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摄影遇上田野调查
不妨先从左边这张《加拿大沃特顿湖国家公园的生与死》数字拼贴图像说起。这是加拿大人类学家、视觉艺术家特鲁迪?琳恩?史密斯（Trudi Lynn Smith）基于历史照片的再创作。这幅图像由两部分照片组成。图像中的黑白自然风景历史照片由加拿大地质学家和测量师乔治?默瑟?道森（George Mercer Dawson）于1874年拍摄，他与加拿大地质调查局合作，测量和标定了加拿大与美国的边界，并帮助政府勘查资源。这是迄今为止被?l现的第一张这个视角的大沃特顿湖国家公园照片，照片所拍地现在已成为一个热门景点，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有意或无意地在这个角度进行拍摄。而图像中的彩色蝴蝶是来自特鲁迪所见的蝴蝶死亡事件，她在沃特敦田野调查期间，目睹了公园游客驾车穿过正在迁徙的蝴蝶，无数蝴蝶被压扁，或死在路上，或死在汽车挡风玻璃上。人们在去风景名胜区的路上驱赶蝴蝶，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蝴蝶是公园的宝贵财富，几乎没有游客会关注或记录它们的生死。特鲁迪拍摄了一些蝴蝶的肖像，然后反复地将它们拼贴在道森的历史照片上。特鲁迪试图通过在田野调查中的参与式观察和体验（除了拍摄蝴蝶，她也曾在历史照片所拍地拍了一张照片），了解照片如何作为一个事件出现及游客在景点的拍摄习惯，并表达出对历史和地理空间的主观感受。自2003年以来，特鲁迪便围绕着加拿大沃特顿湖国家公园这个保护区进行田野调查，与科学家、游客、艺术家和当地人合作，通过摄影探索和连接生态与社会的复杂性。这幅图像与一篇艺术家自撰的学术文章共同成为整个田野调查项目中的子项目，这个项目最后呈现为一本限量版的艺术家书籍，书中特鲁迪以折叠的方式呈现这幅图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图像是其电子化的印制品，保留了折痕，看起来又是一幅历史照片。另外，特鲁迪还将学术文章主标题取名为“保护区的历史摄影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Historical Photography in a Protected Area）。
既走到田野中去调查记录和感受，又回到工作室对历史档案和实地调查资料以叙事同时也以反叙事的方式去建构、重塑，特鲁迪的这件作品呈现了当代摄影、当代艺术创作的一种重要策略：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fieldwork），也称作实地研究（field research），美国人类学者古塔（Akhill Gupta）与弗格森（James Ferguson）在《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一书提到其来源，田野调查作为一个学术词汇首先被博物学家所使用，最早由以前的动物学家哈登（A.C.Haddon）介绍到人类学中。19世纪，主要来自贵族阶层的知识精英讽刺去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认为这是不体面、没有技能的人干的工作。随着大学体系的发展和殖民统治的需求，田野调查成为越来越被认可的研究材料来源。进入20世纪后，这群做人类学的知识分子被贴上“摇椅上的人类学家”的标签而受到广泛批判。如今的人类学家在追述田野调查方法的系统形成时往往会提到发迹于英国的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他倡导的科学田野调查后来被公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也常被人当作人类学的关键标准。马林诺夫斯基在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归纳了基于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的三大核心 ，“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其次，他应当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来搜索、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 1960年代以来，由于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和发展，马林诺夫斯基式的科学田野调查所秉持的客观性遭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与此同时，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发展起来的传统人类学在知识生产中缺乏对权力的反思也遭到严厉的批判。其中，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詹姆士?克利福德的两本著作《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与马库斯合著）和《文化的矛盾》引起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克利福德认为民族志中反映的仅是“部分的真理”，人类学的研究不是作者单方面的作为，而是与研究对象间双向的、互为主体的结果。克利福德还指出个人的田野经验转译成民族志文本时，有着许多作者无法控制的多重主观性与政治限制。在对田野调查的描述中，研究者的反思取代了客观性的经验描述，成为当代民族志的重要形式。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类学的感官转向（sensorial turn）使得民族志的书写更注重主观体验，它倡导从“身体观”转向到“身体感”，在田野调查的参与观察过程中，民族志者置身于地方场所的同时，也成为地方场所的组成部分，变成了知识生产中的主体之一，并通过视觉、味觉、听觉、触觉以及嗅觉将个体体验、观察和地方知识融会贯通，形成有效的互动。
综上来看，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及对田野成果的描述， 不管是信奉“科学”、“客观”，还是注重个人主观体验，采用的田野调查有很重要的共性，即“一种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 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研究方式。”（这里引用风笑天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第四版对此的阐述。另外，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中还会用到结构访谈、半结构访谈法、抽样法、谱系法）
那摄影与田野调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它们如何相互介入、吸收、接纳彼此？这是本期专题中主要探讨的问题。
从田野调查在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因为倡导研究者走向“田野”，它与摄影对外部世界的指向有着天然的联系，而它们的变化路径也颇为相似。摄影术在发明之初，由于外部世界早就是其他艺术类型和文化形式所表现的主题，而当时的照片似乎可以印证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人们信任摄影能“还原现实”，具有“精确性、真实性”，这与早期人类学田野调查不谋而合。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迅速将摄影运用到田野调查工作中，以确保研究资料来源的可靠性，而他们若不便远行，会同摄影师合作来论证研究成果。比如，考古学家菲力西恩?凯纳尔?德?索尔西在1854年与摄影师奥古斯特?萨尔茨曼（Aguste Salzmann）的合作。学界以索尔西手绘的素描和地图的不准确性为由否定他对耶路撒冷的研究成果。萨尔茨曼提议用照片来取代手绘图片。数月内，萨尔茨曼实地踏查，拍摄了150张照片，最终证实了索尔西理论的真实性，结束了论战。与那些景色秀丽的风景照片完全不同，萨尔茨曼的影集《耶路撒冷》由文献照片构成，目的是为了论证某一个论题，参与某一个学科论战。可以说，摄影和田野调查的紧密联系几乎从一开始就在证据和知识生产的影响下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