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乘六 等记录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
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说文》九千字，小篆杂以古籀。何以偏主小篆，不专以古籀为主？盖古文笔画淆乱，不能尽以六书解说，而籀文十五篇，已亡其六也。居今而言，八卦与文字未必有关，其所以首举八卦者，大抵初造之文，有若干字取诸卦象。三（坤三断）为水，益字从之。三（离中断）为火，古之火字作口。三（乾三连）为气，天积气也。气作口，义与天同。三（坤三断）为州，汉人书坤作川，地之大者，无逾九州，故州字重川而书作州（篆文）。其余震、兑、艮、巽，不与初文有关。盖造字时去取各有宜耳。
勤按，蕲春黄侃先生曰：八卦为有限之符号，文字则为无限之符号，以八卦为文字起原，似也。至于结绳之用，较之八卦，又稍灵活，究不足以应变，能应变者，端推文字。
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段氏曰，其同綦，犹极也。繁，古作緐。）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段氏曰，分理犹文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段氏曰，乂，治也。）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明］忌也。（段氏曰，能文者则禄加之，律己则贵德不贵文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後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段注，如其事物之状。）以讫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
靡有同焉。
“契”者，刻画作凭信也。古人造字，本以记姓名，立券契。尔时人事简单，人我所需，惟此而已。《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之言：“书足以记姓名而已。”语本非谬。其后人事愈繁，文字之用乃广，行文立言，皆后起之事也。仓颉初造之文，为独体象形与独体指事。指事者，象形之广义也。若两文合而成字者，非会意，即形声，仓颉时尚未有此。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者，“字”，叔重训乳，乳即产生之意。《易·屯》：“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此字之本义也。文本无多，两文相合，孳乳日益，遂名曰字。或谓字之一言，春秋时尚无其称。《论语·子路》：“必也正名乎！”《仪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名者，今所谓字也。或曰书，或曰文，于古未有言字者，称字殆自秦始。此语不然。古人幼名冠字，字之云者，谓由名孳生之别名耳。秦以前人，已有名复有字，何得谓为始于秦哉？古文变化綦多，“封于泰山”二语，本诸《管
子》、《韩诗外传》，事证不详，理或然耳。
勤按，蕲春黄侃先生曰：文字之生，必以寖渐，约定俗成，众所公仞（古认字），然后行之而无阂。窃意邃古之初，已有文字，时代緜邈，屡经变更，壤地亻瓜离（勤按，亻瓜，左右结构，音夸，不正也），复难齐一。至黄帝代炎，如一方夏，史官制定文字，亦如周之有史籀、秦之有李斯。然则仓颉作书云者，宜同鲧作城郭之例，非必前之所无，忽然剙造，乃名为作也。荀子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今本此说，以为文字远起于古初，而仓颉仍无嫌于作字。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託事，令、长是也。
小学者，儿童识字之学也。六书者，古人造字之法也。宇宙万汇，有可以指其事而为文者，上、下之类是也。有可以象其形而为文者，日、月之类是也。然象形、指事，可施于名物者多，可施于动作者少，于是乃有形声、会意之例。止戈为武，止戈者止人之戈也，语本楚庄王谓禁暴戢兵方谓之武。然此恐是一时美谈，未合初义。《书·牧誓》：“不愆于六步七步，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今“步伐”二字，人人沿用，窃意“武”之云者，会步伐之意而已。止者步省，戈者伐省，军令森严，步伐整齐，此所谓武矣。叔重袭楚庄王之意，沿用古训，不取异说，故云然耳。人言为信，《三体石经》信作（千言，左右结构），从千不从人。千人之言必可信，十口相传谓之古，意义正同。千之古音如人，则信、（千言）二字皆会意而兼形声矣。转注、假借，异说最多。余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者，兼以音义言之，考之与老，义既匪二，音复相近，此所谓转注也。未造字时，先有语言，方音有殊，名义则一，其音或双声相转，或叠韵相移，则为更制一字，字形虽异而音义大同，虽二字，实本一字，此转注之义也。“本无其字，依声託事”者，谓造长短之长，不造长幼之长；造命令之令，不造县令之令。县令发令于众，长者长于幼小，号令之令，长人之长，即托于命令、长短之字以行也。自段氏以同声通用释假借，其义乃泛。信如其说，古人制拼音之字足矣，何必如此繁琐哉？且文字之用，本以治万民察百官，广同音通用之道，势必纠错纷纭，不可究诘，百官乃不得治，万民乃不得察，适足增治丝之棼耳。揆其初意，盖以经典相承，文有音讹，不敢指斥其非，故造同音通用之说饰之。自汉以来久有此说，而不可以解六书之假借。余谓假借云者，意相引申，音相切合，义虽稍变，不为更制一字，如令、长之类，托其事于命令之令、长短之长，引申其义，不别为一字，然后文字不至过繁。此与转注之例，相为正负，乃文字繁省之大法也。
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
可得而说。
造文字者仓颉也，正文字者史籀也。史籀大篆十五篇，至叔重时，仅存九篇。古文沿袭多讹乱，不尽可以六书解。籀文则字字可以六书解。（今《三体石经》之古文，为叔重书所不收者，亦有可以六书解者，然不甚多。若大篆几无字不可以六书解。）盖文字沿用既久，势必日趋谬误。是正文字者，后有李斯，前有史籀。古文笔画既少，结体亦不方正。大篆改之，为之增加笔画，笔画重叠，则不易混淆，此史籀之苦心，《石鼓文》在，可证也。孔子、左氏，后于史籀，史籀为王朝太史，是正文字之后，后人应奉为准则。而复沿用古文者，六经中易、书、礼、诗，诗除国风外，均史籀前书，流行民间，为日已久，史籀不及改也。又封建时政治不能统一，史籀之力，仅及王畿千里，故其文不甚行于关东。且作书者畏大篆之繁重，故依古文以省时间耳。叔重尊壁中书，故曰其意可得而说，实不可尽说也。
其後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畮，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滌除旧典，大發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
此绝矣。
七国文字，与春秋不同，然无特异之名，今亦不可知。（《凡将》、《训纂》，或有七国时字。）文字异形，淆惑自生。秦既并天下，同文之举，自不容缓。李斯等所作《仓颉篇》，今所谓小篆也。小篆之前，秦所用皆大篆。秦本周地，史籀造大篆，不行于关东，而行于关内。秦器《（弔皿，上下结构）和钟》，文字方正，略同大篆，可证也。其后秦尊视大篆，依倚以成小篆。所谓“省改”者，以大篆太繁，故略有省改耳。秦以法治，事须明白，古文易乱，不得不废。废古文，以其背法治，焚诗书，以其易立异，意正同也。然仍有用古文者，秦碑“及”作“乁”，二十六年，二十作“廿”，皆古文也。《峄山碑》，“口，戈十，上下结构”从十不从甲（篆文）。十，甲（篆文）古文也。可知秦亦有时用古文。盖碑版美观，用意不同耳。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
隶书。
张怀瓘《书断》，引《吕氏春秋》“仓颉作大篆”，今《吕氏春秋》无此语，或古文亦称大篆，事未可知。刻符文字，今于汉铜虎符见之，字体并无稍异。虫书即所谓鸟篆，摹印者，刻玺之文。宋人摹秦玺文，见薛尚功《钟鼎款识》，字体甚奇，书于旗帜者亦然。盖摹印与虫书互相混用也。署书所以题榜，殳书所以书觚，汉瓦当文，随圆势而结体，亦其意也。刻符殳书，字体不变。虫书摹印，加以花纹，为之不易，故别立门目耳。秦隶今难见，即西汉人隶书亦难见。汉碑八分有波磔。东汉初年石刻，笔势似篆，全无波磔。与夫秦权秦量所刻，笔势似篆而笔画减省者，殆皆所谓秦隶矣。
汉兴，有草书。
草书之原甚早，不始于汉。《论语·宪问》：“裨谌草创之。”《史记·屈原列传》：“屈平属草稿未定。”疑古人已有，惟不立专名耳。“二十”并作“廿”，笔画连缀；“旅”古文本作“口”，而“口”又变作“口”，亦取其本不连
者而连之，是皆草书之滥觞也。
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
“尉律”者，廷尉所守之法律也。“讽籀书九千字”，孙渊如谓籀书有九千字，许书九千字皆籀文，然《仓颉篇》小篆仅三千字，焉得籀文有九千字哉？段氏训籀为读，义亦未谛。《说文》：“讽，诵也。”讽籀书九千字者，取九千字之成文，以籀文书之，令受试学童，读而诵之耳。尉律虽定于萧何，本多捃摭秦法。秦作小篆以前，籀文盛行，及后焚书，而官书固在，故令学童诵之以观其习识籀文与否。逮及汉初，去秦未远，故犹以此为考试之标准也。《汉书·艺文志》，但言讽书而无籀字，盖时至汉季已渐变旧制矣。
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徵礼等百馀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
制作，颇改定古文。
孝宣去李斯作《仓颉篇》时，未及二百年，失其传授，已不能读，可知识字须有传授矣。汉初，六国遗老尚存，通古文者犹多。秦焚书时，高祖已四十馀岁，应识古文。娄敬、陆贾、叔孙通辈，亦皆生焚书之前，其所证引，皆系古文。且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皆用古文，欲传其学，非识其字不可，故汉初人识古文者犹多。《汉书》：“《左氏》多古字古言。贾谊为作训诂，谊之学，受之张苍。”然其在汉京之日，不过一年，如字字须苍亲授，恐《左传》十八万字，非一年之功所能为力，是知谊本自识古文，苍所教者，大义而已。又《史记·封禅书》：“上有古铜器，李少君以为齐桓公器，按之果然。”又《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可知当时识古文者尚众。宣帝时，故老云亡，书亦渐改为汉隶，故识古文者绝少，乃并《仓颉篇》而不能读。小学日衰，于是张敞、扬雄之伦，始以识字著矣。
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奇字为秦八体所无。莽时刘棻从扬雄学奇字，不知扬何所受？今许书载四奇字：口，无篆文（无）、口，涿篆文（涿）、口，仓篆文（仓）、口，人篆文（人）是也。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燿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諠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啚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埶（艺）［势］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祕妙，究洞圣人之微恉。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
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叔重依壁中书录古文，其所不录而存于今《三体石经》尚多。叔重说解文字，一以六书为准。古文淆乱，实有不能下笔者，故不能尽录也。又古文一字数体，故钟鼎与《三体石经》，往往歧异，云“皆自相似”者，亦概略之辞。钟鼎刻画，义取美观，字体正否，在所不计，亦如李斯作小篆，而所书碑石往往自乱其例。史籀作大篆，而自书《石鼓文》，亦不尽合六书。良以石刻本是美术，故不求字字审正尔。叔重考正文字，主于绳纠愆谬，故吐词不得不严。其实可免纠弹者，唯籀文而已。壁中经实亦有误，以尊古故。不得不为掩饰，鼎彜愈可知已。“常行”者谓隶书，“诸生”者谓太学诸生。“斗”，汉隶作“什”，故曰“人持十为斗”。“苛”读如“诃”，故曰“苛之字止句也”。东汉诸儒，如此说解者多，具于纬书中。此段言东汉时人尊信隶书反对古文之状，然亦非时人之有意为是也。东汉人疏于史学，以汉律为皋陶作（见《论衡》），以《仓颉篇》为仓颉作，此类甚众。其信隶书为仓颉时书，亦无足怪，如无许书，妄说不知何底。许之功顾不伟哉！ 勤按，蕲春黄侃先生曰：六书条例，为中国一切字所因循，不仅施于古文籀篆而已。汉世俗书渐众，故其释字形，亦不本于古。自许君所举诸生廷尉谬说之外，如以货泉为白水真人，以卯金刀为劉，以日月为易，以千里草为董，以乙力土为地，以白下羊为皋，皆其类也。以造字正义衡之，固为谬妄，察其离析之法，亦自合于解字之理，是诸字者，亦此曹意中之会意字也。自是以后，文武为斌，不可为叵，樊然淆乱，日
有所增，而皆不能违六书之例。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
“阙文”者，别国之赴告，音义不明，不能强解，故阙之也。孔子晚年，见史官强不知之字以为知，故叹伤之。自古文字变更，本难全识，虽圣如孔子，亦未必尽识古文。不知不问，任用己私，妄加断议，此乃无根之谈，学者所宜屏绝。自许书之后，有《字林》，有《玉篇》，有《类篇》，承学之士，依以为准，不敢妄说。宋人侈谈钟鼎，即有“不知不问，任用己私”之病。夫钟鼎在汉时，去古未远，犹可什识七八。其入土至北宋而出者，相距约一千二三百年，以一千二三百年不传之学，而宋人忽妄云识之，乌可信哉！是故钟鼎释文，从来无一可据者。余谓今日观钟鼎款识者，当如外国人听中国戏，取其节奏之美而已，不复知为何语也。若外人强欲解释中土戏曲，虽十人十异，必无一人能得其真意者。何者？其语不经传授，则解之为妄也。薛尚功以钟鼎作法帖，认为美术之一，此最为有识者；若其解说文字，亦与外国人强解中国戏曲等耳！近代人又好谈甲骨，甲骨真伪更不可知，即以为真，从而释之，其弊与侈谈钟鼎何异？观叔重言“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则知宋以来之穿凿者，皆无当于文字之学也。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譔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
盖阙如也。
叔重之学，受之贾逵，逵之前尚有杜林诸人，由此远溯，更有张敞，以逮汉初诸公，以故九千字之说解，非叔重妄断。文字之学，非传授不可知，不用传授，人逞己私，则适为淆乱耳。叔重之书，异于是也。“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者，所以正《仓颉》、《凡将》之杂乱也。
向来谓《说文》以小篆为本。咸同间，郑子尹以为《说文》所录皆古籀，以篆文之笔势，写古籀之字体。其说之谬，与孙渊如等。所以不取古籀为本者：一，古文行于人间者，广狭不能定，多寡不可知，未可据以为本；二，古文笔画紊乱，不可绳以六书；三，籀文虽可以六书解析，字亦有定，然文阙六篇，故亦未可据以为本也。然第一字亦非定用小篆，如古文籀文均有，则第一字即古文籀文矣。要之，《说文》录字兼采古籀小篆，并及汉世新造之字。如“鄯”字霍光所造，定非小篆。又如“汉”之古文今本作“氵或大（左右结构，或上大下）”，以汉为大国，恐亦汉人所造，非真古文，不然则是转写乱之也。
许书无一字无来历，所谓“博采通人”，通人亦有传授，非自造也。然其间亦有难信者，如糞之上从米（米字头向右加一撇），官溥以为似米而非米者矢字。此说不知何据。米本辨字（勤按，悉字即从米），古人或借作大小便之便尔。以故通人中亦有不可信者，惟大致不谬耳。 《史籀篇》、《仓颉篇》四字为句。《凡将》、《急就》或七字，或三字。后之《千字文》，亦成句协韵。小学教学僮，本当如此，皆取其易于上口也。许书“分别部居”，与诸书不同，盖以辨六书，明构造，体例不得不异。今人通称研究许书者曰小学家，而大学学生，尽有不通小学者，岂徒大学生，即昔之翰苑侍从，不通小学者亦甚多。盖古时小学，教人识字，以当时之文字为本。今小篆变而为楷书，古之小学，反须大学研究，亦无足怪。且许氏书本与小学不同，其书可观不可读，《史籀》、《仓颉》外别树一帜。故论小学之正，仍以《史籀》、《仓颉篇》为合。唯解明古书，非《说文》不可。其书至今不废。而《史籀》、《仓颉》，不存于今者，人谓《急就》以写章草，许书以刻印章，故皆得保存，恐亦未然。《仓颉篇》亦可刻印，何以被废哉？许书所以不废者，人之求智，不肯自域，识字之后，进而明其构造，不得不求之于
此，此所以传习至今也。
今人反对许书者，多以钟鼎、骨甲为辞，不知叔重去古籀通行之时，仅二三百年，师师传授，信而有征。而钟鼎文字，近代最先讲解者为欧阳永叔之《集古录》，欧阳于篆书未能精理，杨南仲、章友直、刘原父助之成书。杨识小篆，《嘉祐石经》，即其手书，然许书以外之古字，断断不能尽识。章亦略明小学，许书之外，究亦无从知也。刘于文字之学本疏。以此言之，《集古录》之所释其字未见《说文》者，皆不可据。其后吕大临《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王俅《啸堂集古录》，皆宋人集录钟鼎完具之书，然其解释文字，大抵望气而知，如今人看油画然，笔画多少，不暇问也。清人略变其法，往往以六书分析，要亦无所依据。夫字必先识音、义而后可解以六书；非先讲六书构造，然后识其音、义也。许书次第，先释字义，次言从某从某，明构造须在识字义后。如不识字义，先以六书解之，以此作彼，何尝不可？且如“元”训“始”也，从一从兀声，今若未识其字，改云：从二从人，与仁同意，亦何不可？就使竟以“元”为“仁”字，亦何不可哉！“患”从串声，董仲舒《春秋繁露》，谓“一中为忠，二中为患”，仲舒不识“串”字，以为“二中”。凡先言六书构造而后定其字义者，皆此类也。故凭六书以识字，或为甲，或为乙，人各不同，病如摸象。此讲钟鼎者所以自宋至今二三十家无一同也。求学之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得强不知以为知。如学外国语然，设无传授，何从而知之乎！金石刻画，本美术之事，笔画不必审正。上述史籀、李斯事，义已明矣。以故钟鼎自钟鼎，许书自许书，不得因许有征引，强以相盖。又岂得信今人之妄谈，而遽生诋
议哉！
按，本文转录自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说文原序以蓝色字体标明。个别篆书不能显示，
用红框标出，亦不妨好学之士深求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