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利于疾病康复的社会环境。医务人员了解病人的隐私知识为了治病的需要，对外应当保密。这不仅是尊重病人的隐私权，同时是为病人创造一个有利于疾病康复的社会环境。第二是某些疾病对病人保密。是一种必要的医疗保护措施，是医务人员对病人身心健康高度负责的表现。那么怎样才能实施有效的医疗保密呢？
首先应当具体分析病人所患疾病的程度、病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病人的社会关系等，确定哪些内容应对病人保密，哪些内容应当对外界保密，然后制定出具体保密措施和计划。保密的内容是因病人的状况而确定的。例如，同样是子宫全切术，就农村少女和城市少女来讲，对社会保密的必要性就存在差别。同样是癌症，不同心理承受能力的病人，保密的必要性也不一样。
在实施具体的医疗保密计划是，应当要特别注意防止无意识外泄。上述两个案例均是由无意识外泄而造成的医疗保密失败。为了防止此类失误，医务人员应注意以下几点：（1）应当做到言行表情一致。病人特别能在医务人员那里捕捉信息，因而医务人员的言行表情等不能出现矛盾，否则易使保密失败。例如，你对晚期病人讲：不要紧，会好的。但一会又说：要是早点来看就好了，或者露出无可救药的表情，病人很快会意识到问题严重了。（2）医务人员应当仔细了解病人的状况，包括社会关系、职业、特长、爱好等，以免造成保密失败。案1主管医师不了解病人的职业，误以为病人听不懂日语。案2意识没有考虑到同时向两位病人家属交代注意事项可能会出现的阴差阳错。着表现出工作不周密细致。（3）医务人员应当养成不在背后议论别人，说闲话的习惯。
12、这个误诊的手术该不该做？
患者XXX，女，21岁，未婚，因右下腹4小时疼痛急诊入院，体检，心率为108次/分，律齐，血压为50/8 ，腹平软，下腹压痛，以右下腹为甚，在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后，立即按 急性阑尾炎 安排手术，术中见阑尾正常，右侧输卵管妊娠破裂，患者情绪焦虑不安，再三要求医生为其宫外孕保密。医务人员在进行心理疏导的同时，对其母亲做了有保留的陈述，家属认为并非阑尾而进行手术选择，这是误诊误治，医生的行为应承担责任，要求赔偿。
伦理分析：在任何一种手术治疗，都会给病人带来某些损伤和痛苦，因此选择手术治疗必须遵循有关的伦理原则，早在30年代，我国复旦大学医学教授宋国宾在《医业伦理学》一书中曾提出选择手术的3个必要条件“
1、非必要时不施手术
2、无希望时不施手术
3、病人不承诺时不施手术”这些伦理原则在今天仍然适用。本案例是以急性阑尾炎收治入院，根据体征迅速手术，虽然是宫外孕的误诊，但“手术选择”是正确的，合乎道德的，在当时情况下，这种选择是最理想，最现实，最有希望的治疗方法，而且这一手术并非可作可不作，选择手术治疗解除了患者的痛苦，甚至保全了患者的生命。
选择手术治疗的伦理条件还有术式选择和知情同意问题，一切手术治疗都应从病人利益出发，作多方面的考虑，权衡利弊，选择最优化原则，尽管是误诊决定手术，术中见右侧输卵管妊娠出血，果断迅速的结扎止血，在治疗原则和伦理原则上都不存在缺陷，而且符合道德要求，不隐瞒误诊，不推卸责任，敢于承担风险，积极治疗患者，当然从医德规范上讲，每个医务人员都应钻研医术，精益求精，在观察、诊断、处理时，要有十分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到细致周密，一丝不苟，精心诊治，尽量避免差错发生，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误诊是一种过失，不能用术中竭诚以待，尽力抢救加以掩饰，同样，不能因误诊而否定救人活命的正确处置
这个误诊手术该不该做，在评价上还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患者有权要求医务工作者为其保密，医务人员不能随意泄漏病人的隐私及某些疾病情况，这不仅是维护患者的自主权利，也有利于建立医患之间的信赖关系。而医生对患者的责任，又应当承担解释说明的义务，包括对患者的家属，对疾病诊断和处置情况，给与真实和负责的陈述，不能任意缩小和夸大。如果同患者母亲做出全部说明，可能不存在任何医疗纠纷。在处置这类道德题目，我们应该把
有利于和不伤害患者作为医生的基本责任。这个案例中医生处置是恰当的，他有保留的陈述，既尊重患者的权利，又是在手术解除患者躯体痛苦的同时，以同情、理解和关怀体贴来解脱患者精神上的负担
13、该不该切除她的子宫？
陈某，女，23岁，未婚。因闭经两个月，近几日阴道流脓来医院就诊。肛诊，子宫略平，软，大绒毛促性腺激素测定为阳性，根据以上检查结果，初步印象为先兆流产。但患者为未婚青年，并否认有性生活，故不能确诊，遂与病人谈心，并找其单位领导级家长了解情况，均称患者虽因工作原因交接较广，但工作积极，作风正派。为慎重起见，观察一个月后，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不断升高，阴道流血不止，病人日渐消瘦。此时，医生不得不考虑为绒痛，再三向患者讲清后果病人仍一口咬定无性生活史，最后经病人及家长同意，进行了子宫切除手术，术后病理诊断为妊娠
伦理分析：
1、疾病的诊断一定要经过3个阶段，采集病史，临床诊断和辅助检查。采集病史是临床诊断的重要依据之一，要使诊断正确无误就必须要获取真实的病史资料，了解疾病的发展原因，而各种疾病的病因又是复杂多变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因，既有直接因素，又有间接因素，既有生物因素又有社会心理因素。因此，我们在进行疾病诊断时一定要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尤其要注意病人的心里因素，以全面掌握收集病史资料，然后结合临床诊断体征和辅助检查的结果，认真分析判断方能做出诊断
2、案例病人根据临床症状，体征及实验结果是可以确定为妊娠的，但由于病人否认性生活史，加之病人的单位领导和家长都证明她“工作积极，作风正派”。使得医生虽有疑虑，仍不得不诊断为绒癌，为病人实施了子宫切除手术，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3、本案例中的义务人员有一定的道德责任，在搜集病史时没有注意病人的心里因素，忽略了病人不愿袒露隐私的心理状态，偏信了病人领导级家属的评价手术前没有讲清手术结果也能明确这一关键从而导致误诊误治
14、如何看待这例睾丸移植术？
患者某某，男，农民，自诉在出生7个月时，被猪咬掉双侧睾丸及大部分阴囊，外伤愈合后生活无大影响。婚后，由于缺乏男性激素，夫妇不和，精神痛苦，曾多次求医，未得治疗，1987年患者兄长得知可用睾丸移植治疗弟弟的病患后，甘愿提供自己的一只睾丸，许昌第三人民医院即收治患者，于1988年1月13日经过12个小时紧张细致的手术，一例国内罕见的同种异体睾丸移植手术顺利成功，2月中旬出院，患者恢复较快，并已具备了男性功能，家庭重新和好。
伦理分析：（1）器官移植就如本例是兄长为弟弟提供供体，也必须遵循基本准则，那就是：
A、供者不能因此残废。因为器官被取出后即对原来机体的作用结束，所以移植的器官必须是成对的，即使移去一侧，并不影响供者的缘由的生理功能。B、对供者的健康没有危险，在技术上完全保险，徐州第三人民医院是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先后多次组织专家研究治疗方案，修改手术计划，对供者、受者都确保安全。C、受者的得益和供者的损失应有恰当的比例，得必须大于失，把活人的单一器官移植给病人，是不道德的。技术上未过关或未作好充分准备，就轻易把一个活人的器官或组织移植，招致失败或造成恶果，这也是不道德的行为，手术马虎，引起供者其它手术合并症，不仅不道德，而且挫伤利他行为的积极性，妨碍器官移植工作的开展。
（2）活人健康器官移植的成功率大，尤其同种移植，免疫排异反应小。但活人献器官，一定要出于自愿。利用社会地位进行强迫或变相强迫的行为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犯法的。出卖自己的器官以换取一些钱，在西方世界是常有的事，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病态，接受这些出卖器官的行为也是不道德的。但本案例是出于患者兄长的自愿行为，在道德上是不成问题的，而且是对一种可怕的习惯势力的突破行为。
（3）这例睾丸移植手术，在当前来说，手术成功，患者已有男性功能，使夫妇和好，是一种道德行为，但同时又潜伏着新的伦理难题，今后生育的孩子其父亲究竟是谁？谁对这个孩子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15、这个孩子该由谁抚养？
1987年3月，某私利妇产站为一怀孕多月的陈某做人工引产手术（超生），术后陈某回家。但3小时候，妇产站职工发现陈某产下的男婴活着，医生便将其先托付给房东老太太喂养，然后送给李某带回家抚养。月余，陈获悉自己引产的婴儿还活着，便问妇产站和李某索要。对方不给，由此产生纠纷。
伦理分析:（1）怀孕多月的孕妇，引产胎儿成活的可能性是有的，这在临床上并不少见，作为妇产站的医生在给怀孕多月的孕妇做引产手术后应及时查看胎儿的情况，而本案的医生未能做到这一点，这显然是失职。（2）从表面上看，本案医生在发现婴儿是活的以后，采取了“积极”措施，但是，她忽略了一点，婴儿不是物品，一旦活着来到这个世界，就产生了许多事实上的民事法律关系，不是可以随便处置的。所以，该医生应该立即与婴儿的父母取得联系，而不应该把婴儿托付给房东老太太喂养，再“送给”李某抚养，这些都是缺乏法律知识的表现。（3）陈某去妇产站做人工引产，做完就走了，这并不表示，她已放弃了对婴儿的监护权，因为她并不知道婴儿是活的，也不能因为婴儿成活这一事实与陈某做人工引产的初衷相违背就否认了她与婴儿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十六条 关于监护人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对未成年人监护权具有优先性，不仅如此，监护权还有严格的排他性，即，在未成年人父母健在，且具有监护能力，同时没有放弃监护权的情况下，其他任何人不得享有对该婴儿的监护权，否则就是侵权。由此看来，既然陈某坚持要抚养这个孩子，则该婴儿应该又陈某抚养。（4）尽管从法律上讲婴儿应有陈某夫妇抚养，但从道德上看，陈某夫妇又是应该受到批评、教育的。因为她既已超生，就应该采取节育措施，一旦怀孕则尽早到医院做人流，可是她却一拖再拖，直到胎儿基本成熟才去引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胎儿的成活和陈坚持要抚养婴儿而造成的
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违背，起责任则应由陈某夫妇承担（当然比强行超生的责任小一些），所以，我们既不能因为陈某违反了不计划生育政策就剥夺她对婴儿的抚养权，也不能因为陈某是在做人工引产后婴儿成活而超生的，就放弃对她的行政的、经济的必要处理和舆论的批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又堵住各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漏洞（事实上有不少人就是利用这种办法达到超生的目的），做到既合法又合符政策，级合情又合理。
16、1986年6月23日，一位姓夏的病人（女，59岁）住进陕西省汉中市人民医院。经医院检查，确认病人已处于肝癌变晚期，伴有肝性脑病、肝功能失代偿。虽经多方抢救，病情仍不能控制。6月27日晚，病情恶化危急。28日，病人的小儿子，小女儿看到病人痛苦难忍，提出能否采取措施，尽快结束病人的痛苦。医院对病人家属的这一要求开始不同意。但在病人子女的再三要求下，医生蒲某某、李某某分两次给病人注射了100名毫升复方冬眠灵。事情在处方上写明了家属要求“安乐死” 并由其小儿子签了名。29日凌晨5点，病人死亡。汉中市公安局以故意杀人罪逮捕了两名当事医生和死者的小儿子、小女儿，后因案情特殊曾一度改为取保候审。
伦理分析：1.合理而有条件的安乐死最终会被恩美、医学和法律接受。这实际上是对安乐死概念的正确解释问题。从伦理学的行政分析，安乐死的事实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性条件：一是病人的耳机吧目前医学已无法挽救、濒临死亡而不可逆转；二是由于这种病导致病人肉体精神的极端痛苦，两者缺一不可。本案例病人夏某的情况是晚期肝硬变、肝功能失代偿而不可逆转，其无法挽救性意义方面也已认可。病人肉体和精神的痛苦绝不是常人所能体会到的，但又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可否认。
笨案例应该说是符合安乐死两个前提性条件的。但仅仅符合这两个前提性条件还是不够
的，在安乐死实施过程还必须具备必要的程序——病人自主自愿的决定和医学判定医生的认可。医学的判定、医生的认可只能是以医学科学为标准，即病人疾病是否可救、可恢复、社会应尊重医学的判断、法律也应以科学的医学判断为依据。无疑，本案中队病人病情的判断是客观科学的而一些判断、这种判断是确定上述安乐死实施的前提性条件的基础。安乐死实施中一条最本质、最重要的伦理学原则就是病人自身的要求、自主的决定。在目前情况下，即病人的疾病不可逆转而病人又痛苦不堪，但如果病人没有这要求或病人希望医学能继续维持其常规的医护，那么，这种情况下的安乐死仍然是不允许的、违法的（不可逆转昏迷病人外）。在本案例中，由于病人昏迷和丧失意识，他的子女作为代理人提出安乐死的请求，并取得了当事医生的认可，从程序上分析是可行的。但这里不能忽视，他的子女的代理决定一般应该好似在病人完全丧失意识而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作出（或病人曾在意识清楚是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代理决定）。如果夏某在整个治疗中确实一直处于昏迷濒死而不可逆转或不可能举办由本人作出代理决定的条件，那么，这种情况下的家属代理是可行的，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在治疗过程中，病人时有意识恢复，且这期间又没有做出要安乐死的任何表示或愿望。而凭子女的推测决定，这种代理决定的做出是有缺陷的。如果事先病人有过明确一贯的要求，俺们，当病人处于不可逆转时，由其子女代理决定无可非议，我们应尊重病人的选择。这问题其实已成为本案例伦理争议的关键点。国外对这一问题的额作风采用“生前预嘱”的防护四，具有法律功效，
是值得借鉴的。医学的认可判定主要是疾病的不可治愈性。我认为，本案例的医生的做法从医学伦理学的角度看，动机无可指责，同时是在安乐死两前提下并且是病人（家属）的自主决定的行为，也是符合伦理原则的。该安乐死案在我国属首例，当事医生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观念更变过程中，一种科学新事物要得到社会认可和推行，肯定要付出多方面（包括道德、法律、经济、生命等方面）的代价。该医生的做法尽管有违现有法律规定和传统观念，但仍然为人们所理解和同情。
2.安乐死可不可行？关于安乐死问题的伦理、法律、哲学、社会分析在我们的教科书中已详尽谈及。这里要重新强调说明的是，只要承认安乐死的存在，就必须承认：特定的安乐死不是致死原因，它仅仅是死亡过程中的一种良好状态以及为了达到这一状态所采用的方法。解除临终病人的肉体精神的痛苦，尊重“生的意义”、“死的尊严”，尊重病人的生命价值和自主决定权时安乐死的实际而现实的意义，其客观的需要、合理地内涵是决不能随意加以否定的。
17、癌症晚期患者该不该全力抢救？
患者李某，男性，62岁，患食道癌3年多，已进入晚期，因“无治疗价值”而被某医院拒之门外。几经周折，患者更是憔悴、消瘦，出现恶液质并伴有频繁的恶心呕吐，进食困难。患者家属看病人的无限痛苦和要求延续自己生命的强烈愿望，抱着一丝希望来到医院，再三恳求医生收治这个晚期癌症病人，即使发生死亡也不与医院发生纠葛，并表示原为病人支付一切费用。医生出于“人道”，将该病人破格收入医院，由此在病区引发了一场该不该收治的争论。
伦理分析：（1）病人入院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抢救，不仅食道癌没有得到控制，而且向全身各脏器转移。又引起还要不要抢救的讨论从而加剧了该不该收治的争议。意见不外三种：一种认为，既然外院都不收，说明已病入膏肓，我们为什么要拣“破烂”，自找麻烦？另一种认为，癌症到了晚期，收进来也不过是对病人及其家属的安慰而已，与其痛苦地活着，倒不如早点结束生命，何必在医院等死，弄得人财两空？还有一种看法是，救死扶伤是医护人员的天职，尽管癌症发展到后期，目前没有什么高招，但“死马”也要当作“活马”治，否则，就不人道，就没有尽到我们的道德责任。“死马”当作“活马”医，这是传统的医学伦理观念的反映。其实，这种观点现在看来，并不符合道德原则。从现代生命伦理学观点看，生是
人们的普遍和基本愿望，生能为社会做贡献，能使家庭团聚，合家欢乐。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就是绝对的好，死就是绝对的坏。
（2）死亡是自然法则。在当前医药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下，人们不能奢望超越现实条件而企求医护人员治愈一切癌症患者，特别是晚期癌症患者。对本案例中年逾花甲的食道癌晚期患者，治疗上适可而止就行，毋须不惜一切代价救治。医生有权在病人无法挽救时，撤消一切抢救措施而采用一些支持疗法，如给些维生素、止痛剂或输液等。事实上，绝大多数病人及其家属是通情达理的，只要做好安抚工作，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3）医护人员看问题不能单从对待某一患者的善良愿望出发。目前在社会医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把某些贵重药物、血液和血浆等用到有希望抢救成功的患者身上，使他们痊愈、康复，重返工作岗位，岂不是更符合人道的原则？更尽到医护人员的道德责任？停止无希望的抢救，少花钱，为更有希望活着的人
着想，这应该也是一种道德良心。当然，那种把癌症患者视为包袱，拒之门外，或冷漠相待，或敷衍了事的态度是错误的。病人来院求医，就应该服务周到，严肃认真、审慎从事，即照顾到患者的心理需要，又顾及到家属、亲友的情感状态。对待癌症晚期的濒死患者，必须要符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德要求。
18、这样的死亡可以避免吗？
某女，60岁，1986年11月25日7时15分因上腹部疼痛不适6小时，到医院急诊治疗。检查情况：患者呈痛苦面容，气稍急，血压120/80毫米汞柱，频数54次、分，律齐，心音低钝，两肺
（一），胸骨下端有压痛，右上腹疼痛（+），无反跳痛，其余无殊。同时家属提供有冠心病、高血压史，常服丹参和复方降压片治疗。当时家属要求观察并做心电图，但遭医生拒绝，只做白血球计数。结果：白血球11000mm^3，中性79%，子阿托品、庆大霉素治疗，嘱病人回家。11时30分，病人因神志模糊，胸闷气急加剧，由急救车送入急诊室，血压90/50毫米汞柱，频数50次/分，律齐，作EKG示V2—V
3、S—T段呈弓背向上，L、avl出现异常Q波2，当即拟急性前侧壁心肌梗塞，收入病房抢救，在抢救过程中，病人死亡，为此，家属大闹。
伦理分析：本案例病人的死亡可否避免呢？可以避免，病人死因是心肌梗塞，医生原来的诊断治疗错误，如果从分注意到时老年病人、气急、心音低钝、胸骨下端有压痛，有冠心病、高血压史，服硝酸甘油症状未缓解等心肌梗塞病史体征，及时做心电图检查和血压监测，同时做有关鉴别诊断的辅助检查，并留院观察，完全可以发现病人的心肌梗塞、EKG和病情的发展变化，并作出及时正确的诊断治疗。病人的死亡，医生负有无可推脱的责任。
本案例揭示医务人员首先要尊重病人的生命价值。病人来就医，就把生命安危交给医生，你应十分珍惜这种信任和权利，在观察、诊断、处理时，要以十分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度负责的精神，精心治疗。。本案例的医生如果有很强的生命价值意识，能对病人做进一步观察和治疗，也许死亡时可以避免的。
其次，要尊重病人的正当欲望。病人来到医院就是希望得到全面及时的检查治疗，希望得到医疗物资和技术手段的分配及一系列与治疗有关的信息等。他们的这些欲望是正当合理的，应当予以尊重，只要条件和规定允许应该给予满足。本案例患者的家属要求留院观察，作出心电图检查，然而医生未同意，对病人家属完全正当合理的要求没有给予尊重和满足。相反，如果医生做到了这一点，也许本案又是另一个结果了。病人在医患中挣扎时很痛苦的，医生对病人的冷暖痛苦要心同身受。这样病人即使死亡，家属可能也不至于大闹，而代之为谅解。
三、简答题
1、社会主义社会医患关系的性质是什么？
答：社会主义社会医患关系的性质可从三个方面理解：首先，他是一种平等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尊重人的尊严、价值创造了物质基础，为实现人权平等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