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不管社会是否处于转型的时期，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特有的时代精神，历史久经积累，民族振奋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使之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形成各具特色的价值观体系。就我们国家而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包括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民族优良传统，国人对长征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青藏铁路精神等字眼耳熟能详。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可见时代精神是一个社会在最新的创造性实践中激发出来的，反映社会进步的发展方向、引领时代进步潮流、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是一个社会最新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和社会时尚的综合体现。对时代精神最新的理论总结，应该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法了。
价值观体系的整体构建离不开整个中华民族肥沃的文化土壤，于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解读暗合了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体体现在她解读中认可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思 维、传统文化中文学母题的扩展、写意的形式。
虽然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但是不同时期对它的解读引起的反响却不一样。于丹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具有个人特色，社会上的反响不一，引起的争论不少，愈是引起专家学者们争论的东西愈有扩张力和突围力。她在XX年下半年至 XX年初期间无疑成为了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百家讲坛”的镇坛之主，讲授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使其迅速成为“文化明星”，形成了独特的“于丹现象”。此种现象带来的关于传统文化如何传播的问题，不仅在传播学上引起了重视，也引发了国家应该如何普及传统文化，普及什么样的传统文化，以及采取什么方式来普及这些思考。
对于丹现象的解读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那些对于丹本人的成见和谩骂排除在外。大众对于丹的解读大部分是欣赏的，对于丹有一定的崇拜，在于丹的演讲后要求签名的人不可胜数，她的书出版量甚至超过了易中天，简单又具有特色的解读似乎使大众明白了大众文化的真谛，解决了他们看论语的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的问题，积郁多年的心灵问题在于丹的讲解中形象生动似乎得到了一种心满意足的答案。
于丹说:“我所能承担的角色只是一个体验者,以身体之,以血验之,像两千多年中数以万计泡过这眼温泉的人一样, 用自己的身体最敏感的病灶去承受温泉的恩惠。”于丹在访 谈时对自身定位的认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我们在讨论中国的关系时候少一些吹毛求疵。于丹解说论语、庄子中对儒、释、道三者关系的独特表述，其真正出发点怎么帮助现代人学会享受生活享受快乐, 从智慧之书中完成心灵疗伤。正因为她的讲解是积极的, 充满爱心的, 是有着强烈人文关怀的。所以也可以说，在二者关系上，于丹现象超越精英与大众的紧张，统归于如何构建核心价值体系的问题上来。
每个国家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不应该是某一代或者某几位领导人提出的一些观点与看法，领导人总是要换来换去的，价值观却不能随意更换。作为核心价值观，我认为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一定要有道德基础，有群众基础，有社会基础，而且在政治上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只有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才能够被民众自愿接受。从传统文化汲取有效的营养来拯救现代化的不足，治疗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弊病，去其弊而存其利,用精神文明纠正社会生活过度物质化和外向化的病态。《决定》便是这样一个纠正的尝试。
于丹对中国古代的整体性思维十分推崇。《论语》里对现实社会的认知，儒家经世致用的精神，庄子自然的逍遥游状态安抚了多少从人生经历中遭挫的人，上到大政治家，小到贫民老百姓，或多或少有一些庄子情节，就像我们国人身上隐藏着的阿Q精神。还有佛家的一些禅道，以“坐禅”为 途径达到心灵的宁静澄清。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情况在一个人身上同事具备，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和人生历练中侧重于某者。
相应地来看看核心价值观的构成。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确立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必然选择。
整体性思维的第一个重要表现在核心价值观是核心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社会学认为 ,作为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 ,它必须在该文化的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地位,对该种文化的社会运行轨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不可替代性。
第二个表现在核心价值观体系的五个向度上，它们分别是居于指导思想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我国向来追求多元文化和谐的状态，五个内在生成的价值向度体现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一个重要的价值向度，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代表了先进文化的方向，并经过实践的检验才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其他四个向度乃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奋斗目标，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和情感，体现了全民族的利益和共同意志,因而也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凝聚一体的强大精神支柱 ,是 “多元一体” 和 谐文化得以形成的纽带。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文化生活也日趋多样化 ,需要我们通过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文化和情感 ,以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建立起民族的精神支柱 ,协调全体社会成员的行动 ,维护社会形态的统一性,这样，“多元一体”的和谐文化局面才能出现。
第三个表现：在核心价值观五个向度形成的统一整体里，不仅明确了核心价值观的世界观和共同目标，而且没有喧宾夺主的嫌疑，也就是说，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用以上五个价值向度来限制文化生态平衡所具有的多样性，它是多样性文化的有机整合，同时也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提倡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尊重人们价值选择的多样性,而在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社会,没有多样性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性。
“于丹现象”不仅有传播学意义，重要的是其在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上所给予的有用启示。此类现象的特点是属于学术圈子走出来的学者利用电视传媒对古代经典进行个人化、通俗化的解读，以达到向公众传播传统文化的目的。有人将此视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复兴。于丹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哲学思维的强调，将传统文学母题与西方相比得出具有我国特色的“重义轻利”、“知耻重义”等母题，并主张在传播传统文化时可以采用写意的形式，多方位对核心价值观进行宣传。 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构建在一定层面上来说，是国家“和平崛起”与文化传播战略的实施,需要人们重新认识、把握传统文化,并将其与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联系在一起，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价值评估、仔细筛选，它包含着中国人的民族智慧，而作为整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其文化根基必须植根于中国人自己的古老的民族传统文化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