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
――可歌可泣三千五百里湘黔滇小长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闻黎明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民族精神大讲堂”第四讲）
抗日战争既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也是一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民族革命战争。这场战争，不仅要从中国领土上驱逐日本侵略势力，同时还要承担起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因此，全面理解抗日战争需要包括“抗战”与“建国”两个方面。
诞生于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江南北之时的西南联合大学，是所肩负着建国重任的战时高等学府。全校师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和全国人民一起书写了民族复兴的光辉篇章。它的历史，浓缩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伟大精神，是中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南联大初名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1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1938年迁至昆明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被誉为抗战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而它自长沙迁往昆明的三千五百里“湘黔滇小长征”，也是不应忘却的可歌可泣的一页。
一、迁滇论争与步行团的组建
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相继沦陷，教育部决定北大、清华、南开迁至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但是，随着战火蔓延，长沙也面临着战争的威胁。11月24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长沙，火车站附近小吴门一带在六枚炸弹中成为火海，死伤者300余人，使本为后方重镇的长沙日益充满了火药味。
1937年12月南京失守、武汉紧张，长沙人心浮动。在这种形势下，学校当局考虑再次搬迁。1938年1月，教育部同意学校迁至远离战争威胁的西南大后方昆明，20日，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第43次会议做出全校迁往昆明的决议。
但是，这个决定引起许多同学的反对。主要理由认为西迁就是逃难，就是逃跑，是视救国的责任于不顾。为此，学生们组织了反对搬迁或缓迁的大签名。当时，反对迁校的意见占据主流，各种壁报贴满了校门内的走廊。一位学生回忆说：“燕赵本多慷慨歌之士，加之此时此情，大字报的内容与措辞当可想象如何了。综其内容要义，不仅指责学校应知国破山河在，庸人何必自忧之，以及立足方定，正期弦歌不辍，不料竟有劳师动众，西迁昆明之议，实属荒废学时，劳民伤财，莫此为甚之类。”
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也站在反对立场。1938年1月18日，张治中冒雨到校讲演，说：“我们不否认战场上的失利，然而为了国家的荣存，我们应当死中求生。我们已经过了许多
① 高小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纪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233页。 ①
1 年的不生不死，以至国家成为如此。现在不容许我们再不生不死的下去了。”张治中还强调了湖南抗战的计划，说准备停办高中以上学校，招集5万学生，全部送到乡下，让知识分子领导全湘人民抗击日军。
不过，学校当局出于维持正常教育秩序的考虑，认为选择云南“并不是专以安全为原则，因为单纯为安全可以到西藏的喜马拉雅山。但是过份闭塞的地方，不是学校所在的目的地，到云南，是因为有滇越与滇缅两条路可以通到国外，设备仪器容易运到”。为了说服同学，学校特邀了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来校讲演。陈诚在讲演中说：对日作战是长期的，政府深信抗战一定胜利，只有少数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们，理应承担更艰苦更困难的使命，现在政府为了抗战组织青年从军是必要的，可培养未来的建国人才也很必要。陈诚的演讲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国民政府认为抗战固然紧迫，但建国更需人才，大学生的主要任务应是后者。这种态度多少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其实人们也明白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与直接投向抗战工作并不矛盾，目的都是为了救国，况且大学生的作用是普通士兵无法代替的。
围绕迁滇问题的论争，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爆发初期便开始从现代意识上思考如何处理抗战与建国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当然，分歧不可能很快解决，但西迁决定已不可更改，它迫使每个同学必须做出选择。后来，尽管在反对西迁声明上签名的同学超过全校学生的二分之一，但最终仍有三分之二同学决定随校搬迁。
西迁昆明确定后，学校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费、交通、安全三大困难，而首当其冲者是经费的严重不足。当时，学校计划了三条迁滇路线，一条是沿粤汉铁路至广州，到香港后再乘船至海防，再由滇越铁路经蒙自抵昆明；一条是沿刚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过镇南关（今友谊关）至河内，再由滇越铁路经蒙自入昆明。而第三条从长沙步行到昆明，便是出于经费原因而制定的。
战时的大学生在经济上已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何况长沙临时大学为了接纳战区学生，接受了相当数量其他大学的插班生，这些失去家庭资助的战区学生到达长沙时，几乎人人两手空空。学校当局对这些情况十分了解，步行入滇的计划就是在此形势下做出的。对此，学校还做出强制性规定，即所有身体检查合格的男同学一律参加步行团，途中所有费用全部由学校负担。可见，3500里长途跋涉虽然可歌可泣，但它却不是为了名载史册而发起的，倒实在是非常时期因经费拮据而采取的一种无奈措施。
这次“小长征”的组织名称最后确定为“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将“步行团”改为“旅行团”，似乎是想淡化途中的艰险，有意给“小长征”添加一层相对轻松的色彩。
从长沙步行到昆明，即便在道路通畅的今天也不是件轻易的事，何况当时多少还带有些冒险成分，故长沙临时大学当局对其组织实施极其重视，布置也十分周密。由于湘西土匪众多，为了保证旅途安全，学校请湖南省政府指派一位熟悉湘西情况的人为旅行团开道。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委派了军委会参议黄师岳中将担任湘黔滇旅行团团长。黄师岳行武出身，他决定旅行团采用军事组织形式，全体团员编为两个大队，每大队下设三个中队，每中队下设三
③②
① 《董奋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56页。
《梅贻琦黄子坚胡适在联大校庆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摘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896年10月版，第512页。 ③ 冯钟豫：《四十年来》，原载《清华校友通讯》(台湾)新67期，转引自楠原俊代著《日中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又一次长征，通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之路》，［日本］研文出版公司1997年2月版，第99页。 ②①
2 个小队。同时，学校也委派黄钰生教授担任团长，军训教官毛鸿上校担任旅行团参谋长，军训教官邹镇华、卓超中校分任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则均从体格健壮、认真负责的学生中遴选。
后勤保障方面，学校也做了最大努力。在物资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学校搞到两辆卡车，装载全团行李、器材和伙食班用具与食品。为了及时了解形势，还为旅行团配备了一台收音机，由几位同学每晚收听新闻节目，如有重要消息，便以黑板报或大字报的方式于次日早晨公之于众。同时，学校还为旅行团配备了必要的图书。
根据学校公布的名单，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学生人数为284人，除了途中因病因伤不得不改为乘车者外，步行到昆明者为253人，占全团的88%。2月14日，湘黔滇旅行团召开行前动员会，团长黄师岳虽行武出身，却也读过一些书，所以能从文化层面理解长沙临时大学的西迁意义，甚至将此次搬迁与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联系起来。他说：“此次搬家，步行意义甚为重大，为保存国粹，为保留文化„„在中国你们算第四次，张骞通西域为第一次，唐三藏取经第二次，三宝太监下西洋为第三次”，现在，你们是“第四次的文化大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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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千五百里长途艰苦跋涉
1938年2月19日下午，湘黔滇旅行团举行开拔仪式，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陶履谦代表张治中致欢送词，黄师岳带领大家呼口号。仪式结束后，戎装的教官们率领团员出发。团员们身着军装，打着绑腿，佩带“湘黔滇旅行团”臂章，背着水壶、干粮袋、搪瓷饭碗和自购的雨伞，整队至中山西路西端的湘江边，乘船至益阳。
旅行团是2月23日从益阳开始步行的。第一天，由于没有经验，有些人还穿着皮鞋，脚底板磨出血泡，结果队伍走着走着便散乱了。于是，第二天出发前，黄师岳训话说：昨天队伍太不整齐，大家散着走非常危险，以后每走1小时休息10分钟，到适当地点再休息40分钟。他还规定队伍分成两列，沿公路两侧慢步匀速行进，每人间拉开一定距离。这种正规部队的行军方式对大学生不合适，没多久大家就觉得枯燥无味。于是，24日行军时，有人急步前行，有人落在后面，怎么纠正也不管用。后来，黄师岳也想开了，只要不出漏子，怎么走都行。于是，此后除了每天早晨出发前整队集合、检查人数外，出发令一下队伍就自然散开，以致有人戏言“联大的自由空气就是从旅行团开始形成的”。当然，也有比较规矩的时候，那就是每逢当地政府组织欢迎时，不能像叫花子一样地进城，必须列队入城。
途中的辛苦可想而知。行军“是不分晴天和落雨的，除了在较大的城市，为了顾及同伴们考察，多停留一二天外，哪怕是下着倾盆大雨，当集合的号音吹响之后，也只得撑开雨伞，让雨滴飘洒在衣服上出发了。”3月5日夜，一晚上都是狂风暴雨，次日晨仍未止，旅行团就在是大风大雨中奔向沅陵的。3月17日，旅行团也是在细雨中离开晃县。进入贵州省境，更尝到“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滋味，有时天虽无雨，但道路却泥泞难行。4月11日渡盘江后，本计划在凉水井（哈马庄）宿营，但到后方知三天前这里被一场大火烧得精光，根本找不到住家，不得已又走了18华里，半夜才到安南县城。因为行李车未能过江，那天
② ①② 董奋：《董奋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363至364页。
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烽火》第20期，1938年10月。
3 晚上大家只好在县府大堂里坐了一夜，结果这天共行了53公里，一天走了两天的路，还没能得到休息。
说到住宿，只能称得上是将就和对付，常常是“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60多天里，宿营地除了个别是学校或客栈外，有时是破旧古庙，有时是老乡家。住在老乡家时，与猪、牛陪睡是经常的事，阵阵难闻的腥臭气扑鼻各更是司空见惯。这些经历的多了，大家也就都不在乎了。有一次，一个分队长甚至睡到停放在屋里的棺材盖里。还有一次，息灯不久就听见墙上沙沙做响，打开手电一照，只见糊在墙上的旧报纸上血迹斑斑，成千上百的臭虫在纸上乱爬，吓的住在这个屋里的团员们逃到露天过了一夜。
与上述困难相比，团员们记忆犹深者莫过于几次惊险。第一次惊险是经过湘西山区，这是一个传言土匪猖狂，商旅视为畏途的地区。据说在沅陵、芷江一带山谷里有好几万“替天行道”者，其中一个大头目是某军官学校第8期学生，毕业前三天被开除，于是怀着怨恨投身草莽。3月2日，旅行团进入这个地区前，黄师岳特别说他已给土匪头目写了信，但危险仍是有的，故队伍要整齐，不许争先也不许落后。次日上路前，村里的百姓也说：“前面多绿林朋友，你们要当心些啊！”这天，旅行团出发不久，公路就愈来愈曲折，两旁峭壁矗立，眼界顿时缩小，前后左右都是山，稍高些的就被云雾吞没，加上丛丛密密的树林，给人一种土匪随时可能出没的感觉。3月4日，途中遇到中央军校学生兵，他们说前些天经过这里的军校同学曾与土匪相遇，有三个学生兵死于接火中。这件事顿时使旅行团紧张起来，当天深夜，黄师岳召集各小队长开会，说他刚从军校宿营地回来，据闻有二三百土匪渡过沅江向这边开来，问大家是马上起床到军校宿营地，还是留在原处不动。由于天色已黑，情况不明，最后决定团员们穿好衣服，等待命令。
这段经历，在一个团员笔下描写的有声有色。他写到：一天晚上“把铺盖摊好睁着矇眬的眼睛正想倒下头去，忽然间传令兵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说就是那一批土匪快要迫近这里了。顿时山腰间布满了紧张恐怖的空气，灯放射出的黄光，到后来索性吹灭了，变成一片漆黑。最初有人主张放哨，可是赤手空拳的那有什么用，幸而我们的大队长挺身出来愿独当一切。时间一分一秒地爬去，土匪却没有来。恐惧终究是挡不过疲倦的，大家终于都昏昏入睡了。因此当第二天那破裂的号音在屋角吹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已经平静地度过了一夜。”②①3月5日，旅行团在提心吊胆中启程，经过文昌坪时，“人家多闭户，从小路上坡后并闻枪③声一响”，晚上宿营时，行李车到得较迟，“恐匪惊动，禁用手电，黑路走细田埂三里，来回扛行李，甚苦”。所幸的是，除了听到这几声枪响外，受了一场虚惊外，一路还算平安。
旅行团始终没有与土匪正面接触，据说这是湖南省政府事前给“湘西王”打了招呼，说将有一批穷大学生“借道”去云南读书云云。不过，旅行团的着装也确实容易引起误会，看见这批穿着黄色军服、外表与大兵没有区别的队伍，连老乡都以为他们是吃粮当兵的“粮子”。但是，见到队伍里许多人戴着眼镜，便又猜他们是警察，是宪兵，是航校学生兵，还是从前线退回的队伍等等，因此常常被老乡问到：“前线的消息怎样？”“你们的枪呢？”不仅是老乡这样，就连路上遇到的军队也有产生误解。进入云南的第一天，滇军六十军迎面而 闻一多：《至父母亲》(1938年3月12日)，闻铭、王克私编《闻一多书信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82页。 ② 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烽火》第20期，1938年10月。 ③ 吴征镒：《长征日记》，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7月版，第9页。 ①
4 过，士兵们看着旅行团个个制服崭新，队容整齐，误会他们是航空部队。一位团员听到滇军士兵骂到：“他妈的！我们步兵正在开往前线去打仗，他们‘航空兵’却躲在后方享福！”
旅行团的第二度惊险，来自于大自然的威力。4月11日，旅行团来到贵州省西部的盘江渡口。盘江为西北至东南流向，将黔西南切为两截，是贵州通往云南的必经之地。盘江上原有铁索桥，湘滇公路通车后，盘江桥成为重要枢纽，但旅行团到来前的不久，大桥突然断裂。这个情况，旅行团事先没有得知，因此只能采用古老的摆江办法，用小船载人过江。
这天，团员们来到江边，只见“滚滚洪水为两山所夹，由于江面到此突然收缩，因之水流湍急，旋涡连片”。小船狭窄，头尖尾截，只有二三只。每船每次只能载五六人，上船后都须面向前方，一个挨一个蹲在船内，双手紧扶船舷。船头船尾各有船工一人，各持长篙，先将船逆水慢行沿岸上溯，撑至10余米外的近桥时，双篙一点江岸，小船便顺流而下，势如飞鸟，随波逐流进入一片旋涡。一眨眼，只见小船已近对岸，距对岸登下游20米左右停住，再拨转船头上溯，当乘客还在惊恐中，船工已将船撑到“码头”。船在中流时，最为惊险，胆小者多不敢抬头，站在岸上看的人也个个提心吊胆，情不自禁地发出惊恐声。
值得特别介绍的，这次湘黔滇旅行团中还有十位自愿参入的教师，他们是袁复礼、李继桐、闻一多、曾昭抡教授，与青年教师许维遹、李嘉言、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王钟山。学校请教授们组成旅行团辅导团，主席由黄钰生教授担任。这11位教师中，除黄钰生因公几次离去外，余皆步行到昆明。
辅导团教师的表率作用是值得称赞的。曾昭抡教授走起路不一丝不苟，即使遇有小路，也必沿着公路走之字形，因此被人称是全团走路最多的人。旅行团的同学，由于轮流担任宿营、购置、押运等任务，平均坐了一天或一天以上的汽车，教师们却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4月27日，旅行团到达距昆明19.7公里的大板桥。在这里经过休整后，28日大队人马朝着这次跋涉的目的地出发。在距昆明10多里处，即有先期到达的同学前来迎接，行至贤园时，学校已备下茶点，设立招待处，北大校长蒋梦麟夫人陶曾谷女士还带着几位教授夫人和女同学殷勤款待。午后，旅行团整队出发，接近城区时，街头已有举着横幅、呼着口号欢迎的男女同学，清华校长梅贻琦和献花蓝的女同学则在拓东路等候多时了。接着，旅行团军容整齐、器宇轩昂地经过金碧路、近日楼，一直开到圆通公园。在这里，团长黄师岳按照军中规定，一一点名后，将花名册郑重交给蒋梦麟，湘黔滇旅行团的“小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这次此行湘黔滇长途跋涉，全程1663.6公里，号称3500里，除去途中休息、天气阻滞及以舟车代步外，实际步行40天，每天平均步行约65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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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战建国的必要准备
68天的3500里长途跋涉，使团员们得到生平以来从未有过的磨炼，也大大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尽管一些团员抱有各种不同想法，但一踏上旅途，知识分子的抗战建国责任感便油 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烽火》第20期，1938年10月。
吴征镒：《长征日记》，《联大八年》第14至15页；高小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246页。 ②①
5 然而生。
途中，团员们为宣传抗战做了尽可能的努力。一路上，大家不时唱起抗战歌曲，铿锵的声调不仅表明了抗战的信心，也解除了途中的疲劳。途中，团员们对蕴藏在民众心底的抗敌热情也有真切的感受。
在贵州，虽然远离前线，但一些偏远乡村的民歌民谣里，也传唱着杀敌的声音。心理学系刘兆吉同学曾将沿途采集到的700余首民歌民谣编成《西南采风录》，书中收入抗日民歌20首，其中在贵州黄平采集的一首文字虽粗浅，歌词却立场鲜明：
打日本，打日本，不打日本不安枕，他是我们大敌人，想把中国一口吞，要想救国图生存，非把日本不得行。
在云南省霑益县，刘兆吉采集到的一首民歌同样充满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月亮出来月亮黄，日本鬼子好猖狂；与其望着来等死，不如送郎上战场。
有一首民谣的歌词想像力十分特别，歌词中说：
要想老婆快杀敌，东京姑娘更美丽；装扮起来如仙女，人人看见心喜悦。同胞快穿武装衣，各执刀枪杀前锋。努力杀到东京去，抢个回来做夫人。
这首歌词，明显地反映了层贫苦民众反抗强权的独特思维视角，它是受压迫者对施暴者以怨报怨的抗争，既然逼得我不能活，就索性拼个鱼死网破，杀到匪巢去，抢个你的姑娘做压寨夫人。这些，正如闻一多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所说：“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打仗本不是一种文明姿态，当不起什么‘正义感’，‘自尊心’‘为国家争人格’一类的奉承。干脆的是人家要我们的命，我们是豁出去了，是困兽犹斗。”这番话，可视为理解这首民谣内在意义最贴切的脚注。
4月13日，旅行团在贵州省安南县获知台儿庄大捷消息，这个消息使团员们个个兴奋不已，当晚便与县政府联合举行了祝捷大会。旅行团全体师生与县城的学生、警察、民团共700余人冒雨集会，黄师岳、县长、民众代表、旅行团代表登台讲话，各处燃放起鞭炮，大家齐呼口号，高唱救亡歌曲，会后在雨中泥地上举行了火炬游行，居民倾城出观，叹为本县从来未有之盛况。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少数民族是重要组成部分。西迁途中，团员们对西南少数民族有了近距离观察的机会。他们对西苗、仡兜、木老、猓猡、侗家民族的考察，为日后的民族史研究保留下许多第一手宝贵资料。有些同学，就是经过这次经历激发了民族和边疆研究的志向。
大西南的特殊地理位置，引起团员们深思。抗战爆发后，西南地区成为抗战建国的重要腹地，认识西南、开发西南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团员们在途中时时注意观察沿途的地质、地
① ① 闻一多：《西南采风录·序》，刘兆吉《西南采风录·闻序》，商务印书馆1946年12月版，第3页。
6 理、气候、矿产等自然现象，以期为抗战建国进行准备。
3月4日，旅行团经过楠木铺，有人拾到一种形如卵石的金黄色矿石，据说附近山上俯拾即是，经地质系同学辨认是黄铁石。大家深感，货弃于地，无人开采，殊属可惜。半个月后的3月18日，旅行团向青溪县进发途中经过木马坳，见有20余座民办炼铁炉，可惜是用土法冶炼，日产生铁仅800斤。潕水东岸也有一座铁厂，团员们了解到这座铁厂建于清末光绪年间，但是机器买的是旧货，附近又不产煤，以致很久不能开工。辛亥革命后，当时的县长把机器当废铁卖了，厂址也改为监狱，使这座全国较早的铁厂成为仅存三根烟囱的废墟。
途中，一些同学曾听袁复礼教授讲解河流、地貌和岩层的构造变形等知识。袁复礼是地质学专家，途中他经常手提地质锤，腰系罗盘，见到沿途感兴趣的岩石，就记在小本上。这些表率作用，给团员们留下深刻印象，加深了他们对地质文献重要性的认识。在潕水附近，有人发现寒武纪三叶虫化石，引起大家极大兴趣，纷纷去寻找。一位同学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湘西板溪群沿新开公路和受溪流割切的构造剖面形态，以及黔西的岩溶地貌、地文发育等。化学家曾昭抡教授非常关心国防工业，3月21日他为贵州省立镇远师范学校讲演“国防工业问题”，从量、质、原料一直讲到人才培养。在贵阳停留期间，团员们参观了贵州省建设厅的化验室，了解到当地煤、石油、铁、锑、辰砂、汞、铜等矿产的分布与储量；在地质调查所，也看到了从震旦纪到第三纪的矿藏标本。
湘黔滇旅途给团员们零距离了解西南社会提供了客观条件。前面提到在旅行团团员心中湘西是一个土匪出没的恐怖世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次，一位团员在茶馆休息时向掌柜问到这个问题。“这个年头嘛，真要命啦。几个月里头就抽几次壮丁，五个丁要抽四个，抽的抽走了，逃的逃上了山啦。”掌柜回答。经过贵州亦资孔那天，一个老乡也对团员说，“出了钱就是匪也可以保出来，没有钱你就千真万确地是匪”。还在经过湖南桃源的路上，团员们就看到有用绳子绑着的壮丁迎面走过。当时，个别团员觉得现在是抗战救国时期，不该逃兵役。听了老掌柜的话，才对舍弃家小跑到深山餐风雪地受苦者们产生了同情。
团员们所到之处，时时感受到国家、民众对知识分子的信赖与期望。3月17日，旅行团进入贵州省的第一个县城玉屏县，“有一队小童子举手欢迎，还有民众代表模样的几个人也敬礼”，“街上贴标语欢迎住宿，每家还挂出国旗来”。这个场面让师生们受宠若惊，但当看到县政府前一日迎接他们而专门发布的布告时，则又不由产生了内疚。布告上写到：“查临时大学近由长沙迁昆明，各大学生徒步前往，今日（十六）可抵本县住宿。本县无宽大旅店，兹指定城厢内外商民住宅，概为各大学生住宿之所。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舍不得。特此布告，仰望商民一体遵照为要！”[96]布告将他们称为“振兴民族领导者”，这使团员们不由地感到肩上的责任。4月22日到达曲靖县也是如此，不仅受到城门大开、黄土净路、家家悬挂国旗的高规格迎接，胜峰小学还放假三天，腾出校舍作为旅行团的宿地。
“小长征”中亲历亲闻，给团员们了解社会上了生动的一课。西南地区的贫困生活，落④
③②
① ①② 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烽火》第20期，1938年10月。
杨式德：《湘黔滇旅行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450页。 ③ 据《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片插页，［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10月版。 ④ 杨式德：《湘黔滇旅行日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487页。
7 后经济，愚昧意识，以及对大学生寄托的期望，使团员们心情沉重，也引起他们各种联想。黄钰生说：“同学们在我们祖国的部分山区行走了三千多里，亲眼看到山区的同胞过着封建愚昧，没有文化，极度贫困的原始生活。如何改变这种情况？每个同学都应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发愤有为来振兴我们的国家。”一位团员也说：“三千多里走完了，在我心头留下了一些美丽或者惨痛的印象。恐怖的山谷，罂粟花，苗族的同胞和瘦弱的人们，使我觉得如同经历了几个国度。”对于抗战来说，边远地区还远远没有动员起来，“一路上简直就看不出什么战时的紧张状态，只不过大都市里多了几个穷的或者富的流浪者！乡村充满了抽丁的麻烦或者土匪的恐怖而已”。
湘黔滇旅行团的 “小长征”，使同学们经受了不同程度的锻炼，奠定了他们敢于突破一切障碍的精神基础，增添了抗战必胜的勇气。大家自豪地说：三千里都走过来了，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时代的责任感在“小长征”中逐渐得到了升华。一位团员后来说：在西南联大的精神结构中，也有徒步3500里的因素在内。
长沙临时大学的这次湘黔滇旅行，当时就受到社会的高度赞扬。1946年11月，胡适在西南联合大学九周年校庆纪念会上说：“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68天之久，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担任旅行团辅导委员会主席的黄钰生，亦说，这次跋涉“沿途之收获，则决非车船旅行所能得，如生物、地质系诸同学采积标本颇多，文学、教育等院同学于民谣民俗方面亦有收获。而最难得者，此多数青年，能亲感我国之地大物博，亟待解决之问题极多，有以猛省云”。云南人民在欢迎旅行团到达这时，还表达了对青年们的希望：“英勇的‘一二九’运动的发动者；英勇的三千里长征者！希望你们发扬这种英勇的传统精神，准备打回老家去！”
湘黔滇旅行团是西南联大精神的最初体现，它对后人时时起着激励的作用。1997年暑期，北京大学山鹰社组织了一次“重走西南联大路”考察团，横穿了湘黔滇三省。今年1月16日，为纪念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24名同学及一些社会人士共50余人，再次组成“湘黔滇旅行团”，骑着自行车沿着西南联大西迁路线，经一个月行程，于2月20日抵达昆明。可见，七十年前的西南联大精神，至今仍鼓舞和激励着青年一代不断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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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夏胤中：《回忆步行三千》，《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251页。
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烽火》第20期，1938年10月 ③ 马伯煌：《徒步三千，流亡万里》，《笳吹弦诵在春城》，第41页。 ④ 《梅贻琦、黄子坚、胡适在联大校庆九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摘要》，转引自《笳吹弦诵在春城》，第514页。 ⑤《三千里长征竣事，联大旅行团今午抵省，全团三百人由黄师岳领导，已抵省师生准备热烈欢迎》，《云南日报》1938年4月28日，第4版。 ⑥ 《联大旅行团长征抵省印象记，英勇精神赛军队，热情流露动人心》，《云南日报》1938年4月29日，第4版。 ②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