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宋代中国传统文化重心的南移
张全明
【专题名称】宋辽金元史 【专 题 号】K23
【复印期号】2002年03期
【原文出处】《江汉论坛》(武汉)2002年02期第67～71页
【作者简介】张全明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武汉 430079
【内容提要】 自先秦以来，中原地区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兴盛、发展的重心。至南宋初年，伴随着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完成，传统文化重心也最终转移至长江流域中下游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其主要表现是：南方地区的思想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同时具有明显的示范与表率作用；人口的综合素质、尤其是人才的数质量与分布密度等名列前茅；其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对其他地区持续地占有优势；代表了当时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与趋势，且能受到大批具有创新意识的精英学者们的重视与推崇，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关 键 词】宋代/文化重心/南移/东南地区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2)02-0067-05 从中国文化的起源看，黄河、长江流域都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黄河、长江流域等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在不同时期却存在一定的差异。一般认为，在中国古代史上，传统经济、文化的重心，首先于先秦时期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确立，随之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开始逐渐向长江流域的南方地区转移。但是，长江流域是何地区、又究竟何时最终取代了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中国传统经济、文化的重心地位，学术界却存在各种不同的意见。在其南移的时间上，有自秦汉至明清等不同时期多达十余种观点。在其南移的具体地区上，有笼统的南方说和长江流域地区说等多种意见。甚至有人认为，直至明清，中国传统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现象（注：见卢星、倪根金《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研究综述》，《争鸣》1990年第6期。）。对此，本文仅就中国传统文化重心南移的时间、标志与地域表现谈点个人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一、中国传统文化重心南移的时间与标志
众所周知，文化状况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缩影。中国传统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既不是一种偶然出现的社会现象，也不是单纯的生态环境的自然变化，而是中国古代文明持续发展与南北地区不同社会与生态环境的不断变化而被合理利用或恶化影响所产生的综合结果。从人类活动的文明进程看，由于经常性的战乱对北方中原地区经济的破坏和影响；同时因为历史上多次大量人口南迁所造成的南北不同地区人口分布及其数质量的变化；加上南方地区自东吴、东晋以来得到长期的重点开发所形成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尤其是至两宋时期，中国古老的传统农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依赖以及北方地区的过度垦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造成了黄河中、下游流域地区的生态失衡，破坏和阻碍了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与此同时，南方地区对传统农业文明有利的生态环境，却得到了人们越来越深刻的科学认识和合理利用，从而使南方的生态环境能在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保持着大体的生态平衡的状态，从而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以致在南宋时期，我国长江流域东南部地区完全成为我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重心区。
为什么说我国传统经济重心是在南宋初年而不是在其他时期最终完成了这个转移呢？我们认为，在中国古代史上，判断一个地区是否能作为全国的经济重心的基本依据，主要是看它在传统农业经济方面的实力与发达程度如何。如果某一地区的农业经济实力与发达程度、包括农业经济及其相关行业的发展数量与质量指标，在当时国民经济生活中都占有显著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同时其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且封建政府在经济上倚重它，并在政治上有明显的反映的话，那么，这样的地区就可称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区。按照这个判断原则和标准，很明显，我国传统经济重心只是到了南宋初年而不是在其他时期才最终完成了这种转移。其主要表现是：在“南宋时期，以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与四川盆地为代表的广大南方地区，不论是从人口、政区、赋税的多寡与分布来看，还是从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水平及其所占的比例变化来看，南方地区都超过了北方地区而居于明显的优势，从而表明自先秦以来，以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为代表的我国经济文化重心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完成了从北方向南方的转移”（注：见王玉德、张全明等著《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页。）。而在此以前的唐朝中后期或其他时候，虽然南方地区有时也有过某一项或某数项经济指标超过了北方中原地区，但那只是个别的、或暂时的现象，既不是综合经济指标的反映，也缺乏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而且在南宋以后，我国南方作为传统经济重心的地位一直得到了有力的保障，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持续性发展，并影响至今。
随着中国传统经济重心区南移的最终完成，传统文化重心区也在同一时期最终完成了由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向长江流域东南部地区的转移。
那么，怎样来区分一个地区是国家的传统文化重心区或非传统文化重心区呢？又怎样来确定某一地区是国家的传统文化重心区或非传统文化重心区呢？
我们认为，一个地区成为全国的传统文化重心所在的标准是：第一，思想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同时具有明显的示范与表率作用；第二，人口的综合素质、尤其是人才的数质量与分布密度等名列前茅；第三，其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与稳定性，对其他地区持续地占有优势；第四，代表了当时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与趋势，且能受到大批具有创新意识的精英学者们的重视与推崇，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二、中国传统文化重心南移的表现 南宋时期，长江流域中下游的东南地区，在成为我国政治中心的同时，又成为我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重心地区。与此相伴随，我国传统文化重心区也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转移到长江流域的东南地区。
有人认为：“从宏观上考察，宋代地域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区域：北方地区、东南地区、四川地区、中南地区。从层次高低来看，前三者基本属文化发达地区，中南地区则属文化落后地区。”（注：程民生：《略论宋代地域文化》，《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很明显，宋代地域文化中，三个文化发达地区，南方占其二。不过，作者在这里论述的主要是北宋时的情况。其原因是由于北宋京都位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东京、西京等成为当时中原地区文化发达的集中地。然至南宋时，这种情况则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仅中原地区由于金兵的占领使文化的发展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而衰落，随之成为传统文化分布的荒漠，而且长江流域东南、四川两个原有的文化发达地区的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至于荆楚两湖地区也较快地恢复为当时的文化发达地区。尤其是以江浙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像历史上所有的京师及其周围地区一样，是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人文荟萃之地。无论是文化人的数量、文化素质、文化品位，还是文化活动、文化设施、文化教育等，都是名列前茅的，代表着宋金时期文化发展的高度和繁荣。正如宋人所说：“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东西，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注：洪迈：《容斋四笔》卷5，《饶州风俗》。）可见，从宋代开始，我国东南部地区包括江浙、江西、福建等地的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其主要表现与特点是：
其一，学校教育兴旺发达，其总体发展水平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同时具有明显的示范与表率作用。当时江南不仅设置有众多的书院，而且普及型的私塾难以计数。据曹松叶先生统计，宋代共建书院203所，其中北宋建47所，约占总数的23%，南宋建达156所，约占总数的77%（注：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10集，第111页。）。另据统计，宋代书院“最高为397所，其中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注：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不论以上述哪种统计数字为根据，虽然其具体数据出入较大，但北宋与南宋的书院之比大体皆为2:8。而且，即使是北宋时所建的书院，其中绝大部分也是分布在东南地区。从分布地域看，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黄河流域分别约占75%、21.5%和3.5%。至于南宋时期所设的书院，则几乎全部分布在长江流域中下游的江浙、闽赣、荆湘等地区。当时，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安徽等省最为发达。如白鹿洞、岳麓、石鼓、茅山、紫阳、考亭等著名书院，都分布在长江流域中下游的东南地区。在这些书院中，不仅有著名的鸿学硕儒主持教学，收徒授业，而且书院规模大，学舍多，求学者众，有的甚至达千余人，许多籍贯属北方的人也到江南求学。如临海人徐中行，“晚年教授远近，来学者肩摩袂属”。桐庐人倪天隐，“晚年主桐庐讲席，弟子千人”（注：《宋元学案》卷1，《安定学案》。）。江山人徐存，晚年“隐居教授，学者称为逸平先生，从学者至千余人”（注：《宋元学案》卷25，《龟山学案》。）。乐清王十朋，“聚徒梅溪，受业者以百数”（注：《宋元学案》卷44，《赵张诸儒学案》。）。类似例子，在《宋元学案》中，仅浙江就有20多处。朱熹曾指出：“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注：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9，《衡州石鼓书院记》。）名师巨儒在书院讲学，为书院树立了威信，扩大了影响，促进了书院的发展。
至于各地兴办的私塾学校，更是不计其数。《都城纪胜·三都外地》记载：临安府“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湖州“宋自宝元间，滕宗谅为守，首建学校，时安定胡瑗为教授，讲明体用之学，东南文物之盛，以湖为首称”（注：万历《湖州府志》卷5，《风俗》。）。吴郡等地“虽濒海裔夷之邦，执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缀辞以干荣禄，褒然而赴诏者，不知其几万数”（注：范成大：《吴郡志》卷4，《学校》引《朱长文记》。）。安徽歙县境内“远山深居，居民之处，莫不有师有学”，“虽穷乡僻壤，亦闻读书声”。福建“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注：朱熹：《朱文公文集》卷80，《福州州学经史阁记》。）；甚至有“城里人家半读书”之称（注：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40，《土俗类二·岁时·入学》。）。其兴化军有“三家两书堂”之誉（注：《莆阳比事》卷1。）；南剑州“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注：《舆地纪胜》卷133，《南剑州》。）；邵武军“所至村落皆聚徒教授”（注：《舆地纪胜》卷134，《邵武军》。）。这些地方私塾分布密度如此之大，足见学校教育之发达，文化教育之普及。
其二，人口的综合素质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当时，东南一带，不仅平民百姓的文化素质普遍有较大提高，而且各类人才的数质量与分布密度等在宋金疆域内名列前茅。据统计，宋金时期，南北方的人口比例大致分别为65%和35%（注：参见葛剑雄《宋代人口新证》，《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其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分别约为33人和61人。崇宁等年间，江浙一带部分地区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甚至超过了100人。南宋初年，成都府路、梓州路、江南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福建路、荆湖南路的人口分布密度依次最大，每平方公里口数分别为58人至23人不等，普遍高于北方各地与南方两广、云贵等周边地区三至数十倍（注：参见梁方仲编《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4页。）。正可谓“建炎以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注：庄季裕：《鸡肋编》卷上。）；“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8，绍兴十八年十二月己巳。）。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些地区人口素质普遍有所提高，各类人才济济，其数质量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南宋初年，江浙地区的“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庚午。）；陈亮、黄榦就曾分别指出：今之“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注：《宋史》卷436，《陈亮传》。）；“江西素号人物渊薮”（注：《勉斋集》卷6，《复江西漕杨通老揖》。）。在湖南，则如洪迈所说：“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难，多挈家南寓武陵。”（注：洪迈：《夷坚三志·辛志》卷4，《武陵布龙帐》。）叶适也曾载道：“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注：《水心文集》卷9，《汉阳军新修学记》。）。这虽然是夸大之词，但也道出了当地的一种文化氛围。史载：福建百姓“多问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注：《宋史》卷89，《地理志》。）。书香门第自不必言，普通百姓也多注重提高文化修养；“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注：《文献通考》卷318，《舆地考》。）。
其三，有品味的学术文化水平高，学者如林，大家辈出。例如，宋金时期至今在学界仍赫赫有名的思想大家、文化名人约90%左右皆为南方人。众所周知，儒学方面，江西的学者有很大的成就。北宋前期，李觏为理学形成时期的大师；后有王安石，创建“临川新学”；南宋有陆九渊兄弟，为一代“心学”之宗。他们各领一代风骚，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在江浙地区，也有“婺州学派”、“永康学派”和“永嘉学派”的思想代表吕祖谦、陈亮和叶适等。至于闽学宗师、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更是一代学界领袖。他不仅培养了如黄榦、蔡元定、陈淳、魏了翁等一大批名儒，而且被誉为“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可谓“道德文章，照耀千古”。（注：《朱子全书·康熙序》。）。在文学史上，宋人认为：“江西自欧阳子（修）以古文起于庐陵，遂为一代冠冕，后来者，莫能与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巩）、王介甫（安石），皆出欧门，亦皆江西人。„„朱文公谓江西文章如欧永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皓皓不可尚已。至于诗，则山谷（黄庭坚）倡之，自为一家，并不蹈古人町畦。”（注：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3，《江西诗人》。）唐宋八大家中，江西占了三位，黄庭坚则以诗享誉古今。
其四，代表儒学正统、中心地位和反映其思想学术文化的时代发展方向的众多学派也多分布在江南。两宋时，可谓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时期。在学术思想领域，随着地域文化的发展，宋代儒学摆脱了官方一统的局面，由分散于各地的思想家自由阐发，各树一帜，因不同的地域界限分别形成各自的学说。“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经部总叙》。）。不同的学脉，源自于不同的地域，又发展成为以地域为名的学派，一时间，儒学的天空群星闪烁，形成了地域性的多元化。如濂学、闽学、蜀学、临川学、婺州学、永康学、永嘉学等，都是当时南方相当有影响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地域学派。相比较而言，北方中原地区只分布有关学、洛学，且主要是在北宋时期于学坛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这一现象至少表明：一方面是人们地域文化意识的加强，强调了文化的地域性与原来一统天下的官方哲学相对称的地方性。自先秦以来，儒学唯有宋代有此地域派别。明清时虽也以地域分派，但不如宋代表现明显。“明儒派别尚少，宋元儒则自安定、泰山诸先生以及濂、洛、关、闽相继而起者，子目不知凡几”（注：《宋元学案·条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宋代儒学的地域化及地域特色，可谓宋代传统文化在地域上的集中表现，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奇观。另一方面是地域文化的重点分布发生了变化。据《宋史》统计，当时道学、儒林传人物分布，在北宋时，其重心在北方，以西京、东京最为发达；南宋时转入福建、江浙。以道学（今人多称为“理学”）文化而论，这一转折实际上是地域文化的一次迁移与扩散，即由洛学发展、演变而成闽学。转变的具体过程即杨时南渡传播洛学于福建，至朱熹得到继承发展，且逐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据于主导地位。从宋代儒学的发展历史看，道学主要“开创于洛阳，说明了儒学在北方的实力；集大成于福建，说明了南方儒学的超越”（注：程民生：《略论宋代地域文化》，《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反映了南方、尤其是福建思想文化的发展及其在当时学术上的统治地位。
其五，在科举取士方面，江南占有明显的优势。科举取士，考试的是封建文化的主体内容。因此，各地的科举状况、录取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地的文化水准与特点以及教育状况。宋初，进士科是科举的主要形式，其录取人数，在地域上的显著特点是西北少，东南多。欧阳修言：“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西北进士得少。”（注：《历代名臣奏议》卷165。）富弼亦言：“近年数榜以来，放及第者，如河北、河东、陕西此三路之人，所得绝少。”（注：《历代名臣奏议》卷164。）苏轼在上神宗书中指出：“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盖自古豪杰之场”，而今“得人常少”（注：《苏轼文集》卷26，《徐州上皇帝书》。）。南多北少这一地域布局，至南宋时表现更甚。
其六，在人才数质量的分布比例上，自北宋至南宋时期，北方是由多变少，南方是由少变多，且占有绝对的主体地位。宋代南方教育事业的发达，造就了大批的人才。湖学“当其盛时，学者不可胜录”（注：《宋文鉴》卷83，顾临：《湖学田记》。）。从北宋后期开始，江南人材激剧增多，以致在南宋时不论是文臣武将，还是文人学士，都占据了其绝大部分比例。历史上，作为文化兴衰的一个重要尺度——人才，其分布状况，既是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又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人才的分布状况来看，从先秦至宋，也有一个不断从北向南转移的过程；自南宋时起，江浙已成为我国人文的渊薮，其文化的发达盛况与济济人才，可谓宋之邹鲁。永嘉（今浙江温州）“自元祐(1086-1094年)以来，士风浸盛。„„涵养停蓄，波澜日肆。至建炎绍兴(1127-1162)间，异才辈出，往往甲于东南”（注：王十朋：《梅溪先生后集》卷29，《何提刑墓志铭》。）。
如果把在正史中有列传的人物算作人才的话，据正史列传中有籍贯可考的人物（包括官僚政客、文人学士、民族英雄以及在军事、经济、科学等方面有突出建树者）统计，其分布状况在地域上表现为：西周时期，属关中者占绝对优势；西汉时期，则因刘邦出身于“沛丰邑中阳里”（沛，今属江苏。汉沛郡地辖区今多属安徽），故变为皖北、河南居多；东汉时，又因刘秀是南阳人，故河南人才数占第一；唐立国后，所属人才籍贯依次为关中、河东居多。因此，中国古代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谚语。直至北宋时期，还是河南人才数居全国之冠。南宋政治中心南移以后，江南浙、赣籍的人才逐渐占有明显的优势；明清时期，江浙成为人文荟萃之所，始终是我国人才密布的重心地区，直至近现代，仍是如此。其中以宰相为例，历代宰相中隋以前只有极少数人籍贯属南方，包括政治中心在南方的东吴、东晋等朝的宰相也是如此。据《唐宰相世系表》载，唐宰相累计有369人，其世族籍贯有90%属于北方。北宋中叶以后，南方任宰相者渐多。据统计，宋代共有宰相134人，北宋72人，南宋62人。南、北方地区分别以浙江、河南为代表，河南共有21人作过宰相，北宋18人，南宋3人；浙江先后有24人任过宰相，北宋4人，南宋20人（注：《新唐书》卷61-63，《唐宰相世系表》；《宋史》卷210-214，《宰铺》；《明史》卷190-110，《宰相年表》；见陈正祥著《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2页。）。这种具有代表性人物籍贯分布的改变，是经济、文化中心迁移的最好证明，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意义。
仅就南宋而言，据《宋史》中的《道学传》、《儒林传》、《文苑传》所列人物籍贯（非指居住地）统计，当时名儒、学士、文人所属籍贯，是以两浙、福建、江西、江东、成都、京西、淮南等地依次所占比例最大，南方所占比例约为80%。
陆游就曾指出：“天圣以前，选用人材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注：陈游：《渭南文集》卷3，《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人材如树，文化如土，人材济济，反映了文化土壤的肥沃。相反，人材稀少，则表明文化土壤的贫瘠。各地区不同人材的类型和数量分布，折射出各地文化兴衰的基本面貌。
其七，从与精神文化相关的物质文化方面来看，东南地区的发展水平也占有明显的优势。在文具制造业方面，我国自古以来把笔、墨、纸、砚称作“文房四宝”，北宋时已达到较高水平，南宋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印刷业的发展，纸的需要量猛增，造纸业十分兴盛。其原料主要是竹、麻、藤、桑皮、稻草、麦杆等，在江南都有大量生产。成都、徽州、歙州、宣州、杭州、越州、池州、婺州、吉州、南康、抚州、泉州、苏州、衢州等地，都是造纸业较发达的地区。皖南、江浙一带因盛产上好纸张，故时人说：“有钱莫买金，多买江东纸”；“江东纸白如春云”（注：见《宋诗钞初集》，王令：《广陵诗抄·再寄满子权诗》。）。
造纸业和印刷业相辅相成，关系密切。南宋时，全国已形成包括成都、建安、杭州、建阳等地为主的印刷中心。宋人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注：《石林燕语》卷8。）这些地方的印刷业虽各有长短，但在当时印刷业中的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史称：“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且当时官刻书亦多由其刊印。”（注：叶德辉：《书林清话》卷2，《宋建安余氏刻书》。）据载，当时仅建安的麻沙、崇化两镇，著名的书坊就有34家。余氏可谓其中的代表之一。
至于笔、墨、砚的制作，北宋时，开封等地还可与南方宣城、成都、歙州、端州等地相提并论，但至南宋时，北方的文具制造业受金人游牧民族统治的影响甚至破坏，有明显衰落的趋势，而南方却随着读书人的增多，书院的兴盛，文化的发达，文具制造业日趋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文具制造业的主要产地。
综上所述，至南宋时期，在我国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南方，由于学校教育兴旺发达，人口的综合素质和有品味的学术文化水平高，学者如林，大家辈出；同时，代表儒学正统、中心地位和反映其思想学术文化的时代发展方向的众多学派也多分布在江南；加上在人才和科举取士方面，江南也占有明显的优势；另外，从与精神文化相关的物质文化方面来看，东南地区的总体发展水平也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且在各方面具有明显的示范与表率作用，因此，完全可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重心在当时已最终转移至东南地区。^NU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