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期末考试题目范围
名词解释：
刑罚世轻世重：根据时势的变化、根据国家的具体政治情况、社会环境等因素来决定用刑的宽与严、轻与重。具体的轻重宽严标准则是《周礼》记载：“一曰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典”指刑法、刑罚。这句话主张在刚刚夺取政权、建立新的国家，或是在刚刚征服的新的疆域里，用刑应该偏于轻缓，以稳定人心。当国家安定、政局平稳时，或是政治稳定的邦国，用刑则应该平和适中，不偏轻也不过重。当国家出现动荡不安时，或是在出现骚乱的地域，就要“重典治乱世”。
春秋决狱：是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果法律无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的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其首倡者为董仲舒，其要旨是必须根据案件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这里强调审判时应重视行为人在案情中的主观动机，在着重考察动机的同时，还要依据事实，分为首犯、从犯和已遂、未遂。
八议：“八议”之说源于《周礼》的“八辟”。是指对八种权贵人物，在他们犯罪以后在审判上给予特殊照顾。(犯十恶者不在八议之内)
这八类人是：“亲”（皇帝宗室亲戚）；“故”（皇帝旧故）；“贤”（朝廷认为有大德行的贤人君子）；“能”（政治、军事等方面有大才能者）；“功”（对国家有大功勋者）；“贵”（有一定级别的官爵者）；“勤”（为国家服务卓著有大勤劳者）；“宾”（前朝皇帝及后裔）。 《永徽律疏》：唐高宗永徽元年初，敕令太尉长孙无忌等共同编制律、令、格、式，次年九月，长孙无忌等编成《永徽律》，而《永徽律疏》指唐高宗在永徽三年是因律文没有注疏造成适用法律困难的情况，就广召解律者进行疏议工作。历时一年，终于完成了《永徽律》的疏议工作。永徽四年，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天下，时称《永徽律疏》。
廷杖：廷杖是指在皇帝决定和监督下，在殿廷前对“违抗”皇命的大臣直接施以杖刑的法外刑罚，有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刑。明代“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
亲亲得相首匿：指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外，均可互相隐匿犯罪行为，而且减免刑罚。最早提出这一原则的是孔子。他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汉代儒家思想定为一尊之后，“亲亲得相首匿”成为汉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项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卑幼首匿尊亲长，不负刑事责任；尊亲长首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其他也不负刑事责任。这一原则为此后封建法典所继承。
《曹律》：鉴于汉代律令繁杂，魏明帝下诏改订刑制，作新律18篇，后人称为《魏律》或《曹魏律》。新律对秦汉旧律有较大改革。
首先，将《法经》中的“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
其次，将“八仪”制度正式列入法典；
第三，进一步调整法典的结构与内容，使中国封建法典在系统和科学上进了一大步。 配役：配役刑渊源于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配役。为补死刑和折杖后的诸刑刑差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刑名。
配役刑在两宋多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复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对罪行严重的流刑罪犯的处罚。宋初刺配并非经常行之法，《宋刑统》也无此规定。太
祖时偶一用之，意在补推行折杖法后死刑与配役刑之间刑差太大的弊病。但仁宗以后，刺配的诏敕日多，刺配之刑滥用，渐成常制。
明大诰：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奸”， 又在洪武十八年至洪武
二十年间，手订四编《大诰》，共236条，具有与《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明大诰》集中体现了朱元璋“重典治世”的思想。
大诰是明初的一种特别刑事法规。大诰之名来自儒家经典《尚书·大诰》，原为周公东征殷遗民时对臣民的训诫。明太祖将其亲自审理的案例加以整理汇编，并加上因案而发的“训导”，作为训诫臣民的特别法令颁布天下。大诰对于律中原有的罪名，一般都加重处罚。大诰的另一特点是滥用法外之刑。“重典治吏”是大诰的又一特点，其中大多数条文专为惩治贪官污吏而定，以此强化统治效能。大诰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每户人家必须有一本大诰，科举考试中也列入大诰的内容。明太祖死后，大诰被束之高阁，不具法律效力。
服制定罪：是《晋律》首创，目的在“竣礼教之防”。《晋律》与《北齐律》中相继确立“准
五服制罪”的制度。服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以丧服为标志，区分亲属的范围和等级的制度。按服制依亲属远近关系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并以依据五等丧服所规定的亲等来定罪量刑。服制不但确定继承与赡养等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是亲属相犯时确定刑罚轻重的依据。
以下犯上，服制越近，处罚越重。
以上犯上，服制越近，处罚越轻。
论述题
1.西周时期“礼与刑”的关系
• 答：从宏观上看，西周时期的“礼”与“刑”都是当时维护社会秩序、调整社会关
系的重要社会规则。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西周社会完整的法律体系。其中，“礼”是积极、主动的规范，是禁恶于未然的预防；“刑”是消极的处罚，是惩恶已然的制裁。
• “礼”总是从正面主动地提出要求，对人们的言行作出正面的“指导”。“礼”的
功能，重在“教化”。“刑”则相对处于被动状态，对于一切违悖“礼”的行为，进行刑罚处罚。凡是“礼”所禁止的行为，亦必然为“刑”所不容，即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刑”的功能，重在制裁。
• 由于“礼”在西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家庭生活等各个领域都
发挥着广泛的调节作用，所以“礼”也构成可当时不成文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周时期对于各种罪行、恶行的断定，也主要是依据“礼”的精神原则和具体的礼仪规范。
• 所以说在西周时期，“礼”与“刑”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2． 简述唐朝的“数罪并罚”原则
• 答：唐代把犯有两个以上罪同时被告发被审理的，叫做“二罪以上俱发”，并采取
“以重者论”的处理原则。具体讲，同时犯了两个以上罪，以重罪作为处刑的标准；如果相等，取一罪处理；如果一罪已经论决，余罪后发，又与已判罪相等，不再追究；如果余罪重于已判的罪，则以前后罪的刑差作为定罪的标准，即所谓“通计前罪，以充后罪”。唐代“数罪并罚”的理论较前轻缓，反映了初唐统治者“恤刑慎罚”的思想，以及谋求王朝长久统治的愿望。
3． 中国法律起源的特点
• 第一，中国法律产生于古代中国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它的法律起源具有独自的特点，
即实行礼法结合。
• 第二，中国法律在形成时具有早熟性。
• 第三，中国法律在形成时带有维护专制王权的特点。
• 第四，因自然经济的稳固，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加之过早确立君主专制制度以及礼
的规范发展，使中国法律在形成时，就带有刑事法规发达而民事法规相对落后的特点。
• 第五，由于夏代提早跨入阶级社会，奴隶制未能充分发挥，所以，它的法律在形成
时带有氏族社会的浓厚色彩，以及贵族宗法统治的显著特点。
4.解除婚姻的条件和限制
• 答：据史籍记载，在西周时期在解除婚姻方面有一套完整的制度，称为“七出三不
去”。
• “七出”：又称“七去”，是西周时期男子可以休妻的七项条件。具体是指：不顺
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口多言；盗窃。
• “三不去”：有所娶而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
• 若女子有“七出”者，丈夫可以有正当理由休妻。女子若有“三不去”者，夫家即
不能休妻。“七出”、“三不去”制度是宗法制度下父权和夫权专制的典型反映。
5.试述《法经》产生的历史背景、历史意义、主要内容与阶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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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经》产生的历史背景
• 《法经》是战国初期李悝制定的。李悝在总结春秋以来各诸侯国新兴地主阶级的立
法经验的基础上，著《法经》六篇。
• 《法经》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早的一部粗具体系的法典，它是适应日益发展的封建经
济关系的要求而出现的。
• 春秋以来，随着土地私有的出现，各诸侯国税亩制的实行，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不
断发展，地主阶级在各国掌握政权以后，确立了封建制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有一定的法律措施，加以保护和巩固封建制度。《法经》就是封建生产关系日益发展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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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经》的主要内容与阶级本质
• 《法经》六篇：《盗》、《贼》、《网（囚）》、《捕》、《杂》、《具》
• 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许劾捕，故著《网》、《捕》
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
• 《法经》的阶级本质：第一，它的锋芒主要是指向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第二，
维护君主制度。第三，维护封建等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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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经》的历史意义
• 首先，《法经》初步确立了封建法制的基本原则和体系。
• 其次，《法经》对当时封建经济的形成和巩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6.“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盗贼及有关驽项钱粮等事，明律则又
唐律较唐律为重“
“诸盗经断后，仍行更盗。前后三犯徒者，流二千里，三犯流者绞”——《唐律疏议贼盗篇》
答：这是明朝“轻其轻罪，重其重罪”的刑罚原则。前句话的意思是在关于礼仪、风俗、教化等有违伦常教化犯罪上的时候，唐律比明律重。但是关于驽项钱粮等直接危害封建
统治的时候，明律又比唐律重。对某些危害不大的“轻罪”从轻处罚是为了突出“重其所重”的原则。这是清人薛允升在具体分析唐明法律的内容基础上得出得结论。明律在刑法上确立这种原则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以后，在君主极端专权强化后，三纲五常的渲染下，使儒家的礼教对人的法外约束力越来越大，这时用这种刑法原则能集中刑法的打击目标，缓和社会的反抗情绪。同时，那些直接危害封建阶级统治的重罪非重罚不足以止奸。
（1）后面一句话反映的是唐朝关于更犯和累犯加重原则。
（2）该段文字的含义是，凡是盗罪经决断后，仍然继续行盗，如果前后三次所犯之罪均应处徒刑的，就不以其中的一个重罪处罚，而是处以上一种刑罚的流刑二千里。如果前后三次所犯三罪均应处流刑的，则处绞刑。
（3）唐朝法律所指的累犯，是指盗犯，且是指三次以上犯徒罪或流罪而言。因为累犯被视为威胁社会的严重犯罪，故唐律采用累犯加重处罚。既注重后犯之罪，又兼顾前犯之罪，反应了中国古代累犯加重原则的固有特点。
（4）唐朝法律对于累犯之所以作出详细的规定，反映了唐朝统治阶级对于盗罪的高度重视。盗罪，对于历代封建王朝来说，危害都是很大的，因为盗罪会动摇封建统治的根基，这也是历代王朝对盗罪严加防范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