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以用权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这是新时期对严以用权的最好解释和最根本的要求。
在古代汉语中，“权”字具有多种含义。据《广雅·释器》的解释，“锤谓之权”，“权”指一种测定物体重量的器具。它的主要意义都与重量、度量衡相关。由于“权”字与物之重量相关联，因而它被引申，喻指“权势”“权贵”“权柄”等某种政治、经济方面的优势力量，并表明这种力量能够起到制约他人的作用。现代意义上的“权”，就是从衡器引申为动词并获得“在审度之后作出决定”的含义而来的。
事实上，权力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双重本质：一方面权力作为社会活动的管理调节职责，是其职能本质；另一方面，权力作为人们利益谋取和维护手段，是其利益本质。原始社会没有阶级存在，权力的职能本质与利益本质是一致的，权力的职责作用是全社会性的，权力的利益作用也是社会性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的出现，权力状况发生变化，出现了权力的职能本质与利益本质的分化与对立，这种分立状态使得权力只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而权力本身也直接变为少数掌权者谋取私利的手段。随着剥削制度被推翻，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阶级趋于消亡，权力成了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权力属于全体人民所共有，人民成了权力的主体。换句话说，权力失去了它作为少数人谋利手段的性质，成为为全社会人们谋利的手段；虽然掌握和使用权力的依然是处于管理职位上的个别社会成员，但权力不归这些个别成员所独有，而只是他们履行社会义务的职责。于是，权力的职能本质也得到完全恢复，权力的职能本质与利益本质重新得到统一。
正如毛泽东所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权力是人民的意志，是人民赋予我们的社会管理职责，这样的权力本质观是符合权力历史发展规律的，也符合权力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因而是正确的进步的权力观。
当前，我们正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正在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而“严以用权”正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现实要求。具体来说，严以用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就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总书记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人民群众是否真正受益和满意是检验标准。领导干部只有真正把权力用在为群众谋利益上，才能激发起广大人民群众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更好更快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严以用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核心，归根到底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严格使用权力，把公权力严格限制在法律设定的边界里。同时，还要有效使用权力，尽最大可能发挥公权力的职能作用，在提供公共产品、防止垄断、保护环境、实现公平分配等方面弥补市场的缺位。严以用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要求领导干部具备良好的法治素养，严格按照法定职责、法定权限、法定程序，公正公开透明地行使权力。严以用权，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本质要求。全面从严治党，贵在驰而不息。全面从严治党，要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虽然人数不多，却执掌着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权力，作用非常关键。研究和实践都表明，腐败根源在于权力滥用。因此，严以用权是领导干部守住底线的关键一步。领导干部只有严以用权，谨慎用权，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对于手握“权力”的领导干部来说，自觉做到严以用权：一是要依法用权，不能滥用权力。严以用权，本质就是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定、按法律行使权力，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做廉洁自律的“清白人”。权力法定，权力的边界是法制，法不授权不可为。领导干部要养成按法律与规章说话办事的习惯，恪守权力的界限。要做到“心中有法”，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严格按照宪法和党章的规定，带头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推进依法治国。要做到“虑必及法”，自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切实破除“官本位”等特权思想，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到“行必依法”，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符合原则、程序、规矩、法律，不越红线、不逾规矩，让权力造福人民。二是要谨慎用权，不能公权私用。权力意味着责任，有多大权力就要承担多大责任。领导干部要时刻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对权力始终心存敬畏。要存有“权为民赋”的敬畏之心，牢牢谨记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的赋予，不是自己可以任意使用的“私器”，各级领导干部是代表党和人民掌管权力、行使权力，任何任性用权、以权谋私都等同于违法犯罪。要存有“权为民用”的敬畏之心，谨记权力是服务人民的工具，不是个人享受的工具，只有把手中的权力用当其时、用得其所，才能为官一任，奋发有为，百姓称颂。要存有“慎权慎行”的敬畏之心，增强党性修养，内省于思，外化于行，始终保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对权力怀有平常之心、戒惧之意，始终做到淡泊名利、廉洁自律。三是要阳光用权，不能乱用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要始终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进一步深化改革，依法界定每个部门、每个岗位的职责与权限，规范权力运行，并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政府不能越俎代庖，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重大事项由集体研究决定，自觉按照规则和制度处理事务、行使职权，坚持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防范权力滥用。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失去监督的权力最容易产生腐败，有力的监督是对党员干部最好的保护，领导干部要把接受各方面的监督贯穿于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人类所有的力量最终都集中于权力，一切物质的力量都是权力的工具。原子弹非常强大，要看它的按钮在谁的手里。
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几千年来，人民终于取得了权力，人民终于成为权力的主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但是权力的具体执行掌握在官员手里。人民把权力委托给自己选出的代表，再由多数代表的意志授予各级各部门的国家机关，于是，官员便成了国家权力的具体操作者。官大权大，官小权小。
现实的体制有一个缺陷，上位的权力对下没有边界，相对于上位权力，下位权力基本没有独立性、自主性和自治性，执行权力的时候需要观察上级的脸色，时刻希望得到上级的肯定，努力争得一个赞扬，唯上唯文（件）不唯实，可以不讲真话，可以不讲真理，不可以对抗领导。体制性官僚主义这个话题另当别论，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予以解决。
习总书记关于推进作风建设讲话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三严三实”的要求，其他的可以适用于一般党员、一般干部，甚至一般的人，唯有“严以用权”的要求，是完全针对掌握权力的官员所讲的。
严以用权，在总体上需要制度的配套，然而，从官员的个体上，则无权埋怨，必须自洁自好，对权力有正确的认识。
严以用权至少包含这样三层意思。
慎于用权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为民谋利，用错了，损害人民利益，用反了，危害人民利益。
人民利益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概念，包括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因此，在权力使用的时候要谨慎，寻求各方面利益的最佳结合点，遵循发展的客观规律，须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谨慎用权的前提是把情况搞清楚，把问题想明白。搞清楚情况唯一的办法是调查研究，除此没有别的途径；把问题想明白就是要深思熟虑、集思广益，发扬民主，博采众长。领导干部掌握的情况可能比别人多一点，见识可能比别人广一点，但决不是先知先觉的神仙。
拍脑袋决策，家长制领导，一言堂做主，强烈的表现欲、权威欲、发展欲、政绩欲，都是对权力的滥用。出发点未必不正当，雄心勃勃，急于在短期内获得成功，实现大变样，结果与愿望差之千里，人走政息，折腾到最后，面貌依旧，民生如故。后任要么收拾摊子填平补齐，要么重起炉灶进入新一轮的循环。
任何发展，最终都要落实到改善民生上来。普遍见得到的千城一貌，政府债务，土地财政，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更遑论有的地方强征强拆与民争利的权力霸道。凡是官德未泯的官员，都有必要对用权是否谨慎进行认真的思考。
敢于用权 权力不是用来欣赏的，不是用来炫耀的，更不是束之高阁用于收藏的，人民的权力必须为人民谋取利益。
慎于用权和敢于用权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权力有风险，用权须谨慎，说的是，手握权柄，如履薄冰，要负责任地使用权力。反之，过之，不敢负责不敢用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宁可权力放空，以不作为而保证不犯错误的惜权思维，也是违背权力的本意的。
毛公说，“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邓公说，“大胆闯，大胆试”，说的都是敢于用权。
敢于用权是要有一些牺牲精神的，包括真的犯错误被批评处分，包括被误解受委屈。无私，才能无畏。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主攻部队的突击队队长，在我方炮火延伸前五分钟，提前命令冲锋，冒着自己的炮火，不给守城之敌有喘息的机会，一举把红旗插上天津城头，但有不少战士死伤在我军的炮火中。战斗总结，若等炮火延伸，敌方组织起防守，也许牺牲更大，甚至可能一次战斗攻不下来。这样的伤亡比预计的小，但是死伤在自己的炮火中，突击队长必须承担违反军纪的责任。为了战斗的胜利，队长本人心甘情愿认受处分。这样的处分，高于任何荣誉，十年以后，突击队长升任某军军长。
焦裕禄的事迹非常感人，焦裕禄精神的本质就是对人民负有的使命，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些，让老百姓能够活下去，关键时刻他敢于用权，甘愿接受组织处分购粮救济饥民。当时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但是与民众的现实产生冲突的时候，焦裕禄顶着违反政策的责任，毅然选择了人民。
畏于用权 权力掌握在官员个人手里，但决不是属于任何官员个人的，权力是公器，官员代表人民、代表国家行使权力。
权力就是支配力，除了不能支配人的思想，能够支配一切人和物质，特别是对财富的支配力尤为神奇，就像童话中的宝葫芦，想什么就会有什么。权力的这种魅力，以及专制社会权力性质的遗传，容易使掌握权力的人失去清醒，产生价值误会，把权力和自己混为一体---“我即权力”，于是，不再对权力葆有足够的敬畏，而沉沦于对权力的喜爱和追逐之中，需要他人对权力的崇拜，在他人的崇拜中陶醉，本能地萌生特权，并为我所用。
还有一个价值误会，以为持有权力就是享有权利，搞错了权力与权利的性质。权力是一种强制力，对应的是服从。权力的实施者必须获得授权，没有获得授权不得任意实施；权利是一种自由度，是公民作出一定行为的允许值，只要法律不予禁止都可以自由作为。权力和权利定位错误的严重后果是，积累形成一种官场风气，并流行于权力体系，持有权力就像持有自己的一本存折，想什么时候支取就什么时候支取，想支取多少就支取多少。
价值误会扭曲的权力准星，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是一种摧毁性的负力量。
从本质上来说，特权与偷盗并无区别，都是占有本不应属于自己的利益，只是方法手段不同而已。如果对官员作一个问卷调查，你有没有偷过别人的东西？肯定回答没有偷过。如果问有没有以职务做过私事谋取利益？那就很难回答了。包括以公权谋私利的官员在内，传统的价值往往鄙视偷盗而欣赏特权。这也是特权大行其道、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正廉洁”是党对领导干部的的最低要求，也是现代政治最基本的准则。中央的“八项规定”实施以后，情况好了许多，但是特权现象仍然存在，特权文化的价值影响仍然存在。
畏于用权就是分清权力与个人的关系，分清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公权私用，与贼无异。如果能够这样认识，特权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基础，廉洁为政就不再是一件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