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十八大报告里第二句关键的话就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现在有一种误解，有的人说西方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甚至有人说西方经济学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西方最权威的经济学教科书，他在书中就明确指出：所有的社会都是既带有市场经济的成分也带有指令经济的成分的混合经济，从来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纯粹的市场经济（见萧琛主译的《经济学》第18版第7页）。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市场主要应发挥好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政府主要应发挥好保障公平公正的作用。而这两只手之间谁强一点，谁弱一点，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这个问题，大体上分三种类型，第一类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例如美国、英国等，政府对市场管得较少；第二类称为莱茵模式，例如德国、法国等，政府管得稍多一点；第三类称为东亚模式，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政府管得更多一点。我国政府管得比东亚国家又更多一点，政府对于市场一贯是处于强势的。由此可见，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如果政府和市场配合得好，会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结果，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配合得不好，市场的效率就会下降，而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经济体制是一个社会一定时期关于资源占有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的系统化的制度安排。计划经济体制最核心的制度安排是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以指令性计划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新中国成立后,在学习和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从1949年到1957年,逐步建立和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是由一系列互为条件、互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构成的。这些制度安排存在明显的内在缺陷。从实质上说,纵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就是一个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就是制度创新和制度结构的变迁过程。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制度变迁之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期的制度变迁,既表现为正式制度安排的变迁,也表现为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变迁。但是如同任何经济体制的运行都需要支付成本一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的制度变迁是一个费用昂贵的过程,只有使制度变迁的成本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使社会成员对改革给予持续的支持。改革以来20多年的制度变迁进程表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巨大成就,初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改革目标,改革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欠缺和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改革中存在明显的制度缺失。在制度缺失存在的情况下,要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必须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但是制度创新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21世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在存在制度创新困难的条件下,要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必须采取有效策略推进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与这一目标相联系的制度框架可以分解为四个方面:一是建立市场化的农村经济制度;二是构建有效率的微观经济制度;三是创建稳健的宏观经济制度;四是培育适应市场经济的非正式制度。然而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现转型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重点，我认为要做到以下两点：
一、产权明晰化和产权社会化
新制度经济学无可争辩地论证了产权制度是经济制度中最根本的制度,并且揭示了明确产权关系对于资源配置效率产生的积极意义。受其启发,本文认为,经济运行所要求的经济主体与财产联结关系的内在逻辑,存在产权明确化和产权社会化这样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两个基本趋势.产权明确化,指的是在个别主体与财产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对应关系。只有个别利益主体的产权界区清晰,才能保证主体行为的规范和减少产权归属不明导致的摩擦和冲突,真正激励经济主体追求财产积累的积极性、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产权社会化,则是指社会成员对财产的普遍占有和广泛参与趋势,即在多元经济主体与财产之间建立起直接对应的关系,这是历史进步和社会公平的必然。产权明确化和产权社会化是推动经济运行的两大巨轮.巨轮间啮合不配套势必增大经济运行的摩擦系数,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和资源配置的无效率。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伟大的历史进步,无视这种进步是荒谬的。但无需否认的是传统公有制并没有显示出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越性.其主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们都没有找到公有产权结构的实现形式,或者说兼容产权明确化和产权社会
化的经济形式。公有产权既要为个人所有,又要同时为个人的集合体所有.这在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形态下都是一个典型的熊掌和鱼难以兼得的矛盾选择。实物资产呈现多样化的形态,有些实物资产虽由可拆分的散件组成,但拆分后的散件并不具备整机的功能。可见产品经济无法兼容产权明确化和产:权社会化的趋势.产权二重趋势的矛盾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可能得到合理解决。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也赋予产权以实物产权和价值产权二重形式。在价值产权取得了证券形式后.更提供了在不损害实物产权的完整性同时,任意分割价值产权的技术。正如我们在现代股份公司中所见的那样,个人如何处置对应于他的价值资产,一定程度上都不会影响到整体实物资产在生产过程中发挥功能。实物资产和价值资产既和谐统一,又各自独立,分别具有不同的运动形式,较好地体现了产权明确化和产权社会化的有机结合。我国正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市场经济的成功取决于高效率的公有产权结构的确立。为此我们一方面要继承传统公有制可以大规模集中社会财富进行投资建设,在速度和规模上的优越性,同时要克服传统体制下普遍的预期不稳定和行为短期化;另一方面要扬弃私有制必然产生的生产资料占有不平等而引起的利益冲突和对抗性矛盾,同时又要保留来自财产的动力、激励、责任、风险约束等合理内核。
二、制度成本和委托一代理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为主线,以经济体制的组织与控制为研究中心,形成独特的概念范畴(如交易费用、产权、契约等)和研究方法.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改变我们长时期以来形成的只注重经济现象的一般规律和基本关系研究的方法,使人们从对一般经济规律的研究转换到对经济运行过程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结构、制度安排和制度绩效的研究.从而使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更具体,理论更贴近现实。比如,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制度也是可以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的。一种制度是否有效,决定干这种制度的安排能否实现资源配置成本和组织实施及监督成本的最小化。确立制度的成本概念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长时期来,我们在制度安排上只强调“需要”,不重视成本,造成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制度失效。我们今天运用成本效益观点来分析现存制度,进行新的制度设计将会产生一系列新的认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委托—代理关系及其激励、约束机制问题的分析,对于构造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尤其对我们分析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及激励和约束机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国有企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产权界定不清,而是委托代理关系混乱,代理成本太高,激励机制不足,约束机制乏力。解决这些问题既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又要采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新制度经济学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方法论指导。当然,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是私有财产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熟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在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中国问题时,要特别重视初始条件的分析,重视不同社会和文化环境对制度的影响,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理论。如我国经济改革的初始条件是存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的起点是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我国经济较落后,目前正向工业化国家迈进,存在资金积累严重不足、就业十分困难等特殊问题,政府的作用将更特殊;我国受到几干年传统文化影响,受到40多年社会主义观念的熏陶,这些观念的沉淀都将在制度变迁中发生重要作用。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差别因素,简单套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我们的分析就会失去现实意义。
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经济学界显然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产权”一词在经济学文献中的频繁出现,即是一例.但中国学者所使用的‘产权”,已赋予了新的含义,或者说,已经对此进行了中国化、民族化的改造.比较多的学者,都是在“所有权与所有权所派生的经营权”含义上使用“产权”的。我想,这一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中国经济改革所要完成的任务所决定的。首先,中国经济改革必须解决所有权虚置问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有经济组织的所有权在事实上是虚置的,由于国家具体地表现为各级政府和各种政府机关,因此,这些政府与政府机关都可以以所有者身份干预企业,但是,它们并不对自己干预的后果负责任,企业的投资风险是没有承担者的.而这一点,在私有经济为主体的西方市场经济国 家,的确是不存在的.在那里,私有经济的所有权自然是明确的。其次,中国经济改革必须解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问题.传统的国有经济组织必然是政企不分的.企业所有的生产经营权全部集中在国家手中。因而,企业也就失去了承担盈亏风险的责任。由此看来,国家掌握经营权,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在市场经济中,我们必须把企业塑造成浊立的商品生产者.既然是独立的,就必须完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把财产委托给企业家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