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经历的三个阶段和三个瓶颈 6月30日,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举行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新闻发言人与中外记者见面会,隆重推出中央纪委、中组部、中宣部、中联部等11个中央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从11部门新闻发言人的这次“面试”情况来看,他们基本上达到了“亮相”的目标,但也有个别发言人略显拘谨、青涩,从容、老练不足。但这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开始,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期待。在我看来,公众倒不是很在意他们今天的青涩和拘谨,而是期待他们明天有、且必须有更精彩的表现。
新闻发言人制度经历三个阶段
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走到今天,有精彩,也有无奈。有时在快车道上奔跑,有时则在慢车道上蜗行。
我们常常把1982年看做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元年。1982年3月26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钱其琛主持新闻发布会。
严格意义上说,此时的新闻发言人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新闻发言人。当时还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发言人周围。
发布会的主题是关于中苏关系的。时任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长篇讲话,建议两国政府改善中苏关系。外交部接到邓小平的电话,要求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 这场新闻发布会时间不到5分钟,没有安排记者提问,新闻发言人也不回答任何问题。可见,这是一个高度简化的新闻发布会。
但在中国新闻发言人历史上,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以1982年为时间节点,时至今日,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已近而立之年。
这三十年,正是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的30年,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生深刻转型的30年,也是中国乃至媒体生态环境产生巨大变化的30年。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见证了中国与世界的30年巨变。在这过程中,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不断接受来自内部以及外部的挑战,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框架。
在近30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首先是为国家发言阶段。中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最初的考虑是从捍卫国家利益出发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即是这个阶段新闻发言人的典型样本。作为国家代言者的新闻发言人,要求他们站在国家立场,面对外部世界,代表国家向世界发声。1982年,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钱其
琛的亮相,即是代表中国向世界发声的。此后,刘建超、章启月、秦刚等一茬又一茬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进入公众视野,也为国际社会所熟悉。
其次,是为政府发言阶段。政府新闻发言人是代表政府对外发言的。为时下人们所熟知的正是这些活跃的政府新闻发言人。以2003年SARS事件为标志,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进入快车道。短短几年间,政府新闻发言人遍地开花,盛况空前,形成了中央部委、省市区以及地市三级立体的新闻发言人框架。
最后,为执政党发言阶段。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胎动多时,如今临盆,应该说是不意外的。此前,一些地方党委部门新闻发言人开始大胆试水,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一些中央部门的党委新闻发言人在6月30日的集体亮相之前,也有不少“单飞”动作。中外舆论对党务部门新闻发言人怀有更高的期待。
三个阶段的新闻发言人,体现的都是执政党的理念与意志,只不过,在前两个阶段,执政党站在后台,进入党委新闻发言人阶段,执政党走向了前台,进入政治沟通与公共传播第一线。这一变化值得关注
新闻发言人制度存在几大瓶颈
如今,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已进入了“高位瓶颈期”。
中国新闻发言人在经历了前些年的快速发展之后,近年开始进入慢行区间。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我们也知道,哪怕再好的制度,也有其效应周期的。一个好制度,不可能一路高歌猛进,一直在高位区间运行。到了一定时间,会走入低效区间。
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是如此。在我看来,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在经历了前几年的粗放性发展之后,其制度瓶颈日渐显现,它所具有的制度激励效应渐渐消减,进入高位徘徊的阶段。
时下,要防止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空壳化,成为“看上去很美”的制度盆景。一些地方和部门新闻发言人,缺乏信息公开的诚意,让新闻发言人制度流于形式。
有些地方和部门的新闻发布会,就像服装模特的裙子,越来越短。3月22日,山西省就疫苗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仅有十几分钟,新闻发布的任务是宣读所谓的新闻通稿,把新闻发布会开成“通稿宣读会”。3月27日,昆明市五华区政府就“北仓村农贸市场冲突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副区长用五六分钟宣读完通稿后,起身走人。3月28日,辽宁省辽阳市有关方面针对“检察官殴打女学生”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整个发布会时间仅五分钟。
“超短”新闻发布会是一个变形走样的“花架子工程”。公众与媒体能指望在这种发布会中有多少收获呢?
一些新闻发言人以及联络方式形同虚设,跟记者和公众“躲猫猫”。国新办公布了国家机关新闻发言人的名单和联络方式之后,有记者随即拨打这些电话,发现有部委的电话无法打通。一些地方的“官民热线”的开通,“热线”一直处于“短路”状态。
凡此种种,说明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其“落地”过程中,存在或多或少的变异、扭曲。这是其制度效应衰减的表现,也是新闻发言人制度遭遇制度瓶颈的症候。
当下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瓶颈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新闻发言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表面上看,新闻发言人内通国情、外知世界,是一个部门、机构的信息集大成者。但现有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安排,使得新闻发言人在核心信息的常规化获取上,是无法保障的。
其次,新闻发言人的制度激励问题与问责问题。新闻发言人是生活在制度环境下的“人”,制度的边界限制了“人”的表现空间。如果没有较好的激励与问责制度,新闻发言人会趋向于选择有利于自身的行为。目前的制度安排,还缺乏一个明晰权责边界的优化路径。
最后,制度系统配套问题。新闻发言人制度不能单兵突进。没有系统性的制度配套,再好的制度,也行将不远。政府新闻发言人即是一个典型例证。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与政府体制改革密不可分的。而政府体制改革的方向就是“阳光政府”。在通往“阳光政府”目标的路上,信息公开成为对政府的刚性要求,不少配套制度也相继出台,比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等。
这些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保障并推动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远行。但今天看来,这些配套制度还很不够。即便像《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突发事件应对法》这样发生过重要作用,并还在发生重要作用的制度安排,同样存在不少制度盲区和监督死角。
而今天,全球传播大环境、此起彼伏的舆论引爆点、新媒体环境下的多元化表达通道、公众不断升级的表达诉求,凡此种种,都不允许新闻发言人停滞不前。
党委新闻发言人面临三大挑战
现在,把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放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宏观背景,以及新闻发言人演进历史逻辑中进行考量是十分必要的。这样,才能彰显党委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义,也便于看到他们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中国当代政治发展,离不开执政党审时度势的积极作为。把党委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放在执政党推动政治民主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其意义就显得不同寻常了。
摆在党委新闻发言人面前的挑战,是巨大的。
挑战集中表现在:其一,经验和技术问题。党委新闻发言人起步晚,存在经验与技术不足的问题。从他们首场亮相的表现看,他们还不大习惯在镁光灯下“发言”,需要在技术上“恶补”。
其二,他们所面对的公众、媒体与舆论环境,是很难驾驭的。党委新闻发言人的出场,意味着要告别过去那种生硬的、以命令方式管理舆论的模式。同时意味着,新闻发言人要掌握新的说话方式,学会用新闻传播规律来“说话”。
其三,党委新闻发言人在中国当下新闻发言人结构中,需要解决此前新闻发言人制度瓶颈问题。在当下中国新闻发言人结构中,如何处理好党委部门发言人与国家发言人、政府发言人之间的关系?
理论上讲,三者是一致的。但在实践中,三者的功能区间则是不同的。这需要有更大制度性的突破。
因此,应该对党委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怀有更高的期待,寄希望他们不仅能解决其自身的问题,更希望他们在不越位的前提下,在根子上解决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系统性问题,激活全盘的棋局。
说到底,就是寄希望于党有更大的体制改革,以解决新闻发言人的制度瓶颈问题。(张涛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