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后感
本书作者翟同祖先生，运用自己所学从法制史方面给我们学子们简明而又详细地阐述了从古至今，中国法律的发展。不仅仅从先秦为起点，更深入到上古时期乃至红山文化时期。详细阐述了每条法律的变化过程，并有实例佐证。使得全书整体看上去很严谨，细致。
作者大量地使用文言文，起先读起来确实不是很方便。但是细细读来，就发现了作者严谨的介绍思路，与作者的博学的智慧。确实是作为法律人的楷模，值得我们同学们向他去学习。本书主要从家族、婚姻，社会阶级、宗教与巫术等几个方面较为详尽地描写了我国传统社会的现实形态，在终章则着重于意思形态上的讨论从礼与法、徳与刑、以礼入法等方面阐述影响我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成的传承因素，并不忽视制度后面的概念，真正做到见微知著。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联系，它与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反映了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我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思形态的核心，是我国社会的基础，也是我国法律所注重维护的制度和社会秩序。
为什么说作者思路非常严谨，给大家举个例子。从开始看，翟先生介绍完古代法律是分为家族式的小单元，有将家与族分开后进行阐释。然后呢，讲到父权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学找”（讲的是父权的意志不受侵犯）。翟先生首先加入自己的阐释。是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是法律给与的。然后翟先生类比罗马时代父亲的“生杀权”。又举例秦二世的矫诏行为，借父名赐死蒙恬与扶苏。又拓展到法律的神圣性，父亲不能随便杀死自己的儿子。也体现了我们法理上常说的，人权至上和统治阶级的意志。为了增加严密性，说明法律的神圣性。翟先生举例有对神圣性进行举例说明，“元明清开放，父母并非决不可杀子孙。”举出了王起活埋儿子的案例。真没想到，作者再给我们讲一个父权，能拓展到各个时代，滴水不漏的进行全面系统的阐释。
另有一处，“若致父母於死，自又罪加一等”，作者的研究造诣很深。我觉得在说误伤和故伤时，特别的有意思。因为作者开始就说，法是统治阶级，从宗法制开始，围绕家与族来制订起来的。对于父母来说，无论是误伤和故杀儿子都是判处很轻的罪责。父母状告儿子，都是不需要任何证据的。想反，如果儿子故伤了父母，误伤之罪就不是很轻，故伤之罪更重乃至死刑亦不足平民愤。 此外，作者还在导论里面讲到。自己在后面补充进去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这一趋势。历史研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预测下一步的发展。法制史也不例外，如果背离了这个方向，研究法制史是徒劳的。仔细的看了看这一部分，说得很在理。法律的儒家化究竟好不好？我个人也有自己的看法，觉得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最终的目的就是实现人治的大同社会。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社会主义应该是间接过渡式。有两个条件，一是社会资源积累到完全充足的状
态。二是人类文明（科技文明、道德文明）到达空前发达的状态。这样社会直接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法律从历史上就逐渐变得更加成熟，也更加的人道，符合儒家的“仁政”思想。
通过对本书的阅读，我又做了如下思考。
第一，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不平等社会，这种不平等在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细节处表现出来，所谓的一个“礼”字。这个“礼”，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在社会秩序中做了固化。这种社会结构的安排固然可以保证稳定的社会秩序，但也扼杀了社会前进和创造的活力和动力。它也许有利于农业文明生产力条件，但也只能囿于农业文明生产力条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后来就落后了。
第二，因为中国历史上生产力的一度落后（甚至今天某种程度也落后），与这样一种不平等的礼治很有关系。因此，到了今天，无论从生产力发展角度，还是从意识形态征服人心角度，不平等始终是无法再占据主流话语平台了。平等这个概念，必然是历史大势。当下的执政者，对此如何理解，体现的是他们的气度、眼光和格局。如何承认普世价值，平等是不是普世价值，这个问题，终究要有个明确的回答。
第三，“以礼入法”的出现，终究是中国历史上法家理论存有根本缺陷。按瞿先生的观点，法家是提倡人人平等的，但唯一没有包括君主。就这一个人的偏漏，导致了君主可以随意选择儒家的礼治，并把法律改造成对礼治违反的罚则。中国法律“重刑轻民”也许就是“以礼入法”的外在表现。如果法家坚持了彻底的人人平等，那么礼治的理论前提就全部动摇。这才更接近西方法治的范式和图景。时至今日，中国的当代“法家”，是否在理论构建上还存有这样的偏漏呢？这个盲点不触及，中国也许就走不出黄宗羲定律中的历史循环，难以接近我们期待的法治图景。法就永远在权力之下，人民就永远不会信仰法。对法律的信仰，必须建立在人人平等之上，这时法才会有它超越人人的先验价值和超越意义，才能取得被信仰的地位。
第四，所以，有人积极主张寻找本土资源，来重新接续历史传统，再造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意识形态。但读完瞿先生这本书，对这个观点就应该悲观的意味大一点。因为，中国历史上的那种不平等，那是荒唐的不能再荒唐，有时是霸道的不能再霸道。对于个人权利的漠视，是今天开放社会下的今人所断然无法接受的。这样一种浸透到了一个国家、民族历史骨髓里面的不平等，怎么去接续？就我个人观点而言，可以寻找本土资源，但任何接续改造的努力，无非也就是康有为般的托古改制。因此，最为关键的还是新启蒙。托古改制只能有工具价值，不能成为目的价值。
第五，在这种启蒙条件下，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反思：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一重价值的真正意义何在，它是否必然凌驾于其他所有价值。我们历史上是否太重视秩序，以至于把秩序僵化到禁锢了心灵。心灵的自由这一重价值，该如何评价？对这个命题的回答其实有现实意义，就是对目前“维稳”的价值探讨。中国人、中华民族要怎样的“稳定”？有吃有喝？这是我们所要的么？
我们作为新的一代，应该在里面学到什么，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一方面，是专业知识。一本好书，比如说《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定是倾注了翟同祖及
其他诸位大家的心血，多次删减补充。里面的知识，才得以和学者们和同学们见面。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习这里面的知识，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学习作者严谨的写作思路。这在我们以后的学术写作方面，有极大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