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政府》读书笔记
再造政府的作者是（美国）戴维·奥斯本（David Osborne）（美国）彼得·普拉斯特里克。戴维·奥斯本（David Osborne），系《改革政府》一书的作者，被誉为“政府再造大师”。 再造政府是一本关于公共管理学方面的经典著作，开启了我对公共管理学系统的认识，从战略高度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政府再造的路线图，并指出，再造就是创造具有内在改革动力和企业家式思维的公共部门，即创建“自我更新的体制”。书中提供的这些战略性思维代表着政府再造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最新发展。
在本书中提出了五大战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顾客战略，他用案例明确的告诉我们，建立以顾客为中心的政府是公共管理学发展的新方向。服务型政府一直是我们政府改变的方向，但好多普通百姓甚至公职人员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建立服务型政府。为人民服务对于我们某些干部来说可能不是句空话，但他们的观点却和我们顽固的家长不谋而合，“我知道这么做为人民好，对人民好不就可以了么？大家就听我的不就算了，你们要什么权利，你们什么也不懂”。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改变政府机关的家长制作风，切实保障公民的应有的权利。而其中的控制战略却是一个大家众所周知，而最难实施的战略，其中一节明确提到，“发展中国家有能力进行控制权下放么？”这也是目前我们最应该考虑的问题之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情况复杂，公民素质参差不齐，一刀切的政策会不会造成苏联休克疗法的效果，是谁也不敢尝试的。最后提出的问题也直插心灵，“显然集权控制不能消除腐败，但它们却损害了公共机构的绩效，难道不是到了尝试另一种途径的时候了么？”集权代表的不止有高效，还要腐败，高效的成功在改革开放这三十几年里表露无遗，但腐败的问题也日益严重。
一、传统公共行政
是与西方工业社会的政府管理相适应的模式，也被称作“工业社会的政府组织模式”“19世纪的行政技术”传统公共行政以韦伯的官僚制和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两分为基础，其特征有以下几点：
首先，政府组织结构严格按照官僚体制（科层制）建立起来。其次，公共物品和服务由官僚机构来提供，政府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再次，政治（政策制定）和行政
（政策执行）相分离并且文官政治中立，听从于政治家的命令。最后，行政被当做一种特殊的管理形式，必须有终生受雇的职业化官僚担任。
随着后工业化时代和信息时代的来临，传统公共行政的弊端日益暴漏，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缺乏灵活性和活力，公共管理亟待改革。新公共管理的兴起的原因：
政治和经济因素是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西方各国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福利国家不堪重负，并且伴随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这是政府再造的直接原因。奥斯本在《改革政府》中说“解决财政赤字有三个原则：一是限制开支和公共任务的终结；二是增加收入尤其是税收。这两点其实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开源节流。三是花较少的钱完成公共使命，即花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第三种是最恰当的选择。
二、经济全球化是西方政府改革的一个推动力
政府能力是综合国力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能力。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是西方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催化剂。政府不再是公共信息的垄断者，通过各种信息技术，公众和社会团体和更容易参与公共管理。信息技术也为建立高效、廉洁、透明的公共组织提供了可能性。官僚体制的失效和商业管理模式的示范性影响是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另一个动因。 新公共管理也成为“政府再造”“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管理主义”。最早开始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尽管各个国家开始的原因，范围，规模，途径不尽相同，但他们有着一个相同的价值取向：采用工商管理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强调顾客导向和提高服务质量的“管理主义”。对于西方行政改革的主要内容，我国学者周立忍有过论述：基本内容归纳为三方面：
（一）社会、市场管理与政府职能的优化
这解决的是政府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的问题，具体的改革内容包括：非国有化，自由化（放松规制）压缩式管理等。
（二）社会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
这解决的是政府该管的事如何管得问题。主要包括：政府业务合同出租，以私补公，打破政府垄断，建立政府部门与私营企业的伙伴关系。公共服务的社区化
（三）政府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体制改革包括组织机构改革，权责关系调整，公共人事制度改革，管理方法和技术等的太快，是不是应该停下来等等我们的文化、道德和信仰”。
三、政府面临的治理危机
（一）政府规模与财政危机
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及社会事务复杂性提高，20世纪30年代之后凯恩斯主义盛行，经济与社会管制加大，“福利国家”大行其道，导致政府职能不断大规模扩张。然而，这不仅带来了政府机构的膨胀、僵化和行动迟缓，滋生大量的官僚主义和公共资源浪费，而且还严重限制、削弱了市场活力，加重了社会公众的赋税负担，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在现实中，无论减少公共服务还是增加税收，都会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因此，如何不降低公共服务质量，同时有效利用政府资源、削减政府开支，成为推动各国政府改革的直接动因。
（二）传统官僚科层制的管理危机
官僚科层制作为20世纪各国政府机构的主要组织形式，具有法制化、中立化、职业化、公开录用、功绩制、文官常任制等特征，在政府运行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然而这种适应工业时代需要、注重规则与分工理性的传统组织模式，在信息时代遇到了来自内部组织管理和外部政策管理的适应性危机。正因如此，“重塑政府”或“打破官僚制”，成为20世纪后期政府改革的最响亮口号。
（三）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在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社会结构急剧转型，社会一致性解体，各种公共问题日益复杂、恶化。面对如此多的问题，政府变得越来越无能为力，公众对政府效能非常失望，甚至有人在1973年的《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真正的生产力危机在政府》的专文。如何提高政府公共政策质量、减少官员腐败、转变政府行为方式、改进公共服务的品质，以恢复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增加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成为各国政府改革的迫切任务
四、新的政府理念
面对政府管理危机，新的政府理念应运而生。
（一）对行政责任的认识
传统理念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行政行为不对民众直接负责。“新公共行政”理论则在追求行政效率的传统目标之外，增加了公平和民主的内容，强调把效率与公共利益、个人价值、社会公平、平等自由等价值结合起来，以突显政府行政的“公共性”
（二）对政府失灵的认识
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由于政府官员自利的“经济人”特性与政治市场的结构性缺陷，决定了“政府失灵”具有必然性。市场失灵是政府介入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而且政府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范围越广、干预程度越深，“政府失灵”就会越严重。以此为依据，该理论主张减少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以恢复市场自由竞争；改革赋税制度，以控制政府权力和政府规模扩张；破除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允许公众自由选择各种或公或私的服务机构，以改进公共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在公共部门推行分权化、公共服务组织的小规模化、恢复竞争机制，以改善官僚体制的运转效率；等等。
（三）对政府管理中竞争机制的认识
管理主义以公私部门管理规律的相通性为假定，将市场机制和私人部门管理策略引入公共部门，以重塑僵化、无能的官僚政府体制。该理论主张通过民营化、市场检验、公共服务的合同承包等形式，缩小政府职能范围，建立顾客导向的企业家政府；同时，在政府部门引入商业管理理论、方法、技术以及市场竞争机制，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与绩效。市场导向与管理主义，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政府改革运动的纲领。
（四）对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认识
治理理论以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多样性、动态性为依据，跳出传统狭隘的公、私领域二元分离思维，摆脱政府与市场的狭隘单一理性，建构起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者相互依赖与多元合作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全面动摇了传统的行政模式。
对于成功的职能分离而言，有许多的关键所在，但最佳状态包括以下方面：如果想取得实效，就必须将掌舵与划桨职能分离与后果战略和控制战略结合使用。不要像加拿大那样，在没有彻底改变组织有效运行所需DNA的情况下，就抄袭别国模式。在没有授予机构真正的自主管理和真正控制权并对绩效后果负责的情况下，就指定某些机构进行职能分离，这样也许有一定的作用，但却无法实现真正的变革。
改革行政体制，将控制权从中央机构转移至职能已经分离的组织。有效实施职能分离所需的大多数灵活性在于预算、人事制度和采购制度。如果没有改革这些制度，实施
了职能分离的组织也没有使组织绩效改进所需的自主权。促使部门和（或）部长放权，不要干预组织的微观管理过程。在新西兰，除了部长的政策制定和监督职能外，将每种职能都从部长控制之下分离出来，并保留很少的工作人员，这样就确保了各部及部长放权，并不再干预组织的微观管理过程。而在英国，由于许多职能仍旧保留在政府部门之中（包括政策建议和中央人事及预算控制权），迫使这些部门放松对职能已经分离的机构的控制，这些都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斗争。如果选择了这种途径，就必须需要来自部门之外的权力中心不断地促使其放权，就像英国“下一步行动”小组那样。 将这种新型关系具体化为书面协议的形式，促使掌舵组织能确保给划桨组织具体的灵活性，而划桨组织承诺提供具体的服务结果。没有书面合同，政府部门和中央机构可以在原则上对划桨组织进行授权，但却永远不会放弃其具体的控制权。而划桨组织则可能在原则上承担绩效责任，但却从来都不会真正面对具体结果。
文中第十章的勇于再造，在思想上给我们以鼓舞，再造者的三项原则，简单又回味无穷。或许经典就是这样，，总想秃子头上的虱子，谁都能看到，但不是谁都能抓到。其中最经典的一句当属“如果希望人们放弃，就必须给他们回报。”这是人性最基础的原则，可以应用于各项改革之中。比如富有中国国情的公务员改革，社保的双轨制改革，甚至户籍改革。所有未得利益者都在叫嚣改革，却从不思考，那些即得利益者怎样才会放弃。任何涉及到自身利益的东西都可以蒙蔽利益相关者的双眼，我们要思考的是，站在全局的角度，怎样获得帕累托最优，而不是一味的说，改还是不改。“只有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你才能公正的看待问题。”这本书从题目我们就可以明确作者的意图，再造，就是改变，彻底的改变。但改变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改得更好，这才是是我们所有关注公共管理的公民当前需要思考的问题。
像管理企业一样管理政府，把工商管理引入公共管理是我们目前的不可阻挡的发展，但是像对顾客一样对公民，一样的注重结果是不是目前我们的正确的选择。就中国目前的国情来说，企业尚且在追求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而不得，政府又怎么可能按照企业家精神改造（参见《改革政府》）。在市场经济下，充斥着毒奶粉，地沟油，有色馒头等事件让国人甚至世界震惊，参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时期，我只能说，这是个发展过程，虽然残酷也并非必经之路，但过渡时期总会存在，我们不能单纯的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可以直接避免。当前最需要改变的不只是经济坏境和政治制度，而是我们自己浮躁的心灵。转型期间，面对各种价值观的冲击和信仰的缺失，国民的道德问题更值得我们关注。
历史总在重演，借鉴别国的经验快速走过困境，是我们目前的目标。在我国长期的转型过程中，重读公共管理学的经典著作，每一次都有新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