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希望的爱恋是温柔的——爱的人生 美的文学
标签： 书摘 一 爱情与文学
爱情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动力。人生因爱情而多彩，生命因爱情而辉煌。爱情会创造奇迹，已被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大师所证实。童话《睡美人》中的美丽公主，被纺织针刺中而昏睡不醒，英俊的王子深情的一吻，她竟然睁开眼睛而复活了。英国诗人勃朗宁对伊丽莎白·芭蕾特的真爱，使一个瘫痪的少女神奇般地站了起来，并向我们奉献了一册讴歌爱情的不朽诗篇：《十四行诗集》。中国民间传说中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死而化蝶，成为爱情的千古绝唱。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有感于柳梦梅的一往情深而死而复生，虽是浪漫主义的想象，却道出了爱情的魔力。爱情是可以超越时空的。难怪汤显祖在《牡丹亭》的卷首题词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文学是人学，是关于人的感情和性格的学问。“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843-1852年）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在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9页）因而，文学在反映社会生活时，自然无法回避对两性关系的描写。而两性关系中最多姿多彩和激动人心的——爱情和婚姻，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试问：“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郎谁个不善怀春？”（歌德）难怪《诗经》中的第一篇《关雎》，就出现了反映青年男女慕爱的诗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曾指出：“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同上）文学对爱情的情有独钟和矢志不渝，哪怕是中世纪欧洲的禁欲主义，还是中国“十年*”时期都无法隔绝。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因为爱情在人类生活中有着不可驱除的位置，要消灭它无疑是痴人说梦。凡是热爱生活的人，无不对它心旷神怡、心花怒放。爱情是人类美好情感中的集中表现。而作家、诗人们对生活的投入和热爱又较之普通人更为专注和热烈，他们是人类情感的最丰富者和至情至性者。他们自身的爱更强烈更纯粹也更惊世骇俗。从古至今为爱情而殉情的诗人和作家并不少，举凡俄国就有普希金、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中国有顾城、三毛等。可以说爱情与文学相伴而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贯穿于所有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中，成为他们创作的动力和素材。只是作家艺术家的个性不一，表现有显或隐之分罢了。 二 爱情与作家
郁达夫曾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郁达夫：《过去集·创作生活的回顾》，杨里昂主编：《文学名人自述》，花城出版社1998年4月版）无可否认，作家的情感体验无疑是作家创作的主要源泉。爱情催生文学，爱情是孵化优秀乃至伟大文学作品的温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就西方文学而言，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在 1818年3月4日认识了梅迪埃特而一见钟情，不料梅氏感情细腻却态度傲慢，司汤达在她面前屡屡败北，她甚至只许司汤达每半月才能见她一面。司汤达面对如此感情“折磨”，不以为忤，反而为之辩诬，对她忠诚不渝，并为此写下了名著《爱情论》。1825年梅迪埃特去世时，司汤达在《爱情论》的扉页上竟写下了：作者的死亡！同为法国作家的卢梭，很难想象没有华伦夫人对他的影响，他会写出惊世骇俗的自传《忏悔录》；小仲马不邂逅并爱上妓女玛丽·久普列西，杰作《茶花女》就不能再见天日。正因为歌德对夏绿蒂·布芙疯狂的爱和这种爱的夭折，才产生了影响一代浪漫主义小说的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乔治·桑与缪塞的浪漫爱情，使我们看到了她的《莱沃纳·莱沃尼》和《约盖》。而缪塞的代表作《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则直接取材于他与乔治·桑的爱情经历。法国杜拉斯因对越南的初恋刻骨铭心，小说《情人》风靡一世而催人泪下。英国离经叛道的著名作家劳伦斯，在谈到青年时期的情人吉西·钱伯丝时深情地说：“我写的每一点都是为了她，所有我的诗都属于她。当我写下一点新的东西时我就问自己：她对这些会有什么看法？”难怪希腊俗谚曰：“爱神（Eros）呵！你是统治诸神和人类的暴君！”
中国现代作家对个人情爱的记叙多用日记体、书信体，似乎这种形式更能展示自己情感世界里的火与冰和爱与恨。鲁迅与许广平日久情深，给我们留下了《两地书》；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恩怨情仇，文学史上便有了轰动一时的《日记九种》和《毁家诗纪》；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浪漫之旅，结晶为感情浓烈、文字优美的《爱眉小扎》。庐隐在1928年认识了小她九岁的清华学生李唯建，由友谊而至爱情，这段超越年龄的惊世之恋，“一本真情流露的情书”——《云鸥情书集》（1930年在天津《益世报》连载时名为《云鸥的通信》）便横空出世；女作家白薇与诗人杨骚曲折而变幻的爱情，通信集《昨夜》留下了难以忘怀的伤感；蒋光慈与宋若瑜的爱情凄婉动人，宋若瑜病逝后，蒋光慈为她“铸造了”永恒的《纪念碑》（通信集）。1930年，女作家罗洪与翻译家朱雯，因共同爱好文学而交往而相爱，第二年便将他们的通信《恋人书简》，交上海东华图书公司出版，向世人展示了他们之间的琴瑟共鸣。狷介诗人朱湘与妻子刘霓君虽是父母指腹为婚，他赴美留学期间，仍写下了他对妻子“卢骚式的热情”。（罗念生：《评〈海外寄霓君〉》的家书——《海外寄霓君》）至于朱自清在妻子武钟谦去世三年后，写下的至性至情的悼文（实则寄给另一个世界亡妻的情书）《给亡妇》，则写尽了“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唐·元稹《遣悲怀三首·其二》）的质朴深情。 三 爱情与创造
情爱既然在作家、诗人的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就不可避免会对他们的创作产生广泛的影响。不仅留下了堪称美文的日记和书信，而且还给他们以一种内在的推动力，使他们放弃既定的人生之路而拥抱缪斯，并将这种澎湃的激情幻化为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鲁迅弃医从文，自然是有志于改造国民性，与朱安无爱的寂寞也无疑起了催生作用。诚如他在《小杂感》中说：“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创作总根于爱。”（《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中）856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年1月版）正因为他20多年的苦行僧似的独身生活，使其个性心理和性格特征，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猜疑、偏激、郁闷、孤苦……。他前期的小说创作，在题材的选择和人物的塑造上，都呈现出自我个性心理和性格特征的印迹。如狂人的多疑与过敏，魏连殳的孤独悲怆，吕纬甫的颓唐，祥林嫂的孤苦凄惨，单四嫂子的冷漠悲凉……等等，形成了他有别于其他作家的特异风格。郭沫若虽自小写诗，但真正激发他创作热情的则是安娜的爱。他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明确地说过：“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安娜，笔者注）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的。”郁达夫从小缅腆，偶遇赵家少女，“整整地恼乱了”他“两年的童心”，留下了“水样的春愁”。（郁达夫：《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郁达夫作品经典》（第3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1月版）徐志摩放弃父母铺就的实业道路，而钟情于缪斯，在剑桥与林徽因的相识，不能不说是一个契机。胡适如果没有他文学生涯中“一个最早的同志”：莎菲（陈衡哲），很难说他会在寂寞与孤单中把“文学改良”坚持下去。湖畔诗人汪静之的《蕙的风》，就是写给曹佩声和符菉漪的，他自己在晚年“还再三向人叙说，曹珮声是他的第一个恋人，他最初的诗情、诗兴，是曹珮声激发起来。”（转引自郭宛：《灵与肉之间——胡适的情爱苦旅》第187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3月版）现代派著名诗人戴望舒在他自编的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的扉页上印着Ａ Jeanne（给绛年）几个法文大字，并用拉丁文题上了古罗马诗人Ａ·提布卢斯的诗句，他自译为：“愿我在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看见你，愿我在垂死的时候用我的虚弱的手把握着你。”据此向世人诉说他对绛年的呼唤和他内心的痛苦。
情爱不仅给作家、诗人以灵感，而且还会为他们提供永不枯竭的创作素材。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与同居，不仅使鲁迅后期的创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还在各自的创作中分别留下了异常珍贵的反映他们爱情生活的作品。许广平写下了《同行者》、《风子是我的爱》、《魔祟》和《结婚的筵宴》，鲁迅写下了《奔月》、《伤逝》和《腊叶》。郭沫若的诗集《瓶》和他不少的自叙传小说，都留下了他自己称之为早期的性觉醒记载和婚恋经历。《叶罗提之墓》反映了他的恋嫂情结和恋物癖。郭沫若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多次写到安娜，对安娜给予他无私的爱和温情始终充满着感激之情。他在自传性小说《漂流三部曲》中借主人公爱牟之口，赞美不断给他创作灵感的妻子：“哦，我感谢你！我感谢你！我的爱人哟，你是我的Beatrice（比阿特丽斯《神曲》中人物，笔者注）！你是我的Beatrice！你是我的！长篇？是的，最好是做长篇。Dante（作者原注：但丁）为他的爱人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长篇的创作来纪念你，使你永远不死。啊，Ava Maria! Ava Maria!（作者原注：福哉圣母！福哉圣母！天主教追念圣母玛利亚之祈祷词，此处是把自己的女人当成圣母。）永远的女性啊！……”郭沫若对安娜不仅充满了爱怜与感激，而且对自己的不是满含着自责与忏悔。如果梳理一下他的诗剧、小说和戏剧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其女性主人公无论悲喜，总是高洁的。诸如诗剧《棠棣之花》中的聂嫈，《湘累》中的女须，《女神之再生》中的女神；小说《湖心亭》中的妻子，《残春》中的看护S姑娘，《喀尔美萝姑娘》中的妻子，《落叶》中的日本姑娘菊子等；戏剧《三个叛逆的女性》中的卓文君、王昭君和聂嫈，以及《屈原》中的婵娟等等，莫不是他与安娜初恋经历的艺术再现。郁达夫在自叙传小说《茑萝行》中，较为详细的记述了自己与孙荃结婚时的心路历程。1921—1922年间，他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时，偶遇妓女海棠，心生同情与爱怜，写下了自叙传小说《茫茫夜》及续集《秋柳》。抗战时期在新加坡，因政治失意家庭破裂，而与情人李筱英“灵犀一点此传心”，写下了堪称现代作家抒写的古典诗词的爱情绝唱：《乱离杂诗》。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因和陆小曼的情爱纠葛，成为他诗歌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就连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诗《再别康桥》、《沙扬娜拉一首——赠日本女郎》和《偶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没有他理想爱人林徽因的影子。爱情既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情圣”，也促进了他的诗歌创作。他那些出自真情富于灵性的爱情诗，是他在爱的甘苦中所作的诗歌形式的尝试，这无疑丰富了现代白话诗的表现手法。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与韦莲司的深情，与曹珮声在杭州“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都写入了他的《尝试集》……。综观现代作家和诗人，以自己的婚恋和情爱作为创作的素材，不胜枚举。何其芳之于表姐杨应瑞而写下的《预言》，冯沅君记载与夫君陆侃如婚姻生活的《春痕》，张资平的《约檀河之水》，萧乾的《梦之谷》，洪灵菲的《流亡》，柔石的《疯人》，蒋光慈的《弟兄夜话》，叶灵凤的《女娲氏之遗孽》，张恨水的《春明外史》，茅盾的《虹》等等，都有作者本人情爱与婚恋的投影。 在当代文学史上，以作家自己的婚恋为常写的素材也不乏其人。
台湾言情小说家琼瑶，在18岁时因升学压力而陷入苦闷中不能自拔，受到43岁儒雅潇洒的国文老师的关怀而心生情愫，无奈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不为世俗和父母所容而夭折，这段不幸的初恋，时间虽不到一年，却改变了琼瑶的一生。她写下了寄托自己初恋情怀的成名作《窗外》。琼瑶在谈到《窗外》时曾说：“《窗外》那是我自己的故事，是我的初恋，这件恋爱始终撼动我心，让我低徊不已。”类似少女与父辈般男人的爱情故事，在她以后的作品中反复出现。诸如《一帘幽梦》中的紫菱接受了比她大20岁的费云帆叔叔的爱情。《金盏花》中26岁的女主人公接受了42岁的赵自耕的爱……。只不过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未曾实现的师生恋，在她的作品中无一例外地都实现了。四川诗人流沙河，在备受磨难的人生逆境中，有幸遇到川剧演员何洁，不顾一切利害得失去爱他，既使他倍感心慰，又出自真诚写下了献给何洁的爱情诗《情诗六首》。金庸因对夏梦怀有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所以在他创作的武侠小说中不乏夏梦的倩影，如《神雕侠侣》的小龙女，《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等，三毛就说过：“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写出一个人类至今仍捉摸不透的、既可让人上天堂又可让人下地狱的„情‟字。而不了解金庸与夏梦的这一段情，就不会读懂他在小说中„情缘‟的描写。”
是的，当我们在为作家的爱情描写所感动，并疑惑他们为什么会写出如此细腻感人的爱情故事时，如果我们不从作家个人的情爱经历着手去关照去把握的话，我们就很难真正地体会到这些作品的艺术魅力。作家、诗人们的个人情爱生活既是他们创作灵感的源泉，又为他们提供了丰饶的素材。只不过因作家的个性有别，其选择素材和表现手法不尽相同，在作品上的表现不一罢了。现实主义作家要含蓄些，浪漫主义作家要张扬些，现代主义作家则表现得更为曲折。但不管这种影响或隐或显、或小或大、或消极或积极，其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四 情爱与创作的关系
由于情爱和婚恋对创作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因而探究作品产生的背景，就无法回避作家的情与爱，研究作家的情爱之旅与创作之路，对于进一步理解作家的作品无不裨益。尤其是那些在作家生前引起争议、颇感疑惑的杰作更是如此。比如当周建人未披露鲁迅的表妹琴姑对鲁迅的“生死恋”时，就难以理解他为什么在 1932年7月20日要用骈体为素不相识的程鼎兴，为出版遭其遗弃的爱妻金淑姿情书一束《信》求序时，欣然写成《〈淑姿的信〉序》。当胡适与韦莲司的通信未公诸于世，就无法理解他的新诗《蝴蝶》和《水调歌头》别有深意。同样，胡适与曹诚英“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恋情未曝光时，他名篇中的《别赋》、《西湖》、《怨歌》、《秘魔崖月夜》、《暂时的安慰》、《江城子》和《多谢》等诗的阐释就难以鞭辟入里。茅盾创作的《虹》时未曾到过四川，作品所反映的则是道地的四川风情和三峡风光，研究界一直很疑惑又不得其解。他去世后，秦德君与之恩怨情仇的公诸于世，困惑多年的疑惑就迎刃而解了。回避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的“婚外情”，就无法真正地理解他在1941至1943年间创作的《看虹录》、《摘星录》与《新摘星录》等小说以及《烛虚》、《潜渊》、《生命》等散文，为什么会出现“用人生问题的讨论开头，而后装入他那一贯的肉欲的追求，„生命的诗与火的赞美‟来结束”的格局。（《新文学》编者按，转引自贺桂梅《沈从文：生命中的“美”与“爱”》，《北大情事》，海南出版社2000年1月版）沈从文公开宣称他写的是他“自己的心与梦的历史”（《水云》）。他在1931年给张兆和的信中坦诚道：“任何一个作品上，以及任何一个世界名作作者的传记上，最动人的一章，总是那人与人纠纷藤葛的一章。”沈从文这期间借“不幸故事”来“排泄和弥补”“受压抑的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冠以“桃红色”作家的代表，“作文字上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解放后他为此中断了自己心爱的文学创作。不了解“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鲁迅语）冯至早年的单相思，就无法领会他在1926年及以后的爱情诗中空幻色彩减弱的原因。对于《无花果》一辑中《迟迟》、《我只能……》、《桥》、《雪中》、《什么能够使你欢喜》等诗所表达出的焦灼炽热的恋情、忧伤的哀怨以及轻微的责备等种种情绪所困惑。知道了他敏感而羞涩地爱上了一位姑娘，又怯于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故而写下了那些意象凄冷的爱情诗，来表达他的痛苦与忧伤。如《蛇》中的寂寞是一条蛇，《蚕马》中“只要你听着我的歌声落了泪，就不必打开窗子问我：你是谁。”
情爱绝非都是精神之恋，自然也包括性爱。健康有益的性心理、性生理描写是文艺作品表现爱情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学作品中的健康的性爱描写从来就不采取排斥贬抑的态度。马克思公开宣称自己在性描写方面“看过许多书”，并作过摘录与友人一同欣赏，恩格斯对中世纪文学作品中的性爱描写大加赞赏，认为这种描写能给人带来愉悦。鲁迅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指出：“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上）63页）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反对低级趣味的为性而写性，性爱描写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内容而降低到性本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页）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许多性爱描写的成功范例，如鲁迅在《肥皂》中描写了卫道士四铭在街上看见祖孙两位女乞丐时，碰巧听到两位游手好闲的光棍打起了女乞丐歪主意时的话：“去买两块肥皂来，咯吱咯吱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而产生了挥之不去的性幻想。《阿Q正传》“革命”一章叙述阿Q白天在未庄街上做完造反游行后，晚上回到土谷祠时对假洋鬼子老婆和吴妈的性幻想，都辛辣地嘲讽了封建士大夫和贫民百姓的性幻想。鲁迅在《小杂感》中还对国民性中那些丑陋、肮脏的性心理进行无情的挖苦：“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郁达夫、郭沫若作品中的性爱，大都还健康，也有少部分显得过于直率露骨。张资平缺乏提炼加工的多角恋爱小说，多自然主义描写，作品中的人物已退化为追求肉欲的动物，这是不值取的。大肆张扬性爱，多用自然主义的手法描写性爱，在世纪之交已走向了极端。开先河的《废都》、紧随其后的《白鹿原》，特别是“美女作家”、“妓女文学”的创作，已把性描写作为反映转型期边缘人的主要手段，其是非功过，已非情爱范畴，在此不予评述。然而，作为一个有着健康趣味的读者，应该努力体会作家的创作主旨，而不应该只对其中的性描写产生浓厚的兴趣。 同样，我们研究作家的婚恋与创作的关系，是为弄清楚一些困惑我们作品的背景、产生的源泉，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作品，鉴赏作品。作家往往把自己的情爱经历和体验转化为文学的审美创作，他们那些描写爱情和婚恋的作品几乎都是自己情感经历的曲折反映。因此，研究作家的情爱与创作的关系，既要摈弃传统道德的性爱观念，也要杜绝那种无聊地寻找作家风流韵事的猎奇心里，而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态度，完整而深入地理解现代文学史上一代优秀作家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而绝非为猎奇而窥视，以再现作家的隐私为乐，以媚俗为宗旨，像热衷于作家婚恋的影视剧那样，去演绎他们春花秋月的浪漫故事和撩人心魂的古典传奇，去追求票房价值。我始终认为，作家们最值得人们记住的是他们的那些作品，而非他们的风流韵事。
