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法史，从东晋王羲之开始，直至清代康乾时期碑学兴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王羲之的影响史。近些年，已有论者借鉴接受美学的一些方法，对王羲之影响史（或称“接受史”）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超越了传统“帖学”研究的范畴，给中国古代书法史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不过，这种研究目前主要仍停留在王羲之书艺，或者说书法创作影响的范围内，很少关注王羲之对书学思想发展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实际上是王羲之影响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本文拟在王羲之影响史的框架内，就王羲之与书学思想发展的几个关键性问题进行探索，即书法本体论、书法笔法论、王羲之书法风格论等。
一、王羲之与书法本体论
中国古代书学肇始于东汉班固《与弟（班）超书》中的草书评论，发展到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并序》而进入初步“自觉”，主要关注书法艺术的形态美。当然，这一时期也出现某些关于书法艺术内涵的论述，如东汉崔瑗《草书势》关于欣赏草书形态美的联想涉及到人的情感，三国东吴皇象《与友人论草书》关于草书创作时“心欢娱”的要求，西晋成公绥《隶书体》提出书法艺术的“意”等等，但总体上看，这些“情”、“心”、“意”论述不够明确具体，大体属于书写时心理层面。
到东晋王羲之（303—361）出现了重大突破，他写于晚年（53岁以后）的《尚想黄绮帖》首次明确的将书法艺术与人生境界、人格理想的追求联系起来。敦煌遗书王羲之《尚想黄绮帖》（斯3287写本）云：
尚想黄绮，意想疾于繇，年在襄。吾（斯214本有“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后之达解者，知其评之不虚也。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好之绝伦，吾弗及也。
《尚想黄绮帖》文本是今存王羲之最可靠、最重要的书学文献，集中陈述了他的书学思想，联系到今存王羲之尺牍文献中数条提及书“意”的言论，可以把王羲之书学思想概括为“玄礼双修”（或“儒道兼综”），这是对西晋以来“书意论”重大发展。笔者对《尚想黄绮帖》已有详细讨论（1），不再赘述。这里想强调的是，直至王羲之，中国古代书学中的书法本体论的核心才得以确立，“玄礼双修”的人生境界、人格理想是书“意”，或者说成为书法作品的意蕴的核心。书艺“由技近乎道”这个命题可以分作“外部”与“内部”两个层面：“外部”社会文化层面，三国曹魏韦诞提出“草圣”说，意味着张芝草书可以成为“不朽”；而“内部”书艺自身层面，东晋王羲之则提出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与书艺追求相联系，意味着这种超越性可以成为“书意”之内核。
王羲之尺牍资料尚有数条论书文字： 复与君，斯真草所得，极为不少。而笔不恶，殊不称意。（2） 飞白不能乃佳，意乃笃好。（3）
久此草书，尝多劳□亦知足下书字字新奇、点点圆转，美不可再。（4） 可见，在王羲之那里，书作之“意”与书者之“意”相关联，而书作中“意”与形态（如“字字”）、笔法（如“点点”）相统一。前者，在南齐王僧虔《书赋》中发展成为“心（情、思、意）—手一笔”自然流露的书法创作论。后者，经南朝刘宋羊欣（370-442）发展出“天然”与“功夫”的书法品评标准。羊欣云：
张（芝）字形不及右军，自然不如小王。（5）
这里首次提出“字形”与“自然”这一对书法品评标准概念，到宋文帝（407-453）时演化成“天然”与“功夫”。南齐王僧虔（426—485）《答竟陵王萧子良书》云：“宋文帝书，自谓不减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不及欣。”宋文帝稍晚于羊欣，而羊欣则是王献之的弟子。王僧虔是王洽之重孙，王洽与王羲之为从兄弟，曾称赞羲之书法“俱变古形”。“天然”与“功夫”是古代书法品评最重要的标准。可以说，这些发展是受到王羲之的直接影响。至于说 “意”与形态（如“字字”）、笔法（如“点点”）相统一，可谓是作品论。
总之，王羲之“玄礼双修”书学思想奠定了书法本体论的前提与基础：一是极大提升了书艺的主体性，由技进乎道，与书者人生境界、人格理想相关联，二是开辟了书法本体论构成的三条发展路径，即 “心一手一笔”的创作论，“意”与形态、技法相统一的作品论，“天然”与“工夫”相统一的品评标准论。
这个书法本体论在唐代张怀瓘《文字论》中渐趋完备。开元十四年春开始，张怀瓘一边修改《书断》，一边创作《书赋》，一边与苏晋、王翰等人讨论文论、书论等问题。《书赋》已经亡佚，其主要内容应该反映在《文字论》中。《文字论》大约写于开元十五年（727）《书断》定稿的同时或稍后。篇中讨论了西晋陆机《文赋》、南齐王僧虔《书赋》的得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得简易之道。欲知其妙，初观莫测，久视弥珍，虽书已缄藏，而心追目极，情犹眷眷者，是为妙矣。然须考其发意所由，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先其草创立体，后其因循着名，虽功用多而有声，终性情少而无象。同乎糟粕，其味可知。不由灵台，必乏神气。其形悴者，其心不长。状貌显而易明，风神隐而难辨。有若贤才君子立行立言，言则可知，行不可见，自非冥心玄照，闭目深视，则识不尽矣。可以心契，非可言宣。（6）
这段论述非常精辟，可以看作是关于书法本体论的一个纲领： （1）主体论：书者“贤才君子”的“灵台”，观者“心追目极”、“冥心玄照”在书艺中的重要作用。
（2）本质论：与文学、书面语相比，书法“一字已见（同“现”）其心”，“得简易之道”。所谓“风神隐而难辨”，“可以心契，非可言宣”等，实际上是讲书艺的高度“抽象性”与“模糊性”，这正是“得简易之道”。
（3）创作论：“不由灵台（心、性情），必乏神气”。
（4）作品论：“意”、“神气”、“风神”与“形”、“象”、“状貌”统一于“字”，前文又称作“意象”。
（5）观赏论：“久视弥珍”、“冥心玄照”，是在书法经验基础上的“心契”，不可言传，亦即艺术直觉。
（6）品评论：“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即前文所言“惟现神彩，不见字形”。“不见字形”是偏激之词，不是说“不见”，而是说“为下”。前文对“形”、“象”也提出具体要求，如“以筋骨立形”。
（7）方法论：书作处于中心地位。由观赏书作入手，再推及书家，最后又回到观赏的传达。
（8）起源论：前文云：“其后能者，加之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意思是先实用后艺术。
这个论纲继承了王羲之书学思想的精髓，并作了创造性的发展：一是书作处于中心地位；二是突出观者的主体性；三是最为重要的，是揭示了书法的审美本质，即 “一字已见（同“现”）其心”的“简易之道”。前文提到王羲之说过“字字新奇”，这里张怀瓘在与书面语的比较中更突出“一字”，确实把握住的书法的特性与魅力。由此可以进一步解读我们的书法作为一种抽象艺术，与现代西方抽象艺术相比到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笔者十年前在《传统书学与书法美学》一文中说过： “这个书法本体论的纲领，如此系统、严谨、深刻、准确，令人感到惊叹！”（7）现在想强调王羲之对这个书法本体论形成的奠基作用。
二、王羲之与书法技法理论
王羲之将书法艺术的创造推向了一个高峰，他肯定认真研究过书写的技法，前引“点点圆转”可谓已透露出一点信息，那么，王羲之写过专门的技法文章没有呢？
东晋已降，整个南朝书学没有提到过王羲之有论述技法的文章。到了初唐，虞世南（558—638）《笔髓论》首次见引王羲之论笔法文字，凡4条。《笔髓论》首见于北宋朱长文《墨池编》，近人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九断为“伪托”，（8）暂且不论。孙过庭《书谱序》首次提及王羲之论笔法文章《笔阵图》“七行，中画执笔三手，图貌乖舛”，大概是讲执笔法；还提及王羲之另一篇《与子敬笔势论》十章，“文鄙理疏，意乖言拙”，对二篇的可信性孙氏均表示质疑。
天宝年间，蔡希综《法书论》引用王羲之论笔法篇章文字诸多：（1）王羲之《笔阵图》，所引首句为“夫三端之妙，莫先用笔”，凡105字；（2）引“右军云”一大段，为后传王羲之《用笔阵图法》或《题卫夫人；后》中文字；（3）引“右军云”一段，为王羲之《与子敬笔势论十二章》中文字；（4）引“右军云”一段，为后传王羲之《笔势图》中文字。值得关注的是，初唐孙过庭所见王羲之《笔阵图》为“执笔法”，至天宝年间则演变为“运笔法”，篇幅增加到数倍，此时还广泛流传王羲之其他论笔法篇章文字。顺便说一点，敦煌遗书伯4936有王羲之《笔势论》若干片段，比今存王羲之《与子敬笔势论十二章》要简略得多，应该是天宝前后民间流传的抄本。
晚唐张彦远编纂《法书要录》，收录卫夫人《笔阵图》1篇，王羲之书论文章2 篇，即《自论书》与《题卫夫人；后》，另注明“《教子敬笔论》不录”。至此，先前民间流传的王羲之《笔阵图》演变成卫夫人《笔阵图》，因为盛唐流传王羲之幼时学书师事卫夫人。而《题卫夫人；后》与所谓卫夫人《笔阵图》在内容上没有关联，据《墨薮》，此篇原本应该是旧传王羲之《用笔阵图法》。《自论书》则是杂抄王羲之《尚想黄绮帖》若干文字增益而成，目的恐怕不是为了书论，而是为了伪造王羲之的手札。
晚唐传韦续所编《墨薮》收录王羲之书学文章4篇，即篇9《用笔阵图法》（《题卫夫人；后》），篇10《笔阵图十二章》（《与子敬笔势论十二章》），篇10二《笔势传》（朱长文《墨池编》作王羲之《书论四篇》之四前半部分，无《笔势传》“吴皇象”以下文字），篇10四《笔势图》（前半部分为卫夫人《笔阵图》；后半部分为《墨池编》中王羲之《书论四篇》之三，南宋陈思《书苑菁华》作王羲之《笔阵图》）。从《墨薮》收录王羲之的这4篇书学文章，可推测《法书要录》中卫夫人《笔阵图》和王羲之《题卫夫人；后》之前传本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