：战争不是简单的军事较量，而是政治、外交、智勇多种因素的综合。如奠定曹操在北方统治地位的官独之战，改写历史的赤壁之战，安居平五路的外交战，还有从必然死亡中脱险的心理战空城计。

五、（看课本第三节）

1、全景式的战争描写

2、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

鲁迅所指出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人物塑造典型化，类型化，不真实

3、历史演义体语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

六、《三国志演义》的影响（看课本第四节） 促进了历史演义的繁荣。

1、余邵鱼《列国志传》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有关列国故事的通俗小说，明冯梦龙将他增补改成《新列国志》，蔡元放《东周列国志》。

2、《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与《隋唐两朝志传》是明代较早的两部隋唐系统的历史演义小说。

3、《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

第二章 《水浒传》

一、《水浒传》这一类小说通常被称为英雄传奇。

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异同：前者一般是从宋元小说话本中的“说公案”、“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或“说铁骑儿”之类发展而来，而后者是由“讲史”话本演变而成；前者以塑造一个或几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重点，而后者着眼于全面地描写一代兴废或几朝历史；前者的故事虚多于实，甚至主要出于虚构，后者比较注重依傍史实。这些不同也就是前者有可能突破历史事实的制约，跳出帝王将相、军国大事的圈子，将目光移向民间日常的生活和普通的人。

二、版本：（看课本第一节）

翻本系统：最早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高儒《百川书志》）（、晁瑮《宝文堂书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袁无涯《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全传》 简本系统：汪道昆《忠义水浒传》、《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第五才子书是耐庵水浒传》

三、主题：奸逼民反与替天行道（看课本第二节）

四、写作手法：用白话塑造传奇英雄的群像（看课本第三节）

五、《水浒传》影响（看课本第四节） 《杨家府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第三章 明代前期诗文

一、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

高启《青丘子歌》诗中所描绘的这位“青丘子”，显然是作者自我形象的化身。登览怀古的题材《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二、宋濂的“以道为文”的文道观 《环翠亭记》“当积雨初霁，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闪彩，晶莹连娟，扑人衣袂，皆成碧色。冲瀜于北南，洋溢乎西东。莫不绀联绿涵，无有亏欠。”

三、刘基：语言散文《郁离子》

四、台阁体（名解）：自明永乐至成化年间，在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台阁体”。台阁主要指当时的内阁与翰林院，又称“馆阁”。台阁体则是指当时的馆阁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的创作。他们的创作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之作；题材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台阁体是明代政权相对稳定和统治相对严酷的时代产物。

五、茶陵派（名解）：从成化到弘治年间，台阁诗文逐渐衰落与消退，此时名高一代的是茶陵派，最重要的诗人是李东阳，他论诗宗法杜甫，重视诗歌的语言艺术和抒情作用，反对既写模仿。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因所处的时代还免不了歌功颂德，但他们所歌咏的内容突破了台阁的局限，个人的喜怒哀乐的情绪也发抒于笔端，以及他宗法杜甫的文学主张，对当时的文坛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对突破台阁的局限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六、八股制义文（名解）：“股”即对偶的意思。因此八股文的重要特点是对偶性。明代兴起的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重要的写作方式。八股文有一套性对固定的写作格式，其题目均取自《四书》《五经》，尤其以《四书》的命题占多数，论述要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准，不能随意发挥。每篇开始以两句点破题旨，称为“破题”。然后承接破题而进行阐发，称为“承题”。接着转入“起讲”，即开始议论。后再“入手”，意为起讲后的入手之处。以下再分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部分。末尾又有数十字或百余字的总结性文字，称作大结。自起股至束股，每股都有两排排比对偶文字，共为八股，所以成为八股文。

第四章 明代中期的文学复古

一、前七子（名解）：主要活动于弘治、正德年间，成员有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是一个以李梦阳为核心的文学群体。他们的文学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除此之外，文学都不值得称道。因此在创作方面，他们把学古当成拯救时弊唯一的一个途径，从篇章结构到句法、词汇都要进行模拟，模拟的越像越好，一切以古为尚。前七子的主张对于打破台阁体的束缚效果明显，但过分地拟古，又使他们又陷入了另一种形式主义的窠臼。

二、后七子（名解）：随着前七子影响的忽见衰退，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重新在文坛上举起了复古的大旗，声势赫然，为众瞩目。其成员还有谢榛、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以王世贞声誉最大。后七子在理论上与前七子如出一辙，比前七子更加重视复古的具体化，对于创作法则规定得十分具体，细密。这种理论，必然会束缚创作者个性的表达和情感的抒发，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七子受到严厉的批判。

三、唐宋派（名解）：是指嘉靖间文坛颇有影响，以反驳李、何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派别。该派作家主要从事散文创作。一般把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都列入此派。唐宋派真正推崇的是宋代的理学而不是文学，所以严格地说唐宋派实际上是宗宋派，即道学派。创作主张注重“文以明道”，把文学再次归入道学的附庸，因此受到很多人的批判。

四、归有光散文特点：其长处在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琐事及普通人物，状情摹态，细心刻画，寄寓作者真实的生活感受，富有感情色彩，因此读来使人感到真切生动。《先妣事略》《项脊轩志》《思子亭记》等篇或记述平常事件，或抒写亲人之情，具有描写质朴自然、抒情真切感人的特点。

第十章 “三言”“二拍”与明代的短篇小说 冯梦龙和“三言”:

“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古今小说》） 冯梦龙在《醒世恒言》的序中指出“三言”命名的用意：“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也”。可见“三言”编辑的目的，在于劝谕、警戒、唤醒世人，有明确的社会功能。

“三言”每集40篇，共120篇。辑录了宋元明以来的旧本，也有一些根据文人笔记、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再创作而成，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过文人整理加工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凌濛初和“二拍”

“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基本上都是个人独立的创作。“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拍案惊奇序》）。因此“二拍”已经是一部个人白话小说创作专集（拟话本）。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言”和“二拍”怎么写商人、婚恋和官吏？

反映工商业者的发家史和价值观，商人成为时代的宠儿。

小说写商人的发家史一般有三种模式：

1、由手工业者演变为工场主。《施恩泽滩阙遇友》

2、弃儒经商、囤积居奇以致富。《叠居奇程客得助》（二拍）

3、到海外冒险、暴发之富。《转运汉巧遇洞庭红》（二拍） 商人在民众心目中成为正面的形象，进而成为时代的新宠：

1、写出了商人经商的智慧和艰辛。

在“三言”中，商人已经不再是一些贪得无厌之徒和为富不仁之辈，他们有见识、敢冒险，靠勤奋辛苦致富。小说写出了商人的艰辛，表现了“富贵本无根，尽从勤处得”的观念。如果说“三言”在写商人还十分重视道德的话，“二拍”则更重视商业行为中的机遇和投机。

2、作者对商人的态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三言”中，商人在经商在过程中重友情、讲信义、有道德。“三言”中，商人在追求“利”的同时并没有抛弃“义”，这使“三言”中的商人所获之“利”被蒙上了传统道德的“义”而显得温情脉脉。《施恩泽滩阙遇友》《徐老仆义愤成家》“二拍”则更重视“利”而不求“义”，《转运汉巧遇洞庭红》《叠居奇程客得助》。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并未写他们具有传统的美德，但他们并不损人利己，从经商（而非道德）的角度获利。

3、商人获利得到肯定的根本原因。

儒家以言“义”为操，以言“利”为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还是重“利”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魏晋以来君子一直以谈“利”为耻，这种状态到明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李贽主张不要避讳言“利”，说：“私者，人之心也”“虽圣人不能无私利之心”。“三言”“二拍”中作者对商人态度发生了与传统大异其趣的变化，既有哲学基础，也有社会风习的影响。

展示了青年男女的情爱史和婚姻观

歌颂婚恋自主，肯定真情敬重、平等互爱的爱情观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相悦成婚，礼以义起”。 《卖油郎独占花魁》秦重和莘瑶琴

“二拍”中《通闺闼坚心灯火》罗惜惜与张幼谦。 “三言”“二拍”在恋情的问题上，既突破了门当户对、父母包办的陋习，也突破了一见钟情、人欲本能的简单诠释，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2、展现了摆脱节烈观束缚的新的婚姻观

“三言”“二拍”在描写爱情时，重视表现女性的内心世界，尊重女性的情感，女子在情感上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表现了一定的独立意识。

《满少卿饥附饱扬》（“二拍”）中有这样的议论：“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酒下酒赵尼媪迷花》（“二拍”）

揭露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塑造出具有市民色彩的“清官”形象。

1、“三言”主要暴露了科考的虚伪和科场的黑暗

《老门生三世报恩》作者把那三场考试，写得如同小儿捉迷藏。如此荒唐的科举，没有什么公平可言，士子们只好把希望寄托于白日梦。《钝秀才一朝交泰》

2、“二拍”更多地描写了官吏的昏聩无能、暴虐残酷与贪财受贿。

《贾廉访赝行府牒，商功父阴摄江巡》《恶船家智赚假尸银，狠仆人误报真命状》《伪汉裔夺妾山中，假将军还姝江上》

3、塑造了一批具有市民观念的清官形象

那些贤明的“清官”，往往能重视人的价值，承认人情、人欲的合理性，《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并且“清官”在精明公正、为民做主的过程中，也不忘济私，《藤大尹鬼断家私》。这些官员不再道貌岸然、死板僵硬，他们与常人一样有情欲和私欲，但他们又不是作者否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市民的价值取向。

“无奇之所以为奇”的写作手法

1、采用巧合、误会的手法，把情节弄得迷离恍惚、波澜起伏。《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2、运用一些贯穿始终的“小道具”，使整个故事既结构完整，又波澜迭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3、突破了单线结构的模式，而尝试用复线结构、板块结构和变换视角。《张廷秀逃生救父》

4、悲剧性与喜剧性的情节交互穿插，创作一种“奇趣”。《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明代文言小说（填空）

瞿佑的《剪灯新话》、《娇红记》

第十一章 晚明诗文

“童心说”好的文学作品都是“童心”的产物。 “童心” 即“真心”。“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要保持“童心”，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P172）

公安派：在晚明文学领域，公安派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文学派别。主要人物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其中袁宏道成就最高）。因为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所以人称公安派。公安派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晚明文学新价值观的理论主张。“性灵说”是他们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口号。他们强调诗歌要真实地表现作者个性化的思想和情感，要有感而发、直抒胸臆，反对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也反对一味地模拟，这是一种受到“童心说”影响的观点。公安派的理论主张对明代中期复古运动是一场变革，使文学终于回到了抒写性情的本位。但过分地追求随意，也使其作品有过于率真浅俗之病。（名词解释）

竟陵派：在公安派锋芒消退的情况下，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他们都是湖北竟陵人，因名竟陵派。竟陵派在理论上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但他们也看到了公安派的流弊在于俚俗、浅露、轻率，便提出以一种“深幽孤峭”的风格来纠正。与公安派不同，竟陵派也主张向古人学习以成其作品之“厚”，但又不像前后七子那样追求古人固有的格调，而是要用自己的精神为主体去体会古人的精神所在。所以他们解说古诗，常有屈古人就己的。（名词解释）

小品文：明人所谓“小品”，并不专指某一特定的文体，尺牍、游记、传记、日记、序跋等均可包容在内。其特点是体制短小精悍，重视表现自我（此与性灵说有密切联系），完全区别于传统所看重的用散文来阐释国家政典、理学精义之类的“高文大册”。题材上的显著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在散文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的状貌和趣味，渗透着他们的生活情趣；率真直露，注重真情实感，不论是描写个人日常生活，表达审美感受，还是议论时政，抨击秽俗，时有胸臆直露之作。（名词解释） 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三个文集）

复社与几社（填空）

复社：崇祯初年，太仓人张溥、张采等发起有政治团体性质的文社，取名复社。 几乎与复社同时，松江人陈子龙与夏允彝、徐孚远等创办了几社，与复社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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