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课堂上以法国大革命为典型案例对民族主义的产生、现代国家的产生进行了介绍，也引起了我对于《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解读的兴趣。读过之后发现这并不算是一本历史书，因为作者并没有在书中采用大量的史料堆积，他无意于去详细介绍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与具体进程，而是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系统剖析了风云激荡的大革命岁月，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深刻分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亲缘关系。 首先，为更好地理解作者在书中要表达的观点和立场，不能忽视对作者身份背景的了解。托克维尔出身在地主贵族家庭，早年热衷政治活动，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曾出任外交部长。作为“最后的贵族”阶层的成员，作者有别于普通社会学者，可以说《旧制度与大革命》阐述的正是既得利益者，对社会变革的冷静观察。作者的视角，恰恰是改革者而非革命者的视角，《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权力执行阶层的启示录。
全书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托克维尔提出的两个悖论：“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何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是在对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代背景进行回顾时，托克维尔观察到的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同时，这种繁荣不只停留在经济层面。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但恰恰就是在这看似欣欣向荣的大环境中爆发了革命。 托克维尔的结论是：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因为政府这些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对被政府盘剥的坏印象远大于政府放松专制的好印象。
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这一“悖论”同样也是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的。“大革命 1
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作者在书中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托克维尔的这本书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探讨了革命为何会发生，而对于处于和平盛世的我们，尤其需要从中得到对于现实工作的启示意义。目前，“不改革死路一条”虽然已经是包括决策者在内的全社会的共识，但认识到这一点其实远远不够。改革过程中，社会矛盾会暴露，改革者很有可能畏惧不前，力求保持现状，甚至退缩。作者在书中警示制度创新的重要作用时，虽然没有给出具体的建议，但书中得出了促进社会真正进步的制度创新不是革命能达到的结论，正说明改革者必须直面制度创新。同时，改革必须是政府自觉的、必须的行动。只有不断改革，才能适应社会发展，才能防止矛盾的不断累积，直至爆发。国家事业涉及方方面面，是一个复杂系统，利益主体众多，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重重，推出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必须慎重，讲究稳中求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