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书法创作，其实是一件非常复杂的综合性活动。在创作中，既要考虑到技法的因素，又要考虑到心理的因素。我们通常认为，技法固然重要， 但是真正影响创作风格、特征、水平的往往是书家在创作时的心态在作怪。 书法作为一门抒情艺术，每一幅书法作品的产生始终展示的是作者在临池前或作书时的心路历程。书法既是心理的描绘，也是以线条来表达和抒发心绪情感的变化。书法创作中笔、墨、纸、砚等客观物作用于眼，牵动于心，产生诸多心理现象，诸如：写什么？如何写？选择什么书体？构成什么章法~~每位书家在临池前或挥毫中都面临着同样的心理准备或心态调节的问题。创作初期，面对思绪的混乱、冷僻的内容、尴尬的幅式，在毫无心理准备的状况下，仓促上阵，恐怕是写不出精品佳作的。在这方面书坛的先贤们留下了许多佳话——蔡邕在《笔 论》中最早提出：“夫书，先默坐静思，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虞世南 “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项穆“未书之前，定志以帅其气;将书之际，养气以充其志。
在整创作过程中体会到，书法创作需要有灵感，这种灵感实际上是决定于创作时的心态。在中国书法史上，我们不难看出，《兰亭序》与《丧乱帖》同样出于王羲之之手，但其风格特征却迥然不同。前者秀逸流畅、遒丽圆融；后者酣畅雄健、奔放跌宕。而形成这种风格各异的原因，就是由书法家当时的创作心态有别引起的。所以汉朝蔡邕《笔论》说：“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针对书法创作时，即要把自己的胸襟舒展开来，又要放纵性情。如果迫于世事，影响了情绪，即使有再好的书写工具，也将是无济于事的。所以说，书法创作是包含了很多因素的。初习创作，要心平气和，不能急 要讲究质量，否则往往浪费掉许多张宣纸后，仍然得不到一张满意的作品。因此，在自由创作过程中，更要善于把握和
使用基本功。 说到心态，其实是指一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反映的总称。它构成特定的社会价值、信仰和行动体系。心态源于法文的“心理状态”或“精神状态”。往往创作心态是指通过意向、愿望、动机的形式，以某种需要为出发点而反映出来的创作行为的总和，它受特定的时代、环境、条件、心理等因素的制约。根据情况不一，其表现出来的创作心态也是不同的。一般地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把“心”看作万象万物融会的灵府，具有包揽宇宙、总括天地的内蕴与功能。总之，特定的因素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创作心态也就各异。 通过比较我们还发现，古代文人十分强调书法创作与创作主体的密切关系，他们非常注重揭示创作审美主体的心灵境界，并把这种创作心态体现在书法创作和欣赏的整个过程之中，即以心态作为创作之源，先了然于心，再用心去构思取舍，来体现创作主体的心境。当然，书法创作必须保持心静，抱着一颗平静心去写字，自己写的字终究要拿给别人看，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不要考虑别人说什么，要完全把心态摆正，以平常心创作，自我欣赏，自我陶冶情操。其实，我们常说的创作，是建立在临摹等基本功之上，但不能“惯性”太大，为基本功所束缚。创作，已经融入了自己的更多的理解和内涵，要有所发挥。可见，每一幅创作作品，都要认真对待，从正文到落款、钤印，都不能懈怠，否则，虽浪费人力物力，难能进步。宋苏东坡《评草书》有谓“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无意”二字，须辨证切解，清周星莲《临池管见》中的一段话，透彻地说明“有意”写好反而写不好的来龙去脉：“废纸败笔，随意挥洒，往往得心应手。一遇精纸佳笔，正襟危坐，公然作书，反不免思遏手蒙。所以然者，一则破空横行，孤行己意，不期工而自工也；一则刻意求工，局于成见，不期拙而自拙也。又若高会酬酢，对客挥毫，与闲窗自怡，兴到笔随，其乖合亦复迥别。欲除此弊，固在平时用功多写，或于临时酬应，多尽数纸，则腕愈熟，神愈闲，心空笔脱，指与物化矣。”“心空笔脱，指与物化”的状态，正是最佳心态。 在我创作初期，胸无成竹，连最基本的写一首唐诗都安排不好。不知道在每一行应该放多少字，不是前松后紧，就是前紧后松，这样的创作就是盲目的。几千年来，古人前贤在书法艺术的历史长河中探索追求，形成了书法艺术深厚的积淀，这些积淀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所谓传统。我认为，学好书法必须从传统入手，练好运笔基本功。在打好传统功底的基础上，再追求个人的书法风格，如果不学传统，那么书法就成了无根之树、无源之水。我们要搞懂习字是以传递信息为主，告诉对方你要干什么或你要求对方干什么等；书法则是以柔美抒情为主，以传达书写内容为辅，它又是艺术性的，对线条、结构、章法、意境等诸多美学范畴都有更高的要求，它以艺术感染效果为主，最终获得一种直接的快乐或不快乐的感情，这就是美和审美的价值。 我曾有过学《张迁碑》的经历，在结字上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可有的时候在学习《张迁碑》时，往往摸不着头绪，关键是笔法技巧的问题。《张迁碑》笔法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方笔，方笔的造型必须是见棱见角。棱角方笔的刻画要领，必须是运用侧锋笔法的技巧切与翻的技巧。而《曹全碑》的笔法多为圆笔，使用的则是“藏与顿”的技巧。它与《张迁碑》的笔法根本就是两回事。我发现，四年对于汉隶的学习已经达到不错的水平了，但是，还仅限于临摹的层次，一旦离开原碑，就创作不出汉隶的味道。或者，原碑中有的字可以写得出来，没有的字就写不出来。究其原因，就是临摹与创作不能紧密地结合。我们临碑的主要目的是获取技巧与方法，获法的目的是为了能在创作中真正得以运用，如果临帖的能力很好，但是不能在创作中去运用，那么临碑的意义就没了，临碑只是劳而无功的事了。所以，必须解决临摹与创作接轨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汉隶再进行深入的学习，获得的技巧与方法比较多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充分地运用所掌握的技巧进行自由的创作。在创作中，我们可以用汉隶之法，更可以掺用他法，其中重要的是，要用法得当，用法合理，使作品整体统一而和谐，并具有一定的格调和表现力。 然而，任何事情，优劣都是相对的，粗的多了，就不够精细；统一多了，就缺少变化，“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这是一个辨证规律。我认为在书法艺术的学习过程中，要敢于尝试不同的创作方法，并从不同的创作方法中体验、总结出最优的创作方法，把好的保留下来，不好的舍去，吸取精华，剔除糟粕，只有这样不断创作，不断总结，不断改进，才能不断进步。不要怕失败，失败了可以从头再来。灵感在积累中产生，在创作中暴发，在耕耘中结晶。有诗为证：“日课案前勤思索，笔情墨意细琢磨。帖到用时方恨少，字出新意积累多”。今人得见古人佳作多得于不经意之间，最富自然之态。《蜀素帖》历来被认为是米芾的代表作，董其昌在帖后跋云该卷“如狮子搏象，全力以赴，当为生平巨作”。然而米芾写此帖时一则受丝织品罗纹粗糙滞涩难写的束缚，二则又有乌丝界栏制约，三则珍视蜀素之贵重，四则受友人之托，因而过于在意，竭尽全力，虽得字字珠玑，但却输于刻意求工，其章法气韵远不及《张季明帖》等平日的尺牍书作。因此，好书者平日里须临池学书，退笔成冢，待创作时当择时而书，调心静气，遣兴挥毫，一蹴而就。纵然以此能在笔墨章法上精工纯熟而少瑕疵，但是随着加工的过程，只会心境烦躁，情致渐无，功力增长，才情衰减，笔下
内涵越来越少。
归根结底，书法创作是一个综合修炼的过程，既要体现书家的美学思想，才华个性等内在方面的内涵，又要寻找到更好的表现形式，夺目耀眼。前者需要“内圣”的修炼功夫，后者需用感性的视觉突破。二者缺一不可。我们经过长期的临池实践，
深知书法创作的不易——难在不容易创新。入古易而出古难。心性虽然可以基本稳定，但心情却是每天不同，创作作品给大家看到的是真实的自我。不管是静穆、炽情、还是闲适的创作法，都要体显示个性的真实不虚。所谓“明心见性”，所谓“名家贵精，大家贵真”等说法，都是强调葆有自我性情的重要性。时尚的作品大家看了似曾相识，如昙花一现，很难持久。许多学者超出功利性的纯粹自我表现的作品，常成为经典，就是这个原因。
书法，自东汉时期跨入自觉的艺术时代以后，便逐渐成为我国古代一门极为普及的、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于是，关于书法的论著也日趋丰富。可以说，在我国古代，有关各类艺术形式的论著中，书法论著是最为丰富的。在这众多的论著中，有关书法活动中心理现象和心理规律的论述也多有出现，涉及的问题也颇多，诸如书法创作的一般心态、想象与书法、动机与书法、灵感与书法、情绪与书法、个性与书法、品德与书法等方面，古人都有独到之思想。本文拟对这些思想给以总结，以期促进当代书法艺术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下面具体分析之：
一、书法创作的一般心态。在古人看来，书法创作一般包括两种心态：一种是虚静态，另一种是炽情态。虚静创作是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居敬持志、人书相对的创作心态。东汉的蔡邕在《笔论》中最早提出：“夫书，先默坐静思，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东晋的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中也说：“夫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意在笔前，然后作字。”唐代的虞世南在《笔髓论》中也说：“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明代的宋曹在《书法约言》中亦说：“志专神应、心平手随。”这种剔除杂念、超越俗事的思想与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虚静观”是一致的，即“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沦五藏、澡志精神。”与此相对，炽情创作是情燃如炽、激情奔放、欲罢不能、一吐为快的创作心态。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写道：“昔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怀素在《自序帖》中也说：“粉壁长廊数十间，兴来小豁胸中气。忽然叫绝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苏轼在《送参寥师》中也说：“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这是一种酒神式的浪漫主义的创作心态。此外，古人还提到一种“游戏创作心态”，既非虚静，也非炽情，而是一种随意的涂鸦式创作，其目的是“消日”，即打发时光。
二、动机与书法创作。古人对动机在书法创作中的作用的认识是很早的。东汉的蔡邕在《笔论》中就说：“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东晋的王献之不作应酬之书，即使王公大臣求字也不例外，原因就是王献之认为应酬之作是迫于外在压力，而非内在动机，故不便发挥创作水平。宋代的苏轼亦说：“无意于佳乃佳。”对动机与书法创作的关系的最精彩概括是清代的周星莲和刘熙载的两段话。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写道：“废纸败笔，随意挥洒、往往得心应手。一遇精纸佳笔，整襟危坐，公然作书，反不免思遏手蒙。所以然者，一则破空横行，孤行已意，不期工而自工也。一则刻意求工，局于成见，不期拙而自拙也。”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也说：“信笔固不可，太矜意亦不可。意为笔蒙则意阑，笔为意拘则笔死，要使我随笔性，笔随我势，两相得则两相融，而字之妙从此出矣。”前一段话认为，动机太强则创作效果反而差。后一段话认为，动机太强或太弱，均不利于创作水平的正常发挥，只有适中的动机强度，才能创作出最好的作品。这一思想与现代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现代心理学就动机与解决问题的效率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动机太弱，人的潜能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解决问题的效果比较差;如果动机太强，大脑皮层兴奋与抑制反差太大，思路陷入狭窄状态，人的机体各部分不能有效协调，因此解决问题效率也差。只有中等强度的动机下，解决问题的效率最好。
三、情绪与书法创作。古人论述情绪与书法创作的关系涉及三方面的内容。首先，古人认为，书写内容对书写时的情绪状态有影响，所谓写“悲”则悲、写“忧”则忧。孙过庭在《书谱》中写道：“(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孙氏通过对王羲之书法作品的分析，道出了书写内容对书写者情绪的暗示作用。其次，古人认为，不同情绪状态下，其书法风格亦有相应的变化。对此，元代的陈怿曾在《翰林要诀》中作了精辟的概括：“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重轻，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再次，古人认为，书法创作可以排除消极情绪，达到心理平衡。韩愈曾说“不平则鸣”，艺术就是一种“鸣”的工具，书法亦不例外。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对张旭创作心态的描述即是明证。此外，唐代的张怀guàn@①在《书议》中亦说：“或寄以骋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结之怀。”苏轼亦说：“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宋代的朱长文在《续书断》中也说：“栖迟卑冗，壮猷伟气，一寓于毫牍间。”书者，抒也，或抒发积极情感，或泻泄消极情绪。这一认识是符合书法艺术活动的心理规律的。正因为如此，所以，现代心理学家和医生常常劝某些患者从事书法活动，以增进其心理健康水平。
四、想象与书法创作。古人认为，书法创作就是塑造形象，从而表现书法家的个性，抒发其感情。书法之“象”是取象异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物均可作为书法之象的原型，如山川河流、鸟兽虫鱼、花草树木，风雨雷电等。古人认为，想象的作用，就是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形象在大脑中所形成的表象材料进行转换、加工、改造、重新组合、进而创造出书法之象。唐代李阳冰在《上采李大夫书》中对此有生动的说明：“于天地山川得玄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漫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抵咀嚼之势，随手变化，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性状者矣。”尤其“随手变化、任心所成”八个字，道出了表象加工和心象转换在书法创作中的作用。对此，唐代的张怀guàn@①亦有“囊括万殊，裁成一相”之说。还需指出的是古人将取象异类而形成的“象”分为抽象之“象”和具象之“象”。抽象之象是追求神似，具象之象是追求形似。前者如王羲之观鹅掌拨水而得笔法，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草书之法，黄庭坚观樵夫荡桨而得笔势，等等;后者如所谓点如怪石、龙爪、杏仁、梅核、蟹目、菱米等，竖如悬针、垂露、曲尺、铁柱等。前者是创造想象的功能，后者是再造想象的功能。
五、灵感与书法创作。古人关于灵感在书法创作中的作用的论述很多，不过古代书论并没有“灵感”一词，而是用“神合”或“天人合一”表示。元代的郝经在《移诸生论书法书》中写道：“必精穷天下之理，锻炼天下之事，纷拂天下之变，客气忘虑，扑灭消驰，澹然无欲，xiāo@②然无为，心手相忘。纵意所如。不知书之为我，我之为书，xiāo@②然而化然，从技入于道。凡有所书，神妙不测，尽为自然造化，不复有笔墨，神在意存而已。”这段话道出了灵感产生的条件、状态和结果。条件是：“精穷天下之理，锻炼天下之事，纷拂天下之变，客气忘虑，扑来消驰，澹然无欲，xiāo@②然无为，心手相忘，纵意所如。”灵感状态是“不知书之为我，我之为书”的“天人合一”状态，灵感爆发的结果是创造出完全合于“自然造化”的艺术作品。此外，古人还认识到酒对灵感爆发的催化作用，如《新唐书?艺术传》中写道：“(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杜甫亦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钱起在《送外甥怀素上人》诗中亦写道：“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陆游在《草书歌》中也有“醉中草书颇入微”之句。古人关于酒能促进灵感爆发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酒的作用有三：一是对大脑皮层有麻醉作用，使大脑减弱了对机体的控制，机体可以处于自由活动状态;二是大脑本身的焦虑和紧张被解除，进入自由联想状态，消除了“思路狭窄”现象;三是酒醉使书法家远离尘世的不平、烦恼、怨恨、欺诈，免受世俗的干扰，从而恢复自我，回归自然，倾听自己心灵的独白、体察大自然生命的气息，而这又是书法家创作的重要条件之一。
六、个性与书法风格。个性与书法的关系是古代书论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思想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个性差异导致书法风格的不同。古代有“书如其人”之说，早在汉代，扬雄就提出书为心画”之说，元代的郝经提出“书法即心法”说，明代的项穆又提出“书为心相”说，清代的刘熙载提出“书为心学”说。在此基础上，古代书论家又就不同个性者及其书法风格进行了界说。唐代的孙过庭在《书谱》中列举了九种个性及其相应的书法风格：“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质直者则径tǐng@③不遒，刚@④者又掘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染于俗吏。”明代的项穆在《书法雅言》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夫人之性情，刚柔殊禀;手之运用，乖合互形。谨守者，拘敛杂怀;纵逸者，紧实寡逸;温润者，妍媚少节;标险者，雕绘太苛;雄伟者，固愧容夷;婉畅者，又渐端厚;庄质者，盖嫌鲁朴;流丽者，复过浮华;驶动者，似欠精深;纤茂者，尚多散缓;爽健者，涉滋剽勇;稳熟者，缺彼新奇。此皆因夫性之所编，而成其资之所近也。”与此二人有所不同，清代的刘熙载将人之个性分为四种，即贤哲型、骏雄型、畸士型、才子型，并在《艺概》中写道：“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宋代的朱长文在评价颜真卿和虞世南的书法时亦体现了这一思想，他在《续书断》中写道：“呜呼，鲁公可谓忠烈之臣也，而不居庙堂宰天下，唐之中叶卒多故而不克兴，惜哉!其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扬子云以书为心画，于鲁公信矣。”“世南貌儒谨，外若不胜衣，而学术渊博，论议持正，无少阿徇，其中抗烈，不可夺也。故其为书，气秀色润，意和笔调，然而合含刚特，谨守法度，柔而莫渎，如其为人。”这方面的论述还有很多，这里不再赘举。
(二)就同一个人而言，随着其个性的发展，其书法风格亦作相应的变化。人的个性是在先天神经类型的基础上，经过后天生活实践和教育的作用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又具有可塑性。古人不仅认识到个性的变化，亦认识到书法风格随个性之变而相应变化。南唐后主李煜在《书述》中说：“壮岁书亦壮，犹嫖姚十八从军，初拥千骑，凭陵沙漠，而目无qíng@⑤敌;又如夏云奇峰，畏日烈景，纵横炎炎，不可向迩，其任势也如此。老来书亦老，如诸葛亮董戎，朱睿接敌，举板与自随，以白羽麾军，不见其风骨，而毫素相适，笔无全锋。”对这一问题，今人林散之先生在《笔谈书法》中亦有类似之说：“少年爱工丽圆转的字，青年爱剑拔弩张的字，中年爱富于内涵的字，老年爱平淡天真的字。”这也进一步证明古人思想的正确性。
七、品德与书法境界。品德与书法的关系即是“书如其人”说在品德方面的发挥，即“人品书品论”。这也是古代书论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并为许多人所推崇，如唐太宗、柳公权、张怀guàn@①、郝经、项穆、朱和羹、刘熙载等人都持此说。清代的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写道：“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这一思想在古人对书家墨迹的评价中亦体现出来。元代的郝经在《临川集》中写道：“斯(指李斯)刻薄寡恩之人，故其书如屈铁琢玉，瘦劲无情，其法精尽，后世不可及。„„繇(指钟繇)沉鸷威重人也，故其书劲利方重，如画剑累鼎，斩绝深险„„羲之正直有识鉴，风度高远，观其遗殷浩及道子诸人书，不附桓温，自放于山水间，与物无竞，江左高人胜士鲜能及之，故其书法韵胜道婉，出奇入神、不失其正，高风绝迹，貌不可及，为古今第一。其后，颜鲁公以忠义大节，极古今之正，援篆入楷;苏东坡以雄文大笔，极古今之变，以楷用隶，于是书法备极无余蕴矣。盖皆以人品为本，其书法即其心法也。”明代的项穆在《书法雅言》中也有类似的评价：“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事正矣。„„至于褚遂良之遒劲，颜真卿之端厚，柳公权之庄严，虽于书法少容夷俊逸之妙，要皆忠义直亮之人也。若夫赵孟俯之书，温润闲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敌之禄也。故欲正其书，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尽管现在有些人对古人的“书品人品论”提出质疑，但是当我们看到当今书坛上某些品质恶劣之徒以所谓“创造求新”的名义大行其欺诈、投机之举时，我们不得不赞叹古人持论的高度正确性。此外，古人对天资、学养与书法的关系亦有所论述。
总而言之，在古代的书论家看来，书法活动是多种心理因素协同作用的过程。无论是虚静态创作还是炽情态创作，都离不开动机、想象、情绪、灵感等因素的重要作用。而且书法的风格和境界均受制于书法个性和品德。需要指出的是古代书论家侧重于对书写和创作心理的分析，而对书法家的欣赏中的心理现象和心理规律涉及甚少，只有书法欣赏中的“共鸣说”和“净化心灵说”被提及，对此，本文不作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