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之我见
据百度百科介绍，《袁氏当国》是一部追索现代中国历史转型之灵魂的大作，而不是一部主旨为袁世凯翻案的书。因此，极其具有阅读价值且颇具幽默的历史书籍，学近代史的人可以一读，既了解了历史，同时又娱乐了自己寂寞的内心，填充了自己空虚的大脑，重振了自己对国家失去的信心，以及改变对袁世凯袁（冤）大头的偏见。
说起《袁氏当国》，不得不扯点关于唐德都唐老爷子的题外话了。在刚开始看《袁氏当国》时，个人觉得无聊至极，就老袁当总统，孙文创建民国这一个事实，从古到今，写了多少，又有什么意义？于是乎，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看了大家对唐老爷子写的这本书的看法，真谓是不看不知道，一看，这评价可真高啊。看来，唐老爷子写的这本书还真不是什么无营养的书，其中的奥妙，得自己读后才能体会。顺便，搜了老爷子的简介，呀呵，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简直牛人一个！啥也不多说了，还是先看书在评论吧。
书的开篇几页是些照片，这使得不爱文字的我大大欣喜了一番，又过足了看名人的眼瘾。中华民国成立之时，孙宣读的誓言如下：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尊之，以忠于国，为民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国民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一职，谨以此誓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1912年是农历壬子年、鼠年、中华民国元年，也就是孙文宣读誓言这一年。从这个誓言中，我们看出什么？第一，在民国时期，正式的文体还是更接近于古文；第二，“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孙中山先生胸怀天下，丝毫不以名利为重，这是不是在学习美国的开国之父乔治华盛顿呢？华盛顿在两届任期结束后，他自愿放弃权力不再谋求续任。可见，伟大的人物总是有那么一些共性的。在原文中，作者评价其为“上述孙文总统的这则誓言虽然很短，但它却是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自此以后，这个生生不息的最古老的国家，便由‘帝制’转入‘民治’的新时代了”。
“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它们是个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整体”。这段话给我的感触特别多，引起我的无限感想。在古代，帝王就是代表着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时，社会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全部是决定于帝王的，于帝王有利泽好，于帝王有弊则坏。那时的社会就如一辆车，帝王就是这个车的轴承，没有了这个支撑，国家就要散，而彼时的大清，是一架破旧不堪的车，轴承几近坏掉的车。如同分久必合的死循环一样，盛极必衰也是帝王们逃脱不了的厄运。就这样，这台机器，连着这台机器的心脏，在袁世凯与孙文二人合力的情况下，像庞然大物一样轰然倒塌。 第一章 孙文创制，宣统退位，袁氏当国
——民国开国史简论
这一章主要讲述了宣统如何在“内贼”——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与“外敌”——孙中山、黄兴等人武装逼迫的夹缝中为求生存而被迫退位结束了，就这样，满族爱新觉罗氏建立的大清，共历十帝，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存在了二千一百二十三年的封建王朝落下了帷幕。“三百年来的孽，不是她母子做的，但是三百年来的怨，却要她母子独当之”，唐德都在文中也将裕隆称为“幽居深宫、糊涂无知的小寡妇”。可以见得，唐还是对裕隆和溥仪怀有深深的同情的，不说在皇帝即位后没有能但得起大人的辅佐大臣，又加上摄政王载沣、宰相袁世凯等怀有深深恶意的人在身边，这皇帝自然是当得不好受的。
光绪末年的袁，原已经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是又叫载沣的一纸文书开缺。尽管那时被大bo的叔给炒了鱿鱼，然有了外患时，他东山再起了。在这起称不上却又是宫廷政变的闹剧中，袁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才能。他知道养兵自重，他知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知道大多王公大臣做不到毁家纾难，他知道国民革命军没有他事不能成。正是因为他知晓如此多的消息及内幕，因而，一个寡妇一个孤儿，一个封建势力一个新生势力，被他紧紧抓在手里，虽然他看上去由于清王朝的存亡而奔波憔悴，我想，其实他的内心中是淡定的。
孙文呢，既没有财力，也没有物力，同时没有人力。凭着个人的威望，才学，提出的制度，便抢得了头彩。
人员的安排，由于面子、人情，却是稍许的有些怪异。 第二章 项城不做虚君 遯初志在首相 ——记民初共和政体的实践与流产
黄兴，在袁不在南京执政，将偌大的地方、若干兵力留于其手中，他不趁人之威，自立为王或是起兵来一次兵变，我认为，这不仅仅说明了黄兴是一个在儒家的教育下的君子，也可以看出袁知人善用。黄还是与黎元洪一样的，在建立民国的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的巨头，因而在我看来，黄没有与黎元洪一样被孙和袁任为副总统，有些遗憾，不过二人都将其用到了他该去的位置。
黎元洪，被两届总统（或者临时总统）给予副总统之位。 宋教仁，这个最年轻总长，谁曾想他竟然想当的是首相。 唐绍仪，一个传奇的人物，跟着袁混，与孙关系好。那么，唐绍仪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为什么在就职总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挂冠而去呢？是恃才放旷还是觉得继续在袁手下干事有些憋屈呢？根据唐德都先生的意思是，唐绍仪在袁手下干活受限太多。我惹不起还躲不起么，于是乎就不干了。不管怎样，在袁孙的执政下都官居要职。
来吧，回头再来说说袁与孙两个人吧。
孙逸仙，在建立民国的过程中，尽管没有提供任何物质上的帮助，但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让位于袁后，自然而然时宣传他的“社会丹方”了，而且袁也投其所好，让他负责全国的铁路局。
“这是个转型程序中的阶段问题，阶段未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落个悲剧的结局......袁世凯这个人的悲剧，便是他卷入了这个他所改变不了的形式。孙中山的幸运，便是他始终都没有卷入这个形势，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为国为民而道不得行，就会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
“在这项转型还未转的干净之时，老的魔鬼继续附身，就是难免的了。袁世凯后来便是被老魔鬼附身，缠死的”（讲的多好多形象啊）。
“其实这又是个转型的问题了”。
“因此这些‘罗汉’们就只是一批徘徊于转型中期......”。 “这是我们社会政治大转型还未转完的一条大尾巴”。 在第二章中，作者多次提到了转型的问题，袁从民国开始着手筹备到建立期间的起起落落，全拜革命所赐，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萧何。袁这个“过期的老政客”，在革命中看到了自己当皇帝的希望，也灭了自己当皇帝的美梦。我不能想象也不敢想象袁在位居虚位时的感受，那种自己累死累活打拼下的事业被别人抢了成果不说，自己分到的羹又是那么难以下咽。
“要有深厚的法制基础，法治才有效。在一个毫无法制基础的社会里，独裁者必然是无法无天”。
可见，民国最初建立时乱的一塌糊涂。
第三章 世纪末回顾“宋案”与二次革命
宋教仁，年轻有才，然在荒唐的民国执政者的受命下惨遭暗杀，这并不是天妒英才，而是执政者容不下不服从命令的人而已。不过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宋教仁自己身上，谁叫他那么恃才放旷呢？ “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我记得这是红楼梦中用来描述晴雯的一个词），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毫无顾忌的大嘴巴”。
“......宋教仁就认为由他来组织一个清一色的政党内阁......”.这个，用俗一点儿的话来说，就是宋教仁这个人，实在是不能正确看清形势。也不搞清楚在谁的手底下做事呢，这么肆无忌怛的做自己想做的。
“可是内阁总理赵秉钧对这个最大的政敌，就是欲先除之而后快了。”，“袁可能是认为赵之悍然杀宋，为的只是保持相位的一己之私”，可怜的袁大头还真是冤大头啊，被队友赵秉钧狠狠的坑了一把。不怕蛇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对于宋教仁的死，老袁既不能说是自己授意又不能说不是自己授意，只好任大家将屎盆子扣在自己头上了。作者在讲述这里时，类比了尼克松的“水门案”和蒋经国的“江南案”，同时幽默的讲了乾隆皇帝招美人的事。
而在在孙与袁对峙阶段，我感觉到一种不是朋友便是敌人的气息。宋教仁之死或许与这不无关系。二者相战，源于宋教仁之死。而孙中山此时又不知怎滴，或许是被气到了，失去了理智，失去了冷静思考的能力。袁氏还好，关键时候筹集到借款，加之本来就有兵力物力，所以与孙对峙压力并不是那么大。相反，孙可能就在名气这一点强于袁，其他的都处于劣势，为了能与袁抗衡，差一点与日联合。实在惊险呐！真真是冲动是魔鬼呵！
“在民国史上政治不遵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这是第一次”。如同毛泽东主席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二次革命，人民遭殃，“革命军全军尽没，国民党全党上下，被扫地出门后，早期梦想的以美为师、民国政体的实验，也以此全盘告终”。
不知道为什么要将民初的政治称为黑金政治。
可能是时代原因吧，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将人性都扭曲了。应夔丞，服务于袁。为了金钱，为了达到目的，竟然使出诽谤他人这种下作之举，实实是不堪的很。
第四章 孙中山改造国民党，袁世凯做终身总统
在我看来，这一章是最难读懂，也是最值得多读几遍的，应该细嚼慢咽、理解消化的一章。在位置上，它位于全书的中央；在内容上，它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在前三章与后三章中，叙事为主，偶有评论。此章完全是哲学社会史学，高深的样子。一来毕竟是讲道理的东西，应该多读；二来此章内容生涩难以理解，所以多读。
开章引读部分里边说“不幸这项共同认知，却被二次革命革得烟消云散了”，我实在是才疏学浅，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这部分内容里，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民国初，国民有学识之人非常少，而有学识并有见解的人更是少数，人们往往直观的来判断选择哪一种政体，而且，在那个阶段，老官僚还是存在许多的，这便使得美国的那套很难搞下去。
“这个美国模式从兴中会开始，直至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诞生时，都被上述新派人士视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万灵法宝。孙中山先生就是据此提出‘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切都是对的或者一切都是错的，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正如后边的共产主义，俄国派来专家（姑且称之为专家）博古李德等来指导我们如何发展建立共产主义，可是他们不明白中国国情，只是一味照搬，导致共产党元气大伤，长征来躲避国民党的剿杀。孙中山等人便是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国情，一味学习美国模式。“因为中国能否采行美国制，是一项很复杂的社会文化转型问题，而不单纯是哲学上的知和行的问题呢”。那么，什么是“三民主义”呢？三民主义包含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为中国国民党的基本理论，后被采纳入《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内容。基本原理来自西方政治学与社会主义，再加上孙个人的理解与想像。那什么是“五权宪法”呢？五权宪法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对于宪法的创见，是孙的重要思想，曾列入中国国民党党纲。孙对五权宪法早在十九世纪就有酝酿，1906年12月2日始正式见于文字。五权宪法的最核心的思想是政权、治权分立，政权归属国民大会，而治权乃指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合作。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孙中山这种希图“救三权鼎立之弊”的探求，非但没有起什么效果，反倒是让蒋介石利用这个漏洞实行了个人独裁。
正如小标题所说，民国史的发展自有其客观实在，德国近代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政治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有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它是和传统生活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形态”。“这种再者，这种社会政治形态的转移，却是一转百转的，时间至少要拖长至两百年之久。哪能在数年，甚或数十年之内，就能‘毕其功于一役’呢？但是不论时间要拖得多久，在中华民族今后的历史上，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民治时代’，是必然会出现的。今日不出现，明日一定会出现；明日不出现，后日一定会出现；后日不出现，迟早会出现„„。这个迟早会出现，便是个历史上的‘必然’。这个历史上的必然，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n & event)都改变不了的。这就叫做‘客观实在’。”。
历史史实与历史哲学，诚如作者之言“第一，历史哲学离开历史事实便是空话。第二，历史事实如果没有足以解释它的历史哲学来加以说明，那这个故事也就只是一篇‘官场现形记’而已”。二者可谓是相互交融的，缺一不可的。
袁世凯，耍足了阴谋诡计，逮捕孙中山却还能叫国民党人为其投赞成票，这一招着实漂亮。诚如作者而言，袁逆着历史的大潮流复辟帝制，不仅仅由于他想独裁，更是因为他看穿了孙中山提出的体制不适合中国现在的国情，老百姓也怨声载道，加之也有那么一些人，居心叵测也好，为民服务也好，将袁推入这个错误的轨道之中。所以尽管他可以做终身大总统，但是到最后还是回头选择了帝王。而古德诺教授的言论观点，或许也是说明了袁最终失败的一大原因。
袁世凯摇身三变，为着他个人的权益。当初刘邦项羽楚汉争霸之时，刘邦也是好几变呐。大人物，不应以常人的眼光来看。若是想成就一番事业，随机应变，能屈能伸，这些都是必要的。袁为了他的大梦，也是费尽心思。毁了国会，再造一个国会。正如同孙，毁党造党一样。
调转头来看，孙中山发现自己被逮捕也是托了同党人的“福”后，终于开始着手整治党了，只可惜最终失败了。对于指模一事，孙发表的讲话，我是不能够完全赞同的。
“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携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唱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做“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绝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
“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不是包办革命，而是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对于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同志鉴于过去之失败，祈求未来之成功，应该一致觉悟。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的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杀，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
前两条还说的过去，后两条可以看出这时的孙中山有一种“我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我”的想法。
孙文与宋庆龄的婚姻，我也只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谁叫我们的孙先生这么有才呢？
第五章 帝制酝酿期的内忧外患
袁氏对于当皇帝的心我是可以稍许理解的，但是，对于为了当皇帝而做出卖国的行为，差点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这可能是令人们唾弃他的原因吧。
原来，*、*与国家之间的种种矛盾是从这时候就被外界挑起了呀。
俄、日、英，真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觊觎我中华良久，乘火打劫，割我国土，抢我钱财，挑拨我关系，更让人痛心的是，袁大头为一己之私竟忍着痛卖国。好一个袁世凯！不过，这也让我想起了国共相争之时，国民党便是与袁有着类似的做法。
第六章 记一失足的帝王之梦
——兼评古德诺教授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其实不然，时势不仅造英雄，难免有时候会毁了英雄，造出狗熊。古德诺一介书生，终究被复杂的中国政治给黑了，丢了在美国的差事和美名。这也难怪，毕竟中国的政治不比国外的单纯，可古德诺教授却天真的以为中国的国情与美国的相似，更单纯的没有想到杨度这些所谓“君子”的险恶用心。
“圣贤、禽兽之分，哪有若斯之绝对哉？天何言哉？”袁氏尽管在开倒车这件事上做的大错特错，留下千古恶名，然则不能否认其做出的功绩。秦始皇一代帝王，也不是有错有对么？况一般人对于一件特别喜爱的事物，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多半会选择要的，而袁还是在众多人的诱导下才去拿的，故而，这事不能全赖袁氏一个人呀。当读在袁与冯国璋的对话时，我感到的是悲凉。
“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60岁的人。我今年58，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
袁氏自己说这话的时候想必心情也是十分糟糕的吧！
借用文章中的话来说，“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
第七章 帝制终于覆灭，护国也有难题
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梁任公先生靠着《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促使袁氏皇帝落马。尽管袁氏有古德诺教授曾经做强大的支柱以及理论支撑（虽然是被坑的），尽管袁氏有杨度等人组成的智囊团，然而终究是被梁任公先生的文章所战败。这足以说明两件事：
一、袁氏的皇帝是个泡沫，一戳就破；
二、梁任公先生的才干相当了得。这让我想起了曾经学过的一篇关于梁启超的文章。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宏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这是梁实秋先生写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国体之改变，也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时代才使得有这么一场特殊的闹剧，才会坑了这么多的才子英雄。
当然，除了梁任公出色的文笔和演说之外，少不了蔡锷等人的武装力量的支持，这才能教袁氏退位，将帝制覆灭。
其中，文章内提到的蔡锷与唐继尧二人的恩恩怨怨，让我痛惜不已。虽不是“本是同根生”，但也不必要“相煎何太急”呀，二人没到“相煎”的地步，却也因为矛盾差点坏大事。并且，于情于理，唐对蔡不应该如此，毕竟蔡锷对他有恩。
总结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宪政的确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法国、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成长的历史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点，中华民国最初的历史也对其有了同样的证明。一个社会的成熟和进步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会有反复。处于历史激变中的人，如何去抉择、顺应，就不仅仅是个人智慧与能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历史发展条件，以及当时的环境乃至历史人物个性和遭遇的偶然性因素。历史不可重复，历史更不能假定，在把握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回头重读这段历史，才会有更为清醒的洞识，也更能在当时的情境下对历史人物的误读、误判有深刻的理解、切实的体认。
虽然袁世凯当国为时相当短(全部合起来也不过四年)，却是中国史上大转型时期。从几千年周而复始的王朝几乎一夜就跨入了陌生的共和。作为旧时代的强人突然遭遇新时代，袁世凯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除了老手段、老药方，我们还指望这个曹操式的“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有全新的作为吗？唐德刚先生用自己诙谐幽默的语言解释了近代转型之曲折，对袁世凯这样的“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负面人物”有同情和理解，对袁世凯做出了客观的评价，而不是一言以蔽之，总之，这本书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本对袁世凯有着客观而中肯的评价。即使在孙中山这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身上，我们也能找到许多令人遗憾的局限或缺陷。一个民族要从一种古老的文明模式向另一种全新的文明模式转换，是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完成的，袁氏终究只是一个特定的过渡时代的人物，历史终究是踩着他的尸体往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