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建设之学习篇（49）——摘自大连市纪委向局、处级领导干部推荐廉政建设系列文章
隐性流失加剧期
斯大林之后，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他们执政时期的苏联，尽管综合国力、军力达到了顶峰，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与美国分治世界近半个世纪；尽管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一边脱下鞋子敲打发言桌、一边声称要埋葬帝国主义，勃列日涅夫将飞船送上天、导弹部署到美国的家门口；尽管形成和拥有改革的最佳机遇和条件，但由于他们既是斯大林模式的产物和受益者，又必然是斯大林模式的执行者和传承者。他们共同将斯大林模式推向了固化和极化的境地，不仅消耗完了斯大林模式的红利，而且隐性地损伤和流失了苏共的先进性、合法性和纯洁性，留下一个盛极而衰的苏联给戈尔巴乔夫。
赫鲁晓夫充分利用这种体制的独裁主义结构，特别是执政后期，无法摆脱绝对的权力和谄媚的腐化作用，同样搞党政合一，同样搞个人极权，同样搞个人崇拜，同
样搞党内斗争，同样搞霸权主义，重新走向斯大林式的极权道路，致使斯大林“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反弹和回归，使苏共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受到了隐性损伤。
作为等级授职制复制的“武大郎”式干部的杰出代表，勃列日涅夫无能研判和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无心融入和顺应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潮流，无力担当和推进继往开来的时代变革重任，痛失苏联历史上的最佳改革时机，维稳抑变18年，使斯大林模式更加成熟、更加固化，走向极化，成为苏联历史上的“超稳定时代”。特别是从1982年到1984年，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苏共连续三任年老病弱的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在职病逝，成为苏共执政危机和纯洁性危机的隐性加剧期。
显性流失与急剧崩溃期
苏共经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代，丧失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革新的最好时机，也由纯洁性的隐性流失期迅速走向显性流失与急剧崩溃期。
1985年3月11日，在“别无其他的选择”的情况下，
在苏联人民发出“不能在这样生活下去了”的怒吼声中，苏共挑选旧体制内“最合适”人选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但此时的苏联已到了“极度萧条衰退时期”，出现了全面危机，党和国家开始显露出“苏联之灾厄”。
加之，戈尔巴乔夫改革过程中，始终在激进派与传统派的夹缝中犹豫摇摆，始终在“议行监合一”的权力结构中折腾回复，始终在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中选人用人，在内外交困、慌不择路的情况下，超越党内分权和党政分工两个阶段，直接搞党政分开，最后将最高权力中心由党内转移到苏维埃再到总统，自己成为拥有无限权力的超级总统和民主利己主义者。
由此，不仅激进改革派抛弃了戈尔巴乔夫，而且党内保守派也放弃了戈尔巴乔夫，最要命的是各阶层和人民群众都对戈尔巴乔夫感到极度失望，苏联已再也没有改革的时间和空间了，也无人并无能替苏联负责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成为苏共执政危机总爆发时期，成为苏共合法性、纯洁性显性流失乃至急剧崩溃破产时期。
苏共纯洁性丧失过程中的乱象
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自斯大林时期起，苏联作为一种
社会主义形态并没有朝着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迈进，不仅总体上形成和固化、甚至极化了斯大林“议行监合一”权力结构模式和等级授职制的用人体制，而且丧失了苏共由革命党内执政转型、推进权力结构改革的最佳机遇和条件，苏共不断走向“四大危险”。
精神懈怠。几十年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的苏共党人，依靠强大的意识形态教化，严格的舆论言论管制，搞教条化、垄断化、实用化的马列主义，不仅始终没有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大而根本的问题；而且道德人格物化、核心价值缺失、理想信念坍塌、话语体系阻塞，形成说谎机制和伪善氛围，形成“万马齐喑”甚至“听不到人民声音”的可怕局面，出现了严重的精神懈怠危机，从精神上和心理上不断解构苏共的纯洁性资源和执政根基。 能力不足。斯大林及其后的苏共党人，在不断扩大阶级基础的同时，忽视了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的质量建设，党员发展过多过快，干部队伍膨胀腐化，许多不知党、不信党、不爱党的人被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入党提干
功利化、手段化的现象不断加剧，严重影响了队伍的质量整体质量、形象和战斗力。整个队伍“能力不足”和“本领恐慌”问题日益突出，执政能力层层矮化、代代矮化。因而，最终无人、无能也不愿替苏联负责了。
党群疏离。由于苏共长期推行以牺牲人自由全面发展权利为代价的现代化，大搞政绩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始终未能解决广大民众的民生民权民主问题；同时，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发展壮大，苏共走上了腐化变质的道路，“安泰”离开了大地，党群干群日益疏离，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关系，苏共执政的最大政治优势变成了最大的执政危险。
消极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苏共各级干部非常信奉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只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口号，升官发财成为公开追求，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权力成为一种乐趣，形成了以“一把手”为核心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腐败集团，“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苏联解体以后，那些“在册权贵”摇身一变，大都成了新国家新体制新权力结
构的新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