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别姬》读后感
——削去了戏与现实的隔阂，成就了虞姬的疯魔
2015060203016 秦张弛
认真地看了第一遍《霸王别姬》，觉得还是漏掉了很多细节，又看了第二遍，才有了一些对影片全局上的把控。第一遍在看的时候，对影片中的很多人物带了有色眼镜去看待，将主角和相关人物隔离开来。比如菊仙小姐和段小楼，我想当然的认为，阶级不对等的两个人，一个妓女嫁给一名角儿，一定会成为彼此的累赘和拖累；再比如袁四爷，开始只是粗暴地把他划分为坏人一列。等再看一遍过后，对待每个人物的发展有了新的眼光，历史的层次感也渐渐呈现在眼前。近3小时的电影，前后跨度却是半个世纪之久；剧中演员年龄更是从幼时到少年再到成年，成功演绎了一代人在乱世中的命运，剧情带有强烈的历史厚重感。主人公是两名京剧的角儿，演艺生涯恰在改朝换代之时，随着影片的推进，人物的个性渐渐显露：小时角色的错位造就了虞姬，一个与时代环境慢慢大相径庭的人物出现了，“真虞姬、假霸王”形成了故事的高潮，人物的命运也有着完美的诠释。 从影片最初谈起，面对的就是传统教育问题。梨园的戏班，像是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师长处于权威和不可撼动的地位，“孩子不打不成器”这一思想贯穿教育的始终。但这种教育在当时的环境下也是无可厚非的。封建时代，人们对待孩童的教育只是为了满足生计的需求，而慢慢到了现代，追求个人价值和创造社会财富变成了教育的最终目标。程蝶衣在成名之后，也许回首小时的经历，会感恩师傅当年棍棒教育对他的栽培。但这是可悲的，活生生地将一个人变成了训练的工具，并且让其思想彻底接受这一方式。时代在发展，社会风气在转变，当程蝶衣用师傅的老方法教育小四儿时，农夫与蛇的一幕出现了，传统的教育引来的却是发自心底的叛逆。
再来谈谈一张嘴就露出两颗大门牙的袁四爷所反映的阶级问题。在影片中，袁四爷作为梨园大拿，可以说是最懂程蝶衣的人了。或许在程蝶衣眼中，开始时，袁四爷只是由衷地欣赏他的戏，但到后来，程蝶衣也会像我们观众一般发觉袁四爷对待他的感情。不管怎样，袁四爷展现给段小楼和程蝶衣的一面，是风度翩翩的贵族爷，是“文武昆乱不挡，六场通透”之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贵族，在新时代下被人民批斗为“反动戏霸”，拉出去枪毙了；可想而知，他对于普通百姓所造成的迫害有多大。也直到这时，我才想起观赏影片时忽略了广大群众的立场。但直到袁四爷被批斗时，段小楼对待他的态度依旧是蒙在鼓里，以致于当听闻当众宣判袁四爷死刑时，目瞪口呆地惊呼“那可是袁四爷啊”。这让我想起，希特勒贴身秘书特劳德·琼格在回忆录中记述的关于希特勒的故事。从她的角度而言，希特勒是个非常体贴，温柔，博学和幽默的领导者，也只有到希特勒最终无路可走时，才展现给她不曾见过的另一面。我们距离一个人太过亲近，感受到的他的姿态往往与众旁人不同，只能在最终的审判中，无奈地接受那残忍的结果。
传统文化在影片中是个隐藏的主题。程蝶衣和段小楼对于“霸王别姬”这一戏段，从最初在封建社会被张公公赏识，到给日军慰劳，再到给国民党伤军，最后在解放战争胜利后给解放军士兵出演，时过境迁，变的是外部文化和旁人的心境，不变的是传统文化和蝶衣的痴心。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需要刻意的去维护，更需要一种社会环境去容纳和保护。一种文化是由当时特定的环境氛围所创造的，人们只是不由自主地接受并适应了它；同时，人们又是无数文化的摧毁者，正如《乌合之众》所说，聚集在一起的人群会丧失其理智，会更加冲动和低智化。想起影片中日本官兵观赏中国京剧演出时的正襟危坐，抛弃对于日本人侵略中华的现实，不禁产生崇拜和敬佩之情。程蝶衣的虞姬当真出神入化，许多人总结说是因记住了师傅的一句“从一而终”，从此不疯魔不成活；而我认为小豆子在小时抛弃了一些对于外部客观事物的评价，形成了自己的信念，而这份信念，伴随他经历了改朝换代，经历了情感的大起大落。
影片中每个人物看似合理的结局，都有着在特定环境下，因时代文化而作为牺牲品的可怜之处。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张公公和袁四爷可以理解为同一大类人群，即在封建时期位于上层统治阶级，他们的结局，因与人民群众利益背道而驰，可谓是十分悲惨。小人物如此，虞姬与霸王更加可叹。正如前文所讲，一种文明的结束，必定是群众将其摧毁；但正确性，无从评价。因此这种悲壮性，只可叹息，不可更改；电影中人们每次的选择都是对人性的锤炼，真实又无奈。 感慨再多，没有虞姬，就没有这部旷世之作。可怜其一生，只在始和末才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于他人，是十足惋惜的，于虞姬，是不足以感到疑惑的，因为他的行为是契合内心的，无可遗憾。要怪，只能怪这世道的翻云覆雨，怪世俗的纵横百变。人生如戏，该离场时，不需要再去疑惑为何还有许多戏份没有完成，而要去坦然地准备那还属于你的完美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