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职能论
要“论”的仍然只是我对“校长”这个职业所可能发挥的“效能”的体认，又是真正的“个人意见”。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全是本人有感而发，并不希望有多少人“认同”之意思。
因为所选的“论题”真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而且久经辩证，早有定论，也未见有对“定论”的异议，而且我也还是赞同者中的一个。因此，我既没有“推翻”定论另立“高见”的能力，也没有那个意思，也不愿意“老调重弹”徒增人厌。我之所以还要“议论”，是因为在各种定论之中，我看到还有一些“空隙”，正给了我一些说话的余地。不过我也并不是只“钻空子”，更无意“补苴罅漏，张皇幽眇”。我不是搞“学术”之人，只是一个天天“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实践者，我怎么想的，就怎么去做，就怎么去写。而因为毕竟所写的是思想观念而非事情的叙述，所以也就叫“论”了。
和别人一样，我也深感今天的校长，的确不太好当。因为我们的国家还远远不是法治国家，虽然从形式上看来，有教育方针、政策，而且还有教育法律、法规。但实际上现行的教育体制决定了，一旦运作起来，这些东西，很大意义上只是具文，教育距“依法治教”，为时恐怕仍须待时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些校长，更像教育行政部门这个“总校”下属的“分校”负责人。我们总是在按照“总校”下达的“计划”、“ 工作重点指令”、“目标责任书”、“通知”等等开展工作，而且有应付不完的说不定来自哪一家的“检查”以及“总校”的“督导、考察、考核、评估、检查、评比”等等。我们更像一个上级部门的“执行”者，而不像一个学校的校长。因此，我和别的人一样，也有不少遗憾、感慨、惆怅、无奈，也有过“不干事就没事，要干事就有人找事”的愤慨和牢骚。
但是，也正因为我们今天的国家还不是法治国家，我们的教育还不是法治教育，因此，我们还远远没有全部达到教育方针、法律法规、教育政策以及“上级领导”对我们的目标要求。表面上看来，主管我们的政府部门好像对我们的“管理”具体而周到，而实际上正因为我们还远不是在“以法治教”，它们对学校的管理的“力度”表强而实弱。在这样的环境下，留给校长做事的空间其实还不算太小，只要我们愿意做事，就可以做许多事情。而且，只要做出有价值的事情来，上级主管部门也好，领导也好，都一定是高兴的，决不会因为哪个校长事业干得好而惹得“上级”不高兴起来。在我国，“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学校”或“一个好校长，就是一个好学校”的观点，之所以很流行，很能为人接受，也正是这样的现实的反映。虽然，现在已有专家撰文批评如此拔高校长的身价是缺少法治思想意识的表现，但是，因为“现实情况”如此，即使你思想意识如何超前，恐怕也于“现实”无如之何。既然我们还处于“人治”之下，那你却要限制“人”的作用——毛泽东叫做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不愿意承认“人”的价值，那我们的学校教育又该如何呢？
反过来再说“定论”吧。我承认“理论”对于实践的价值。我坚持认为“教育是科学”。倘若我们否定了理论，也就否定了“教育是科学”。但是，我又坚持认为理论的价值并不在它 36 能够为实践开列出操作的方法或提供技巧，而在于它能够给实践以方向或方法论的指导，或者可以对实践做出解释。而且，任何既成的理论，都不可能穷尽了真理，都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总结出了“教育是科学，对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求真”的规律。“教育是科学”，校长的工作是对“教育科学”进行管理，也就是通常说的“学校管理”，那么，“学校管理”自然也是科学了。这话的确有些多余，因为“学校管理学”著作早已汗牛充栋了。不过就像虽然早就有了“教育学”每一个教育者都仍旧需要去“求”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有了别人写的学校“管理学”自己就不去“求”了。
我在一开始就说过，我是把“校长”作为一种“专业”来对待的。对于“校长”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职能这一问题，我从没有停止过思考和探索。而且因为曾经三次改换学校，每一个学校都有特殊的校情，当校长就不能没有变化，于是对“校长职能”的思考也就更多了些看问题的角度。正是在这样长期的实践和思考的过程中，我才有了自己的“校长职能论”。也许我的这几篇文章，根本不值得别人一阅，但它们却仍然是我敝帚自珍的，因为这全是我的实践和思想的结果。我自知这样的文章难登大雅之堂，但其中的思想却保证了我的实践的“成功”——虽然并不怎么辉煌。好在我已经有言在先：“我的校长职能论”，只是我对“校长”这个职业所可能发挥的“效能”的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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