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读后感
崔承耀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根据他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整理的 。这本书跟我们平时接触的社会调查报告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 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虽然说是概念，是概述，但从他的论述看，费先生却是从具体的农 村生活细节出发，是在具体事物里核实的，而不是简单的泛泛而谈。
《乡土中国》的第一章讲的是乡土本色。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我们不妨 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费先生在开篇第一段结 尾这样说。
费先生指出，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土字却用得很好。为什么 用得好呢？费先生说，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 普通的谋生办法。“土”对农民来说，是命根子，农民离不开泥土。要研究中国乡村，土地是个 不可忽视的文化因素。农民依赖土地生活，然而，土地又是固定的，“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 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农民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土里”。土地的固定性，导致了农 村人口的不流动。在农村，一个村子里往往只有一个姓，“乡村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 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虽然战争或自然灾害可能会引起农村人口的流动，但这种情况毕 竟是少数的。而由于农业小生产不需要多人的分工合作，人们可以靠自己积累的经验种地，生活 基本可以自给自足，并不需要与外界有过多的接触。所以，村子与村子之间是孤立的，隔阂的， 不同社区间的往来是疏少的。费先生指出，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 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由于这种地方性以及上面所提到的固定性的限制，乡土社会形成了一种“生于斯，死于斯”的社 会。也就是“终老是乡”。而也正因为“终老是乡”，所以农民对自己生活的那块小地方非常熟 悉。“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 “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因为熟悉，所以彼此信任。跟村与村之间的孤立相反， 在同一个村子里，由于熟悉，彼此间产生亲密的感觉。“在这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 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在乡土社会里，法律似乎是多余的。“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 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画押、签字在他们看来，那可真是“见外”了。
费先生还指出，乡下人不仅是对其周围的人是熟悉的，对他们身边的物也是熟悉的。比如农夫看 到蚂蚁搬家他知道是要下雨了，但对这现象他却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正像费先生分析的，“在熟 悉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样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 关联。”所以，“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而现代社会是个 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乡土社会的这种由“熟悉”而变自然的方法，在现代社会是不适用的。在我 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 处处产生了流弊。乡下人在现代人看来，不灵通，土头土脑的。于是，“土气”也就成了骂人的 词汇。
在“长老统治”里，费老提出了教化权力的概念。它产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或者说是爸爸式的 。家长对孩子的权力是既非横暴又非同意的，是基于血缘事实和社会经验的。孩子们必须遵从长 辈的意愿，以适应这个他并不了解的社会，他没有选择的机会；但是父母并不从教育孩子这件苦 差事上面得到实际的好处，父子之间也没有本质的利益冲突。但是“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百姓 ，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的手下过日子为难过。”孩子们受到的教化是全方位的、深 入到每一个生活细节的。而且教化的权力由于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又扩大到成人之间，这就是长幼 之别，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长幼分得这么清楚，兄弟姊妹叔伯，每个前面都要加一个数字 “大哥”“三姐”“二叔”等。
在“名实的分离”中，费老又提出了时势权力的概念。与教化权力产生于社会继替不同，时势权 力产生于社会变迁。哪个占主导是由社会变迁的速率决定的。如果社会的变迁速率慢得和社会继 替的速度相同，那么就没有革命的需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社会变迁被父子之间的更替消 化掉了。但是社会变迁快到社会继替消化不了的时候，就会出现“父不父，子不子”的情况。旧 的传统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需要加速的改变和革新了。这时候就会出现“时势造英雄”，由 有才能的人出来充当文化英雄或者政治英雄，推动社会向前变革。从这个角度看，苏俄的专制统 治和沙皇的统治是不一样的，后者是横暴权力，而前者是时势权力，社会主义者不是为了自己的 利益，而是充当了文化英雄的角色，带领苏联国家和人民加速实现现代化。这样也可以理解英国 为什么可以不流血的实行各种富于基本性的改革，就在于社会的领导者可以及时顺应社会变迁和 历史潮流，所以不致发生流血革命。 回到乡土社会，“中国思想史上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之外，自 从定于一尊之后，也就是在注释的方式中求和社会的变动相适应。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 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这就是为什么虽然儒家经典只有那几部，但是不同的时代总有不同的 诠释版本，一代又一带人对经典做着自己的诠释，经典诠释著作要比经典多得多。形式没变，内 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中国人虚伪的劣习也由此而来，因为长辈和经典的权威不可侵犯，只有 通过歪曲解释和阳奉阴违来实现自己的意愿。就像费老说的，“虚伪在这种情形下不但是无可避 免而且是必需的。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