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题:论晋商精神 主 讲 人：吴秋生
时 间：2010年12月1日 星期三晚7:00—9:00 地 点：SJ14 讲座内容:
1、悠久辉煌的晋商。⑴晋商：历朝历代的山西商人。⑵新晋商。⑶辉煌历史。⑷兴衰原因。
2、关羽与晋商精神：关羽形象的塑造；关公的诚信义气。
3、晋商兴盛的原因：⑴明朝政府“开中制”政策.⑵山西具有浓厚的重商文化。⑶地理位置优越,“天时、地利、人和”
4、晋商的主要精神：⑴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创业精神。⑵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的商业精神。⑶信义用人，恪尽职守的职业精神。⑷中庸和气，团结互助的团队精神。
5、晋商衰落的原因。
6、晋商的文化遗落。
摘 要:晋商是明清时期国内商帮之首，称雄商界500余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可与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相媲美。晋商在竞争激烈的商战中逐渐创造出一种特殊精神，这种精神主要包括坚韧不屈艰苦创业精神、开拓进取努力创新精神、诚信敬业崇尚荣誉精神、团队合作同舟共济精神、应变图存自我调整精神等五个方面，我们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
关键词:晋商;创新;诚信
晋商文化中开拓、诚信、坚忍、勤奋的精神，不仅在数百年中成就了一代代晋商叱咤风云、建功立业的梦想，对当今商界精英、创业者、管理者乃至普通民众，同样产生着积极深远的影响。
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勤奋、敬业、谨慎、诚信
作为古晋国的封疆,山西简称为“晋”。晋商,通常泛指旧时的山西商人。凡从事手工生产、贩运贸易、商品交易及金融业务的山西商人均可称之为晋商。所以,晋商又俗称“山西帮”,也称作“西商”“、山贾”或“中国
旧时山西省籍的商人”。“晋人善商贾”, “晋人长理财”被誉为佳话,至今传颂。晋商自先秦时代出现,发迹于15世纪末,到16世纪70年代进入鼎盛时期。19世纪20年代,山西票号诞生,晋商由贸易领域挺进金融领域,其资本之雄厚,覆盖面之广大,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其经营地域之广,项目之多,影响之大,唯有徽商能与之相比。到19世纪末,是晋商最为辉煌时期,晋商稳固地垄断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市场和资金调度,而且涉足东、中、西亚广大地区,甚至将贸易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因而名震中外,汇通天下,显赫异常。在南至香港、加尔各答,北上莫斯科、彼得堡,东延东京、神户、大阪,西到阿拉伯国家的广阔地域里,遍布晋商足迹。当时流传着一种夸张的说法: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
晋商在竞争激烈的商战中逐渐创造出一种特殊精神,这种精神主要包括坚韧不屈艰苦创业精神、开拓进取努力创新精神、诚信敬业崇尚荣誉精神、团队合作同舟共济精神、应变图存自我调整精神等五个方面,
我们把它归之为“晋商精神”。
1.坚韧不屈艰苦创业精神。
晋商采用“人弃我取,人无我有”的策略,把外省商人不曾经营或不受重视的货物,不论大小,不论贵贱,不论远近,只要有利可图,就选择时机及时贩运。如张家口至恰克图一段约有2900华里,地旷人稀,溯漠大荒,流沙无定;夏季酷暑难耐,数日不见水源;冬天溯风呼啸,气温至零下30度以下。途中冻僵冻死者时而有之;春秋两季,时遇风沙骤至,填路埋人;间或突遭匪劫,丢命失财,死于天灾人祸者,时有所闻;每次运货颇费时日,约经数月至半年,若逢不顺,有终年不得达者。至于赴外国经商,一去无回埋骨异域者,屡见不鲜。晋商正是以这种“辟开万顷波涛,踏破千里荒漠”的艰苦创业精神纵横于国内外商场,并取得巨大成就。所谓“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不畏艰辛,敢于冒险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2.开拓进取努力创新精神。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由利益而驱动的进取精神,是明清晋商鏖战于商场的精神动力。清人纪晓岚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可见山西人是把经商作为大事业来看,他们通过经商来实现其创业立家、兴宗耀祖的抱负,而这种观念正是使其在商业上不断进取的极其巨大的精神力量。 (1)山西商人在经营行业上的创新,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他们拥有雄厚的金融资本和敏锐的商业头脑,开创了印子钱(为小民解决燃眉之急)、账局(为工商业融通资本)、票号(中国银行的乡下老祖父)三个中国金融史上全新的行业,因此几乎垄断了从平民日常借贷、官员上任费用、工商业资本借贷、远程汇兑等等金融
领域的大小业务,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2)山西商人头脑灵活,在经营手段上不断根据经商实际情况,推陈出新。第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自东自掌到聘用经理负责经营,东家不再负责具体经营,是资本积累到一定规模的必然。委托或聘用经理经营,是企业体制的重大变化,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了分离,比自东自掌那种体制更有利于产业的发展。财东按照合约将全部资本交付经理后,便不再过问号事,静候经理年终报告。经理既受财东依赖与委托,故而经营业务也十分卖力,领导全号同人前进。经理在号内有无上权力,各伙友均须听命于经理,但同人皆有建议权,不受任何拘束,伙友可对小事相宜行事,但大事须决之于经理。每年年终,经理将营业情况报告各股东。平时倘有重大事故,须临时报告各股东。第二,银股和身股。资本与人力的合作,表现为东家出资本,经理等出人力。而经理人等出的人力,除东家要按企业的工薪标准支付年工资外,还要把人力当作股份即人力股或顶身股,与资本股同享分红的权利,类似于今天的员工持股制度。“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银股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抛出、补进或增添新的股东。身股只参加分红,不承担商号或票号的亏赔责任。顶身股在极大程度上代表了员工资历和经商能力。顶身股是山西商人企业特有的一种制度,其他省份商人并不实行。顶身股制度的实施,从表面看似乎东家把一部分的利润让给了职工,减少了收益,但从长远来看,顶身股制度使劳资关系融洽,对促使职工更加勤勉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顶身股制度不论对已经顶上身股的职工还是没有顶上身股的职工,都具有诱惑力、推动力、凝聚力,核心在于职工顶身股份额和分红数额都是在不断增加的,对职
工产生了不懈的推动力。山西商人在明清之际称雄商界五个多世纪的辉煌历史,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这与他们多年经商,不懈地探索摸索,积累大量的经验,进而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敢为天下先的意识是分不开的。创新精神来源于商人对发家致富的强烈渴望,对资本增值的不懈追求,对商业活动近乎宗教般的狂热和虔诚。
3.诚信敬业崇尚荣誉精神。晋商的敬业精神,也是常为人所称道的。敬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榆次富商常氏一改“学而优则仕”为“学而优则贾”,能数代集中优秀人才锐意经营商业,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文化的商人群体。由于他们把儒家教育的诚信、仁义、忠恕精神引入商界,从而有了常氏商业之繁盛。可见,把商业作为一项终身的崇高的事业来对待,正是山西商人经商取得成
功的重要因素。
(1)以诚为基。所谓“诚”,主要指真诚不欺,诚实无妄。我国商业活动中有一条至理名言,即“诚招天下客”,其理论基础就是儒家关于“诚”的学说。“诚”对中国商人,尤其是晋商影响很大。第一,诚意敬业。敬业是晋商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立足点,是事业成功的有力保证。晋商前往塞外不毛之地,经过“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的杀虎口,其中的风险和艰辛常人难以忍受,但顽强进取的晋商毫不退缩,离别家乡,离别亲人,打开商路,拓展事业,颇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雄风。第二,以诚待人。诚实待人表现在对待掌柜、伙计、同行、客户等方面。对待掌柜(经理),晋商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真诚待人。在对待员工上,晋商不因其身份卑微而对其进行欺压,更重要的是能尊重其人格。在商业运营中,晋商绝不损人利己,坑蒙拐骗。在晋商的经营活动中,审时度势、薄利多销、诚信专
一、慎待相与、节俭自律以及灵活机动的营商战术,都起着一定的作用,
然而诚实不欺尤其重要。
(2)以信为准。所谓“信”,一般指讲信用、重信誉。可见“,信”与“诚”是密不可分的。第一,利以义制、立信为本。晋商在经营上不惜折本亏损,也要保证信誉,以致各地百姓购买晋商的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晋商在经营过程中能够非常恰当地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坚持义利统一。晋商训道中一句流传最广的口头禅,就是“信义为本,禄利为末”。“信”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它对广大顾客有强大的吸引力,是商业兴旺发达的源泉。第二,守信为用、崇尚信誉。商业交往离不开“信用”这条纽带,恪守信用,维护信誉是商贸往来中必须遵循的商业道德。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钱不骄傲,赔本不气馁,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有了信用,才能赢得客户,山西票号在半个多世纪里成为发挥中央银行作用的金融机构,票号的管理机制自然有一些优势,然而,山西票号经营过程中讲求信用则更为关
键。
4.团队合作同舟共济精神。晋商在经营活动中非常重视发挥群体力量,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晋商的组织结构以血缘和地域关系为纽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家庭、家族组成的一个显著特点。山西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先秦时期儒家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晋商对血缘关系更为认同和重视。晋商的先辈们为使自己所创的家业,能够传续下去,总是严格的按照嫡庶之分,将其家业传于自己的嫡子嫡孙,并且从对内亲和外戚的区别上,先择其内亲辅佐经营,而后才是外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个在血缘关系上以嫡系为核心、以内亲为基干的经商世家或商贾望族。如盐商中的蒲州籍王家、张家,介休籍范家,平阳籍亢家等等。除了这种血缘关系以外,在外经商的晋商,还以同乡或同宗为纽带组织和发展起来的一些以同乡为主的商帮,如太原帮、汾州帮、闻喜帮、平阳帮、泽潞帮、蒲州帮,以及祁县帮、太谷帮、平遥
帮。
清末,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国内外商业竞争力量也在加强。晋商为维护既得利益,巩固已获得的商业阵地和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彼此连接起来,互相提携,互相帮助,形成一个纵横连接,网络贯通的地域性商业集团,世称“山西帮”(或称晋帮、西帮)。如中俄恰克图贸易,长期以来一直为晋商垄断,商号最多时达120余家,各商号组合成商会,维护共同利益。各店如同一家,一致对外,与同行竞争,使外帮势力无法涉足其间。晋商
于异地经营,特重乡情,同舟共济,且热衷组织同乡会和会馆。晋商通过组织商会进行同行间的经济管理和协调,维护本会的共同利益,约束全员,避免内部争斗,一致对外。
5.应变图存自我调整精神。晋商本身带有晋人刚毅务实之风,在经商过程中又养成了一种遇挫折不气馁,面对困难不低头,想方设法去应付和解决问题的应变图存精神。原先晋商销于国内外的茶叶,皆为福建武夷山所产,但到1853～1856年,由于太平天国的兴起,进货渠道受阻,晋商及时转向两湖采购;后来他们发现两湖交界羊楼洞、羊楼司一带,雨量充沛气候湿润甚宜种茶,便指导当地农民栽培,并获得成功,很快就解决了茶源问题,同时还设场加工制造砖茶,发展了当地最早的手工业。
旅蒙晋商根据市场特点和实际情况,采取了许多灵活机动的经营手段,从而获得了成功。主要有走屯串帐篷,游动经商和城市集镇贸易。旅蒙商与蒙古牧民的交易,主要是以物易物,基本上是以砖茶为一般等价物。进入蒙古各地的山西商人,精于商业营销,尤其注意蒙古牧民对商品的特殊要求。他们为了做好对蒙贸易,很注意学习蒙族语言,曾自行编纂用汉语注音的《蒙古语言》手册,要求赴蒙贸易者熟练掌握。在经商活动中,还注意蒙族的风俗习惯,做到入乡随俗。他们还学习和掌握一些医疗针灸技术,在行商活动中对蒙民的一般病症予以医治,以获取蒙民好感,从而顺利达到贸易目的。他们还极力讨好蒙族亲王、贝勒等贵族,以便在商业活动中得到支持。经过长期多方面的努力,旅蒙晋商终于开拓并巩固了他们在蒙古草原的商业活动,以致在一般牧民心目中,把晋商看的和牧主台吉(蒙古低层统治者)一样重要。
总之,艰苦创业是晋商精神的内在本性,创新是晋商精神的力量源泉,诚信是晋商精神的灵魂,群体保障是晋商的环境支持,适时求变是晋商精神的永恒追求,这五种精神的相互促进成就了晋商的辉煌。晋商精神不仅是山西人的一笔精神财富,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当今的时代竞争日益激烈,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运用晋商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商业道德在商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晋商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山西地处内地,从事商业的客观条件不是很好,晋商能够在明清时期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帮,与其在经营过程中注重商业道德有着密切关系。晋商的商业道德既继承了前人商业道德的精华,又有一定的创新,其内涵非常丰富,影响极为深远。晋商的商德规范有很多,以下几项内容构成了晋商商业道德的基本内涵。
1.诚实守信
恪守诚信,是保障商品交换的正常秩序,维护经济正常运行的必然要求。“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1]宋代周敦颐在《通书》中对诚做了本体论与人性论证明,说“诚”是“圣人之本”与“百行之源”。中国古代商人很早就提倡“重然诺守信用”,标榜“诚商”、“廉商”,反对“奸商”、“佞商”,把诚信作为最主要的商业道德规范。这个传统被晋商一直延续下来,并且不断有所发展。
晋商诚实守信有三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是商号内部讲诚信。大多数财东对经理的工作并不多加干预,一切放手给经理去做,决算时如果亏赔,只要不是人为原因,财东并不责怪经理失职,反而立即补足资金,以期重整旗鼓。其二,在商号之间守诚信。晋商非常重视朋友间的信誉。晋商对待“相与”,极其慎重,不乱交往。经过多方了解后,认为可以与之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即婉言谢绝。一经来往,没有特殊情况,总是竭力维护关系,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断交。可谓“慎始慎终”。万一对方倒闭,成了呆账,也就听之任之,当做教训。多数晋商之所以能这样做,和他们所恪守的诚信道德规范是分不开的。其三,对顾客诚信。顾客是商家的衣食父母,所以对顾客诚信尤为重要。晋商深知只有讲信用,重然诺,不欺诈,人们才乐于与他们交易。商业赢利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态度来取得,永保信誉,才能成功。晋商坚持诚信为本,做任何一桩
买卖,总是脚踏实地,赚了不骄傲,赔了不气馁,宁肯赔钱也不做玷污招牌、坑害顾客的勾当。孙中山先生在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讲到信义,中国古时对于邻居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义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2]这一点在晋商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2.爱国济民
古代许多商人具有爱国爱民美德。春秋时那位矫称君命犒师、智退来袭秦军的郑国商人弦高,树立了爱国商人的历史形象,堪称后世经商者的楷模。而活跃于明清时代的晋商于此更有许多表现不少商人致富以后,乐善好施,出资周济邻里、关心孤老、扶助贫病、施棺掩骸、买药治疫、修桥铺路、筑堤设渡、建立义仓、设立家塾、兴办学校、修复书院、资助刊印书文等,这些在地方志中记载甚多。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令军中所俘妇女,其家愿赎者,可放归。商人承统闻听故旧女子多俘在中,“乃遍访诸营,倾囊赎以归其家”[3]。
又如临猗人阎天
杰,经营盐业五年,赢利数万,旋辞商回家,倡修庙宇,周济苦民,每于岁暮,设施饭衣,终身不辍[4]。晋商渠本翘早在1804年就捐银2万余两创办祁县中学并亲任总办。道光十七年(1837)因捐助书院,知县赠匾“崇文尚义”;光绪五年(1879)八月,因捐助山西官书局刻书,巡抚曾国荃赠匾“义关风雅”。常赞春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藏书捐赠榆次学堂,山西巡抚恩寿赠匾“士诵清风”。光绪三年(1877)山西灾荒捐资三万余金,巡抚曾国荃赠匾“好行其德”;在义和团运动中,常氏十三世立教,由村众举充乡团团长,“与村人赵君成业、刘君秉仁协议安置拳众毋扰,并练团丁,以防他匪侵入”。晋商诚心为国诚意为民的美德足以流芳百世。
3.崇商敬业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是重农轻商,在社会等级序列“士、农、工、商”的等级安排中,商处末序。但明清时代的晋商却早已打破了这种等级观念,他们认为商和士、农、工是同等重要的事业,都是本业,同样要敬。如柳林县《杨氏家谱》称:“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业不可废,道惟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本业者,其身所托之业也。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生理些小买卖,皆为商贾,则商贾即其本业。此其为业,虽云不一,然无不可资以养生,资以送死,资以嫁女娶妻。……无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矣!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这种观念在山西地区影响深远。雍正二年(1724)山西巡抚刘于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5]以至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为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6]晋商不把经商仅仅视为谋生的手段,而是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来对待,并世代沿袭。 山西人自宋元以来就形成了一种崇商敬业的浓厚意识,鲜明地树立了“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思想观念,这就为晋商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人才基础。
4.崇尚勤俭
在生产相对不发达的中国农业社会里,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是中国人一贯提倡的优良作风。“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7]勤为开源,俭为节流,两者结合,才能肥家守业。山西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比较差。旧称:“晋省天寒地瘠,地物鲜少……人稠地狭,岁之年入,不过秫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8]在这种环境中出身的山西商人,多能不畏艰险,万里行贾,勤俭经商。晋商恪守“黜华崇实”、“修己安人”的训诫,矢志追求“师道立而教化行,理义明而风俗美”的境界,努力做到“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
用事童仆
共苦乐”。他们认为,“勤俭为黄金本”。据记载,“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9]。纪昀也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望,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
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10]明《五杂俎》中称:富商“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奢而山右俭也”。清康熙帝南巡时说:“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11]
清人魏禧有篇文章说,晋商在扬州做生意是五利之徒,而其他商帮则为三利。“五利”指商人一年跑五次,少赚多跑,这当然需要勤俭精神。由于五利之商跑得多,货物周转快,虽利薄但多销,少取多予,勤俭而不伤廉。
勤俭打造了晋商独特的气质风范。
5.心存礼让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2],在商德上集中表现为“心存礼让”的规范。晋商关于礼让的要求规定得甚为具体细致。如商号经理录用学徒时,要求学徒“仪态大方,家世清白,懂礼貌”;一旦入号后,不仅要对学徒进行严格的职业道德训练,还要将其派往繁华商埠,以观其德行。清代晋商炳记《贸易须知辑要》,记述了晋商接待顾客的规矩和方法:“说话第一要谦恭逊让,和颜悦色,言正语真,方成正人君子”;“生意人无大小,上至王侯,下至乞丐,都要圆活、谦恭、平和、应酬为本”;“柜上做生意,平心静气,和颜悦色、下气怡声,婉转相达,此乃
生意乖巧之第一”,如此等等。
真正的礼让不能停留在表面,而要表现在内心里。盂县商人张静轩说:“(经商)结交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含忍心。愿使人鄙我疾,勿使人防我诈也。……前人之愚,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忠厚留有余。”[13]在事关利益上依礼而让,这才是真正的礼让。
本商号内和商号之间的“礼让”都很注重。大德通号规中规定:“各处人位,皆取和衷为贵。在上位者因宜宽容爱护,慎勿偏袒;在下位者,亦当体世自重,无得放肆。”[14]正是这种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使晋商之间既有平等的竞争,又有相互支持,从而形成了晋商的整体形象。
晋商在经营活动中,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以及商会立法的形式增强相互之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之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这样不仅使晋商业务范围越来越大,而且在商界和金融
界保持了数百年立于不败之地的局面。
6.严禁陋习
经商之道,首在得人。晋商坦然正视商人群体中的陋习,剖析自己人性中的种种劣根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坦坦荡荡,从从容容,这不能不说是晋商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又一个“诚”字。
山西各商号或票号对可能发生的种种陋习劣迹,均有成文的规定,如宿娼纳妾、酗酒赌博、吸食鸦片、接眷出外、擅自开店、投机取巧、蓄私放贷、买空卖空、款借亲友、挪用号款、懈怠号事、涣散无为、苟且偷安等等,均在严禁之列。特别是“吃、喝、嫖、赌、抽”更列为严禁之首。许多创业传世的商人往往“贾业儒行”,洁身自好,不染恶习。山西乔家在乔映霞持家时,定立家规,“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祁县帮大德通票号也规定有“七不准”:“一不准接眷外出,二不准在外娶小纳妾,三不准宿娼、赌博,四不准在外自开商店,五不准染习不良嗜好,六不准蓄私放贷,七不准用号款借与亲友。”[15]还规定:“严禁陋习。不论何人,吃食鸦片,均干号禁。前已染此弊者,责令悔改,今后再有犯其病者,依号规分别处理。”这样的号规在晋商的商号或票号中俯首可拾,举不胜举。可见,严禁陋习是晋商的一大商德准则。 晋商的繁盛发展时期跨越明清两代,历经500余年。晋商按照商业道德规范处世和经商,不仅使晋商实现了以德敛财和以义制利,而且陶冶出一种特有的商业文化景象——淳朴而敏慎、诚笃而灵活、和衷而况博、聚财而修德。晋商优秀的商业道德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