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对新型城镇化这个事情大家比较关心，从十八大报告就提出来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那么中国特色和新型这两个前缀到底管哪几个，这是有争论的，因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这个词是在党的十七大里面就讲了，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是有一个严格的界定，那么就是对中国特色新型这六个字管不管信息化，管不管城镇化，管不管农业现代化，我们倾向还是要管，就是说我们的信息化道路也好，我们的城镇化道路也好，或者是我们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也好，都是中国特色的，而且都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的，所以它是新型的，不是传统的现代化道路，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还是用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这个概念。
那么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来，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那么城镇化这个问题最近这一两年议论很多，特别是十八大以后，各方面对城镇化的问题非常关心，国家有关部委也多次进行调研，提出一个我们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那么这个规划一直出不来，就是因为这个规划里面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复杂，各方面的认识也很难统一，就是争论很大，所以这个规划一直没有出来，现在已经到了十一月份了，在年底之前我想应该能出来。那么在这个背景下面，我们今天我想讲三个方面内容，一个就是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理解，你老是说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内涵是什么，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第二个部分内容就是说，我们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到底是基于什么考虑，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面，我们讲城镇化到底有哪些考虑；第三个也是今天要讲的重点问题，就是说我们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在这个过程中间到底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重大而敏感的政策性问题，在解决这些重大敏感的政策性问题上面，这次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给我们指出了什么样的方向，就是说我们的跟城镇化有关的改革路线图到底属于什么情况，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我们老讲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那么就肯定要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有一个理解的问题，就是说这条道路的内涵是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城镇化的概念，一般意义上的城镇化就是说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那么很多人就是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叫城市化率，这是进行横向比较，所以大家一般是从这个角度理解城市化。但其实城市化的过程更是资源向一定的空间聚集，或更高效率配置的过程，就是说我们人到城市干什么，它背后的内在的经济逻辑是什么，它是为了追求更高效率，就是追求资源配置效率，这是城市化最根本的动力，那么这个过程应该说是无论是人的城镇化也好，还是说我们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好，这都是世界各国普遍的一个发展规律。
尽管如此，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它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起点不一样，所以它的道路模式也是不一样的。从我们国家来看，很长一个时期，在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间，对城市化的问题重视并不够，因为从国家战略层面，直到2000年的时候，就是到十五届五中全会的时候，在制定十五计划的建议里面，才提出来要从国内实际情况出发推进城镇化，就是说在2000年以前，从国家层面、从中央的层面是没有城镇化的战略考虑的。那么十五计划纲要里面明确提出来要实施城镇化战略，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来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那么十八大报告里面又加了两个字，就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包括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那么之所以说强调中国特色和新型，我想这是中央从我们国情出发、借鉴世界各国经验做出的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
那么它的内涵到底是哪些方面，有很多解读，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搜集一下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中央重要文件，对新型城镇化道路本意的阐述有多种概括，最早的是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里面提出来的，就是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那么很明显这里所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更多的是从生态文明建设角度讲的，所以讲了八个字就是集约、智能、绿色、低碳，这应该是新型城镇化道路很重要的特征，但不是全部。李志强同志反复强调要推进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个也是有所指，就是说我们现在的52.57%的城市化水平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城镇户籍的农民工及其子女，所以他强调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今年七月份中央政治局在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的时候，也提出来要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个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种重要的提法对我们正在编制的《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我个人感到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诠释比较全面的，或者是比较系统完整的，应该是国家发改委的徐绍史主任今年的6月26日，代表国务院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城镇化工作的报告里面讲的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对我们下一步的城镇化的总的思路把握的是比较准确的，就是说要紧紧围绕推动城镇化崭新发展，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畅行为保障，促进产业发展、就业转移或人口聚集相统一，走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四化同步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
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四化同步，这十六个字应该是比较全面、系统准确的概括了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内涵，那么我们分别来看一看，再细化一下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到底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我觉得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第一条就应该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因为城镇化道路是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我们不应该提城市化，应该讲城镇化，也有人认为我们讲城镇化不讲城市化是一种倒退，那么城市化和城镇化之争，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对城市化道路的不同理解，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应该把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作为我们国家现阶段推进城镇化的特点，这种观点一般对特大城市、大城市的规模是持控制规模的。比如说我们有108个大中城市的城市总体规划是需要国家批复的，那么这108个大中城市的城市规划，国务院在批复它们的城市规划的时候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其中肯定有一条，比如说某某市到2020年城市建成区规模不得超过多少多少平方公里，组成区人口控制在多少多少万以内，这是一种标准的文本，它代表的一种倾向，就是至少是从中央政府的立场的角度上，就是至少对这108个需要国家批复的大中城市的发展规模持一种设置上限的倾向，持这种观点的人特别喜欢用德国的情况来印证他这个观点，因为德国的情况是非常符合我们所想走的这条城镇化道路，很多人以德国为样板，认为我们国家应该走这样的一种城镇化道路。
但是另外也有一种意见，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搞大城市，因为大城市效率高，只有大城市产业集聚度才高，我们的资源要素利用效率才高，而且也有助降低我们整个的物流成本，其实在全世界也有很多人主张我们应该走大城市道路，持这种观点的人他们往往以日本、韩国为例，就是从东京都市圈到首尔都市圈，他们所聚集的人口规模，他们所聚集的GDP规模，在日本和韩国所占的比重是相当高的，就是向大城市集中。我们认为无论是大中小城市也好，还是小城镇也好，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就是说这两种主张也不能说是截然对立起来，怎么去调和这两种主张，那么就是在这次的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发展城市群，通过城市群这种部署形态，把我们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机的联系起来，因为我们想也是，随着我们现在交通条件的改善，随着我们通讯手段的改善，我们很多一小时经济圈或者是三小时经济圈，在这个圈里面就能够囊括很多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所以说城市群是下一步推进城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形态，所以我想我们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理解，恐怕第一条就是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第二条就是我们现在强调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不能把农村忘了，应该是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的城镇化道路，我们强调这一条也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也是借鉴国际经验，因为大家很清楚拉美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很高，但是它们的农业农村问题没解决好，所以进入拉美陷阱。那么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到的就是要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农村绝对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所以我们想就是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应该是我们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一个非常重要的未来。李克强就任总理以后，第一次到外地考察，很多媒体对他这一次考察有很多解读，因为他是就任总理以后的第一次外出考察，所以它也带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也恐怕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今后五年施政的理念。那么他第一次考察是个什么样的考察呢，很多媒体说他这次考察是一种新四化之旅，因为他在这一路上就是围绕着新四化来进行考察，他首先考察的是我们的农业现代化和小城镇，他就说通过股份合作、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等多种形式发展现代农业是一个大方向，就是说适度规模经营可以提高土地劳动效益，更好更多的提供农产品，对新型城镇化会形成有力的支撑。
那么我想这里面同样有一个道理，就是说在城镇化的背景下面要同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我想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第三个内涵，特别是在当前就是要积极稳妥，健康的推进城镇化，这应该是我们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所谓积极就是要抓住城镇化进入快速推进阶段的历史机遇，充分挖掘城镇化蕴含的重大的需求空间，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积蓄力量，我们觉得在现阶段推进城镇化还是要遵循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要妥善解决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重要转变。就是城镇化不是那么简单的，它要解决产业结构的问题、就业方式的问题、人居环境的问题，甚至社会保障的问题，所以城镇化又是个系统工程，它有它的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要遵循这个规律，所以还是要稳妥。
大家恐怕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从十六大、十七大到十八大，在讲城镇化的发展目标的时候，口径上是有所差异的，十八大报告在这个口径上稍微有所修正，它更多的强调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咱们看看十八大报告里面，讲到2020年我们全面小康的目标的时候，在城镇化这个问题上用的一个词就是要提高城镇化质量，没有再强调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并没有把这个比重作为我们2020年全面小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而强调的是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这恐怕也是有它的考虑。
第四个我觉得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从狭义的角度讲应该是一种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这样的一种城镇化更能体现它的新型和时代特征，就是在我们当前这种时代背景下面推进城镇化，要结合我们的发展理念的转变，同时给予集约智能、绿色低碳，讲集约更多的是讲土地资源，就是我们还是应该努力发展紧凑型城市，集约使用土地资源，因为在过去一个时期，我们的城市化过程中间，我们土地的城市化要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就是说我们城镇建成区扩大的速度远远大于我们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最后导致我们的城镇建成区的人口密度在下降，人均使用的土地面积在增加，那么这种情况显然是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人多地少这样一个基本国情的，所以我们在下一步的城镇化过程中间要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就是要提高土地的集约程度，发展紧凑型城市。
我们以前讲的是三化同步，就是说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十八大报告加了一个信息化，就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突出信息化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但是我觉得信息化更多的仍然是一种工具，是一种技术手段，信息化要体现到工业化里面去，要体现到城镇化里面去，也要体现到农业现代化里面去。那么信息化体现到城镇化里面，就是要提高我们城市的信息化水平和管理水平，寄希望通过提高信息化手段的利用来提高我们整个城市的管理水平，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在生态文明理念的大旗下面，就是要有绿色低碳的问题，就是我们城市化怎么样提高可持续性，怎么样改善环境质量，怎么样改善人居环境，这恐怕也是下一步推进城镇化要坚守的基本原则，也是非常有现实针对性的，因为我们现在城镇化水平到了现在这个阶段，50%已经有很多问题暴露出来了，包括我们北京的空气质量问题，包括长三角和珠三角，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提高，我们大气环境、水环境，甚至包括土壤环境都带来一些新的问题，那么在下一步的城镇化过程中间怎么样走绿色城镇化的道路，怎么样走低碳的城镇化道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那么为什么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解读，第一个角度就是需求导向，我们现在讲新型城镇化，是因为我们寄希望通过城镇化为我们的经济增长培育积蓄力量，第二个角度就是问题导向，就是因为我们前一个时期的城镇化过程中间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下一步的城镇化没法推进，第三个角度就是更大的角度，从我们国家发展阶段，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我们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阶段，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也必须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不能走拉美国家的那种城市化道路。
我们看看第一个角度，我们现在强调城镇化，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因为我们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在减弱，我们需要引导新的力量，那么新的力量来自哪里，很重要的途径就是新的支撑力量来自城镇化，这应该是中央领导反腐强调城镇化，我想肯定是有他们的一个基本考虑。当然我们也知道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建制镇的过速，我们的以人口城市化为代表的城市化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城市化水平，仍然是滞后于我们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也滞后于跟我们国家目前发展阶段近似的其它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那么怎么去理解我们的城市化滞后，怎么去做一个横向比较，我们刚才讲的通用指标是用人口的城市化率，我今天想换一个角度，不用人口的城镇化水平这个指标，我们想用灯光指数，所谓灯光指数就是从太空看地球，就是说光照比较亮的基本上是工业化、城镇化比较高的地区。
我们看看中国的情况，整个台湾岛的西海岸基本上是一个工业化、城镇化的走廊，就是一条白色的光带，工业化、城镇化非常密集，这个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再看看珠三角，整个珠三角这一带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城市群，我们再沿着东南海往上走就是长三角，长三角的面积可能比珠三角要大，但是稍微要分散一点，整个长三角这一带城市群也是规模很大的，基本上成型了，再往上走找到京津唐，京津还是比较有亮度，唐山还是比较暗，就是北京、天津基本上能看出来，京津唐的城市群基本上也形成了。我们想我们大陆除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以外，其它地方都有分布，但是没有特别集中的城市群，这就是说我们现在城市化的现状，在很大的意义上也是我们国家现在整个生产力布局的现状。
我们再看看几个典型代表地区，我们看看日本和韩国，我们刚才讲日本和韩国走的是大城市发展道路，我们看日本东京都市圈，两千多万人在一个城市群里面生活，大阪那块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群，我们看韩国的首尔，韩国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和日本的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跟我们刚才看到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相比一目了然就能看出我们滞后到什么程度。我们看欧洲，欧洲是工业化、城镇化先行国家，它们的工业化、城镇化应该说已经完成了一个过程，整个分布是比较均衡的，我们再来看美国，美国也是跟中国差不多，它是东西发展很不平衡的。通过这个比较，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特别是我们的城镇化还是滞后的，滞后实际上就是意味着还有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怎么去挖掘，这个潜力怎么去释放，这就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对于城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分析这个关系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我们讲一个国家的城镇化，从30%-70%是这个国家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我们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是1996年城镇化水平第一次超过30%，我们是2011年第一次超过50%，这就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30%的节点上碰上了一件事情，就是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间，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增发国债和西部大开发，比如说我们当时搞了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工程，但是在那个过程中间我们的城市化，为我们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有很大的贡献。就是说我们96年的时候城镇化水平过了30%，我们知道城市化水平过了30%以后就进入到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那么我们从30%到50%这20个百分点在较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在这个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从30%-50%这20个百分点，其中有一个特殊因素，就是在这个期间我们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结构偏差得到了比较大的矫正，这就意味着我们被压抑的城镇化动能得到了一定的释放，这是我们讲从30%-50%，城市化的发展对于我们有效的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碰到第二个节点，就是我们在2011年实现50%的城市化水平，在这个前后我们又碰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国际金融危机，我们08年年底遭遇到国际金融危机，09年以后一直到现在仍然在跟国际金融危机做斗争，那么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在起初阶段我们并没有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城镇化，也没有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城镇化上，而是采取了其它的一些措施，比如说我们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应该说是有分歧，有不同看法，当然从当事人的政治制定者的角度是充分肯定，对我们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刺激政策是充分肯定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包括很多专家对我们这个期间的刺激政策甚至有一些批评，说我们实际上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旧的增长模式和强制政府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增长的发展路线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是另外一种思路。那么到底怎么样，因为现在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整个全球经济复苏非常缓慢，怎么样去继续应对这一次的国际金融危机，怎么样去把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我们的动力从哪里去找，这是现在各方面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复杂，之所以困难，还有另外一个背景性的因素，就是这一次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跟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刚好是叠加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也应该下一个台阶，就是说即使没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应该下一个台阶，就是中国经济已经三十多年快速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各方面的资源要素绷得很紧，因为我们要转变发展观，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我们要调整经济结构，它就必须把经济增长速度放下来，所以说即使没有国际金融危机，我们的增长速度也应该降一个台阶。
那么对城镇化的厚望，应该说很多人有这种希望，但是李克强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寄希望更大，因为他在当副总理的时候就反复强调城镇化对扩大内需的作用，因为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间，当时的主流政策就是通过刺激政策来支撑经济增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开始就强调内需的问题。应该说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角度讲，从我们应对我们中国潜在增长力下降的角度，我认为重视城镇化的内需潜力是有道理的，我们讲的第二个角度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强调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因为我们现在城镇化发展到现在这个节点上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必须正确的审视，如果我们漠视这些问题的存在，继续按照前一个阶段城市化发展的道路或者模式进行推进的话，就会积累一些新的问题，最终导致这些问题无法解决。
那么现在有哪些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在下一步的城市化过程中间要加以克服，我想有四个问题，一个就是城市的二元结构这样一种局面，如果我们不去解决的话，我们的城市化是不可持续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城市化的开发建设的筹资模式，第三个问题就是城镇化发展，虽然我们将城镇化总体是滞后，但是城市化的局部的泡沫化问题同样是存在的，这个问题如果不去正视和解决的话，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的目标就要落空，第四个就是我们城镇化大规模的布局和区域的布局严重失调。
我们看看第一个问题，城市的二元结构这种局面不可持续，就是我们这个二元结构最开始是讲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结构，问题是我们的城市化水平从30%提高到50%的过程中间，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我们还产生新的二元结构，就是在城市内部形成一种新的二元结构，那么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从物质形态的角度，就是我们繁华的中心城区和简陋的棚户区的明显反差，这个反差算是城市内部的物质形态的二元结构，包括北京都有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是人的二元结构，就是城市内部的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二元结构，这是我们城市二元结构的人的形态表现。无论是物的形态上的表现，还是人的形态上的表现，这种二元结构在我们过去一个时期的城镇化过程中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下一步的城市化过程中间如果我们不去解决这个问题，等我们的城市化水平基本完成了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解决这两个二元结构，到那个时候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比现在要大得多，所以这是二元结构不可持续。
第二个就是我们城市化的开发建设筹资模式不可持续，在以前的城市化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计划价征地、市场价卖地，来赚取土地的差价款用于城市的建设，这样一种筹资模式存在很多问题，我们农民现在还是在通过土地的价差为我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做贡献，这种局面不改恐怕是不行。那么我们现在城市化建设筹资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搞城市建设，这样就导致我们的地方债大幅度增加，那么地方债现在到底是多少还没有一个最新数字。我们现在官方公布的有两个数字，一个是2010年年底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是10.7万亿，第二个数字是今年上半年公布的，是对其中36个城市进行了审计，截止到2012年年底，这36个城市的地方债增长速度大概是增长12.4%。这样推算下来如果是10.7万亿，增长12.4的话，那么到2012年年底，我们的地方债应该是12万亿，但是这个数字很多人并不认可。
对于这个问题，这次十八届三总全会明确提出来要编制地方资产负债表，今后如果有一个地方资产负债表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市长当了三年还是五年，不仅仅能看出他干了多少事，还要看他欠了多少债，这才能够完整的比较准确的评价一个市长的政绩，现在三中全会自己提出来了，我想这恐怕也是今后我们遏制地方债扩张的一个很有效的手段。
第三个不可持续的就是泡沫化，就是说我们52.57%的城镇化水平对我们的工业化程度和GDP发展的水平是不相称的，但是在整体滞后的同时又出现了局部泡沫化的局面，这个局部泡沫化最近一年多媒体反应比较多，因为这几年对城市化持批评态度比较多，基本上他们更多的是看到了我们城市化过程中间的一些不健康、泡沫化的东西，比如说国际化大都市的概念，第二个是摩天大楼的问题，第三个泡沫化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谓的鬼城问题，这种情况现在也比较严重，这恐怕是下一步要去消化的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我想在我们最近这个时期，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间出现的这些泡沫化现象，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四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城镇化失衡的布局不可持续，所谓失衡一个是从城市的规模结构来看，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仍然是一种大的大、小的小，就是我们的优质资源集中在大城市，中小城市或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很差，公共服务不足，本来我们的城市化道路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现在实际的情况是非常不协调，从区域布局来看，跟生产力布局是高度一致的，就是东高西低。那么我们就非常希望我们的东中西部地区能够真正协调发展，要做到工业化的真正协调发展，也要做到城镇化的真正协调发展，在下一步的城市化的布局中间，应该有意识的把我们的一些城市群，把我们的一些城市体系中的一些关键节点，要有意识的向中西部布局，这恐怕是下一步要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中央之所以反复强调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第三个基本考虑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跟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有关系了，就是我们希望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当然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概念了，我们去年的人均GDP大概是6100美金，我们已经按照世行的标准，我们应该是上中等收入国家，就是说我们在中等收入这个阶段已经走了前半程，应该是过去的还比较顺利，我们也非常希望上中等收入这个阶段走的也比较顺利，这样最终到2020年我们能够比较顺利的跳出中等收入阶段，成功的迈入高收入阶段。最近包括林毅夫教授他们很多人比较乐观的预计，按照我们7%-8%的这样一种增长速度，我们到2020年人均GDP到12700美元是非常有把握的，就是到12700美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变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是他们非常乐观的估计，应该问题上不是太大，但是12700美元的高收入水平只是高收入国家的一个门槛，一个入门级的水平，因为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也很大，我们要顺利的度过中等收入阶段，为进入高收入阶段以后，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我们同样要重视城镇化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同样要推进新型城镇化道路，因为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强调新型城镇化，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问题的解决和城镇化还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的收入分配问题，比如说我们的人口结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自然环境问题，这些问题都跟我们走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有很大的关系。我想讲第三部分，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重点，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中的若干重大政策问题，应该说城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的面非常宽，在这个过程中间要碰到的政策问题肯定很多，我想梳理一下，围绕五个字来分析我们下一步城镇化过程中间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中央特别是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一些新的思路，我想围绕人、地、钱、益、权这五个字，对下一步我们的城镇化过程中间可能遇到的一些政策性问题做一番树立。
一个是人的问题，我们刚才讲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那么人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人的问题主要是农民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问题，这个问题又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城市之门怎么打开，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户籍制度改革，这次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有这么一段话，就是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这就是要促进农业人口市民化，要促进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取向，就是要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的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我们看看这次的户籍制度改革的路线图，基本上遵循是一种按城市规模大小来把握户籍改革的尺度，所以大家看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户籍制度改革上的一个尺度，就是分四种类型。
我们的城镇化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是农民怎么退出农村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人的城市化这篇文章同样做不好，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按照十八大报告讲的，就是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部分，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这一部分，都涉及到了这些问题，我们仔细的去理解这次三中全会的精神，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更多的是强调建立一个农民退出的机制，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问题上，这次三中全会也讲到了要扩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明确提出来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就是说土地承包经营权已经近似一种完整产权，改革到这一步的时候，农民为他下一步的流动奠定了一个制度基础，这是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角度。
从宅基地的角度，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同样提到了，就是要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部分地方稳妥审慎的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的出租、转让、抵押、继承，我们想农民住房的财产权如果能够有偿转让，实际上也是为农民今后退出农村进入城镇奠定一个基础。我们看看集体资产股份改革的部分，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明确说，但是我们能感觉得到，它很多的制度设计是朝着一个有利于农民进城的方向设计的。所以说人的城镇化就是会涉及到城市这扇门怎么打开，也涉及到农民对农村的这个根的取舍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为什么强调人的问题，也是为什么中央反复强调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批评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城镇化是一个半城市化，或者是一个城镇化的夹生饭，我们52.57%在城镇人口里面，大概有17个百分点的人口是没有城镇户籍的。如果我们在不改革的前提下，到了那个情况的时候，70%的城市人口里面，有35个百分点的人没有城市户籍，那样的城市化肯定是一种非常不健康、非常不稳定的城市化，现在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解决我们已经有的这17个百分点的人口问题，还要解决新增加的17个百分点的人口问题，所以我们一共要解决大概35个百分点的人口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非常艰巨。
我认为农民进城的问题就是一个中国难题，我想至少要有这五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是在城乡二元体制基础上推进城镇化的，这样一个问题就带来了进城人口市民化有一个成本消化的问题，就是说城市和农村是两种管理体制，需要有很大的成本，那么这个成本怎么去消化？第二个难题就是我们的房价上涨严重透支未来，我们是在这个背景下面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那么就面临进城人口如何安居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房价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达到的水平，我们是严重透支未来，我们把未来20年房价上涨的空间提前用足了，这样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民进城以后怎么办？我想第三个难点就是我们国家是在东中西差距非常明显的基础上来推进城镇化的，这样导致我们的农民工长距离迁移，导致一个人口进城的稳定性非常差。第四个难题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我们是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推进城镇化的，面临农民如何退出农业农村的难题。第五个难题就是我们在农民进城的过程中间，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我们农民进城习惯扎堆，扎堆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度非常差。
我们把这五个问题讲细一点，成本消化问题，那么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是多少，就是看公共开支这部分，需要公共财政承担的成本，很多专家有很多测算，最近的结果大概是13万左右，就是说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大概要10万左右，那么这个成本怎么去消化，这个就是非常难。到目前为止，从城市的角度仍然是一种要劳动不要劳动者的倾向，户籍制度改革是城市政府最为谨慎的一个改革措施，那么其中一个就是所谓异地高考改革方案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这次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因为你要重视人口的市民化，这个问题总得解决，就是稳步推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跟户籍制度挂钩的公共服务到底还有哪些，我们应该做一个梳理，对那些花钱不多的、社会效果好的这样一些基本公共服务，应该先取消跟户籍挂钩，这点北京市已经做到了，比如说北京市办老年优待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做得比较好，就是类似这样的，目前我们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里面，跟户籍挂钩的应该做一个梳理，一项一项的解决，解决到最终，那就是让户籍变为一个人口管理工具，而不是一种社会福利的管理工具，到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户籍制度大家就不会那么关心它了，所以我想要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我们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很多制度设计上，是从推进农民进城的角度来设计我们的制度，这一条也是非常明显的。这次三中全会在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问题上有一个亮点，就是说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的机制，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条措施，就是今后财政对中央各地的转移支付，要跟这个地方吸纳农民市民化的数量挂钩，就是鼓励你吸纳农民进城，我觉得这是导向非常明确的一个措施，这个措施如果要真正实行起来，我想对下一步的农民的市民化步伐会有一个很大的促进，这是这次三中全会一个很大的亮点，我们下一步在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上，在住房保障这个问题上，恐怕也要下很大的工夫。
第三个问题就是农民工市民化难，因为农民工高流动性，人要随着产业走，问题是产业又随着比较优势走，我们看看跨省农民工的总量2010年达到顶峰，达到7700多万，从2010年以来开始就下降，跨省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实际上是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就开始下降，我们在很多劳动力输出大省，现在它们反映在本省务工的劳动力已经超过了出省的劳动力，当然这是好事，但是这样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三天两头的换一个地方，带来很多问题，至少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对我们产业工人的素质提高很不利，农民工没有一个有效的培训机制，今后我们国家整个产业升级，要变成制造大国、制造强国，优秀的产业工人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农民工高流动性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对我们流入地的城市政府的城市规划带来很大影响，比如说广东这样的很多城市，按照过去的那种产业结构能容纳一百万劳动力，那么我们的产业转型升级以后，我用的人就少了，可能就只能容纳五十万劳动力，我这个城市是按照一百万来规划建设，还是按照五十万人来规划建设？所以说人口的流动性对流入地的城市政府也带来很多困惑。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集体所有制，这是中国特色的东西，就是说在私有制的情况下面，农民进城有它的道路和问题，我们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推进农民进城，就会面临我们特有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理解的集体所有制，是一种共同共有制，这是我们现在集体所有制的一个特点，集体所有制这样一种特点，显然是跟我们现在人口的高流动性不相容，我们现在是农民高流动性，农民不断向外迁徙，那么这样一种集体所有制的产能制度安排显然就不利于人的流动，现在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就是集体资产比较多的地区，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有些大学生也是这样，原先因为包分配，所以大学生就把户口迁走了，那么中间又不包分配了，户口又迁了，到最近就是说户口可以不迁，农村大学生上大学以后，现在很多人就不迁，但中间有一段时间是迁的，而又不包分配，这部分大学生现在就是要回去，我的户口要落下去，现在就是在集体经济不发达的地方，他户口落回去问题不是太大，但是在集体资产非常发达的地方，他要再把户籍落回去就非常难了。
还有一些地方，当了公务员、当了国家干部之后，他的户口也没迁走，甚至有些人利用自己的职权把自己的户口落到城郊农村，因为要宅基地，那个地方的宅基地含金量恐怕一块上百万，那么像后来也进行了一些清理，所以现在我们这个集体产权制度确实跟我们城市化的进程不相容。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就试图要解决这个问题，三中全会讲了就是要赋予农民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及流转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的权能，就是扩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范围，农民有更加完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后，他就能更放心的流转土地。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来，用五年时间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办证，11月12号三中全会一闭幕，安徽就公布了《安徽农村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在20个县搞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它们提出来到2015年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办证。
那么这次三中全会讲到的就是要保障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和继承权，大家注意这句话非常关键，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和继承权，这是集体资产制度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因为以前我们讲叫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这是很大的一个突破。为什么要这么定？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集体资产组织的成员，你取得了集体资产股份以后，你可以长期持有，你可以随便迁到哪里去都没关系了，就是说你可以放心的落户城镇，你在集体资产组织里面占有的资产份额仍然是你的，你可以占有收益，你也可以有偿卖掉，你也可以抵押给别人，你也可以继承，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这种制度设计也是为了能够城市化，这个问题对我们城郊农村特别有意义，因为到城郊农村，包括北京市，很多城郊农村的地被征完了，农民都上楼了，跟城市小区一样，也有城市户籍了，但他仍然跟其他的城市居民有很大的差别，他还是对这个集体高度的人身依附，就是你还不能脱离这个集体，脱离这个集体以后，你就对这个集体资产的份额就没有了，这次改革以后就是说把集体资产实行股份制改造以后，这种集体经济就是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与刚才讲的传统的集体经济有本质的区别，这种集体经济的产能结构就有一定的开放度，因为原先的集体经济是高度封闭的，就是自己的人没有有效退出的机制，外面的人也没有有效进入的机制，这次三中全会讲的就是你可以有偿退出、可以抵押担保、可以继承，这就建立了一个退出机制。
这是三中全会讲的集体股份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宅基地的问题，三中全会讲了保障农户的宅基地用益物权，改变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抵押、担保、转让。大家知道这句话也是有重大突破，但是非常谨慎，之所以说它非常谨慎，是因为这句话没有直接涉及到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问题，它是保障农户宅基地的用益物权，改变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但是它提到了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的问题，我们知道房地是不可分的，你的农房是盖在宅基地上的，农房的财产权抵押、担保、流转了，那农房下面的宅基地怎么办，这次三中全会没讲，但是我觉得房地不可分离，农民住房的流转就意味着它下面的宅基地使用权肯定要随着房子流转，但这里面没有直接讲到，我说它非常谨慎，就谨慎在这里面。
还有一个非常谨慎的是说它是要选择若干试点审慎稳妥的推进，那就是不是全面都做的，只是选择部分试点，所以在宅基地方面非常谨慎，比如安徽版的土改方案还是有很多限制条件的，安徽版的土改方案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尺度是怎么比较的，我说它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就是安徽版的改革方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尺度范围之内，它无非是抢了一个时间，如果要追求起来，安徽版的土改方案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全文公布之前抢先公布了，它的改革方案里面很多具体内容跟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照一下，基本上是在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它无非就是提前落实了。
第五个问题就是本地人和外地人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农民工进城，实际上是一种移民现象，但是这种移民现象有精英移民的特征，比如说都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比较高的，就是年轻力壮的在移民，这个移民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老乡带老乡，老乡带老乡有它的好处，就是说能够相互照顾以及相互提供帮助。但是老乡带老乡，带来的问题是在农民工流入地，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发达的小城镇，小城市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大城市的问题不大，因为大城市的开放度比较高，但是小城镇是一种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它的外来移民如果是在一起抱团进来的，那么跟当地的原居民就会形成鲜明的两个群体，这两个群体会因一些很细小的摩擦导致一些较大的社会冲突，那么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研究城市化的时候，在研究农民工进城的时候，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最近我搜集到三个案例，包括我们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的大墩村，大墩村是一个牛仔服之都，家家户户办工厂，当然指的是本地户籍的村民，有本地户籍的人家家户户办工厂，人人都是当老板，四川农民工给他们打工，外来人口大大超过本地人口；浙江湖州市吴兴区的织里镇，这个地方也是生产童装和休闲装的，安徽芜湖的农民工比较多；广东省中山市的沙溪镇，是宜宾一带的农民工比较集中，那么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比如说外来工的子女和本地人口的子女在学校门口打架，就是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最后酿成一些重大的社会冲突。
我们搜集这些案例的目的是为了分析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为我们下一步完善城镇化政策提供参考。那么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规律性现象呢，从事情的起因看都很小，从对抗的人群看都是外来工和本地人口，从人口的构成看，外来人口大大超过本地人口，从产业看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是说劳动密集型产业，小城镇外来人扎堆，这三个因素集合在一起很容易跟我们的城镇化进程造成障碍，就是下一步在我们的城镇化过程中间，促进外来工和本地人口和社会融合，恐怕是我们下一步城镇化要下大工夫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讲第一个是人的问题，我们讲第二个问题是地的问题，地的问题恐怕地方政府官员比较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地的问题无非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地的指标，因为我们国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间为了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所以我们每年对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就是从04年开始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到现在我们每一年国家下达的指标是600万亩，所以说这个指标非常紧张；第二个问题就是增值收益分配，就是我们在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和降低工业化、城镇化的土地成本之间很纠结，就是我们一方面要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政府在这个中间是很为难的，我们看看指标的问题，指标的总量现在是控制的，要新增加很难，因为要不到新指标，那么我们就要花钱改造，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国有土地上房屋与补偿条例》公布以后，利用城市的增量土地改造的成本大幅度提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城市政府希望搞城市新区，不希望搞老城改造，因为老城改造的成本太高。
那么现在很多地方在解决土地指标的问题上想到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就是说城市建设要用地没有指标，农村人口要大量的进城，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空心村，怎么样通过农村的改造提高农村的建设用地的集约度，把节省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移到城市建成区里面来，就是说我们在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不增加的前提下面，在18亿亩耕地红线得到坚守的前提下面，来满足我们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用地需求，这是目前国土资源部门想出来的唯一一条出路，因为18亿亩红线不能破，城市化用地的要求又要满足，只能从农村的城乡建设用地的有效利用上做文章，这就是增减挂钩。
我就说对这个问题有争论，就是赞成增减挂钩的人认为这种做法有利于减少农村土地浪费率，有利于边远农村分享城镇化产生的土地收益，有利于推进城镇化，赞成的这一方基本上是国土资源部门，以及热衷推进城镇化的人；那么反对增减挂钩的人是什么人，是人口资源部门以及社会学倾向比较重的人，他们希望保持农村格调的人基本上是反对增减挂钩，他们认为这个容易导致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流失，特别是容易导致传统村落形态和乡土文化被破坏，因为包括我们河南的新乡、山东的德州这一带看到，在通过增减挂钩搞所谓农村新社区建设确实有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到目前为止很多地方还是很热心这件事情的，他这么做有他的道理和合理性，但是对这种做法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也应该有足够的估计，我们认为增减挂钩如果说我们的前提不变，因为任何事情我们的任何选择和行为都是有前提的，我们说如果把18亿亩红线作为一个条件，把城市化发展要占地作为一个大前提。
那么在这个条件和前提下面，减少农村建设用地就是大势所趋了，增减挂钩是减少农村建设用地的一个比较好的制度设计，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其中有几个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要明确农民腾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的补偿范围，第二个就是指标价格不能形成定价，应该通过市场形成价格，第三个就是操作层面要科学规划，农民集中居住地方要尽可能选在城市化规划区里面，避免今后的二次搬迁。那么指标之外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增值收益分配，在城市化的过程中间，这个问题跟我们前面的城市化筹资机制有关系，我们现在还是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卖地来筹集城市化的建设资金，现在这种制度安排已经是难以维系。十八大报告提出来要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特别是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这是征地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还有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的保障机制，这个多元的保障机制包括农民土地征收以后，留出一定比例的土地由农民自行开荒，让他们的长远生计有一个保障，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保障农民公平的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特别是要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这是三中全会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很多新的建议和安排，这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问题。
那么要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修改我们《土地管理法》的第47条，就是说要破除按原用途补偿的规定，因为我们现在征农民的地是按照农民的原用途补偿农民，农民在农地转为城市用地以后产生的增值收益没有分享的途径，下一步就应该建立这样的途径。那么建立这样的途径确实也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对城市政府下一步在开展城市建设过程中间的资金来源问题有很大影响，就是对我们现在这种土地财政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今后的土地出让金这么多，恐怕有相当一部分要用在补偿农民。那么城市政府把这么多土地出让金补偿给农民以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怎么办，这恐怕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个钱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推进城市化建设，这里面有很多由市场决定的因素，比如说我们产业的发展和房地产的开发，都是通过市场机制来推进。但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城市的公共事业需要财政来承担，这个钱从哪里来，现在现有的这几种途径都面临挑战，包括土地财政，包括我们的平台贷款，包括我们的财政债券，包括我们的市政债券，现在的空间都不大。
为什么现在城市政府还有钱在搞城市建设，你们到银行去存款办手续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银行的大厅里面经常有两三个人穿着银行的制服在游荡，让你买这个产品、买那个产品，然后你在银行柜台里面存款的时候，他就跟你说存款不合算，我们这有这个产品你买这个吧，你们现在到银行基本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形成一个影子银行问题，大量的资金在正常的存款贷款之外体外循环，通过信托和基金、通过银行的理财产品，通过这些途径去帮我们地方财政平台。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种融资的成本很高，城市政府拿到这么高成本的钱以后，有一些项目是没有资金回报的、没有现金流的，有一些项目有现金流、有回报、有收益，但是收益率、回报率是很低的，所以说这种方式欠下的账怎么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城市化建设原先很多途径，老的办法不能用，新的办法怎么办，按照现在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路线图，我也仔细研究了一下，有新意，但恐怕也很难解决我们目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间存在的这些问题，也难以有效应对我们土地征地制度改革以后、土地增值收益如果要进行重新分配以后给地方政府造成的一些资金缺口。我们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到一个什么内容，比如说要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这两个允许我们仔细琢磨一下，能够给整个地方在管理比较规范的地方政府带来一些资金渠道，但是量不会太大。
这次三中全会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要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这个方面怎么落实，到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可操作的方案，就是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到底是什么意思，城市住宅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有待下一步我们在落实三中全会精神的时候，就是金融体制改革怎么去推进的这件事。我想如果真要建立起来了这两种类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那么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好，对城市的住宅建设也好，会开辟一定的资金来源。
我们讲的第四个问题就是产业的问题，我们要防止城镇化出现新的泡沫，我们必须坚持产业做基础，坚持产业做支撑，坚持产城一体化，就是要产业得到充分发展、就业机会比较多，这样的城镇化才是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城镇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要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增强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这应该是下一步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这个产业怎么培育，现在就是有产业转移的问题，特别是我们中西部地区，怎么去承接沿海地区转移过来的产业，通过产业的发展壮大，来扩大我们的就业，从而增加我们对人口的吸纳能力。还有一个转移的问题，就是要重视返乡农民工的创业，中西部地区通过吸引外出农民工返乡创业，这恐怕也是促进当地产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我想讲最后一点，就是管理体制问题，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跟我们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密不可分，而目前我们的这一套行政管理体制，跟我们即将到来的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又存在一定的脱节和背离。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来，要完善设市的标准，还有一个政治问题就是对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可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这个就是对县改市的问题、对经济强镇的管理体制改革问题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们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比较突出，下一步县改市怎么推进，就是我们既要把符合条件的县改为市，又要避免一窝蜂，镇改市这个问题比较纠结，十二五规划纲要里面讲了这个问题，就是要有重点的发展小城镇，把有条件的东部地区中心镇、中西部地区县城和重要的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这是十二五规划纲要里面提出来的。但是我们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没有讲这件事情，它是讲对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可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限，并没有提出来把镇培育为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又比较谨慎。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办，因为涉及到我们的行政层级问题，所以下一步镇的问题，和一部分经济大村的问题，怎么把它们培育为城市，我觉得这条路子应该探索，不探索这条路子，按照我们现在的600多个城市的框架，不可能容纳70%的人口进城，这恐怕是迟早的事情。那么怎么去探索，我推荐一个浙江的经验，浙江的思维比较超前，因为它们在前几年就搞了中心镇的培育，在中心镇的培育基础上又挑选了27个镇搞小城市培育试点，2011年到今年马上就要结束了，通过三年的培育试点，使27个中心镇成长为小城市，它们从10个方面进行了改革创新，我觉得浙江的改革创新对全国是有示范意义的，也有探索的价值，我就非常希望通过类似浙江这样的探索，能够使我们中国大地上培育出更多的中小城市。
我想我今天讲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想留出五分钟时间回答两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