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学戏剧鉴赏课学习心得
经过半学期的西方现代戏曲鉴赏的学习。虽然不能说对西方戏曲很了解，但也有了初步了解。在此，我做一下中西方戏曲比较。
（一）悲剧喜剧在戏剧中的界线：
古代希腊戏剧严格区分为悲剧和喜剧。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模仿，借以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感情得到净化。而喜剧总是同缺陷、错误、丑陋连在一起的，喜剧总是模仿比今天的我们更坏的人。这类坏并不是一般意义上说的，而是指“咎由自取”丑的一种形式，在西方多少世纪以来，都以此界定。“悲”与“喜”的界限判若鸿沟，不可逾越。
在西方戏剧中悲剧情节往往是连贯的三部曲，喜剧则只有一出，不论悲剧或喜剧全是诗体，但二者的语言风格截然不同。悲剧语言高雅，格调严肃崇高。喜剧语言通俗易懂，格调诙谐，有时甚至低俗。首先举起悲喜剧混杂大旗的是16世纪意大利作家
瓜里尼，他的《忠实的牧羊人》打破了悲喜剧的框架。此后的西班牙作家维加也提出了悲喜剧混合，到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则成功地将崇高与卑贱、恐怖与滑稽、悲怆与诙谐混合在一起，但他却在这一点上遭到非议。
中国的戏剧从一开始，悲喜剧的界限就不是那么森严。它走着市民艺术的路子，实现着与现实生活合拍的路子。现实生活“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戏曲则多为悲喜交杂，苦乐相错，乐忧相衬，庄谐并与。同一剧目，见仁见智，悲喜难辨。如《琵琶记》采用了平行交叉的手法，穷与富，悲与喜爱，一折一折相扣，一喜一忧。而西方戏剧则多采用喜 ;悲 大悲的手法。如《罗密欧与朱丽叶》，罗朱约会，私自结婚（喜） ;罗密欧杀死泰保尔脱和巴理斯（悲） ;罗密欧与朱丽叶双双死去（大悲）就符合这一戏剧规律。中国的戏剧发展形式则为喜 ;悲 ;喜 ;大悲 ;大喜，与西方的格局不同，如《西厢记》张崔相见，一见倾心（喜） ;叛将孙飞虎欲夺崔，崔夫人允婚（悲） ;张生写信求援解围（喜）;崔夫人悔婚，拷打红娘崔张被迫分离（大悲）张生考中状元，崔张团聚（大喜）。
（二）艺术理念之不同
悲剧是戏剧的最重要艺术主题。中西方都有悲剧的艺术经典。
中国的悲剧是以“苦戏”、“冤戏”、“哭戏”为特征。舞台上大多是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弱势群体，是如窦娥般弱小善良、无辜受害的小人物。这种苦戏演示出主人公的悲惨遭遇、却缺乏剧烈的冲突。在戏剧的矛盾冲突中，主人公的抗争非常软弱，仅表现在对上苍和青天的乞求。悲剧的脚本作者，希冀以道德、伦理、来评判善恶、来贬责社会的不公；以轮回报应抚慰受伤和破损的心灵，来缓释社会的矛盾。同情弱者的社会心理能激发出观众的眼泪，甚至激起义愤。但义愤仅仅是义愤，缺乏殊死抗争的刚勇和对社会的感召力。
中国古代戏曲中的“大团圆”结局，体现的是“礼乐之和”和“治世之音”。中国人固有的“伦理信念”保障和支撑着“大团圆”结局的实现和完成。中国人喜欢“大团圆”这一固有模式，这是一种心灵的慰籍和自我的满足。权力场域力图矛盾对立的转化，靠“中庸伦理”、“消愁补恨”来平和冲突。“大团圆”式的结局，符合各自所需，它是艺术场域与权力场域相协调的必然产物。
中国悲剧以惩恶扬善、先苦后甜为结局，但这种结局一般不是抗争的结果，而是依赖外力的作用，表达的只是善恶有报的愿望，这是中国戏剧的艺术理念。
西方悲剧舞台上常以英雄为主角。赞美使其拔高，甚至神化。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抗争，让人看到正义的力量。在正义和邪恶的较量中，任何胜利都必须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但人类的希望也正在于此。西方戏剧塑造出许多不甘心向命运低头、向邪恶势力屈服的正面形象。哈姆雷特品格脱俗、精神超拔，在克服犹豫、迟疑和过分善良的个性之后终于拿起正义的复仇之剑。[4]
西方戏剧的结局方式与传统的中国戏剧大相径庭。它没有皆大欢喜、没有功德圆满。剧中的英雄用一种义无反顾的精神去斗争，哪怕选择与邪恶共同毁灭的极端方式。正是这种不惜以牺牲宝贵生命为至高代价的斗争，体现了西方戏剧艺术的精神内核。它是社会改造、社会进步的动力。
（三）中心事件和人物
中国戏曲往往选取生活中的某个侧面或用局部生活反映生活中带有全局意义的东西，描写人物多为对正面人物的赞美。喜剧人物往往是以弱取胜，以智取胜，反言显正，寓庄于谐。常常表现人民的自信心和乐观的精神。他们相信站在正义的一边，有力量战胜邪恶。因此剧中的人物往往敢于藐视比自己强大的反面人物，对他们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如《望江亭》中的谭记儿，敢于面对带着上方宝剑
的权豪势要的逼害，抓住敌人的弱点，巧施机智，赚到权剑金牌，将杨衙内置于死地。再如《》窦峨冤》《救风尘》都在作品中艺术地反映了人民的力量。带有理想的光辉，但又符合社会现实。
中国戏剧很少象西方戏剧那样以下层劳动人民为讽刺揭露的对象，相反总是用高高在上的权贵的愚蠢、卑劣作为下层人民聪明、高尚的陪衬。高贵的宦门子弟往往凶狠恶毒，为非作歹，而平民百姓则是忠诚老实、聪明机智，互相帮助。这一切都与戏剧产生于民间有关。
西方写悲剧，人物必须高贵，事件必须崇高。如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中主人公是高贵的公主，索福克洛斯的《安提戈涅》的主人公是王子和公主，在戏剧中表现的则是“英雄时代”的事件。
西方写喜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主人公则必须是小人物，因为崇高往往与高贵联系在一起。如《伪君子》，不论答尔丢夫是“叫花子”“苦行僧”还是“座上客”，还是奥尔贡一家，身份都是卑微的，它描写的是发生在商人家的事件。
但中国古典悲剧人物却不象西方戏剧有那么多的身份局限，悲剧中的人物可以是豪门权贵如《长生殿》中的唐明皇、杨贵妃，也可以是普通的小人物如《桃花扇》中的李香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