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照进现实
“2014年，2月18日，乌克兰防暴警察开始对首都市中心独立广场上的抗议者营地展开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清场行动，冲突持续了一整夜„„目前伤亡数字尚不能得到完整确认，但至少已有数百人受伤，数十人死亡，其中有6名警察遭枪击身亡„„”
“乌克兰卫生部网站21日表示，自基辅冲突爆发以来，已有77人死亡，近600人受伤„„”
合上电脑，脑海里依旧充斥着图片里硝烟弥漫，血肉模糊的景象。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更迭总是曲折而又多元的——既有英国君主立宪和平妥协的范例，又有法国大革命轰轰烈烈地演变。“自由、平等、民主”——这些光辉的字眼总是萦绕在耳边，却又长久地无法理性有效地平衡与实现。百余年来，多少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些抽象的词汇加以解读诠释，托克维尔便是其中翘楚。其虽未著作等身，可为数不多的作品在新的时代依然历久弥新，发人深思。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继《论美国的民主》之后，托克维尔的又一力作。这是一篇“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作者在每章提出了问题，随之进行探讨解答。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通过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等等，抽丝剥茧般描绘出大革命前夕旧制度的各种风貌。托克维尔在全书中毫无保留地展现了他“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却又难能可贵地用“理性主义”架构起整个骨架，使整部著作在当时有种“出淤泥而不染”的珍贵。
第一编中，托克维尔就大革命本身展开讨论。他不吝对法国大革命投以最美的褒扬——“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谈到大革命的最大成果，他认为“大革命彻底摧毁了或正在摧毁（因为它仍在继续）旧社会中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以任何方式与之有联系的一切，以及即使带有贵族制和封建制最微小的印迹的一切。”
这似乎都那么一目了然，然而后两编中，托克维尔展现了更多耐人寻味的发现，一种仿佛“穿越”而来的现实意义：
一．托克维尔的悖论
“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 18世纪末，德国全境的农奴制尚未完全废除，而在法国，却业已消亡，“农民不仅仅不再是农奴，而且已成为土地所有者。” 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忍受，农民和领主、第三等级和特权阶级的矛盾越加尖锐。 从18世纪30年代到1770年，法国经济一直是快速而稳定增长，农业收成良好，人口增长，海外贸易也在发展。旧王朝最繁荣的时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解释道：“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上述话语并非耸人听闻，反而更为当今中国之对照。当前中国与旧时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的欲望每时每刻都在膨胀，全民都想发财，每一个老百姓都想发财，但是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他不断的刺激这种新的热情，不断地从中作梗，点燃了又把他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促使自己的毁灭，这就是法国大革命。”近年来，民众对于腐败、特权的愈发难以容忍,历史的经验似乎得到重新验证，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觉与重视。
二．“中央集权”的前世今生
大革命的翻天覆地使人做出许多想当然的结论，例如认为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加强是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创造，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大革命最初的努力摧毁了君主制度这个庞大的体制；但它于1800年重新恢复。人们常说，这是在国家行政问题上的1789年那些原则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胜利，其实恰恰相反，取胜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它们当时全都恢复实施，而且固定下来。”这一整套制度不仅包括中央对地方官员的直接任命，更残留了行政机构与法院之间的藕断丝连——对此托克维尔不无讽刺地说道：“大革命以前，政府只有依靠不合法和专横的手段才能庇护政府官员，而大革命以来，它已能合法地让他们违犯法律。”
旧制度的中央集权之下，政府为追求统治的效率与稳定，“正竭力将全体国民的特性整齐划一”“中央政府乃是全体法国国民的监护人”，这是视自由为生命的托克维尔无法认同的。旧制度下的集权仍较为松散，地方官员的职位可由金钱购买，行政人员官僚作风盛行，这间接导致大革命“突然而猛烈地产生”，“毫无任何过渡、征兆和慈悲”。然在革命之后，中央集权之强远胜从前，却未令法国民众有所领悟。究其原因，托克维尔认为掌权者“想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唯有中央政府。” 这一切听来是那样讽刺，却又深刻。革命的更迭，对社会形态的影响作用几何尚无定论，然对比“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帝制废除，各级官吏摇身一变，成为革命的“先锋”。革命的前后，不过是权力又一次转移，而从未真正惠及过人民。且不论旧时的制度如何，没有大众社会的思想转变，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很难通过一厢情愿的变革造出“空中楼阁”。“实事求是，立足国情”恐怕不是一句笑谈。
三．“文人治国”下的革命爆发
作为欧洲最重视文学的国度，法国文人在大革命的前后占据了“卓尔不群”的地位。尽管他们“从不卷入日常政治”，“未担任任何公共职能”,但在民众之中影响力甚大。托克维尔对此并未有过多好感，“这些作家的处境本身也为他们对于政府问题的普遍抽象理论的兴趣作了准备，并且使他们盲目地相信这些理论。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那时，中央集权下的法国民众“听命于政府出自习惯思维而非理性思维”，过久地脱离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文人们更为“大胆新颖的设想”，在社会中掀起极大的波澜，却未能使人们“提防纯粹理论的潜在危险”。大革命之前，“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大革命中，那些最惧怕它的人却走在了前列，并致力于为大革命的来临清除障碍、拓宽道路”，“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前者缺乏相互联合的纽带和共同的信念，且无法掌控人民，于是后者便在旧权利体系废止之后完全控制了革命的发展方向。”
于是，尽管大革命如此轰轰烈烈，托克维尔依旧不留情面地指出这场革命仍称不上一场“宏伟的事业”——法国民众在其中充分地表现其民族特性，“长于英雄行为，而非德行；长于天才，而非常识；适于设想庞大的规划，而不适于圆满完成伟大的事业。”
这让我又不禁联想到当今中国的舆论形势。网络上充斥着各种谣言与虚假信息，而发布的往往是一些知名人士，各类专家学者。他们的话题涉及各类公共话题，在非自己领域的讨论上大放厥词，既没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又没有实际参与公共事务的经验。他们总是使用着看似华丽高尚而充满激情的言语，一言一行“挑逗”着人性深处的阴暗面。尽管众多话语漏洞百出，无奈大众知识层面的局限性，一种灰暗的情绪在整个网络上蔓延。映照一下，一种担忧令我不寒而栗。如果政府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就该在公共事务上更为透明。公众只有在有机会接触并了解公共社会的基础上，才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假如法国人像以前一样在三级会议中参政，每天在省议会中继续致力地方行政，那么可以断定，法国人绝不会像此时此刻那样，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动；他们会维持事务的一定规章，以防止纯理论。”
上述皆为大革命前后为今日之“映照”，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断不可刻舟求剑。作为一名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在全书中隐约地流露出赞赏不平等的贵族制度对于国民自由的保护；他反对经济学家立足国家整体的统一规划，崇尚小范围内的自治。在交通不甚便利，各城镇皆如蕞尔小国的当时，这样的想法还颇有可行性，但在经济全球化，社会结构如此复杂的当下，倡导如此的“自由”恐怕没有土壤。协调平衡“平等”与“自由”才是当今社会发展最好的选择。
托克维尔自称写此书时，激情满怀，但他并未被感情迷失。他依旧用自己最宝贵的理性来观察与窥探这个社会。他并没有做出太多的结论，却引领着我们不断思索。好的作品正是如此，它永远能穿越时空隧道，用最“古老”的话语叙说着最具现实意义的话题，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