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西方文学对人性的探求历程
中外文学史表明，凡所谓经典作品皆以揭示人性为其最基本之核心，或者说文学人物的一切活动必须以人性为依据。从西方文学发展史来看，文学经典对人性的探求与认知大概经过一个由欣赏，继而凝视直至解剖的过程。
一、欣赏
从古典西方文学来看，“人是上帝的肖像”无疑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永恒传统。
在《荷马史诗>里，盲诗人尊奉“神人合一”的理念，以欣赏的姿态考量人性，赞美人类。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其实就是人自己。
《神曲》则全面展示了中世纪社会与人类灵魂痛苦的挣扎。文艺复兴时期正式进入“自觉时代”，莎士比亚注视并揭示了“人”的问题——莎士比亚悲剧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较为独特而深邃地阐释了人的本真的生存境遇，展示着一个个真实生存的人。在莎翁看来，人性充满着悖论：人的自然感性生命既蕴含着真挚的爱，也生发邪念的欲：人的理性智慧既闪烁着真、善、美的光辉，也充塞着虚伪与狡诈的毒液。简言之，莎翁作品中的主人公总是处于人生的两个对立面的矛盾的状态中：一边是理想的正义和爱情，一边是现世的丑恶和冷酷。正如雨果所说，莎剧中的每一个形象都体现了“生与死、冷与热、公正与偏倚、天使与魔鬼、天与地、花与雷电、音乐与和声、灵与肉、伟大与渺小„„自我与非我、客观与主观”等等的对应关系。
启蒙时期的卢梭发现了人的内在宇宙，解放了被囚禁的内心情感，迈出了人类自我极为关键的一步。人性是复杂的、立体的，不是单一的、平面的；同时人性是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周围环境、社会的变化发展而变化。
二、凝视
十九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作家直接提出了“人是什么”的质问。文学走向探索，反观人性的复杂性，是文学创作上的突破。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司汤达、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都坚持把人性看成是复杂的，坚持如实地反映复杂人性。他们开始自觉地拷问人性，深沉地凝视人生。在他们看来，善恶有时集于一身，本身也可以有量的变化。《复活>中的聂赫留多夫由兽性复活人性经历了多么复杂的心灵历程。《浮士德>的主人公心灵中始终有两个灵魂在撕咬。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用人性的崇高与卑劣的映衬表达了作者关于人性善恶的历史观。
法国的巴尔扎克、莫泊桑，英国的狄更斯等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如同拿着放大镜一样，他们切切实实地审视着大千世界中的芸芸众生。巴尔扎克在他的代表作《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中，形象地描绘了人性中最美好的父女、夫妇关系是如何被金钱异化为“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狄更斯的长篇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中，更骇人听闻地描述了儿子为了金钱杀害父亲的非人性行为。马丁·朱述尔维特的一番话：“背叛、欺骗、阴谋诡计、竞争、仇恨、卑鄙、虚伪、贪婪、卑躬屈膝、兄弟阋墙、父子反目、亲友相互践踏——这就是在生活道路上的连台好戏。”道出了人性被异化后的卑劣。
十九世纪文坛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一语道破了这种文学对人性的孜孜挖掘的热情。“人是一个谜，我要识破它，如果为此要付出整个人生，我也不会后悔。”
三、解剖
进入20世纪以后，人性问题日益成为文学理论界的关注热点，研究成果层见错出。人性，所谓人类的自识，最终将落实为一个标准问题。
在加缪的《局外人>中，莫尔索对一切的极度麻木甚至对母亲的葬礼都无动于衷的态度，让人们在战栗中感叹人性纯真的流失；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善良的主人公异化为虫后，亲人对他的日渐冷漠与仇视，在尖刻的反讽中揭示了人性善与美的沦丧；萨特的《间隔>通过三个卑鄙灵魂的互相折磨，对人性进行地狱般的拷同；„„在现代主义各派的文学作品中，作家们无情地揭示着人的异化，人际关系的异化，人存在的荒诞与无意义。可以这样认为，“人性的畸变是所有这些异化的核心”。如果说在前人的作品中，人性的善恶两元是展现恶以衬托善，从而体现人性的丰富与完整的话，那么这些现代派的作品中，人性恶则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主要格调。作家们开始以非理性的眼光窥测人性深处的奥秘。常理告诉我们要隐藏起来羞以示人的往往是丑的。因此他们在曾被理性的现实主义透视了无数次的人性深处找到了人性最丑陋、污秽的肿瘤，并如外科医生般将这一肿瘤血淋淋地挖出来展示在世人面前。
在卡夫卡、加缪、福克纳、乔伊斯、伍尔夫等现代派大师的作品中，我们一再遇见的是被心灵所困的现代人的身影。我们感到的是传统的文学中所少之又少的精神的痛苦与灵魂的绝望。这种心灵深处的自我放逐，远远比哈姆雷特在复仇绝境中的犹豫，浮士德在魔鬼引诱下的彷徨，拉斯柯尔尼柯夫在罪与罚的道德审判中的战栗，要痛苦得多，从这一意义来讲，现代派并没有背离人道主义，只是把目光转向了更内在的追求，或者说是更深层的解剖。
从古到今，西方文学不论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但对人的情感世界的表露、剖析、挖掘，在优秀作家笔下，却一直没有中断。从这一脉络中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西方文学和深层文化，产生更深刻的关于人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