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懵，一生误；一生梦，一生悟
苏东坡自云：\"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我觉得这句话是苏轼性格的最佳写照。苏轼他乐观积极，风趣幽默，聪明伶俐，不斤斤计较，又平易近人，简直是朋友的最佳人选。苏轼自认为他能与所有人结为朋友，虽然他确实有这样的能力，可是天下真的“无一个不好人”吗？显然不是。尤其是在北宋的官场上，党派之间的倾轧是容不下苏轼这样一个“老好人”的。难怪有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 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章，都是识见。惟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 \"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 苏东坡捧腹大笑，连声称是。 苏轼年少之时就已经名躁京华，甚至连欧阳修都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然而纵观苏轼的一生，他都没有做到能与欧阳修相匹的官位。是欧阳修看错了吗？不是。错就错在苏轼，错在他自己的“不合时宜”。凭苏轼这样一个有旷世奇才的人，没有人能压制他，除了他自己。苏轼太直了，王安石要变法就让他变呗，为什么要反对？像苏轼这样一个名人，如果他反对，王安石是绝对不会坐视不管的，所以就被下放了。同理，到了司马光执政的时候，苏轼你还来反对，简直不想活了。在北宋新旧两党争夺最厉害的阶段，苏轼这样一个大名人却要“独善其身”，无疑将成为众矢之的。苏轼只要稍微会一点变通，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可当我们为苏轼扼腕的时候，他却说，“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不过是饭里有只苍蝇，把它吐出来罢了。苏轼顺应天性，只做自己想做的事。难道他自己不知道这样的坚守换来的是排斥和贬谪吗？他都承认自己“不合时宜”了。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因为他是苏轼，他是一个“真人”，他才不会为了明哲保身而说违背自己的真心的话。就像一则关于苏轼母亲的故事中说的那样：苏东坡的母亲程氏，系出名门，知书达理，苏东坡小时候就由他的母亲亲自教导，启蒙读书。有一次，程氏教苏东坡读《后汉书·范滂传》时，程氏不禁叹息起来，东汉范滂受荐于朝廷，心忧邦国\"登舟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随后发生党锢之祸，范滂亦被小人陷害，在范滂被害前与母亲诀别，范母对范滂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儿既得令名，复求寿考，何可得兼！\"苏东坡读完这段故事后，随即问程夫人说：\"要是我也学范滂，母亲会允许吗？\"程夫人回答他说：\"你如果能做范滂，我就能作范滂的母亲。\"可知苏东坡愿以天下为己任，虽遇艰厄而不悔的用世之意，在少年时即已显现出来。 无奈的是苏轼也没能例外，他果然走上了和范滂相似的道路。“诗人不幸诗家兴”，也正是因为苏轼的不幸使得我们能够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学财富。苏轼的弟弟苏辙也说，在黄州之前，他与苏轼的文章还可以比一比高低，可自从苏轼贬谪黄州后，潜心钻研，自己已望尘莫及。作为诗人的苏轼在年少时曾写下这样一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如果说苏轼在贬谪黄州之后的诗文写的豁达的令人惊奇的话，我觉得与这首诗所彰显的性格不无关系——人生在世，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无论我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生活，都是如此短暂，如此渺小，那么不如豁达一点，管他春夏与秋冬，我自横刀向天笑。因此苏轼才能在一贬黄州时苦中作乐：“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戛杖声”（《东坡》）；二贬惠州，又津津乐道惠州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三贬儋耳，在几乎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还能从“总角黎家三四童，日吹葱叶送迎翁”的纯朴村俗中，感到“莫作天涯万里客，溪边自有舞雩风”（《被酒独行，偏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二）的欢欣。
所以当有人说苏轼像陶渊明时我并不赞同。没错，苏轼的境遇与陶渊明相同，而且苏轼自己也十分喜欢陶渊明，但苏轼却不似陶渊明那么苦，相反苏轼很甜，很平易近人。苏轼喜欢饮酒却不善饮。如《真一酒》所写：“拨雪披云得乳泓，蜜蜂又欲醉先生。稻垂麦仰阴阳足，器洁泉新表裹清。晓日著颜红有晕，春风入髓散无声。人间真一东坡老，与作青州从事名。”而陶渊明也爱酒但绝不会写出如此“美味”的诗。也难怪人们会臆想出苏东坡有个“苏小妹”，因为他是这样一个活泼的人，没理由会没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因此我觉得苏轼更像是白居易。宋人周必大说：“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履行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与物无著，大略相似。”（《二老堂诗话》）苏轼有着和白居易一样的豁达，可是苏轼似乎比白居易更加幸运——苏轼更有情。苏轼晚年曾写了这样一首诗“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元；阿奴络秀不同老，无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板旧姻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山云雨仙。”此诗有序云：“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随予南迁，因读乐天诗，戏作此赠之。”当初白居易年老体衰时，深受其宠的美妾樊素便溜走了，白居易因而有诗句“春随樊子一时归。”王朝云作为苏轼晚年的知己能一直守候在苏轼身边也算是上天给予苏轼的眷顾吧！ 尽管苏轼的诗大多豁达开朗，豪放大气，但是对于人情却绝对不随便。“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冷。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干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江城子．记梦》）这是我觉得苏轼写的最为真情流露的一首词。忆起自己十年前的亡妻，苏轼仍然“泪千行”。正因为这个“情”字使得苏轼的文章能打动人心，也正因为这个“情”字苏轼能更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样活着而不是仅仅成为一个文学符号。
乌台诗案作为对苏轼人生打击最大的一个事件， 却恰恰印证了苏轼的才学之高，用情之真。元丰二年(1079)发生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当朝新党一帮人诬陷苏轼写诗攻击朝廷，说苏轼诗中咏古桧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中的“蛰龙”是影射皇帝，苏东坡有谋反之心。还有人说他的咏钱塘潮的诗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叫斥卤变桑田”是攻击皇帝的水利政策的。时任直舍人院的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他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轼的政敌、已经辞官的王安石此时也出来说了公道话，他给皇帝上书：“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与王安石虽是政敌但亦是诗友。王安石能站出来为苏轼说话一来证明了王安石品格高尚，但另一方面更证明了苏轼是一个真性情、具有强大人格魅力的人。
之后赋闲金陵的王安石写过一首表达闲适心情的诗作：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苏轼的和韵之作更为出名，他表达了同这位政敌兼诗友彻底和解的诚意，体现了这位伟大诗人宽容和仁爱的情怀：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最后苏轼写给王安石的敕文这样写道：“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苏轼对自己政途上最大的阻碍能有如此之高的评价，能对事不对人，足以说明苏轼的宽宏大量，人格高尚。
但要是苏轼对自己的人生境遇没有一点委屈是不可能的。就像苏轼这首自嘲的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轼说自己“被聪明误一生”，可聪明真的会误人吗？答案当然是否。这世道误了苏轼，令苏轼困顿，令苏轼无奈，令苏轼委屈，也教会了苏轼忍让，教会了苏轼豁达，教会了苏轼坚强。
也许回到那个芳草如茵的年纪，要你再选择一次的话，你依然会觉得“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依然会想要让欧阳修“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依然会问母亲\"要是我也学范滂，母亲会允许吗“，依然会写下”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依然会遇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王朝云，依然会为了亡妻”不思量，自难忘“，依然会为王安石写下” 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因为你就是苏轼，这就是苏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