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的关键在理解，理解的关键呢，在“判断”。这是因为，理解的过程，实即从概念到判断，到推理的不断循环推进的过程。这是形式逻辑的基本知识。而在此过程中，判断最关键。这类似于理解力在整个思维能力中的地位。事实上我们也能体会到，因为判断是对概念与概念之间关系的判断，而推理呢，则是判断与判断之间的再判断。可见，判断力始终处于不间断地重复进行的展示之中，判断力的强弱事实上主宰了理解力，最后甚至思维能力的强弱。
“判断”什么？判断真假，判断善恶，判断美丑。这三种判断的关系是逐步推进的，而且是不可逆的。即不真，不善，不美，或者说，不真的必不善，不善的必不美。反言之，美必须善，善必须真，虽然真的不必善，善的不必美。这里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形式逻辑。由上所述亦可见，关于真假的判断，实际上处于打开人类智慧大门的最关键的地位，所以又称其为第一判断，善恶判断和美丑判断则顺次称之为第二判断和第三判断。人类的历史其实已经用它的文明进程，充分地证明了这个具有普遍性的真理。
凡是今天显得最具有文明性的国家、民族、社会，那里的人们关于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的问题，必定早已经获得了逻辑化和法制化的双重保障。反之，凡是今天仍显得极其落后的国家、民族、社会，那里的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必定仍未能获得有效的解决，甚至依然不可能解决。中国和中国人即是，直到今天，也未能从逻辑方法上和宪政法律上真正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的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国家或民族之一。而不能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的问题，便不可能真正解决属于第二判断的善恶判断的问题，更不用说再深入解决属于第三判断的关于美丑判断的问题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曾流传林彪关于毛主席指示的一段话，“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换言之，下面的中国人，根本就不必要有判断，会干活，会吃饭就行了。林彪的这种说法，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的现实，也同样反映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传统。中国人在秦汉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在极权专制的政统和独尊儒术的学统的合谋之下，中国古代老子、孔子、墨子共同形成的优良的道统，实际上早就已经式微。丧失了全面的道统，或仅处于极端扭曲的儒家一家的“道统”之下的中国人，只能有逐渐成为世界上最愚蠢的人类的命运。所谓愚蠢的人，其实就是缺乏判断力，进而缺乏理解力的人。
一个连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都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国家和民族，怎么可能进一步为解决善恶判断问题、美丑判断问题，也即第
二、第三判断问题提供必要的前提呢？又如何可能会有关于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的深度，更进一步分辨清楚真理、真事和真情之间的差别呢？普遍匮乏判断力的人类最容易诉诸情绪上的发泄和可怕的从众心理，例如中国历史上的“义和团”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愤青”们的鲁莽行事，当今的年轻人迷恋种种“星”们的一窝蜂般的“狂欢”时尚，以及深深陷入“网瘾”而不可自拔的青少年及其家庭的悲剧，至于赌博、吸毒、滥淫、艾滋病等等人间的丑恶和苦难就更不用说了，等等等等，事后留下的全是无尽的悔恨，和青春岁月磋砣殆尽之后的无穷的悲哀。中国人的悲哀延续了两千年，现在应该是终止的时代了。
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把握。不能把握又缺乏判断，最后我们只能任人宰割。从中国人普遍匮乏判断力、理解力这个角度，我们来反思中国现实中的方方面面：中国科技上不去、中国学术水平低下、中国教育低能„„等等等等，再联想到历史上的“指鹿为马”、“莫须有”的典故，以及近现代“亩产十万斤粮食”和SARS发生的事实被隐瞒，三聚氰胺事件的隐瞒，国足假球等等丑闻，我认为，上述关于解决真假判断，即第一判断问题的普遍真理的问题，的确是个值得中国上下共同严重关心的问题。总之判断的问题，它们全都涉及到中华民族大脑中的“智慧矿”，要不要立即大力开发的大问题，这个“智慧矿”的价值，比什么“油矿”、“煤矿”不知要高上几千万倍，中国真正想要“崛起”，开发这个“智慧矿”，就几乎是惟一最重要的途径，而要这样做，首先第一条，即必须立即开发中国人的第一判断力——真假判断力。中国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类之间的竞争，从来就是智慧的竞争。过去是如此，今后，只会更加如此。我的年轻的同胞们，尽快让自己聪明起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