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并仍然或曾经在日语和朝鲜语、越南语中使用。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拥有4500年以上的历史。狭义地说，它是汉族的文字；广义地言，它是汉字文化圈共同的文字。
汉字是汉语书写的最基本单元，其使用最晚始于商代，历经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诸般书体变化。秦始皇统一中国，李斯整理小篆，“书同文”的历史从此开始。尽管汉语方言发音差异很大，但是书写系统的统一减少了方言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汉字构造规律概括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项为造字原理，是“造字法”；而转注、假借则为用字规律，是“用字法”。
三千余年来，汉字的书写方式变化不大，使得后人得以阅读古文而不生窒碍。但近代西方文明进入东亚之后，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各个国家纷纷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思潮，其中，放弃使用汉字是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运动的立论以为：跟西方拼音文字相比，汉字是繁琐笨拙的。许多使用汉字国家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汉字简化，甚至还有完全拼音化的尝试。日文假名的拉丁转写方案以及汉语多种拼音方案的出现都是基于这种思想。中国大陆将汉字笔划参考行书草书加以省简，于1956年1月28日审订通过《简化字总表》，在中国及新加坡使用至今。台湾则一直使用繁体中文。
目前在使用汉语的地区，大都使用两种规范汉字，分别是繁体中文（繁体字）和简体中文（简体字）。
汉字是承载文化的重要工具，目前留有大量用汉字书写的典籍。不同的方言都使用汉字作为共同书写体系，因而汉字在历史上对中华文明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东南亚文化圈形成的内在纽带。在汉字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大量诗词、对联等文化，并形成了独特的汉字书法艺术。
一个汉字一般具有多种含义，也具有很强的组词能力，且很多汉字可独立成词。这导致了汉字极高的“使用效率”，2000左右常用字即可覆盖98%以上的书面表达方式。加之汉字表意文字的特性，汉字的阅读效率很高。汉字具备比字母文字更高的信息密度，因此，平均起来，同样内容的中文表达比其他任何字母语言的文字都短。
目前的汉字体系分为繁体字和简体字，前者用于台湾、香港、澳门和北美的华人圈中，后者用于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华人社区。通常说来，两种汉字书写系统虽然有差异，常用汉字的个体差异不到25％。
由于汉字书写复杂，“汉字落后论”的说法存在了很长时间，认为汉字是教育及信息化瓶颈，并有“汉字拉丁化”甚至废除汉字的推动行为。现在一般认为汉字也有突出优点，初始学习难度虽大，但掌握常用字后不存在类似海量英文单词的继续学习问题，且其表意特性也能充分调动人脑的学习能力。在计算机输入问题基本解决后，“汉字落后论”及“汉字拉丁化”已实际上逐渐被大多数人抛弃。
目前汉字系统已经基本稳定，但汉字的规范化、生僻字的自然消亡仍在继续进行。 汉字发展的时空规律和汉字变革的基本特性
一个世纪以来，我国文化界有一些人认为汉字改革的方向就是拼音化，主张把汉字改革成拉丁汉语。此事是否可行?谁也心中无数，却搞得如此热闹，闹了近乎一个世纪。如说成果，有拼音字母表和“一简”。但对学术本身的发展来说，以付出的代价、运作过程中的得失，历史自有公论。究其实，即使不搞拉丁化，拼音字母表和汉字简化并不是搞不起来。后两者所取得的收获，并不一定必须要打拉丁化的牌子。当然，不管如何，它们都已成为过去，对历史是无账可算的。但是，对以往作一次客观的回顾，从中汲取有价值的经验教训，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付出了学费，总归有学习的收益吧。
1981年7月13至20日，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在黑龙江哈尔滨市举行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25个省、市、自治区90所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组织选派的代表、各高等学校及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文字改革领导机构的负责人，语文学术界和文字改革的老前辈和科技、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共164人。学会成立宣言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我们重视传统文化，因此也重视承载传统文化的汉字。但是我们更加重视创造今天和明天的现代文化，更加重视创造适合于承载现代文化的汉语拼音文字。”⑴一个学术误区，在改革开放之后，思想解放之时，造出如此大的声势，确实让人惊讶。可以想见，在那个百家噤若寒蝉，惟拼音化独鸣的时代里，它更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
《汉字改革概论》⑵曾作为许多大学的教材，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文字改革专家;正是有这些新老专家，才有1981年在哈尔滨发生的那场闹剧。之所以说那是一场闹剧，是因为这些新老文字改革专家们，这么起劲地聚集在一起，却给我们开出了一张永远不能兑现的“支票”--“适合于承载现代文化的汉语拼音文字”--究竟它在哪里?我说“永远不能兑现”，当然是个人的看法，也许只是个人研究的结果，道理就在后面。
有人喜欢以越南、朝鲜为例，说他们的文字改革都成功了，说明中国也能成功。我们认为这个类比不恰当。朝鲜、越南是借用汉字作为他们的文字，换为拼音文字当然比较方便;汉字是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字，它记载了全民族的所有的历史和文化，如果换为拼音文字，它所造成的文化断代的损失，将永远无法弥补。而且，朝鲜、越南文字拼音化的成功，并没有带来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没有使他们从中获得好处。那么，我们向朝鲜、越南学习，把汉字改革为汉语拼音文字的目的何在?1964年郭沫若先生在《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一文中说:“日本的一部分实业家„„认为‘„„日本的现行汉字(汉字与假名的混合体)，应用不便，效率太低，缺乏国际性，会使日本的进步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据他们的实际经验，认为日本文打字和英文打字的效率是一与十之比。”⑶可是，日本的经济发展并不依郭先生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在这二三十年里，文字不仅没有改进，反而出现了“振兴汉字”的呼声;而在经济上，却成了世界头等大国。
语文界汉字拉拼的想法如此地迫不及待，有人甚至有感于汉字编码使用的混乱，叫喊“拼音化太迟了”!但是他们对这种特有的共同现象却无法自圆其说:所有骂汉字是“落后的文字”、“罪恶的文字”，必须迅速改革的人，从来也没有使用过“适合于承载现代文化的汉语拼音文字”，而仍在使用“承载传统文化的汉字”。难道他们现在写的文章，出的著作，都不是“现代文化”?错误究竟出在何处?我们认为，问题在于语文界忽视了汉字的宏观规律的研究。
如果我们早先就重视汉字宏观规律的研究，就不会生吞活剥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因而造成许多被动的局面。可以认为，汉文字学的规律，可以涵盖任何文字。因为从象形造字始，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文明的演进，它的发展脉络从未中断。而拼音文字，它们虽然也是从象形造字始，但后来这个脉络中断了，改用以音造字。现在我们已看不出它与人类原始的造字文明的联系了。所以，它们的时空性与汉字相比，要小得多，所归纳出来的宏观规律，就无法涵盖汉字。因此，研究汉字生搬硬套西方的语言学规律，犯了一叶蔽目，不见泰山的错误。据此，笔者不揣冒昧，对汉字的宏观规律，提出如下观点，向语文界的专家们求教。
上篇 汉字发展的时空规律
《汉字改革概论》认为:“综合研究人类文字的发展历史，可以认识文字这一文化工具的发展的一般规律。首先，文字符号是不断发展的，符号发展的一般规律主要是简化--从繁难到简易。”⑷根据这一论断，他才作出“汉字简化可能也要分为两个阶段。现在进行的主要是汉字笔划的减少。是否将来需要再实施汉字字数的大量减少，例如把通用汉字从六七千减少到二三千或者更少，并且规定从此不再生造新字，这还待研究。”
余延先生说:“汉字体式的演变，受着两种趋势的影响。在汉字体系内部，要求结构简单明确而且相互区别;在汉字体系外部，要求准确地反映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从汉字作为文化传媒的角度看，前者要求符号的形式尽量简化;后者则要求符号的功能不断强化。换句话说，汉字必须字形简单而且能准确传播日益增多的文化信息，否则，它就会被淘汰掉。”⑸此说当然比周有光先生进了一步，但仅从区别和简易两个方面看待汉字的发展，仍然不够。我们认为，作为文字符号，其发展的规律有纵横两个方面的系统。这两个系统，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汉字发展的时空系统。
一、汉字发展的横系统(空间系统)
汉字发展了五千年，由简易、区别、约定三律构成了一个向空间不断拓展的空间轴，称之为汉字发展的横式系统。
就横式系统而言，它包含着三条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相互资生的三条规律，构成了一个随着空间的扩大而发展的系统:
1、简易律:古人作图为字，始时象形，画得比较复杂，后来才逐步约简，使它符号化。即“要求结构简单明确”，这才能够给使用带来方便。
2、区别律:字是一个一个造出来的，作为符号当然要越来越简单。但是，字这么多，如果都要求简单，就没有办法区别(亦即使它的功能强化)。要区别，就需要增加区别的标志。例如二与一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横笔，三与一的区别就是多了两个横笔，十与一的区别是在中间加了一个交叉的竖笔。这个变化规律，就是区别律，也可以叫做繁化律。由于社会信息的发展，繁化的字，并不比简化的字少。毕可生先生对《中国书法大字典》做过统计:“在该字典中可用于样本的共3657字，占全书首字的83%。其中小篆隶变后增笔的共2671字，占有效样本总数的73%;减笔画的共426字，占12%;笔画不增不减的占15%。”⑹
3、约定律:一个新字的出现，是由少数人先行使用起来的，多数的文字使用者并不认识。因此，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使大多数使用者认同。只有等到全社会的大多数使用者都认同后，这个字才能作为正式文字使用。这就是约定律。《辞海》释:“《荀子正名》:‘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谓事物的名称是依据人们的共同意向而制定的，因而为人所承认和遵守。后来把人们经长期实践而确定或形成某种事物的名称、形式或某种社会习俗的成因，称为‘约定俗成’。”现在的改革论者也讲约定俗成，但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原理。约定俗成的根本是“约”，没有“约”，就不能“成”。现在有12亿人参与了“约”，少数拼音化的专家造出而未“约”的拼音文字，怎么能“成”呢?也许有人认为这种文字可以从小学里，在学生识字教育的初期传授下去，让他们从小就接受拼音文字的教育就“成”了。我们可以想一想，即使这些学生学会并能使用这些字，然而到了社会上却不能与其他人交流信息，大家仍旧还要使用方块字，结果只不过是增加了学生们学习的负担。
约定俗成指文字的用与不用，是由多数人在使用中逐渐习惯共同默认的，不是少数专家所能决定的。汉字的形成和发展变化，有一个广阔的时空。每个人的有效生命时空与汉字相比，都不过是一刹那;无论多少专家与汉字的使用者相比，就像几滴水在大海中，起不了多大作用。历史越进入近代，汉字的使用面将越广，牵涉到的人和事越多，改革也就越困难。谁也左右不了汉字在十几亿使用者之中逐渐演变的态势。随着社会的发展，汉字有着它自己变革的规律。理解这些规律，对力主改革汉字(拼音化)的人，不无一点好处。
现代社会，识字、用字的人越来越多，文字的发展变化也就越来越慢。文字必须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中保持相对的稳定。这就是说，文字演变有客观的时空限，不受主观愿望的支配。回顾“二简”的失败，就是一些文字改革激进主义者无视文字演变的时空限所致。
简易、区别、约定这三个规律并不各自为政，而是相互制约，促进文字的变化与发展。这三条规律构成了一个文字发展的横式(空间)系统图如下:
图1:汉字发展横系统图，即:汉字五千年空间发展规律系统图
在这个系统中，简约(简化)也好，区别(繁化)也好，都是逐个进行的。约定律是文字发展的核心。简化后(或繁化)的字，逐步流通，逐步扩大使用范围，必须得到大多数使用者的承认，才能正式确立(这就是“约定”)。
以象形构成的汉字，发展为用笔画系统构成的汉字后，它既具有符号性，还具有形象性。它的形象性使它易学易记，并蕴含特殊的艺术美;它的符号太多，其形体又几经演变不易分清，致使它缺乏序性。五千年来，它与它构成的书面语言记录了浩如瀚海的典籍，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时空，蕴含着值得认真探索的规律。汉字虽然不断在演变，但它积累的文化却能被继承下来。我们从中推究并遵循它存在、演变的原理，就会推进变革而不会中断文化的继承。汉字拼音化之所以徒劳而无功，拼音化的死硬派之所以在电脑输入的面前束手无策，就是因为没有探究文字系统的结构及其变革的原理。
二、汉字发展的纵系统(时间系统)
汉字在五千年的历史中，用字、造字、学字的不断发展延续，构成了汉字发展的时间轴，称为汉字发展的纵系统。
为了记录或传递信息，人们必须造字;没有使用的需要，人们也不会凭空创造新的字符。大汶口文化晚期与良渚文化初期的图形刻符，是一些记数和象形的符号。随着信息交换的增加，人们就不断地创造新的造字方法和新的文字，直至形成了“六书”造字法，造字系统才得以完成。
文字不断地使用，文明不断积累，就构成了一个用字的系统。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从原始人到现代人，需要传递的信息慢慢增多。人们发现老的造字方法不好用，就创造新的造字方法。自形声造字法出现后，汉字的造字法已基本完善。任何新的信息出现，相应需要的字，就会很自然地产生出来。所以，这几千年来，尽管科学高度发展，社会日新月异，我们再也不需要创造新的造字方法。
造字方法与用字不同。用字的需要是无止境的。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信息不断增多，社会就会自然地产生新的文字充实这个用字的系统。造字系统却不同，只要它已经成熟，能应付需要，就不再产生新的造字法了。
在殷商时代，我们的社会构架已经完成。信息的记录和传递是社会构架中必不可缺的一环。所以，在甲骨文那个时代，汉字的造字法已经开始成熟。甲骨文不是图画，而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不通过教育传授无法认识。为了社会的运转(信息的记录和交换)和继承(信息的记录和传递)，教育事业也就发展起来了。人类既然需要把所获得的信息传授给下一代，就必须让他们通过教育学习文字，这就是学字系统。学字系统对造字系统的要求是易学易记。汉字的造字法不仅造字便捷，所造的字，既易学又易记。这就与学字的目的(为了认识和使用)相吻合。
文字因用而造，因造而学，因学而用，贯穿整个汉字应用的历史，所以它是纵式的。
用字→造字→学字→用字
综上所述，用、造、学是构成任何文字系统中的相互关联的子系统。用字系统、造字系统和学字系统的结构图式如图2:
三、汉字纵横系统交叉重合图式(汉字时空系统)
文字纵横系统的交叉图式如图3:
本图说明:文字的纵横系统构成了一个文字使用的时空系统:纵系统贯穿整个使用的历史;横系统涵盖全部文字记录(使用)的文化空间。
这个纵式的系统是围绕着“约定+用字”的核心而运转。“用字”与“约定”重合。即在字使用中约定，在约定后使用;“用字--约定”是一切文字产生和发展的核心。不管“用字”或“约定”，都是一个由少数人使用至多数人使用的过程。现代，使用者越来越多，这个过程将比以往更长，从俗字到规范字的时间将不是我们任何人的生命时间所能企及的。
“一简”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遵循这个“约定俗成”的原理;“二简”之所以失败，就因为背离这个原理。简化的成与败，都与“约定+用字”的时空规律有关。“一简”所收的字，都是社会上使用了很久的俗字，有坚实的群众使用基础。据载“一九六三年完成了对一九五六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的修订工作，拟订了《简化汉字修订方案草案》„„这次修订的原则是:“首先是‘约定俗成’，其次是尽量保留原字轮廓。在这个原则指导下，少改已经公布推行的原方案中的字，不多造新形声字。因为在现在通用汉字的形声字中存在着不少声符标音不准确或声符根本不能标音的字，对于这些字，很难使标音系统化，要使标音系统化，就要造出大批新字，与约定俗成原则不符。”⑺
而“二简”是一部分地方俗字，流行面不大，有的甚至是发动群众刚“创造”(现在有些地方还把“楼”写为“柚”，“创造”出混乱)出来的，群众还没有使用的习惯(即还没有约定)，所以失败就难免了。这个道理再进一步推敲:凡是文字的改变，首先要看它是否具有社会上大多数人公认这个基础。有基础，就可以改;没有基础，就不能改。文字为社会使用，社会上的各种文化工具(现在还要加上电脑)，都要与社会的需求相适应，例如书籍(未出版的书可以改，已出版的书就无法改，因为有一个认字的问题)和印刷工具(过去的铅字，现在电脑中的字库)都需要不断地改，才能与社会互相配合。但改得太频繁也不行。因为社会要求稳定，不能老在改。汉字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要改也只能改一小部分，不能全改;只能照方块形式改，不能改头换面，一点痕迹都不留。曾有人觉得这种变换要由少到多，主张用拉丁化文字逐步取代汉字，尝试用“D”取代“的”，用“S”取代“是”。于是有几个作家在他们的作品里用过几回，看起来也不行。尽管D、S书写或学习确实比的、是方便得多，但用惯了方块字的中国人，却并不喜欢这种“简化”字。任何完整的系统，都是一个活体，都具有“排异”的功能。对汉字的笔画结构系统来说，S、D是不能容纳的异物，实践证明它不受欢迎。
1955年的“一简”，到1977年的“二简”，时间相隔仅22年，社会拒绝接受改变。而且，一简的成功并不完全，那是因为文改会的指导思想还存在着主观支配的愿望，例如“同音合并”。“同音合并”背离文字使用的区别律，只讲减少当用字数，导致许多书面语言不能正确表达。它还造成了计算机使用中繁简转换的困难。汉字拼音化之所以不能成功，“一语双文”之所以不可行，皆因为没有遵循这个原理。问题在于个人的生命时空太小，汉字的时空太大。有的人认为我们可以学习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一代接一代地干下去，总有一天会感动“上帝”(这就是“一语双文” 的目的)。但山是死的，人是活的，一代挖一点，虽所得甚少，山却确实会逐渐见小;但文字是民族的生命积累，天天见大，个人的生命却日日见少，能“挖”得了吗? 00 分享到： 相关问题
中国汉字的字体经历了哪两次重大变革?各自意义如何?演变的...12013.08.31 中国汉字经历了几次改革2013.06.16 为什么由小篆变为隶书是汉字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变革?12013.04.01 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