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饮冰室《爱国论》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也惟其如此，志士继起，爱国主义空前高涨。梁启超不仅是近代著名的爱国者，而且是甲午战争后中国与忠君相联系的传统爱国思想在实现向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转换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由于梁启超最早揭开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旗帜，故也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论的第一人。他思想敏锐，集思想家与政治家于一身，这又决定了他的爱国论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与其政治论相一致，具有现实性意义的思想指导，在近代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民国后，梁启超的爱国论复与自己提出的“国民之自觉心”相联系，并寄语新青年，从而使自己的爱国主义具有了愈加开阔的视野与宏富的内涵，提升到了新的境界。
“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但是，也须指出，各国人民对于自己祖国的此种深厚的感情，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不自觉的。爱国或爱国主义，成为一种自觉的思想主张与社会伦理，是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相适应的。
与欧洲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径由反抗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渐次生成不同，作为后发性的现代国家，中国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于甲午战争之后勃然兴起，却是因三大历史机缘风云际会的结果：战后民族危亡的刺激、戊戌维新运动即反抗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兴起、西方社会进化论的传播。体现三者的有机结合，最初揭示现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旗帜的先进人物，正是梁启超。
梁启超最终形成并明确地提出爱国主义的思想主张，当是在1899年。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当年2月发表的长文《爱国论》。这里的“爱国”一词，是近代史上首次出现的。该文则既是近代论爱国的第一篇文章，同时也是梁启超本人专论爱国唯一的一篇文章。是文开宗明义，即以十分尖锐的形式和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调，揭出了“爱国”的主题，它写道：“泰西人之论中国者，辄曰：彼其人无爱国之性质”，人心涣散，一盘散沙，至今落到了任人宰割的地步。“故哀时客曰：呜呼！我四万万同胞之民，其重念此言哉！”就现代意义的爱国的理解而言，梁启超的《爱国论》诸文提出的以下观点，尤其值得重视：
其一，爱国是现代的理念。梁启超在《爱国论》中认为，中国人并非缺乏爱国心，而是因为中国自古一统，称禹域，谓之天下，故无现代国家的概念。“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所以，只能说国人爱国性质隐而未明，不能说缺少爱国的性质。如果说，这已经是在强调爱国是现代的理念；梁启超明确指出了近代“民族建国”的历史趋势与欧洲各国爱国思潮的关系，无疑是将此一理念进一步深化了。他说：欧洲中古前也常视其国为天下，“所谓世界的国家，Worldscace是也。以误用此理想故，故爱国心不盛，而真正强固之国家不能立焉。按吾中国人爱国心之弱，其病源大半坐是，而欧美人前此亦所不能免也”。近数百年来，欧洲民族主义发生，各国因势利导，“建造民族的国家”，爱国思潮也缘是大盛。由是可知，“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也”。
其二，民族危亡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情感。梁启超说，甲午以前，士大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但战后中国割地赔款，创深痛巨，“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原因即在于民族危亡的刺激。明白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备受外人歧视、欺凌的海外华人与香港人，其爱国情感要较内地更为强烈。若华人都能了解当下的中国与列强如何不平等，“则爱国之热血，当填塞胸臆，沛乎莫之能御也”。1903年，梁启超赴美，适逢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一随员为美警察辱殴自戕事，大为愤慨，曾作挽诗，其中说：“国权堕落嗟何及，来日方长亦可哀；变到沙虫已天幸，惊心还有劫余灰。”他感触益深，因之十分正确地引出了这样的结论：“外国侵凌，压迫已甚，唤起人民的爱国心。”
其三，爱国是现代社会的伦理。梁启超强调，“国家为近世史新产”，“夫国家者，一国人之公产也”，它与被专制君主视为一人私产的传统国家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故“我国自昔未尝以爱国大义为伦理一要素”，而爱国大义却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大伦理要素。这即是说，“爱国乃天下之盛德大业”，国人当明白个人小我对于国家大我的责任。他说：“吾非敢谓身家之不当爱也。然国者身家之托属，苟非得国家之藩盾，以为之防其害患，谋其治安，则徒挈此无所托属之身家，累累若丧家之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然非先牺牲其身家之私计，竭力以张其国势，则必不能为身家之藩盾，为我防害患而谋治安。故夫爱国云者，质言之自爱而已。人而不知自爱，固禽兽之不若矣。”
在梁启超看来，爱国固然因人而异，可以有许多具体的内涵和多样化的途径；但是，在国势陵夷、危若累卵的当今中国，爱国首先必须考虑如何救国。“呜呼！中国之弱，至今日而极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脑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国之弱者，可谓无血性之人也。”真正的爱国者，应当认真思考救国良策并将之付诸实践：“我同胞有爱国者乎？按脉论而投良药焉。”
“爱国心之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但所以然者，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传统的天下观使国人只知天下而不知有国；更重要还在于专制君权对于国人的压制，造成了人心的冷漠与散乱。中国人不知民权为何物，实为奴性的表现，如此与西人竞，自然无不败。梁启超曾强调外国的侵略，激起了国人的爱国心；在这里，他复强调专制君权之“压抑之蹂躏之，民不堪命，于是爱国之义士出”，其爱国主义思想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鲜明特质，是十分鲜明的。 由上不难看出，《爱国论》中，梁启超于戊戌前后形成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如上所述，体现了民族危亡、资产阶级反封建要求与社会进化论三大要素整合的时代特点；而且明显地已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简单的进化论层面，跃升到了以建立民族国家为基点的社会政治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具备了更加完整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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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兴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