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探究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提出,为我们描绘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与实践中又一重要的蓝图。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和侧面,对生态文明进行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成果,今天我们将主要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背景、生态文明内涵的界定及其主要特征、基本理论依据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进行分析和探讨，并以农村为例分析生态农业下的美丽乡村建设。
一、研究背景：生态环境“超载”
对于生态问题的成因,国内学者各有观点。李万古认为近代生态问题成因于科技革命的生态负效应。他认为以“征服、利用”自然作为本质特征和价值目标的近代科学,帮助人们从自然界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取得了人类文明的巨大发展,尤其是二次大战后,伴随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科技革命的生态效应”被强烈地凸现出来。高德明则认为人类从农业文明演化到工业文明,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了生态问题的出现。他认为,以开发廉价化石能源和工业技术装备为特征的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增长,但同时也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薛纪恬则于1992年就撰文指出:即便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也在客观上打破自然界原有的生态平衡。人类一经出现,就作为自然界的对立物,与自然生态环境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关系,从而诱发态环境问题: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人类物质需求的无限性与资源更新的有限性的矛盾。
总的来说，我国学界对于生态危机的成因看法总起来可以归纳到两个层面:从纵向上看,自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近代科技革命的发展使人类社会过度地征服了自然,工业文明的进步与生态的恶化成因果关系;横向上,局部生态问题向全局扩散,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可持续发展。
不难看出,关于生态问题的成因,学界多数归咎于科技革命与工业化的负效应,专注于人与自然关系整体层面的解读,而缺乏文化甚至文明意义上的阐释。
然而,正是对生态问题的普遍关注和认同,也是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模式的反省,构成了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背景。
二、生态文明的内涵界定及特征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文明形态,[1]自步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阶段,现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2]研究生态文明的建设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生态文明的内涵。对此,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李良美把生态文明列入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框架中加上“生态环境”,首次提出了“四领域”的总体框架。对于生态文明的内涵,他认为:生态文明,或称绿色文明、环境文明,是依赖人类自身智力和信息资源,在生态自然平衡基础上,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全球化协调发展的文明。他进一步指出:生态文明的在本质上是价值观的革命,保护生态环境是伦理道德的首要准则,生态伦理道德的主题。
白光润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阶段入手,进而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内涵。他认为,生态文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觉悟所产生的新理念,如人与自然共生的思想,环境容量、土地承载力、生态平衡的思想、可持续发展理论等等。其二是这种新理念所派生的人类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价值观和行为修养,即生态伦理、生态善恶观、生态正义、生态良心、生态责任等新的价值体系。
俞可平站在上层建筑和文明更替的视角对生态文明进行了界定,认为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生态文明既包含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的意识、法律、制度、政策,也包括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技术、组织机构和实际行动。他指出,如果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这一视角观察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可以说,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后工业文明,是人类迄今最高的文明形态。
丁开杰等赞同俞可平对生态文明内涵的论述,并总结了生态文明的特征:(1)独立性。生态文明是独立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是一个独立的更高一级的文明形态。(2)整体性。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要把人置于整个自然系统中来认识问题,从自然的整体性出发,把握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3)相对性。生态文明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文明形态。(4)反思性。生态文明是人类对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态危机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而形成发展的文明形态。(5)过程性。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治理的持续不断的过程。
总之,任何一种文明的“禀赋”是相通的,是传承的,无论是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还是生态文明,都以其内在规律推动着社会进步的历程,且生态文明是高于工业文明的社会经济形态。[3]当生态文明因子逐渐发展壮大并成为人类文明的主导因子时,人类文明就实现了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4]我们对生态文明内涵及特征的探究,有助于重新定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三、生态文明的理论依据
就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依据,国内学界也各有论述。潘岳认为,中华文明精神是解决生态危机、超越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这与现代环境友好意识相通,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相合;佛家认为万物是佛性的统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佛教正是从善待万物的立场出发,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生态伦理成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炼内容。
张青兰、刘秦民提出应当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确立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内涵是:(1)从本体论的高度揭示了人与自然的统一;(2)揭示了人与自然统一的实现形式;(3)揭示了人与自然统一的社会历史形式,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高度,揭示了人与自然统
一、和解的内在途径。
廖才茂的论点比较全面,他认为生态文明是一种文明理念,一种社会形态,一种文明制度,其有深厚的理论根据:(1)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2)“以人为本”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论;(3)人地系统理论和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阀限理论;(4)物质长链利用和循环再生原理;(5)产业结构演进的客观规律。他认为,世界各国产业结构正在向高技术含量、低消耗、无公害、无污染的高度化方向演进,产业的绿色组合、绿色管理、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甚至市场的绿色准入和人们的绿色消费,都构成了产业结构演进的巨大合力。绿色经济将成为21世纪产业经济的主流。认清产业结构演进规律,适应产业结构演进大趋势,无疑是构筑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
综合上面的观点，文明的本质在于实践累积的物质的、精神的和生态的积极成果及其实践本身,在于人对于自然所发生行为的良性循环,我们不能盲目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寻求生态文明的理论依据,否则生态文明仅限于一种理论上的文明。 四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良好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导致的生态现实,预示粗放式发展已经达到极限:中国已经进入高消耗、高污染的风险社会,迫切需要寻找合理有效的路径化解生态风险,从而迈步进入生态文明时代。而这一路径可以从个体和政府两个层面去考虑。
1、生态文明主体生态意识及其培养
刘湘溶在国内学术界首次提出生态意识的内涵与特征,他把生态意识界定为:人类以对包括自己以内的自然中的一切生物与环境之关系的认识成果为基础而形成的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取向，主要包括:(1)生态意识是一种忧患意识,是人类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而萌生的对自己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2)生态意识是一种科学意识,即生态科学意识,它要求我们以生态科学的眼光审视自然、指导实践。(3)生态意识是一种价值意识,它表明人类对自然界价值的全面肯定,并确认生态价值是自然界对人类的最高价值。他认为生态意识作为一种价值意识具有五大特征,即整体性、未来性、和谐性、回归意识与责任意识。
沈新平等更专注于生态意识的培养过程和条件,他总结了生态意识培养的三个基本过程:一是环境意识的教育,二是人类在自然中地位的教育,三是人与自然理性关系的引导。还列举了生态意识培养的各种条件,包括:生态学知识的普及和生态危机的紧迫感是生态意识培养的前提;舆论的导向和政府的决策行为是生态意识培养的重要环境;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及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是生态意识培养的基本保障。
赵玲从可持续发展视角解读生态意识及培养,认为生态意识的建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意识不断付诸实践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生存的最佳途径。可持续发展赖以确立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对于人类生存环境与自然的全新理解,即生态意识的建立。生态意识着重强调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以生态价值观念取代传统的人类价值观念,运用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对整个地球进行施加定向的影响,使其更有利于生态平衡。
关于培养生态意识,赵玲指出: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的观念发生三个根本的转变,一是从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观念转向新的生态文明的发展观念;二是从以人为中心的伦理观念向生态伦理观念转变;三是从个体和局部发展的观念向整个人类整体发展的观念转变。
2、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选择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是我们党在深入探索和全面把握我国发展规律基础上确定的重要战略任务,也是从我国实际出发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路径。
赵冬初在十七大报告基础上,结合我国发展现状,对报告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路径进行了文本的阐述。第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走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第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一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注重农业服务体系建设,着力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是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三是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大对物流、信息、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第三,建立可持续的消费模式。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将物质的无限消费看成是经济成就和个人地位的象征,因而对消费没有任何理性的约束,造成对地球资源的过度索取,对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威胁。摒弃这种不利于促进地球长远发展的消费模式,倡导一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是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必然抉择。一是物质生活以最低限度消耗资源为准则。二是生活废弃物以最小排放和对环境造成危害最小为准则。
薛晓源从生态产业的视角考察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认为生态产业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产业基石。包括:(1)产业转化:从传统产业到生态产业。基于对工业文明的理性反思,生态文明建设内在的要求实现从传统产业到生态产业的转型。在我国工业化尚未完成,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状态下,只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生态产业的形式: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使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从而根本上消解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它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与重要保证。(3)生态产业评价体系:绿色GDP体系。绿色GDP,是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它不仅能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的和谐统一程度,很好地表达和反映可持续发展观的思想与要求,矫正各级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环境与资源承载力的倾向,使其合理利用资源。
在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上,早期的学者注重生态意识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近期学界偏重于政府宏观政策的文本解读,缺乏可操作性,甚至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等等。有的学者就提出要从实际中加强生态的治理。
3、加强生态治理
丁开杰等人认为, 生态环境治理的范式要转换:一是要从治疗入手到预防入手, 不再仅仅是先污染后治理, 而是从一开始就预防污染的发生。二是从局部治理到整体治理。自然生态的一座山脉、一条河流的治理不能被人为地分割开“,分区而治, 画地为牢”, 那样违背自然生态规律, 要统一协调各层级各地域管理主体行为, 共同承担治理责任。三是从政府管制到多元治理。要扩大环保民间组织和社团组织, 建立多元主体良性互动的治理格局, 在资源配置上充分发挥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及社会公民的作用[12](62)。
周升贤认为, 我国要像控制人口、保护耕地一样,实行最严厉的环境保护制度。凡是污染严重的落后工艺、技术、装备、生产能力和产品一律淘汰; 凡是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允许新建; 凡是超标或超总量控制指标排污的工业企业一律停产治理; 凡是未完成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任务的地区一律实行“区域限批”; 凡是破坏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一律受到严惩。绝不允许少数人发财、人民群众受害、全社会买单的情况一再出现[21]。
五、以农村为例分析生态农业下的美丽乡村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宏伟目标,明确提出了“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构想。
强大富裕而环境污染不是美丽中国, 同样,山清水秀但贫穷落后也不是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中国要以建设美丽乡村为基础。这是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社会安全的基础。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通过外部的能量投入获取更高的农产品产量的现代常规农业在高能耗的同时，在有限的时间、空间范围内所换取的农业的增长，已成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耗竭资源的重要源头。农业对生态环境的威胁并不亚于工业及城市生活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加上部分农村地区已成为工业“三废”消纳地，不仅造成了水土等稀缺资源的耗竭，而且废弃物、废水、废气等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和恶化[1] ，已经成为建设“山青水秀、环境优美”的美丽乡村、美丽中国的难点。所以，美丽乡村建设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环节，“美丽乡村”是实现“美丽中国”的保证和基础。只有建设好美丽乡村，美丽中国才可能实现。
1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比较重视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中国的农业能够得到长足发展，其中加强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功不可没。但是，客观地说，对这个成效不能估计过高，建设的成果往往被在经济发展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所抵消，甚至建设滞后于破坏。农村生态环境仍在不断恶化，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仍然受到生态环境的严峻挑战。目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生态破坏严重、环境污染持续。 1.1 生态破坏严重
在当前开展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由于受经济、技术、人才等条件的限制，多数村镇建设或缺乏合理规划，或总体规划水平不高，或总体规划与各专项规划不能协调配套，居民点建设不符合生态村镇发展要求的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居民点建设布局和功能分区不合理，形成功能相互干扰；有的居民点建设片面追求经济利益，造成经济活动严重排挤和干扰生态环境敏感区；还有的居民点建设只考虑土地集约利用和经济集中效应，而忽视了土地开发度和经济载荷的合理分配等[2]。 1.2环境污染严重
农村环境污染严重是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表现。造成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从大的方面来说，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由于农村内部自身的生产、生活活动所造成的污染;二是来自农村外部的城市污染转移。 1.2.1 农业面源污染加剧
我国化肥和农药年施用量分别达 4700 万 t 和130 多万 t。各类农药、化肥、除草剂、生长激素等农用化学品施用强度大、频率高、流失快，对水体、土壤造成了严重污染。 1.2.2生活污水排放逐年增加
据测算，江苏省农村每年产生生活污水10 多亿第 3 期t，但收集处理率较低，大多无序排放到环境中。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是影响水质的两个最重要污染因子，生活污水已成为农村地区特别是苏北农村地区最主要的污染源。 1.2.3垃圾难以有效处置
一是农村生活垃圾。全国农村每年产生生活垃圾约 2.8 亿 t，绝大多数生活垃圾未经无害化处置，在一些农村呈现出“围村、塞河、堵门”现象。二是农业生产垃圾。据测算，江苏省每年约产生农作物秸秆3700 万 t，其中用作农村生活燃料、能源、食用菌基料、还田、工业原料、编织、发电等约占 72%，还有28%的秸秆被废弃在田间地头、道路与河沟两侧或在田间直接焚烧。 1.2.4 畜禽养殖污染开始显现
我国畜禽养殖业规模连续20 年以平均 9.9%的速率持续递增，在推动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引发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近年来，全国畜禽粪便年产量均在 25~30 亿 t，还田率仅为 30%~50%。一些养殖场内部环境管理比较粗放，缺乏必要的污染防治措施。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便、污水的排放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造成养殖场周边地区水环境的硝酸盐、氨氮指标严重超标。
1.2.5 工业污染隐患依然存在
上世纪末，由于大办乡镇工业，导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相当一部分化工、印染、电镀等污染企业分散在乡镇，虽然随着监管力度的加大“，三废”排放强度有所下降，但排放总量仍然很大，治理水平仍然较低。现在，随着城市环境准入条件的提高和环境管理的加强，一些地区出现了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的趋势，加大了农村环境压力。 2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1农村粗放型的增长方式
目前农村生产力水平高低主要取决于农业自然生产力的状况，其增长基础主要表现为一定区域的农业自然资源察赋，即土地面积、土壤肥力、灌溉条件、气候等因素。农业基本上是一种“生存农业”，其增长的目标是不断提高基本农产品产出总量，以满足人们的食品需要和工业发展的原料需要。粗放型的农业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各种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不断增加，即依靠耕地面积的扩大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依靠农业机械的大规模投入，依靠化肥、农药等物化技术的应用来提高农作物产量。这种增长方式消耗高、成本高、产品质量难以提高、经济效益低。
农村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决定了农民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重用轻养、重眼前轻长远。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抵御病虫害，造成水体和土壤污染。农村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是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 2.2 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低下
从恩格尔系数来看，农民生活水平比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至少落后 7 年。在短期经济利益和长期经济发展的相机博弈中，短期经济利益占了上风;又因为污染具有外部性以及滞后性，在个体与群体博弈中，即使农村群体趋向保护生态环境，而农村居民个人可能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现道德风险。农村居民道德风险的成本较低，导致农村居民的败德行为屡禁不止。而如果群体趋向是破坏生态环境的，个体就是想保护生态环境必会心有余而力不足。 2.3 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
“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能源消耗要降低20%，污染排放要降 10%。一些城市把依靠污染转嫁到农村作为治污的捷径。在调查中发现，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主要表现有三种:利用招商引资为诱饵，把高耗能、高烟尘、高粉尘、高噪声的污染企业设在农村;把那些废弃电脑和家电、过期商品甚至过期失效的药品，转移到了农村销售，让农民成为废旧品的再次使用者; 把工业垃圾和城市生活垃圾直接排放到农村。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不仅破坏农村的生态环境，而且也会破坏城乡的统筹发展，因为农村各种污染最终还会通过水、大气污染和食品污染等渠道影响到城市。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必然会带来全局环境的恶化[3]。 2.4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不健全
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 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匾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因此基本上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 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由于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地了解，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重要成因。生态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技推广系统得不到有效的物质激励，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加剧。
3 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措施
3.1在思想观念方面，要加强生态道德教育，普及生态知识，倡导绿色消费 3.1.1 加强生态道德教育
生态道德意识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精神依托和道德基础[3]。要把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引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去，增强农民对于自然的道德责任感。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介向农民传播绿色理念，帮助农民树起崇尚自然、热爱生态的道德情操，唤醒农民的生态良知，重新扶起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真正理解人与自然的平等及和谐统一。 3.1.2 宣传普及生态知识
多形式、多方位、多层面宣传环境保护知识，开展农民环境保护技能培训活动，让农民了解自然规律，养成尊重环境、善待环境的习惯；要对乡镇领导干部以及乡镇企业法人代表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和可持续发展知识的培训，引导他们自觉培养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增强他们的生态环境意识，提升他们生态环境保护的综合决策能力。 3.1.3 倡导绿色消费，转变消费观念
在生产性消费上，引导农民购买由正规厂家生产的农药、化肥、种子以及农用生产工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生活性消费上，倡导勤俭节约，有节制的追求物质享受，在消费的同时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形成健康的绿色消费模式。另外，要实行农村环境质量公告制度，定期发布农村环境质量，引导全社会监督，努力营造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舆论氛围，表扬先进典型，揭露违法行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学习生态知识、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 3.2 在经济发展方面，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施清洁生产，推广绿色科技 3.2.1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要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遵循生态学规律，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预防与治理结合，以高新技术为基础，将绿色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一方面，要对产业结构和地区布局进行调整，协调好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资源循环利用；另一方面，要把农村生产活动纳入到自然循环过程中，使所有的原料和能源都能在这个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的利用，从而减轻对农村环境的污染。 3.2.2 实施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是指既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可以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并保护环境的实用生产方法和措施。清洁生产要以节能、降耗、减污为目标，以技术改造和加强管理为手段，对农村经济活动全过程实施污染防治措施，从而达到防治污染，清除和减少对人类健康与生态环境的影响。清洁生产包括清洁的生产过程和清洁的产品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对土地、水源及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要节约原材料和能源资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不仅要实现生产过程中的无污染或不污染，而且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使用、食用、加工和报废过程中也不对人体和环境造成危害。 3.2.3 推广绿色科技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类运用科技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由于运用不当，它又给人类带来了不利的后果，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大力推广绿色科技，使科技的应用既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又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要加强对生态农业技术、生态工业园区和生态城镇建设等领域的技术研究以及开发引用；不断壮大环境保护科研机构和研究队伍，组建高水平的生态专家队伍；关心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工资待遇、生活条件，让他们能全身心投入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潮中；大力引进各类绿色新科技、新工艺、新产品，推广成熟的绿色农业技术，如“畜禽粪便和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土壤污染控制技术，农药残留速测技术”等，同时推广污染处理技术，如“防治乡镇工业废水、废气新技术、污灌区污染控制的治理技术”等，关注生物技术、无公害农业技术、经济施肥技术、节水技术等的发展。
3.3 在政策法律方面，要加强科学决策与立法，完善执法与监督机制 3.3.1 建立综合决策制度
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规划、计划及重大经济行为的拟议过程中，要把生态环境目标与经济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将环境保护融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根据全国不同农村地区环境的承载能力，确定不同农村地区的发展模式，拟定有利于农村环境保护的财政、税收、金融、土地等方面的经济政策体系；加大宏观调控，适时出台相关政策，用宏观调控手段引导生态建设的积极性。包括引导生态型项目开发的扶持性政策，防止和遏制破坏性经营的刚性约束政策，旨在快速恢复生态植被的资源补偿性政策，以及旨在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的科技投入政策。
3.3.2 完善环境立法，建立健全农村环保法律法规体系
要在宪法中写入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加入关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规定；制定、完善农村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法与单行法，完善农村环境标准与制度；完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中关于农村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规定。同时，在农村环保法制建设过程中，要理性地借鉴其它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达到与国际环保法规接轨。
3.3.3 完善监督与执法机制， 加强环境执法
法的生命力在于执行，监督是保证执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一，要进一步完善环保工作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负总责、环保部门统一监督、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污染企业承担主要责任、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环境监督管理体系，加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监督以及环保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垂直监督，完善公众监督。第二，要不断完善环境执法机制，健全执法机构体系。应建立一个从中央到地方进行统一管理的专门环保机构体制：由国家环境保护部对全国环保建设进行统一部署、管理、指挥、协调，各省、市、县级政府设置专门环保机构，此机构为国家环境保护部的分支机构。各地的环保执法工作统一由环保机构行使职权，垂直上一级环保机构管辖、监督，不隶属于当地政府。第三，要强化环境执法队伍，提高环境执法水平。不断提高执法队伍人员的政治觉悟，加强对执法队伍人员的业务培训，加大执行环保法规的力度，逐步改变人治重于法治的现象，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对环境执法的干扰，努力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