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中和”也简称为“和”。“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所以现在常有人提到“中华‘和’文化”。
《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大家都认为和谐最好，这在中华文化中处处可见。例如一个家庭要做到“家和万事兴”；做生意讲“和气生财”；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业要“和衷共济”、“内和外顺”；与人相处要“和以处众”；对外关系要“协和万邦”。总而言之，方方面面都要追求和谐。可见和谐是中国人的普遍要求，极其深入人心。 “中和中庸”思想渗透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许多方正有序的建筑更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和谐好极了，但如何才能达到和谐境界呢？传统文化认为必须坚持中庸之道，以中庸为手段，达到中和的目的。
但是中庸常被人误解，以为是折中调和、庸庸碌碌，不分是非、不讲原则，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中庸是要求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也就是把握准确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过份，“过犹不及”。中庸之“中”，的确要求事物出现平衡状态，但它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点。犹如一杆秤，秤锤必依所秤之物的轻重而在秤杆上移动，才能找准平衡点，从而把秤杆摆平，把重量搞定。假如中庸之“中”固定为折半以取中，那就犹如把秤锤固定在秤杆的中点，那你这杆秤就只能添乱而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当然，处理矛盾交错，情况复杂的社会问题，要做到准确把握一个度，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孔子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礼记·中庸》）在这里，孔子明明白白把中庸与平均主义对立起来，可见决不是“折中”的意思；再则中庸如果只是各打五十大板，各赏十块大洋，那是任何一个蠢才都会干的，怎么会比上刀山还难？怎么会断言“不可能也”？
当然，中庸虽然很难很难，但如果不要求把握绝对准确的度，而只要求处理问题大致把握一个度，这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有度”总比“无度”更能促成整体的平衡与和谐。
作为一个现代人，要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与冲突，更必须具有“度”的意识，注意把握分寸。假如事事处处都趋于极端，态度绝对化，做事没商量，一味任性妄为，那无论对人对己都是很不利的。所以中庸应是人类的明智抉择，对解决世界上各种矛盾冲突都是很有用的。
一，“和”的概念
和的概念是与金木水火土五行说一起产生的，古人认为“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生万物。” （《国语·郑语》）和是万物得以生成之道。
郑桓公曾问史伯，周朝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史伯认为是周王“去和而取同”，周王只听取相同的意见，排斥相异的意见，所以一定会导致衰落和灭亡。史伯还提出“以他平他”的方法，把相异的东西有机结合就能产生新事物，若是相同的东西相加，那就太单一而没有发展了，就会犯“以同裨同”的错误。《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 意思是说，“和”是将性质不同甚至相反的事物安排在一起，即所谓“以他平他”， 事物才能生长、发展；“同”是将无差别的事物凑合在一起，即所谓“以同裨同”。
曾子则把和比作烧汤，“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命之，以平其心。”（《左传·昭公二十年》）要以他物来补自己的不足，把太多太猛的方面减弱一些，这才有和的境界。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这句话则直接指出阴阳相冲为和，用辩证法的思想来解释，就是指出和是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
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是指要承认差异、矛盾，在差异的基础上形成的“和”， 才能产生新事物；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竭。
和必须与中庸联系起来，才能更好的把握这种传统思维。中庸，中指居中不偏，无过无不及；庸指平常，要切合实际，易于实行。做到中庸就要“执两用中”，执两是指把握事物的两端，明白矛盾的两个方面；用中，指在矛盾的对立面中寻找他们的统
一、和谐和平衡。
建立在中庸基础上的和，是重视对立面的不同即斗争的和，是以斗争性作为自己存在前提的和。
二，“和”的图腾与民族
图腾崇拜是一种最原始的宗教形式。“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在原始人信仰中，认为本氏族人都源于某种特定的物种，大多数情况下，被认为与某种动物具有亲缘关系，于是，图腾信仰便与祖先崇拜发生了关系，在许多图腾神话中，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来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是与某种动物或植物发生过亲缘关系，于是某种动、植物便成了这个民族最古老的祖先。
龙、凤凰、麒麟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这三种图腾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尊崇不一样，但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商朝时以凤凰为民族的图腾崇拜，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史记》中记载的箕子被周武王封在朝鲜，至今朝鲜以凤凰为吉祥物，衣尚白色。
龙是中华民族时间最久的图腾了，它马头、鹿角、蛇躯、鹰爪、鳞身、鱼尾、虎腿，看起来没有一件构成不是别的动物，但又形成自己独特的生命形象。凤凰鸡头、蛇颈、燕领、兔背、鱼尾、五彩色、六尺多高。麒麟形如鹿、独角、全身鳞甲、尾似牛，同样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和的产物。
这三种图腾，都有力的证明了中华民族的早期融合。民族在交往和战争中合体，各个民族各取一个象征代表自己，于是就创造出这样的综合图腾。
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经历三次高潮。
第一次，从春秋战国至秦，约五百年，是以中原周围各族吸收“诸夏执族”的大融合。结果是：楚人、吴人、越人、东夷人、西戎、南蛮、北狄与“诸夏之族”融合成汉民族。
第二次，从南北朝到唐初，约四百年。其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前赵、后越、前燕、前秦等十六国，逐渐也汉化，最后融入汉民族。
第三次，从五代十国到明初，约五百年。女真、契丹、西夏、沙陀等少数民族进入西北和北部许多地区，经过五代十国，也与汉民族同化，以至元朝统治者将这些被征服的辽、金、西夏人通称为汉人。
满清入关后开始了中华民族的第四次融合。
犹太人曾经是没有国家的流浪汉，在宋代有大批犹太人进入中国，曾向宋王朝进贡，宋王告诉他们：“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并赐赵、李、张、高等17姓。这批犹太人完全汉化了。世界上犹太人被成批的汉化，恐怕就此一例，这也说明了以和为贵的汉文化的强大的融合和消解的力量。这种极强的民族融合力，得益于中华民族的人文主义的传统以及对和的观念的理解。
三，“和”的文化
从汉朝开始，中国就开始与世界交流，除了与周边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缅甸有各种联系外，与南洋群岛、马来半岛交往也很频繁，著名的“丝绸之路”也是那时候开通的。
唐朝与世界文化的交融更是空前，李白题诗：“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可见，外国人在中国开店很普遍。当时，唐朝的国子监和太学，接纳二万多外国留学生，盛况空前。唐朝人对于外来文化广泛吸收，胡装、胡食、胡舞盛行街头，汉人“大有胡气”，豪爽而刚健，以至于“洛阳家家学胡乐。”
越是大开放、大交融，就越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全唐诗》诗歌多达48900首，诗人2300余位，唐代歌舞场面也十分壮观，唐玄宗时的《上元乐》，舞者多达四百余人，气魄宏伟，富丽堂皇。和的大气魄必须以开放的文化政策作手段，正是这种开放、交融，才有中国传统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广泛吸收，才能全面丰富自己，形成盛唐雄汉的峥嵘气象和中国文化的黄金期。
儒释道三教合流，标志着华夏文化走出大陆而成为东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融化外域文化的极其灿烂的一页，也是中国文化和的精神的一次典型体现。
印度佛教中国化，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是佛教被改造，成为中国式的佛教即禅宗，与印度本土的佛教有质的区别。另一个是佛教和儒教合一，推进儒学变革，走出了子学和两汉经学的框架，形成了宋明理学，创立了自身的心性本体论。宋明理学与禅宗波动了整个东亚，使华夏文化圈成为现代所说的东亚文化圈。
从理论上讲，外来文化要能够流行，必须和本土的文化相互接轨才能实现。显然，印度本土佛教的教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矛盾和冲突，主要是与忠孝入世三个中国固有的观念相抵触。但中国文化以建立在中庸基础上的和，以重视对立面的不同即斗争的和，以斗争性作为自己存在前提的和的精神，改造了佛教。佛教主张出世，回避政治，对君王父母无须下跪，无须尽忠尽孝，出家以后不得婚配，正好触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于是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佛以普渡众生为己任，不入世如何普渡。既然佛陀主张“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然可以把尽忠入世看作是入地狱的过程。因此佛法自在世间，不离世间也可觉，改变了佛教不入世的佛规。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佛教的“淫罪”是限于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不限制正当的婚姻，家庭不是成佛的限制因素，居士既可以有家生儿育女，又可以修道成佛。
和的精神，塑造了和的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千年辉煌。
四，“和”与中国的未来
明朝中后期以后，中国传统文化日渐沉沦。虽然还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虽然利玛窦已在万历年间开始“西学东渐”，传教并教授天文力学地理等自然科学，但是中国统治政策已经保守和封闭，到了清朝英使马葛尔尼1793年来华，送来礼物西瓜炮、铜炮、火枪、西洋船等29种，仍没有引起执政者的重视。
在文化思维上，传统文化显示了它的先天不足。主要有：一，中国重经验和直觉，西方重抽象概念；二，中国重了悟，西方重实证，三中国重类比推理，西方重归纳和演绎推理。
比如墨家几何学和欧几里德几何学。墨家几何形成“端”、“尺”、“区”、“中”、“平”、“因”、“樱”、“间”、“次”、“博”等概念，而欧几几何则形成“点”、“线”、“面”、“长”、“宽“、“高”、“在……之上”、“在……之间”、“叠合”等等。显然，这两家的区别是经验公式和抽象公式的区别，点线面等已经摆脱了“端尺区”的直观性和形象性。
逻辑系统也如此。中国传统文化重类比推理，比如《易经》的乾卦，“乾”可以是天、君、父，阳等等，相互之间可以转圜，虽然这样会引发许多天才式的联想，富有创造性，但缺乏严密性与科学性。
西方重归纳和演绎。在培根“归纳三表法”和穆勒“归纳五法”中系统化，上升为经验论和实证主义的方法系统。演绎法在亚里士多德、布莱尼茨、笛卡儿、康德的学说中系统化，形成先验论和公理化的方法系统。
爱因斯坦把西方科学思维基础归纳为形式逻辑和实验，形式逻辑使概念确定，实验使概念具有数学定量化的公式，并可最终对正确错误进行裁决。
所以中国的科学成就，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出现了怪现象，那就是我国汉唐在工程建设方面遥居世界之先，却没有力学；有世界上最早、最丰富的天象观察，却没有天体运行规律的科学；有哈雷慧星的最早最多的观察记录，而计算出哈雷慧星速度的，却是哈雷和牛顿。
回溯历史，儒教和佛教没有合流的时候，儒教没有自己的心性本体论，佛教的传入，给了儒教一个本体的东西。俯瞰今朝，当东西方思维方式出现明显的不同时，也应当秉持中国文化的和的精神，积极学习和融合。
可惜！中国的千年荣耀，正是在和的精神下迎来了历史的辉煌，中国的百年屈辱，正是背离了和的精神而遭遇了历史的沉沦与浩劫。
中国传统文化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于一个“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