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金融的影响
——新文化重构新金融 文化与金融：
价值重塑与新金融之“道”
●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的潮流，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它有一种极为强大的力量，可以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着每个人，同样也影响着现代社会的经济和金融。各个国家金融体制和制度都不太相同，这是因为决定金融体制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更深层次的则是文化。
●在我心里所想的新金融文化，如果用三个词形容，就是诚信、底线和责任；如果用两个词来表述，就是价值观和信任度；如果用一个字描绘，那就是新金融之“道”。“诚信、底线和责任”是新金融文化的基本元素，“信任度和价值观”是对新金融文化的概括，而“道”则是对它的深度总结。 ●可以说，中国目前并不缺乏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或金融科技，但当我们以一种新视野、新思维、新格局来讨论我国未来新金融的发展时，文化对于金融的作用不容忽视，重构朴素刚健的新金融文化更是势在必行。 研究金融的视角有很多，大家可能习惯于从金融运行规律的视角、从金融技术的视角和从金融监管的视角来探讨，各方对此也有很多的观点和表态。但在对金融的观察研究中，如果仅限于以上视角，却显得不够。有一个因素，它支撑着金融的价值秩序，支持着金融的伦理、法律和制度。这个因素就是文化的因素。 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和社会意识的潮流，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它有一种极为强大的力量，可以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着每个人，同样也影响着现代社会的经济和金融。各个国家金融体制和制度都不太相同，这是因为决定金融体制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更深层次的则是文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资金融通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就要受到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就蕴含着文化。所以我们会发现金融、金融结构和金融的发展其实是传承人类文化血脉的，在目不暇接的金融变革背后有着文化潜移默化的持久影响。
当然，金融的基本原理是源于市场经济的本质，有着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普遍意义，但因为分别根植于不同文化平台之上，其共同规律的外在显示却各不相同。不同的社会文化、习俗与偏好，通过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和金融行为，在金融市场结构的形成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本国特有的金融市场结构。
1904年，40岁的德国宗教社会学教授马克斯·韦伯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透彻分析了文化这个独特因素在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巨著中，韦伯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他指出文化对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决定意义。他的这一观点，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共识。韦伯提出，由宗教改革衍生出的以禁欲苦行为特征的新教，使西欧社会克服了传统资本主义，并且它所传播的理性文化价值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使清教徒更易于接受从事工业商业工作，其所提倡的“天职”观念中勤勉、纪律、克己、节俭等品质，也与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储蓄、投资、人力资本、企业活动是相容的。这使得资本驱动能够“挣脱枷锁”又“有所敬畏”，由此，这一精神文化层面的困局突破，也带来了现代金融创新热潮。
很多学者研究文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会有一些普遍的发现，比如：在高信任文化的社会，往往拥有大型的私人企业，经济发达；信任水平越强，金融深化程度越高，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越发达，金融发展效率也越高；在这样的地区，个人及家庭更多投资于股票而非大量持有现金、更容易得到金融中介机构的信贷，信任度高地区的企业也具有多样性的股东。 从历史上看，文化与金融的关联始终贯穿于经济社会的演进变迁之中。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由于各自教义所蕴含的内容不同，对金融发展也产生了不同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早期禁止放贷获息，中世纪时反对高利贷的思想达到顶峰，直到16世纪渐渐放松禁令，金融获得发展；但伊斯兰教自始至终严禁高利贷，反对支付或收取任何形式、任何用途的利息，从而导致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金融发展很缓慢。
我们再来看具有突出特点的英美模式和日本模式。比如：英美模式强调个人利益优先，而日本模式强调团体利益至上；英美模式注重通过消费拉动经济，日本模式更加强调储蓄支持经济；英美模式的金融体系以资本市场为中心，而日本模式则以银行体系为中心；等等。虽然两者都脱离不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但不同模式确实代表了各自独特的制度和文化系统——这也是日本长期以来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崇尚权威和强调集体协调合作的表现。 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经过不断总结提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它包括许多方面，比如以对宇宙、社会、人自身的朴素认识为代表的世界观，以朴素辩证法为代表的方法论，以追求和谐社会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观，以“修齐治平”和“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代表的人生观、价值观。其中儒家所代表的“仁义礼智信”在中国具有普世意义。在物质分配与交换领域，“诚信为本”、“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思想对中国金融文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近年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复兴已成为一个潮流，但对于儒家文化在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刚才提到的马克斯·韦伯对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儒家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儒家“缺少个性和独立司法，国家层面缺乏流动资本竞争”，因而不可能孕育市场经济；认为儒家文化里官为正道、务农为本业，士大夫阶层轻商文化盛行，这些都阻碍了企业家精神的传播，不利于经济发展。不过总的来说，儒家文化作为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鼓励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积极开拓，有所作为；注重“礼治”，以此节制人的欲望、规范行为、协调关系，倡导忠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利于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而节俭储财有利于增加社会储蓄，而这也是东亚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 但在儒家文化中，往往缺乏普遍的权利意识和公正透明的经济秩序，容易产生特殊的政治文化，带来泡沫经济和金融无序。同样把东西方进行比较，有经济学家研究发现，在我国以家族关系为核心的儒家文化里，人们更多依靠“亲情融资”来解决资金需求，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机制和交易市场没有形成起来；而且相对早期西方的封建领主格局来说，我国古代中央政权能够更有效地运用财税机制筹集资金，几乎不会出现西方王室向个人贷款的情况，也就难以促使形成早期的债权市场。
中西文化各有优劣。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更为崇尚道德、集体利益、但压抑个性，西方文化更为崇尚法律、个体自由、缺少集体概念。中西文化应当互补短长，取其精华，各弃糟粕。 基于文化的长期影响，在实践中，国际金融业形成了自己的法制文化、体制文化、创新文化等，其依法办事精神、体制治理精神、创新精神等值得我们学习。与此同时，当前国际金融文化也存在诸多弊端，麦道夫和庞氏骗局表现出金融受背信弃义、唯利是图文化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时全球金融衍生品一度达到700多万亿美元的规模，本该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金融业也被创新无度的文化导致严重失衡。
中国传统文化对金融的负面影响既有一般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比如贪大求快，行业内的企业盲目攀比，支持唯规模论，乱比市场份额和发展速度，形成风险隐患；比如轻视信用，认识不到诚信是金融之本，不讲信誉，一锤子买卖；比如轻视法律，缺乏遵纪守法的意识，在竞争中存在侥幸心理，违规现象普遍；比如不当的恶性竞争，厚黑学盛行，有的金融企业不是在发展中追求合作共赢，不是在困难时一起抱团取暖，而是井底之蛙心态，恶意攻击诋毁竞争对手。上述这些问题许多从表面上看是金融行业内的问题，实质上是形而上的文化和社会问题，是文化在金融领域的一种反映。 其实，我到现在也仍然记得“诚信为本四大恒”的故事。在明代嘉靖年间以存取、放贷为主要业务的百年老店“银号”——“恒和”、“恒利”、“恒源”、“恒裕”在当时赫赫有名。《北平怀旧》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同治末年恒和歇业，但它有许多银票在外流通，一时收不回来。那时没有报纸，恒和就在大道及城镇中贴出“该号已歇业，所有银票请去兑现”等字样。但还有许多票没回来，为了信用恒和等了一年多，最后是租了一间门面房，不做生意，专等人来兑现。这样等了20年，光绪庚子才关门。试问，现在还有如此“信用”近“痴”的商家吗？丧失已久的传统文化中的诚信之魂，还招得回来吗？
当然，我们不用这么悲观，当下中国的发展，文化的回归是一个大趋势，而且会来的很快。为什么？因为30多年来改革开放，物质发展得确实很快，连续这么多年GDP增长，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的选择越来越多，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一种掌握资源、控制资源的个人主义特别突出，特别是在消费文化、物质文化、商业文化突飞猛进的时候，这种潮流不可抗拒。在这一大背景下，传统文化发展所形成的和谐的观念，还有长期发展的机制，都被边缘化了。文化跟不上精神、跟不上物质的脚步，所以需要文化的回归。
西方商业文明的创建、发展、变迁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中国传统文化所秉持的观念，在断裂几十年之后，该如何定义新商业文明，宣传何种价值观，鼓励何种行为，追求什么目标，这都将引发新的思考。 文化与经济金融的关系，是灵魂和躯体的关系。如果说经济和金融就像一个国家的躯体，那么文化就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只有血肉丰满又有灵魂的人，才是完整的。没有文化的影响，金融的实践难以健康运行。
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空谈文化对金融的影响。从眼前讲，谈论文化要落在解决当前金融的实际问题上来。现在因为有了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工具创新，所以大家都在谈“新金融”的概念，那么在这里我想倡导文化的创新——一种新金融文化。
在我心里所想的新金融文化，如果用三个词形容，就是诚信、底线和责任；如果用两个词来表述，就是价值观和信任度；如果用一个字描绘，那就是新金融之“道”。“诚信、底线和责任”是新金融文化的基本元素，“信任度和价值观”是对新金融文化的概括，而“道”则是对它的深度总结。
透过纷繁的历史，我们会明白金融发展本就在诠释人类文明，没有文化底蕴的金融市场永远不可能跻身强者之列。但凡文化元素缺失，则金融必定陷入病态，按美欧学术界的习惯概念，就称为“恶金融”。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余威未消之际，在中国目前正处于金融风险的高发期之时，唤起金融行业的“诚信、底线和责任”意识是当务之急。
诚信、底线、责任，是新金融文化的核心。而新金融文化是通过价值观和信任度来深刻影响经济生活和金融市场。我国现实经济与社会中的低信任度和畸形价值观已严重影响到每个领域及每个人。由于社会整体信任度低，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程度差，不合理、不合法追逐价值利润的行为直接体现在了社会、经济、金融各个方面。因此，确立良好信仰和追求信用是实现新金融文化的正确路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如果没有信仰，只信“金钱”，这是十分可怕的，同样真正的金融家更不应该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而应当是在金融领域能够把握行业规律、掌控发展方向、带领行业前进的实干家；应当是对社会负责、严于律己、勇于担当的企业家。 在金融行业发展中，金融企业间不存在零和博弈——不应在应对挑战时一方的胜利须以另一方效用的牺牲为代价，而应该倡导新金融文化、构建合作桥梁以应对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等挑战。为此，金融界领袖更应具有全球视野、人文关怀、社会担当及创新精神的新金融文化之“道”，要以社会和行业长远发展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在乎一时的利害得失，不计较个人的功名利禄。而中国金融业能否抓住机遇，继往开来，关键在此。
文化在中国金融发展中已经且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说，中国目前并不缺乏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或金融科技，但当我们以一种新视野、新思维、新格局来讨论我国未来新金融的发展时，文化对于金融的作用不容忽视，重构朴素刚健的新金融文化更是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