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边塞诗与宋代爱国词风格的不同
蒋会晓
20040214042 04级汉语言文学1班
摘 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由于时代的不同，环境的差异，文学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唐代的边塞诗和宋代的爱国词就是典型的例子。唐代是一个国力强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以唐代的边塞诗中透漏出的一种积极昂扬的思想感情。而宋代的爱国词则由于宋代积贫积弱民族危机呈现出悲凉、抑郁的风格特征。本文简单阐释了两种文学样式风格上的差别。
关键词 ：唐代边塞诗；宋代爱国词；昂扬；悲凉
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
[1]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的确，唐诗与宋词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双子星座”，它们经千年而不朽，历百代而璀璨，其涉及社会领域之广，艺术价值之高，主题之多样，佳品之繁盛令后人叹为观止。就其表现主题而言，有一版块不容忽视，这就是战争题材。唐代边塞诗与宋朝爱国词都是其中的优秀之作。
唐代边塞诗与宋朝爱国词都描写边塞生活、抒发爱国情怀，但细细对照阅读，却发现其表现风格有极大不同之处。首先让我们来看两篇作品。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两篇作品一是唐代王昌龄的《从军行》，一是范仲淹的《渔家傲》。同为边塞诗词，但唐代边塞诗昂扬，宋代爱国词凄凉，差别有如天壤。
王昌龄的诗热情讴歌了将士们的爱国豪情和昂扬斗志，集中反映盛唐时代积极进取的精神。“青海长云暗雪山”：波光粼粼的青海湖，澄碧若翠；皑皑的雪山，如银蟒曼舞；阴云飞涌，墨色顿至，雪山的银辉，向人们呈现出一种洁白纯净的美，而“长云”之后的一个“暗”字凌空一笔又涂上了淡黑色，使画面由明暗对照构成了阴沉的战争氛围和苍凉境界。将“色”和“光”交织起来，用暗色弱光来渲染冷色的苍凉感，此句实际上是采用以色彩传情的写法，达成情景交融的佳句。诗人在诗的开篇便准确地把握戍边将士跃动的新绿，又赋之以恰当的色彩和光线，使诗歌艺术画面的气象恢宏开阔，情调悲凉壮美，意境深邃高远，鲜明地体现出生活在盛唐时代人们所共有的精神特征。这首诗一 二句在悲壮、开阔而又迷朦暗淡的景中渗透戍边将士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及生活上孤独、艰苦之感，二 四句直接抒发感情，在惨烈的战斗中，金甲尽管磨穿，但将士报国壮志并没有消磨，而是在大漠风沙的磨炼中变得更加坚定，发出“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壮誓言。
而范仲淹的词中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和作者坚持反对入侵、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的心情。上片写边地风光，以边地的景象之荒凉烘托守边之艰辛。首句通过一个“异”字领起全篇，点出“塞下”地域性特征，为思乡怀归之情埋下伏笔。“衡阳雁去”是“塞下秋来”的客观现实，“无留意”也是北雁南飞的季节性自然规律，然而，词人却已经将守边将士思乡怀归的愁绪寄寓其中。雁归而人不得归，其情何以堪！在这些有着浓郁思乡情绪的将士们眼中，周围塞外之景色也就失去了宽广的气魄、欢愉的气氛，听到的是凄凉的边声四起，牧马悲吟；看到的是千山耸立，孤城紧闭，荒僻萧条之景象历历在目，画面上笼罩着一种旷远雄浑、苍凉悲壮的气氛。上片以写景为主，人物的主观情绪隐含其中。下片转而直接写将士厌战思归的心情。“浊酒一杯”，无法排遣思乡的愁苦；“燕然未勒”，归家更是遥遥无期。在白霜满地与“羌管悠悠”声中，将军与士兵都难以入眠，在边塞熬白黑发、滴尽思乡泪，却又不能抛开国事不顾。就是在这样的悲苦声中结束了全文。
那么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让我们先分别来看一下这两首诗词的产生背景。 先来看一下唐代边塞诗。唐承隋起，重建大一统封建王朝，并且在开元、天宝时期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唐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国内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对外空前开放，思想高度活跃，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流动、变易的趋势，给人以蓬勃而富有生机的感受。这样的时代氛围，必然有助于打开人的眼界，充实人的生活体验，激荡起感情和想象活动的波澜，从而为艺术文化的创造开拓丰富的源泉。盛唐边塞诗正是在唐帝国所开创的空前强盛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一肥沃土壤里迅速成长繁荣的。唐代的变革带来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兴盛局面，形成了屹立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欣羡赞美的“盛唐气象”。唐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的雄豪风貌，正是以强大帝国蒸蒸日上的国势及其所展示的“盛唐气象”为其现实依凭的。唐代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进取的时代。唐代又是一个人们普遍渴求建功立业的时代，。士大夫们多具有为国出力、青史留名的抱负，希望有所作为，“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对于他们来说，世界是广阔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由士风而及民风，这一昂扬向上的精神成为盛唐的时代气象和普遍的社会风气，这就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盛唐边塞诗人的诗中大多贯彻着、渗透着、张扬着盛唐精神，展示出盛唐气象。他们热衷于人世间的功名富贵，动辄以公侯卿相自许，非常自信和自负颇有横绝一世的狂傲气概。尽管他们入仕后的境遇与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反差甚大，颇多失意之感，但仍不失雄杰之气。
而宋朝则不同。两宋时的赵宋王朝倒更像月亮，“月有阴晴圆缺”，北方辽、夏和后来的金、蒙古始终像是笼罩着它的阴影，而从澶渊分界到靖康之变，它总是仿佛初七初八的月亮缺了一半，从来就没有像初日一样普照过整个中国大地。在中国历代统一王朝中，论对外关系的软弱，可以说无过于宋。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后，历代皇帝都对军事将领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军，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一方面有力地消弥了国内的军事割据之患，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边防的虚弱。而宋朝统治者，对辽、金、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入侵不像唐朝那样予以坚决反击，而是一贯采取赂敌求和的政策。这对于积贫积弱的宋朝来说，更始雪上加霜。同时，宋朝赂敌愈急，敌人入侵也愈急，这更削弱了宋朝国力，从而也更无力、无胆反击外敌侵略，偶有主战派，在一片求和声中也是孤掌难鸣，甚至惨遭不幸。所以即便是像范仲淹这样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北宋朝廷的赂敌政策，因而也难以消除边患。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国势的强弱也会自然或不自然地渗入文学作品之中，唐代边塞诗和宋朝爱国词就是很好的例子。
由于国力强大，唐代士人有更为恢弘的胸怀、气度、抱负与强烈的进取心。 如：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李白的“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西鄙人的“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字里行间充满了坚定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简直就是守卫边防、抵御入侵、维护国家安宁的誓词。这类诗里，找不到一丝犹豫、退缩的影子，完全是强国公民的气势。
如：高适的“男儿本自重横行”，岑参的“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反映出一种很强的事业心，展现的是期望和鼓励驰骋疆场，扫除险阻，建功立勋的心态。这正是英雄时代才会有的强音。
如：卢纶的“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再石棱中”“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读这样的诗句，不能不胸满豪气，精神振奋；不会不感受到那种游刃有余的实力。完全不必为边防的巩固担心。 如：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它绝不是对于命运的悲叹，更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以豪迈的性格面对可能到来的牺牲，是对为国捐躯的结局的坦然接受。它表达出来的是一种豁达的、乐天的生死观。这也是正义之师、胜利之师、盛世之师的将是应有的精神状态。
在唐代边塞诗人中，李颀可谓独树一帜。他的边塞诗善于通过将士的壮举，突出他们以身许国的豪情，其诗基调慷慨昂扬。即使是《送魏万之京》这样的赠别诗，也有“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的劝勉，告诫友人魏万到了长安后，不要只看到那里是行乐的地方而沉湎其中、蹉跎岁月，而是要抓住时机成就一番事业。
有唐以来唯一的“诗人之达者”高适，一生几次到达边塞，因而对边塞生活有着较为深刻的体会，他的边塞诗多是赞扬边防将士的斗志，歌颂他们杀敌立功的豪情，当然诗中也有对士兵艰辛生活和将领骄奢淫逸的反映，但他的边塞诗气势雄健高昂，粗犷豪放，遒劲有力，尤有骨力。其“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塞上》）、“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燕歌行》）、“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送李侍御安西》）等诗句莫不激人奋进！
无需再多举例，这些边塞诗人的作品，其共同特点就是：大都充满着保家卫国的豪情，克敌制胜的信念，格调昂扬奋进，读来给人一力的鼓舞。这种昂扬的情调是与盛唐时期的国势相吻合的。
而宋代的爱国词字里行间则渗透着一种悲凉、抑郁之感。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阔大胸怀名垂青史的北宋范仲淹，“事业满边陲”，虽不以文胜，但也留下了《岳阳楼记》、《渔家傲》这样的千古名篇。范仲淹虽然守边颇见成效，然而，北宋长期“积弱”、“积贫”，不是一两个人能扭转如此大局。当时在北宋与西夏的军事力量对比上，北宋处于下风，只能保持守势。范仲淹守边的全部功绩都体现在“能够维持住守势”这样一个局面上，时而还有疲于奔命之感。这对有远大政治志向的范仲淹来说肯定是不能满足的，但又是十分无奈的。所以，体现在词中的格调就不会是昂扬慷慨的，与唐人边塞诗“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高适《塞下曲》）的豪迈气概与乐观精神迥然有别。尤其是在《渔家傲》中，作者把忧愤国事、御侮卫国的壮烈情怀以及边防将士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概和对当权者赂敌政策的无可奈何，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感慨万千。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满江红》），岳飞的这首词，由民族的深仇大恨转化而来的勇猛无畏的战斗豪情、洗雪国耻的迫切愿望和必胜信念，配合着铿锵有力的语言，激昂雄壮的旋律，凝结成词史上辉煌的乐章。
再读一读南宋辛派词人的作品，我们更能强烈感受到词人们报国无门的无奈和“国破山河在”的悲叹，这与盛唐气象已相去甚远！
辛弃其的爱国词章，豪迈奋扬，悲壮淋漓，沸腾着满腔热血，如《满江红》（鹏翼垂空）、《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等词，雄气凌人，坐啸生风，铮铮有金戈铁马之声，唱出了爱国词之最强音。同时因投降当道，屡遭排斥，报国无门，壮志难酬，他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辛弃疾，南归后本来希望尽展其雄才将略，挥拥万夫，横戈杀敌，能“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然而，自隆兴元年（１１６３）符离之役失败后，南宋王朝一战丧胆，甘心向金朝俯首称臣，纳贡求和，使得英雄志士请缨无路，报国无门。而身为“归正人” 的辛弃疾，更受到歧视而不被信任。所以在他词中亦不免充满着愤恨之气、悲凉之情，使之带上一层沉郁悲壮色调，打上了不幸时代的印记。 由于时代的不同，环境的差异，文学也会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唐代的边塞诗和宋代的爱国词就是典型的例子。唐代国势的强大和宋代的积贫积弱造成了这两种文学样式的不同风格。
[1]：宋元戏曲考，王国维，中国文化泰斗大讲堂，新华出版社，北京，2005，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