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文人的软弱性
——读《记念刘和珍君》有感
学习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后，心中也曾为段祺瑞执政府外恭内倨的丑恶行径愤慨不已，但更多的则是认为刘和珍等人死得不值。我觉得，刘和珍等人的做法固然是爱国的一种表现，但更值得引人深思的，是她身上的那份软弱——那份属于中国文人的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
每每提及中国古代的文人，大致有两种形象，一是寒窗前苦读多年长袍马褂香囊伴身开口“小生”闭口“子曰”的学子，另一种是锦袍玉带乌纱束顶开口“微臣”闭口“万岁”的文官。这两种典型的、囊括中国古代文人类型十之八九的文人，代表的软弱性于奴性心理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古籍记载，魏文帝曹丕当政时期，有次宴请太傅钟繇一家，当钟繇的大儿子钟毓向曹丕请安时，汗出如浆。曹丕问之，答曰：“陛下龙威，余战战兢兢，汗如雨下。”而当小儿子钟会拜见曹丕时，不见汗渍，曹丕又问之。答曰：“陛下龙威，余战栗不胜，汗不敢出。”其中固然可以看出钟氏兄弟的临机应变，但当时仅为孩童的他们二人，尚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那个时代的中国文人的奴性，便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了。
中国向来信奉的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条，这种目标追求导致了中国文人的大多数仅仅只会吟诗作赋一门学问，生活技能缺乏，手无缚鸡之力的他们因此更加依赖于皇帝的赏识。因为只有皇上赏识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才能提高，才能令肩扛手提均否、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他们有口饭吃。因此，每个掌权者的周围总有一群伺机出击，随时准备行溜须拍马之事，顺杆而上的夫子们。
而中国近代文人们，虽不似古代文人那般迂腐，大喊什么“皇恩浩荡”，可由于长时间封建社会的影响，“服从”仿佛已经烙印到了他们的骨子里，政府哪怕再不作为，他们也固执地将“宝”押在上面，刘和珍便是如此，杨德群也不例外。与其说这是天真和不谙世事，不如说这是一种社会经验和做事有效手段的匮乏，一腔热血，却只能徒添亡魂，只有游行的勇气，却无做事的磅礴大气，这样的人，可叹可敬却不值得颂扬，莽撞不是勇敢，只是一种病态的软弱。
真正的猛士，敢于正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古代的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何等的意气，何等的勇毅，逆时代洪流而上；现代的鲁迅“众人医体吾医心”“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抒怀于笔，唤醒多少华夏儿女？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文人，这才配称中国文人。
和珍为国而死，死得光荣，但死亡并不代表着不软弱，懂得自己要什么，明白他人要什么，并为此付出全部的努力，才能无所缺憾。人的一生应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已经把我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为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勇者，坚强，如是而已。
她，不应陨落
——读《记念刘和珍君》有感
我反复的思考：这样写妥不妥，负不负责任，是不是凭良心。因为在面对这样一位为民族存亡而奔走呐喊壮烈牺牲的伟人时，没有一丁点儿评论资格的我，却要提出这样一个带点不承认意味的观点，所以在这里向所有的看客谢罪了，免得你们看完了不高兴做出什么事。 别的不说了：她，不应陨落！
87年前“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政府无任何行动，这已经表明了这是个软弱且无能的政府，便不应给予其能因为请愿而站起来维护国人与民族的主权的希冀。可当时就算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也想起来为民族做点什么，身为女师大的学生会主席更应该做点什么。而刘和珍仅想到了请愿，或是想到了其他而最后却选择了请愿，并没有“这样软弱的政府不被国人推翻就被外敌推翻或成为其傀儡”的思觉。母鸡向欺软怕硬的狐狸请愿保护自己免受黄鼠狼的侵犯，其结果我不多说。
一次成功的斗争是以科学而明确的思想做基础，拥有广大群众的支持为基本条件，以及科学的决策谋划与强大的力量的后盾为关键的。然而这次徒手请愿只能说占有了较明确的思想，在当时明知社会混乱政府完全可能无视道德法律的条件下徒手到“政府大楼”请愿，这点未考虑是不可能否认的。有人会说这是“民族大义”，用不着时间考虑，有人也会拿闻一多先生来类比刘和珍君，那么我也表达一下我的看法。闻一多先生是不同于刘和珍君的，在“警报迭起”，他已知晓将被特务杀害的前提下，依然走在游行示威队伍的最前面呼号，此乃“民族大义”“民族之气节”也。至于之后的惨案，也不影响闻一多的伟人形象。而刘和珍君对于这次请愿的结果并未知晓，好像羔羊前往宰杀之地，不同于“民族气节”，是无谓的。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在我看来这仅是鲁迅先生悲愤的，在很理智的情况下写下的可能会鼓舞斗志的话。“苟活者”们看到刘和珍君的血真的会看见希望吗？
当一个人听到“某某在某地闹事被枪杀”之类的话后，他还敢去效仿吗？
当然我所指的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庸人、“苟活者”，当看到一次“起义”失败后，庸人们除了可能坠入一步步的绝望的境地外，是无法从刘和珍君的血，从200死伤的妇女儿童中看到半点希望的，因为真正的希望的主体是希望者本人，而庸人们早已对自己不抱什么希望了。这便是刘和珍君的血白白流淌过的地方，这就是刘和珍君之死于庸人们之无益处。直白一点，难听一点，只是徒增悲伤而已，就像戊戌六君子一样，在我看来，二者的血在愚昧的国人与阴险恶毒的评论家和“学者”的世界中是白白流淌的。
刘和珍君的同时代的人需要信心，需要有人能够推翻政府挽救中华民族命运的信心！有了信心，这些人才能觉醒，而信心来自于斗争的成功。
至此我不再说什么了。
她的死仅于猛士愤怒前行而于庸人毫无价值。
她，不应陨落。
你当成一回事了，别人也这样吗？
时光总是一天天地消逝，街市依旧太平。仿佛在这片土地上洒过的鲜血，不屈的英魂只要不被提起，人们就忘记了，永远的过去了。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提到的“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不过成为“谈资”或是“流言的种子”罢了。
没错啊，第一次农民起义反抗暴秦，人们最多记住了陈胜吴广；维新变法，也只有“六君子”被人铭记；而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中被人所知的抗战英雄与这期间所有的军人相比，更是少之又少。他们同样反抗强权，同样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们同样是真正的勇士，可历史却不管这些，仍旧是残忍而又充满无奈。
在某个时期是轰动一时的大事，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史册上甚至留不下一个斑点。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他们死得毫无价值，我的意思是，某些“重要”的事情会因人或因时而发生改变。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刘和珍君的亲友还在悲痛之中时，敢问街上行人心情如何？他们知道这件事之后就会铭记于心吗？他们知道刘和珍这个人就会替她感到悲惨和气愤吗？当时可能会。但过了些日子之后，再经提起，他们也许会问：“刘和珍是谁？”我并不是在批判国人怎样怎样，冷漠自私是人之本性。有句俗话叫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应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某些事情发生时，它对我们自己的确很重要，而与此同时，我们会认为这件事对局外人们也是同等的重要，我们会盼望着别人重视自己所重视的事情，结果显而易见，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可能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赌汉一夜之间把家里输个精光，这件事对于他的整个家庭来说是件大事，可谓一夜白头。而对于我们这些局外人，我们也许在吃晚饭时听到 “听说XX把家里都输光了！”“是嘛？可真够惨的！也只能怪他自己了”之类的话，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想通这件事后，我不但没有感到人世悲凉反而添了几分自在。当你不小心因为某件事情在大家面前出丑，引得哄堂大笑时，无需为此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在别人看来这只是能且仅能让他们笑一笑的事情了。
纵使时光流逝，在沉淀了人的鲜血后，在微凉的悲哀与淡然中，也会永存微笑的旧影。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信仰是种雄浑的力量
鲁迅先生曾赞扬刘和珍身上所体现的中国女子的勇毅，他评价说，“她是为了中国而死的青年”。可我更认为刘和珍的勇毅更来自信仰的力量。
信仰犹如一把利剑，可以直击敌人的心脏；信仰又像掌握好方向的舵，何惧驶不到远方？不仅仅是个人，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了共同的信仰，那将形成多么雄浑的力量！人拥有了信仰，才能体会到坚守，面对磨难坎坷时，才能体现出英勇、不屈的精神形象。
就如抗战时期的中国，抗日的将士们就是凭着信仰的力量勇往无前的，面对着敌人的枪炮，他们前赴后继，英勇赴死。而那些置人格国格于不顾的汉奸，因为缺失最起码的爱国信仰，他们就会做出出卖自己的灵魂贪图一时享乐的丑事。看，没有信仰有多可怕！
又或简单地说，我们的国家就是由全国人民共同信仰的力量才筑建起来的。做一个假设，如果我们各有各的信仰，各有各的追求，我们的国家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那必将是一盘散沙！哪里还会有团结起来去追求幸福和美好呢？
不由的想到了中国的现状——有很多中国人缺失了信仰的问题。我是一名中学生，很少去担忧国家大事，因为这些是我控制不了的。可是，当经常听到中国信仰缺失这个问题时，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因为这不仅仅只是关系到个人成长的问题，它更是关乎民族的兴衰存亡的大事。当整个民族都失去了信仰时，还怎么拧成一股绳，追求中华未来的辉煌？
重拾民族的信仰是时候了！
我认为找回民族信仰首先要培养一种忧患意识。当前国际形势不可谓不严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一直是笼罩在要求发展的所有国家头上的乌云，在我们国家东部，日本虎视眈眈，一直觊觎钓鱼岛；在我国南海，企图侵吞我国领海的阴谋一再上演。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如果我们不是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而是个人有个人的打算，个人图个人的私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何日实现？
找回民族信仰，还要培养一种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之所以五千年上下传承，靠的就是这种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在几千年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屡经曲折磨难，甚至几临倾覆厄运，然而却又一次又一次地衰而复兴，转危为安，巍然屹立，并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是因为有强大的中华民族凝力。
勇士，一定要流血吗？
智者不锐，慧者不傲，勇者不惧，强者不暴。
我自然是要从勇者不惧说起。刘和珍是勇士这点毋庸置疑，但几十位青年的鲜血才换来一个“勇士”的称号，未免太残忍，也太令人惋惜，所以我思考：勇士，一定要流血吗？
流血牺牲者，诚可敬；执着追求者，亦为勇。而我们常把勇士理解的太狭隘，潜意识里总认为死者为大。而那些坚强活着，为理想执着追求不懈奋斗的人，就不能称作勇士吗？
想起最近一直在了解的“魏晋风度”。这里面便不乏勇士。嵇康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勇士。他追求恬淡的生活，追求纯粹的友谊，竹林醉酒也好，荒郊打铁也罢，我只觉得他是个勇士，能不为司马氏的势力所胁迫，任外物如何变迁，心志岿然不动。他不必刘和珍为民请愿流血牺牲的情怀，不比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迈，也无鲁迅先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激昂，但他单纯的追求着心中的那一方净土，有着一份平静的勇毅。
嵇康终究距离我们的时代太遥远，再举一个现代的例子。
曾经读过一篇文章，名字叫《你凭什么上北大》，作者贺舒婷。从文章中得知，当所有人都把她放弃了时，她幡然醒悟，拿出极大的毅力，管住自己，全身心投入复习，终于让自己由一个上课看漫画打牌的“差生”，成为了一个把其他人远远甩在后面的尖子生。贺舒婷的转变让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勇士是历练出来的，只要我们也坚持不懈，为了目标而奋斗不止，我们也会成为勇士的。
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是，现在的勇士愈发得少了，社会上的确潜滋暗长着一些不正之风，却很少见有人勇敢地站出来，予以纠正。别的且不说，就说遍地的假冒伪劣、制假贩假，到处可见的“黄赌毒”吧。
关于“毒”，我们是曾有过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沦为“东亚病夫”的经历的。设想一下，大清帝国如果再多一些林则徐，少一些患软骨病的官员，它还能被列强任意欺凌吗？
诚信不仅是为人之立身之本，更是一个国家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不敢想象，一个缺失了诚信的人何以苟活于世！
如果人人都视弘扬社会正气为己任，人人都做转变社会风气的勇士，那些不正之风还会有存在的空间吗？
你是一个勇士吗？
你准备好做一个勇士了吗？
明于礼义，何必定要陋于知人心
季札言：“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礼义，外在也；人心，内在也，明于礼义，也可明于知人心。
自古便有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满身忠勇，一心赤诚，坚守桃园结义之盟；后有抗元英雄文天祥，几经漂泊，以告慰祖宗之礼，殒身报君之义为己责，忠心荡荡，天地可昭；明朝中兴之臣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正当我满心欢喜的下结论时，鲁迅却给我指向了另一个奇异的时代。那是一个乱世，血战疆场的豪迈没有了，崇尚忠义的信仰没有了，对酒当歌的情致也没有了，阴谋多起来，虚伪多起来，迷茫也多起来，一任又一任统治者，或以忠，或以孝，织起一张文化大网，圈定起礼义，随着自己的性子，订出了魏晋的礼教调子。
大多数人都跳进了这个圈定的大坑，而又有另外的一些人，他们蔑视礼教，常常在竹林聚会，或下棋，或饮酒，追求自己的个性，人称“竹林七贤”。
这七人，仅仅因为礼教，因为放纵不羁，已经挨过后人1600多年的骂了。鲁迅对这些后人的评价不以为然，他一边深深叹息着“陋于知人心”的悲哀，一边又急忙为竹林七贤正身：魏晋时代统治者崇尚礼教，用以自利而已，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我深折于鲁迅的历史触觉和深邃的洞察力之时，也深深困惑，人心在浩大的历史波澜中，真的不能被激起浪花，在一片炫白中被正视吗？
我开始怀疑后人中的那些评论家们，他们，莫不是身受俸禄，每日里为皇帝歌功颂德，誓言为天下人肝脑涂地，却只会对前朝叛逆者吹毛求疵，来守住礼教，求得现世安稳的人？他们，或许早已在龙椅的光芒下低下头颅，在金銮殿上软下身躯，背弃了客观与公正，对着名利俯首称臣了吧！
想到这里，深深悲哀起“竹林七贤”，在默默告慰他们之时，瞥见到嵇康留下的绝笔——《家诫》。在这篇给儿子的深嘱中，嵇康竟低下高傲的头颅，苦口婆心地教导儿子——成为一个庸碌的人。我渐渐体会到嵇康的无奈。
生于乱世，一个礼教用以自利的乱世，嵇康的种种言行，在出口、出手的一瞬间，被迫穿上时代的迷彩服，默认地打上时代的烙印。他的真情，他的本态，在常人眼里，只是一堆奇异的乱码。
又想起那句：时势造英雄。可是时势，又岂止造出了英雄，成王败寇，文人儒客，谁又是谁的真身，谁又是谁的本态？
再思关羽、文天祥、于谦，他们是幸运的，奋斗在一个需要忠勇，称颂礼义的时代里，他们的心，与礼义相一致，也唯有这样，才能在明于礼义之时，明于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